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侗族传统的服饰———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
黔东南侗族的服饰一直是国内外竞相收藏的对象。到了今天，无论是在私家博物馆，还是在官方博物馆，都可以看到来自于黔东南侗族的传统服饰，它们自然也就成了透视黔东南侗族文化的一个窗口。透过这一窗口，那些琳琅满目，绚丽多姿的服装和饰品使人总会感到强烈的视角冲击，那些奇特而华丽，精巧而庄重的服饰，总会使人难以置信，竟然是出自号称“贫穷边远”的黔东南侗族居民之手。人们自然会提出两大疑问，其一是如此精巧而华丽的服装和饰品是否具有实用价值?其二是如此奇特而别致的服装和饰品为何会偏巧出自黔东南?这两大疑问都牵涉到审美评价的标准问题。黔东南侗族聪慧而质朴，他们绝不会为美而美，更不会远离生活去追求毫无意义的美，不是惟美主义。从这一理解出发，不管黔东南侗族服装和饰品之间的差异有多大，也不管这些可供收藏的珍品市场价值有多大，我们只能坚信他们都是立足于实用的普通生活用品。它们之所以美，就美在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能充分满足穿戴者的身心需求，同时又有助于该族文化凝聚力的发挥。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首先，从侗族传统服饰的颜色着眼，黔东南地区的侗族服饰尚黑。之所以这一地区的侗族服饰会出现这一偏好，并不是他们头脑的一时冲动，而是与他们所处的自然背景密不可分，至少可以从如下3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由于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茂密的亚热带丛林，穿上黑色的衣裙，可以和生息环境保持一致，特别是在狩猎采集的过程中，有利于隐蔽;二是将衣服染成的黑色颜料，在当地易于获取。早年所用的原料是五倍子，将五倍子捣碎后浸水，取其汁，将布料浸透，然后晾干，再埋进淤泥中，就可以将布料染成鲜亮的黑色;三是由于丛林生计环境十分潮湿，在林间生息，服装容易被打湿，为了应对这一环境，这里的侗族居民，还要对衣服实施上浆，方法是用牛血或猪血浸泡布料，晾至半干后，再折叠起来，放到光滑的石板上，用木棒反复地捶打，务使布料变得平滑光洁，同时又使布料更其黝黑。但最终的目的却在于，衣服不会被水浸湿，甚至可以兼做雨衣使用。上述三种理由导致服装尚黑的原因，其实都与适应于所处环境，环境又能够提供必备的制作原料紧密关联。正是这种效仿自然的结果，才使当地的侗族居民萌生了以黑为美的共同意识，并健全和完善了一整套染黑的技术和工艺。其次，我们可以从制作服饰的原料及形制来分析。各民族的制衣原料，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当然是尽量就地取材，又能贴近自然。黔东南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地域差异很大，各地所产的制衣原料各不相同。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各民族，传统制衣原料也会随之而不同。在侗族生息的河谷坝区盛产葛藤，制作葛布＊自然成了侗族妇女的专长。侗族服装的形制也是出于适应环境的需要，而成其稳定延续的习惯。黔东南侗族的生息区，地表崎岖不平，而且荆棘丛生，穿着短褶裙和宽裆的短裤，以利于行走的方便。这一服饰的形制，同样是仿效自然与适应所处环境的产物。第三，黔东南侗族的服装同时还是文化传播的物证。当前国内外收藏的侗族服装中，出自黔东南者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收藏品中，最受收藏者偏爱的是那些绚丽多彩的刺绣衣物。但如从质料和布料去做过细的分析，几乎无一例外的会从中发现，此类衣物刺绣所用的丝线，全部来源于东南沿海的汉族地区，就连刺绣所用的针也是从汉族地区输入的，更不要说整段的绸料了。要证实这样的来源，并不困难。因为制作此类丝线的原料，都出自汉族地区饲养的家蚕，蚕丝上的鳞片就是明证。吐丝的蚕种，以及丝线的颜色同样也与时代同步。1840年以前，大多数是用天然染料染成，而其后所用的染料则是从西方输入的化学染料。因而可以说，绚丽多彩的侗族服装不仅是当地侗族审美意识的展示，其中也包含了汉族审美的成分，只不过这样的成分已经被侗族文化消化吸收了。
二、侗族传统的饮食习俗———化解了都市人群的营养困惑
