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论文范文1
（一）吕凤子绘画历程吕凤子先生在20岁之前接受的是正宗的中国传统教育，直至1907年，吕凤子先生报考由李瑞清创办的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当时按照他个人的兴趣爱好，选择了学堂设立的图画手工科，这是吕凤子先生人生的第一次转折，从此，吕凤子开始了他艺术探索的道路。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学习期间，著名的山水画家萧俊贤教授国画，校长李瑞清亲自教授书法，而西洋画与图案画则是由日本学者盐见竟、一户清方、彬田森等执教，在此期间，吕凤子系统地学习了西洋画中的素描、水彩、油画等绘画学科，并且涉及了西洋绘画的理论与教育理念，中国画与西洋画的课程，使吕凤子接受到比较正统的艺术教育。在吕凤子日后任教期间，也依然保持西洋画与国画同时教授，并且为了弥补缺乏的教材而创作了一系列的教材与讲义等重要资料，在这一时期，吕凤子先生以学习和创作西洋画为主，扎实了中国画与西洋画的绘画技巧与理论基础。1918年，吕凤子先生与蔡元培相识，深受蔡元培的赏识，随后被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在这里，吕凤子先生与众多优秀的中国画研究者、绘画艺术家互相交流学习，由此，吕凤子又一次回归传统，进一步地认识和学习中国传统绘画。随着吕凤子艺术修养与创作能力的不断提升，他开始研究传统的绘画技巧，同时，吸收西洋绘画的优点，并将自身深厚的篆书功底应用在白描上，将西洋绘画中的造型技法与中国传统画中的造型观念相结合，使其绘画线条凝练、圆润，造型形神兼具；吕凤子对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回归，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美术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吕凤子先生创办的正则学校被迫迁移，他率领家属与部分教师迁移到四川，在路途中，亲眼看到因战争而导致的国破家亡景象，使吕凤子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深切同情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于是将精力投入到表达自己内心爱憎、反映社会现实的人物画中。这时期的绘画作品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反映社会现实的绘画作品，二是借古诗表情达意的诗画，三是菩萨、罗汉等题材。1949年战争结束，全国大江南北一片光明景象，吕凤子一生所追求的和平、光明社会终于来临，为表达内心的喜悦，吕凤子这时期的绘画题材多为再现人们翻身做主人的画面，热烈地歌颂党与社会；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看懂他的画，吕凤子此时期的人物画开始注重人物的传神，让绘画代替自己与人们交流，将中国画的“传神”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吕凤子除了创作人物画之外，还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花鸟画，画作线条凝练、刚劲有力，将自己一身的人格魅力融于绘画创作中。
（二）吕凤子哲学、美学思想的形成
吕凤子在青少年时期，接受的是中国正统的儒家教育，并且在其15岁的时候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此前的儒家思想在他心中打下了扎实的根基。在吕凤子于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学习期间，吕凤子面对现实的困惑不解，时常苦闷，开始接触佛法教义，常常到金陵的刻经处听那里的居士讲经，还去过五台山的寺院临摹五百罗汉像，由此对佛法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而这段经历影响了吕凤子一生。在1930年，吕凤子撰写《中国画与佛教之关系》一文，文章中针对佛教对中国画的影响做了深刻的探讨。吕凤子还对以庄子奠定的道家系统的艺术精神，对于中国画的推动作用做了深刻的思考，于1938年发表《中国画义释》一文，将中国画划分为三个宗派，分别为教化主义宗、自然主义宗、无相主义宗，这三个宗派分别代表了传统哲学思想中的儒家、道家与佛教。在南京两江师范学堂学习期间，吕凤子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教育，对于西方众多生物学家、美学家、哲学家的理论著作与思想学说都有所探及，例如柏拉图的《对话录》《理想国》，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包含了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多门科学，并且将这些西方的理论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道、佛学说融合在一起，形成吕凤子先生自己独特的学说体系；吕凤子一生致力于艺术，因此也对西方美学研究得比较透彻，麻下尔的快乐论美学、斯宾塞的进化论美学、德国理想派美学等众多美学门类，将这些丰富西方美学思想理论与中国传统美学艺术相结合，从而构成吕凤子先生自己独特的美学理念。吕凤子的哲学、美学思想有着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与深度，其艺术思想的形成也非常复杂，并且带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吕凤子先生对于中外哲学与美学的探究，使他的绘画艺术思想中融合了新的概念，在进行绘画实践与诠释绘画理念时，能够有独特的见解，其具有开创性的绘画艺术，将中国画的境界推向另一个高度。
二、吕凤子绘画作品中哲学、美学思想的体现
吕凤子先生早年致力于西洋画，虽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但也颇有成就，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画的发展现状，吕凤子先生有意识地将绘画的立意、取像等与笔墨运用技法融会贯通，汲取西洋绘画特长，来表达纯粹的中国精神与风格。吕凤子先生的四子吕去癖总结了父亲绘画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日战争以前，其绘画题材多为山水画和人物画中的侍女图；第二阶段是抗日战争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段国破家亡的社会政局，促使吕凤子的思想情感与绘画的艺术风格发生重大转变，绘画内容由仕女图转为罗汉图，擅长的行书与楷书也更改为凤体字；第三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的绘画题材主要是展现国家重大事件、再现人民生活、颂扬领袖等内容。从这三个阶段来看，吕凤子先生的绘画实践过程紧跟时代变迁，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而其艺术思想也在他绘画实践过程中通过绘画艺术展现出来。吕凤子的绘画作品《庐山云》在1932年巴黎世博会上荣获中国画一等奖，是将中国画推向世界画坛的一幅佳作。《庐山云》开创性的以云雾为近景，突破了传统中国山水画的模式，汲取水彩画中写实技法，将水墨特征挥洒得淋漓尽致，让观者似乎身临云雾之中，难能可贵的是，这幅画不仅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国人能够读懂，而且同样能够以其“传神”的艺术魅力感染到外国人，这也是《庐山云》能够得到世界画坛公认的重要原因。《庐山云》以云雾为主要描绘对象，是对现实的客观反映，与此同时，它又体现了“以形媚道”“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强烈地体现出“万物有灵”“气韵生动”“物我融合”的儒道思想。《庐山云》成功地以山作为陪衬，凸显云雾的空灵缥缈、瞬息万变，将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地联系在一起，折射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内涵，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吕凤子先生将其人格之美与自然融合产物，如果没有高深的哲学修养，是画不出如此佳作的。在抗日战争结束前夕，吕凤子先生一家辗转来到重庆璧山。1942年夏天，吕凤子创作《四阿罗汉》，这幅画是吕凤子先生经过慎重思虑而创作的，是吕凤子先生借取佛学中悲天悯人的故事，以四阿罗汉嬉、怒、悲、愤的情态来嘲讽战时当局政事的腐败和不恤民意。《四阿罗汉》中的四个罗汉分别代表了一种意境，“仰而悲者一意境，悲者悲天作孽。?而悯者一意境，悯者悯自作孽。不自量力而思有以援之，不自度德而思有以胜之，宜贻笑鸣足山下师子吼第一矣，又一意境。愿无不格，惟问诚否，可笑为，又一意境”，是吕凤子先生佛家思想的艺术化体现。佛家思想主要内容是禅宗美学，其思想是集诸体于心。“梵我合一”的世界观理论，在此幅作品中，吕凤子集多种意境为我所用，是其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吕凤子先生看到了新社会的光明前景，画风一改往日罗汉、侍女、词意题材，多数以白描的形式，针对社会现实生活进行取材，例如《寿》《阿四的心愿》等。1955年创作《菜农的喜悦》，是吕凤子先生晚期的代表作之一，这幅作品是新中国美展人物画的首个一等奖。这时期，吕凤子先生很多作品延续了之前常用的象征手法，用以传递自己内心的思想情感，例如作品《鹰》，以雄鹰象征新中国的空军形象，使中国画被赋予了时代特色与新的社会内容。
三、结语
实践哲学论文范文2
