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文学中怨妇形象浅析

2022-09-21 16:46:33 来源:写作指导

现当代文学中怨妇形象浅析

摘要:怨妇形象涉及到情感、人性、伤痛等深层层面,最能触动人们的心灵感受,历来备受关注,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在现当代文学中,怨妇以这一历史时期相关联的内容与形式继续生成与存在着,并呈现出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新特点。文章从怨妇形象的生成及意义出发,详细分析现当代文学所塑造的几种典型怨妇形象,探讨现当代文学怨妇形象的塑造成因,为读者提供一个认知社会历史的参照物和文化反思的切入点。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怨妇形象;人物

一、怨妇形象的生成及意义

自古以来,现实社会中难免存在两性良性生存的缺憾,而文学则是制衡并补济不良社会生存缺憾的重要出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深刻察觉到这一现象,提出“兴”、“观”、“群”、“怨”等诗学观点,表达对诗的美学作用及文学价值的认识。其中的“怨”可以表现为不同的内容与形式,而“怨妇”涉及到情感、人性、伤痛等深层层面,最能触动人们的心灵感受,因而备受关注。怨妇,顾名思义,即充满哀怨的妇女。“怨妇”形象最早出现于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有妇女独守空房、思念丈夫的哀怨,有妇女被丈夫无情抛弃的怨恨,有对家人包办婚姻的怨艾……此后,不同朝代的大量文学作品延续了怨妇这一命题,通过不同的文学体裁,塑造了大量怨妇形象,使得怨妇成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典型形象。我国古代社会不合理的封建宗法制及婚姻制度,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礼教思想观念使妇女在悲凉的境地中苦苦地挣扎,悲苦愁怨是古代怨妇们的主旋律。而在现当代,我国的政治、文化、经济逐渐更迭,社会开始向现代转型,两性平等、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等观念深入人心,但怨妇形象没有消释,而是以这一历史时期相关联的内容与形式继续生成与存在着,呈现出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新特点。现当代文学作家在深刻反思社会历史特征的基础上,以多样化的视角及创造手法,塑造了形态各异、性格鲜明的怨妇形象,体现出作家特有的文化敏感性及其悲悯情怀,彰显出意蕴深刻的艺术价值及独特的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人物形象。而现当代文学大量的怨妇形象塑造,也为人们理清现当代特有的伦理道德及文化追求,把握特定历史阶段的内涵,洞察现当代妇女的整体风貌,审视现当代妇女的生存境况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二、现当代文学中的怨妇形象分析

(一)变态扭曲型怨妇

怨作为一种负面的心理情绪,一旦滋生,被长期压抑在内心,极其容易造成人格的扭曲,最终以一种变态扭曲的方式发泄出来。现当代文学中,那些因怨而生恨,极尽压抑直至扭曲变态的怨妇不胜枚举,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张爱玲塑造的一系列形象,诸如《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半生缘》中的顾曼璐,《第一香炉》中的梁太太等。在《金锁记》中,出生贫寒的曹七巧被家人做主嫁给残废的姜家二少爷,由于出身的低下,曹七巧成了连姜家佣人都看不起的“二少奶奶”,而患有软骨症、终日卧床的残废丈夫使她正常的情欲找不到出口。七巧对自己的婚姻充满怨恨,长期的身心压抑、煎熬及怨气使她日渐尖酸刻薄,心理逐渐变态扭曲。在她看来,金钱才是最真实的,她疯狂积累财富,成为金钱的殉葬品。变态扭曲的心理只有在制造更大的不幸时才会获得快意,她打探儿子长白的私生活,妒忌并攻击儿媳,破坏儿子婚姻,阻挠女儿长安的婚恋,断送儿女幸福。怨妇曹七巧形象一生带着黄金的枷锁,其变态扭曲的心理过程笼罩着人性泯灭的阴影,映射出混乱荒诞的生活状态。《半生缘》中的顾曼璐早年为了供养家庭做舞女,不但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也为自己种下苦果。为了家庭的发展,她草草地将自己嫁给一个不爱的男人,婚姻给她带来的痛楚,也使她的心理逐渐扭曲变态。当她顺从了丈夫,做了丈夫强奸的帮凶,将可悲的命运转嫁给亲妹妹,变态的精神可谓走向了极致。而《第一香炉》中葛薇龙的姑母梁太太为了物质做了香港富商的二奶,被娘家人唾弃。在物质、爱情以及亲情的缺失中,她的心理早已扭曲变态,秉承着一套歪曲的女子名誉理论,认为女人应趁着年轻推销自己,名声越大越值钱,而被男人“甩”是最不名誉的,贞洁在她面前倒成了小事。梁太太为巩固维持自己的权势,时常拿这套理论“教育”葛薇龙,罔顾亲情,软硬兼施,将亲侄女葛薇龙诱入风尘,这其中难免掺杂着对娘家人的怨和报复。变态扭曲型怨妇是人性在极度压抑下的扭曲异化,作家用全新视角诠释异质化的怨妇形象,彻底解构了女性的传统意义,赋予其扭曲变态的特质,以强烈的张力给读者带来震撼的阅读效果,也为文学人物的塑造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二)新派知识型怨妇