随着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凭借对石油能源的无节制消费，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地区，特别是都市密集人群的食物结构已经变得整齐划一了。从进化的观点看，这似乎意味着进步。与此同时，黔东南侗族乡民通过礼仪节制，在家庭、家族、社团成员间分享食物的传统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愚昧”和“落后”。但当今营养学家的研究却得出了与此相反的结论，“先进”的都市人群，由于食物结构日趋单一化、规格化、过分包装化、多极加工化，因而在长期食用后不可避免地诱发出各式各样的营养性疾病，包括由偏食导致的营养不良、由过分营养化导致的肥胖，以及由于食品的过于精细而导致的消化系统功能紊乱等等。此外，还有因加工过程而造成的有害物质混入食品而导致的传染病和其他功能性病变。上述这些情况使“先进”的都市人群大为困惑不解。相比之下，“愚昧、落后”的黔东南侗族乡民却因“愚昧”而获得了幸福。由于他们的饮食习俗，要求在家人、社团甚至整个社区范围内，通过食物馈赠、食物分享和食物交换，因而既能够均衡，又能适时适量地摄取人类生长所必须的一切营养物质，从而免除现代都市人因“先进”而带来的一切营养性忧患与困扰。由此，我们得出了一个与前人不同的结论:从文化必然具有适应能力的视角看，文化的适应是一把双刃剑，文化的社会性适应与生物性适应是并存的。从萨林斯与塞维斯所提出的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理论来看，当今学术界仅将与一般进化水平相对应的配套性、深加工的个人独享食品视为“营养的”“卫生的”先进食品，而忽视了人类个体的差异。任何形式的配套食品都不能满足不同个体的特殊营养需求，只有通过分食手段才能确保个人营养的均衡。黔东南侗族传统的礼仪性食物分享乃是侗族文化基于人的生物性特征而做出的生物性适应的典范。因此，中国都市人群的营养困惑，只有借助文化适应的双重性原理，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在这里仅以黔东南侗族的社群礼仪分享习俗为例，探寻克服都市人群营养弊端的对策。黔东南侗族的饮食文化自成一体，大致可用“杂”(膳食结构)、“酸”(口味嗜好)、“欢”(筵宴氛围)三个字来概括。针对其所处的生境分析，黔东南侗族的这一饮食文化无不表现出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在黔东南侗族的饮食中之所以会出现“杂”这一特点，是因为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侗族，任何一种产品都很难出现批量化生产，这样一来，对食物的需求不能以批量取胜，而是以品种多而著称。据调查，他们的食物种类可多达一百多种。这样一来，当地侗族居民所摄取的食物虽然批量小，但种类繁多，致使个人获取的食物营养素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个别营养成分既不会导致摄取不足也不会导致摄取过量，充分保证了营养摄入的合理性。这种食物的“杂”还体现在其食品生产具有明显的即时性和季节性，即食物就地获取立即消费，确保食物新鲜，食品烹调后，立即分享不需包装，这就免除了熟食在贮存过程中被污染的风险。由于熟食无需长期贮存和运输，因而也不会因添加防腐剂、保鲜剂、冷藏剂等附属加工，而引起次级污染。
黔东南侗族口味嗜“酸”，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环境具有湿热的特点所决定的。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腐败菌的生长十分旺盛，食物难以保鲜，因而，他们的食品凡是成批量时，都需腌制，使新鲜的肉食在隔绝空气的情况下，依赖混入其中的淀粉类食物支持乳酸菌的生长，靠乳酸菌的生化作用抑制腐败菌的生长，确保新鲜的肉食长储常鲜，以至于村边溪头的腌肉木桶俯拾皆是。他们的主食酷爱糯稻也有他们的考虑，糯米富含枝链淀粉，烹熟后一旦与空气接触，就会形成薄薄的保护壳，可以防止糯米饭迅速硬掉，致使烹熟的糯米饭不要加任何的保护措施就会使食物新鲜如初，香甜不改。对非批量的食品则随收随食，一家人食用有余则慷慨邀请其他乡民共享。可以说在侗乡每餐每顿所吃的食物无一不新鲜，无一不香甜。湿热的不利环境，在外人看来，烦恼如幽灵，挥之不去，而在侗族乡民的眼中，却所在皆宜，食物腐败的现象很少发生。黔东南侗族饮食中注重“欢”这样一种氛围，在家庭成员间，每餐的饮食都采取当天集中烹调，共同分食的传统。家庭与家庭之间则互赠熟食，以增进友谊，调剂有无。在十多个民族节日期间，还要在家族，甚至在整个社区中实施集体烹调共同分享的饮食方式。在各种婚丧礼仪期间，参与者还要进行大规模的集体烹调，共同分食。在冬季，各社区间还要举行大规模的“吃相思”，整个社区到其他社区做客，集体烹调，共同分享的规模可以达到数千人。在礼仪圈内对食物进行仪式性社会分享，这能够在最大范围内确保特定社区内的族群食物消费达成均衡，通过这样的饮食习俗使得个人可以获得充分而适量的营养，食品新鲜而多样化，可以满足不同特点个人的需求，因而在黔东南侗族地区，很难发现居民营养状况不良的现象。