传统的科技哲学观念包括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科学命题具有普遍性，理论是研究的最终成果，存在一种科学知识从地方性到普遍性的过程，最后的科学知识一定是普遍化的，这个过程被称为“去地方性和去语境化”;第二，实验、观察等科学中因素与理论相比处于从属地位，理论处于第一位;第三，研究的地方性场所、实验建构及所需的技术设施、研究人员所处的特定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研究中遇到的实践性难题，都视为科学知识产生的偶然因子。所以在传统科学哲学观念视野中，对科技文化的内容主次地位理解便是:科技知识处于核心地位，具有统御性，因为科技知识是普遍性和适应性的。其他的科技制度、科技教育等往往处于从属地位，是围绕着科技知识进行的，基本构成了“众星拱月”式的科技文化观。而科技实践哲学则不同，在对传统科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以实践为核心，它提出了自己的科技文化观念。第一，它认为根本不存在完全独立的客观世界，“只有介入世界，我们才能发现世界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实践就是世界活动的一部分。第二，科学研究实质上是一种实践活动，科学知识和其他理论知识相比，并不具有优先性，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科学知识本身发挥作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再适应”的过程，而不是“普遍性展现”的过程。第三，观察实验和科学知识本身相比不是次要的，从属的，而是必须的，他们使得科技知识变得“普遍适应”。由于科学实践哲学对科学技术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科技文化观念便截然不同。正像第三点所描述的，它认为科学文化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分出主次，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依存，地位是非常平等的，构成了“平行”式的整体科技文化观。美国媒介理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在其著作《技术垄断》中曾有深刻的描述。“技术变革不是数量上增减损益的变革，而是整体的生态变革。”在他眼里，新技术的诞生是一堆黑火药里面送入了一个火苗———并不是牛顿范式下机械论所描绘的简单增减替换，而是一个整体的化学反应。技术并非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生态的整体而存在，“重要的(技术)变化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它不仅仅导致这个技术群的变革，而且也将导致整个相关的社会生态的变革。为了更好地理解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下面将围绕着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来展开。
二、陕甘宁时代科技文化建设成功缘何可能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便开始着手进行陕甘宁边区建设。当时陕甘宁可以说科技文化全面落后，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科技知识匮乏。陕甘宁迷信泛滥，广大群众旧意识、旧习惯严重存在;卫生防疫知识空缺，边区疫病肆虐，人畜死亡率很高。农业生产基本是粗放式经营，基本靠天吃饭，使用原始技术和工具，农作物单产低下。工业技术非常落后，基本只有零星的轻工业，严重依赖外援，一半以上县份的人民不懂纺织。二是科技教育落后。陕甘宁边区学校极少，文盲占90%，有些村庄100%的为文盲。曾任边区主席的林伯渠曾经这样描述道:“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学校稀少，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识字者亦极稀少。在某些县如盐池一百人中识字者有两人，再如华池等县两百人中仅有一人。平均起来，识字的人只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于小学，全边区过去也仅有一百二十个，并且主要是富有者的子弟。整个边区的中学生是屈指可数的。社会教育简直是绝无仅有的事。”初期文化教育与传播极端落后的矛盾使得科技文化建设形同虚设。三是科技体制空白。由于地处偏远，这块地区基本上没有任何的科技政策支撑，也没有任何科学研究机构涉足，更谈不上科研团体的出现。按照传统科技哲学中科技文化观的观点，在如此愚昧落后的地区开展科技文化建设，应该以科技知识为核心，其他的科技教育以及科技体制为辅，才能真正开展起来。但事实不然，由于陕甘宁边区科技文化建设极端落后，简单地普及科技知识并不能达到科技文化建设的目的。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反而遵照了科学实践哲学的整体科技文化观，每一块都下足了本钱。
(一)科技知识建设
科学知识在传统科技哲学看来是普世的、客观的，不受到任何约束的。但是在实践哲学看来，它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并不具有优先性。要使得科学知识变得“普世”和“优先”，必须辅之其他的技术方法，最难并不是知识本身，而是让受众能够接受。陕甘宁边区当时虽然落后，但是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基础非常牢固:迷信普及、传统靠天吃饭的耕作等等加剧了科学知识建立其权威的难度。特别要指出的是，科技知识还面临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念———从事农业生产中传统农民所选择的“安全第一”的原则。詹姆斯•C•斯科特在考察东南亚农民的生存状况后认为，农民经济的活动并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而是遵从“安全第一”的原则。因为在传统的农业中，农民的生活环境恶劣，依附于地主的情况加上自然规律的不确定性，不得不选择自保优先。“如果说把农民看作面向未来的熊彼德式的企业家，忽略了他的主要生存困境，那么，通常的权利最大化假设则没有公平地对待他的政治行为。”在陕甘宁边区的科学知识建设过程中，边区政府在技术推广和知识普及中最难做的一环也是让大众能够相信并且接受。在医疗方面，边区政府教育和动员群众，同分散在边区各地的二千多个巫神作斗争，取缔他们的活动，揭露他们的骗人伎俩，直接消灭了旧有知识滋生的土壤，为卫生防疫普及铺平了道路。紧接着大力提倡建厕所、立猪圈、挖水井、灭虱子、勤洗晒、新法接生等，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边区政府充分发挥千余名中医、二百余名西医、五十余名兽医的作用，发动和组织他们到农村或疾病流行地区服务。在农业技术上，边区政府遵照“利用原有的落后生产工具和技术，在可能条件下逐渐进到新的”指导方针，注重推广和发挥新式农作技术和先进工具的重要作用。光华农场成立于1940年，是边区唯一的农业试验场。这里集聚着一批由林伯渠亲自从延安各单位抽调来的优秀的农业、畜牧、兽医专家。尤其是在1942年，甘泉等县流行牛瘟，严重威胁农业生产。光华农场派兽医前往防治，在试制免疫血清和疫苗成功后，用铜制造注射器，用瓷瓶代替玻璃瓶，仅用半年时间，就扑灭了边区牛瘟，在群众中树立起了科学知识的权威。农场推广农作物、蔬菜、家畜良种，培育出优质高产的狼尾谷，两年间推广到17个县，面积一万余亩。农场逐步摸索出一些增产丰收的科学方法。诸如，加强试验农场、扩大良种、研究和改良工具、精耕细作、广施肥料、防治病虫害，改进植棉打卡，兴修水利，营造气候林，改良畜种等，改进羊的饲养管理及防疫等。这些新技术新方法的推广利用，对提高作物产量、改变农业落后面貌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靖边农民说:“先种麦子插黑豆，黑豆地里带萝卜，旱涝保收。”就是光华农场向农民推广的结果。经过边区政府不断运用科学技术这一武器让广大群众能够耳闻目睹，尤其是在破除迷信以及医疗上的受益，边区老百姓终于能够接受科技这一强大武器，并且对科学知识开始接受。但科学知识还需要普及，而且科学知识本身并不能代替科学文化建设，科学技术的运用只是第一步，要科学知识扩大范围并且完全占领思想阵地，还需要科学教育的传播建设。
(二)科技教育传播建设
科技教育传播建设在边区并不是科技知识建设的辅助，反而成为了非常核心的一环。但科学教育的传播在当时的环境下任务是非常艰巨的，正向我们前面所说的边区的文盲众多，不要说普通的农民，就是共产党员都有很多人不识字，更谈不上普及科技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经费极端紧张的情况下，依然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配备、提高教师生活待遇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尽力给予支持，使边区文教事业得到较快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边区根据关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示精神，落实了以干部教育为主，国民教育为辅的方针。具体次序为:干部在职教育、干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儿童教育。干部在职教育被放到全部干部教育的首位来抓，贯彻“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的精神，坚持每日两小时的学习制度，联系实际，进行业务、政治、文化和理论方面的教育，使广大在职干部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同时，为了培养革命干部，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边区政府的倡议下，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先后创办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马列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行政学院、军事学院、延安大学等二十多所干部院校，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革命干部，分赴抗日战争的各条战线，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教育以扫除文盲为中心。边区政府提出，把广大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公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为此，采取创办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冬学等形式，进行抗战政治文化教育。到1941年，全边区这四种组织共有3940处，人数达4707人，对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水平起了积极的作用。为了尽快扫除文盲，在的支持下，林伯渠与吴玉章等一起，发起了新文字学会，积极推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在边区创办新文字报刊和学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经过边区政府不断努力，抗战期间，边区共有中等学校7所，其中中学3所，师范4所，在校学生2487人。1943年，边区有初小、完小444所。1944年边区政府提出“民办，公助”的政策以后，各县创办了570多所村学和150所私立小学，到1945年上半年，小学发展到1377所，学生达34004人。还有边区各地的三千三百多个读报组。从这些实践中我们看到，科学文化正是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整个边区的科学文化这个时候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也就是范式的转换。但是科学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止的过程，尤其是科技本身，需要不断给予新鲜营养，才能不断提升，这迫切需要边区政府在文化建设上更上一层楼，从体制上加以保证。
(三)科技体制建设
