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连接政治及社会各组成部分关系网络的政治结构，为政治行动提供着具有稳定性的权威框架，是执行政治社会化、利益综合、政治录用和政治交流等功能的重要基础。按照系统理论，结构是系统诸要素相互关系的范畴，它是连结系统和要素的桥梁和中介。根据系统要素关系的不同性质，结构类型可相应分为数量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功能结构（相互作用结构），其中功能结构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结构，数量结构和时空结构往往是功能结构的外在表现。基于系统要素间的关系结构特点，要想准确考察和把握政治结构功能的特征，就离不开对政治要素相互作用结构的具体分析。
生态分析政治结构功能，必须认识到它是个有机的、动态的、历史的概念，这是因为政治结构功能是时展变化的产物，其变迁与政治现代化紧密相关，与政治发展紧密相连，特定性质与形态的政治社会总是具有相应的政治结构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现代化首先是政治结构功能的分化和变形。因此，从生态视角分析政治结构功能，旨在从系统概念出发，以及从宏观的、整体的角度，找出当代我国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结构性、体制性缺陷，在动态中考察和把握政治结构变迁以及由此引起的功能变化，实现政治系统与环境间的整体平衡，最终推动我国政治健康良性发展。“生态学研究法的好处在于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一些较大的政治问题上。如果我们要对政治做出合理判断，必须把政治制度置于其周围环境之中，看出这些环境如何对政治选择施加限制，又如何给政治选择提供机会。”［1］
一、政治结构功能的生态特征
开放、多元、动态、平衡是生态理论的基本特征。按照生态理论，优良政治生态生成于政治结构功能的开放、多元和平衡，以及角色要素之间建立起有效沟通、双向互动的良性生态回路。主要表征为：
（一）结构系统的开放性
开放性是生命机体的首要特征，也是政治机体的活力源泉。开放的结构会为政治交流和利益表达提供种类繁多的渠道。从本质上来说，政治结构反映着政治体系适应其周围环境的能力与要求，需要在开放状态下保持与社会环境的同步发展，并且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增减、调整政治结构。一切新政治结构的出现，往往都是为了适应新的问题、新的挑战的出现，为新兴集团和社会成员扩大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而产生的。如果政治结构缺失或处于相对闭锁化状态，合法的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出现阻塞，那么集团组织或个人就会诉诸暴力和非法的强制手段，这必然威胁到社会稳定和政治秩序。因此，生态化的政治结构应是开放的，既能为各种利益诉求的及时表达畅通渠道、进行充分的信息交流，又能便于有效提出政治诉求、利益综合、政策实施和资源整合。
生态化的政治结构还应是自主的，因为开放的政治交流结构首先必须是一个自主的交流结构，应是一个在社会中既不受政治领导人左右，也不受特殊利益者控制的结构。自主的利益集团、政党和大众传播工具等政治交流结构，应有利于信息传递，促进政治社会化，确保民意能不断地传递给领导者。在管制能力有限和内部局势紧张的国家里，如果利益表达结构自主性不足，便会经常出现以罢工和暴乱等强制性接触渠道为表现形式的非正规利益集团活动。例如，在一个开放的生态化的社会里，作为向决策者传送政治要求主要手段的大众传播工具，如果自主性不足，而且经常被政治精英人物控制，那么传播工具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再是一种有用的接近渠道了。同样，作为利益聚合和表达的重要渠道──政党，如果控制了政治输入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传送利益集团要求，其政治结构功能肯定是非生态的。
（二）角色间的竞争性
政治结构功能的竞争性反映的是政治结构及角色间的基本关系，也是生态化政治结构的重要特征。比如是等级型和“命令式”政治过程结构，还是多元型、交易型的政治过程结构，或者说是独裁政治体系还是民主政治体系等。虽然政治控制主体具有排他性，政治控制本身具有垄断性，但并不排除政治控制潜在的竞争性。“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2］政治系统的竞争压力无疑会推动着政治结构的生态化发展，而其竞争与生态化程度主要取决于政治次体系和政治亚结构（工会、农民组织、青年团体等）的发达程度和自主程度，尤其是政治输入结构的自主程度。如果政治结构体系各组成部分相对比较健全和自主，并且存在着一定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能与政治主体结构产生双向交互作用，则属于高度自主的民主体系。若所有政治组织都处于执政党上层集团较为严密的控制之下，不充许政治角色间的相互竞争，即使拥有高度分化和专业化的政治结构，充其量也只能是现代化的独裁政治体，也是属于非生态的。因此，国外有些学者（如阿伦•里杰夫哈特）就是按照政治体系的一致趋势和冲突趋势来区分现代民主体系。［3］著名学者埃文斯通过观察世界范围内民主政治的发展后认为：“公民社会能否出现持续的兴旺时期，完全取决于能否在政府内部同时建立起健全的、精干的、有组织的对话机构。”［4］
