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两次关于逻辑问题的争论的影响，许多人认为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是对立或者不平等的，辩证法是联系、运动和发展的世界观的表现或基本内容，而形式逻辑则是形而上学世界观的附属。或者认为形式逻辑是一种低级逻辑，而辩证法（辩证逻辑）则是对形式逻辑的超越，是一种高级逻辑。姑且不考虑理论上的争议，这些结论至少与许多历史事实存在冲突：一、柏拉图的理念论明显是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观，但在他的理论中辩证法是基本成分；二、古希腊哲学早期就就已经出现了辩证法，其典型代表就是苏格拉底，而形式逻辑是在亚里士多德手中予以创建的，从发展的眼光看，应当是低级的先出现，高级的后成型，如果辩证法是高级逻辑、形式逻辑是低级逻辑，为什么二者出现的次序是颠倒的？三、形式逻辑创建于古希腊后期，在其创建之前，古希腊时期的辩证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文化相比，其繁荣程度是首屈一指的。这是否意味着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相辅相成关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针对这些疑问，本文就结合历史对辩证法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进行一些历史和理论的梳理。 1世界观问题 世界观在哲学中指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在哲学史上，除了极少数哲学家外（其典型代表是芝诺学派，坚持“飞矢不动”），大部分哲学家都承认我们所居留的、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的这个世界是运动、变化的世界，他们的各种世界观都是以此为基础的。无论是辩证的世界观还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皆不例外。只不过辩证的世界观认为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就是实在的、唯一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运动变化是真实的运动变化，而形而上学世界观则认为我们的这个世界不是唯一、实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背后还存在一个世界（形而上世界或者理念世界），它才是真实的存在。我们这个世界只不过是那个形而上世界的投影或者现象而已。这个形而上世界是永恒静止不变的，而我们的现象世界的各种变化是暂时的，易于消逝的。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辩证法和形式逻辑与特定的世界观没有特别的联系。对于辩证法来说，如果坚持的是辩证的世界观，人们当然要从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现象。 如果坚持的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在理论上，由于我们这个世界是形而上世界（本质世界）的现象的外在表现，那么这个现象世界中的各种事物之间就会因为共同的本质世界而彼此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客观上，我们这个世界仍然呈现出与辩证法世界观相似的特征，这个现象世界仍然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世界，只不过这种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源不是出自自身，而是来自于另一个世界———形而上世界。因此，它决定了持形而上学世界观的人们必须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当然，这种看待与辩证法世界观有一点区别：就是多了一个终极假定或者第一推动力假定。但这个假定仅仅是逻辑推理上的初始假定，并不影响辩证法的展开和运用。就像经典物理学一样，牛顿坚持上帝存在的必要性，而拉普拉斯则根本没有为上帝留下位置，但这并不能影响经典物理学自身的展开与发展。因此，无论是何种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认识世界的基础。 在哲学史上，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世界观的哲学家皆使用辩证法的现象。如前所述，柏拉图的世界观明显是一种形而上学世界观，他坚持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仿“，理念世界”是真实的、永恒的和静止的。而我们这个现象世界是变易的、易逝的和虚幻的。但这并不影响柏拉图在其理论中大量使用辩证法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且柏拉图的辩证法堪称古代辩证法的代表。同样马克思坚持辩证的世界观，而其对辩证法的运用也是熟稔之极。可见，辩证法对于世界观是中性的，对于任何世界观都能适用。 至于形式逻辑与世界观之间的关系则更加明晰。认识的目的就是要认识世界上各个事物之间的客观性、本质性联系，而不是主观性、表面性联系。这些事物之间的联系既存在普遍性，又存在特殊性。其中，那些普遍性、客观性本质联系，在人的认识上就体现为两个特征：1、在内容上，反映事物联系的各命题之间的推理具有高度的必然性，从一些命题必然能够推出另外一些命题，即存在着必然性推理规则。这是事物之间联系客观性的表现。2、在形式上，这些推理规则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它与特定的质料没有关系，这与联系的普遍性相关。二者的综合体现在人类的认识成果上就是形式逻辑：1、形式逻辑就是对于必然性推理的研究。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一个推理是一个论证，其中有些设定为前提，另外的判断则必然由它们发生。”[1]2、形式逻辑的表达是高度抽象化的。并不涉及具体的质料内容。 