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理论在实践教学的用途

论艺术理论在实践教学的用途

作者:金鹏 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在中西方艺术教育史上,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始终是个学界关注的理论问题。先秦时期,儒家经典《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艺术实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同时也对艺术创作的各项要素作了次序上的安排,即艺术创作首先是精神上的皈依与坚守,是对形而上精神的客观化。“道”可以理解为“客观规律”或者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只有做到领悟与掌握“道”,才能做到自觉遵守“德”,最终实现“游于艺”的自由境界,即以完全自由的审美心态,在“物我两忘”的意境中进行艺术创作。那么,什么是艺术实践中的“道”,就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命题。从人类艺术文化发展历程来看,艺术理论作为对艺术创作、鉴赏的规律性的总结概括,是艺术乃至艺术设计实践的核心要素之一,其蕴含的理论价值是正确理解艺术理论与艺术设计实践关系的重要环节。

一、掌握艺术理论的必要性

艺术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艺术理论包括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而狭义的艺术理论则专指艺术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中的艺术理论主要指广义上的艺术理论,其主要探讨艺术创作、鉴赏中的基本规律,艺术的发生发展,艺术人类学,艺术鉴赏学,艺术接受等理论问题。学习艺术理论,全面掌握艺术发生、发展的历程,对于艺术设计学科的学生是十分必要的。正如诸葛铠先生所说:“对这些观念变革规律的总结,并使之指导实践,又是一种理论工作。这正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循环过程……”是否理解艺术理论以及理解的程度如何,关系着艺术设计实践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旨趣,影响着设计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文化精神的彰显。因此,艺术理论在艺术设计实践教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艺术设计教师作为艺术设计教学的实践者,只有深刻把握艺术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使艺术理论与艺术设计教学实践真正地交融互渗,这也是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应坚持的教学原则。

二、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实践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检视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实践的影响,不难发现中国的思想家们早已关注到了这个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理论探索和试验,影响了后世中国艺术美学的走向。《论语》中就记载了基于“克己复礼”的道德理性和社会理想的艺术美学观点。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以“礼乐”的文化哲学振聋发聩地宣告了儒家的色彩观。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服饰设计,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艺术设计文化的精神内涵,拓展了传统艺术设计的文化视阈。《论语》所记载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显示了儒家美学极大的文化张力和道德境界的美学维度,对于后来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设计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我国近代,蔡元培先生首倡“以美育代宗教”,提出了教育的宗旨是“教成健全人格”和“发展共和的精神”。他从“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我国封建教育对国人思想和自由发展的桎梏,认为德、智、体、美四育一样重要,倡导美育与体、智、德育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蔡元培倡导美育的思想对我国近现代美术、艺术设计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大力扶持艺术教育并躬行示范,奖掖后学。我国第一所国立美术院校———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就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极力倡导和支持下成立的。此外,1918年3月由蔡元培发起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并成为探讨中国艺术理论和实践改革的重要阵地。蔡元培先生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对待文化事业,促成林风眠、刘海粟等一批在国内初露峥嵘的优秀艺术家留学,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与西方艺术精神的有效对接与交流,对推动中国艺术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西方设计史上,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划时代地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命题,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席勒指出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完整的性格”,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六封信中通过对古代希腊社会和当时社会的文化状况的对比,明确声明了他提倡美育的内在根源。

他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上,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反思。席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失败的,并没有真正实现人民普遍自由的社会理想,而要想真正使人民不再“戴着镣铐舞蹈”,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并非一剂良药,而应该代之以审美教育。他指出,“应当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问题之前”,“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因此,席勒得出了一个美学意义上的结论,即“人应该只同美一起游戏”,“只有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正是基于对人类学和艺术史的综合分析,席勒提出了艺术与自由关系的命题。