政治结构功能的竞争性是以多样性为基础的。在任何变化的社会中，都会出现政治结构的多种组合，既有公开的、正式的、合法的政治结构，也有不公开的、非法的政治结构（如建立在同学或宗族关系基础上的私下进行活动的集团），既有专业化的政治结构（如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构和利益集团），也有许多非专业化的亚政治结构或次政治结构（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的政治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功能，即使具有相同的政治结构或具有相同的政治构成要素，由于态度、信仰、价值观和角色动机不同，或者相互间关系的不同，有时也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功能。政治结构功能的多样性直接与政治结构系统的稳定相关联，如果机构性的、社团性的利益集团缺失或功能变异，那么建立在无组织的暴乱和宗族、血统关系基础上的非正规的、非社团性的利益集团就会凸显。一般说来，所有现代的政治体系都是混合的政治结构体系，不仅在观念上能够广泛包容和充分反映各种政治要求，还要拥有在程序上透明便捷、在功能上健全有效的政治结构。
（三）结构功能的分化性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结构功能的生态化与政治现代化属于同意语。政治现代化是以政治结构功能分化和专业化为特征的。在一定程度上，政治结构功能的分化和专业化程度标志着政治体系发展的标准，决定着政治现代化程度。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社会阶层的分化，政治利益表达、政治资源综合、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等专业化的政治输入与输出结构也相应产生。从历史上看，不断分化的专业化政治组织，都是为了适应新的利益表达需要，执行着资源综合、增强政治体系能力等政治功能。例如，在政府机构分化的基础上，出现利益集团和政党这样分化的政治结构，便是现代政治的重要表征，也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像政党、行政机构、大众传播工具、工会、各种团体等机构性的、社团性的利益集团都是在政治发展中逐步分化出来的专门的利益表达结构。#p#分页标题#e#
政治结构功能的分化性要求政治各组成部分的功能相对独立，以防止政治结构功能同构化倾向，各结构体系既要相互开放又要相对封闭，任何一个结构系统不能随便侵入另一个系统。比如在处理执政党与人大、政府机构、司法机构、以及与社团组织、与社会的关系时，必须充分遵循各结构功能的独立性原则。如果权力恶性膨胀，随便干预其他结构功能系统，就会造成结构关系的僵化和变异，使社会处于一种权力垄断状态。因此，为防止以党代政、以权代法等现象发生，实现政治结构功能的生态化可持续发展，必须限定权力边界，确定政治行为所及的范围，将每一种政治结构体系的作用范围匡定在规定领域。
（四）结构体系的动态性
从生态学视角看，任何一个政治事物或政治现象都是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生态变量流转变迁的结果，是与其所处的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由于社会环境始终处于无休止的变化发展中，政治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也应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调整。比如，社会环境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地和经常地向政治结构系统提出不同形式的需要，构成政治结构系统的资源输入。政治结构系统经过加工改造后，输出路线方针政策、宪法法律法规等政治产品，以满足政治环境的需要。社会环境和政治结构系统之间的平衡发展就是围绕着需要提出和需要满足以及二者的循环往复而展开的，以此推动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任一系统的可持续运行，既要依赖于自组织的能动力，又离不开来自环境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他组织动力。没有与外部环境的信息沟通，没有外部环境在能量上的输入，没有外部环境新质、异质成分的给养和刺激，没有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压力和监控，系统会日趋封闭，从而失去能量递补，并因之最终走向自我毁灭。”［5］因此，政治结构生态不是特指某一种政治类型的活动形态，不同历史时期或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不同地域，由于社会类型、政治制度，以及经济、历史、文化、价值观体系和结构范畴差异，政治的形态、结构和功能也呈现独特性、多样性和调适性。理想统一的、绝对而又稳定不变的政治结构生态是不存在的，生态化的政治结构，只是人们追寻的理想政治状态，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