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科技体制建设，自1939年开始，便颁布了各项政策，在院校规制、人才引进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建设，随后在党中央的支持和鼓励下，各种科技团体也如雨后春笋涌现，活跃了边区科研气氛。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边区科技政策的任务为开办实用科学研究所，以发展工业、植物、土木工程、动物、化学、地质等的科学研究，造就科学人才，以供应发展国防经济之需要。1939年5月便创办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同月在《发展国防教育提高大众文化加强抗战力量案》中，提出了发展边区教育的创设技术科学学校，造就建设人才等7项办法。1941年颁布了《发展边区科学事业案》之后，建立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1942年5月的《关于建设厅技术干部待遇标准的命令》和《1943年度技术干部优待办法》，将技术人员分为四个等级，分别在津贴、衣服、住宿、出差、饮食和书报供给等方面给予特殊照顾。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建立了科技团体。如，1938年2月6日设立的边区国防科学社;1940年2月5日设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1940年6月成立的国医研究会和延安中国农学会;1945年3月成立的中西药研究会。
三、经验与启示
陕甘宁边区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和科技管理人才，改变了边区的落后面貌，发展了边区的经济。更重要的是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科技教育积累了经验。就科技文化理论探讨本身来说，则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
(一)在科技文化建设前期，必须树立起科学知识的权威
由于原有的地方性知识植根很久，要使得科学文化知识被群众接受，必须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范式转换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漫长而且涉及面广。正如陕甘宁边区所呈现的那样，涵盖从迷信认识到医药农业等。要取得成功，一要靠科学技术本身的威力，使得当地老百姓能够获利，二要靠系统性的推广。
(二)在科技文化建设过程中，科学教育必须从核心抓起
陕甘宁边区在文盲率高的情况下，坚持自上而下的方针，先干部后群众，这样有计划地推广便于普及到全边区，尤其在普及过程中坚持了政治教育和科技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保证了宣传的有效性。
(三)在科学文化建设巩固后，必须建立起推进机制
科学文化建设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稳步提升的过程，体制建设不仅是保障，更是一个促使科技不断前进的动力。在普及任务开展和落实中，边区政府适时地出台相应的体制政策，是科技文化稳重提升的保障。
(四)科技文化本身既是理论建设的过程更是实践过程
实践哲学论文范文3
市场经济时代，劳动力作为资源禀赋，必须要进入市场进行检验，才最终能够被市场认可。因此，未来高等学校人才的培养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教育和精神沐浴，而须要从承担社会分工的角度，为人力资源市场培养精密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实践性复合人才。管理类学科主要是系统研究管理活动过程中的基本规律及其一般方法的科学。它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管理类学科背景的学生在校期间虽然具体专业背景不同，但都是通过理论学习应用于实践，以掌握现有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也就是对人、财、物等资源的有效配置来提高生产力的。目前高校学科设置中，管理学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学、农林经济管理学、公共管理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等5个一级学科，其下辖15个二级学科。从学科设置情况来看，未来毕业生的工作去向主要是在企事业单位担任管理工作岗位。从管理类专业的性质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这就要求突出实践教学。而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主要还是以理论传授为主，使学生掌握管理类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学会用理论分析和解决管理实际问题的方法，许多学生对管理类实践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知识，以致在就业之初就出现所学理论与实际脱节。管理类专业背景学生的工作经验与能力也是制约校企有效对接，高校人才充分就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其未来的就业方向和岗位就是企事业单位的管理部门，这是一个组织的内部核心部门，其对于人才的要求更为苛刻，理论知识不再是评价人才的唯一指标，其工作能力和工作经验将成为决定性的因素。因此作为一名刚刚初出茅庐的大学新人是很难进入到企业的管理工作岗位，这也造成了学生在就业时的茫然与困惑。
二、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应用
实践教育不仅是高校课程设置的必要环节，也是验证学生理论掌握情况及其实现自我定位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也应看到，当今的教育不再是以往那种自我封闭、自成一体的发展个体，教育主体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主体，它具备与汽车、旅游等制造业和服务业所具备的产业发展特征，其中教育产业链的形成，要求学校从价值链的整体考虑学校教育的整体性安排和管理体制。高等学校教育作为教育的最高阶段，其培养诉求更要求高等学校与产业链中的其他主体协同发展，谋求实现最大目标。在高等学校教育产业链的发展中，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纽带是学生，而在三者之间，学生家长、教师、社会等诸多方面也都关注并影响着学生的实习实践活动，因此对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分析将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实习实践的效果及高校的实践教育体系设置和改革。利益相关者一词最早出现于1708年的《牛津词典》，其本意是指人们在某一项活动或某企业中“下注”（Haveastake），在活动进行或企业运营的过程中抽头或赔本。后来利益相关者逐渐开始被经济学者运用于企业与战略管理等相关领域。著名的战略管理专家安索夫是最早正式使用“利益相关者”一词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要制定理想的企业目标，必须综合平衡考虑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冲突的索取权，他们可能包括管理人员、工人、股东、供应商以及顾客”。此后弗里曼等管理学家相继对利益相关者理论进行了扩展和发扬，在企业经营与管理中，那些能影响企业目标实现或被企业目标实现所影响的个人或群体都可以被归结为利益相关者。当然利益相关者的应用领域不仅仅局限于企业管理领域，伴随其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利益相关者理论不断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在高等教育领域利益相关者理论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有关高校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国内外研究日益丰满，诸多高校管理者和教育学家均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讨了高等教育体制的变革与发展。认为学校成长的关键是必要的内外部合作，高校须转变以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建立“以他方为中心”的参与模式，大学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互动共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学校教育推动了企业发展，企业发展产生更多的用人需求。
三、管理类专业实践教育利益相关者构成
高等教育不仅仅是政府与学校的联系与协调，围绕学生与学校组织存在的教师、家庭、企业、公共部门、传媒、社区等个人与组织也积极参与到了高校的发展和建设中。尤其是高校的实践教育中更离不开与组织内外相关者的联系与沟通。从企业管理的角度，美国学者Mitchell和Wood从3个属性方面利用多维分析法对利益相关者进行了层次分析，按照其合法性、权利性和紧急性由高到低进行赋值评分，分值最高的利益相关者为确定型利益相关者，也是最权威、最重要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其同时具备上述三个属性特征；其次是预期型利益相关者也称重要相关者；最后是潜在利益相关者也称边缘相关者。按照此分法在管理类专业学生实践活动中，其利益相关者可分为：核心相关者，包括学校管理部门、实习指导老师、学生、企业（用人单位）；预期相关者，包括学生家长、行业组织、政府部门；潜在相关者，包括高等学校、社会、媒体等。
四、结论
实践哲学论文范文4
日本哲学家西周于1867年在其著《百一新论》中首先使用“哲学”一词。而“哲学”一词由日本输入中国，具体年代不详，大约在19世纪最初几年。至于“中国哲学”一语，最初在我国使用是在1906年，证据是那一年刘师培(刘光汉)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中国哲学起源考》。刘师培坚持“以子通经”的学术取向，其眼中的“中国哲学”，主要指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中的子学与经学。刘氏的这一认识，大体反映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学人对中国哲学的普遍认识。丁宝铨为山西巡抚，他于宣统三年(1911)为傅山《霜红龛集》作序，在该序中，他也是将“近日之哲学”与中国固有“诸子道释”并提，以为中国之“诸子道释”学说就相当于西学范畴之“哲学”:“国初巨儒，学宗汉宋，旁及地志、算术而已。究心子部者少，况乃二氏。啬庐生际其时，岳岳兀兀，昌言子学，过精二藏，乾嘉以后，遂成风气。治子名其家者有人(如汪毕诸著述)，通释入于儒者有人(如罗台山诸人)。中西大通，益抉其樊，诸子道释，一以贯之，名曰哲学。其大无外，其细无间，由是以言近日之哲学，①实啬庐氏之支流与其余裔也。综是而论，一二绪余，精谊所结，演绎成家，此余所谓啬庐之学断非博士文人拘儒所能略窥其津涯者也。”