侗族传统的饮食习俗存在着以上几个特点，通过与都市人群的饮食习俗比较，对克服都市人群营养弊端可以发挥如下四个方面的借鉴作用。其一是在现代都市食俗中，构成食物的主要物种只有十余种，甚至只有有限的几种。在黔东南侗族传统的食物分享习俗中，食物来源的多样性极为突出，充作食物的物种多达一百种以上，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各式各样的营养性疾病。其二是在现代都市食俗中，食物供给纯粹由市场节制，不存在季节变动，食品都经过多极加工长期贮存，新鲜度没有保证。在黔东南侗族传统的食物分享习俗中，食物来源随季节作周期性的循环，食物的新鲜度得到了充分保证。其三是在现代都市食俗中，随着食品加工级次的增加，加工、运输、贮藏环节的延长，引发次级污染的风险难以消除，一旦出现次级污染，其受损面将会波及到庞大的人群。在黔东南侗族传统的食物分享习俗中，食物加工过程控制在使用者手中，加工过程中次级污染的风险降到了最低限度，即使偶然出现了次级污染，危害面也十分有限。其四是在都市食俗中，进食完全由个人支配，进食的氛围则不受个人控制，因而，个人的进食生物钟不可避免的会出于紊乱状态，这乃是都市现代人消费功能紊乱的直接导因。在侗族传统的食物分享习俗中，烹调、分享、食物流动都要受礼仪节制，进食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人际关系调整的过程，个人在进食的时候，生物钟完满的规约着个人的情绪。因而，个人进食的食量、食度、多样化进食有充分的保证。黔东南侗族传统的食物分享习俗，维护着数百年当地侗族居民的营养健康。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导致了中国都市人群的营养水平下降，礼失而求诸野，要匡正中国都市人群的营养不良状况，就得向类似于黔东南侗族这样的食物分享习俗中寻求借鉴和帮助。
三、侗族传统的居处文化———提供了人居环境优化的借鉴模式
现代人居环境的弊端由来已久，但并不是技术方面上出问题，而是观念上出问题。自从西方进入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西方的学术思想一直在强化人类的特异性，人类在地球生命体系中的中心地位思潮不仅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走向，而且更深远地影响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走向，现代人居环境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潮流下孕育并壮大起来的，其基本特色在于将人居环境与周边的自然环境尽可能地隔离起来，比如为了防范讨厌的昆虫骚扰，我们宁肯将人居环境与外界环境彻底隔离起来;为了享受温度和湿度的舒适，我们几乎是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去运转空调，将人类的居室和外界完全隔离开来。但最终证明这样不仅隔离不了昆虫，讨厌的昆虫还是能在我们的地毯中存活，而且比人类还生活得更好。进入室内的空气虽然经过净化，湿度和温度又作了精心调控，但室内家具散发的有毒、有害气体却成了挥之不去的影响人类健康的杀手，几乎可以这样说人类越是精心地安排自己的居室，人类居室的弊端越是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不堪重负的能耗和人类心身健康的受损却越来越烈。带着这样的困惑去反观侗族传统的人居环境，那么其间的启迪和借鉴价值就足以让每个人都为之震惊，因为侗族的村寨建筑对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而言，几乎是呈现为全开放的状态。自然界生息着的各种动物几乎都可以无遮无碍地进入室内，周边环境的气息不管是芳香还是恶臭，他们都不设防，也不进行人工调控，天气的冷暖阴晴，侗族村民在家内就可以亲身感受到其间的变化，虽然无需要做出干预，也可以感受到居处的舒适。人居环境开放却较少感受困扰，这正是侗族人居环境的优越之处，也是最值得学习和仿效的居处哲理，因为他们排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杂念。此前的研究意在证明侗族的民居采用的是干栏式建筑，目的是为了规避洪水暴涨无常的威胁，或者说是为了防止猛兽进入室内伤害人类，这些结论虽然都符合事实，但却没有领悟侗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哲理。侗族人民对环境的不利因素并不是被动地规避，而是能动地进行调适，采用干栏式住房临水而居，村寨聚落都顺应地势而建构，不将地表人为地铲平和垫平，其真实的哲理正在于顺乎自然，而不特意躲避自然环境中的不利因素。