二、当代我国政治结构功能的现状分析
我国政治组织结构脱胎于解放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参照的主要是苏联结构模式，国家政权系统依托于从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地)、县(区)到村镇和社区等一系列组织网络，庞大的地方政府群和中央政府共同组成了金字塔型、层层隶属的政治结构，其政治架构是一个高度组织化、动员化的科层制政治制度格局。这种超强政治体系功能强大，管制手段强，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无疑有利于建立政治权威，便于有效动员各种社会资源，突破各种阻力，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但另一方面因其结构上的高度同构性、权力运行的单向度性，所以又是一种“一边倒”的单一制度格局。再由于功能上的分工不明，难免会出现传统与现代的重叠和机构之间的争权夺利现象。一个时期以来，党和国家虽然在政治社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结构性调整，促进了政治资源整合和政治发展，但发展过程中长期积累形成的结构功能不合理、结构性障碍问题仍然存在，政治结构与政治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从政治生态视角看，这种单向度政治结构本身缺乏调适性，往往与社会系统处于不协调发展状态，这种不协调状态，反映在政治社会层面主要表现为政治交流的闭锁化、组织权力的官僚化、阶层结构的板结化等病理特征。
（一）交流结构闭锁化
毫无疑问，改革创新的长久动力来自于民间和民众，建立畅通的民意交流表达渠道是政治结构的基本体系功能。确立新的社会化模式和建立新的政治组织结构，都需要在交流作为上有所变化。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的系统理论认为，体系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分成三个阶段：输入、转换和输出。政治体系的输入分为要求和支持两种类型，支持又分为政治资源的支持（人们积极参政），以及顺从者支持或服从性支持（遵守合法的政治体系所制定的权威性政策、提供金钱或物品和各种服务）。同时，他又指出，仅有要求的输入还不足以维持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要维持政治体系的运转，还必须把以支持或反抗某种政治体系的行动或倾向这类形式的能量，以及把政治体系自身的要求，及它所作出的决定，一并投入政治体系，使之运行。在阿尔蒙德看来，政治交流包括输入、转换和输出三个部分，而政治输入不单是“支持”行动，“反抗”的行动或倾向也是政治输入和政治交流范畴，并且“反抗”的行动表达属于一种正常而重要的政治交流形式。在当前我国改革创新的主导力量是国家政权及其官员的科层制政治制度格局下，政治交流结构中的政治输入无论在内容或结构形式上都习惯于接受顺从性或服从性的支持输入，在反抗性信号输入接受方面往往呈现出封闭性、被动性和非自主的交流模式，这是当代我国公民政治参与自主性不足的结构性缺陷。
其一，任何一条交流渠道都局限于它在一定时间内能够收发的信息总量。在一个集权而复杂的政治体系中，必须沿着等级结构依次处理信息，交流渠道长而又复杂。如果信息量和复杂程度超过一定限度时，就会出现信息遗漏和时间滞差。而且随着信息量增加而带来的技术复杂性增加，每一环节都包含着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其二，流经各个等级结构的信息，往往因其中地位较高者的意愿与地位低下者的屈从而有被歪曲的危险，使政治交流容易受政治领导人左右和特殊利益者控制。因为各级官员都是向上负责，对自己上级的需要和希望十分敏感，总是表现出一种趋同的难免倾向。所以，在封闭式、非自主的政治结构体系中，信息失实问题就显得格外严重。“等级制交流体系的这些特有问题和交流渠道长而又复杂的情况表明，运用庞大的中央集权制的政府行政机构来控制公共政策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特别是在高度控制的体系中更是如此。当信息失实和维持多种信息渠道的代价影响效率的时候，控制的不断增强便达到了报酬递减的点上。”［6］随着大量信息的出现和技术复杂性程度的增加，其结果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不可避免地要么被推向一定程度的分权，要么便陷入缺乏效率和不合理性的活动。相反，在一个较为分权的体系中，只有同具体的领导决策有关的、数量有限的信息才必须传递给最高层，因而功效也会大为提高。其三，交流结构不顺畅，且呈现逆向性。民间意识的觉醒与民众力量的崛起是推动政治社会改革的强大内动力，没有公民社会的成长、民众的参与和各种利益诉求与表达渠道的畅通，改革将难以推进。而科层制政治体制主导的不是上下联动的施政方式，而是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的表达方式，对民间社会力量和要求缺少有效的吸纳机制，自下而上的诉求表达渠道不畅，群众利益诉求经常会遭遇体制性迟钝。#p#分页标题#e#
