公立教育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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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

公立教育范文1

1启动健康教育工程,健全健康教育体系

健康教育对于促进全民健康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院党委高度重视健康教育工作,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纳入医院发展规划,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构建全面发展的医院健康促进管理、评估工作体系。

1.1健全健康教育管理体系:成立了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领导小组,院长任组长,各行政部门负责人均参与,营造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健康教育氛围。成立健康教育科,科室成立健康教育小组,科主任为第一负责人,设健康教育医生、护士各1名,职责、分工明确。实行院级—健康教育科—科室健康教育小组三级管理,形成院领导牵头、覆盖全院的健康教育管理体系。

1.2规范健康教育工作管理:制定了医院健康教育管理制度,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制度化;制定《健康教育与促进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健康教育工作开展的目标和具体要求;制定科室督导考核标准,将考核结果纳入各科室的绩效管理。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的健康教育管理,让科室的健康教育工作真正落地生根。

2打造院内健康教育主阵地

医生、护士是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医院是健康教育的主阵地。通过开展科室健康大讲堂、门诊健康大讲堂、各种病友会、卫生日宣教等创新健康教育模式,拓展健康教育范围,多形式开展健康教育、多渠道进行健康传播。

2.1开设健康大讲堂面对面交流健康知识:让患者及家属在医院不仅能治病,还能懂得如何预防得病。围绕这个服务宗旨,各科室根据各自专业特点每周开展一次健康大讲堂,月月有计划、周周有主题,针对住院患者和家属开展疾病预防、治疗及保健等健康教育。“老年健康大讲堂”“糖友健康大讲堂”“康复健康大讲堂”“急救健康大讲堂”等特色课堂更是受到欢迎和好评。哪里有患者,哪里就是健康教育的场地,在门诊儿科诊区、内科诊区以及学术报告厅针对就诊患者、家属及周边群众开展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科普讲课。2017年院内开展各种形式的健康大讲堂480场,通过健康大讲堂效果评价调查显示,对健康大讲堂的讲课主题、形式及总体印象满意度为92%,认为能帮助增加疾病的防治、康复知识,对今后的生活有帮助的占95%。通过调查反馈,本院健康大讲堂活动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如需要扩大主题范围,满足群众需求;拓展宣传渠道,让更多人知晓;完善大讲堂制度,使其更具系统性和长效性。同时调查也显示健康大讲堂可促进患者与医生近距离交流和沟通,减少患者对疾病的恐慌,患者还能认识很多病友,互相激励,对增加其信心也起了很大作用。

2.2开展病友会,健康教育融入人文关怀:病友会是开展健康教育的一种新模式,是拓展健康文化的新实践。把患有相同疾病的患者组织起来,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不仅能提高患者对疾病防治的科学认知,而且可影响其家属和周围人群,共同维护和促进健康。病友会内容丰富,不断创新,形式多样,有健康讲座、专家答疑、医患互动、患者经验介绍、才艺展示等环节,医护人员营造温馨的会场环境,准备各种健康教育主题,通过情景剧等形式在寓教于乐中让患者及家属轻松愉快接收健康知识,掌握康复技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乳腺科的粉红丝带患友会更是加入了志愿文化,志愿者来自医生、护士、还有已康复的患者,以志愿的形式传播健康知识、传递康复信心,充满正能量。通过举办病友会,为患者提供交流平台,促进医患和患者之间的有效沟通,患者收获了健康知识和关爱,医护人员收获了感恩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健康教育效果,增强了医患关系和谐,也提高了医护人员的影响力。

2.3丰富健康教育形式,多渠道进行健康传播:护理人员积极创新健康教育形式,根据患者康复需要,编排各种患者康复操,由医护人员定时组织患者指导练习。呼吸内科的呼吸操,肿瘤科的经外周静脉穿刺中心静脉置管术(PICC)操,血管外科的静脉操,中医科的眩晕康复操等通过患者亲自参与体验,更易于接受和学习。组织各科专家编写各种疾病科普资料,制作宣传手册;每天定时在病房、门诊候诊室播放健康教育影视视频;医院利用网站、院报、宣传栏、电子屏及新闻媒体等宣传平台,让群众通过多种途径了解、掌握健康知识。

2.4结合卫生日开展义诊咨询宣教活动:抓住卫生日等重要时期,开展专题健康教育义诊咨询活动已成为医院常态,在门诊大厅,经常能看到相关健康教育活动,既提供疾病诊疗信息,又扩大健康教育宣传范围,提高群众对健康的关注意识。2.5联合主流媒体扩大健康教育宣传:与运城电视台战略合作创办“健康运城”栏目,目前已录制推出160多期专家谈健康节目,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与运城日报、黄河晨报等主流报纸合作推广健康传播,普及健康知识,惠及更多百姓。

3开辟院外健康教育途径,将健康大讲堂送到家门口

3.1开辟健康教育专业途径:目前社会上各种渠道宣传的健康科普知识种类繁多、来源不明,甚至有不法分子打着“健康”的旗号招摇撞骗,使得科普知识的权威性、科学性、正确性遭到质疑。目前还有很多群众缺乏基础的健康知识,主动关注健康的意识也不强,正规医院的专家应该成为健康科普的主要传播者。我院成立中心医院健康大讲堂,组建了健康教育专家讲师团,通过带领专家走出医院,走到人民群众中,面对面交流授课的方法达到传播健康知识、宣传健康理念的目的。根据群众健康需求,提供菜单式的公益健康讲课,针对老人、妇女、儿童、各种疾病的高危人群等开展专题讲课;三八妇女节前后,举办两癌防治大型公益活动,进行女性专题健康巡讲共十场,通过电视访谈等途径传播癌症科普信息,获得全国公益一等奖;在重阳节到来之际,举办“礼敬老人送健康”巡讲活动,进养老院、老年大学、社区等地开展健康传播五场;开展合理膳食宣传周活动,在病区、餐厅、社区等举办营养知识讲座,帮助群众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目前为止在院外开展大讲堂近百场,大讲堂讲课不拘泥于形式,不限制时间,群众与专家面对面接触,既有听课又有义诊、咨询,“三甲医院专家”、“公益”、“健康课堂”这几个关键词成为百姓真正欢迎的理由。

公立教育范文2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中小学教育进行了一场重大的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活动。它在公立学校内部尝试突破官僚制结构,实现多元中心治理,并采取凭单制形式在公立学校内外推进择校制,整顿“失败”学校,挽救“失败”的学生。这项改革至今仍在艰难中推进。对于这项改革,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进而研究中国自身的教育公共治理,但是我们还主要停留在或主要关注教育公共治理模式本身,即主要关注教育公共治理的结构本身,而忽略了其教育发展新阶段下的治理公共性结构与内涵的转型。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公共性衰退问题。现在看来,这不是一种衰退,而是在公立学校系统内部对教育公共治理的公共性内涵的一种扩大和提升。

一、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两个维度:多元中心治理和择校制

所谓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是相对于传统教育公共管理而言的,它包括两个维度:从治理结构上看,其主要改革框架是要在公立学校系统内突破教育官僚制结构,实现多元中心的治理;从机制上看,它在公共教育系统内注入市场因素,引入竞争机制,比如采取凭单制的形式为学生择校提供自由。教育官僚制包括学校内部官僚制与外部官僚制。学校内部官僚制虽然也侵入了学校日常教学生活,但学校教育还是在科学训练与艺术性之间求得相对自治的空间,因为学校毕竟在教学上具有自己独有的专业领域。外部官僚制主要是指学校外部力量对学校治理形成的官僚制结构形态,它具有垄断性经营与生产的特点。教育外部官僚制结构的缺点在于,学校一旦“失败”,官僚系统内的治理力量很难实行自救;而且这样一种垄断性特点使得公立教育系统过于笨重,缺乏灵活性,不能回应学生的教育需求。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引入社会与市场的力量,突破教育外部官僚制,改进教育的公共治理,最核心的问题在于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各自在公共教育管理中的权力限度问题,实际上是个如何在相互合作与相互监督的关系中加强政府的主导、控制与监管的问题。特许学校就涉及到教育服务的提供者与生产者相互分离的问题,政府如何与学校经营者处理好关系是特许学校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此外,政府与企业共同投资兴建职业技术类或特色实用类的学校,关键也是要处理好各自的权限与职责,在此基础上谋求相互合作的伙伴关系。

公共教育多元中心治理的结果存在两种可能性,它既可能导致公共性的衰退,也可能保障教育公共性。拥护与反对的声音都有。从公共行政理论看,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拓展“公共”和“治理”的内涵,认为“公共”不是政府的同义词,[1]它既不属于公共权力领域也不是市民社会领域,而属于一个超越私人领域之外的空间;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2]同时,学者们认为,公共行政的范式也需要转换。欧文•休斯认为,公共行政是与官僚范式、技术路线、服从、政治与行政二分、过程等范畴紧密相联,公共管理是与非正规组织、市场范式、技艺、责任、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结果等范畴紧密相联的。[3]治理理论想要突破的正是官僚制结构,寻求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治理主体不限于政府,还包括社会公共组织,市民社会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各组织形成相互协作机制,最终形成一个有别于官僚系统的自组织网络。教育公共治理也需要形成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三种力量之间的合作治理,它强调的是三种力量的互动关系及其形成的框架或模式。倡导者认为,引入市场机制实行学校间竞争,可以改善效率;反对者认为,市场的力量会损害教育的公共性。后者包括,个人利益超越公共利益之上;[4]个体价值超越于教育的公共目的之上;[5]公共教育对培养公民精神与德性的公共责任的放弃;[6]强化种族分离。[7]同样,对于公立教育系统内部的凭单制式的择校改革也有不同的声音。倡导者的出发点是在公立学校之间实行竞争,可以提高学校质量,也为学生提供择校自由,特别是为那些“失败”的学生或得不到公平的受教育机会的学生提供择校机会。反对者认为,自由择校的结果必然是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利益受损:普遍的凭单制方案只会加剧美国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隐蔽与阻碍对平等的追求;[8]学校教育中的择校制,包括凭单制、特许学校和磁石学校使富裕的、白人家长和学生享有更大的特权。[9]显然,改革教育外部官僚制,并非是要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完全推行多元中心治理。以查布(JohnChubb)和莫伊(TerryMoe)为代表的教育市场化改革倡导者认为,公共教育可以由政府供给,但不一定由政府生产;市场化的教育生产更能提高学校的学术成就。这样的说辞有它的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如果市场化的教育生产完全被证明更能提高学校的学术成就,那么,多元中心治理就完全有理由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外全部推行,它就获得了政治上的正确性。事实上,教育多元中心治理的合理性在于:官僚制系统内的学校失败使得外部力量治理的尝试可以推行,所以它主要是充当传统公共教育的外围竞争物,改善了一些“失败”的学校,也满足了“失败”学生的教育选择需求。同样,择校也并非是完全的择校。个体择校虽然来自于个人自由的理念,但这样的改革首先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全面地推行凭单制必定因损害低收入者的教育公平而造成公共性的衰退,这是哲学上的考虑而不是政治上的考虑。

