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体化的原点：元概念的界分及关系接榫
一体化是整体性的一体化，体现为在关系网络中追索整体性的研究理路。要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议题，就要整体性地研究两者的关系。究其实，先要界分两个核心概念：儿童文学和现当代文学。更确切地说，两者的一体化夯实于各自清晰的概念特性的基石上。辨析一组概念，异与同都不容偏废。仅有异或同的比照却无法形成张力，更遑论一体化了。类似于分科立学的理路，两种文学类型各自概念的独特性构筑了边界，从而规避了用一个概念覆盖或取代另一个概念的褊狭。换言之，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能与现当代文学存在一体化关联，其理论前提在于两者的类同性及差异性。没有类同性就没有对话、贯通的可能。两者的类同性体现在百年新文学体系中的同源、同质与同向性。没有差异性的类同往往容易丧失各自的自主性，进而销蚀这种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从学理的层面看，界分是确立概念内涵与外延的方法。想要探析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先要弄清楚两者在整个新文学系统中的身份，从而在厘清概念的前提下展开一体化的关系学研究。
从表面看，儿童文学元概念的独异性体现在儿童这一观照对象和阅读主体上。相对于成人，儿童是人的初始阶段，也是成人曾经历但始终无法返归的生命状态。因而，“儿童”是探究儿童文学的原点。围绕着“儿童是什么”“谁的儿童”“哪个儿童”所展开的讨论，都对儿童文学概念的界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明确的是，这里的“儿童”首先应该是具有独立主体的人，具有儿童之为儿童的属性。否则，就无法标识其为“儿童”，完全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汇替代。既然儿童是独立且独特的生命体，那么书写或表现儿童的文学也应该是独特的。由儿童的独特性推衍出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是符合逻辑的。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儿童文学概念中还内含着另一个关键词“文学”。这样一来，儿童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也成为需要辨析的理论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儿童文学中文学不是无边的、泛化的，它受控于儿童这一思想或价值主体。为了表现和服务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语言都要服膺于儿童的独特性。不可避免的是，文学的自主性也因这一描述性逻辑而隐藏着危机。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中，文学性的表达需要思想的牵引，作为思想资源的儿童性也借此获得了合法性的条件。无论是“写儿童”还是“为儿童”的文学，都因儿童性的过剩挤压了文学性，而衍生出思想性与文学性的紧张关系。抛开儿童性与文学性谁先谁后的问题，单就儿童文学概念的整体性看，如何理顺“儿童的”与“文学的”内外两面的语法关系，关乎儿童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的一体化。儿童文学是文学的子类，自然不能脱逸文学普遍性的要求和规范。纵使儿童性或思想性异常强势，但也不能忽略文学本身的自主性及反抗性。这种反抗性的动力源恰恰来自思想意识形态的挤压，它保障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不会离场。确立了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后，探究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就顺理成章了，两者关系的讨论是在文学的层面展开的，落脚于文学门类的关系比较。不可讳言，学科化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必要环节，要确认学科的合法化首先应界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了给儿童文学寻找科学的理据，有研究者立足于人类文学大系统的结构，从消费者的角度析离出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分类结构。这种界分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从生产与消费的链条中确实能窥见两者的差异性。但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界分仍有问题。毕竟儿童文学的消费者不限于儿童，而成人文学的接受者中也可能有儿童读者。要界分概念还是要返归儿童文学发生的历史语境，从儿童文学的内在结构肌理来廓清概念。
