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西方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均源远流长，二者都表现出对人的尊重与关注，但是，由于二者经济基础有所差异，文化特征和对人性观的理解也有不同，使得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在人与神的关系方面，重视人之整体还是人之个体方面，以及关注人的道德亦或是人的理性方面都有显著的差别。
关键词：中西传统文化；比较；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简单来说，就是指尊重人、肯定人、重视人，一切以人为出发点和立足点。这一思想在中西方的传统文化演进过程中均有所体现。
一、中西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的差异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长河中，以人为本的思想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早在奴隶制社会中，就已经开始关注人本身；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则源自古希腊时期。虽然都源远流长，但二者在具体发展过程及其内容方面，又具有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与以“精神”为本
原始精神文化之中中，人类最初崇拜自然界中的山川湖海、日月星辰，或者以某种动、植物作为部落图腾。在人类早期的原始自然文化中，大都是以“精神”为本的。随着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的目光是逐渐从“精神世界”转向“人”的，中国的传统文化较早地实现了这一转变，中国上古之时也有“帝”、“天”、“天命”等神灵。夏代开始，人们对神灵的崇拜逐渐与对祖宗崇拜达到合一，即“以祖配天”，待到殷周之际，“以祖配天”已发展为“以德配天”，从对原始自然精神的崇拜发展为对道德性的追求，开始着眼于人本身。《尚书•泰誓》中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这对人的价值作出了肯定。《礼记•礼运》中的也提及“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的地位给予了肯定，注重现实的生活。西方的以人为本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肯定了人的地位和其主观能动性。古希腊时期的政治家伯利克里主张“人是第一重要的”，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真正把人作为中心。但是西方文明中这一人本思想并未能延续下去，随着漫长的中世纪的到来，西方文化中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又被以“精神”为本的思想所取代，精神力量主宰一切，精神主义权利高于君权。直至文艺复兴才终于打破中世纪的黑暗，重新提出以人为本，反对神权而倡导人权。在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以人为本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并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等人文主义理念，成为西方文化传播的精髓。
（二）人之整体与人之个体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与以民为本的思想息息相关，殷商时期就有“恭承民命”的记述，西周之初，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敬德安民”等一系列具有人文精神的思想，《尚书》有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春秋时期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这种民本思想也是儒家学说治国理政的重要理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提出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思想，强调人民对于维系统治的重要性。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中的“人”，指向的是一个整体，它是指民众这个整体，而非单个的人。与此不同的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更加注重的是个体的人，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文化中就已经萌发了独立意识与自由意志，雅典的民主城邦政治中，公民作为独立的政治参与者参与到城邦的大小事务中，共同掌握国家权力。这种对人之个体的重视一直延续下来，及至近代，西方学者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倡导人性自由的时候，更多强调的也是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个人的不自由状态，以及人们在社会中不自觉地受到控制和压迫的种种表现。
（三）人之德性与人之理性
注重人的道德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另一个方面，早在殷周之际，“以祖配天”发展为“以德配天”之后，对于外在的祖宗鬼神的崇拜就已经逐渐内化为对人的道德性的追求。周初人们认识到“天命靡常”，提出了“敬德”、“明德”的观念，及至孔子，提出“仁”这一核心观念，将道德规范内化于心，注重人性修养，人伦之道。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而言，人之所以为人，能够同禽兽相区别的根本在于人的自身道德价值，在于人能够知礼义明廉耻，懂孝悌知忠义，《礼记•曲礼》有言“圣人作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汉朝时确立了“三纲五常”，使得儒家的伦理纲常进一步完善。同样，这种以人文本观念下的人，也不是个体之人，是一种包围在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和道德义务关系中的整体的人，是社会之人，群体之人，它更为重视的是人的道德价值。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中对于人的关注，更多地在于人的理性，在于对真理的探求。希腊人追求真理，热爱科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古希腊文化中更多的是对自然科学和真理的推崇，在此理性精神的指导下，诞生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等学说，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到启蒙运动之时，它所宣扬的理性和自由更为有力地抨击了旧制度的桎梏，成为推动西方人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武器。尽管都是从人出发，承认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但在具体价值取向方面，相比于中国更为重视人的道德价值，西方的以人为本则更为重视的是追求真理，服从理性。
二、中西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存在差异的原因
中西方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的差别是显而易见。产生这些差异与二者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以及对于人性观的理解有所不同而密不可分。
（一）经济基础的差异
中国自古以来就还是一个传统农业国，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在此间生活的人们不需要与外界有过多往来，只需在传统的家族亲缘空间内，承继原有的生活方式就可安然度日。与这种传统农耕的生产方式相生的是严密的宗法伦理文化，它关注的是一个宗族的整体利益。相应的在此基础上孕育的以人为本思想，也更多关注的是群体之人。与之不同的是，西方社会则构建于商品经济之上，为了能够顺利进行商品交换，保障个人利益不受侵扰，交换双方都要遵守平等的原则和共同制定的法则，这种商品交换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交换中通过个人的理性选择来保障个体利益，因此，西方传统文化中更为重视个体意识，其以人为本的思想也重视的是个体之人。
