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鑫 单位：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一
“影响研究主要研究那些经过吸收、消化之后，与自己的作品水乳交融的外来影响。影响研究，从大的方面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或者一种思潮和运动给另一个民族文学带来的影响;从小的方面也可以研究一个民族作家和作品对另一个民族作家和作品的影响。”［3］艾略特作为英美认可的现代派诗歌大师，承前启后的功绩中，必不可少地带有“被影响”与“影响”的成分，这在艾略特自己的诗的主张中也是可以得到印证的。叶公超根据艾略特自己的陈述推断出后者对英语传统文学具有自觉的承传意识。艾略特“竭力提倡英国16、17世纪的宗教散文，尤其是胡克和安德鲁斯的文章。他说:‘胡克和安德鲁斯的文章，正如伊丽莎白朝代大体的政策，都明示着一种不离本质的决心，一种明白时代需要的知觉，对于重要的事抱定一种求明晰、求精确的愿望，而对于无关紧要的事只取一种冷淡的态度’。”［4］
因此，叶公超认为艾略特的“散文似乎也向这方面走”［5］的具体含义其实是表明艾略特的创作积极地向古典的散文风格靠近，他反对19世纪末那种呓语似的散文。美国青年批评家兑取女士对艾略特的诗歌艺术手法也有一番论述，认为艾略特的诗“一方面得之于精密地研究英法的前辈的作家，一方面从他们的终点继续下去……他最近也承认了他比较成功的作品很可以当作一种自由诗。这自由诗是脱胎于伊丽莎白时代的无韵诗和朱尔•拉福格的自由诗的……就是从这种16世纪的英文和法国19世纪后期的影响的熔合中，他得到前者的戏剧的活力和后者的柔软与讽刺的技巧。”［6］无论从艾略特本人的艺术追求还是别的批评家对他的评价中都可以看出，艾略特的理论主张体现出他对前人的学习吸收，以及在历史意识中体现出来的创新精神，也正是对前人的借鉴与对传统的坚持，他找到了诗歌的出路。艾略特的传统意识除了在创作中有所体现之外，在他的文论主张中也表现得更加明确，他影响广大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便是例证。“首先，传统是应该追求的，而且应奋力追求。原因如下:传统不只是意味着过去，而是过去与现在的统一，这就是文学传统的历史意识:文学传统从过去连续不断地传下来，同时又同化着现在，并对现代的影响至今犹存。因此，任何人，尤其现代诗人和作家不可无视传统的意义，而应从传统中汲取滋养，使传统的东西与现代意识融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7］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关于艾略特诗歌写作中的“宗教”信仰。叶公超用那么多文字来论述马克格里菲的论断不是没有道理，这和艾略特家庭一直保持新英格兰加尔文教派的传统可能引起的影响假设是存在关联性的。从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方法来说，对于一种文学现象我们可以提出影响存在的可能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搜求材料和证明假设，为进行深入研究提供客观依据。从叶公超《爱略特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公超比较客观地对这一影响存在的可能性做了分析。他最后引用艾略特曾经说的话对马克格里菲的批评猜想做了否定式的回答:“Everymanwhothinksandlivesbythoughtmusthavehisownskepticism，thatwhichstopsatthequestion，thatwhichendsinadenial，orthatwhichleadstofaithandwhichisintegratedintothefaithwhichtranscendsit.”［8］由此可见，马克格里菲所做的宗教信仰方面的论断，于艾略特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思想的结论和一种理智的悟觉。艾略特的出现为英文诗坛开辟了生路，他是一个有明确主张和有规定公式的诗人，而且他把自己的主张与公式确然地运用到创作中。他主张用典、用事，把古代的事和眼前的事错杂着，主张以一种有代表性的简单动作或情节来暗示情感的意态，即他所谓的客观关联物。艾略特认为诗人的本领在于化观念为感觉和改变观察为境界;同时，他采取了英国17世纪玄理派与法国19世纪象征派运用比较的技术产生的惊奇反应，打破了人们习惯上的知觉，使之从惊奇转移到新的觉悟上。艾略特的诗和他的诗论造成了一种新传统的基础，该势力“明显地在近十年来一般英美青年诗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9］，以致人们认为那个时代“英文诗只有爱略特派与非爱略特派两种”［10］，由此可见其影响之一斑。叶公超把艾略特的影响分为技术和思想两个层面，同时认为:“现在青年诗人所受的艾略特的影响大致全是技术方面的。在思想与性情方面，他们不但没有受他的影响，而且多半是处于类乎反对的地位。”［11］
