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中心与采购绩效的关系

购买中心与采购绩效的关系

研究假设及研究模型

(一)地位均衡感与知识转移

购买中心是一个多人员、多部门、多层级参与的非正式组织。由于购买中心成员的原有职位不同,拥有的专业知识和采购经验存在差别,获取信息的渠道以及信息保有量不同,因此购买中心中权力的性质和分布状态会存在不均衡性(李桂华等,2010)。[3]这种不均衡的权力地位会影响购买中心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在购买中心内也存在人际传播的网络,在该网络中经常为他人提供信息,同时对他人施加影响的“活跃分子”即为意见领袖。他们在知识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或过滤的作用。购买中心内的意见领袖或掌握职位权力,或拥有专家力量,或占有信息洼地。购买中心内的高职位参与者,如经理层、市场总监、财务总监、运营总监等,拥有组织赋予的正式的“合法性权力”。当购买中心内职位落差过大时容易造成“一言堂”局面,即职位较高者主导购买决策,次级职位参与者没有动力与其进行知识分享,从而造成知识转移和吸收效率的损失。拥有专家力量的参与者,如专家技术人员,会运用采购方面的专业知识或丰富的经验对企业购买决策施加影响。若购买中心成员之间知识层次差别较大,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由于垄断关键知识而处于“竞争优势”地位,他们没有动力转移其知识,购买中心成员间不可能在一个知识平台上实现信息共享。占据信息洼地的参与者,如把关者和直接采购者,负责与供应商之间的沟通,由于其对于采购工作非常熟悉,掌握的关于产品、供应商以及组织的“内幕”信息较多,会对购买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同样,从社会交换理论来讲,对于信息的独占心理会束缚其与信息弱势者分享相关知识。综上所述,由于购买中心内的权力地位不均衡,会让许多个体不愿意主动转移其知识,这客观上会对组织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和吸收效率产生负面影响。反之,群体内的权力距离感越低,知识转移和吸收的效率会提高。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1:购买中心成员间地位均衡感会提升成员之间跨职能知识转移的意愿;H2:购买中心成员间地位均衡感会提升成员之间跨职能知识吸收的效率;

(二)风险规避度与知识转移

从心理学角度讲,个体风险最小化或回避倾向在企业购买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Qualls&Puto,1989)。[16]购买中心成员的感知风险可能影响购买中心成员之间的信息分享(转移和吸收)程度。购买的产品技术越复杂,采购标的物对于企业越重要,购买中心成员的风险感知越大。因此,一个价值高、技术复杂并在生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采购商品或服务,将引起购买者较高程度的风险感知(Michell等,2001)。[17]McQuiston(1989)把购买的重要性定义为采购品对组织获利能力及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所购产品的重要性会影响采购商对供应商产品或品牌的风险感知。[18]Valla(1982)将购买产品划分为日常采购品、生产过程重要投入品和战略性产品。这种划分有助于理解在购买过程中购买中心成员感知风险的变化。[19]因此,企业顾客购买技术复杂或战略性很高的商品时,在卷入度和频率方面都要比一般商品大得多。对于特定产品类别购买的高卷入度直接与购买中心内成员间的知识转移正向相关。企业购买的复杂性包括两个领域:一是产品的复杂性;二是购买情境的复杂性。McQuiston(1989)将购买的复杂性定义为企业若想对于产品准确评价所需要获取的信息。他同时指出,一般情况下,复杂的购买情境会导致购买中心成员感知的不确定性增加。在复杂的购买情境下,采购者需要对产品或服务能否取得预期绩效承担一定风险。[18]因此,购买中心成员必须找到能够传递产品和服务绩效信号的载体———品牌知识。事实上,在采购过程中参与的人数很多也会增加程序的复杂性。购买中心成员来自不同部门,每个成员只在某个(些)领域有专长。因此,需要彼此分享知识才可能避免由于信息的不完备而导致的采购失败。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3:对于风险的规避会提升购买中心成员之间跨职能知识转移的意愿;H4:对于风险的规避会提升购买中心成员之间跨职能知识吸收的效率;

