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船”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化中，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隐喻载体。借助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船”逐渐被赋予了精神层面上的多种寓意。这些寓意通过文学作品中“船”形象的塑造，与中西不同的文化理念结合，逐步影响了人们对于“船”的认知。本文通过隐喻的理论依据，对中西“船”的形象进行了剖析和探讨，阐述了其形象中的深意。在此基础上，比较了“船”形象背后中西文化的内涵。希望能使读者对中西文化间的差异有更深入的了解。
【关键词】隐喻；船；中西对比
乔治•莱考夫和马克•约翰逊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提出，隐喻不只是一种修辞手法，也是一种基于语言来表达社会现实的概念体系。他们写道：“隐喻组织我们的感知、决定我们怎样处理世事、怎样处理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它架起了人类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沟通的桥梁。而作为一种对于人类生活和体验的映射方式，隐喻影响着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不经意就会出现。莱考夫和约翰逊将隐喻的本质特征概括为认知性和普遍性。隐喻体现于语言，也贯穿我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实际，并且通过人的头脑，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以加深我们对于抽象概念的认识。“船”作为生活中常见的交通工具、运输工具，从古至今其形象深受中西方的文学家、哲学家的喜爱。他们赋予“船”以自己对周遭环境的思考，以船的外在形式表现其思考，实现了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相互映射。这体现了隐喻的认知性。而隐喻的普遍性则体现于“船”在口语交际或是文学作品中的广泛使用。西方文化中，《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古希腊文学中的“船”和勃兰特的“愚人船”作为“船”形象的经典隐喻，进一步展示了隐喻如何反映西方人的思维。而与之对应的，“舟”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典型的隐喻，最早是哲学思想的体现，借托诗词歌赋，在大众中广为传播，影响着人们的认知方式。
一、隐喻的特性
（一）隐喻的普遍性
“我们日常会话中几乎每三句话中就可能出现一个隐喻”。隐喻无处不在，贯穿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口语交际离不开隐喻的存在。可以说它促进了我们对世界和对自我的认知。
（二）隐喻的认知性
客观的自然界中，原本没有边界、名称等等的存在。而人类通过对于这些客观事物的不断了解，形成了完善的概念，并逐渐赋予其新的理解。也就是说，所有事物都可以从隐喻的角度拥有新的含义。这种含义最初不一定是相似的，但是随着语言的传播，它们逐步统一，人们形成了新的对于事物的认知层面的概念。
（三）隐喻的社会性
莱考夫自己也提出：“从认知的角度看语言包含从社会角度看语言。”隐喻作为认知手段，通过群体的理解和体验不断发展、深刻，进而通过语言作用于群体，形成了某种人际交往中的意义。
二、中西文化中“船”的隐喻
（一）西方文学作品中“船”的形象
“船”作为母题在西方的宗教及文学文本中的应用渊源已久。《圣经》中记载着“诺亚方舟”的故事应该是“船”作为隐喻最早的起源。诺亚一家人依据上帝的指示，建造了一艘大船以躲避大洪水。故事中，“洪水”和“船”这两个意象被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诺亚方舟成了拯救人类乃至地球上一切生灵的救命之舟。“诺亚方舟”不只需要上帝的指示，也需要人类自己的付出，是一种双层的救赎概念。诺亚方舟已经从客观存在的船的形象上升到“救赎之舟”这一认知的概念。而在古希腊文学作品中，另一种对于船的常见隐喻则是“以船喻政”，即通过“船”与“舵手”的关系来表现城邦首领与城邦间的关系。例如《俄狄浦斯王》中，国王承担着舵手的职务，引领着国家向前发展。柏拉图也非常擅长在他的文章中使用“船”的隐喻来表达其政治看法，例如在《理想国》中，他将国家比作一艘复杂且昂贵的船，将“航海术”比作治理国家的技艺、知识。以此来论述国家需要由有知识的“哲人王”来统治，而不是依靠公民自治。如果说这两种船都是通过与其他事物的对比来突出“船”的功用，那么1494年勃兰特塑造出“愚人船”，则是依赖于“船”本身来表达它的特性。“船”仅仅是作为载体，其意义是来自于它的乘客。“愚人船”并非是一艘真实存在的船，它所搭载的“乘客”也不是客观真实的。勃兰特只是借助于“船”的载体，将其塑造成罪恶藏纳之所以揭露当时的社会百态，尤其是教廷人员的腐朽伪善。之后凯瑟琳•波特又在此基础上，在“愚人船”中添加了自己新的理解。她所描绘的“愚人船”有了真实的载体，即“维拉”号——作者在一次旅程中所搭乘的船。她通过观察船上的众生百态，思考人生的哲理。这艘船上的生活充斥着荒芜、邪恶，却被命名为“维拉”（译为“真理”），这样的矛盾更加突出了作者对于人性、对于真理的思考和探索。