像刘易士、格列高里、亚当斯等都可以说源于“艾略特传统”，但是他们有自己生活的信仰、主张、希望。这样的继承也是合理的，毕竟影响研究可以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等方面展开，作家可以借鉴、模仿、改编外民族作家作品，自然也可以自由吸取外民族作家的理论和技术。文学的影响并非就是一个民族的作家对另一个民族作家的完全挪用。虽然叶公超在其中讲述到，艾略特不接受青年诗人放弃宗教与哲学也能写诗这个观点，但是笔者认为这与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论述的对传统的继承和在历史意识中对传统的创新与完善并不是背离的。对于艾略特来说，他有深远的信仰背景和宗教渊源，他的创作中融入宗教思考与哲理可想而知。但是对于艾略特之后的青年诗人而言，他们的宗教情节明显没有艾略特凝重，因此在表达中仅仅吸收艾略特的诗的技术性影响而非宗教情结实在是时事所驱。
二
比较文学是从研究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起步的，影响研究是它最早、也是为比较文学这一学科奠定坚实基础的研究类型。平行研究是继影响研究之后出现的另一种比较文学研究类型，它将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结论。在研究一种文学现象时，研究者可以借用一种或同时借用几种类型方法进行研究。在《再论爱略特的诗》中，叶公超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方法。兑取女士谈及艾略特的自由诗时提到，要注意区分艾略特的自由意义与法国自由诗和美国自由诗的自由意义。她说“艾略特的自由是任意取用各种格式的自由”，“艾略特感觉一种格式自有一种格式的功用，因为以往的关系，有一种特殊的情绪寄托在它身上，所以当我们要表现那种情绪的时候，我们尽可以用那种格式，但是当情绪转变的时候，格式也应当随之改编。”［12］叶公超在解释兑取女士总结的艾略特用事与用旧句的主张时，运用平行比较的方法，和我国宋人的夺胎换骨之说做了比较。#p#分页标题#e#
《冷斋夜话》里说过:“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面形容之，谓之夺胎法。”［13］艾略特所处时代与我国宋代自然相差甚远，然而在创作的追求中，叶公超先生认为《冷斋夜话》中的这段话与艾略特关于传统的理论是一种互相补充，“艾略特的历史的意义就是要使以往的传统文学能在我们各个人的思想与感觉中活着，所以他主张我们引用旧句，利用古人现成的工具来补充我们个人才能的不足。”［14］另外，艾略特在《菲力普•马生格》中说，“未成熟的诗人摹仿;成熟的诗人剽窃;手低的诗人遮盖他所抄袭的，真正高明的诗人用人家的东西来改造成更好的东西，或至少不同的东西。高明的诗人把他们所窃取的熔化于一种单独的感觉中，与它脱胎的原物完全不同;手低的诗人把它投入一团没有粘贴力的东西里。一个高明的诗人往往会从悠远的，另一文字的，或兴趣不同的作家们借取。”［15］叶公超认为这和北宋人的论调是一致的。正是因为平行研究强调的是作品内在的诸种因素和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因而叶公超才能将艾略特的诗论与我国宋代的文学理论进行比较。从这样的比较中，我们看到，为英文诗歌找到出路的艾略特思想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相似之处。这不仅是叶公超对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大胆成功运用，也引发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现代派诗歌热行的西方，其领头人的理论我们也可以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找见，而在一味追捧西方文学理论的现代，我们是不是也该回过身去发掘自己的民族文化?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重视传统的观点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为我们发展民族文学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叶公超在论述艾略特《菲力普•马生格》中的那段话与我国唐宋诗人之关系时，也涉及到了影响研究方法的使用。