(三)目标相似度与知识转移

共同目标对于知识转移至关重要。Pinto等(1993)提出,共同目标会提升跨职能团队的知识转移程度并影响项目成果。[20]Holland等(2000)也指出,冲突的目标是跨职能团队成功最大的障碍。[21]因为目标存在冲突,跨职能团队成员经常缺乏时间和资源去承担团队职责,并且经常不知道如何解决团队与个人事务的优先权问题。由于没有共同目标,团队成员也很少合作。而当他们志同道合时,团队成员就会有动力去彼此合作并分享知识。因为他们知道,通过转移和吸收知识,可以更加迅速而且容易地完成团队任务。正如Weldon和Weingart(1993)所言,与那些没有共同目标的团队相比,拥有具体的共同目标的团队合作绩效会更好。[22]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5:共同目标会提升购买中心成员之间跨职能知识转移的意愿;H6:共同目标会提升购买中心成员之间跨职能知识吸收的效率;

(四)内部熟识度与知识转移

内部熟识度是指购买中心成员之间的熟悉程度。Szulanski(2000)研究发现,关系是影响知识转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3]Kohli(1989)认为,购买中心成员之间有着非常强烈的影响,如果他们之间相互熟悉,那么他们在采购决策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彼此意见的影响,而且这种力量往往大于其他人(例如管理者)对他们的影响。[24]作为一个集体决策机构,采购决策人员之间的熟悉程度往往使很多人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意见,而且熟悉的人员之间往往没有很大的冲突,彼此信任度增加,容易达成一致意见。不同知识主体间的相互信任可以促进知识转移,当双方相互信任时,知识提供者更愿意传播自身知识,知识接受者也更愿意从他人那里接受知识。Zander(1995)发现,信任可以提高知识转移双方信息交流的准确性和及时性。[2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H7:内部熟识度会提升购买中心成员之间跨职能知识转移的意愿;H8:内部熟识度会提升购买中心成员之间跨职能知识吸收的效率;#p#分页标题#e#

(五)知识转移与采购绩效

跨部门的知识转移会提升购买中心的采购绩效。首先,跨部门的知识转移会扩大信息搜集范围,增加可供选择的产品或品牌。其次,知识转移意愿和吸收效率的提升会让购买中心的评价信息更加完全,在充分对比的基础上对进入考虑集的产品和服务进行甄选,从而保证企业采购到质优价廉的产品或服务。再次,知识转移意愿和吸收效率的提高有助于节约决策成本,提升决策“精度”和效率,保障企业下一步生产环节的顺利进行。购买中心内的知识转移可以大大提升中心成员的凝聚力,让其彼此形成坚实的情感纽带。拥有凝聚力的团队成员在工作中会减少冲突,对工作更加满意,从而更容易完成团队任务。知识的转移还对团队成员的个人发展大有裨益,通过与其他成员交流和知识分享,团队成员的视野会更加宽阔,求知欲望会更强。总之,知识的溢出价值对于提升购买中心采购绩效有正面影响。因此,本文假设:H9:跨职能知识转移意愿会提升采购的硬绩效H10:跨职能知识转移意愿会提升采购的软绩效H11:跨职能知识吸收的效率会提升采购的硬绩效H12:跨职能知识吸收的效率会提升采购的软绩效至此,笔者构建了描述购买中心组织氛围、跨部门知识转移以及采购绩效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各变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本研究共有8个变量需要测量,分别是地位均衡感、风险规避度、目标相似度、内部熟识度、知识转移意愿、知识吸收效率以及硬绩效和软绩效。我们设计的调查问卷共有27个初始问项,采用5级Likert量表测量,从1至5代表程度从最低到最高,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对于“地位均衡感、风险规避度及目标相似度”等变量的测量,我们结合了购买中心特点对Hofstede宏观文化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改编。“内部熟识度”参考了李桂华、卢宏亮、刘峰(2010)设计的量表。“知识转移意愿”、“知识吸收效率”参考了Tsai(2002)的研究成果。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考虑到不同地域或不同产业的竞争程度不一致,可能影响购买中心内知识转移意愿与吸收效率,本研究在抽样框的确定上同时考虑了地域和产业分布的离散型。问卷调查的抽样框确定为哈尔滨、大庆、天津、北京、广州、廊坊、济南、重庆等地的企业。选择的行业包括制造业、轻纺、IT业、化工业、农林产品加工业、房地产、批发零售等行业,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从所有制类型来看,这些企业分别所属于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类型。调查的主要对象是能进入企业购买中心人员,包括中高层管理者和拥有丰富采购经验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正式调查通过发放纸质问卷和邮寄电子版的问卷进行,共计发放问卷260份,其中纸质问卷130份,电子问卷130份。一共收回问卷153份,有效问卷为124份,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58.8%和47.7%。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文主要应用SPSS18.0和AMOS7.0两种软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利用SPSS18.0和AMOS7.0对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以确定问卷的有效性。然后使用AMOS7.0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对本文的研究模型进行路径分析,以检验模型的拟合情况和研究假设。