二、教育公共治理公共性转型的可能:政治的考虑与家长的需求

教育公共治理在20世纪60、70年代以前还没有成为一种理论话语,[10]在实践上也还不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换句话说,当教育公共治理成为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时,改革开始进行。20世纪80年代后,教育公共治理成为政治与社会的问题,即“失败”的学生和学校影响到国家的竞争力。当然这是一种政治的考虑。通常认为,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与福利国家的失败有关。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失势和新保守主义学说抬头的背景下进行的,或者说是在福利国家的失败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把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放到公共服务改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总体上说是对的,但是,它与其他公共服务改革的原因与动机还是有重大差别,虽然采取的形式基本类同。通过比较两者的差异,可以看出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关涉到公共教育利益和个体教育利益。#p#分页标题#e#

公共服务改革主要是从经济效率上考虑的,着眼于缩减公共开支,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则不同。其一,国家希望提高公共教育质量,增强劳动力的国际竞争力,以满足经济竞争的需要。1983年《国家在危机中》的报告把美国经济竞争力的下降归结为公立学校的平庸和失败,一些公司也把注意力引向学校失败和经济衰退。于是,教育市场化取得了政治因素的支持。其二,个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由于财富的向上转移,大公司对中层管理人员的大量解雇,信贷市场化加深出现了大量的个人债务,制造业转向工作时间长而报酬低的零售业和服务业,导致美国中产阶级的急剧萎缩。身份危机中的中产阶级放弃了对教育公平政策的支持,优质的公共教育成为首要资源。[11]一般公共服务的改革主要着眼于缩减公共开支,提高公共服务的生产效率,理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的“善治”。教育服务改革不同的地方在于,它被期望是国家提高经济竞争力的手段,同时也与个体的教育需求密切相关,不过这种需求并非完全基于学业考虑。作为教育市场化的主要形式———公共投资凭单制,最初目标是瞄准低收入者,特别是黑人低收入者,其后扩展到在公立学校失败的学生和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最后扩展为所有家长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凭单计划。从凭单制的参与学校来说,起初是在公立学校内进行,其后扩展到私营学校,后甚至扩展到宗教学校。凭单制的推行从所有人到所有学校,表明教育公共治理改革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政治考虑外,即实现教育的公共性,解决教育公平,提升劳动力的经济竞争力,它还表明教育服务改革与个体的教育需求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择校制,尤其是跨学区的择校,对学校管理者并没有产生预定的影响,即学校教育模式并没有产生改变,学校的行为表现也没有得到改进,[12]对部分学校而言倒是减少了问题学生,降低了入学率。择校制的存在与家长的需求密切相关,然而,家长的择校需求并非完全基于学生的学业失败,学校的安全和种族歧视问题对家长的择校有很重要的影响。拉波斯基(ThomasRabovsky)认为,家长的择校在低年级阶段主要基于学校的安全与种族歧视的考虑,而在高年级阶段才是基于学生学业失败的考虑。[13]所以,就择校制而言,政治的考虑与学校和家长的考虑是不相吻合的:政治上的考虑是基于学校与学生“失败”对经济竞争力的影响,但学校没有改进教育效率的愿望,家长则是基于学校安全、种族因素与学业因素的多种考虑。应当说,政治的考虑与家长的需求共同推进了教育公共治理公共性的转型。

三、在教育均衡政策与官僚制失败下的个体择校需求应对中实现公共性的转型

教育外部官僚制比较好地保障了教育公共性,较好地实现了教育公平,但是公平永远是动态的。教育外部官僚制的问题就在于,它可能存在学校教育的失败问题,其自身系统内难以迅速调整,缺乏回应性和灵活性。其在系统内的可能解救办法就是寻求外部力量,改革教育官僚制型态,实现多元中心治理。同样,公共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教育均衡和相对优质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后,按学区就近入学政策如何应对学生“失败”就成为一个问题。可能的解救办法是在公立学校系统内外推行择校制。这两个问题归根结蒂是一个问题,即教育官僚制系统如何应对学校“失败”与学生“失败”的问题,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政治性使美国教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使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教育市场化或私营化会冲击政府垄断性生产教育下的公共性问题,因为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工具在形式上是中性的,而教育市场机制的运作过程也是中性的,缺乏对“公共性”的价值追求。因此,教育公共治理改革在教育的政治性与哲学性之间存在冲突。公共教育关切公共利益,而教育哲学则关切个体幸福。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一方面要保卫公共性,但同时也需要避免呆板的教育均衡政策与公共性对个体教育需求的忽略。均衡化的教育政策与“失败”学生的择校需求之间总是存在矛盾。这就是美国教育公共治理在现代性社会中的境遇。这种境遇实际上是现代性自身矛盾的体现。

集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始终跟随着现代性自身。社群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此有过激烈的争议,除了各持自身的理论观点之外,至今没有也不会有同一化。现代政治哲学就是这样,“诸善共舞”,既要公平,又要自由。但正如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ille)的深刻洞察,自由与平等往往是矛盾的。事实上,集体与个体的矛盾问题在卢梭那里就有了最为深刻的探讨。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下的人是最为自由的,而人的社会化因为使人活在他人的认同中,从而使人失去了内心的快乐和真正的自由。当然,卢梭知道,人是无法逃避政治社会的,也不可能重返自然状态;卢梭的政治哲学也不是主张回到自然状态,而是要为政治社会的联结的正当性找到合适的方式,[14]为在人道的范围内朝向自然状态寻求最大可能性。对择校制的探索实际上在一个层面上保持了这种卢梭式的追问。

从终极上看,教育公共性与择校自由之间一定是矛盾的。作为问题的实际解决,教育政策必定是调和的产物,必定是在两种政治哲学———以国家利益为中心和以家庭选择为中心———之内寻求平衡。有些学者试图调和这种冲突,[15]还有一些学者,如帕奎特(Paquette.Jerry)、[16]库克森(Cookson.Peter)、[17]库恩斯(Coons.JohnE)[18]等从治理结构上对择校制、凭单制、特许学校等提出了很多改进策略。比如,帕奎特主张在某些领域实施政府管制,为公立学校择校制提供平等框架;库恩斯主张实行有目标的凭单制(针对穷人和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与普遍的凭单制。这些策略都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治理结构以解决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矛盾,解决公共教育系统的低效率状况,既想保持学校教育的公共性功能,又想有限地满足个体的择校自由。教育公共治理正是在这种价值冲突中、哲学的追问中实现了公共性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仅表现为治理结构上的转型,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公共性内涵的转型:既持守教育均衡,又尝试满足个体择校自由。在转型中对教育公共性丧失的担忧是对的。但是,从终极上看,多元中心治理与有限的择校是方向性的策略是必然的趋势,这是由教育官僚制的缺点所限定的。只要操作方法得当,它不但不是教育公共性的衰退或丧失,反而是教育公共性的提升。当然,多元中心治理与择校,只可能是某种限度内的突破,或者说它是教育官僚制的外围存在物,旨在给传统的教育官僚制解放出某些活力,弥补均衡教育政策下的对个体教育需求的反应迟钝。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想突破教育官僚制系统,也不会以个体的教育需求作为最高的指向。它的基本的政治逻辑是,始终要体现教育的公共性。作为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主要政策成果,特许学校通过实现多元中心治理,为学校教育的成功奠定了外部力量的保障,弥补了教育官僚制的缺陷,既保卫了教育公共性,又在均衡教育政策下通过择校制回应了个体教育需求。它是对教育公共性内涵的重要拓展和提升。这种内涵的拓展与提升,可以解除我们对义务教育治理与政策的保守的认识:即认为教育的公共性意味着教育的政府生产与治理,意味着统一的就近入学。#p#分页标题#e#

四、对中国教育公共治理的反思

公立教育范文3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机遇与挑战。作为长期以政府行政干预为主导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进行范式重构,以契合现时代的特质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公共管理理论为高等教育管理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以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介绍为切入点,阐述了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时代亟待应对的全新挑战,并结合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探讨了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构筑设想,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提供可供参照的发展路径,使高等教育发展契合全球化时代的内在价值诉求。

关键词:

公共管理;高等教育管理;全球化;范式

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基于外部环境的变动以及自身发展的诉求,高校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同时,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升的情形之下,在一系列社会生产活动背后所蕴藏的社会关系也实现了与之匹配的同步拓展,也就是说,现今社会的生产活动不同于以往,并非单纯的借由主体行为所实施的社会化生产活动,而是演化为基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层面之上的生产活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单一社会个体的生产能力并非局限于其自身的社会活动范畴,乃是扩大成为同其关联密切的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公共事务范畴。[1]借由此种情况可以做出这样的论断,即作为提升社会个体智识水平与技能状况的关键方式的教育模式,已经成为关乎社会发展的社会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来看,若将高等教育视为服务的一种,则可将高等教育定性为面向受教育对象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基于现今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于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公共福祉的增进效用日益突出,因而基于高等教育的公共性而言,高等教育管理的公共事务属性也极其明显,故而以政府为主导,借助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从而实现对高等教育管理的介入是不可或缺的。特别处于现今的时代,基于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覆盖面增大,使得高校同社会经济整体发展脉络成正向同态发展,因而社会对高等教育的依附性呈现出深化发展态势,高校从以往的社会边缘区域转化为中心区域,进而对社会整体运行发生着关键性的助推效用。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国内高等教育实现由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让渡,使得高等教育的社会公共属性得以凸显与强化,因而其作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越发受到重视。