将中国固有的“诸子道释”之学与西学范畴之“哲学”并提，并不等于“中国哲学”已确立为一门独立学科，实际上“中国哲学”从传统经学、子学、史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在1906年之后，大约又经历了10来年的时间。这10来年间的最初几年情况已难了解清楚，现今根据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的回忆，大体可以了解北京大学在1915年已开设了“中国哲学”课程。一般地说，一个大学开设某课程，即意味着该课程所讲之学问，已成熟为学科范畴的学问，标志着该学科已创立。但北京大学于那时(1915、1916年)正式开讲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所讲的内容，实际上仍然属于经学范畴。这个断言非臆断，有坚实的依据，其依据就是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的这么一段叙说:“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②在北京大学开“中国哲学”课程一年后，中国第一部《中国哲学史》专著正式出版。这就是1916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谢无量著《中国哲学史》。谢氏的这部《中国哲学史》，严格地讲，算不上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哲学史》，则它的出版，同样不能作为“中国哲学”已成为现代学科的标志。标志着“中国哲学”已成为现代学科者，应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该著虽然只涉及先秦时期的中国哲学思想，不包括秦汉之际直至晚清的中国哲学思想，但从以新方法系统地阐述中国哲学的意义上讲，它的确算得上中国哲学史学科已创立的标志。正因为它是第一部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哲学史，所以在它刚问世时，便受到以旧眼光看中国哲学的学究的批评与嘲讽。冯友兰曾提及这一点，他说那位从“三皇五帝”开始讲中国哲学的教授，拿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讲义，在课堂上笑不可抑，对他们三年级学生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称，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说中国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吗?”③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正式出版在1919年。10年后，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钟泰为该著列“凡例”10条，其中有云:“中西学术，各有系统，强为比附，转失本真。此书命名释义，一用旧文。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从这条著述原则可以看出，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应是不认同胡适的中西哲学相比附的做法、而特意与胡适唱反调的产物，尽管他在书中没有提及胡适的名以及胡适的书。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出版2年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④上卷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而上下2卷本一并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则时在1934年。冯友兰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相比，它不是有头无尾之作，而是对中国古代哲学之整体作系统阐述之作;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钟泰的《中国哲学史》相比，它之优长，不仅体现在它在量上远远超过谢、钟氏二著的篇幅，而且体现在它突破了谢、钟二氏传统的叙述方式，属于运用现代哲学方法来阐述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之作。因此有学者高度评价它的价值，称之为“用现代哲学方法编写的第一部中国哲学通史著作，对中国哲学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有一定的开拓性意义”①。1933年，范寿康在武汉大学编成“中国哲学史”讲义，以为教学用。该讲义修改成书后，于1936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出版时取名为《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氏在此书“付印题记”中写道:“就内容言，疏漏错误，自知不免;即间有所得，亦多采自当代著作家之说，出诸自创者盖鲜。而余在是书之编撰上最受其补益者，厥推武内义雄、宇野哲人、境野黄洋、小柳司气太、河上肇及梁启超、周予同、胡适、冯友兰、雷海宗诸家。余固不敢掠人之美也。”从范氏这一申明可以看出，他的这部中国哲学史，是兼收中日当代著作家学术成果的产物，而他所吸收的那些成果，在内容上固然多属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成果，但也当包括中国之经学史、儒学史、思想史方面的成果。在范氏《中国哲学史通论》出版的前一年，张岱年开始写《中国哲学大纲》。该著于1937年写出初稿，直至1943年才首次在北平私立中国大学印为讲义，后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尽管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已制版，但因故推迟至195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照原制版出版，出版时，署名宇同。这是中国第一部从中国哲学固有问题出发撰写的中国哲学史。由于它的写作与出版，跨越旧中国新中国两个性质迥异的时代，其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来说，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代表“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之实践的6部著作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但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继承关系，二是对立关系，三是超越关系。这都是从如何著述的动机上说的。也就是说，就如何著述这一考虑来说，这6部著作，有的重在考虑如何在继承的同时丰富之、推进之，有的基于反对的立场来考虑如何结构与展开，有的则基于超越的立场来考虑如何结构与展开。现在不妨稍作具体分析。先看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与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的关系。这是最难说得清楚的问题，因为断然否定或肯定胡适受谢无量的影响都有可怀疑的地方。说胡适未受谢无量的影响，为大多数学者所相信，但他们的这一相信，是建立在“先见”之上的，其“先见”就是: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对日本诸“支那哲学史”的贩卖，没有新意，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属于以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部”，有新意是它的根本价值所在，两者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瓜葛。我在没看到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之前也相信这种看法，后来看到了它，对此看法就产生了一些怀疑。其中最值得发问的是: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断代，是否承袭谢无量的断代?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将中国哲学发展史断为三代，依次称为“上古”、“中古”、“近世”。#p#分页标题#e#
“上古”是指邃古至秦末，“中古”是指“两汉至唐末”，“近世”是指“宋元明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因为只限制在秦末以前的中国哲学，所以在目录中未反映其断代，但他在其著第一篇“导言”中，还是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哲学史可分三个时代”②:“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明代以后，中国近世哲学完全成立”①。除了一字之改，②胡适的这个断代与谢无量的断代，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既然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出版在先，那么胡适就很难避承袭谢无量的断代之嫌，否则，他的断代为何同于谢无量的断代?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谢无量、胡适的断代同是承袭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的断代。日本京都学派奠基者之一的内藤湖南，著有《中国史通论》上、下，③他已经明确地将中国古代史划分为三段:上古、中古、近世。在内藤湖南看来，自“三皇五帝”至西汉为“上古”，自两汉至唐末为“中古”，自宋至清亡为“近世”。内藤湖南关于中国历史的这一断代，是否为日本学者照搬为中国哲学史的断代?因未得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出版的诸“支那哲学史”，对这个问题不敢贸然回答。这里敢于肯定的是:无论胡适关于中国哲学史的断代，是否直接承袭谢无量的断代，但有一点是不难推定的:由于谢无量的断代明显是照搬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历史的断代，所以从胡适的断代同于谢无量的断代就可以看出:中国学者一开始创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在最基本的断代问题上，就明显受日本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之断代的影响。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的标志，因而在它之后出版的4部中国哲学史，无论作者有无申明或者申明如何，都应视为对胡适著述立场、取向与方法的不同取舍:要么呼应与效法，要么反对与背离，要么继承与超越。公开申明受胡适影响的为范寿康，虽未明言然实际上暗反胡适的是钟泰，而冯友兰、张岱年则都是力图超越胡适。钟泰的《中国哲学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相比，有三个显著的不同:一是研究方法的不同。钟泰明确地说:“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这应该就是针对胡适用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而言的。④从反对以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立场出发，钟泰的《中国哲学史》，就本质讲，尚未突破传统学术范畴。这从该书“凡例”所列多与传统著述惯例相通可明。二是断代的不同。钟泰将中国哲学史“略分四期:一自有史以迄嬴秦，是为中古史;二自汉迄唐，是为中古史;三自宋迄明，是为近古史;四有清一代，是为近世史”。