由于儿童文学缺乏古代的传统，其发生具有鲜明的寄生性，先驱者力图将儿童文学从与之相关的其他学科门类中分离出来。这种分离实质上就是一种界分，是儿童文学学科化的重要步骤。在讨论学科界分与跨学科的关系时，朱自强以周作人的实践为例指出，“如果在一开始就不对儿童文学进行‘跨学科’研究，恐怕不可能指向科学、正确的儿童文学‘学科界分’”［5］。在他看来，学科界分与跨学科之间不是一先一后的逻辑关系，跨学科意识一开始就存在于学科界分之中。但从其前述观点看，他遵循的仍是一先一后的逻辑关系，只不过他将两者先后的顺序颠倒过来。简言之，从跨学科到学科界分是一种先融合再分立的理路，而从学科界分到跨学科则是一种先分离再融合的路向。两者的先后关系因人因时而变，并不恒定。不论何者为先，只要有利于儿童文学概念的澄清及学科自主，就都具有合理性。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可以化用上述学科化的界分方法。
从学科归属看，在很长的时间里，儿童文学是归属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这种划分实际上将前者视为后者的附属形态。既然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探讨两者一体化的关系似乎就没有必要了。对此，贝塔兰菲论定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看法可说明这一问题：“复合体的特征与元素特征相比是‘新的’或‘突然发生的’。”［6］（P46）之所以是新的或突然发生的，其中内隐着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意涵。如果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那么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关联就缺乏必要性，只需要在整体的谱系中归类、定位即可。事实上，现当代文学并不等同于儿童文学与非儿童文学之和。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有同源性，但并不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更进一步说，儿童文学既不是现当代文学的副本，也不是现当代文学的缩小版，而是具有本体性价值的文学门类。具体而论，这种本体性体现在思想和语言两个层面上。从思想本体上考察，儿童文学并不排拒百年中国的重大现实议题，尤其是在新文学的整体推进下，当儿童文学成为“儿童问题”之一［7］（P418），并上升为“中国问题”时，它就被纳入现代人学系统之中，与现当代文学一道并行不悖地推动“为人生”的现代工程。在该过程中，两者的思想资源、运思方式、话语表达和艺术技法同中有异。从语言本体上看，儿童文学并非现当代文学的简化、浅化，以浅易表现深刻恰是儿童文学语言的特质。
与现当代文学语言相比，儿童文学语言的特殊性体现在“谁来言说”与“如何言说”的关键点上。尽管都使用现代汉语作为语言工具，但两者的语言风格、语体形态都存在着差异。一旦以特殊性来标示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界分，两者的一体化联结就具有了尊重主体的理论自觉。没有差异的融合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主与从、整体与部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隐含了决定论或一元论的属性定义，容易斩断一体化的基础，无法实现真正的对话融合。当然，如果将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视为两个无法切近的概念，那么想要实现一体化也只是徒劳。在当前的学术界，可能不再有人将两者绝对化地割裂，但儿童本位观所制造的儿童文学本位主义仍值得警惕。那种固化儿童文学的做法不仅阻滞了一体化协同，而且也销蚀了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从本义和性质看，中国儿童文学是一种现代的文学，也是一种民族性的文学，它与现当代文学同构了“文化共同体的新伦理”［8］。中国古代没有自觉的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实质上是“现当代儿童文学”的另一称谓。于是，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既然古代没有自觉形态，儿童文学何以在“五四”时期横空出世？这一问题看似只关涉古已有之还是现代生成的论争，实质上却与儿童文学的性质及与现当代文学关系接榫的议题更为相关。与西方儿童文学无异，中国儿童文学也是一个现代概念，其发生源自儿童这一现代概念的绽出。儿童的发现是一个现代装置，它驱散了以往儿童主体性被抽空的阴霾，儿童重新回到儿童本有的位置。基于知识观及现代文学制度的重建，儿童也成为一种现代知识，纳入了现代中国人文学想象的意识之中。