（二）文化特征的不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各类思想学派如何此消彼长，但是其蕴含的基本特征始终未曾改变。首先，是其思想中所具备的群体本位的整体精神，这要求人考虑问题要从整体出发，要求局部服从于整体；其次是具有自强不息的生命意识，要求人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生生不息，修德进业，刚健有为；最后，是其蕴含的“和而不同”的共生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强调以和为贵，主张在多样性中达到统一平衡的中庸之道。因此，相对于西方文化中的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地是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人的道德自觉，人的家国情怀。自由精神、理性精神，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与科学一直以来都是西方传统文化中的显著特征。相比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传统文化中更多地表现出世俗化倾向，表现了对世俗生活和物质欲望的追求；更多地强调个人主义，张扬个性解放；更多地表现出理性化倾向，注重探索规律，发现科学，彰显理性精神。这也就塑造出西方传统文化中对人之个体的重视，和对人之理性的追求。由于深藏于中西方传统文化基因中的个性差异，使得在文化潜移默化之下，所塑造的人的思维方式也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因而在以人为本思想的形成中，对“人”的关注点也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三）人性观的迥别
在中国，对人性善恶的讨论古已有之，莫衷一是。在其中，性善论始终是关于人性讨论的主流观点。在德育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秉持“人之初，性本善”的理念，这使得中国人在从古至今对向善的追求，对德性的坚持已经深入血液，因此，中国人追求的以人为本，是对人性高洁，对道德规范，对人伦和谐的追求。在西方传统文化中，对人性“恶”的概念一直存在。自然哲学从经验与事实出发提出性恶论，这里的“恶”指人的自私本性。康德认为人是感性与理性的混合物，感性是人的恶的本质，理性是人向善的可能性。在对待人性之恶的方面，西方的文化中主要是强调精神的作用，让封建礼教承担社会道德的教化功能。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推行的性善论，则是强调自我拯救，通过自我约束践行道德规范获得救赎。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加注重的是道德修养，注重培育人的德性，西方传统的人文精神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后，它本身的封建礼教色彩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宣扬人人平等，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近代人文主义精神。
三、中西传统文化以人为本思想的交融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古老的东方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与遥远的西方文化产生交流与碰撞。而历经苦难的中国，在十月革命后所迎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诞生于西方文化胎胞中的深刻思想。它对人的关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以及解放全人类等思想，本身就与西方的人本思想有所关联，但其深刻性远远超出了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梳理了前人的思想，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以人为本思想，给后人能够成功解开人本之谜，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正确的方向。当前，我们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思想，更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我们中国国情相结合，融合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由此所创造性地提出了更具有人民性、实践性的以人为本思想。
四、当代以人为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以人为本的思想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当前，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所主张的以人为本，首先，是以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满足人民的需要。其次，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后，以人为本也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息息相关的。因此，以人为本，是要创造有利于人们平等竞争、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环境和条件，营造鼓励人们劳动创造、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相比于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的以人为本思想更加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涵，更具有实践性，在新时代更能发挥出现实意义。第一，它使以人为本中的“人”有了科学的内涵，人成为自然性与历史性的统一，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目标。第二，它既吸收了产生于西方的以人为本思想的科学成果，又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的深刻内涵，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汲取了西方文化的精华的同时，又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使其内容精深而全面。它不仅关注人的个体性，也关注人之整体，尊重人的个体价值，也倡导人发挥社会价值，注重塑造人的优秀品质，也教育人追求真理，探索科学，结合二者优势，扬长避短，促进了以人为本思想的新发展。第三，它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必要条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高人民的主体性，满足人的需要、尊重人的尊严、实现人的价值，促使人民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五、结语
当前，我国已经迈入了新时代，随着“十三五”的顺利收官，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全方位、开放性的成就；放眼未来，我们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需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提高人的主体意识，激发人的创新创造活力，以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注入生机，推动国家的进步和发展。
作者：杨依源 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