一、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在时代变迁的影响下,高等教育管理必然随之发生与之契合的变迁,特别是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对当下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路径将产生直接影响,此类影响涵盖下述几个层面:一方面,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内涵发展提出要求,即高等教育管理应注重以市场规律为导向,以求实现在制度层面同教育市场化发展道路的有效衔接。基于宏观发展的角度来审视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可以发现,实质上此种制度便是对高等教育管理的管理主体实现有效指引与规制的规范体系。[2]基于构筑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而言,必须积极引导高等教育管理在制度制定层面强化市场路径引导效用。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乃是受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直接影响,从而推进高等教育同市场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另一方面,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表现形式来看,主要反映为政府对高校财政支出比重下降,使国内生产总值中的高校经费投入比重相对降低;传统的政府经费扶持模式得到改进,市场化竞争模式成为全新的选择;鼓励民间资本创设高校,使社会整体层面的高等教育规模得以实现扩大化发展;增加与扩大高校的办学经费来源;激励高校进行技术创新以及成果转化;扩大高等教育覆盖面,在传统的校内教学基础之上,推出慕课、微课等线上教学模式;扩大招生半径,允许高校招收自筹学费的留学人员以及引导高校进行教育产业服务输出,发掘域外教育市场等模式。

(一)社会思潮对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演进路径的影响

从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发展脉络来看,其市场化导向最初乃是基于源自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所致。[3]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取代了凯恩斯主义,先是发轫于英美等国,继而影响遍及欧洲诸国以及北美的加拿大、亚洲的日本、拉美等国。作为新自由主义而言,其理论内核表现为主张市场化、削减政府管制等。其后,域外各国先后经历了高等教育扩容以及财政投入削减等阶段。在此前数十年内,相当多的国家遭遇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型压力,由此带来经费紧张问题,以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中叶到90年代初期,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投入所占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先前的1.4%缩减为1%,经费缩减的主因即在于公办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化。[4]此外,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受IMF、WTO等国际组织的协助。此类组织的介入,有效地使组织成员国在本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的规划层面强化了市场运作趋势,具体的助推措施使得成员国之间高等教育市场彼此开放、鼓励在公办院校之外创设私立高校等,这有效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壁垒,进而有效地实现了对不同国家、地区之间高等教育服务的自由化。可以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的驱动之下,各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实现国际接轨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使然。

(二)文化多元格局对域外各国高等教育管理演进路径的影响

不同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差异之间的冲突与对抗,直接对传统的文化格局形成冲击,进而打破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文化壁垒,使得不同的文化在此种冲击之下彼此融合。基于此种文化多元格局,各国在高等教育管理层面务求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价值包容,并借此使处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性差距得以整合、消融,从而推动文化价值理念根植于高等教育之中,最终成为高等教育管理发展演进路径的文化助推力。以现今高等教育成就最为突出的美国为例,其高等教育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在很大层面上得益于对不同文化的吸收与整合,如在学科课程科目的设置方面,诸多高校均要求学生必须选修能够帮助其实现对不同文化形成完整认知的课程。其次,在组织学生社团活动方面,美国的高校均赋予了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以充分的民族文化宣传自主权,依托此种举措实现了对学生平等人权观念的传递与价值内化。最后,对多元文化格局的正确认知,也使得美国高校十分注重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养成,并将此种教育理念贯行于日常的教学活动与教学组织之中,从而在教育层面为美国的社会整体发展提供了创新源泉。

(三)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内在发展诉求对政府干预形成弱化趋向

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一般即指政府行政层面对高等教育的监管模式,其体现了高校、政府以及社会三者之间在高等教育这一社会资源方面的权限界分。全球一体化对各国带来普遍的冲击,基于对全球一体化趋势的顺应,和对此趋势所带来的全新竞争模式的应对,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必须由以往的行政权力集中改变为行政权力的有效分散配置。从理论层面看,将先前的集中化管理转变为分权式管理,乃是实现民主管理模式的主要标识之一。对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意义在于有效地对政府干预形成弱化,即使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进行适当的权限缩减,进而使得管理的效率得以有效的提升。自20世纪70年代域外发达国家秉承新自由主义理路伊始,政府的权限得到有效的自我控制,由先前的“万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域外发达国家进行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更新,其目的在于契合市场运行规律,弱化政府行政权力对高等教育管理的影响权重,从而强化高校的自主权和自治权。举例而言,相当一部分域外发达国家转变对高校的财政扶持政策,由以往的直接性财政扶持转变为竞争性扶持,即根据高校的绩效达成状况给予其财政支持。此外,一些域外发达国家基于对高校教育管理绩效提升的考量,引入民间绩效评估机构对高校进行资质评定,如法国引入高等教育和研究审议会,具体的高校教育质量评定人员涵盖政府行政人员、学者、教师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借由评定人员成分构成的多样性,尽可能地实现对高校教育管理绩效的全方位客观评定。此外,高等教育的分权化管理模式直接赋予并提升了高校的自主权与自治权,基于应对全球高等教育竞争的考量,各国政府相继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对高校的财政、人事等方面的全方位放权,允许高校结合自身实情出台费用标准、科学配置课程以及自主选择合作对象,如此一来,高校的办学活力得到空前提升。

二、中国高等教育管理在全球化时代亟待应对的全新挑战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层面存在误区

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市场化运作方式取得普遍认同。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贸以后,国内诸多行业的市场化运作趋势继续深入,高等教育管理也随之进行了市场化运作调整。然而,受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特质的影响,相关的市场化改革多流于形式,尤其在管理理念层面仍然暴露出较多的认知偏差,此种情形的存在极大地阻滞了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的良性发展进程。现阶段国内高等教育管理存在的偏差首先表现为对政府宏观计划调配的偏重,以及对市场化运作理念的重视不足。[5]从政策制定、出台推广的层面来看,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替代原因即在于谋求创设公正、良性的竞争机制,因在高等教育管理过程中,对政府宏观计划调配的过于推崇,造成现今国内高等教育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相当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办学体制层面仍然遵循政府主导公立院校设置模式,私立高校在教育资源、财政扶持、政策支持等层面无法与之抗衡,因而处于弱势地位;(2)教育资源的配置权限基本被政府所掌控,多数情形下依然遵循政府为主的教育资源配置机制,未能创设以高校办学绩效为评定对象的绩效考核机制,因而未能使高校之间形成良性竞争,经政府认定的重点高校(如“985”“211”高校)均取得了其他高校所无法得到的资源优势,从而导致国内高校之间呈现出发展过程中的“马太效应”,即重点高校借由其资源优势在招生、科研等领域一路领先,并且同其他高校之间的差距在逐年增大;(3)高校内部的教学遴选机制成固化态势。此种情形主要表现为高校学生的教育自主选择权限基本趋近于零,难以根据个人意愿,在求学期间实现专业的转化,同时,尽管现今高校普遍采用了学分制考核模式,然而此种模式乃是要求学生在学习阶段必须达到一定数量学分的被动考核机制,而未能赋予学生借助学分的取得,从而实现专业学习年限的跃升;(4)毕业生就业层面存在问题。因未能创设科学的毕业生素质评定机制,因而导致用人单位在遴选员工时,唯有根据毕业生毕业院校的级别、专业进行员工遴选,无形中导致非重点院校毕业的毕业生处于后备遴选的境地。在现今的国内高等教育管理理念中,也存在着过于偏重物质建设与投入,而对软环境的投入与关注相对较低的取向。在国内传统社会发展观的左右之下,高校均将发展重心放置于规模扩建层面,间接造成对教育功能取向的忽视,同时,在绩效考核方面过于注重对科研成果的量化要求,却未能对教师的教学绩效给予客观对待,如此一来,使高校的发展呈现出偏重硬件量化考核、忽略软件内涵建设的路径偏差。

(二)政府集中掌控高等教育管理权限造成体制性滞后

如前文所述,现今域外发达国家在对待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上,普遍给予高校以一定的自主权和自治权。国内在高等教育管理权限方面,通过高教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现已构成初步的“一元两级”管理分权模式,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在这种“一元两级”的管理模式中,地方政府(多为省级政府)为主要管理者,其在专业设置以及研究生点设置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自主权限。然而从具体的管理方式来看,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方式相对域外发达国家而言仍较为滞后,并且此种源自体制层面的短板已经成为现今国内高等教育创新的阻力要素。[6]首先,高等教育管理权限的相对集中影响了高校的自主发展,尽管现阶段中央和地方政府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分级管理达成共识,然而一旦进入决策阶段,仍会出现管理权限集中行使的问题,进而表现为政府对高校的发展与战略蓝图事无巨细的事必躬亲;高校在具体的招生遴选、领导聘任、岗位设置、对外交流以及教职工考核等方面的自主权限受到挤压,此类现象的存在造成高校办学的主动效能受限,使相当多的高校管理者无须对此投入精力加以考量,只需被动服从即可,由此进一步导致国内高校表现出严重的办学同质化现象,诸如办学理念趋同、热衷热门专业增设、盲目扩大办学规模等。其次,政府对高校的行政干预无形中造成了对高校发展过程中教育创新的阻滞。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特质助推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对制度创新的内在价值诉求,也是目前各国在发展高等教育过程中普遍施行的举措,由此使高校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潜能得到最大化的发掘,学术自由空间也得到极大的提升。然而现阶段我国的公立高校因在财政、人事等方面对政府表现出极大的依附性,因而导致独立性不强。并且由于来自高校外部的各种社会力量对高校的自身建设与发展给予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使得国内高校基于获得财力与物力保障的考量,不得不对相关的利益集团做出一定的妥协,从而也导致了自身的发展背离了自身的意愿,对学术自由的追求被迫妥协于现实的物质诉求。