从这种意义上说，有关儿童的知识论和“人的发现”一样，都是现代的产物，凸显了“儿童”观念之于儿童文学的特殊意义［9］。然而，“儿童”又是一个充满歧义的概念，立于不同的语境、出于不同的主观意图都会使其语义诡谲多变。儿童到底是“发现”还是“发明”出来的？儿童是从方法论还是价值论的角度来判定的？儿童的产生到底是建构的还是本质的？儿童又是如何变成了历史的主题？这些关涉儿童概念的疑问最终都指向了“儿童文学”概念的本体，进而制导了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困境。吊诡的是，这种儿童观念并不存在儿童那里，而是专属于成人。换言之，儿童观是成人的儿童观，它关乎儿童本体，但又脱逸于儿童自身的思想。由于儿童的缄默，成人的儿童观就无法单纯地指向儿童，加之儿童文学不是儿童自己创作的文学，儿童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不可避免地铭刻着成人的鲜明印记。于是，在成人思想的容器里，儿童只能沦为“一个空泛的概念，有效地沉默”［10］（P47）。但是，成人的话语权利也是有限度的，完全无视儿童必然会抽空成人本有的话语优势，两代人关于童年的对话才是保障儿童文学存在的基础。因而，不管成人话语如何强势，儿童文学都不会彻底掐灭儿童的声音。这种结构生成了“真实的儿童既不会被‘发明’，也不会‘消逝’”的结果［11］。事实上，儿童这种“在却非在”的缺失也隐含了“不在却在”的张力。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的分立体现了儿童文学概念的特殊性，也因此保留了两代人话语交互与转换的可能性。可以说，儿童文学的这种特殊性自成一体，在被现当代文学吸附的同时又拉开了距离。现当代文学是一种现代性的成人文学，其结构内部没有预留两代人对话的空间，作家与读者的界分也比较模糊宽泛。正是基于两个概念的差异性，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讨论才得以开展，类同与界分的一体化实践才能落到实处。
二、一体化的方法：在历史化中的关联与互动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均源自“人的发现”，它们是现代的产物，都属于新文学的组成部分。这种同源、同质、同向的关系保障了两者一体化研究的可能性。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家族相似观念看似讨论的是语言游戏的问题，但所内蕴的类同哲学可为一体化研究提供启示。所谓家族相似，是指同一个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的特征。从与中国古代文学界分的角度看，中国现当代文学属于新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颇为类似的是，中国儿童文学没有古代的形态，其发生有赖于现代儿童观的出场及现代文学的引领。同属于新文学范畴，两者具备维特根斯坦所谓的亲缘关系［12］（P58）。借由这种彼此交叠的相似性构成了复杂的嵌入结构。当然，维氏“家族相似”的牵引力不止于传统内，而延展于有着内在相关性的传统之间。落实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联上，一体化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其出发点是要超越静止、孤立、片面地讨论某一个文类的问题，在关系网络中融通学科间的相似性，进而彰显学科的自主性。然而，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理论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工具，“对它的使用每一次都是当下的”［13］。这非常类似于詹姆逊的“永远的历史化”，在还原意识形态话语时，詹姆逊特别注重“现在”及“或然”，目的在于冲击历史绝对化与本质化阐释的武断［14］（P2-3）。
要找寻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家族相似，有必要在历史化的链条中考察两者的关系。两者的一体化依循共在的历史语境，在各自历史化的进程中观照两者的一体化是客观公允的方法。要在历史化的进程中把握两者的关系，必须先分而治之再统合融通。即先要分门别类地梳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各自发展的历史，寻绎两者析离与融合的关节点及行进曲线，审思两者迎拒、亲疏关系背后的复杂缘由。这一繁复的探索实非易事，每一个步骤都要需要具备统合“隔”与“通”的意识。“通”主要是在传统内来考察两者的亲缘性，而“隔”则是基于情境变迁而体现出的两者各自的特殊性。隔与通的先后秩序并不恒定，随特定的历史语境而变。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过程具有同构性，现代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共构了两种文学的历史化背景。“百年中国”背景的同一性为两者的一体化创设了条件。在这一共同语境的制导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能整合于一体。立足于时代的同一性，两者一体化的关系结构得以搭建起来。在各自发展的进程中，现代性的同一质素贯穿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这其中，现当代文学主要表现为百年新文学体系中成人文学形态，当然并不排除一些介乎儿童与成人之间的中间形态。儿童文学则是这一体系的儿童文学形态，它以其独特“儿童”现代知识创构及在此基础上的“新人想象”，而被纳入了新文学的整体格局。通过新文学传统的再造，现当代文学重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和语言形式，有效地传达了“为人生”的时代主题。相较于儿童文学，现当代文学批评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为紧密，其价值功用表现为，“文学不再是被动地因循社会变化而变化，而是走到了生活的前面，引领和推动社会进步”［15］。