这一断代，是从谢无量、胡适所断的“近世”中再分出“近古”。以“宋明”为“近古”这一断代，体现了他想超越谢无量、胡适的意图。超越之(谢无量、胡适)的意图固然相同，但为之的做法有别。对谢无量《中国哲学史》(上卷)，他实际上是有所吸收与仿效，例如照用“秦灭古学”的提法，并以它为章标题;而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却反其道而行之，无丝毫取舍。三是叙述方法的不同。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叙述，主要是贯彻了三个方法，即证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统的方法，⑤这三种方法，都不为钟泰所取，他在其著《中国哲学史》中所用的叙述方法，一言以蔽之，可谓“‘史’的方法”。具体地讲，他的叙述，是仿效“史传之体裁”:“述一家之言，则著其人;总一代之变，则标其事。”⑥而具体到“著其人”，则又“兼四体”，有分有合、有附从有连及，“附从以上，著之章目;连及之者，但见本文”⑦。冯友兰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相比，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断代上不取谢无量、胡适的“三代说”，亦不取钟泰的“四代说”，而是将中国古代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前后两个时代:“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①冯友兰说:“中国哲学史，若只注意于其时代方面，本亦可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时期，此各时期间所以之哲学，本亦可以上古、中古、近古名之。此等名称，本书固已用之。但自别一方面言之，则中国实只有上古与中古哲学，而尚无近古哲学也。”②从此说可明，冯友兰是基于中国“无近古哲学”的认识(而这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判断标准而得出的认识)而将中国哲学分为二代，未必是特意针对“三代说”、“四代说”;也就是说，他在一定意义上也不反对将中国哲学分为三代。
那么，他分二代的深意何在?我认为，这不是按狭义的历史过程作出的划分，而是依据中国思想前后期之性质不同而作出的划分。就今天的认识来讲，此划分似表明冯友兰在那时已对这个问题———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其固有的逻辑轨迹，未必与狭义的历史轨迹完全一致———有了一定的认识。另是在叙述方法上的不同。这当然不是说，冯友兰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在叙述上排斥胡适注重的证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统的方法，而是说除了这些方法，冯友兰的叙述，尚有胡适的叙述所不具有的方法。胡适在谈及冯著时曾评价冯的叙述仍是“正统的”。言下之意，是说冯的叙述尚缺乏现代眼光，仍未超出传统学术范畴。冯氏回答说，他的“正”是辩证法范畴里的“正反合”之“合”意义上的“正”，非照搬意义上的“正”。在当事人之外，尚有陈寅恪的评论:“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③。在陈氏看来，冯著所以能做到不依自己生活之时代、自己所居之环境、自己所具之学养而穿凿附会古人，全在于他对古人思想真正做到了“了解之同情”。陈氏予冯著的这一评论，应该说准确地揭示了冯著在叙述方面的特色。正因为这个特色的存在，一部用现代学术方法写成的著作，在“以自身之哲学”谈古代哲学的胡适看来，就与传统的中国哲学史著述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既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影响，也受冯友兰的2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影响，但相比而言，他受后者的影响要大得很多。在内容的取舍上，他多效法冯著而非胡著，例如仿冯著将中国古代哲学史从孔子开始谈起，而不是学胡著将中国古代哲学史从老子谈起;冯著将《老子》置于战国的道家来谈，他也将老子置于战国的道家来谈;在概念的借用上，他也是多从冯著，例如他学冯著以“子学”统称先秦时代的哲学，而以“经学”统称两汉以及宋元明清哲学;但在解释上，他亦有舍冯说而取胡说之处，例如对于孔子的“忠恕之道”，胡氏将之解释为“认识的方法”，而冯氏将之解释为一种“人生哲学”，他则取胡说而舍冯说，强调“忠恕之道”应理解为“认识的方法”而非一种“人生哲学”。④#p#分页标题#e#
如果说范著与胡著、冯著有什么明显的不同的话，照本文作者看，在于它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次序，将中国古代哲学史区别为先秦、汉代、魏晋、隋唐、宋明、清代6个时代，并以“子学”、“经学”、“玄学”、“佛学”分别称谓之。这样的划分与称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已成为著中国哲学史的惯例，是值得高度重视的;照范氏自己看，则在于观点“与当时各家不同，主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国历代各家之思想”。此说见于范氏《三联重版〈中国哲学史通论〉序言》，该“序言”写于1982年7月25日，则我们今天是否应根据范氏的这一说法来研究范著的特点，就成为不得不十分慎重的事。就我的肤浅的认识而论，固然不应断然否定他在其著中以“唯物辩证法阐述我国历代各家之思想”，但除该书“绪论”有关论述贯穿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外，从该书正文中我们很难一眼看出其所主唯物辩证法哪一种思想。反倒是，从他的书中，很容易发现传统学术范畴中的内容，例如在该著的第二编第一章中，他细致地论述如何具体地从所据之经典以及辨别标准上区别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很容易明白，这本是传统经学所谈的内容，而非谈中国哲学一定要讲的内容。作为反映“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初期的实践与方法的最后一部著作，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相对于它之前的5部中国哲学史，无疑具有集大成的优势，但张著的意义，显然不是体现在它对之前的5部中国哲学史的继承、吸收、丰富、发展上，而是体现在它一改它之前的5部中国哲学史的著述路数，首次从中国哲学固有问题出发系统阐述中国哲学的发展过程。关于此著的特色，张氏在“自序”里曾论及。张氏先后为其著写有3篇“自序”①，按时间先后依次曰“自序”(1937年2月3日)、“新序”(1957年2月28日)、“再版序言”(1980年9月14日)。在1937年的“自序”中，张氏重在谈“本书的方法”时指出其著贯穿四种方法，一曰“审其基本倾向”，二曰“析其辞名意谓”，三曰“察其条理系统”，四曰“辨其发展源流”。
在1957年的“新序”中，为当时形势所迫，张氏主要是就其著的缺点进行“自我批判”，但也概括性地论述了其著的特色:“本书写作的原意是想对中国古典哲学作一种分析的研究，将中国哲学中所讨论的基本问题探寻出来，加以分类与综合，然后叙述关于每一个问题的思想学说的演变过程。在探寻问题的时候，固然也参照了西方哲学，但主要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而许多问题的提法与排列的次序，都与西方哲学不尽相同。在叙述中国哲学各方面思想时，也曾经力图阐明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的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观念。”在1980年的“再版序言”中，张氏主要谈了“中国哲学史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简单轮廓”，而这又是为了弥补他自认为的“本书最大的缺点”②;此外，他还论及此书在取材和论述范围方面的缺欠。取材方面的缺欠，是指对《管子》和《吕氏春秋》“完全忽略了”、对“唐代刘禹锡、柳宗元的学说未加引述”、对“方以智、陈确的思想更未提到”、对中国佛学思想“没有讲”、对近代哲学“存而不论”;论述范围方面的缺欠，是指书中的论述只限于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认识论)，而对于“历史观未涉及”。客观地讲，张氏关于其著之得失与方法的阐述，切合实际，是可信的。据之以比较其他5著之得失与方法，当不难明白以下几点:其一，张氏力图揭示的中国哲学的演变过程，在其著中并不是通过对该哲学时代性、学派性的确立与界定来表述的，而是通过对该哲学问题、范畴、概念的确立、分辨与会通来表述的，这也就是说，张著关于中国哲学发展过程的揭示，不是显性的，而是非显性的。非显性的演变过程得以揭示，关键在于按历史之线式进程来排比中国哲学问题之提出、展开与终结的逻辑轨迹。这应该属于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的不自觉运用;其二，胡著所运用的方法(证明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系统的方法)、冯著运用的方法(了解的同情)，在张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但张著所注重的范畴、概念的分辨方法，却是其他5著所缺欠的，尽管它们各自缺欠的程度大小各异;其三，张著在范畴、概念的分辨以及思想源流的梳理上，不同程度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思想原则，这较之范著，可谓是对唯物、辩证法思想更高程度的自觉;较之其他4著，可谓是开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原则研究中国哲学之风气之先。