因此，所有哲学派别中，除非其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团混沌，没有任何秩序和规律，其他任何世界观，无论是辩证法世界观，还是形而上学世界观，都需要认清世界万物之间普遍性的联系，这当然需要形式逻辑的支持。换言之，只要存在认识，只要认识的目的是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认识过程中就存在推理，作为抽象推理规则的形式逻辑就必不可少。这也可以从现实中得到佐证。例如作为形式逻辑中最基础的部分，三段论推理：所有M都是P；所有S都是M；所以，所有S都是P，只要命题是正确的，那么命题就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并不因为人们持有不同的世界观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可以否定三段论推理的客观存在。因此，形式逻辑相对于世界观来说也是一种中性的存在。 2二者之间的关系 2.1发达的辩证法是形式逻辑产生的前提和基础 从世界古代史来看，形式逻辑产生于古希腊，同时古希腊时期的辩证法与世界其他地区和文化相比，其繁荣程度是首屈一指的。古希腊时代的基本政治单位是城邦，尽管城邦有多种政体类型，但其共同的特征是鼓励城邦公民对城邦事务的积极参与。因此在城邦中，特别是民主制的城邦（其中以雅典为代表）,各种各样的、公开的对话、辩论到处可见。内容从法律、信仰、伦理，甚至生活小节无所不包。论辩的发达带来了辩证法、修辞术和诡辩论等一系列针对论辩的技术和观念的成熟。逐步形成了辩证法、修辞术和诡辩术彼此竞争的格局。其中，著名的辩证法大师苏格拉底认为，辩证法就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因此，苏格拉底十分强调概念的清晰，反对利用概念的模糊性来偷梁换柱。而苏格拉底所意味的“清晰”，不是一种感性的、具体的清晰，而是一种理性的、抽象的清晰，是一种从概念到概念的定义解释。柏拉图除了根据传统含义，把辩证法看作是通过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外，还把辩证法看作是认识“理念”过程中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方法。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特别强调定义的概念化，也就是说，定义是一个从概念到概念并且远离现实具体材料的过程，而概念到概念之间由于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因此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纯粹逻辑关联就显得举足轻重。这意味着，按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对概念清晰化、一般化的思路发展下去，辩证法将逐步演变出代表抽象、必然推理的形式逻辑来。所以，在历史上，作为形式逻辑创建者的亚里士多德，恰恰是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辩证法大师一系的传承。这种情况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有着内在的原因。从认识论角度分析，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它的基本涵义大致有以下几种:(1)对话、交淡、讨论、争论;(2)推理;(3)使用语言或某种方言。而且在古希腊这三种涵义中又以第一种涵义，即“对话、交谈、讨论、争论”最为常用和根本。人们在对话讨论时，为了支持己方的观点，当然需要提供一定的材料作为证明。在这些证明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材料的真实性问题；二是材料与观点之间的联系问题。其中第二点，所提供的材料与观点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最为根本。就像法庭辩论一样，无论材料多么丰富，材料多么真实，如果不能证明材料与案件有本质性、必然性的联系，这些材料对案件就无任何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肯定，随着论辩的深入，论辩的焦点就会逐步从对材料的审查转向对材料与观点之间联系推理的必然性的审查上。这意味着随着辩证法的发展，哲学上必然会产生专门针对抽象的必然性推理规则的研究，形式逻辑的创建就会成为可能。古希腊城邦政治为辩证法的繁荣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这样充分的量的积累自然催生了形式逻辑的创建。因此，充分发展的辩证法是形式逻辑产生的前提和基础。#p#分页标题#e# 2.2形式逻辑是辩证法发展和合理化的关键 辩证法虽然是形式逻辑产生的前提和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辩证法相对于形式逻辑就高人一等，因为辩证法自身有难以克服的困难，需要形式逻辑的支持。“辩证法”一词源于古希腊文δυαλεχειχη（τεχγη），意为谈话、论战的艺术，由δυαλεγσμχι（我谈话、我发议论）演化而来，原意是指在辩论中揭露对方议论中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的方法。人类的辩论当然是以常识为基础的，但是各种常识之间彼此冲突，辩证法正是试图从这些冲突中发现真理。所以，在后来辩证法的发展历程中，苏格拉底把辩证法看作是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议而发现真理的艺术。亚里士多德除了把辩证法看作是“研究实体的属性”、“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等方法外，还把辩证法作为形成概念、下定义和检查定义是否正确的方法。辩证法是以揭露对象自身中的矛盾为基本操作手段的。但现实中的人是有限性的存在，其认知能力有天然的不可靠性，同时人们用来反思常识的证据仍然来自于常识，而任何常识本身都是有谬误存在的，而且这些谬误受人的认知能力所限，并不一定表现出来。这就是说，辩证法的具体实施过程是一个有缺陷的认识主体用有缺陷的证据来证明有缺陷的结论的过程。