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文化产业的辩证反思

电影文化产业的辩证反思

作者:李嘉曾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更加重视和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文明成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由此可见。而在文化建设中,电影文化产业不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是继承弘扬民族文化和吸收借鉴外国文明的有效途径。诚如2010年1月21日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所指出:“近年来,电影业深化改革、锐意创新,产品日益丰富,市场日益活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了取得共识,探索电影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促进电影产业健康发展,正确理解并处理好以下三组辩证关系至为重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电影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从当初的娱乐行为逐渐发展成文化事业,进而演变为特殊产业,首先印证了生产力的提升与时代的进步,同时也体现了电影本身强大的生命力。近年来,电影产业的产值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的比重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2009年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00亿美元,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的96.8亿美元(2007年)。日本当年电影票房总收入达到2060亿日元,相当于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7%。我国2009年全国电影票房超过62亿元,同比涨幅高达42.96%。上述数据雄辩地证明了电影产业的经济功能。较高的经济效益无疑是电影产业追求的目标。

然而,却不应当成为惟一目标。作为电影产业产品的影片,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具有经济与文化双重属性。一方面,影片摄制过程消耗大量物质资源;而作为商品,影片经过流通能带来一定的票房价值,创造一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影片通过其特定的内容,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诠释不同的问题,宣扬一定的价值观和思想理念,能够有效地影响观众,因而具有社会效益。《指导意见》对此有比较详尽的阐释:“准确把握电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商品双重属性,发挥电影的审美娱乐和教育双重功能,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艺术创作生产双重规律,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前,老一辈电影艺术家们曾经创作出一大批反映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现实的优秀影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颂扬爱国主义历史的《林则徐》、《甲午风云》,宣传革命传统的《红旗谱》、《青春之歌》、《南征北战》、《英雄儿女》,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李双双》、《五朵金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等,都在观众心目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粉碎“”后,反映历史发展进程、歌颂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影片在我国电影产品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开国大典》、《大决战》、《开天辟地》、《焦裕禄》等影片都曾产生轰动性效应。进入21世纪,主旋律影片的精神力量仍不减当年。2009年问世的《铁人》被誉为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主旋律影片,它的成功摄制,预示着新时代主旋律影片的功能提升与中国电影业继续健康发展的光辉前景。对于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电影业而言,更应当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作为目标。我们固然需要通过促进电影产业的迅速壮大获得更多的票房价值,促进经济建设的持续发展;但也不能忽视电影的宣传、引导、缓解和宣泄等精神功能,更应当发挥优秀影片在继承传统、激励民心、鼓舞斗志、协调关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2008年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被称为大雅的“回归”之作,其票房价值也达到了1.33亿,仅次于《非诚勿扰》;著名导演李前宽、肖桂云夫妇拍摄主旋律片《开国大典》,投资仅500万元,却创造了1.7亿元的票房,产出是投入的34倍,与此同时,还在全国上下推动了一场生动形象的革命传统教育,就连在香港,也创造了连续放映143天的历史纪录;由韩三平、黄建新联合执导的国庆60周年献礼巨片《建国大业》,以人民政协和新中国诞生为题材,云集了172位当红影星义务献演,宣扬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堪称我国几代电影工作者为祖国母亲60周年大庆敬献的一份厚礼,上映30天便创造了票房收入突破4亿元的奇迹。这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典范,为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树立了榜样。

先进技术与先进文化结合一百多年来,电影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前进脚步逐渐成长起来。19世纪末,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活动电影机标志着无声黑白影片的诞生;20世纪20年代无线电话与收音机技术促使有声电影问世;1932年美国研制的彩色胶卷直接催生了彩色影片。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1985年以后,智能计算机、激光扫描仪、全自动摄影机和计算机合成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使以科幻影片为代表的特技影片应运而生,《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幽灵威胁》等牢牢抓住观众视线的经典影片,体现了高成本加高科技制作影片的现代潮流。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电影中的科技含量不断增加,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彩色立体声、特技制作、数字化和网络化、3D技术、IMAX影像系统等不断涌现,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电影甚至成为高科技手段的集成。先进技术无疑有助于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阿凡达》的成功显然得益于詹姆斯•卡梅隆亲自研发的3D虚拟影像撷取摄影技术,使用这种技术甚至在拍摄现场就能从计算机上实时地观看3D拍摄效果,从而及时加以补充和修正完善。高科技手段产生的视听效果具有极强的震撼力,足以对观众产生更强烈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广东省东莞市建造了华南地区惟一的IMAX影院,《阿凡达》在该影院一经推出,观众立即趋之若鹜。近一个月就创造了1000万元的票房价值,还带动了旅游餐饮等其他产业3000万元收入。

我们应当从东莞的成功经验中受到启发。国务院《指导意见》中将繁荣电影产业提高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并且明确提出“鼓励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的主张,其重点就在于看准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促进金融资本与电影资源的对接。应当积极营造并不断改善电影产业的投资环境,筑巢引凤,吸引国内外的资本为促进这一产业的成长注入新鲜血液。在高科技设施方面尤其要舍得投入,世界一流影院的建设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各地拥有的IMAX银幕共有179块,而美国竟已有4万余块,是我国的220余倍。中国电影基础设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尚长,目标尚远。但是也不能忘记电影还具有文化属性,追求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将是打造优秀影片的必由之路。#p#分页标题#e#