在发生期，儿童文学的先锋性是非常鲜明的，尤其是在关注“儿童”及“文学”方面表现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品格。与妇女和社会底层民众相比，儿童是最具“新人性”的，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儿童作为新人的身份认同都更容易在新旧转型的框架内找到理据。这种便利即杜传坤所说：“儿童文学本身即为现代性中‘儿童’的一种生产与建构方式。”［16］言外之意，在现代性的语境下，儿童文学不依靠身份政治就能直观地表征其特有的新质。这不仅赋予了儿童文学育化新人的价值旨趣，而且在新文学所开创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传统中与现当代文学合为一体。“作为成人的新人”与“作为儿童的新人”的归并统合，拓展了百年中国文学“新人想象”的长度、宽度与高度。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儿童文学尽管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传达儿童话语时依然受限于其结构性的缺陷：儿童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图，要借助成人作家间接来表达。成人传达儿童话语的好处在于能克服同代人表达的局限，两代人话语转换所延拓的视域远大于同代人的自我言说。值得一提的是，在新文学的话语谱系中，现代作家兼治现代文学与儿童文学，两种文学在他们那里是难以区隔的，很多的时候是互相借力的。譬如，在批判旧文化、旧思想、旧传统时，文学革命者看中了儿童文学先天的革命性，从而将其视为推手来驱动思想启蒙。同时，新文学杂志开设儿童文学专栏，为儿童文学发生鼓与呼。两者的双向发力，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革命的一体化进程。在革命、启蒙与战争等语境下，两种文学的联手与合作非常密切，其对于现实人生的审思及中国新文化创造的共同性异常明显。即使是在“后革命”语境下，可能存在着两者不同步的现象，但其联动也没有停歇。割裂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性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么，随着专业专职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种一体化结构就会解散呢？答案是否定的。儿童文学从来都不是“真空的文学”，尽管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吸引了广大的儿童读者，但这类中国幻想儿童文学从未割裂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儿童文学的幻想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其与现实的关联始终存在。
在时代同一性与文化共通性的召唤下，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就此生成。这种现实的吸附力凸显了儿童文学的中国性，这是中国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过程中自生的一种民族性的机制，也是抵御异域文化冲击、侵蚀的内源性力量。与现代性粘连、演化的民族性，也是考察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重要概念。从语言到思想、价值，中国现当代文学都迥异于古代文学，两者的发生都有赖于西方现代思想的传入。当然，这种新文学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现代思想的横向移植，也不是对中国陈旧思想的简易改良，而是先驱者站立于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重视点上的全新创造。对于“冲击—反应”的现代性模式，列文森认为，中国传统社会里外来文化的影响无非是丰富了文化的词汇，但到了近代就可能直接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17］（P8-9）。应该说，现代知识分子对于域外思想的借鉴是保持着戒备和警惕心理的，民族性标尺的确立使其无法完全改变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这里，列文森的聚焦点主要停留在西方冲击的源头上，但对于中国的回应关注不够。到了柯文那里才将关注点从外部拉近至中国历史的内部，其《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列举了费正清、列文森师生轻视“内部因素作出的回应”所衍生的误解［18］（P2-3）。只有将研究视角从外部转向内部，中国文学的传统及民族性的审思才能更为深刻。面对外部力量的冲击，变革的热望也更强烈，而越是急切想变革，越要倚靠民族性来锚定变革方向、抵御外来文化的入侵。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性的形态，思想传统的新旧变革、语言形式的现代转换是这种整体性历史的具体展开。搁置古代形态或者掐断民族性的源头，都无法完整绘制中国文学传统的图景。与现当代文学无异，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动力源自内外两种资源。就内源性因素来说，中国古代尽管没有成熟且自觉的儿童文学，但其丰富的民间文学和口头文学都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提供了条件。