（二）权力结构单一化
“现代政治体系本质上是‘官僚化的’”──以“文官统治”为其特征的。”［7］这是由于政治官员事实上垄断了设计政策方案所需的技术专长和大部分信息，从而获得了拟定、解释和实施决策的主要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官僚机构垄断了政治体系的输出方面。虽然有不少专家学者提出通过政府或非政府部门的力量，对官僚机构从外部或内部施加影响和控制，但在我国现行的等级型政治结构体系中，政治结构及角色间的基本关系是非竞争性的、非交易型的。
从横向看，权力制衡虚置。我国组织权力结构的主要特点是纵向权力分配处于强势而横向权力分配处于弱势，即处于组织权力的寡头化状态。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保证中央权威，属于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自上而下的递进性权力递归路线，实行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政治交流模式，一切权力来自上级。在横向国家权力体系中，虽然存在着政党、人大、政府、司法(纪委)四种权力机制，但主要的控制力量是共产党机构，执政党的权力是权力结构的核心，并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往往以高度集中的权力干涉经济、司法、社会等各个独立活动领域，使很多结构不能产生当有的功能，立法机构、交流媒体和利益集团这些外部控制方式影响力有限。
从纵向看，委托关系倒置。按照标准的委托———模型，实际上是政府作为公共人接受民众的委托，实施委托———合同的行为。我国目前实行五级行政区划体制，多重层级结构扩大了人行为的非理性化。其一，由于各个层级的人各有自己的利益，即自利行为，层级之间，以及不同层级与委托人的利益存在不一致性，在制度化程度较底、组织结构官僚化特征明显的情况下，人的层级越多，改革就越容易被“截留”，委托人的愿望就越会走样。其二科层组织结构中，官员选择的往往是控制权最大化,拥有政治资源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
总之，现行政治权力结构的优点突出，但缺点也明显，尤其是在动员和综合公众对公共政策要求和公平分配政治经济资源能力方面不够，公众和其他利益集团、机构性组织积极参与政治资源性支持不足，容易导致公共治理效率低下和保守病症，并且会衍生和助长个人集权、特权阶层的形成，引起地方权力的畸变。
（三）阶层结构板结化政治结构与社会阶层是互动关系结构的两个方面，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治结构形态和政治发展状况。“在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与政治发展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中反映出来的趋势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映衬出同时代政治发展的基本情况。”［8］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现代变迁对于政治现代化进程而言直接起到了先导和保障作用。与此同时，政治领域内的发展变化，又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政治性动因可能还会成为影响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变迁的首要因素。［9］
当前，我国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政治发展深刻影响着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发展变化，政治机构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作用巨大，社会阶层流动受到了政治强有力的规范和限制，主导社会成员阶层身份转变的主要动因来自于政治方面。相对于社会个体来说，政治地位已成为改变社会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主导性力量。