(三)人治思想突出与行政化趋势明显影响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不同文化的融合使得当下的高校发展呈现出办学规模扩大以及文化交融的态势,此种态势倒逼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必须做出正确的应对,不过现存两种情形造成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创新进程受阻,一者是在现今的高校管理体制之下,多数管理者仍然将人治思想奉为圭臬,从个人的主观经验与好恶出发,为高校规划其个人认可的发展路径。尽管近年来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已经在尽可能的规制管理者的个人主观决策,然而受长期经验主义思潮的影响,依法治校的理念仍未能得到切实的贯行。不能简单地将人治思想归结为错误的决策,然而对比于法治理念来看,少数个体的决策所产生错误的概率要高于群体决策,同时,一俟管理者更换,必然意味着其先前所制定和推崇的发展思路面临被推翻的可能,进而造成高校人、财、物的无端浪费。可以说,人治思想对管理者个人的价值取向、行为动因、预判能力等有较高的要求,一旦内外部环境出现变迁,超出其经验认知范畴,则直接结果便是导致管理风险的发生。此外,人治思想的另一弊端在于其同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理念背道而驰,甚至可能出现对学术自由一定程度的压制,更可能因此而使高校的中层管理者为了迎合主要管理者的发展构想,而罔顾高校实情,从而造成高校科学发展路径受阻。二者,行政化趋势在历经多年的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后仍然未能得到彻底的改变,党政架构依然是现今高校内部管理的核心。作为以促进学术发展、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重心的高校而言,唯有在内部管理中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的有机匹配,方才能够彰显高校的社会价值,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依然在相当大的层面上凌驾于学术管理之上,一些高校的内设行政部门,在职能设置上为管理部门,然其却能够倒转过来影响学术,由此导致一种怪现象,诸多高校领导提出要使行政人员努力向教师职位转岗,实际却是教师更热衷于步入仕途,选择“双肩挑”的职业发展路径,此种路径的好处不言而喻,既可以使教师在科研成果申报方面获得普通教师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身兼行政角色又可以使其真正参与到高校发展决策中去,从而为自身发展谋取利益,然则这样一来,却造成对高等教育学术自由理念的背离。

三、公共管理范式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的启示

所谓的公共管理范式,即是指公共组织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系考量,因而依凭自身权限以及公共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采取相关管理活动的举措。[7]可以说,从内涵层面来看,公共管理活动的价值内涵即着眼于社会整体利益,并以社会整体利益与公共福祉的实现为诉求,公共管理活动的目的在于借助有效的管理活动实现对公平和效率的最大程度的兼顾,同时,在科学把握目标决策、协调、控制等管理节点之外,必须凸显与保障社会公共责任的实现,其不仅追求对社会资源的合理化配置,更应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成员的最大化兼顾。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而言,基于前文所论及的其“公共产品”属性,因而可以将其视为公共高等教育管理,同时按照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主体关联程度的区别,可进一步将之界分为内部与外部的双重管理系统。所谓的内部管理系统,是指由中央与地方二级教育行政部门、高校与主管部门之间架构形成的纵向管理模式;所谓的外部管理系统,则是指由公共教育行政部门同市场、市民社会之间架构形成的横向管理模式。基于外部管理系统而言,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关联有必要进行精准的界定,而市民社会同公共高等教育二者的关联也亟待协调统一;基于内部公共管理系统而言,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的关联也有必要加以明确。

(一)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的关联

作为公共高等教育而言,在产业归属层面为服务业的典型代表,因而其可以依照市场化模式进行相应的业务运作。同时,公共高等教育具有“公共产品”这一社会属性,因而以追求效率最大化为诉求的市场规律无法保障其公平性,解决这一困境的出路乃是,既要发挥市场在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过程中的协调作用,又要辅之以一定程度的政府适当介入,因而作为市场同政府适度介入的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应为彼此倚重的利益连带关系。

(二)市民社会同公共高等教育间的关联

一般而言,在市场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二者间进行遴选极其困难,原因在于选择对市场的倚重,会遭遇市场缺陷所引致而来的风险;而选择非市场运作模式也会随之引致非市场化缺陷带来的风险。基于前述情形,当公众遭遇到市场化与非市场化的二难抉择时,常寄希望于借由市民社会寻求全新的问题解决路径。从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来看,高等教育同市民社会交集甚少,甚至可以说,以往的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下的市民社会未能形成主体意识,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改变了这一现状,依托公共媒介的介入,使公众获得表意自由,保障公众对高等教育管理相关决策的知情权,使公众给予高度关注的高等教育相关问题得到使其满意的反馈。[8]欲达成此种目标,国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将适度的权力赋予相关的社会组织,进而创设出以政府为主、政府与市民社会共治的高等教育管理新体制,如此能够增进公共信息传递,使公共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活动公开化,并使公众强化对其的认同感与信赖感。

(三)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的关联

在分析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间关联的问题上,应重新界定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权能,即作为行政管理部门应科学划定其权限触及范畴,笔者认为可将之界分为内部范畴与外部范畴。内部范畴即指高校的内部运行事务,诸如教学组织、科研、招生等,此类问题应给予高校充分的自治权;外部范畴则是指高校作为事业法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遭遇的、依凭自身无法给予解决的问题,诸如高等教育结构优化、高等教育规模控制等,此类问题应借力于行政管理部门,由行政管理部门从宏观角度加以协调。需要指出的是,在高校同公共高等教育管理关系协调当中,应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即由行政管理部门、高校、民间组织进行合议,出台具体的规划方案,最终实现对教育资源配置的科学决策。

四、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管理范式的构筑设想

由前文的论述可以得知,完全以政府行政权力干预为主导或者完全放权给高校赋予其绝对自治权的高等教育管理模式都不足为取。原因在于,完全以政府行政权力干预的高等教育管理主导模式将使高校丧失独立性,进而不再具备学术潜力与发展活力,而如若采取完全放权的模式,则其风险正如布鲁贝克所指出的那样,高校作为学术行会的发展形态之一,而任由行会自行发展,则将直接导致其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一定的弊端,诸如出现对改革呈不合作态度、自身过于保守等问题,同时,高等教育管理现今同社会事务的联系日趋密切,因而对待高等教育管理的问题不能完全借由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来决定高校的重大事项,否则变相失其外部性特质。此外还需看到的是,高校依凭自身难以为自我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必要的运行费用,而来自政府财政扶持的这种外部经费注入对高校的生存与发展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基于前述考虑,笔者认为,现今国内高等教育管理范式重构应从下述几个方面着手。

(一)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价值重塑

正如前文所论证的,高等教育服务具有“公共产品”这一社会属性,而作为高等教育管理者而言,由于此前政府以及相关高等教育行政管理机关均习惯将高校视为自身的管理对象,未能形成对高校作为学术中心的特殊主体地位给予正确的认知,因而在此种偏差性理念的影响之下,将管理行为单纯视为履职行为。故而高等教育管理者务必应正视全球化时代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的冲击,积极主动地进行高等教育管理理念的价值重塑,改变以往的计划性作为方式,应以管理活动的意义与目的在于增进社会公众福祉的社会服务范畴为价值理念,并且以服务他者为行为的内在驱动力。

(二)对政府、高校以及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范式重构

作为政府而言,应借由自身所掌控的公权力,改变以往的“政府—高校”的二元管理机制,应秉承公共高等教育管理理念,赋予社会组织以高等教育管理参与权限,将社会组织纳入到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范畴之中,构筑“政府—高校—社会”的“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架构。[9]具体而言,政府应改变以往的高校经费来源财政扶持模式,应积极面向社会开放资源融入渠道,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同时也使工商企业资本、私人资本等得以流入高校,政府可以出台政策规定高校可以借由其从外界融入的资金数量,获得与之匹配的政府拨款,这样能够缓解政府对高校持续财政投入所面临的压力,也将有力地推动高校实现同企业之间的商业协作,依托对私人市场的借力实现对高校内部公共部门服务的取代,从而使高等教育管理借助规范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转向社会化发展路径。其次,应注重凸显专业教育团体的“第三方”意见,如赋予高校教师联合会或者类似的非官方组织参与到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之中的权力,借助其非官方的角色地位,对高等教育管理运行与改革、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进行意见的征集,依托此种非官方组织的意见征集,实现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缺陷的查找与补足。

(三)将现代公司管理模式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2003年制定出台的白皮书《我们的大学:支撑澳大利亚的未来》中指出:“尽管高校的地位、性质同企业存在差异,然而高校每年都管理着数百万澳元的财政预算。因此可以断言,高校有必要借鉴企业的运作管理模式。”在公司的内部架构中,董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关,同时董事在履职过程中应严格秉承勤勉义务,并且在董事的任职资格中规定:“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3年,不得任职董事”,此种任职资格限定将公司董事的个人职业生涯同组织绑定在一起,从而实现了对董事勤勉履职的督促。高校的党政负责人权限类似于公司董事,因此可借鉴董事任职资格条件,规定高校党政负责人如若因个人决策失误造成高校财政赤字或者被迫停办的,应禁止其在其他高校或机关出任领导职务。[10]借助此种方式,使高校负责人的个人职业生涯同所任职的高校联结于一体,从而能够有效地督促高校决策者在出台决策时秉承审慎、负责以及科学、务实的态度,避免因人治思想以及主观经验主义对高校造成损失。

(四)将市场化竞争机制引入高等教育管理

以往国家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高校的等级划分,使其中被认定为“重点”的高校获得了其他高校所难以获得的资源与优势地位,然而此种模式实则为教育资源垄断,尽管国家教育部明确诸如“211”“985”高校引入动态竞争机制,但同时也指出不会添列新增高校,如此便形成非“211”“985”类高校只能望其项背。针对前述现象,笔者认为,无论是“211”“985”类高校,还是“研究型大学”,不应固化入选对象,应以市场化竞争赋予高校平等竞争参与权,从而使已经入选的高校保持发展活力,使尚未入选的高校产生发展动力。随着“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提出,我国的社会整体创新进程已经拉开序幕。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带来全新的挑战,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社会“公共产品”的高等教育服务也将接受全球化时代以及创新思潮的洗礼,基于推进高等教育实现良性发展、增进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以及效度化彰显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助推效用的目标,则必须对高等教育现行体制中存在的短板加以补足,以往基于政治因素抑或是经济因素考量而在高等教育管理中所秉承的“政治挂帅”或者“经济先行”模式已经被证明难以为继,而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其保障了高校的学术自由空间,并且赋予了高校较大权重的自治权,同时也依凭政府、高校之外的第三方主体介入,使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得到升级,也直接提升了高校办学质量,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人才诉求提供了保障,也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了全新的发展契机。