这里仅以毒蛇的毒害为例，在侗族的生息区毒蛇的种类繁多，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极大，生活在这里要承担的生态风险很高，但是光凭建造了干栏式住房就能够防范毒蛇为害吗?凡是到过侗族村寨的人都对此提出过质疑，因为侗族的干栏式住房都是开放的，毒蛇要进入室内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然而在侗族地区深受毒蛇伤害的居民，特别是在室内几乎是闻所未闻，把干栏式住房认为是能挡住毒蛇的进入确实于理不通，毒蛇不进入侗族居室应当另作解释，真实的原因在于所有的干栏式住房均离地而建，建房之前和建房之后，除了柱基位置之外，几乎不作任何改变。换句话说，动物运动的轨迹几乎不因建房而受到干扰，因为人类的居民环境没有扰乱动物的生存环境，动物当然不会无事找事骚扰人类。
众所周知蛇类有它自己的生活规律，由于是冷血动物，它们感觉到冷了则出去晒太阳，感觉到热了则要进洞避暑，感觉到口渴了则要饮水，以至于随着天气和昼夜温差的变化每一条毒蛇都会形成自己特有的运动路线。由于干栏式建构的住房由于极少触动原有的地表，那么毒蛇的活动事实上都没有受到人类的干扰，毒蛇的日常生活所需的运动不受干扰，它当然也不会进入室内攻击人类了。也就是说侗族干栏式住房虽不设防，但效果甚于设防。而现代化的住房，由于不顾其他生物的生存，无意中打乱了动物的生活规律，生物处于求生的本能攻击人类也就在所难免了。在现代封闭式的住房中，讨厌的昆虫进入室内自己出不去，这足够让居住者整天心烦，而束手无策，最后只能使用毒药去求得暂时的安宁。相比之下，不难看出，这不是技术在作怪，而是观念在作怪，现代的人居环境建构干吗要与所有生物为敌?除了生物外，侗族的居住环境也立足于尽可能地不扰乱光、热、汽、水的自然运行，因为所有的侗族村落都顺地势而建，底下和屋顶之间都是开放的，但又作了精心的安排，使气流穿过住房时会发生变化，有的气流速度突然加快，有的气流突然放缓，最终会使得室内有害的气体会在自然的空气的运行中被气流带走，从而使得侗族乡民居住的环境通常保持着气流正常分布的态势，室内的温度正好接近周围环境的平均温度，室内的湿度与周围环境的平均湿度持平，室内的风速虽互有等差，但风速不会超过环境的最大值，也不会低于坏环境的最小值。因而侗族人居环境的优越性正在于顺乎自然而得其中庸，这正是最值得现代人居环境结构借鉴的启迪所在。至于建筑技术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技术是人类科学积累的产物，随着时间推移技术必然会发展和进步。对现代化的人居环境而言，技术当然很先进，但人居环境的生态理念却大成问题，侗族人居环境当然存着诸多的技术缺陷，但它的生态理念却值得现代人居环境建构的效仿，这里仅以建筑材料为例略加说明。传统的侗族人居环境大多采用木构建筑，柱子和墙壁都用木质材料，甚至屋顶都是用杉树皮做成。如果要说这样的技术尽善尽美，显然有违事实。事实上在侗族的生息地，这样的建筑材料极容易腐烂，特别是屋柱部分腐烂的速度更快，一橦全新的木屋建筑不到20年就得大翻修。此外，蛀虫的啃食也是大害，而且这样的建筑经受不起地基变形的风险，但现代的建筑技术，特别是钢筋水泥框架就可以完全免除上述各类技术的困扰，不过现代材料也不可能尽完善尽美，木屋建筑在天气潮湿时不会反潮，在阳光下不会发生强烈的光辐射，而且具有弹性可以承受环境因素改变的风险，而这一切是钢筋水泥建筑所不能具备的。总之，单就人居环境而言，人居环境建构的理念上应当效仿侗族的建构，但技术方面应当推动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结合，比如柱架采用钢筋水泥结构，但楼板和墙壁采用木板，构形也采用干栏式，那么这样就能够收到最佳的人居效果。然而目前的思想方面上的弊端正在于，仅是看到侗族传统建筑的技术性的缺陷，而且将它看作是极其重要的缺陷。他们却否定了侗族民居建构思想方法上的长处，不应该“为了倾倒洗澡水，因而将盆和水一并抛弃”。只有我们的思想回到正确的思路上，理想的人居环境才能在学习和仿效侗族传统生存哲理的前提下，再选择性地吸收现代技术特长方能得出最理想的答案来。
四、结论与讨论