平心而论,《阿凡达》的科技含量与效果显然大于及优于它的文化含量与效果。尽管该片用足了高科技表现手法,反映了克隆技术、新能源技术、航天技术等高新科技领域和外星文明,但这都是20世纪后期即已逐渐兴起或探索的领域,影片表达的种族和谐、生态平衡、爱情神圣等主题也是多年来一直受到关注,并没有太多的新意。在今年举行的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阿凡达》只获得了最佳视觉效果奖、最佳艺术指导奖和最佳摄影奖三项偏重于反映技术含量的奖项,却未获得体现内涵与总体水平的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影片奖。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它的技术成就远大于在文化上的成就。世界各国一些根据经典名著改编的影片,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雾都孤儿》、《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飘》、《红楼梦》等等,之所以多次重拍、长盛不衰,究其原因就在于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内涵丰富。由此观之,发展电影产业的重要思路还在于以先进文化为指导。具备了文化内涵之本,科技手段便有了用武之地。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在1938年首次被搬上银幕,到2005年间先后重拍8次,共有9个版本。越是后期摄制的版本科技水平越高,效果也就越好。内地发展电影业不宜模仿香港,重蹈以娱乐片为主的老路,让快餐加工式炮制的“无厘头”喜剧片和动作片充斥银幕。应当在深厚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华大地的优势资源,特别是优势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先进技术与先进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打造既对得起历史又不辜负时代的电影产业。国际性与民族性并重时至21世纪初,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世界。电影也早已打破国界的限制,充当起沟通地球村内不同文化的桥梁。影片摄制的国际化趋势日益明显,影片放映的世界性影响也日渐扩展,追求国际化业已成为当代电影工作者的一种时髦目标。

不同国家和地区合作拍摄高水平影片是电影国际化的重要表现。俄国在托尔斯泰逝世后6年即将《战争与和平》搬上银幕,当时拍成的是无声黑白片。到2007年拍摄第四个版本时,已是意大利、法国、德国、俄国和波兰五个国家联合摄制。大规模的国际合作无疑能有效提升影片的拍摄和制作质量。在影片中引进不同文化元素是电影国际化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拿《阿凡达》来说,其中也吸收了多种民族,包括中华民族的元素。据有关资料透露,“《阿凡达》的设计团队是参考了桂林、黄山和张家界三大名胜才创作出哈里路亚山的”。在生活于潘多拉星球的纳威人身上,我们也能看到印第安人、毛利人等土著居民的痕迹。总之,当代电影充分体现了多元文化的集成,这也是电影产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在强调电影国际性的同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民族性同样是电影不可或缺的本质属性,两者相辅相成。电影首先要追求民族性,要如实反映本民族、本国家(地区)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生活。只有真正属于民族的东西,才有可能属于世界。印度在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印度的电影业于20世纪初期起步,从一开始就不步欧美国家的后尘,而是探索本土化发展道路,专门拍摄印度民众喜闻乐见的影片,久而久之便形成以歌舞和通俗爱情片为主的印度电影风格,在孟买还建立了宝莱坞电影产业基地。近年印度电影的年产量已经达到1200部左右,是好莱坞的3倍,中国的3倍左右。民族特色鲜明的印度电影早已走向世界,上世纪50年代的影片《大篷车》、《流浪者》等就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如今宝莱坞电影已经成为国际电影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流派。

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也应当走民族性与国际性并重的道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已经形成多元而协调的鲜明民族特色。中国电影若能体现这一特色,便具有普遍的国际意义。功夫片正是中国电影凭借民族性走向国际的例证。20世纪60年代,由于李小龙的非凡身手与执著努力,中国功夫一举击败狂野的拳击和轻柔的瑜伽,在好莱坞脱颖而出。以后又有成龙、李连杰等影星锲而不舍,终于使中国功夫片登堂入室,成为国际影坛的一朵奇葩。当然,民族性也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化,功夫片如果只停留在固有的传统上,也会逐渐退化甚至黯然失色。2008年底推出的功夫片《叶问》,在“功夫”之外狠下功夫,不仅深刻挖掘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在抒发正义战胜邪恶的民族豪情的同时,反映了与时俱进的人类理想与追求。《叶问》一经推出,即让观众耳目一新。震撼人心的主题和朴实真诚的风格换来好评如潮,上映3天票房即突破3000万元。有网友评论,这是近10年来中国最好的一部功夫片,我们等待着它在国际影坛重振雄风,再占鳌头。《叶问》的成功也给我们带来启示与鼓舞: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当立足中华民族,放眼大千世界,不断创作高水平的电影,逐渐培养中国电影的应有风格,争取形成更多“中国电影”的独特流派,为繁荣我国的电影产业、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而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