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德 孙越 单位：南京大学
丹尼尔•A•科尔曼是美国绿党运动北卡罗来纳分部的创立者、全美绿党纲领的制定者之一，《多棱镜》报纸创办人。科尔曼在其所著《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中，以犀利的眼光、严谨的逻辑和翔实的材料批判了“浅绿色”环境观，并主张以“深绿色”环境观取而代之。
一、“浅绿色”环境观：西方社会的遁词
浅绿色环境观往往只看到表面的和直接的原因，把环境问题归因于第三世界的人口膨胀、对技术发明和运用的失控以及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无度等等。科尔曼对此持保留态度，并逐一给予了批判。
1.“人口爆炸”：西方社会规避责任的“逃遁之路”。把环境问题归罪于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膨胀，持这种主张的在环境思想界大有人在。如罗马俱乐部总裁奥里雷奥•佩切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以“共用地的悲剧”和“救生艇伦理”而闻名的美国生物学家哈丁，等等。科尔曼揭示了“人口膨胀说”的虚伪性、表象性和，指出了发达国家人口的高消费及其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侵略，才是诱发生态危机的深层原因。他以一系列科学的和历史的事实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例如，破坏臭氧的氯氟?正是从工业化国家的空调器、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生产和各种喷雾剂中释放出来的，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提供化学依赖性农业的鼓励性贷款严重污染了当地的水土，欧美国家的工业垃圾和夕阳工业大规模地向第三世界国家输出与转移，等等。“快速增长的人口经常被列为环境破坏的头号原因，这一看法无视一个事实，即大量的环境破坏，尤其是大气污染和与有毒废料的产生，实际上是由人口稳定的工业国造成的”[1]。科尔曼进一步指出，“人口膨胀说”的实质不过是为工业化国家的文化沙文主义寻求辩护：《人口爆炸》的作者保罗•埃里希为什么只描述新德里拥挤的街道，而不描写人种混杂的曼哈顿呢？美国《经济学家》杂志为什么将环境污染的配发照片聚焦在面带菜色、脸色饥荒的第三世界儿童，而不是伦敦大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呢？其实，这两个不同问题的答案都是共同的，即意在为西方社会规避国内及全球环境责任找寻“逃遁之路”。因此，如果说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加剧了环境恶化，那么，解决的办法是，且只能是，“提高世界底层阶级的经济自足水平并增强其政治自主能力”[2]。
2.技术的背后：对“短期利润最大化”的贪婪。针对环境问题的缘起，不少人把目光锁定在技术本身而不是对技术进行运用的主体上。例如，美国女作家卡逊就把“寂静的春天”归因于农民运用的化肥和农药DDT，卡普拉的《转折点》认为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正在毁灭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巴里•康芒纳的《封闭的循环》把核污染、化肥、杀虫剂、洗涤剂、塑料、合成纤维、啤酒等技术载体看成是“吞噬着美国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等等。针对这种对技术本身的无端指控，科尔曼考察了工业化以前古希腊人的“多元工艺”（深深地扎根于社群文化和伦理感受中的技术），以及声名狼藉的美国汽车和石油业的发迹史，从中得出结论：技术只是一把“双刃剑”，其本身无所谓“好”或“坏”；在技术破坏环境的背后，隐藏着的是资本对利润的片面追求。“资本主义的天生法则就是使经济活动突破社群的既有藩篱，不断求得增长，它的兴起自然解放了科技力量，使科技服务于日益扩张的经济。原先被视为罪恶的唯利是图成了头号的追逐目标，技术创新再不是置于护生的伦理框架之中审慎操作，而是一切唯提高生产工具的效率是从，自己变成了一个目的”[3]。科尔曼进一步指出，“技术失控说”忽视了驾驭技术发展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尤其是经济结构，割裂了技术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有机联系。“技术的选择不是在孤立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受制于形成主导世界观的文化与社会制度”[4]。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依靠技术本身的伦理或价值转向来拯救这个流血不止的地球，就无异于“仅仅贴贴止血胶布”，充其量不过是“以简单的办法去解决无边的问题”的乌托邦主义。要使异化了的技术发生再异化，就必须对其背后的牵引之手———唯利是图的价值观———来一次彻底的“手术”，因为“对技术进行综合改造并不能求助于技术本身，相反，它需要重新构建一套视野宽广、重视生命的社会价值观。只有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之上，生态可续的技术发展才会有坚实的支撑”[5]。
3.消费者的“选择”：身不由己的“虚假消费”。把环境破坏视为消费者对自身消费行为“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在西方环境思潮中屡见不鲜。例如，在《改造社会》中，默里•布克钦就把消费者的横流物欲视为对制造污染的大公司的支撑；在《绿色生活方式手册》和《治愈地球病患的1001种方法》中，杰里米•里夫金则是把消费者看作环境破坏的主体，并以此为预设而展开其“节约”理论的。科尔曼认为，将生态恶化归咎于消费者的行为“选择”，本质上不过是“经验主义的感觉直观”。事实上，消费者的消费本身并不是自由或自主的。例如，消费者只能购买到统一以塑料而非玻璃容器包装的牛奶、化学合成的而非生物降解的洗涤产品、服用激素和抗菌素长成的而非自然喂养的猪肉、依靠化学肥料而非有机肥生长的农作物产品，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消费者的选择说到底不过是公司的选择。因为工业产品的均一化、模式化、齐一化和标准化使得消费者毫无任何选择性的自由。与其说消费者在选择商品，还不如说公司在选择利润。事实上，消费者也和环境一样，都只是工业资本一味追求利润的受害者。“要对环境危机做出有效的回应，就必须问清，是哪个环节的决策酿成了污染。答案很清楚，此类决策多由产业界和政府做出。在许多情况下，留给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不过是在同样危害环境的诸种方案中做出选择而已”[6]。因此，将环境污染的罪名强扣在消费者的头上，其用心同样是在为工业资本家的破坏环境开脱罪责，其逻辑进路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与生俱来的消费者，因此，我们每个人作为消费者都同等程度地参与了生态破坏，也就都同等程度地负有相应的责任；由于“法不责众”在全球社会的普遍有效性，人人有错就等于没有任何具体的机构或个人来承担责任，因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就溜之大吉了。#p#分页标题#e#