数据分析

(一)样本描述

本次问卷背景项的设计主要涉及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从业年限,所属行业类别、企业性质等指标。以下通过频数统计对上述指标进行总结分析,如表1所示。本次接受调查的受访者74%为男士,90%集中在25-44岁之间,属于企业采购决策的主导力量。从企业类型和规模上来看,本次调查覆盖了国有(20%)、股份制(63%)和私营企业(17%),大中型企业样本较多(年销售额在1000万以上的样本占80%以上),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二)信度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Cronbachα系数和组合信度(CR)两个指标来检验样本数据的可信程度。结果显示所测构念的α值在0.6以上,显著大于最小临界值0.5,表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同时,各构念的组合信度均大于0.6,因此通过组合信度检验。两种检验方式均表明本研究的潜变量具有较好可信度。在效度检验方面,本研究从内容效度和建构效度两个方面进行。本研究所使用的测量问项多为在成熟量表基础上改编而成。在正式问卷形成之前,经过访谈、预调查获得初试问卷信息,并根据反馈对部分提问方式和内容进行了修改,因此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建构效度主要通过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来体现,本研究借助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来检验量表的建构效度。验证性因子分析中拟合优度可以从总体上判断模型是否可以被接受。一般认为,卡方自由比(χ2/df)小于2的时候模型比较理想[26],RMSEA值小于0.06的时候,假设模型与观察数据的适配度良好[27],GFI和AGFI大于0.8即可作为模型配适标准。[28]其次,收敛效度主要借助因子载荷来检验,当因子载荷值都大于0.5,表示问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29]最后,判别效度检验根据Fornell等人的建议,采用模型中各构念的AVE平方根应大于其所在行与列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的方法检验。[29]根据以上数据,本研究所有拟合优度指标都达到拟合判断值,问卷从总体上是可以接受的。测量指标因子载荷的结果表明,各项目载荷系数均大于0.5的临界值,表明测量指标较好地汇聚于构念(见表2);各构念的AVE平方根均大于该构念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构念间的判别效度也比较理想(见表3)。

(三)结构方程建模与假设检验

本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AMOS7.0对模型进行拟合优度分析和检验研究假设。拟合优度分析结果显示,χ2/df=1.574,介于1.0-2.0之间;GFI=0.912,AGIF=0.835,均达到0.8的可接受水平;RMSEA=0.053,小于0.06的标准。因此,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可以适配。在整体模型拟合情况良好的基础上,本文继续研究各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并检验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是否成立,结果如表4所示。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本研究提出的12条假设,有1条没有通过数据检验。#p#分页标题#e#