实践哲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专业选修课；沉浸式教学；课程融合；毕业论文
从国内大学培养方案的惯例来看，一二年级主要以公共课、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为主，注重基本专业知识的体系性建构；三四年级则开始向专业选修课倾斜，注重建立在学生兴趣基础上的差异化培养。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专业为例，三年级安排了《文化哲学》《法哲学》等一系列部门哲学专业选修课，以及《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业指导》等工具性选修课。但实践中却存在不少问题，如选修课到课率低，学生积极性差。结果导致高年级的专业选修课和工具选修课在老师和学生眼中处境尴尬。学生为了挣学分勉强出勤，老师由于缺乏严肃的聆听者而意兴阑珊，两者共同形成了所谓的“大四现象”。［1－2］为此，我们在三年级下期的《法哲学》专业选修课中以毕业论文设计为模拟对象，尝试了沉浸式的选修课多课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相关的做法值得借鉴与审视。
一、高年级选修课处境尴尬的主因
从理论上讲，“专业主干必修课”＋“专业部门选修课”的专业课程设置是尊重专业学科规律，尊重学生自主意愿的合理选择。专业必修课提供各个专业基本的知识体系，专业选修课则照顾到了学生的兴趣方向。但在教学实践当中专业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远远不如理论上那么美好。据调研报告显示，八成左右的学生具有明确的选修意愿［3］，不过选修课的实际效果却难以获得多数学生的认同［4］。排除选修课体系设置不科学，比如内容重复、先难后易；教师积极性不强，比如备课成本和产出收益不成正比；高年级学生管理松懈等外在偶然因素，我们认为造成专业选修课“失格”的客观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高年级学生面临升学、就业、职业资格认证考试、毕业论文设计等多方面的任务，专业选修课程虽然数量不多，但相对高年级学生对时间的分配和权重而言，仍然显得过于繁重。在众多任务当中，能够分配给专业选修课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因此在大三大四仍然指望学生全身心投入专业选修课程的学习，这是不现实的。第二，由于专业选修课本身属性，难以同主干课一样具有较高的信息有效率。简单地讲，相比于主干课程，专业选修课的开设范围有限，并且各个专业选修课传递的信息范围较窄，往往并不适应于本专业的每一个学生，或者说对不同学生的有效性差异较大。对于相当部分学生来讲，专业选修课有效信息产出率低下，是一种不经济的无奈之选。
二、课程有机融合的解决思路
专业选修课相对于专业主干课程具有补充性、灵活性、趣味性等特征。但由于升学和就业压力，高年级本科生学习目的和动机明显向实用方向倾斜，更愿意把精力集中在服务于各类考试的课程上。所以高年级专业选修课通常被当成“休闲课”“水课”，教学效果自然不会理想。专业选修课的理论价值和它的实际境遇天差地别，这个问题的成因是多层面的，消解这个问题办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但毫无疑问，其中重要的一环是专业选修课的突破创新。虽然高年级选修课课程数量较多，但单个课程的覆盖面和信息量相对主干课程极其有限。如何在“专业主干课＋专业选修课”的框架下有效改变这一局面呢？我们认为课程的有机融合是最有可能成功的改革思路。如果专业选修课的课程融合能够做到一方面减少学生的必要课时，一方面又能够保留几门被融合课程的核心内容，强化信息供给的效率，那么问题就能同时得到解决。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课程设计的层面上提高专业选修课的信息供给效率。就此问题，先对相关成功经验进行考察。国外著名学府的选修课设计大多具有课程功能多元化，课程内容专题化，注重学科交叉的特点。［5］专业选修课设计向更加符合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所需要的“问题导向”倾斜，表现为课程的“部门化”和“领域化”。这在国内也并非新鲜，原因在于专业选修课的部门化符合当下主动学习的理论。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本身不是外界知识信息刺激心灵从而产生理解。理解的机制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统摄和涵盖。当代学习和认知理论中的重要一派，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习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新知识在原有知识结构基础上的建构和生长。与这种学习观相契合的方法则强调探究、合作、自主的主动学习，而非知识传输的被动学习［6］。按照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观点，教学所提供的无非是知识生长的平台。相比以客观知识体系为平台，以对问题理解和阐释为平台，显然同主体的联系更为紧密。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是理解和解释的主观性所在。所以，专题化、问题化的课程总体上更能唤起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然而，仅仅在课程内容上具有“问题意识”，还不足以保证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主动学习。教学实践也表明，部门化的选修课程也的确不能保证良好的教学效果，当然，这同学生、教师、管理等因素也有直接关系，但如前所述，偶然性和主观性因素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合主动学习的学习对象并不必然引起切实的主动学习和有效的主动学习。为此，我们的课程改革思路是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实践往前推进一步，以一种沉浸式的，或者说“角色扮演”的教学方法，通过师生之间共同实践的方式，利用教师对相关问题的主动学习动机和知识建构经验，为学生提供参考。简单讲，教师除了传达必要的体系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在共同的学习研究实践中传达理解、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经验。相比于一般的经验交流，沉浸式体验教学所传达的经验是在相似背景、相似处境、相似语言中的，是更容易被理解接受的。结合国外选修课的成功经验以及当代教育理论，启发我们设计一种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模式。具体讲这种模式包含三个步骤，第一，设计部门化、领域化、问题化的教学内容；第二，由教师赋予学生一种特殊的身份或任务；第三；教师引导、伴随学生完成身份或任务要求的相关体验。按照这种思路，我们能用一门选修课的课时涵盖多门选修课的重要信息，并通过“问题化”和“体验式”的课程设计，有效地实现多门课程的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
三、模拟毕业论文设计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为例
以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为例。由于政法大学之中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几乎人人参与，再加上考研复习等因素，大三下期专业选修课教学效果尤其不好。在此背景下，笔者将自己承担的《法哲学》设计成一门融合多门选修课内容，并且强调学生沉浸式体验的专业选修课。具体方案如下：首先，专业选修课《法哲学》不再按照法理学法哲学教科书，总体性地讲授从古希腊到当代的主要法哲学思想，而是按照每一到两年选择一个法哲学专题。我们已经开设的课程专题是正义专题和人权专题。这些问题的现实性很强，同时也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能够较好地兼顾学生的概念认知和叙事认知，并且很容易拓展开来同其他学科相联系。其次，针对学生毕业论文质量平均水平不高，学生缺乏问题意识和论文写作经验的现实情况，我们选择融合的课程主要是工具性选修课《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以及口才、礼仪类实践选修课。最后，我们设计沉浸式体验，要求学生扮演教师科研合作者的角色，一起完成以课程专题为对象的论文提纲。教师在介绍某领域的现实问题和理论研究现状之后，便会基于自己对本问题的研究和理解，提出两三个有待深入讨论的话题。随后，教师将引导学生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寻找理论支撑，并且练习使用图书和文献检索系统。学生将阅读并整理自己分配到的资料检索任务，并且通过类似课题组会的方式在班级中分享笔记、心得和观点。在老师或者其他同学的补充和启发之后，每个同学将再次通过文献研究和理论反思得出自己对相关问题的观点和论证。此时，教师和学生的论文都已经部分成型，课堂上将再次组织类似开题报告式的答辩会。就论文的架构、格式和学术规范进行讨论和修改。教师本人也就讨论内容撰写一篇学术论文，并把写作的过程和写作时的思路，包括资料收集，专家咨询等步骤，完整地呈现给学生。可见，本门课程实际上引导学生把论文从开题到答辩的整个过程，都经历了一遍。所以我们也把本门课程称为“以毕业设计为核心”的沉浸式体验。该课程的特点在于，首先，该课程基本包含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选修课的关键内容。由于改革周期较短，我们还不能量化本课程改革对毕业论文质量造成的影响。但学生和其他任课老师都一致认为《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工具选修课，只不过由于学生已经修满学分所以通常放弃。从这个意义上讲，将《文献检索和论文写作》融合进《法哲学》课程至少就具有了某种形式上的必要性。此外，借学生发言、答辩的机会，让他们有类似面试、演讲经历，以便使学生正视自己的问题，据此有针对地准备毕业、升学和就业。总之，以本校为例，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至少能为学生节省40个学时，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密度。其次，该课程虽然弱化了法哲学体系性知识的传输，但却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参与性，更加符合知识建构的要求。据学生反馈，在此授课形式下，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哲学是如何思考问题的，对诸多冲突的理论的印象也远比平日深刻。有不少学生甚至表示，在平时读书上网的过程中，常常就某个现象和观点联想到分配正义或人权研究。最为直接的影响在于，16、17级哲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均有2位以上同学选择进一步拓展和深入在《法哲学》选修课上提交的论文提纲，并且实际成果也完整、规范。可以说，改革后的《法哲学》课程大幅度地提升了知识转化的效率。所以，结合知识密度和转化效率两方面看，沉浸式的选修课融合思路值得认真对待。
