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这种国际战争意义上的外交和文化传播互动，其规模更大，影响更为深远了。中国官方对国际舆论宣传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视，一方面是出于对这场前所未有的国际战争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是深受参战各国，特别是各西方大国对外宣传和文化战略的启发。以战时的三大盟国苏联、美国、英国为例，在战争期间，甚至早在战争之前，都建构或设置了相应的舆论宣传及文化战略机构。苏联在战争爆发后即成立了“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迅即成立了由军方掌控的新闻检查处，1942年又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军事情报局，主要负责监督国内宣传和策划对国外的官方宣传事宜。不仅如此，苏美还特聘了一大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传播学家，重点就传播技巧、传播与受众态度改变等课题展开大规模的研究，进一步加强、扩大舆论宣传和文化渗透的攻势和战果。这些机构的职能，除向法西斯国家及武装力量不间断地发动反宣传攻势，进行文化心理影响和策动外，同时也对国内民众进行积极频繁的思想灌输和情感引导；对友邦民众进行舆论引导和文化心理感召；对中立国民众提供具有倾向性的新闻和文化信息等等。不仅如此，即使对战争中敌国的宣传机构，中国官方宣传机构也抱以极大的研究和借鉴兴趣。
十分明显，战时中国官方设立的国际宣传处这样的对外舆论和文化传播机构，就是参照战时各国的经验和模式而产生的。虽然从表面上看，国际宣传处直属于中央宣传部，但其真正的掌控者却和各国一样，是最高军事当局，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以，该处作为战时中国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的指挥中心，其权威性正在于此。抗战期间，中国在对苏文化传播互动的样式与手段方面更具有大众传播的特性，主要集中表现在文学、美术、音乐和电影等情感性舆论形态方面，因此，更能体现出的国际传播的规律性和特殊性，从而使参与新闻与文化信息互动的中苏彼此之间，产生战略性传播与接受效果。
中苏文学互动与知识分子“苏联观”的形成
中国与苏联的文化传播互动，虽然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开始，在20世纪20、30年代曾出现过第一次“热恋期”，但两国间更为广泛深入和多样化的交流互动却是在抗战进程当中。中苏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互动，首先得益于相互间的战略信任和利益攸关。“七七”事变刚一发生，苏联即明确宣示其援华抗日政策。1937年7月13日，《真理报》即刊发社论，公开表示声援中国的抗战。翌日，苏联外长主动接见中国大使，又一次明确表示“苏联愿意援助中国”。国民政府迅即抓住一契机，于8月21日与苏联代表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又派孙科为特使赴苏求援，得到斯大林的首肯。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8月近两年中，苏联即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和其他战略物资，并派空军入华抗击日寇，从而使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被重新激活。这一政略和战略背景，正是中苏文化交流互动得以健康开展和持续下去的重要前提。
战时中苏文化传播互动关系在发展进程中，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全面抗战爆发到苏德战争爆发之前，其主要体现在相互间政治文化意识的沟通上。特别反映在知识来源及其支撑系统方面，集中包括在社会背景、话语体系、历史积淀，以及相互交往中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等方面；第二阶段，从苏德战争爆发到“雅尔塔秘密协议”签订以及公布美英苏战后安排世界权力格局的设想之际，其主要体现在相互间政治文化意识进一步理解，从而形成相互呼应和相互激励，特别是对创造战后新世界和谐秩序的向往和文化尝试上。在这一阶段的交流互动中，相互间的国家利益成为价值选择和进一步沟通的主要依据，而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被双方有意识地淡化，成了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频繁和大规模的交往活动中，却极有力地助推了中国民众，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苏联观”的逐步形成，同时也助推了苏联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国观”的逐步形成。这方面，正是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中国抗战文化和抗战文化传播形态时，一直被忽略或觉察不够的地方。