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显示，一方面，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流动，推动了政治结构分化和功能强化。另一方面，政治形态结构又积极作用并影响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过程，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往往决定着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固化的政治结构，会直接导致社会阶层的日趋固化而缺少公正流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两种趋势同时存在：一种趋势是以中产阶层加快崛起为特征。另一种趋势则是社会阶层分化加剧。无疑，党和政府通过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问题还很严重，结构不合理、结构性障碍等问题大量存在。主要表现为结构与速度效益、与和谐发展之间的矛盾突出，社会分层的多元利益标准之间重合性大，社会成员层间交往的限制性大，社会利益冲突概率较高，而政治结构整合程度较低，社会阶层分化加剧，阶层之间的差距悬殊且呈现不断固化的非良性发展趋势。因此，有不少学者分析认为，我国正处于一个底层民众数量众多、其他阶层数量较少的“倒丁字形”或“多级哑葫芦型”社会层级结构状态。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渠道狭窄，党群、干群之间“政治阻塞”，各种有形和无形的门槛，堵塞了良性的社会流动渠道。在某些领域，强势群体组成的阶层，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力量强大的利益保护圈，公然侵占其他社会阶层的合法利益。“在贫富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的社会里，正规的利益表达渠道可能是由富人掌握的，而穷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是时而采取暴力的或激进的手段来使人们听到他们的呼声。”［10］长期严重的贫富分化摧毁着社会集团之间达成信任、共识与合作的基础，造成了“社会结构紧张”。“官二代”、“富二代”现象和社会上产生的因“仇富”、“仇官”情绪而引发的一些群体性事件、泄愤事件，都是阶层固化的结果。在“拉美陷阱”形成过程中，社会断裂便是其中一个显著特征，而且正是社会断裂导致了拉美国家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危机。
三、启示与对策
建立生态化的政治结构功能，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健康发展，必须在客观分析中国现阶段的历史特征和当代中国政治结构功能的现状基础上，合理借鉴和扬弃西方政治改革的历史经验，切实遵循公开、动态、多元、分化和竞争等生态法则，突出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加大结构性、体制性调整，历史地、渐进地、整体地大胆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探索和设计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政治发展模式。
（一）加大权力结构调整，逐步完善多元、自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权力结构
权力是政治结构中最重要、最核心的要素。而要防止权力官僚化、专断化，取决于政治权力的某种分立，也取决于自由的竞争的选举。基于当代中国政治现实，改革的理想状态就是按照生态化政治结构功能要求，真正建立一个分权开放、动态有序、自我修复能力强的弹性政治结构功能，最终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为此，首先要倡导现代民主政治中关于权力的基本理念，摒弃传统中国政治伦理中的“权力神圣观”，以西方的“权力腐败论”来消低和替代传统的“权力神圣观”，逐步为权力制度改革和权力制衡创设法理依据和群众心理基础。其次是按照各结构功能的独立性原则，正确处理党、人大、政府、司法机关等之间的关系，克服各结构功能的同构化倾向，实现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及党权的有效分割、合理分工和相互制衡。真正建立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社会制约权力的相关机制，实现党权、政权、民权之间的良性互动，从根本上改变党权、政权高于一切的状况，切实保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另外，要彻底改变监督权相对薄弱，监督体制不够系统、不够健全的问题。要进一步调整监督机制，尤其是要从制度上、体制上解决好决策权与监督权混淆、平等监督权难以实施、“一把手”难以监督等问题，真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p#分页标题#e#
（二）加大利益结构调整，逐步建立灵活开放、能充分体现利益表达与聚合功能的政治结构