其理论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结论,对欧洲19世纪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中叶,西方设计界气氛沉闷,从表面上看是设计思维的演进跟不上欧洲工业革命进程的节奏,而内在原因则是工业革命使设计文化发生了断裂,艺术精神让位于工业大生产的惊人效率。当时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拉斯金提出了设计风格中折中主义的出现是工业化无限膨胀的恶果这一论断。他认为要想实现设计文明的回归,就必须找到设计与西方艺术传统相沟通的渠道。1851年他参观了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对近代工业革命成果“水晶宫”不仅没有感到惊喜,反而是相当厌恶。他认为这座由玻璃和钢材建造的“巨大温室”背离了西方设计艺术的精神。因此,拉斯金提出要引入西方传统的设计艺术理论,主张在艺术设计时应注重人文关怀,认为艺术理论是设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拉斯金的理论在西方艺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带动了一大批青年美术家投身设计改良运动,这当中不乏后来对西方设计界影响至深的人物,如“西方现代设计之父”威廉•莫里斯,“拉斐尔前派”的旗帜性艺术家但丁•罗塞蒂等人,由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艺术与手工业运动”的帷幕。#p#分页标题#e#

三、艺术理论在艺术设计实践教学中的作用

艺术理论对艺术创作的巨大推动力早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在艺术设计领域中最早将这一认识运用于教学实践的则是德国的包豪斯设计学校。该校的首任校长格罗佩斯聘请了抽象主义画家担任学校教员,如康定斯基、约翰•伊顿、保罗•克利、蒙克、费宁格等人,他们将美术界最新的艺术理念和艺术风格引入了包豪斯学校的教学实践中。特别是康定斯基,他不仅是一位抽象主义画家,同时也是位艺术理论家。1911年他撰写的《艺术的精神》一文被公认为是现代艺术的理论经典。王受之先生指出:“康定斯基认为,未来的艺术一定是多种媒介的综合,不再是单一媒介的表现。他称之为Gesamtkunstwerk过程,这个德文词可以勉强翻译成‘艺术创作的综合’。这个术语并非康定斯基创造的,它其实是德国音乐家瓦格纳最早开始使用的,康定斯基把它首先用于视觉艺术的创作与教育上。1921年,当他在表现主义团体‘蓝骑士’(BlueRider)时,他已经鼓吹这种设想,从这个观念设想,从这个观念出发,他自然会认为所有的技术应该为设计这个中心服务,他对于统一综合学科和媒介的主张,使他自然成为格罗佩斯的重要合作者。”在王受之先生看来,康定斯基对于现代艺术理念的创造性理解和推动,使他在艺术设计教学领域获得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王受之也指出:“格罗佩斯聘用康定斯基的另外一个原因,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艺术理论家。

他的知识广博,从美术到物理学,他都有很深刻的掌握,并且能够融会贯通,这对于新的设计教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设计课程的设置上,包豪斯学校不仅重视设计技术的教学,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倡导学生多维度地发展感受美、创造美的能力。其课程分为必修基础课、辅助基础课、工业技术基础课、专门课题、艺术理论课(艺术史、哲学、设计理论等)。正是在设计思想上的兼容并包,使得包豪斯学校成为欧洲现代主义设计的摇篮,成为现代设计教育的实验室,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艺术设计人才。

艺术理论作为艺术学科客观规律的系统总结,是艺术设计实践教学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正如沈从文先生在《艺术教育》中指出的:“很少学校能够有一个稍稍完备的图书馆与艺术陈列室,很少学校能够聘研究本国断代艺术史与能够汇通一般艺术的教师。使学生把艺术眼光放宽,引远,且扩大他们的人格与感情,简直就不为从事艺术教育的人所注意。教画的兴味那么窄,知识那么少,教的有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目前国内的艺术设计教学不容乐观,学生重视对设计技术的学习,认识不到艺术理论的重要作用,应用好设计软件成为他们学习的主要目的。但是,设计行为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是有意识地进行精神创新的文化行为,虽然娴熟的技术操作是学好设计专业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视技术为圭臬,忽视艺术理论的学习,则是主次不分。因此,学校应加大学科科研资金投入,充实艺术理论研究队伍,提高教师的艺术理论科研水平;艺术设计专业教师也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强艺术理论教学,使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提高学生的艺术设计水平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