四、沉浸式融合课程存在的问题
虽然沉浸式课程融合在课堂氛围、参与程度和学生反馈几个方面都有不错的效果，但这种教学方式同样也存在诸多不足，有待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沉浸式融合课程对教师的要求较高。该课程设计对教师额外提出了两个要求。首先，问题导向的课程选题需要教师充分了解多门课程的内容，需要教师将讲授内容吃透，才能真正凝练出好的问题。比方说“分配正义”专题，需要教师对哲学伦理学、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乃至集体心理学都有所涉猎，此外还需要准备文献检索、论文写作、礼仪口才等方面的教程。再比方说接下来我们拟开发的“人权的哲学基础”专题，准备让学生模拟“人权法庭”以及“人权理事会议”。此课程也要求教师要对主体哲学、权利哲学、国际法等领域有所研究。显然，此类课程的设计远比参考现成教材撰写教案复杂。其次，沉浸体验式教学是高度灵活和自由的，但同时也要求教师有更强的课堂调节和掌控能力，以防止节奏拖沓，或者偏离讨论主题等状况的发生。第二，专业选修课的沉浸式课程融合并非立竿见影的改革手段，而是系统工程，有赖于高质量的主干课教学，以及其他培养方案的配合。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发现，在融合课程之中表现出色的是那些已经建立起自己知识体系的学生。如果专业必修课学习效果一般，则即便教师对论文的全过程身体力行地引导展示，同学们仍然很难提出有效的、学术化的问题，也就更谈不上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有逻辑、有说服力的观点。所以，扎实的专业必修课教学仍然是我们专业选修课改革的前提和基础。第三，融合课程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信息传递和转化的效率，强化供给，从而减少学生课时负担。但什么样的课程能够算作有效的课程融合，学分如何给，是简单的课程分数相加，还是系数相加？融合课程的教学效果是否能够等同于多门课程之和？凭借当前有限的实践经验，以上问题都无法得到准确的回答。因此，融合课程想要得到学校学分的认可，尚需更科学的论证和设计。
五、结语
综上可见，一方面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在理论上似乎大有可为，另一方面课程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也还非常不成熟，并且存在教学管理和学生工作上的一些疏漏。不过我们改革的意愿非常明确，壁垒森严的专业学科教学模式离复杂的社会问题越来越远，一成不变的师生身份认同越来越明显地影响了学习效率。面对互联网思维、用户体验导向、成本收益计算、传播效率等新时代的新命题、新思路和新方法，高等教育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可以说，沉浸式的课程融合改革正是在此背景之下的一种积极探索，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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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伟力．国内外高校公共选修课的设置情况分析及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配套选修课建设的启示［J］．高教探索，2007（04）：100－103，128．
实践哲学论文范文6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实践哲学论文范文7
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创新培养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导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即“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研究生导师既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和坚实的专业理论功底，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也要在学术上有独到的思想和丰硕的成果;既要有站在学科前沿、洞察学科发展趋向的见识，能够高效地指导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还要在思想、品德、科学态度、人格等方面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对学生有人格上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南京医科大学作为江苏省属重点建设高校，在研究生导师的选择上遵循“按需设岗、坚持标准、择优聘任、宁缺毋滥”的原则，根据学历背景、科研项目、学术影响力等多重标准，遴选高水平导师队伍。南京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系导师队伍均满足南京医科大学硕士生导师或博士生导师的遴选条件，对已遴选为硕导或博导的导师，每年也会定期考核，核查其是否具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如博士生导师下一年度招收博士生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①目前正在以项目负责人身份主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含省、部及部级重大项目的子课题);②近3年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发表影响因子≥5的SCI论文1篇。以此为研究生创新教育奠定良好的导师基础。除满足学校导师的遴选条件外，我系导师很注重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通过定时定期的查阅大量文献，参加有影响力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清醒认识自己所从事学科的思维局限性，从宏观、转化医学的角度掌握学科前沿发展方向，形成自己的科研优势和学术特色，有了自己的学术“根据地”、学术“栖身处”和学术“生长点”。此外也极其注重自身的品德建设、学风建设和人格培养，在潜移默化中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2构建和谐的研究生与导师关系
师生关系问题是研究生教育理论和实践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过程中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能给学生创设宽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有利于学生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探索，从而促进创新能力的培养。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在于努力营造教育主客体之间的民主平等、相互理解、彼此信任、融洽相处的环境。因此，学系导师在研究生入学之后，会让其了解各个研究方向的情况，发现他们感兴趣的问题，鼓励其阅读相关方面的文献，指导、提供实际的设计方案、设计思路及实验平台，在整体实验理论规划和实践科研经费、实验条件上给予最大的保障。此外，导师对实验时间无强制性要求，允许学生自己合理安排。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目前一些临床医生的收入远高于从事基础医学教学和科研的教师收入，使得基础医学研究生生源少，质量良莠不齐，男女比例失衡，感情心理问题易发。因此学系鼓励科研经费充足的导师将部分经费以助研经费形式发放给研究生，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各类项目基金的劳务费预算落实到位，一方面解决了研究生的生活压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研究生的科研动力。学系导师针对不同学生，采用不同的交流手段来构建和谐关系，如对性格内向、被动交流的学生，导师会每周去了解其思想、生活、科研动态，对其出现的问题、困难给出指导、建议或帮助;对于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的同学，导师会选择性地给予文献阅读导向，将文献的难易程度逐渐提升，并在此期间认真讲解主要的难点和重点;对于学生出现过失甚至错误时，导师不会进行严厉的训斥，而是先了解事情发展始末、了解学生出现过失的原因和理由，然后进行得当的教育，但不会迁就、姑息学生的过错，做到批评到位、教育到位、策略到位，这样学生才能进步，和谐的气氛才能产生，才有利于整体研究生的创新教育。
3完善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课程体系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展需要良好的知识结构，而研究生知识结构的形成主要通过一系列课程教育来实现。制定科学、合理、完整、互相衔接，并且在培养目标、研究方向、培养方式、课程设置及其他环节上层次清晰的课程体系，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力保障。通过全面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在充分了解、调研国内外著名院校相应各学科研究生课程设置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学科特点及实际情况，制定适应当前本学科发展、适应社会对人才要求的培养方案。
3．1校园文化、实验室文化对于人才培养的影响非常重要
在研究生一年级的公共哲学课(如自然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上，老师要在教学中明理、实在、深透，切忌空洞无物，应改变板着面孔训人、课堂教学语言枯燥的局面，要强化哲学课堂教学语言的思辨性;在此类公共课上应邀请校内外或省内外在该课程教育中受到研究生普遍好评的教师作相关方面的授课，而不是老师从头上到尾;改革现有课程体系，变单一教学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以选修课或专题讲座为形式，增设中国传统哲学、医学哲学、艺术哲学等课程，从多方位的哲学熏陶中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在进入实验室课题组后，学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师资力量和优势、公共实验平台，加强对研究生文学、哲学、社会学、转化医学等知识的修养，全面提高研究生科学文化素质，并促进课题组内、课题组间、高低年级组间、同年级组间互帮互助、和平共处、和谐融洽的实验室氛围的形成，从而构建健康和谐的校园文化和实验室文化，提高创新教育的质量与效果。