作者:娄坤 单位:四川医科大学宣传统战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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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范文4

关键词:教育公平;职业教育;失衡;发展路径

一、教育公平与职业教育发展的互动关系

教育公平包括多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教育权利的平等,即法律上需要保障每个社会个体不受任何干扰因素而享受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权利的平等是教育公平的前提;第二,教育机会的平等,这种公平是一种起点公平,在入学机会上人人是平等的;第三,教育过程的平等,即每个社会个体能够接受与其知识、能力相适应的教育,在受教育过程中能够平等享有教育资源和平等参与各类教育活动,教育过程的公平是教育公平的核心;第四,教育结果的平等,这种公平只是一种理想上的状态,即学习者在学业成就上能够做到教育质量上的平等,但因为学习者的个体差异,这种平等几乎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教育公平指的是前三种意义上的公平,即教育权平等、入学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正义在教育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既是一种价值导向,也是一种理念导向,还是一种行动导向。教育公平与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权益保障等是密切相关的,其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对教育公平的期待和要求是不同的,国家法律制度对教育公平的界定也是有差异的[1]。任何公民在教育权利上是完全平等的,在入学机会上也是平等的。就职业教育发展而言,教育公平应该成为其基本的价值理念和发展行动指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等教育形态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其侧重于对受教育者的职业技能和能力的传授和培育,具有较强的实用主义色彩[2]。从这个意义上看,职业教育与每个社会个体的关联度是密切的,毕竟人人均要从事一定的职业和劳动力。可见,职业教育中的教育公平,对于每个社会个体教育权利的实现和职业技能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世界上职业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基本上实现了职业教育权利平等和入学机会平等。在教育公平理念下,继续推进职业教育的过程平等,既是实现职业教育发展的最佳方式,也对整个教育体系中教育公平的实现有重大推动作用。实现教育公平理念下职业教育的发展,除了保证学习者获利之外,还能促进职业教育自身的发展,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由此,教育公平作为行动、理念和价值指南,是职业教育发展不可缺少的;同理,通过推动职业教育的改革和转型,也是促进教育公平实现的基本途径。

二、职业教育发展中教育不公平现状分析

(一)区域发展不平衡

以教育公平理念来衡量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就会发现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个突出的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严重影响职业教育资源在各地的均衡分配,无法体现出职业教育资源促进学习者公平享有这些职业,自然就无法体现出教育的公平性。通过比较我国职业院校的分布情况,就可以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职业院校设置数量上是依次递减的,特别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职业院校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不但数量少而且专业设置也较为单一。就高等职业教育而言,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更大,东部地区平均每省市高等职业院校数目为51.2所,中部省份为43.6所,而西部地区仅为20.1所;就中等职业教育而言,这样的差距同样是存在的,东部地区的平均数为41.3所,中西部平均数为19.5所[3]。当然,由于部分中等职业学校已经改制成为高等职业院校,但这个数量的比较同样具有一定的意义。由此可见,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在职业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不平衡,东部地区获取的职业教育资源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再从各地区的职业院校的分布情况看,东部地区的高等职业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的分布较为均衡,不仅集中在省会城市,在地级市甚至是县级市也有较多的数量;而中西部地区的这些学校基本上是集中在省会城市,很多的地级市几乎没有职业院校,特别是西部偏远地级市更是如此。整体而言,职业教育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与教育公平的权利平等、入学机会平等理念的要求有较大的差距,更谈不上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平等。这种失衡状况的存在,既反映了资源分配的差异,也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二)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从理论上看,教育资源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其在分配方式上应该按照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为弱势者、弱小者或处境不利者提供更多的利益或利益补偿。但是,一直以来我国的教育政策对于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并未遵循理论上的原则,也没有充分体现教育公平的基本理念,在分配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优先考虑中东部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利益。在运作过程中,实际体现的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对于西部地区、弱势的职业院校并未给予更多的照顾。在实践中也是如此,优秀的、学生规模大且专业齐全的职业院校和东部发达地区的职业院校不但能得到更多的资源,而且容易得到当地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专业薄弱且学生较少或是中西部地区的职业院校获得教育资源相对较少,受到政府的支持也不多。这种马太效应的循环方式,只能使得优势的职业院校越来越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弱势的职业院校获得的资源和支持则会越来越少,由此进一步加剧了不同地区的职业教育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的职业教育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使得公共教育资源对职业教育发展的调控效应下降。此外,在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之间也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问题,这种不公平甚至比职业教育区域性资源分配不公平更为严重。从教育功能上看,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的教育本身没有高低之分,只是功能或类型上的不同。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平等地对待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在资源的分配上对双方应该平等视之。但实际上,政府部门对职业教育还存在较大的偏见,各种歧视职业教育的情况时常发生。有学者调查显示,超过80%的职业院校的领导和教师均认为政府教育政策对其有较为严重的歧视[4]。正是因为政府政策对其不公平,致使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之间的资源分配存在较大的不公平。以教育经费为例,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职业院校从国家获得的生均经费要少得多,同样来自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就更少。如此,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相比而言,主要是教育公平理念未能深入贯彻,不仅会造成教育权利的不平等,还会影响教育过程与结果。

(三)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对接体系失衡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对接体系不完善,未能有效地疏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转换路径,从而使得职业教育发展处于失衡状态。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其招生门槛较普通教育还是要低一些,为了确保教育公平,特别是为了实现教育过程的公平,需要建立职业教育开放升学或转学体系。这个体系需要保证职业院校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能力和需求,顺利实现其向普通教育的转化。但从现实看,我国职业教育这种与普通教育的对接体系尚未完善,职业教育与非职业教育之间还是处于各自的封闭性体系之中,没有相应的转换和对接路径,难以满足学生从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转换的要求。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有些学生可能有升学的意愿,需要在不同职业教育和其他普通高等教育之间转换,实现转学或升学,从而推进自身的综合性发展。尽管目前在实践中建立了升学机制,主要是专升本通道,高职院校学生可以通过专升本考试升入普通本科院校就读。但这种升学机制还不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转换的互动对接体系,而是一种单向的对接,高职院校学生没有主动选择专业和学校的自由,能够参与到升学中的本科院校较少,其提供的专业也比较少,而且招生考试和专业报考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本科院校手中,所以其是一种单向体系[5]。目前,囿于各校各自利益问题,几乎没有建立转学机制,各个职业院校之间也没有实现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模式、考试评价等方面的衔接,因此,职业院校的学生难以实现在职业教育体系中转学,无法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四)职业教育内部制度体系建设失衡

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体系,其面向社会培养技能型人才,因此,其在内部制度建设方面应该保持独立的职业性特色,应该保持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制度特色。只有保持这样的特色,才能确保其内部制度体系的稳定,才能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的优势。但在实践中,职业教育内部制度体系无法做到有效的独立性,处于失衡状态。不管是在人才培养体系、教学科研管理,还是在课程设置、师资聘任、实践教学安排,甚至是职业院校的内部日常管理制度等方面,均存在模仿普通教育的倾向。之所以导致这种倾向的出现,就是职业教育本身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较少,社会认可度也不高,职业教育要想取得社会认可和在教育体系中的话语权,其必须按照普通教育主导的规则运行,因此,导致职业教育内部制度治理体系普通教育化。普通教育化的直接后果就是使得职业教育的学生不能依据自己的个性化需求来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无法提升其职业能力。显然,这对于职业教育的学生是不公平的,没有体现教育公平的价值理念。

三、基于教育公平理念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

(一)明确职业教育的经费支持体系

就教育体系而言,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是较低的,教育经费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也是比较少的,由此导致职业教育的教育公平理念无法实现。因此,国家应该明确职业教育的经费支持标准和体系,鼓励地方各级政府提升职业教育生均拨款数额,推进职业教育过程及结果的公平。为此,第一,在公共教育财政支持体系中,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转变观念,科学、正确界定职业教育的地位,制定明确的支持方案和具体标准。第二,按照不同类型、不同等级职业教育发展的标准及教学科研要求,制定职业教育生均拨款的核定办法,为各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提供依据。第三,各级政府部门在制定生均教育经费标准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国家宏观教育政策导向,控制职业教育数量式扩张,引导其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第四,中央财政需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按照教育公平的理念,在拨款数额及标准上相应地向中西部落后地区倾斜,促进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二)优化职业教育的区域性布局

当前,职业教育东部与中西部地区既在职业院校的数量上有明显差异,在院校布局方面也存在失衡,需要从整体上调整和优化职业教育的布局结构,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的职业院校数量,提升职业教育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支持力度。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地级市,需要大量增加职业教育院校,这对促进这些地区职业教育入学机会均等具有现实的意义。为此,第一,中央政府要按照现行的职业教育布局,做好统筹规划,分析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产业发展规划,以及其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程度,按照各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建立适合地域特色、产业特色的职业院校,扩大这些地区职业教育的供给力度。第二,中央财政应该对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这些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同时鼓励东部地区优质的职业教育资源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支援力度。第三,在均衡发展过程中,职业教育的结构布局必须适应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保证欠发达地区职业教育发展能够与其他教育类型之间互补,从整体上提升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准。

(三)转变职业教育资源配置模式

第一,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应该遵循公平公正的价值取向,在公正公平配置过程中兼顾效率,需要重点对职业教育发展薄弱区域或经济不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向这些地区的职业院校提供补偿性的资源配置。第二,在分析各地职业教育发展现状的前提下,需要重点关注师资力量、教育硬件设施、课程及教学资源体系、实践实习基地等方面资源配置,从根本上改善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第三,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政府主导,引导市场、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确保政府公共资源配置与市场调节相一致,避免资源配置过程中脱离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四)提升职业教育的发展层次

职业教育之所以在我国教育体系中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主要是因为其本身的教育层次较低,基本上是集中在中专、大专层次。因此,为了提升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确保其能够更加公正地获得教育资源,需要提升职业教育发展层次,构建其与其他教育形态之间的衔接体系,满足职业教育学生多元化的学习需求。第一,扩大职业教育专升本的范围,建立专升本的常规机制,加大普通本科院校与职业院校之间的对接,提升学生在专升本过程中的选择权[6]。第二,推进中等职业教育高职化发展、高职院校本科化发展,特别是国家示范性应用型高职院校可以升格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同时,对于一般的本科院校也鼓励其招收职业教育的学生,积极发展职业教育的研究生层次教育,构建多元化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职业教育和非职业教育之间的互通体系。第三,在构建职业教育升格和与非职业教育互通体系中,还需要建立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机制,特别是要在师资、课程、评价等方面做好对接,确保升格与互通能够制度化和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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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雪峰.教育公平理念下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刍议[J].继续教育研究,2017(1):76-78.