二、狭隘价值观：生态危机的深层缘起
与浅绿色环境观相反，科尔曼主张，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必须首先透析并批判其深层的、背后的终极原因，即“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价值观。
1.狭隘价值观首先表现在“只顾降低成本、不计环境后果”生产决策上。由于通行的、维持赢利的办法之一就是避免产生生产成本，又由于自然向来都被看作是谁都可以免费获取的资源而不计入成本之中———即使计入成本也不能予以报销，于是，“财务会计并不承认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区别；只要今天的供应源源不断，未来可能的稀缺是置之度外的，环境退化的代价也是不加考虑的，子孙后代或者其他物种的栖息需求也是不必操心的”[7]。如此，生产者无节制地开采和榨取自然资源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2.狭隘价值观最明显表现在“短期利润最大化”的最高行为准则上。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者而言，只要能给自己带来利润，任何非人类的生命甚至包括人的生命都是微不足道的。就此，科尔曼以美国福持汽车公司为例予以了阐发。福特公司曾对“花马”车所造成的死亡费用与为安全起见而重新设计的费用进行了细致比较：“花马”车的气缸在低速撞击中极易崩裂，如果采取预防措施，每辆车将增加11美元的成本，而根据美国政府对每起交通死亡事故赔偿20万美元的估价，在每辆车上安装11美元的零件将比预期每年2100次气缸燃烧还要多花数以百万计的美元。于是，福特财务分析人员采用标准的成本效益会计方法，做出了令人不齿的龌龊决定———放弃对“花马”的技术改良，具有爆炸危险的气缸也就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资本主义生产史表明，单一的决策准则必然导致追求单一的目标；当企业为利润最大化而决策时，所有其他的价值包括非人类的“利益”就都成了“等而下之的东西”。
3.狭隘价值观集中表现在对“国民生产总值”的顶礼膜拜上。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都是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为“圆心”而运转的，为了这个“圆心”，任何手段都是可取和可行的。例如，就石棉的生产来说：多少年来，石棉被当作建筑材料加以销售，自然就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做出了切实贡献。不仅如此，石棉粉尘还会导致一种危险的肺病———“石棉沉着病”。此病的患者需要医疗，而医疗成本也可切实贡献于国民生产总值。患者再后来因所受损害而起诉石棉生产者，由此导致的法律费同样可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足见，石棉的制造与销售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生产厂商预想的范围，把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当作健全社会的唯一指标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对于这种一切围绕国民生产总值而运转的短视行为，科尔曼借用黑兹尔•亨德森在《太阳时代的政治》中的话说：“环境污染、社会崩裂、家庭生活瓦解、原有社会关系失范，这种种问题的社会成本也许是国民生产总值中唯一在增长的部分。把这些社会成本当作真实有用的产品计入国民生产总值，让人百思不得其解”[8]。不过，针对某些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替代现行国民生产总值的新指标，即不仅要扣除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而且要增加非货币化经济活动的贡献值的主张，科尔曼采取了辨证扬弃的态度。他指出：一方面，没有这样的衡量指标，地球的生物遗产不仅在财务报表中无可寻觅，而且会在现实世界里消失殆尽；但另一方面，鉴于新指标会把非货币性经济行动标上货币价值，它们只会从道德领域刨去更多的活力，将之投入市场领域，从而进一步侵蚀那个所剩无几的、本可成为生态社会基础的“和谐、道德的世界”。
4.狭隘价值观还表现在其对技术创新的目标主宰上。丰厚的利润呼唤着高额赢利的新产品和更加高效的生产手段，效率或增长成了技术创新的唯一向度，结果是，其对社会或环境的影响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为此，科尔曼引用芒福德在《权力的五角大楼》中的话说：“科学家会为大面积地迅速使用杀虫剂、杀菌剂，甚至是同样危险的人用药品做出辩护，他们会说，充分地试验这些药剂、证明其价值和无毒性，要花上十年时间，而‘产业无法等待’。很显然，财务的压力高于科学的理性精神，人类生命的呵护在产业界眼里不是头等大事。”[9]据此，科尔曼得出结论：技术的单向度并不是技术本身的错，因为技术本身也是惟利是图的受害者；与其说科学技术危害了环境，还不如说惟利是图、逐利不止的产业驱动体制才是环境破坏的真正原因。
三、护生价值观：“有效行动的支柱”