中苏文化在重庆传播互动的最重要和最引人注目的平台，是综合性杂志《中苏文化》。该刊于1937年11月在重庆复刊，其交流内容丰富多彩，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外交各个层面，可以说，是一本全面融合两国政治文化意识，并详细加以评介的、具有显著大众传播舆论控引意志的杂志。其创刊词即明示，该刊的旨趣为：“以沟通中苏文化的伟大工作为主。”①由于该刊的传播对象主要是中国的知识民众阶层，所以，在交流比重上，更倾向于译介苏联的政治文化内容，尤其是更注重于苏俄文学的译介。
据战时的粗略统计显示，《中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重点推出的具有反侵略内容的文学作品就有20余部，如《保卫察里津》、《俄罗斯人》和《一支带着“生命之水”的军队》等；重点推出的文艺评论文章有40余篇，如《评李昂季诺夫及其〈侵略〉》、《〈彼得一世〉在中国观众面前》、《苏联文学给中国文学的影响》、《苏联戏剧在中国的影响》等；重点介绍苏俄文艺理论的文章有10余篇，如《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列宁论艺术》及《文艺的本质》等。此外，该刊还以“特辑”的方式，重点推出过“高尔基纪念特辑”、“莱蒙托夫纪念特辑”、“阿托尔斯泰纪念特辑”以及“马雅可夫斯基纪念特辑”等。
对中国抗战文学的评介以及如何更好地推动中苏文化交流，并进行探讨方面，该刊也作了不少积极的努力。这方面的文章计有20余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老舍对苏广播的文章《抗战中的中国文艺》、刘西舫的《如何加强中苏文学交流》等。而中国作家，包括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电影艺术家、美术家、音乐家和文艺理论家针对中国抗战文艺发展，及如何加强与苏联文艺交流互动情况的综述性探讨文章，更是频繁推出的亮点。不仅如此，《中苏文化》还经常刊发两国文艺家和文艺团体互致祝愿、互相鼓励的信函。如茅盾、郭沫若等《致苏联人民书》，巴甫连科、亚布莱丁等《致中国作家书》，以及中国文化界《致苏联科学院院士电》，中国戏剧界电影界《致苏联戏剧界电影界书》，中华交响乐团全体团员《致苏联人民书》，苏联电影界《复中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书》，苏联戏剧界《复中国剧作家及剧艺从业员的信》，苏联作家协会《复中国作家刘雪庵的信》等等。《中苏文化》还重点推出过“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抗战四周年纪念特刊”和“中苏音乐之交流特辑”等，卓有成效地通过文艺和文艺家的交往与交流，达到了相互沟通、理解、呼应和“并肩作战”的目的，带有鲜明的政治文化战略的国家功利性质，“《中苏文化》在战时重庆抗战文化与苏联文化交流中，确实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阵地、一条不可多得的通道、一座不可多得的桥梁，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但是，这样的考察还只是表层的。如果我们再把目光伸进其里层中去，更会发现该刊对用于交流的‘中苏文化’，在内容的选择上、时机的把握上、方式的运用上，具有极强的自觉意识与自主意识，注重于交流文化的政治效能与审美效能的同时，主要向政治效能倾斜”。
除《中苏文化》以外，战争期间，苏联还通过其国内的诸多报刊，持续不断地向苏联读者译介中国作家和艺术家的新创作品，使他们通过中国的抗战文艺作品，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与实绩，获得生动形象的了解，从而产生思想、情感和精神上的积极共鸣。如苏联的《国际文学》、《文学报》、《文艺鸟瞰》、《青年卫队》、《文学评论》、《旗帜》、《十月》等，都热忱地译介过中国的抗战文艺佳作。其中，《文学报》重点刊发的，如《论中国的抗战文艺》等多篇评论文章，不仅对中国抗战文艺家们自觉主动且有创造性地服从于反侵略战争的战略需要，进行肯定和高度的评价，而且还对抗战文艺反映出的中国人民英勇顽强、争取自由解放的民族精神进行了热情的赞颂。
《国际文学》在重点译介中国作家茅盾、胡风、老舍、郑振铎、欧阳山、沙汀、艾青等人的作品的同时，还多次致函中国作家，向他们征集中国抗战文艺的最新佳作。并向中国作家表示：“苏联作家们非常有兴趣和非常爱护地注视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艺之辉煌成长；中国的小说，诗歌、戏剧、新闻事业等，都使我们发生兴趣。”①战争期间，苏联出版机构同样以这样的兴趣和热情，大量译介有关中国文艺及其他方面的书籍，仅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一年间，苏联就向国内读者推出中国书籍近50种之多，发行量达150万册，此后，这种译介量持续增加。1944年初，塔斯社驻中国记者罗果夫精编的《中国小说集》在苏联出版，进一步将苏联文艺界和普通读者对中国抗战文艺的关注热情，推向了新的高潮。通过这本小说集，苏联读者熟悉并喜爱上了老舍的《在被占领的城市中》、张天翼的《华威先生》、萧红的《呼兰河传》、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以及司马文森的《栗色马》等佳作。