结论

(一)主要结论及启示

本研究基于“组织氛围”视角,将购买中心组织氛围划分为地位均衡感、风险规避度、目标相似度以及内部熟识度等四个维度,将购买中心成员间跨部门的知识转移划分为转移意向和吸收效率两个维度,同时将采购绩效划分为硬绩效和软绩效两个维度,构建了组织氛围、跨部门知识转移以及采购绩效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型。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本文提出的12条假设中有11条通过了检验,这就证实了购买中心的组织氛围对于知识转移,进而对采购绩效会产生影响。地位均衡感正向影响购买中心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意愿,但对知识吸收效率的影响没有通过数据检验。这说明,购买中心成员之间的地位感落差越小,团队沟通越顺畅,成员之间分享知识的愿望也越强烈。反之,地位落差过大不利于团队成员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次级职位参与者因其认为自己占有的信息(知识)不会对购买决策导向产生实质作用而放弃知识溢出;位高权重者也会因其主导购买决策而漠视其他成员的知识共享,进而降低其他成员的知识转移意愿。但是,地位均衡感不会影响成员之间的知识吸收效率。也就是说,心理上地位落差的大小不会影响成员对于他人知识的获得、处置、解释和理解。知识吸收涉及外部知识有效地被阐释和理解以及将新的外部知识与接受者已有知识有效地整合的过程,其效率更多地依赖接受者自身的知识基础、学习能力以及知识类型等,而地位均衡感对这些基础因素没有直接影响。因此,采购企业为提高购买中心成员的知识溢出效应,必须提高其参与积极性,营造内部民主氛围,实施“一人一票”制,让每个参与者都能积极地参与购买决策。

风险规避度对于购买中心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意愿和吸收效率都有正向影响。这与B2B购买的特点高度相关,企业间购买涉及的标的物价值较大,特别是战略性购买情况下,购买中心成员为此承担着巨大的失败风险(既包括经济损失也包括潜在的人力资本损失)。对风险的规避客观上要求购买中心成员之间加强知识交流,实现知识互补。因此,风险规避有助于成员间知识转移意愿的提升。同时,对于风险的感知也会增强参与者捕捉来自其他成员知识的动机,提高其信息处理以及知识内化的效率。鉴于此,企业建立完备的采购考核机制,奖优罚劣,增加购买中心成员的责任意识,这些都有助于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

目标相似度对于购买中心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意愿和吸收效率都有正向影响。也就是说,共同的目标会让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更加顺畅。一致的目标会让购买中心成员形成牢固的利益纽带和情感纽带。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成员之间会增加彼此信任感,更愿意与对方分享自己的知识,降低知识转移的成本。同时,共同目标也有利于购买决策参与者将认知资源集中到采购任务上来,更加迅速地解读其他成员的知识输出,并优化自身现有的知识结构。因此,为购买中心成员树立共同目标有助于成员间的知识转移和吸收。

内部熟识度对于购买中心成员之间的知识转移意愿和吸收效率都有正向影响。这说明信息(知识)在熟识的环境下传播和接受效率更高。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来自熟人的信息可信度要高于来自于陌生人的信息。熟识的环境可以让购买中心成员毫不隐瞒地分享知识,融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其开诚布公地交谈和倾听,进而可以促进购买中心成员的知识转移意愿和吸收效率。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社会独特的人情面子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际信任有时会损害组织利益,如为了维护面子,有些成员会迎合购买中心内“朋友”的想法或意愿,对某些购买决策只输出部分信息或避而不谈。最后,知识转移意愿和吸收效率对于采购硬绩效和软绩效都有正向影响。这说明,知识共享不仅有利于在合适的时间、地点购买到质优价廉的、满足组织生产需要的产品和服务,还有利于提升购买中心成员的工作满意度、决策参与度以及个人职业素养。由此可见,知识转移的效果与效率直接关系着企业的生存状态和员工未来的职业生涯。

(二)研究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尽管本文大部分结论都得到了实证支持,但是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有待于今后研究得以完善。首先,本研究依照霍夫斯泰德建立在宏观层面的文化四维度论,探讨了购买中心成员知识转移问题,虽然本文将这四个维度与B2B企业微观的营销操作做了情境调试,但仍难说“圆满”。在今后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挖掘文化内涵,在模型中考虑更多的前置因素,特别是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影响因素以使研究模型更加饱满。同时,从样本数量和样本范围来看,本次研究从地域范围和城市经济水平上来说,仍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给数据结果的分析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影响。在样本量上,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有效样本为124份,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以使研究的准确性得到提高。

作者:卢宏亮 李桂华 单位: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南开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