科尔曼认为，生态危机的加剧，在向我们昭示狭隘价值观的罪恶的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重建“宽泛的护生价值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护生价值观要求对自然和人作“全新的理解”，消解狭隘价值观所导致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自然是系统性、有机的、复杂的和非线性的。“世间万物环环相扣，一草一木无不关联”，只要自然之网中的某一个纽结遭遇破坏，整个生物链就会因此而发生连续性的中断，直到整个生态共同体的崩溃。就此，科尔曼引用詹姆斯•拉弗洛克的“盖亚假设”予以了证明，按照盖亚假说的观点，“存在于地球这一行里之上的生命体合起来可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生命实体’。该实体通过复杂无比的共生联系网维系着地球的大气层及地球供养生命的能力。”[10]人是生态系统的一个普通的组成要素，是自然生物大家庭中的一个平等的成员。人类并未编织生灵之网，而只是网中的一根线，不论人类对这张网做了什么，自然之网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类自身。“凡事降临于地球，也必降临于地球的子民”。科尔曼把“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看成是宽泛价值观的“第一个观点”，是“至为重要”的观点。自然的系统性、非线性和人与自然的一体化关系，说明了自然不仅具有增加利润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工具性价值，更有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内在的价值；说明了除了人类自己，“其它物种也应在阳光之下享有一席之地”；因此，人类即使不把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意志的实体，也要把自然看成是自己的生存之“根”。为此，人类必须颠覆传统伦理学对人的“固恋”，将自然纳入“道德顾客”的考量范围，这种“颠覆”并“纳入”的过程就是“生态智慧”的自觉与培养的过程。“生态智慧能够激发我们去理解地球芸芸众生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及各个生灵的内在价值。与现代世界观的超理性主义适成对照，生态智慧隐含着对直觉与参与性体验的尊重。在生态智慧所追求的取向中，理性与直觉互为促进，以让人充分地认识到，人类社会不过是自然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1]护生价值观要求人类消解狭隘价值观所导致的自我中心主义或工具主义世界观。与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相对应，科尔曼反对以“人是中心”为逻辑预设、割裂人与自然一体化关系的“环境”范畴，主张以“生态”取代“环境”，因为“生态”一词不仅意味着自然界事物之间的“环环相扣”，而且意味着“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意味着人类是在自然世界中表现其自由、理性和伦理的，人类社会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走上历史舞台的。科尔曼援引哲学家洛恩•尼尔•埃文登在《自然的异类：人类与环境》的话说，“看来，正是这种人与自然片面割裂的世界观造就了我们的环境概念。环境之所以存在，恰是因为人们把它从昏然的整体中分裂开来，从而让它显露出来。环境的存在盖源于我们把它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因此，“不是我们处在环境危机之中，我们自己就是环境危机。”[12]护生价值观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它要求限制人类对自然的过度消耗，把“未来的基本需求”放在比“目前的奢华享受”更为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护生价值观要求人类在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生产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做出抉择，“要么按照市井心态，视之为一片可供野蛮开发的茂盛丛林，恰如买卖关系中人们可以彼此开发一般；要么重新看待自然，视之为一片万事万物生生息息、欣欣向荣的天地。”[13]#p#分页标题#e#
2.护生价值观要求重构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多样性，消解狭隘价值观所导致的生产和生活的单向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双向互动的，相应地，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也是相辅相成的。然而，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价值观把人模式化和齐一化了。“当代社会的目标是要让全球人类同吃一种麦当劳，同看一出电视剧，组成单一形式的以商品消费为本的全球经济。这样一种与自然完全脱节的社会，必然误解、贬低并最终破坏环境。”[14]文化成了单向度的文化，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人们只能沉迷于或满足于单一的消费刺激，陷入了虚假消费，进而刺激或加剧了生产对自然的控制与掠夺。因此，护生价值观要求重建人的文化多样性和社会的多样性。这种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不再像以往那样一意孤行地把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化为资本，而是把人从残酷竞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让人有时间、有机会继续接受教育和从事探究活动，从而打开人类想象与创造的源泉。这种文化和社会的多样性不仅强调公平地分配物品，而且诉求平等地分享保健、教育、食物、住所、文化娱乐、个人和社群的自由表达。在这个社会里，没有人会为了追求地位或聚敛财富而大肆破坏自然环境，因为大家都懂得，自然的福祉、社会的福祉与个人的福祉是相互依存、共生诉求的。在这个社会里，不仅自然环境普遍得到尊重，而且人自身的自然也得到公平的对待。如此，“所有人都能休戚与共地奔向共同的未来”。此外，护生价值观还要求根据各地自然状况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构建“生物地区主义”。生物地区主义并不是一个地缘政治概念，其旨趣在于依据各地独有的自然条件，如分水岭的存在、动植物群的变迁、土地类型或者地质形态而塑造一种独有的人类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3.护生价值观要求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消解狭隘价值观所导致的环境利己主义。