这种情况就像中国古人说的那样：“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在这种情况下，辩证法所揭露的矛盾可能不是事物自身的矛盾，而是“伪矛盾”，也可能虽然是事物自身的矛盾，但不是根本矛盾，仅仅是次要矛盾。这样辩证法对概念、定义的反思就有可能出现偏差甚至是谬误，从而陷入认识的死循环之中。出现这样的结果，不仅不会推进认识的发展，获得真理性认识，反而会阻碍认识的推进，成为获得真理性认识的障碍。这些现象在人类认知历史上屡见不鲜。例如中国思想家对王朝兴衰反思的结论一般是“圣王之治”，主要精力就投入在如何培养“圣王”上，对君主制却没有任何怀疑。结果，历代对国家兴亡的反思总结不仅距离历史的真相越来越远，而且在客观上阻碍了后人对历史的正确认识。同样的问题在西方也持久存在：在近代以前，西方普遍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宗教特别是基督教支持是不可能的。为了维护基督教信仰的纯洁性，国家大搞宗教压迫，镇压异端，甚至经常发动宗教战争，认为根本不考虑宗教信仰自由的可能性。换言之，无论辩证法多么神妙，在现实中，纯粹的辩证法并不能保证自身的正确性，不能保证其不颠倒黑白，导致谬误。亚里士多德指出：“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对于诡辩术，智慧只是貌似而已，辩证家则将一切事物囊括于他们的辩证法中。”“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2]因此，需要为辩证法保驾护航，确保辩证法的合理运用。辩证法的不可靠性既来自于客观，又来自于主观。客观方面是因为世界上各个事物之间存在客观性、本质性联系。这些联系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特殊性。普遍性与特殊性联系混杂在一起，不易分辨，没有恰当的方法，使用辩证法贸然分析事物的联系，就可能将普遍性联系当作特殊性联系或者相反，最终的结果极有可能不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而是混淆矛盾，加剧矛盾。主观方面是由于人的思维有多种形式，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同时共存，在缺乏确定的程序保证下，无法对非理性思维采取有效的约束，这样在主观上就很难保证辩证法混乱运用的发生。因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客观上需要将普遍性联系抽象出来，能够将普遍性联系和特殊性联系予以区别，提高联系的透明度，降低联系问题的复杂度。主观上确立清晰的必然性推理规则，将各种非必然的推理规则排除，从而为思维的合理可靠运行提供程序性保障。形式逻辑是一种抽象的推理规则，客观来说，它是一种抽象的规则，是事物之间抽象的普遍性联系，从主观来说它代表的是思维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的推理是基于理性思维。它不同于非理性思维，相对于非理性思维来说，更加的规范，可靠性更高。因此，辩证法要想合理运用，形式逻辑是其中的关键，没有形式逻辑的支持，辩证法就无法保证自身的正确性。形式逻辑对于辩证法来说决不是什么低级逻辑，而是辩证法实现真理性认识中关键的一环。 2.3一些历史现象的解释 综上所述，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相比并不高人一等，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特别是形式逻辑更是对辩证法起着保驾护航，甚至是升级改造的作用。这一点也可以解释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历史发展的一些现象。 以形式逻辑的产生为分界线，辩证法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差异。在形式逻辑产生之前，辩证法仍然显得比较朴素，自身与诡辩论纠缠不休，没有绝对的优势。在古希腊时代，辩证法最早是作为一种对话或者辩论的技术而出现。而当时希腊时代的辩论非常普遍，相关辩论技术非常发达，除了辩证法之外，还有一种被辩证法称为诡辩术的论辩方法。诡辩术在外观与方法上和初期的辩证法十分相似，但二者之间的界限不明显，没有确切的区别。究竟什么是辩证法，什么诡辩术，在学理上和程序上没有一定之规。因此在现实中有些人自我认为是辩证法，但被他人称之为诡辩术。例如苏格拉底本人是精通辩证法的大师，但在对《云》这部戏剧中，却被当作一个诡辩派大师，在后来雅典城邦对其的指控中，却认为其以诡辩术迷惑青年。而有些诡辩论，明明感觉到其论辩在胡搅蛮缠，但却对其无可奈何，不能给予有力的反驳，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些诡辩逻辑。黑格尔后来指出，在古代哲学史上，辩证法常常被混同于诡辩术。[3]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说明辩证法自身发展并不完善。不完善的原因，是因为辩证法与诡辩术之间的关键性区别在哲学中尚未澄清。实质上，从哲学角度来看，诡辩术与辩证法根本的区别在于二者是否能够合乎逻辑，不违反基本的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正是这一区别，使得辩证法的论证甚至具体结论虽然前后有变化但仍然不至于丧失根本立场、主旨，整个论证有脉络可循，有依据可查。而诡辩术则完全丧失立场、主旨，为了论辩而论辩，整个论证前后冲突，任意颠倒是非。正是由于当时的哲学并没有形成明晰的形式逻辑，因此无论是辩证法还是诡辩论在论证上给人的感觉都是覆雨翻云，颠倒是非，让人无所适从，从而真假难辨。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总结前人辩证法成就的基础上，创建了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形成之后，诡辩论就完全式微，在后世几乎无存身之地。相反，辩证法的发展却日新月异，不断有新的变化和发展。而且这些变化和发展都与形式逻辑密切相关。中世纪的经院辩证法的繁荣与形式逻辑的关系自不用说，即使是后来黑格尔的辩证法也黑格尔的思想是基于传统逻辑的。[4]虽然黑格尔对形式逻辑大加批判。这些历史现象反过来也证明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