“五四”儿童文学的横空出世看似是现代思想的召唤，但如果没有传统资源的改造转换，中国儿童文学的面貌也不可能呈现出兼具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复合样态。译介域外文化、转换传统资源来驱动本土文学的创生，是现当代文学和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共有经验。所不同的是，两种文学的资源取径、转换方式有较大的差异。在考察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时，也有这样一种异声：儿童文学是一种保守的文学。诺德曼就曾指出：“作为一种典范文学，儿童文学具有固有的保守性”［19］（P243）。对于儿童文学保守性的界定，诺德曼是从整体性、历史化的角度出发考察的。在儿童文学诞生之初，儿童文学就以一种反向的方式审思资本主义制度而出现在儿童读者面前，儿童文学文本中对“自然”“童心”的颂扬都隐含了对现代文明、理性主义的反思。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生一方面是“儿童”的发现、发明，另一方面亦有对这种现代知识的批判。于是，儿童文学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复杂的面影：一方面指向未来，另一方面又返归过去。时间层面的前后矛盾确是儿童文学的独特性所在，但这种看似紧张的关系不会撕裂文本的张力结构。除此之外，儿童读者的接受水平也是需要特别考虑的。当然，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水平并不能以放逐儿童文学的思想性为代价。或者说，保守的思想也不一定容易为儿童所接受。儿童文学不仅拥有多维的思想，而且还要传达这些思想给儿童。因而，往后看的叙述方式和风格并不是儿童文学思想性不足的表征。相反，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依赖于现代思想的高扬。没有儿童与成人的差异，就难有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分野。而制造儿童与成人差异的现代装置是儿童本位观。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划定了界限鲜明的位与势，儿童本位观的出场有助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界分，但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新质与儿童本位观之间并不决然对立，不能武断地认为儿童本位观划定了两者无法逾越的界限，进而阻碍其一体化的融通。除了基于共有的历史化语境外，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联结还需从作家的文学实践中找寻。透过现代作家身份的多歧性能发掘其游走于两种文学之间的心路历程，从而开辟出交织着社会生活史与精神生活史的复合性路向。在专业儿童文学作家出现前，现代作家的身份是游离且多栖的，作家、批评家、学者、读者混杂于一体。
由此产生了“作为作家的读者”“作为读者的作家”“作为学者的批评家”“作为作家的学者”等身份杂糅群体。不妨说，无法割裂多重身份也就意味着无法切断两种文学的联系。更为复杂的是，很多现代作家是兼治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张天翼、冰心等人的著述中流露出的“两套笔墨”，就是这种身份杂糅的显征。为了进一步探究这一现象，可再列举两例不太引人注意的学案予以说明。柯灵的文学道路是从儿童文学起步的，据回忆，他15岁就积极向《儿童世界》和《少年杂志》投稿，处女作是儿童诗《月亮姑娘》和童话集《粉蝶儿的故事》［20］。学界对此关注不多，对于柯灵试水儿童文学也缺乏深入了解，如不是其“自述”，恐怕学界很难将其与儿童文学联系起来。柯灵童话集《粉蝶儿的故事》中《嫦娥和后羿》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但没有停留在白话文的转述层面，而是将故事植入现代中国的情境，并注入时代精神，从而激活了传统资源。许地山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但他也曾创作童话，其童话《桃金娘》取材于中国古代福建孤女金娘的民间故事，金娘为村民造福的故事经其口语化的改编后，深受儿童的喜欢。许地山的童话延续了其问题小说的风格，“处处又隐着许多问题”［21］，启发儿童思考。此外，他还在译介孟加拉国民间故事时发现了“野乘”这一故事类型，并根据特质推断其向寓言转换的趋势。凡此等等，如固化作家身份，不能全面考察作家出入于“两套笔墨”间的心路历程，可能会遮蔽其思想的多样性，进而误读文本的意涵。不言而喻，当现代作家带着这种多歧身份从事创作时，一体化的嵌入也由此生成。叶圣陶的《稻草人》之所以被界定为小说童话，源于作家在文本中增添了儿童/成人的双重内涵。文体的杂糅折射了作家多歧身份的犹疑、焦虑。叶圣陶“为儿童”与“为成人”的两套笔墨，使得《稻草人》显露出太真与太假的两极震撼。其缘由在于叶圣陶对童话文体“失败”的认知，及其一贯的问题小说整体局限所致［22］。