与此同时，大量来华采访、考察的苏联记者和作家，更以他们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在中国的抗战前线和大后方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消息、通讯、特写、访谈、报告文学以及小说、诗歌、散文等形式，满怀激动和敬佩的真挚感情，向苏联读者传播并证明中国抗战军民和中国抗战文学的真切与伟大。其中的以《中国人在抗战》这部由近40名苏联作家、记者联合撰写的大型报告文学集，产生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冲击力最为强烈。此外，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在反法西斯战场的火线上，写给中国作家戈宝权“代问中国作家们致以热烈的兄弟般敬礼”的信，特别让中国作家们激动和感奋。爱伦堡在信中评价和赞美中国作家和中国军民的浴血抗战精神“鼓舞了所有拥护自由的人们”。这封信通过《新华日报》公开发表后，更加鼓舞了中国作家和民众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勇气和决心。同样，苏联老诗人江布尔创作的诗歌《献给中国人民》，通过中苏两国的报刊和广播，在两国人民中广为传诵，成为中苏文化交流史上的动人佳话。
和苏联文艺家及整个苏联新闻与文化出版界一样，中国文艺家及整个新闻与文化传媒界，也以空前的兴趣和热情，向中国的知识界和普通民众持续、大量地译介苏联的文艺及各类政治文化作品。其中，在文学的译介方面尤偏重于小说和戏剧作品。苏联不少直接表现和服务于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应时之作，尤受中国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及普通民众的推崇与热棒。像《保卫察里津》、《青年近卫军》、《不朽的人民》、《虹》、《宁死不屈》、《日日夜夜》、甚至《彼得大帝》这样的中长篇小说；像《俄罗斯人》、《侵略》、《前线》等这样的剧本，都广为中国文艺家和普通知识民众所熟知，并成为了战时中国舞台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精神生活内容，以及中国未来值得模仿的政治文化内容；甚至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这两大意识形态对立的政治版图中，苏联文化居然成为中国各政治文化派别毫无阻碍地争相接受的奇异对象。如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不朽的人民》，就有好几个不同的中译本，分别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并广为发行；而克涅楚克的《前线》就同时至少有新知、时代和延安三个影响很大的版本，在国统区和解放广为流行，的确颇为耐人寻味。
中苏文化传播策略及电影宣教功能与绩效
更耐人寻味的还有，中国战时文艺界对外来文艺理论资源的重视，尤偏重于苏联。很显然是与中国的文艺家乃至整个中国知识界意识中，所形成并日渐强固起来的“苏联观”大有关系。其中以曾在苏联引起广泛深入论争而构建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最受战时中国文艺界的青睐。虽然这一带有浓重意识形态烙印的文艺理论，曾在20世纪30年代被上海的左翼作家引入中国，并由此引发过一阵讨论，但无论如何都不及战时在重庆所引发的讨论那么具有特殊的文化传播学意义。在这次全新的理论争鸣中，以卢卡奇的理论观点最为引人注目。1939年，卢卡奇的《论现实主义的历史》在重庆出版。在中国战时文艺理论家看来，他关于现实主义“真实性”与“典型性”原则的理论的阐释，明显忽略了文艺家的“世界观”与作品的“社会主义倾向性”原则，因而暴露出其“深刻的观念性矛盾”，因此，需要用斯大林的“文学真实观”予以纠正。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爆发在中国战时文艺界内部的理论争鸣，主要还是通过大量译介和引述苏联文艺理论家的争鸣文章为标志。这一方面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文艺家对苏联文艺家“话题设置”的醉心和推崇；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出中国文艺家所面临的创作观念的困惑以及渴望寻找到破解良方的意识焦灼。无论是胡风和冯雪峰所推崇的卢卡奇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观”，还是为重庆抗战文艺界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真实观”，说到底，都是战时中国知识界知识分子内心中“苏联观”的深刻意识反映，都是苏联政治文化传播策略和战略在中国的奏效和胜利。