公立教育范文5

关键词:本科教育;公共管理案例;参与式教学

案例教学是指以特定事件的真实情境材料为出发点,教师根据教学目的要求,引导学习者对案例材料所包含的问题进行思考、分析、讨论和交流,以加深学习者对基本概念、理论的理解,提高学习者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本科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的定位与作用

本科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的目标是要通过案例教学令学生将所学的理论运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为达到此目标,首先教师需要认识到,案例教学之定位是作为活化理论知识,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手段之一,断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讲解,以案例教学取论教学。本科生还处在理论框架的学习构建阶段,在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等方面的储备不足,因此,对本科生特别是低年级的本科生应以“授课为主,案例为辅”的原则进行教学,对其案例教学的课时量应有所限制。当然,本科公共管理人才培养中,实践能力的训练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案例教学正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教学法,可以培养公共管理本科学生的组织、创新、决策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本科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案例素材难以适应教学需要

好的案例素材需要具有本土性、时效性、适用性。目前普遍存在的公共管理案例素材问题主要包括:(1)本土案例不足。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时间不长,因此,“舶来”惯性仍然存在。有些本土案例是由不同地域高校教师编写或出版的,对具体地域的针对性、适用性又不强。(2)案例的时效性不强。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处在不断变化的政策制度环境下,旧的案例可能会遇到已经有解决办法或制度更新的尴尬。因此,案例的适用性会受到影响,学习者的兴趣也会随着案例的时效性的降低而减弱。(3)适合公共管理本科教学的案例不够。本科生与硕士及以上阶段的学习者在知识的完整性、思维能力、理解能力方面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本科的适用案例素材会有一定的限制,案例的理论综合性太高、问题过于复杂、篇幅过长都不太适合本科生的案例教学。

(二)学生参与度不高

公共管理案例教学中学生是主要的参与者,学生的主动性与参与度决定了案例教学的实际效果。但长期以来,本科教学多沿袭传统的教学模式,部分学生形成被动接受理论知识的习惯,学生对案例教学这种主动学习方式不适应,配合案例教学的热情也不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案例教学的实施。

(三)教师案例教学的方法不到位

教师是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的主体。教师开展公共管理案例教学通常存在的问题包括以下两个方面。1.案例选择随意性高。案例选择是决定案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环节。如前所述,公共管理类案例受到数量、质量与适用性的限制,现成案例常不适合开展案例教学。因此,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就存在教师用管理类案例代替公共管理案例的情况,或者仅以公共管理典型事件举例的方法代替案例分析。2.案例教学组织实施不到位。在本科公共管理教学实践中,教学者认真编写案例教学手册指导教学过程的情况是少数。在课堂组织上,教学者存在将课堂完全交给学生,由学生主导,自己退居配合角色的情况。教学者在案例分析讨论中的引导主体地位丢失,将导致案例教学仅仅走了个形式,无法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和应有的效果。

(四)案例教学的支撑条件不足

案例教学的支撑条件包括软、硬件条件。软件条件主要是为教师开展案例教学的激励机制,硬件条件主要是保证案例教学效果所需的场地、设备、资金等资源。由于本科公共管理教学没有设置针对案例教学与开发的评价指标,因此多数院校在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的软、硬件支持上都较为缺乏。

三、本科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实践改革的建议

由上可知,只有主客体的互相配合以及多环节的良好衔接才能取得案例教学应有的效果,本科公共管理案例教学实践改革将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以下是一些可行的改革建议。

(一)发挥教师主体角色

1.明确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理念。公共管理领域的案例公共性特征明显,因此,教师首先需要具有扎实的公共管理理论素养才能优选出具公共性的公共管理案例,而不至于因管理共性而用工商管理案例取而代之。其次,教师要正确理解案例教学的意义,不应简单地将其等同于用案例说明理论的例证式教学手段。2.案例的选择与编写。案例素材选择要符合本科教学对象的需要,具有本土性、时效性,必要时需进行案例编写。教学案例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其一,从现有的案例集中选择,必要时可补充更新相应的资料。其二,教师自己搜集新闻素材,提炼主题与问题。这种方法需要教师及时关注公共管理实践领域的动态。其三则是亲自调查研究,编写案例素材。不过,后两种方法需要教师付出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因此,对于教师而言,案例的编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3.规范案例教学过程。在优选案例的基础上,认真编写案例教学手册。通过案例教学手册,教师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完整设计,这是案例教学成功的重要步骤。案例课堂的实施过程中,教师的主体地位不能丢失,需要引导学生对案例背景进行熟悉,帮助学生将零散的理论与案例结合从而搭建出理论框架,并在学生讨论结束后进行总结。最后完成案例教学后应该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估,对案例选择、案例运用、案例效果进行综合评估,以便总结经验逐步提升教师案例教学的能力水平。

(二)提升学生参与水平

案例教学本身较传统的教学方法更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就案例教学实践而言,如果案例是学生感兴趣的,比如热点事件、能引发学生共鸣的社会问题、学生的实践经历,案例分析讨论过程往往较为热烈,能把学生的主动性调动起来。由此可见,鼓励学生参与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学生能贴近案例。尽管公共管理本科生缺少工作经历,但也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调查获得直接的体验和一手资料。因此,对于本科公共管理案例教学而言,在常用的案例教学模式中,主动设计社会实践调研环节,能提高学生的参与水平。

(三)软硬件设施配套

1.软件配套。(1)鼓励案例开发的机制。设计相关激励机制,认可教师的案例编写工作量,鼓励教师实践调研与案例开发相结合,支持教师参与案例开发培训,并给予经费支持。(2)组建案例库。公共管理本科院系也应组建案例库,呼吁师生进行案例研究开发,对于入库案例给予奖金鼓励。(3)鼓励教学改革。积极支持教师案例教学立项,鼓励以项目形式带动案例开发与案例教学改革。2.硬件配套。建立案例教学实验室。为案例教学提供必要场地,并配备符合案例教学需要的设施设备,包括能灵活移动并适合小组工作的座椅,能进行案例视频剪接编辑播放的设备,能进行案例展示的投影及白板设施。为案例教学实验室配备管理员,专门辅助案例教学开展,并进行专业化的案例素材编辑工作,以及负责案例库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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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段鑫星,刘蕾.公共管理案例教学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15:48-81.

公立教育范文6

[关键词]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全面预算管理

自我国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以来,高职院校规模不断扩大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为凸显其不同的办学特色,推进教学质量工程成为每个高职院校的重中之重。“而如何让政府拨下来的资金合理有效的利用,将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也是每个高职院校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1]推进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与全面预算管理密不可分,两者相辅相成。“通过全面预算管理可以很好的细分管理对象,量化管理标准,将资源进行最优分配,”[2]有利于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推进的进度,极大程度上避免出现资金的不必要浪费,教学质量工程与财务预算预期相左等问题。

一、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全面预算的现状

随着我国对高等教育的重视,高职院校的发展规模也是迅速扩大。近几年来高职院校公立私立学校数量有所增加,各高职院校的入学招生人数指标也随之增长,为完成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布置的招生任务各高职院校之间的竞争也是十分激烈。但经过时间的检验和教训,许多高职院校已经从以原来将实现学生数量为主的招生策略逐渐转变成注重教学质量提升逐步向内涵发展的战略,走特色办学、重教学质量、发展校企联合、学生毕业实践以及学生就业率等方面成为现如今高职院校改革的一个大方向。要落实这些改革和转变方案不仅仅需要一个确实可信的教学质量工程预案,同时也是需要大量资金上的支持。“目前我国的高职院校的教育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和学校自筹收入。”[3]如今,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高等学校的改革和发展,对高职院校的资金拨款也大大增加,再加上高职院校的学校自筹收入来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与此之外各高职院校已经对财务管理开始重视本着“将钱花在刀刃上”的方针,这样三管齐下高职院校的教育资金方面相较于之前已经大大好转,因而实现高职院校的教学质量工程以及挖掘和开展新的教学质量工程的前景还是比较的辽阔。

二、现今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全面预算管理中存在问题

(一)对全面预算管理在教学质量工程中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

教学质量是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现如今各高职院校都在努力的开展专属于自己学校的特色教学工程来展示学校的一部分师资和实力。但目前高职院校的一些领导或者大部分教师依然有教学质量工程才是重要的,其余一切都是配合这项工程思想。而维系和运行这些项目都需要大量的教育经费,虽然近些年来国家财政的拨款和学校自筹款都大大的提高了,可是如果不善加利用和管理的话将会出现一些重复的、无关紧要的资金流动,浪费了这些宝贵的经费,有可能会拖延甚至被迫中止教学质量工程的进行。与之同时跟财务的关系也会相对紧张,在往后的工作中难免会因为意见相左而影响教学质量工程的进展,也不利于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团结。

(二)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资金得不到保障

由于对教学质量工程中全面预算管理认识的不足引起的最直观的影响,就是整个教学质量工程的经费得不到完全保障。大部分教学工程就因为前期缺乏对教学质量工程经费预算的不全面,而导致有些教学项目开展到一半就草草结束,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资金,也没有达到学校预期效果,真的是得不偿失。俗语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作为培养适合社会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是必须要跟上时代的发展,做时展下的产物。因此已经在学校里发展起来的教学项目也是需要不断的更新,比如更新教师的知识和更新教学设备等;这些也都是需要经费的支持,如果没有全面预算管理的帮助这将也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