（二）中国文学作品中“船”的形象
“船”作为物质载体，最常见的功能就是满足人们日常出行和物资运输的需要。基于此，中国文学作品中，“船”最早在精神层面衍生出的含义就是旅客们离愁别绪寄托的载体。在旅客们身处行舟，穿行于山水之间时，景色的变化会使得人将自身的生命感悟折射于世间万物，也就是说周围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被文人赋予了精神内核。而作为载体的船则更是如此。例如《诗经•邶风•二子乘舟》中就有这样的表述：“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愿言思子，中心养养。”描绘了两个年轻人分离时依依不舍的场景。而进入唐代，诗人们赋予了“船”以更多的寓意。运用了概念隐喻手法描述的“船”的意象大致可以分为“以船喻人”和“借船抒情”这两大类。以李白和刘禹锡的诗歌为例。李白《渡荆门送别》中的“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是“以船喻人”的典范，故乡水送别的实际上是舟中之“我”，而非“船”本身。而对于“借船抒情”，《东鲁门泛舟》中，李白则说“若教月下乘舟去，何啻风流到剡溪”，其间感情并不涉及怀人访友,而仅仅是借乘舟剡溪之景，抒发自己的情致意趣。而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中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描绘自然景色的轮回交替，表达了自己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三）中西文化中“船”隐喻起源的异同
中西方的“船”形象的起源都和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船行水上，人们很难忽视水和船的相互作用。但是在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水对船起到的作用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结果。在西方文学中，水和疯狂常被联系在一起。福柯曾专门写了《水与疯狂》一文来论述水和疯狂之间的关系。动荡不安的大海上漂泊的行舟这种巨大的不安的属性，促使着船在文艺复兴时期，从最开始正义的救赎的载体转变为了疯狂的罪恶的载体。而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水和船的关系并没有受到更深的重视。人们更关注的还是船本身，将船作为景色的一部分，用于宣泄情绪。但舟行水上的危险性，使百姓出于趋吉避凶的心理，创造出了一些行船的禁忌词语，反映了隐喻的认知性。例如，船民忌讳使用“翻”或其他与“翻”同音的词语，在使用时改成“顺”字。另外用“筷”代替“箸”表达自己对于船停住搁浅的忌讳。
三、中西“船”形象的文化内核
语言和文化两者不可分割，相辅相成。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则需以语言为载体进行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语言是人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身份认同等文化内核的体现。中西双方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范式，因而对于“船”的刻画重点截然不同。而这种不同的侧重点清晰地在语言文本中反映了出来。
（一）“船”文化中的宗教色彩
西方文化中，“诺亚方舟”可以说是“船”这个意象最初的应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发现世界处处充满了恶与荒芜，希望救赎人类，所以让诺亚建一艘方舟，并带上世间各类生灵，以躲避大洪水。洪水冲洗净了世间的罪恶，幸存的诺亚和其他生灵为了感谢上帝，并表示自己追随上帝的决心，建造起了祭坛。“舟船”在文学领域的起源就注定了宗教在西方“船”文化的构建中将扮演重要角色。之后的西方作家们基于他们在不同语境下对具体的“船”的理解，对“船”进行了抽象化的投射，赋予了“船”多重隐喻形象。这些隐喻形象多多少少仍受到宗教的影响。例如，文艺复兴时期，德国作家勃兰特的《愚人船》就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当时，以人为本思想的崛起改变了人们对现实悲观的态度，转而强调人性的解放，追求世俗的乐趣。然而，这些主张与保守的宗教观念相违背。勃兰特注重于描写那个时代隐藏在文明之下的道德沦丧，用辛辣的笔墨批判教廷人员的伪善。“愚人船”这个没有具体载体的虚构之“船”，反映了他对于社会背景的认知，即“船”为罪恶提供了一个表现的空间，揭发了人们“绅士”面具之后的虚伪面目。而在中国文化中，宗教并没有在“船”的隐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代替它的反而是儒道哲学观念。儒家的“舟”强调的是积极入世的态度，而道家思想强调更多的则是超然物外。儒家思想中对于“船”最常见的隐喻就是治国之理，例如荀子所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另一种常见的隐喻则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强调忧患意识，居安思危。这两种隐喻都基于“船”的载人的用途，巧妙地应用了“水”和“船”的关系。而在道家思想中，更受重视的则是自然与人的关系。道家常常将“人生”与“船”相比较，当船穿行于山川湖海时，此间纵情山水的乐趣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不谋而合，所以“船”成为了道家出世，隐逸文化中重要的一环。