在社会结构日趋多元、民众利益诉求日益多样的背景下，民众对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回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建立在充分调动公民对政治参与的自主性、积极性基础上的政治交流，建立更多自主的、开放的、便捷的利益表达渠道，政治体系的运转才是正常的。为使政治建设与结构功能适应和承载民众的参与和利益表达需求，首先必须克服政治交流渠道长而复杂的结构性障碍，改革科层制的官僚结构体系，减少管理层次，推行扁平化管理，以保证交流信息和群体诉求的准确、顺畅和及时表达。二是要重视发挥正式的、专业化的政治结构在利益表达与综合方面的功能作用。如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在利益表达中的权威化、制度化和有序化的作用，重视和增强执政党政治结构体系的利益表达功能，提升执政党的政治整合能力，同时积极发挥参政党在利益表达方面的特殊作用与优势。特别要注意改变现有的正式政治结构原设定功能退化、异化甚至丧失的问题，改变一些大的利益群体（例如农民等弱势群体）没有自己的利益组织或利益群体化组织功能不健全状况。三是积极引导和促进公民社会成长，为政治参与制度化创设社会基础。不断壮大非政治性和非营利性社团组织在利益表达方面的作用，重视培育社会下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弱势群体和新兴阶层利益表达渠道。四是创新信访制度、听证制度和大众媒体，特别是网络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反馈机制，努力拓展政府和民众之间平等自由的、直接普适的对话渠道和空间，使民意和民情通过特定的组织结构、组织方式和特定的场域，超越时空障碍自然表达出来。五是要注意培育和发展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三）加大制度结构调整，切实保证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运行制度的有效安排与动态供给
按照政治生态原理，社会总是处于无休止的变化发展中，会不断地向政治结构系统提出不同形式的需要，政治结构系统则要随之不断更新调整，通过对输入资源进行加工整合，输出适合的路线方针政策、宪法法律法规等政治产品，以此来满足和适应政治环境的不断变化。现代治理经验表明，日益分化的多元社会必然会提出多元化、结构化的政治制度格局要求。国家若在制度层面供给充足，并能通过各种多元有效的制度化表达机制来解决不同层面的利益诉求，社会将会变得更加稳定有序，群体性事件将会大大减少。要实现政治产品的有效供给，首先必须在依法运行的原则基础上，增强政治制度的运行刚性，防止国家基本制度供给的文献化和软化。特别要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要防止因领导的肆意干涉而出现瓦解正常制度权威的例外制度，减少非组织化的、潜规则性质的无序表达，防止在制度运行中潜规则强且大于正式规则。其次是要增强制度治理的理性，增加制度供给。加大合法化的、组织化的制度建设。通过弥补正式制度的供给缺失，让各种利益诉求能在体制内以制度化机制正常表达。在制度制定中一定要服从权利至上原则，而不能习惯于维护权威而不顾权利的尊严，将公民权利置于国家权力结构的对立面。
（四）加大阶层结构调整，建立开放平等、竞争有序和富有弹性的社会阶层结构
一般来说，现代意义上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应是高弹性的、具有流动性的。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经由一系列公平合理的规则、渠道等，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去改变或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针对我国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现状，需要加强建设的是：一是要建立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完全开放平等的体系间的流动机制，通畅社会成员层间交往和各个领域间宽敞的流通渠道。其中主要是疏通、健全社会的底层和下层向中上层流动的渠道，真正建立以才能为导向的精英阶层与大众阶层间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流动机制，逐步降低政治差序结构和既得利益群体对社会层级固化的影响力与干扰力。二是要加大对利益资源的整合效度，真正建立健全公平的利益协调机制。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成败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与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在于能否突破强势群体所形成的相对封闭、力量强大的利益保护圈。所以，必须以大力调整和改革分配制度、税收制度，完善保障制度等为杠杆，公平分配利益资源，有效地平衡和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利益关系。三是丰富社会成员占有利益资源的可补偿性。罗伯特•达尔认为，“在一个完全弥散不平等的体系中，不平等可能会涉及每一种政治资源。不过累积性不平等同弥散性不平等有着重大的差异，因为在弥散性不平等的社会中，缺少某种资源的人可以通过其他资源的控制来补偿。”［11］要通过多种利益资源的平衡补偿，改变依靠单一的政治力量主导层级变化的制度格局，从而真正形成社会分层结果的多样性和可变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