如果再结合到抗战初期，在重庆大量发行的，由《新华日报》馆“图书课”生活、读书、新知等多家出版机构编印的列宁和斯大林的经典著作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主义问题》、《大众哲学》、《新哲学人生观》、《思想方法论》，还有《新华日报》馆编印的“马列丛书”等，即可知中国文艺界和知识界“苏联观”的形成，以及在讨论中是如何得到强化的。这一切，的确有着意识上的极强的自觉性和自主性。正是这种意识促使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在不断地与苏联的政治文化传播战略进行着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的心灵呼应。
战时中苏文化传播互动中，还有一个重要的集情感性舆论和理智性舆论为一体的传播样式，那就是电影。由于电影艺术所具有的视听优势，使其在战时的大众传播实践中，有着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和深刻的社会影响力。中苏两国在这一领域中的交流与合作，同样显示出彼此的积极主动性。作为战争中极其重要的宣教工具和政治文化战略武器，很显然，苏联的认识要更为深刻些。而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和对外宣传机构对此的认识，由于种种原因所限，还尚未达到要凭借电影，即：运用蕴含着国家战略意志的“中国观”，去影响和强固苏联人意识的层面；我们多少还停留在通过电影纪录和播放，以赢得苏联人民了解、同情和支持的层面———其实作家、诗人，包括“文协”这样的文艺领导机构也停留在相似的意识层面———相比之下，苏联对电影艺术的重视，是将其置放在政治文化下传播，即国家意识形态宣教战略的高度来认识的，因此，其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突出和令人称道。战争不仅没有阻碍和消灭苏联的电影事业，反而使之获得了空前发展和繁荣的良机，同时也获得了其国家意志和政治文化意识扩张的良机。
首先，战争爆发之初，苏联的各大电影制片厂就迅即派出上百名摄影师奔赴各大战场，很快推出上百部战争纪录片和战争艺术片。其中如《保卫莫斯科》、《莫斯科城下击溃敌人》、《战斗中的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战争一日》、《会师柏林》以及《区委书记》、《她在保卫祖国》、《虹》、《望穿秋水》等，不仅在苏联国内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而且其强大的传播渗透力，还通过在各盟国和中立国的放映，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其“政治正确性”在得到各盟国观众肯定的同时，其艺术性也得到普遍的褒奖。如《战争一日》在美国近两百个城市放映，两个月内即创票房新高；而《莫斯科城下击溃敌人》竟一举荣获1943年度的“奥斯卡奖”，即为传播宣教成功的最佳证明。其次，苏联非常重视与中国电影界的合作，因为，只有合作才是最好和最能奏效的文化传播和意识渗透手段。抗战期间，中国电影界多次呼吁中苏电影界合作，很快得到苏方的积极回应。苏联电影界及传媒界及时派出许多摄影师和记者来到重庆，然后分赴中国各大战场和大后方城乡，广泛和深入地采访，拍摄中国将士的浴血奋战实况以及中国民众的艰辛顽强生活实情。这些真实感人的纪录影片在苏联各大城市放映，赢得了苏联民众对中国军民普遍的理解、同情、支持和赞扬。特别是“中国抗战电影特辑”最受苏联民众欢迎。而大型纪录影片《英勇的中国》，在引发苏联民众思想感情巨大震撼的同时，还以真实形象的史实，为苏联官方制定援华政策和战略部署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正确的思路。
中国电影界和文化界致力于两国宣教合作的努力，主要表现在：其一，大量译介和广泛向中国民众、军队放映苏联电影；其二，将中国电影人制作的抗战电影介绍给苏联观众。事实上，中国观众早在抗战之前就已经非常熟悉和喜欢苏联电影，如《夏伯阳》、《重逢》和《生路》等影片，不仅深深影响了中国知识观众的思想和情感世界，而且其创作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还深深影响了中国新兴的电影界。唯一不同的是，抗战爆发后的中国观众对苏联电影的思想感情，更多了一层反法西斯侵略“兄弟国家”的特殊情谊。根据抗战资料显示，仅1938年，重庆及大后方城市影院，即放映苏联电影1150余场，1939年上半年，就放映1100余场，观众最多时达近50万。其中一些电影，仅单片放映，观众即达八九万人，如《大张挞伐》、《歼倭记》、《夜莺曲》等，就颇爱中国观众喜爱。1939年11月，中国官方宣传机构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特举办了盛大的电影放映活动，同时在中国抗战陪都和大后方许多城市，向中国观众放映苏联电影《远东之敌》、《粉碎敌巢》、《雪中行军》、《无敌坦克》、《游击战》、《海上警卫》、《忠心为国》、《游击战》等十余部反映战前苏联国内战争和国内建设的、带有鲜明政治文化意识和新闻纪实特色的影片。这些电影作品虽然并未直接反映反法西斯战争，不属于“国防题材”，但却在中国民众当中激起了巨大的心灵回响。他们正是通过这些影片加深了对苏联的了解，以及对苏联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英雄意志”，特别是“幸福美好生活”的认识和憧憬，由此在思想深处构成大致相同且具有梦幻色彩的“苏联观”。仅此，即可见苏联在对外宣教内容的选择、时机的把握和方式的运用上独具匠心。