(三)财务审批过程繁琐,教学质量工程进度难以跟进

财务处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管理和使用学校的各种资金,以促进高职院校教育的发展。为了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益,提高管理水平等,财务管理人员制定了详细的审批制度。虽然做到了每一笔都减少浪费,但在面临一些新开展的教学质量工程上这些细致的审批就会变成项目跟进滞后的因素之一。

三、对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全面预算管理的建议与措施

(一)正确认识全面预算在高职教学质量工程中的重要性

全面预算管理本身是来自于对企业的一种管理模式,近年来随着各高职院校不断的探究改革之路更好的管理学校,也将这种企业化模式融入进了校园。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与全面预算管理相融合可以更好将资金利用最大化,但目前来讲这种观念并不是沉入每位教师以及领导的心中。学校应该加大对教学质量工程融合全面预算管理的宣传力度,呼吁教师们摈弃陈旧的思想观念注入新鲜的思维,让大家意识到实现一个教学质量工程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确实可行方案,一批优秀有能力的师资,更需要的是在背后支撑这一些资金的使用问题,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有了全面预算管理的融入,可以更好的去分析教学质量工程进度中的可行性,极大程度避免了一切纸上谈兵的预案,缩短了时间节约了资源。

(二)建立全面预算与教学质量工程相互监督机制

俗话讲“无规矩不成方圆”,要将两个部门配合在一起就需要制定一些管理制度。比如不论哪个部门只要开关于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会议时两个部门的人员都必须到场。一方面可以互相学习和了解彼此的工作,另一方面出现了问题也好大家就自己的专业进行讨论,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日后因为专业性质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分歧,也提高了解决问题的可行性。互相监督还有利于监控教学质量工程的实施进度,有助于控制开支,并可以提前预测教学质量工程的现金流量和成效。

(三)财务权利下放,成立教学工程试行经费

建立一个新的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前期的资金投入相对较大,但也由于新项目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使得财务方面谨慎小心,审批工作非常繁琐,无疑是拖延了教学质量工程的进度。建议将那些确实可行、经过领导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层层把关批准下来的教学质量工程,成立一个教学质量工程试行经费组,试行资金金额由全面预算管理人员通过对该项教学质量工程的核算和分析之后加以制定。这样做我们根据试行教学质量工程的效果,还可以继续对项目本身和项目后期资金的投入加以规划和管理,更好的实现两者之间双赢的局面。

四、总结

教育事业是一门终身都需要探索的学问,靠不断的实践来总结经验和教训。我国高职院校教育事业仍然处在发展阶段,各种管理体系依然在不断的深化和改革,为培养适合社会发展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不断的努力着。时代的发展使得我们必须摈弃一些老旧的思想和管理模式,接受新鲜的事物和思想,做新时展下的产物。将现代化的全面预算管理融入到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中是大势所趋,两者相结合可以大大提升资金正确的利用率,实现将每一分钱花在刀刃,杜绝浪费的情况发生。更好的促进高职院校的进一步发展与壮大,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培养更多的高质量人才。

参考文献

[1]石文慧.高职院校财务管理体系构建中全面预算管理的应用[J].全球市场信息导报.2017(2):51-52.

[2]陶德庆.高职院校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建设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安徽科技学院学报.2016(4):91-94.

公立教育范文7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高等教育;改革;研究

新公共管理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其产生的背景是当时西方国家的政府公共服务产生一系列问题。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下,将政府职能市场化,将服务质量和效率(顾客导向或者结果导向、公民导向)作为追求目标,进而帮助政府取得了显著效果。随着新公共管理的不断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从仅仅局限于政府部门的改革,延伸到包含行政组织在内的公共组织,例如高等教育管理等其他公共组织领域。

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内容及与高等教育的关系

新公共管理涉及内容广泛,他是一个管理理论的高度概括。通常来讲,新公共管理是指传统政府部门的公共管理,转向私有部门进行管理,政府只提供管理的理念以及管理的模式,但是管理要采用市场的管理方式,这样的管理当时是以客户为中心的,从而有助于提高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在新公共管理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着重于经济和效率、成本抑制和分散化管理。后期则引入市场概念,着重于质量的持续改善,以及注意到使用者的期望,这就是现称的“新公共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的管理模式,是在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与以往的行政理论差别很大,从发展趋势来看,新公共管理在提高公共管理的有效性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市场化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尤其是高等教育的需求,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在高等教育改革中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论,我们首先需要研究高等教育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所处的地位,以及高等教育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属性。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可以将产品分为两种。一种属于核心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军队、社会保障等。这种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机关提供统筹把控。另一种产品我们称之为准公共产品,或者称为混合公共产品。这种产品是处在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之间,可以同时具有共同性和私有性的产品。这种准公共产品可以由非政府机构甚至是个人所提供,比如公共服务行业。依据公共管理理论的这个概念,可以认为教育属于混合公共产品。不过,一些学者认为,不同阶段的教育在进行划分时也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基础义务教育更加偏向于核心公共产品。而高等教育则具备了混合公共产品的特性。因此可以认为高等教育的提供管理,可以是多方面的,比如政府部门或者非政府组织甚至是个人。当前,随着全球经济化的快速发展,现有市场经济结构主体已经发展改变,原有的工业生产为主体的经济模式逐渐被知识科技为主体的经济模式所取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也是越来越重视,随着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需求不断增加,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市场已经无需进行垄断。通过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引入到高等教育的改革中,让高等教育适应市场机制,给予高等教育更多的自主权利,同时,国家在管理领域扮演监管的角色,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的效率以及效能的不断提升。

二、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可行性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应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对高等教育进行相应的改革探索,实践证明,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这为我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当下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在吸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与西方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目前,全球信息化快速发展,知识经济越来越重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高等教育也面临新的改革需求,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注重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校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作为培养优秀人才的主要场所,高等学校为了适应全球经济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就必须改变陈旧的管理模式,引进先进科学的管理模式。在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就开始兴起教育分权运动。从而使西方发达国家将教育管理实现了市场化。我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新的形势下更要将教育管理体制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当然。我国的基本国情与国外的情况是不同的,在教育管理改革时,不能生搬硬套,要依据国外的教育目标为基准,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对我国的教育管理进行改革。教育行政作为一种公共行政,它也必然存在公共行政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成本高,而产出率却相对较低。这是各个国家的公共行政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如何提高教育行政产出比,已经是各个国家遇到的共同难题,也是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当前采用新公共管理已经具备了相应的客观条件。但是我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政治、体制、国情等多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在应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时,不能照搬西方的应用模式,而要依据我国自身的情况找出现有教育的问题,然后再根据新公共管理理论对现有的教育管理模式进行契合中国实际的改革。

三、经济全球化社会多元化下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高等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滞后

在新公共管理理论下,我们对于高等教育的认知,已经从原来核心公共产品开始向混合公共产品转变。这种认知方面的变化,随着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也需要不断推进高等教育与之相适应地改革。高等教育在进行改革时,必须符合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第一,符合我国长远发展对人才需求的需要;第二,符合国家快速发展以及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的需要。但从我国高等教育的现有体制来看,还不能完全符合以上两点。在对国有办学的学校改革过程中,虽然对学校的隶属关系已经做了相关的调整,但是要想改变传统由政府指导的办学体制还是相对缓慢的。导致现在的高等教育存在效益低下,教师配置不合理等现象存在。虽然部分学校在办学体制上,实施了部分主体多元化的改变,但是体制模式还不够完善。另外,在国家的统一宏观调控下,虽然在部分地区已经建立了以地方政府为主的新的高等教育机制。但是地方政府在面对新的改革机制下缺乏一定的经验,另外也缺乏相应的管理人才。在高等教育的内部管理上,高等学校依然以一种附属机构的形式存在。导致高等院校在自主办学上缺乏一定的权力,在内部管理方面也缺少自我约束的相关机制,从而导致高等学院不能灵活的与社会发展对接。

(二)高等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发展不畅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高等教育改革,将高等教育当成一种混合公共产品。由此可以认为高等教育不能仅仅依靠相关政府提供,也可以通过市场的供给来创办高等教育。依据这样理论,我国政府才大力促进民办或者合办的高等教育,由此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主体办学的多元化。但是,在实际的运行当中,这种没有完全自主的民办机制依然存在比较多的问题。首先,部分教育管理者以及部分社会人员传统观念难以改变,认为民办教育的开展,不足以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发展民办教育,对于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性认知不一致。所以,国家在推进民办教育的发展时,往往发展速度较慢,质量不高。导致现在的民办学校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对教育改革的需要。另外,在学校面向社会方面,社会各界参与高等教育的机制不够健全,高等教育所需要的社会配套也不够完善,国家如何调动社会公民投资高等教育的积极性措施并未真正形成。

(三)政府或教育主管部分角色不够明确

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国家层面也越来越重视市场机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高等教育作为稀缺的市场资源,国家也明确了高等教育在资源配置时,要能够充分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教育部门在市场机制中,对于自己的角色不能有正确的认知,自我角色定位时出现两极分化现象。一种是部分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应用市场机制而引进的相关投资管理过于死板,导致高等教育失去了灵活性,进而丧失了市场机制下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高效性。另外一种是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民办高校管理过于松懈,缺乏对民办高等教育的监督以及激励机制。导致部分高等教育资源面对的市场竞争过大,阻碍了民办教育的持续发展。当然,现有体制下,政府需要对高等教育有着相应的监管制度,如果让高等教育实现完全的市场机制,则会导致另外一些弊端出现,比如出现教育不公平,恶性竞争和教育质量低下等现象。