（二）“船”文化的生活性
中西文化中，“船”最初的隐喻形象都和船本身载人载物的用途息息相关，如中国文化中的“舟船济人”和西方的“诺亚方舟”。而作为最常见的水上交通工具，船毫无疑问和水关系密切。因而，“船”和“水”的对比关系，也成为了隐喻意义赋予的重要一环，如中国的“载舟覆舟”以及西方《圣经》中的洪水和救赎之舟。而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审美情趣、认知思维都逐步发展。这种发展赋予了“船”以新的表达身份，添加了新的审美情趣。和西方宗教气息浓厚的“船”形象相比，中国文化中“船”的形象更多源于生活的细节，是生活意趣的语言表达。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船”的隐喻形象往往会较大程度地受作者自身感悟的影响。由于心境的不同，船上的旅途给人带来的心灵的体会大致可以分成三类。最常见的也就是游子离乡时漂泊不定的忧虑和愁绪。例如南宋范成大《嘉陵江过合州汉初县下》中的“关下嘉陵水，沙头杜老周”，或是李清照《武陵春》中的“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第二种则是颇有老庄风范的豁达乐观的心境。如苏轼《临江仙》中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描绘了作者厌倦于尘世，要求解脱出世的心态。再如李白的“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抒发了作者泛舟湖上，与朗月清风作伴，醉心于美景之中，陶然往返之乐。最后一种则是借船为媒介，表达作者入世济民的豪情壮志。例如李白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以及孟浩然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前者表达了自己对于入世的期待，而后者则抒发了“以舟济世”之志。此外，船不仅仅可以作为交通工具载人载物，也可以帮助人们进行生产劳作。在这个过程中，“船”就与普通百姓联系在了一起。文人墨客笔下的“船”不再只停留于寄托他们自身的情感需要，转而表现普通百姓的生存需要。通过对于生存需要的刻画，“船”的隐喻形象又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例如，范仲淹在《江上渔者》中写到的：“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这里的“一叶舟”所暗含的其实是普通百姓艰难的生活过程，借此作者可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四、结束语
我们对隐喻的认识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修辞手法的层面，而是应该去探求更深层面的隐喻在我们认知视角中发挥的作用。语言中的隐喻来自于人类的思维过程，是人类大脑认识世界的方式。“船”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象征，在每个文化的文学作品中都有着不同的认知层面上的表达。虽然“船”有着相似的外形特点，受社会环境和民族特性的影响，也会在作品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但无论是中国还是在西方文化中，“船”形象的形成都是隐喻的三种特性的体现。一方面，船的实际功能影响着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船载人载物的功能很难不让人把它和情感的载体联系起来。另一方面，人赋予船的精神层面的意义使得船的价值不断丰富，并体现在日常用语上。因而，“船”作为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桥梁，成功地沟通了认知和现实。本文从“船”在中西文化中的不同的多重隐喻形象出发，分析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者在其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船”的形象，关注于他们隐喻性思维的发散过程，逐一厘清“船”的不同隐喻的形成过程和历史渊源，以及这些隐喻的特点，并试图解读其背后的隐喻意义。
作者：周俊妍 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