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呈现出开放的势态。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妇女们逐渐认识到自己作为社会个体应具有的地位和权力,开始有意识地在传统男权话语中艰难挣扎,以期为自己寻求更大的幸福。在现当代文学中,鲁迅、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笔下那些新派知识型怨妇呈现别样的特性,她们是接受过新派教育及民主思想的女性,在捍卫自我尊严的过程中做过努力,最终却难以摆脱悲剧的牢笼,令人叹息,也发人深省。鲁迅作品《伤逝》中的子君,最初是一位勇敢追逐自由幸福的新时期知识女性,她在发出个性解放的呼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时,表现得大无畏而决绝,她以众叛亲离作为代价追逐自由爱情,与涓生同居之后却又回归传统女性的角色,终日忙碌于家庭琐事,原有的精神追求也一去不复返,逐渐成为与涓生思想不对等、难以交流的怨妇,最终被冷落抛弃。子君身处旧思想和新精神碰撞交织的时代,她作为新派知识型女性,显然已有一定的觉醒意识,但她所谓的个性解放仅限于追求爱情,在经济、精神上并未独立,因而也谈不上真正的个性独立。她勇敢摆脱封建旧家庭,却又沦为新家庭的附庸。张爱玲小说《半生缘》中的顾曼祯,出身于上海清贫而又封建的小户人家,单纯可爱,外表柔弱内心却坚强而又执着,是一位有理想、热爱生活的新一代青年女性[2]。她有理想有职业有爱情,幸福生活似乎唾手可得,但这一切却被姐姐顾曼璐和姐夫祝鸿才毁于一旦。顾曼璐无法生育,为拴住丈夫,与丈夫串谋将顾曼祯逼奸生子,顾曼祯的命运从此被改写。尽管顾曼祯在生子后对不公的命运做出了抗争,远离祝家和顾家,但最后却又因为孩子重回到她深恶痛绝的祝鸿才身边,过着屈辱、痛苦、折磨的怨妇生活。张爱玲另一部作品《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同样受到新派知识教育,她投靠香港姑妈梁太太的最初目的只是求学,却被姑妈带进奢华靡烂的交际场,在物质的诱惑和姑妈的软硬兼施中一步步自甘堕落,出卖自己的青春美貌供养丈夫,成为男性世界的玩物,其中怀疑、怨恨以及无法自拔的心境令人玩味。张爱玲通过葛微龙这一怨妇形象再现了当时新知识女性仍未摆脱传统思想束缚的真实情境。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也是一位新派知识型怨妇,她相貌出众、家境平平,在偶然的机会中参加上海小姐选美,成为上海三小姐,却甘愿被政界高管李主任金屋藏娇,成为留守怨妇。之后时事变迁,王琦瑶带着李主任留下的黄金,辗转于乡下,又重回上海,和各式各样的男人保持着亲密又矜持的关系,却无法获得真正的爱情,始终承受着无缘婚姻、缺失亲情、老无所依的凄苦与悲凉。王琦瑶的一生充斥着长恨绵绵的怨妇情怀,她以一种独有哀怨的姿态,难言的伤感和无尽的迷惘,见证了上海的历史沉浮及世事沧桑。在现当代文学中,作家们塑造了悲怨的新派知识型怨妇,其特有的形态和鲜活的形象映射出作家对特定历史阶段和现实社会的思考。

(三)逆来顺受型怨妇

逆来顺受型怨妇向来是我国文学作品中怨妇形象的主体,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不计其数,然而不同时期的怨妇形象又有所差异,体现出各自的新特点。“五四”文学革命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是一场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文化变革运动,这一时期的怨妇,会受到封建伦理思想和现代文化的冲击,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下选择了逆来顺受。比较典型的有巴金笔下的鸣凤,作为封建家族的婢女,她的命运从被卖进高公馆就被注定了,只能听命于主人,干各种丫鬟必须干的事情,甚至被奴役被责罚被打骂也不能有半分怨言。在这种封建礼教下,她认为这就是命,是千百年来奴仆的命运。正如她对自己命运的总结:“世间的一切都是由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在的神明安排好了的,自己到这个地步也是命中注定的罢”[3]。作为一名普通女子,她同样渴求美丽的衣裳、可口的食物、觉慧的爱情,而现实的残酷使她只能本分地做一个下人。当太太要她嫁给冯老太爷,她还在幻想觉慧来救她,及至幻想破灭,充满怨气地顺从太太的安排。门当户对、男尊女卑是封建社会的一条罪恶原理,反抗也是微薄无力的,唯有逆来顺受,所以,鸣凤的人生归根结底是受千百年来的封建伦理迫害。巴金笔下的瑞珏,出生在一个封建大户人家,温柔、体贴、识大体,在婚姻上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家长主婚,幼辈不得过问”的法规嫁给了觉新。她与觉新的婚姻是高老太爷用“拈阄”这种极其荒唐的方式决定的,其实她的内心是不喜欢的,但还是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遵从了封建礼教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必然行为,并成为封建大家庭的好媳妇。怨妇逆来顺受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是当代作家古华的《芙蓉镇》中描写的美丽迷人的豆腐西施“胡玉英”。胡玉英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因为八字不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家,从十五岁开始父母便为她找郎相亲,但是找了整整四年都没找到,最后只好委屈嫁了屠夫黎桂桂。她最初不甘心、不认命,瞧不起黎桂桂。但结婚几年后,她一直没有怀孕,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内疚,最终只有认命,死心塌地跟着黎桂桂过日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封建思想的谗害,让一个对自己婚姻充满了追求的女人,在无后礼教的教唆下,屈从了一个不喜欢的人。文学作品中的怨妇形象通常受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虽然他们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有叛逆,但最终不得不向命运妥协。