四、基于新公共管理主义理论的高等教育管理发展的建议

(一)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思想,加快高等教育的改革

首先要加强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宣导,增加有关政府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认知。对政府部门来说,可以更多的引入市场机制,为高等院校创造更好市场资源,以便促进高等教育更好的发展。高等教育只有不断地发掘市场资源并充分利用,才能使高等教育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展现出来。另外,高等院校只有融入市场中,才能让高等学院找准自身的地位,并在发展中发现本身的不足,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的持续改进和良性发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高等教育只有逐步完善自身的特点,提高办学效益,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向“一流大学”看齐。当然,高等教育不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产物,无法完全脱离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发展中仍然需要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支持。高等教育在市场上必须是在一定的允许范围之内进行的。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必须做好市场与计划之间的平衡选择。通过市场与计划之间的互补,来促进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二)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逻辑,推动高等教育的多元化进程

虽然高等教育经过了近20年的扩招,但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高等教育相对需求依然比较稀缺。在新公共管理的理论下,高等教育应该扩大供给,应该改变原有体制,提倡服务体制多元化,以便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不过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情况来看,对于高等教育来说,政府依然应该作为供给主体,并为高等教育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让其他部门可以适当参与高等教育的供给,通过其他部门辅助高等教育的供给,建立一主多元的共同参与体制。在具体的机制改革中,可以采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适当多开办冠名的二级学院,扩大高等办学合同承包范围。这种高等教育的供给合同主要由政府与其他机构进行签订。在合同中,政府作为主体,对学院开办起主导作用。而其他机构则作为生产者。通过冠名二级学院的开办,可以扩大高等学院的供给,进而增加社会民众的选择。第二,鼓励企业或个人开办民办高校。民办高校主要依靠市场经营者依照市场机制进行自主创办的高校,甚至是可以依靠外资来创办高校,从而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供给。第三,发展股份制。股份制的发展,可以从多方面进行资金融合,进而解决我国高等教育资金投入不足的情况。

(三)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明确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的作用和地位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要求是,应用市场机制与公共管理机制的有机结合,为公众提供非核心的公共产品。对于高等教育来说,就是在应用市场机制的同时,还要关注到市场机制本身的弊端。政府部门要对其进行监管,从而消除市场机制本身问题带来的影响。在这样的机制下,政府已经由原先的完全管理者,转变为市场的监管者。如果在高等教育采用的市场机制出现问题时,就需要政府来行使自己的监管职责,并提供相应的服务。以便消除市场机制在高等教育运行中的问题。此外,高等教育完全采用市场机制也会产生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因此,为了保证教育的公平性,政府部门要加强教育管理改革的推进。比如,学校出现权力失衡、教育乱收费、弱势群体收到教育歧视等问题。政府部门就需要采用法律法规的形式,为教育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保证人们对于高等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在采用市场化管理时,提供的教育环境是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也才能保证高等教育市场化管理的有效性,进而缩短城乡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不同地区之间的教育不平等现象。

五、结束语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多元化的快速发展中,我国高等教育向世界一流大学转型背景下,原有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因此必须对我国的高等教育管理进行相关的体制改革。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分析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吸收并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其运用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对高等教育改革中,不能完全复制西方的模式,要结合我国现有的基本国情,有选择性地引进其适应我国教育改革的先进理念以及做法,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才能更好地推进我国教育管理改革有序走向新征途。高等教育应面向国家更要面向社会,使学校的管理体制、教育理论、教育过程、教育方法等各类信息和资源都向社会公众开放共享,并让高等教育成为社会共享性的制度服务平台,由局限于内部向关注战略导向和结果导向转变,发挥高校智库和社会服务功能,才能让社会更多地了解高等教育,从而让高等教育的发展融入社会,使高校教育职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不仅能提高高等院校的服务能力,同时也增加高等教育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尤其作为地方高校,在转型发展过程中,更需要从高等教育管理改革层面,加强顶层设计,以需求导向(结果导向)教育理念,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核心,通过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引领教育教学改革,为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有针对性地提出转型发展中的应用思路和方法、措施,促进学校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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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范文8

(1)效仿普通高等教育的做法,教学以考试为目的,注重语言本身,强调知识的学习,重语法、词汇的获取,轻应用,忽视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求,缺少实践锻炼。

(2)听、说言语交流能力普遍缺乏。绝大部分中国学生高职高专毕业时也难以开口进行简单的英语口语交流,哑巴英语现象严重。

(3)评价标准和企业的用人需求脱节。目前很多高职院校的英语考核依然是一纸卷面考试来确定学生的英语水平,没有可以参考的职业英语测试标准,教学体系无法考量职业目标,教学过程缺乏有效引导,这样导致用人单位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难以将该成绩作为参考依据。

(4)英语课堂采用单一的教学方法,通常是传统的讲授法,灌输性、机械性地恪守教学大纲,忠于固有的教材,照本宣科,气氛沉闷,忽视了职业院校学生个体智力、能力、阅历的差异性。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对高职教育提出了新挑战:要培养大批复合型、创新型、发展型的高级技术技能人才。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高职院校在公共英语中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课程设置都开展了大规模地改革,融入案例教学法,能切实提高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是一种符合目前高职院校现状和满足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方法。

二、高职公共英语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法的意义

(一)案例教学符合高职英语教学的目的

高职院校公共英语教学中采用案例教学能摆脱“重知识、轻能力、重应试、轻应用”的倾向,在“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下,强调与面向岗位需求和能力迁移和自学意识需求相联系的英语知识学习和培育,达到了语言共核教学和语言实际应用有机结合。案例教学法提倡用大量的来自于现实生活或者高度仿真的案例,提供给学生尽可能实际的情景,使得课堂学习与社会实践直接接轨,实现了“技能+知识+思维”的三者融合。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创新思辨能力和可迁移性技能

案例教学法中的案例本身就不提供分析,只有事实。学生通过对各种典型案例的收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仅巩固了已有的基础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锻炼和提高了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还可将团队分析出来的结果置于实际情景之中,做到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实现知识同步、思维共振、情感共鸣。学生为了更好地参与案例教学,通常都要提前做好资料的收集,文献参考的储备,这样带有主动性地学习,学懂学会之后必将比来自单纯上课听教师讲解得到的知识更加牢固和扎实。

(三)有利于锻炼学生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

在案例教学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就教师举出的案例围绕主题积极参与,用英语知识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理由,展示自我,并且在团队讨论的过程中,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与他人交流分享,甚至与他人展开辩论,在这发言的机会中锻炼了口头表达能力、英语语言运用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摒弃了传统的教学中学生只会听、只会写,不会说的现象。

(四)有利于更新教师教学观念,提高业务水平

在高职公共英语的课堂上采用案例教学,使得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质的改变,不再是唱满堂灌的独角戏,而是课堂的控制者(controller)、组织者(organizer)、参与者(participant)、士气鼓舞者(prompter),促进了教师教学观念的改变,达到教学双赢的效果,教师对案例教学法在课堂上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弹性,教师可以从较小的案例着眼,探入式地进行拓展,逐步成熟,完善教与学,是一个动态化的可操作性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三、高职公共英语案例教学法的使用

案例教学法在高职公共英语课堂上的应用,并非所有的课程均适用,也不是说某一门课程由此至终采用案例教学。是否采用案例教学模式取决于这门课程的教学目标、教师的综合素质、学生的英语水平和配合程度以及所选教材的内容等等。教师应该对所选择的案例根据实际需求进行加工、整理和归类,采用案例设疑法,案例比较法,案例讨论法,使其通过不同的形式服务于教学。在讲解英语语法问题时,可采用列举案例法,通过简短的案例讲评使学生掌握教学内容,并可选择口述、录音、录像、挂图、多媒体等手段,如PPT,Flash动画展示。就应用英语知识本身而言,学生通过自我分析,团队总结,教师归纳,可以概括出同一语域中的不同表达方式,如类似的词汇、短语、句型、篇章结构等等。如此一来,学生以后碰到某一领域的话题时就有了较为多种多样的语言表现形式,不拘一格。在上听说课时,可有针对性地选择适合学生水平的听力案例,从所听的语言材料中获取信息并让学生进行简单的推断,能根据要求和指令完成任务。如在讲授主题为“WhatisHappiness”的时候,授课老师用一段简短的录像,采访不同人物谈他们对“幸福”的看法,引起学生共鸣,对即将要接触到的语言材料产生兴趣,紧接着简明扼要地交代了本课教学内容和教学安排。在上精读课时,可通过亲身体验情景案例,充分参与英语学习中,加强教材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如在讲解新闻报道“杜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生未经受住道德的考验”的时候,在导入部分通过杜克大学的荣誉准则(honorcode)与该大学MBA学生实际表现的巨大反差,披露了美国杜克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生在一次开放式期末考试中集体作弊的事件,引入了“考试作弊”这样一个敏感话题。举例贴近学生生活,话题导入自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后再引入了《论语》和《礼记》中涉及诚信问题的汉语片段,比较了中、西方在对待诚信方面的不同,指出中国是morality-based,西方是law-based,采用教师问、学生答的方式,围绕“Howtoestablishastrongsenseofhonestyoncampus?”展开,接着学生先通过快速阅读自己找出每部分的要点,小组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报告出来,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能更好地训练学生解决问题、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合作学习的能力,也使学生有了更多参与和表达的机会,因此能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最后教师在总结学生观点的基础上再用PPT把论述文的构成成分和特点投放出来,把文章中心主旨提炼为“诚信是最美丽、最圣洁的鲜花(Integrityisthemostbeautiful,theholiestandpurestfreshflower)”。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布置了课后作业,要求学生写一篇关于学术诚信的作文。并建议使用inundate、prominently、allegedly、scandal、implicated、revoke、hack等重要词汇,学生将作文发至教师的邮箱,教师及时反馈和修正,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满足感和成就感,也能增强了师生之间的联系,让案例教学在课外得到一定的延续性,形成良性循环。高职公共英语的课堂教学不仅是要求训练学生的听、说、读、写、译五项基本技能之外,还要求学生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达到综合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目的。如讲授英国议会时,事先安排学生在课前预习和收集英国议会的案例资料,然后课堂上将学生分组模拟议会辩论,取得了一箭三雕的效果:既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了课本上对英国议会的相关介绍,又锻炼了学生的口语表达和思辨能力,同时还激发了学生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只有让学生完完全全地融入了课堂教学中来,发挥他们的主人翁精神,才能很好地激活其潜力,增强其能力,在英语学习进程中凸显其创造力。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