运用电影艺术形式进行大规模的国际宣传和构筑心理国防，在中国可谓前所未有。在强化对国内民众的宣教和组织动员方面，中国官方亦十分重视运用电影传播手段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军民悲壮不屈、万众一心的民族形象。1938年10月，中国电影人大规模移驻重庆之前，他们就已经摄制了大量的中国抗战纪录影片，其中既有《抗战特辑》、《抗战言论集》、《南京专辑》、《七七抗战周年纪念》等，也有《和平之声》、《郝军长荣哀录》、《精忠报国》以及《天主教徒为抗战祈祷大弥撒》等，都先后被推向苏联和其他国家。中国战时电影中心驻扎重庆后，抗战纪录影片的生产数量和质量更是逐年提高。像《重庆大轰炸》、《北碚志愿军出征》、《空军战绩》、《克复台儿庄》、《抗战第九月》、《重庆的防空》、《敌机暴行》、《活跃的西线》、《敌机暴行及我空军东征》、《苏联大使呈递国书》等，都是包括苏联观众在内的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抗战的窗口和生动教材。1942年始，中国对外宣教机构还特意选送了《飞虎队》、《东战场》、《长沙三次大捷》、《中国入缅远征军御敌情形》、《胜利进行曲》、《长空万里》等纪录片和故事片到苏联等国巡展。毫无疑问，正是经由这些朴实无华、撼人心魄的纪实性电影作品，不仅极大地改变和修正了苏联人积淀于沙俄时代或中国北洋军阀时代，那种陈旧的“中国观”，而且还极大地促使苏联人产生了同情和援助中国民族革命的积极的集体心理意识。
中苏文化传播互动中美术和音乐的宣教意义
中苏之间的这种文化传播和互动，还在美术和音乐方面得到动人的体现。苏联的美术作品，特别是表现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画、政治讽刺画、前线素描以及版画作品等，最受中国艺术家和普通民众的厚爱。苏联美术作品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被中国左翼文艺家介绍到中国。和小说戏剧、电影一样，在抗战爆发之初，这些美术作品更以情感和形象性舆论的形式，大量介绍给如饥似渴的中国艺术家和普通民众。中国的报刊更是经常性地刊发苏联艺术家的版画和漫画作品。就像音乐语言无须翻译一样，苏联的美术语言在中国军民反侵略的战时语境中，确是通行无阻，直达心灵深处的。
在战时文化传播互动中起着重要组织领导作用的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举办过许多次影响颇大的美术展览会。其中仅1943年就举办过三次大型苏联战争美术作品展览会。中国民众就是通过这样的“精神聚餐会”，认识并喜爱上了苏联的克拉甫兼珂、斯塔洛诺索夫、巴赫莫夫、康斯坦丁诺夫、波克可夫和莱甫托夫等著名画家。尤其是苏联的战争动员宣传画，最适合中国万众一心、全民动员的特殊语境，因此，也最具有感染力和冲击力。像摩尔的《你用什么帮助了前线》、丹达西的《母亲在召唤》等，更成了中国战时艺术家宣教的最佳艺术摹本。给中国民众留下深刻的宣教和审美印象的，还有波克珂夫和莱甫托夫创作的《努力杀敌》、托格拉珂夫创作的《敌人绝得不到怜恤》以及多果洛珂夫创作的《拿破仑曾是这样，希特勒也将是这样》等等。这些将兵役宣传和民众动员融为一体的宣传画，通过明白晓畅、昂扬乐观的艺术语言，向中国民众鲜明地传达了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强大的舆论力量，可以视作苏联在精神文化领域，向中国输送的最有力的精神武器。当时，《新华日报》、《国民公报》和《新蜀报》等陪都媒体，无不以可争相刊发苏联的战争宣教画作为莫大的荣耀。此外，由苏联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办的“塔斯窗”，也在这样的展出中，为重庆民众所熟悉和喜爱，并成为中国艺术家进行街头美术宣传绝佳的借鉴形式。