由此看来，文体杂糅只是表象，无力整饬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一体化才是实质。这种左支右绌的痛苦，叶圣陶显然不是孤例。老舍所谓“脚踏两只船”的自喻可作如上观：“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这就糟了。”［23］（P457）鲁迅曾译介域外儿童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论析现代儿童观的杂文，但在界定自己的创作身份时，他却表明“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24］（P44）。与鲁迅无异，茅盾对于儿童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他也说：“我虽然写一些儿童文学的评论，但是从来没有写过儿童文学”［25］（P39）。在这里，鲁迅、茅盾的话不是简单的自谦之语，而形象地阐明了其在学科纯化与泛化中的两难，他们无意贬抑儿童文学，但从侧面也表明了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既明晰又模糊的界限。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文学成为国家文学的一种类型。儿童文学作家也走上了专业化的行列。然而，新的文学体制却并未改变专业作家的上述困境。第一代、第二代儿童文学作家自不用多说，第三代、第四代作家看似专治儿童文学，但他们也未摆脱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两歧困扰。从他们接受的理论资源、学统来看，前辈作家给予他们的影响非常大，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前辈作家影响的焦虑下成长起来的。
鲁兵就曾坦言亲炙前辈的上述苦闷与精神饥馑［26］（P266）。这样说来，布鲁姆“渴望置身他处”的观念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27］（P9）。在历史传承和影响的焦虑下，儿童文学作家无法掐断现当代文学这一近传统的脉息。这种潜在的他者存在并不是坏事，在看似不纯粹的文学观念中却增添了多元性的参照，这对其儿童文学创作无疑是有裨益的。新世纪以后，张炜、毕飞宇、马原、阿来、徐则臣、赵丽宏等一大批当代作家尝试跨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姑且不论这种跨界的结果怎样，但必须承认，由于角色与意识、创作风格与艺术方式的差异，这种跨界实践必然衍生因“两套笔墨”牵扯所带来的不适感，甚至酿成创作失范、创新受挫的后果。具体来说，作家的不适主要集中在准儿童文学与准成人文学的地带［28］。如何调适跨界后的身份转变，处理知识结构的多元化与儿童文学的专业化是一体化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历史化中审思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实质上是将两者的关系进行学术化、范畴化和学科化。这种关系的历史化不是两种文学史的机械相加，而是在找准了两者对话“锚点”后的互动及融通。这有效地遏制了胡乱的、强制性的联系所带来的混乱失序，从而在“历史化的关系”与“关系的历史化”中回归新文学的本体。借用吴秀明叙述当代文学历史化的观念来说，这是以一种“后见之明”对两者关系的历史进行“再解读”［29］。既然是“再解读”，就不应满足于“接着说”，而要“重新说”。当一体化的思想运作时，两种文学的内在结构、术语、范畴、属性也发生着或显或隐的变化。这其中，影响两者一体化的因素是动态语境中的“儿童”与“成人”的结构关系及现当代文学制度，而两者一体化的实施又反作用于作家的文学生产，深刻地介入了百年中国文学参与现代中国文化创造的伟大工程。
三、补全一体化与主体性的学理逻辑
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关联研究中，一体化既是出发点，也是方法。本议题的重心在于，两者的一体化不是一个“要不要”的理论预设，而是一个“怎么做”的实践话题。一体化方法的启用开拓了百年中国文学新的阐释空间，质的生成意义大于量的增补。新文学整体系统中两种文学的流动、碰撞、关联、作用，凸显了百年中国文学多元共生的文化结构。在不折损两者学科特性的前提下，助益其彰明现代性质地和完整的文学面貌［30］。在这种方法的推动下，百年新文学的总体性特质因这种一体化的联结而趋于明晰，更好地表述人类童年与成年的完整阶段，提升了“全人”的道德意识与审美能力。然而，尽管一体化的意义重大，但它却不能等同于两种文学整体研究的终极诉求。一体化起到的联结、统摄作用固然不容忽视，但其局限也依然存在。具体来说，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它无法替代和推演两种文学各自的主体性。