护生价值观认为，“一个社会或社群如果以邻为壑，靠损害较不富裕的邻居来求得自身的环境安康，这是无法接受的”[15]。环境公平和环境正义必然要求环境行动上的“胸怀全球，行于当地”，反对环境利己主义：环境污染是不分国界的，“风的流动是不需要护照的”。美国排污酿成的酸雨会让加拿大的湖泊遭殃；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泄漏会污染远在北欧拉普兰的牛奶；用于在新英格兰地区或佛罗里达州发电的铀，会给铀矿所在的西南地区土著美国人的土地留下致命的矿渣。据此，科尔曼认为，若没有胸怀全球的战略眼光，治理环境的全球责任就得不到有效的贯彻：“全球责任的第一个原则是‘谁都无可逃遁’，在我们自家的屋子边，没有谁的后院可以倾倒污染。”[16]发达国家的富裕生活和清洁环境都不能建立在“他人的脊背上”，必须在外交政策和国际经济活动中支持其他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人民的经济潜能与民主潜能，因为正是这些人民的劳动与资源，支撑了一个对他们回报甚少的全球经济。
四、简评
1.科尔曼否定“浅绿色环境观”，把生态危机的深层动因归结为“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价值观，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类似的观点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哥达纲领批判》、《论犹太人问题》、《对哥特沙克及其同志们的审判》、《神圣家族》、《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自然辩证法》、《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均有表述。马克思主义认为，鉴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或财富是资产阶级的最高需要，甚至是唯一的需要，鉴于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们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因此，资产阶级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并关心自然的利益的。“在私有财产和钱的统治下形成的自然观，是对自然界的真正蔑视和实际贬低。”“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是一种独立的东西，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本身的价值”[17]。因此，与其说生态危机是“人口膨胀”、“技术失控”和“消费无度”造成的，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狭隘价值观所致。在“不增长就死亡”的狭隘价值观面前，自然不再是“自在的更高的东西”，人也不是“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相对于“浅层”环境观而言，科尔曼的生态政治学说更具有“深层”的历史唯物主义意蕴。
2.科尔曼“宽泛的护生价值观”与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的伦理诉求，特别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拓展主义”，有着殊途同归的理论妙用。为消解“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对人的自作多情，树立人对自然的伦理意识，非人类中心主义，特别是其中的生物平等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普遍主张自然的内在价值，呼吁拓宽“道德共同体”的“边界”，使之不仅包括人类自身，还包括自然的界的一切———从土壤、岩石、水、大气到动物、植物，等等。类似的观点在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的“哲学走向荒野”、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阿尔贝特•史怀泽的“敬畏生命”、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和汤姆•雷根的“动物权利”等著作中均有表征。科尔曼从自然的系统性、有机性和复杂性出发倡导自然的内在价值，呼吁建立宽泛的护生价值观，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迎合并彰显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拓展主义”，为全球环境问题得到根本的治理提供了建设性的实践路径。
3.科尔曼片面倚重价值观的“宽泛”，而不是社会的“变革”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的思考多少带有“自然的浪漫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问题，说到底是由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贪婪本性所引起的。资本主义不仅创造出了“对自然界的普遍占有”，而且创造出了对“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创造出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人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因此，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要想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18]。诚然，狭隘价值观的盛行的确是生态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却不是原因的全部。因此，科尔曼把拯救地球的希望过分寄托于价值观的变革而非社会变革上，这在揭露资本主义逃避全球环境责任的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的视线，间接掩饰了资本主义对于环境的罪恶，从而陷入了自然的浪漫主义的窠臼。#p#分页标题#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