侗族社区的生产和生活对任何外来人而言，都会获得一种共同性的感受，那就是侗族社区的生活最富于安全感，这也是侗族社区个人幸福指数极高的又一个原因。一般性的描述总会这样说，侗族社区可做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其精神生活的感受完全不具有盈利的性质，而是靠亲情而互相授受。比如侗族大歌是侗族精神生活的精品，但所有侗族大歌的歌手，都是自学、自编、自演、自娱的业余艺术家，很少用自己的艺术换取直接的物质报偿。但他们却希望通过艺术的展示获得荣誉和尊重，而尊重和荣誉的表现形式也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去实现，而不一定得通过物质去实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侗族传统文化中没有将公众的空间和私人的空间绝对化并对立起来。在侗族的家族村社里，萨坛和鼓楼，风雨桥和芦笙坪，还有那错落其间的祠堂是家族村社的神圣所在，也是所有乡民共享的交往空间。人为的意志和加工在这儿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彰显，并因此而成为整个家族村社的精神象征，精妙之处在于这些公共设施的建构，全部依地势而建，顺应着山川的脉络，与大自然丝丝入扣。有了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整个家族村社的人心被凝聚为一个整体，人人都能自律。为了整个家族的荣辱和声誉，他们都得凛遵侗款和乡规民约所有习惯法条律，并因此而获得在这个家族村社内安身立命的合法权利，同时也赢得个人在家族内最宽泛的自由，但这种凛遵从不窒息个人的聪明与才智、梦想与追求。每个个人在力争比别人做得更好的竞争中，赢得了自我的荣誉和尊重，最终使得整个村寨从来不歧视任何人，但却能人人自警，在心态自然的和谐氛围中不断地健全和巩固整个家族村社的和谐与稳定。除了鼓楼、风雨桥、芦笙坪等这样稳定的公共空间外，临时性的公共空间更是枚不胜举，比如说田间劳动就绝对不是纯私人的事情，无论是插秧，还是摘禾，不成文的习惯都会把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很自然地汇集在一起共同参与劳动，这样的劳动场面虽然可以描述为换工或者互助，但其实质比换工和互助又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为在这样的过程中根本不会计较个人工时投入的多少，也不会计较劳动力的成效，更不会计较主人供应食物的丰盛。原因在于这样的劳动场面不仅是劳动，也是一种集体活动和具体的娱乐形式，除了分享丰盛的食品和感情的交流外，还可以分享田间的歌舞和游戏。因为这样的劳动场所既是私人空间也是集体空间，两者之间相互渗透，而无明确的区别，能够区别的仅在于主人提供食品的丰盛与否，但无论食品的丰盛程度如何都是免费的，虽然劳动的成果归主人家所有，但活动当中的精神享受则人人有份。可见，不管是家户还是个人，一切生产和生活中的需要和烦难都能得到来自公众的体谅与支持，并获得帮助和排解。即令进入了家户居屋也存在着个人空间与集体空间的互渗现象，在侗族社区不仅不会关门，而且所有家户的住房都是互通的。本村的成员无需邀请都可以进出每一个家户，条件只是进门只需按自己的社会身份以礼而行。
事实上青年男女的“行歌坐月”往往是在家户的堂屋内举行“行歌坐月”时，主人的父母和长辈都会自觉回避，使自家的私人空间有限地转换为集体空间。同样的道理，老年人的社交自由也受到了晚辈的尊重，而且同样可以把家户空间转化为集体空间。这样一来，同一个家族的居民对同村各家户的情况都能了如指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隐私可言，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与习惯法和传统文化相背离，个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到尊重。总之，每一个家户的住房虽相对独立，但却能与亲戚邻里无遮无碍的造访串门，阻隔不了亲情的彼此流动。各家户之间、个人之间在这片私人与公众交织的场域内，既能舒畅交流，又能获得最大的安全保障。在这里，人和人见之物，虽说主次有别，但主次之间却能和谐一致，相互相存，共同支撑家族村社内部的宁静与舒坦。现代的都市社会之所以会感到缺乏安全感，关键在于将私人空间与公众空间彻底隔离起来，从而使得本来不是隐私的问题变得隐私化。由于个人害怕隐私暴露，而将私人空间关闭得更紧，与集体的联系更变得绝对化。随着怕自己受到伤害的漫延，而心态积累无从渲泻，这才使得个人不安全感与日俱增。相比之下侗族的传统文化在私人空间和集体空间之间保持着互渗和畅通，确实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有助于排遣精神上的压力，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安全感，因而侗族社区这种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互渗确实可以成为当代和谐社区的有价值的借鉴。我们必须牢记个人的空间不论用什么样的形式加以封闭，其结果都会影响到疏密感加深，不安全感强化，而这两个方面恰好是现代和谐社区建设的遗漏。
作者：罗康智 单位：凯里学院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