因而，在肯定一体化切近、联结的作用时还要补全两种文学各自的主体性。否则一体化的结果有可能还是一种文学对另一种文学的收编，最终在张力离场的情境下中止了两者的一体化。一体化如果是以取消两种文学的属性差异作为结果，那么这种一体化不仅有违其初衷，而且也将一体化带入自我本质主义的泥潭。殊不知主体性是一体化的前提，缺失了主体性的文学如何能实践一体化的运作？在很长的时间里，儿童文学被误读为“小儿科”，在走弱的趋势下逐渐走向自我封闭。这种自我本质主义放逐了儿童文学的主体性，更进一步说也否弃了其与现当代文学互通关系中的主体性。自我封闭的结果是关上了勾连现当代文学的大门，实际上也取消了一体化的联动。基于此，在呼吁“走出自我封闭系统”的同时［31］，学界也开始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学科拓展，这都有助于一体化的统摄及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回归。伴随着这种观念的转向，中国儿童文学的入史问题也被提上日程，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这里的入史，不是儿童文学独立成史，而是其如何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新世纪以来，学科观念的更新引发了诸多关乎学科化的讨论。关于华文文学、通俗文学、旧体诗词、港澳台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入史问题也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在笔者看来，入史的标准是“同质性”。这里的同质既有文学新旧性质的考量，也有民族身份认同的判定。儿童文学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符合同质性的理据，但如何入史却是需要深入思考的。对此，有学者将儿童文学的内容对应楔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各个阶段，如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就采用这种方略［32］。不过，在整体性的格局中，两种文学的合流也容易遮蔽其同步与错位的发展轨迹。当然，另有撰史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最后突兀地放置儿童文学的内容，就显得更不科学了。这种现当代文学加上儿童文学的大文学史，看似内容更为丰富，但却是机械式的叠加，无益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结构的优化。就文学史结构而言，粗暴地做加法不是一体化的原初设想。
文学史涉及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撰写文学史要做到尽量客观、真实。然而，客观真实只是相对的概念，无法真正实现。原因在于撰史者的主观叙述无法复现和还原文学事实，结果是“文学史能够做到的只是取得共识”［33］。这看似接近却无法达至客观真实的状态，留下的缺憾也成了重写文学史的动因。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撰史者对于“儿童文学是什么”与“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如何”的理解决定了其文学史叙述的方案。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初稿》、唐弢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文学史著中没有儿童文学的身影，这可视为文学史家对于现当代文学主体性的一种体认，是其新文学观与新文学史观影响的结果。作为新文学的有机部分，儿童文学理应在整个新文学史中有一席之地，完全无视、低估儿童文学显然没有道理。问题是如何整饬两种各具主体性的文学，重新设立秩序关系。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率先在新文学运动史中加进了上海四大儿童书局的出版状况，开了在新文学史中论述儿童文学的先河［34］。尽管还缺乏一体化的意识，甚至将儿童文学置于“整理国故”的背景下，但这种创见性的汇聚、打通仍有引领意义。唯有同质才能入史，承认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同质性就确立了入史的合法性。但是，这种入史不能遮蔽、折损、弱化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否则儿童文学的身份必定是“寄居”和“游离”的。要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仍需要重拾两者一体化的意识，在历史化的场域中形成有效的联结。抛开入史的迷雾，寻绎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它具备独立写史的条件和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版本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层出不穷，虽不足以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等量齐观，但其数量也不容小觑。无论是独立写史，还是选择性入史，都应依循上述一体化的思路，都要顾及主体性的原则。