三、现当代文学怨妇形象的塑造成因

(一)男性话语权的延续

怨妇形象在我国自古就有之,汉乐府诗中的《上山采蘼芜》描写了一个弃妇和故夫偶然相逢的场景。弃妇勤劳美丽,温柔多情,但终没逃脱被遗弃的命运。面对自己丈夫的喜新厌旧,只是用委婉的语气述说自己的哀怨,只有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怨妇形象,如女作家铁凝《玫瑰门》笔下的司绮纹,张爱玲《怨女》笔下的柴银娣,男作家鲁迅《祝福》笔下的祥林嫂,这些怨妇的产生,都有一个“被动”和“受控”的“性别史”。父权制社会建立以来,中国文化一直是以男尊女卑的两性关系为基础发展,男权意识占据主流地位,女性在经济上得不到独立,同时受到了来自于男权社会的各种教导,极力把女性改造成朝着男权意识和规范标准的方向发展,使得她们在心理上和精神上是男性的奴隶,必须依附于男人才能生存。当依附关系满足不了女性的需求时,女性自然而然会产生怨恨、失望、不满等情绪,久而久之便成为怨妇。当今社会所提倡的“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看似使得女性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其实只是新的政治意识形态和男性权威社会给女性重新定义的新形象。妇女还是同样散居在男人中间,依附于某个男人,没有自己的女性意识和女性性别群体意识,也没有一个与男人群体相反的独立群体。男性话语权依然在延续,怨妇形象还将一直存在。

(二)社会的变更

自资本主义在我国开始萌芽,新的思潮冲击着腐朽的封建制度,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开始对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提出质疑,痛恨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先进思想。但是几千年的旧观念已经在我国根深蒂固,已然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下,怨妇的产生和形象的塑造产生了新的特征,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五四先驱们承担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他们有着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文化,对怨妇的塑造也最为典型。鲁迅《伤逝》下的子君徘徊于新旧文化之间,试图追求婚姻自由和先进文化,但却对命运无从把握,在寻求妇女解放的道路感到无助和痛苦。丁玲作品中讲述了一个出生于破落封建家庭的孩子梦珂,在求学时看到红鼻子教员侮辱女模特时勇于站了出来,但却受到了旁人对她人格的诽谤,最终因愤懑和失望离开了学校。住在姑妈家又被表哥玩弄感情,想在社会中谋求一份独立生活的工作,却被无处不在的男性欲望诱惑,沦为了色相明星。在新时期变化中,怨妇同样存在,如王蒙作品中的《活动变人形》描写的三个怨妇:姜赵氏、静宜和静珍。这些怨妇,虽然生活在现代城市里,但是骨子里却依然抱有对男性权利的依赖和崇拜,比如他们已经意识到独立和自由,却无力反抗,自甘堕落,而成为新一代的怨妇。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靠个人努力挣钱,因生活的压力变得不再懦弱,同时也利用男人手中的权利实现目的,变得不再依附于某个男人了,家庭观念和爱情观方面产生变化,内心开始变得焦虑,精神世界觉得茫然。一旦和男性世界观产生冲突,怨妇便自然而然产生了。在不断变更的时代下,怨妇形象也体现出与之相符的特征。

(三)作家个性叙述的特定符号

怨妇形象作为我国古今文学作家关注的重点,其文学价值自然是不容置疑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女性命运的代称,已然成为作家笔下叙述的一种符号。他们在叙述时,只有将人物极端化处理才能撼动人心,只有这样的符号,才能充分展现悲剧主题;也只有这样的符号,才能将那些灾难叙述推向极致。以怨妇为主体的文章,不仅是对现实社会化的真实写照和对女性隐秘世界的无情揭示,更是作家发现和接近历史真相的方式。作家需要刻画怨妇形象,而怨妇形象也同样成就了作家。在现实社会存在的诸多人性缺憾面前,不够震撼的文学效果似乎难以激起人们的兴趣,触动人们的灵魂,而怨妇形象的塑造具有震撼心灵的艺术魅力,不仅是作家们长久以来约定俗成的一种工具化符号,而且也很好地迎合了读者的阅读需要。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31.

[2]罗艳.论张爱玲的悲剧意识[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9(5):21.

[3]巴金.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20.

作者:姜良琴 单位: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公共课教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