影响研究可以从影响的放送、接受和传播途径来进行。但是从放送和接受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对外国作家作品移植、改编和模仿的情形进行研究。叶公超谈到，我国唐宋时期，有唐人说:“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苏东坡后改为:“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又谈到杜甫《梦李白》中“落月满屋染，犹疑照颜色。”黄山谷改成:“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颜色。”进而提到艾略特《荒原》第三部《火训》中同样运用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中改编、模仿的方法。他的原句也是从17世纪玄理派诗人马佛尔那翻造的。影响研究一直面临挑战，其中关于作者独创性和外界影响的关系也一直被人们提及。其中刘象愚和陈惇两位教授已经做过论述，这里叶公超对我国“夺胎换骨”和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的领会经历了由影响到创新的转变，也算是对影响研究所面临的挑战的正面回应。
三
文化研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很多新的学科和领域都在不断地被比较文学学科吸收和尝试。在叶公超评论艾略特诗的文章中，尤其是他对马克格里菲尖锐的指责(像马克格里非这样，可以说是一种趁火打劫式的批评家)和对威廉生温善的指正(对于威廉生理解的艾略特诗的技术理论中的重点之处)，可以看出他对于艾略特的研究之广和理解之深，以至于在“新月派”聚会时，徐志摩给胡适介绍叶公超时说他是一位T.S.艾略特的信徒。也就是在对艾略特的“过从甚密”的研究中，叶公超在思想和理论建构方面也在艾略特的影响下逐渐明显。中国的现代文学批评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个高潮，在各种批判风潮中，叶公超的文学批评理论独具特色:他把“新批评”理论引入到思潮迭涌的时期，并运用到自己的文学评判实践中;此外，当时叶公超虽然属于新月派，可是在理论主张方面又与新月派其他带头人迥异，他的批评理论主要受当时英美新批评派的影响，尤其是该派的理论大师艾略特对其影响深远。叶公超在《艾略特的诗》中谈到艾略特答问情绪的传达方式:“惟一用艺术形式来传达情绪的方法就是先找着一种物界的关连东西;换句话说，就是认定一套物件，一种情况，一段连续的事件来作所要传达的那种情绪的公式;如此则当这些外界的事实一旦变成我们的感觉经验，与它相关的情绪便立即被唤起了。”［16］
这与叶公超推崇新批评派理论家对于主观感受的重视，推崇艾略特的“客观对应物”的创作原则相一致。他也认为文学表达的仅仅是一种感受，“诗人只不过是在‘不断地组合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具有‘能够把思想转化成感觉，把看法转变成为心情的能力’”［17］，叶公超指出艾略特的这种主观与客观、感觉与思想的“契合”、“对应”或“关连”的理论，是诗论中“最重要而又写得最精彩的部分”。另外，叶公超强调了“隐喻”的象征方法，这在艾略特的观点中也有迹可循。艾略特指出，“我们的文明包括极端的参差与复杂的成分，这些参差与复杂的现象戏弄着一个精敏的知觉，自然会产生差异的与复杂的结果。以后的诗人必要一天比一天的包括广大，必要更多用引喻的方法，必要更加间接，为的是要强迫文字，甚至使它脱榫，去就他的意思。”［18］叶公超认为艾略特技术上的特色全在于“强迫文字脱榫”的象征功效中。叶公超对艾略特的诗歌及其诗论的解读是深刻的，而在其批评文集中，对于《艾略特的诗》和《再论艾略特的诗》所采用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也是成功的。对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批评来说，“新批评”的理论是较为陌生的，而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叶公超对艾略特理论的介绍也为后来研究艾略特和“新批评”理论留下了独特的一面。如叶公超所说，艾略特的方法是要造成一种扩大的错综的知觉，要表现整个文明的心灵，要理解过去的存在性。而在叶氏探究的带领下，我们也从比较文学的学科研究方法中找到了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