中国抗战美术在苏联造成的极大的宣教和审美影响，也是值得称道的。“美术出国”发挥“作战威力”，最初即被国际宣传处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38年4月，该处在其广泛征集到的几百幅抗战漫画中，精挑了60多幅送往莫斯科展览，使苏联民众在极大的惊异和感佩中，充分领略到了中国抗战美术的魅力以及中国人民幽默乐观和英勇不屈的人文精神。此后，不断有大型的美术巡展接连与苏联民众见面。比较重要的如1940年1月在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其给苏联民众和艺术家带来的思想、情感和艺术冲击力，更是空前的。仅开幕式，就有苏联艺术家和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一千多人出席。这个大型艺术展览会前后持续了一年，参观者达数十余万之众；其中前来参加学习的苏联艺术团体竟有一千五百多个。苏联官方权威媒体《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教师报》、《红色军队报》以及《文学报》和《艺术》等都持续予以强烈的关注，并发表了大量的评介和赏析文章；苏联各地组织的“中国艺术研究会”还举办了上千次研讨会，对中国抗战美术作品和古代艺术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赞扬。其中不少的艺术品，如《蒋委员长对出发前线军队训话》、《将军》、《女战士丁玲》以及《敌机肆虐图》、《乔野村军民昼夜歼敌图》、《重庆被炸后》等等，无不产生出了强大的宣教渗透力和艺术冲击力。苏联艺术家和军政委员一致认为，这些伟大而卓越的中国艺术佳作，完全超逾了文化和艺术的范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鼓舞苏联军民英勇抗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精神食粮和特殊武器。苏联艺术家沙莫洛夫评价说：“有这样的艺术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另一位苏联艺术评论家特尔诺菲茨更高度评价说：“中国木刻是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及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发生着密切的联系，是从这一伟大战争中吸取形象和主题，而又直接为这一神圣战争服务的一种艺术。”同样，加里宁艺术学院的师生惊叹道：“中国艺术、希腊艺术和俄罗斯艺术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非常值得苏联艺术家学习。”
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炮火硝烟中，中苏两国音乐界的交流互动同样令人振奋和感佩。中国的抗战歌曲主要是通过对苏音乐广播节目，向苏联军民播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抗战爆发之初，即频繁将中国抗战歌曲送往苏联的空域。1940年3月，中国战时音乐界特举办了“对苏广播音乐茶话会”，在邀请苏联及各国驻华大使以及中国军政要员、文艺界名流参加的同时，把《旗正飘飘》、《游击队歌》、《巷战歌》、《满江红》以及马思聪和贺绿汀等中国著名音乐家创作的乐曲，向苏联及全世界播放。不仅如此，苏联军民还通过中国的对苏广播，经常听到重庆的孩子剧团演唱的抗战歌曲。对此，《中苏文化》特载文赞美道：“通过这些感人的音乐旋律，将更加强中苏人民密切携手，完成我们共同改造世界的使命。”
相比之下，苏联音乐对中国民众和艺术家的影响和冲击，更甚于中国音乐在苏联的传播效应。这主要得益于苏联官方对外宣传机构的战略重视以及苏联强大的广播技术力量的积极配合。另一个重要因素来自于中国音乐界在译介苏联音乐方面的积极努力以及中国知识民众对苏联音乐的特殊感情、政治文化兴趣和审美兴趣的偏好。其中，中国音乐界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组织精悍力量进行了大量译介，并连续推出像《苏联音乐》和《苏联名歌集》等普及性唱本，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苏联战争歌曲，像广为中国民众熟悉和传唱的《神圣的战争》、《第聂伯之歌》、《海港之夜》和《夜莺》、《卡秋莎》等，主要是通过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繁播放而深入人心的。
在战争期间，重庆音乐界经常举办的各类大中型音乐会上，苏联音乐作品更是不可或缺的艺术主角，尤其是肖斯塔科维奇和谢•普罗科菲耶夫的系列交响名曲，在抗战中后期，简直成为了中国音乐家和知识民众心中的战争“圣曲”。《新华日报》和陪都不少报刊都刊发了大量的赏析文章，从艺术性和思想性等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新华日报》在赞颂肖斯塔科维奇时提示说：“《第七交响音乐》是作者对于法西斯这人类的公敌的憎恶与愤怒而写，这是一个充满对人类热爱的极为深刻的工作，也是对音乐的无上贡献。”[3]1944年4月，肖斯塔科维奇在全苏作曲家联盟全体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战时音乐的报告在重庆发表，进一步将战时重庆的“肖斯塔科维奇热”推向新的高潮。若从政治文化的战略性视角来考量，将会使我们确信，正是通过中苏文化交流互动这种情感性舆论形态的影响和冲击，中国知识界和普通民众头脑中的“苏联观”才逐渐浪漫地勾画成形，并牢固地树立起来；即使《雅尔塔秘密协定》之后，曾一度激起中国知识界对苏联的不满情绪，但终究不能从超验的层面上抵消“苏联观”对他们精神境域的深刻影响。
本文作者：张育仁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