从根本上说，两种文学史书写都体现了撰史者关于“儿童文学是什么”或“儿童文学史怎么写”的史识。这种史识是尊重中国儿童文学自主性为前提的，在承认儿童文学主体性时，围绕元概念梳理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总结历史经验和发展规律。不言而喻，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坚守并不否定现当代文学的主体性，而恰是在尊重现当代文学主体性的同时来审思儿童文学的主体性。从这种意义上说，一体化也是一种“互为主体”的思维方法。强调在一体化过程中兼顾两种文学的主体性，是为了规避因外在语境、意识形态的先导作用对两者关系造成的偏误。这种主体性的确认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研究从外向内转，这对于冲破反映论的束缚，修复、回归文学性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在返归文学主体性的同时，还强化了两者关系中各自的学科自主性和文学主体性。从学术史看，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是新时期文学理论的一篇重要文献。它提出了引入价值论的思路：“不仅肯定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而且又肯定文学是基于主体需求的一种价值形态”［35］（P5）。克服了文学反映论的弊端后，中国文学才得以获致文学主体性。应该说，这种返归文学自身的努力是对“人”和“文学”主体价值的高度肯定。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政治、文化、思想等要素的推动。如果一味地强化人的精神主体性又会衍生弱化文学主体性的隐忧，而这显然不是刘再复此文的本义。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提出后也引起了诸多争议，问题的症结集中在文学与政治、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秩序上。无限主体或绝对自由所带来的后遗症迫使人们再度反思文学的主体性问题。经过论争后，刘再复也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为关键的认知是“主体性应该包括主体间性，这才是比较完整的理论”［36］。对于一体化的关系而言，提出主体性的思路是必要的，但这种主体性不能撤除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多元共生的基石。从关系学的角度看，在承认主体性的前提下重视关系主体的空间、话语、作用也是其应有之义。由是，从主体性到主体间性的思路延伸也逐渐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仅一字之差，涵义却大不一样。主体间性存在的前提是主体的复数化，单个主体无法构成间性。存在着不同主体后才有讨论一体化、共通性的可能。搭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主体间性，有助于从单边向多边的关系演进，其认识论也发生了新的转换：认识一种主体能有效构成对另一个主体的认知，其依循的逻辑是从“我”到“我们”，这实际上又从主体性回到了一体化的基点上。儿童文学本身是一个具有主体间性的概念，内含着儿童与成人的对话沟通。儿童文学内生的“间性”是其他文学类型所不具备的，有别于成人文学的主体间性品格。不过，儿童文学这种品格的生成如果离开了成人文学的参照，其作为知识集的系统性、主体性也难以充盈。由此看来，即便儿童文学自带主体间性，但其真正的主体性还要依靠他者的参照、互通，才能由“我”及“他”再达至“我们”的整体认知。概言之，一体化是主体性的一体化，主体性需要借助一体化联动来赋义，这是一种良性的关系逻辑。这充分表明，系统性是一体化的枢机，导致双向作用的关键是一体化与主体性归并的系统生产功能［37］。在此系统化的运作中，两者一体化的基本特征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整体性的特征。如将两种文学视为一个“人学”整体，其一体化关联势必会聚焦人、社会、历史等各要素的整体，而不至于成为脱离新文学主潮的单一个体。二是相互关联的特征。要贯彻整体性的原则，就不能忽视不同要素、主体之间的联系。对于两种文学特征的概括不能片面地由其自身来说明，而要从两者相互关系、相互影响的整体来揭示。因而，寻绎两种文学互通的关节点、连结线至关重要。三是辩证融通的特征。两种文学的一体化不是简单的归并、替代，而是在尊重各自主体性的基础上进行会通，从而生成一种动态的机体，并在关系场中认知两者各自的特征、规律。同时，一体化还会有主次的层级之别，这取决于研究者的立场、观念与语境。当一体化涵纳了主体性后，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多元共生结构就强化了整体性、辩证性的学理逻辑，这又可为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资源与话语视角。
作者：吴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