3．2要求学生掌握本专业相关研究方向的最新研究进展。
一年级研究生，除学习学校安排的必修课和选修课后，还要求学习本专业相关的中英文文献。根据核心经典文献和最新文献，不断寻根溯源，融会贯通，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研究热点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培养出学生的创新意识。开设学科领域新进展课程作为研究生的必选课(如内科学进展、博导论坛等)，聘请本学科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作专题学术报告，开阔研究生的学术视野。
3．3考虑到当今的创新成果往往出现在复合、交叉学科的特点
研究生的课程设置应逐渐向前沿性、多元化方向发展，应多开设专题研讨以及交叉学科的课程，鼓励研究生尽可能参加各专业的研究生课程，全面提高创新思维。
3．4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是课程教学的引导者、组织者，把教学内容的主体放在研究生身上。
启发研究生的思维，适当引导和点评，给研究生留有思维的空间，注重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通过一些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论题来调动研究生的情绪，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在授课方式上，不断改变单纯传授知识的模式，注重培养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进一步自主获取知识的能力，在激发研究生研究兴趣的同时，培养研究生基本的学术素养。
4重视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创新性
科研和论文工作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手段，其中论文选题是最关键的环节之一。选题本身作为一个创新过程，在研究生创新教育中地位非常突出。因此，在研究生开题前，首先指导研究生借助学校图书馆的数据库资源，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广泛查阅有关文献，独立思考、大胆设想，通过查阅、评估和分析文献，找出以往研究中的谬误之处、不足之处和矛盾之处，抓住尚未有人涉足的空白点，引发新的选题设想;其次，积极引导研究生参与导师的研究课题，以较高起点把学生带入学科发展前沿，使得论文选题与导师研究方向一致，与专业优势条件及学科长远目标一致，增强创新意识和能力，找准国内外空白点;最后，在导师指导下设计初步研究方案，通过开题报告征求同学科、跨学科导师和同学的意见，务必使研究方案既有可行性、创新性，又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实现基础医学的转化研究。在研究实践过程中，再根据具体情况和国内外的发展趋势，随时进行调整或修改，满足创新教育的发展要求。
5加强实践环节
医学研究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学科。加强实践环节，可促使学生加深对自身专业方向的理解，加大学习力度，为创新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创新能力的培养不仅要有进行创新所需的知识储备和精神动力，更要加强实践环节，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抓住创新的要求、触发创新的灵感、验证创新的成果。因此，本研究以江苏省心血管病分子干预重点实验室为依托，逐步建立和完善保证研究顺利进行的实验和技术平台。在研究生一年级上半年，在学系内开设基本实验技术系统培训，包括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常规仪器使用方法(如移液枪、离心机、流式细胞仪、酶标仪、PCR仪、消毒锅、电泳系统等)、常规分子生物学技术操作方法(如细胞培养、蛋白免疫印迹技术、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蛋白浓度测定、RNA的提取、逆转录、免疫组化、免疫荧光等)、实验室已有的动物模型建立(如缺血再灌注损伤模型、动脉粥样硬化模型、心肌肥厚模型、糖尿病模型、高血压模型等)。要求研究生尽早进入实验室，使每个研究生尽快掌握必需技术，少走弯路，参与创新科研工作，为创新教育奠定良好的实践技术基础。
6促进学术交流
浓厚的学术氛围和创新氛围(climatesforinno-vation)是产生高质量创新学位论文的前提。创新氛围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被视为一系列影响创新主体各种创新活动进行与组织创新性表现的环境因素，描述组织是否具有创新环境的主观体验，也就是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系统、管理者工作方式及其他重要环境因素产生主观知觉后，形成成员本身的态度、信念、价值观和动机，进而影响其创新行为。要培养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使研究生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和创新氛围。
6．1课题组每周进行最新文献的学习
引领学生体会学术论文精髓，采用辩证性及批判性的多角度方式阅读文献，既要指出文献中的不足、学术研究的局限性，又要能提出相应的完善方案，最终挖掘有用的学术信息，为自己的课题拓展思路;通过汇报研究工作进展，及时与导师和同学沟通，科学调整课题思路;学系内定期开展大规模学术讨论，籍此为研究生提供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包括科研思路及科研技术的交流)，启迪思想，丰富知识，拓宽视野，推进创新。
6．2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交流
如学校举办的博士论坛、研究生学术论坛、青年优秀论文比赛等学术活动，交流学术思想。利用我系是江苏省心血管病分子干预重点实验室和江苏省心血管病转化医学协同创新中心的重要组成单位的优势，定期举办院级、校级间的跨学科学术论坛，活跃研究生的学术氛围，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锻炼研究生的组织协调能力，为研究生创新学术交流提供稳定的场所。通过优势互补，不同学科、不同学校之间更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促使研究生创新思维的激发。
6．3利用学系科研经费充足
师资力量优越的条件，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相关的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并鼓励研究生在学术会议中与相关专业的教授进行学术问题的交流与探讨，及时了解本学科的最新动态与发展方向;同时定期邀请校内外、国内外的同学科、跨学科名师为广大研究生提供多视角、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全面提升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6．4营造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环境。
定期组织研究生及导师进行国外一流大学访学，推荐优秀的研究生到国外合作实验室进行短期研究，营造研究生国际化培养环境。邀请国外教师来实验室做学术讲座，介绍最新进展，并专门安排时间让研究生与专家面对面讨论研究中遇到的问题。通过联合培养、研究生互访、短期交流等多种手段，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自2012年以来，学系在研究生创新教育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学系共有8名研究生获得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1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5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被评为“南京医科大学优秀学位论文”。
7结语
实践哲学论文范文8
关键词:水文化;研究态势;分析
1988年10月25日，在淮河流域四省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李宗新先生首次提出应大力开展水文化研究。①历经近30年的发展，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建设、水文化教育、水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运用计量分析和统计学知识，对检索到的水文化论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一、水文化研究的学科分类与发展轨迹
我国高等学校教育专业设置按“学科门类”“学科大类(一级学科)”“专业”(二级学科)三个层次来设置。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中，设有13个学科门类，110个学科大类。水文化归属哪一个学科?经检索发现，文学、工学、经济学等学科门类文献比较集中，教育学、理学、法学、历史学居中分布，管理学、艺术学、哲学分布的较少，农学、医学、军事学没有相关文献，文化及水电工程是关注最多学科。在上述学科门类中，排本学科门类首位的是:文学是中国文学33篇，工学是水利水电工程239篇，经济学是工业经济119篇，教育学是高等教育19篇，理学是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25篇，法学是民族学13篇，历史学是考古10篇，管理学是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10篇，艺术学是美术书法雕塑与摄影8篇，哲学是中国哲学6篇。除上述研究领域文献较多外，还鲜见于作物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林学、中药学、医学技术、军事思想及军事历史、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由此可知，水文化研究内容广泛，不仅有文史哲人文学科内容，而且还有理工类自然学科，同时还有经管法等社会学科的内容，属于新兴的文理交叉学科。我国水文化研究历经开展宣传研究(1989—2003年)、服务水利实践(2004—2006年)、政府倡导推动(2007—2010年)和规划专项建设(2011—2014年)阶段，基本上与年度发表文章数量趋势相吻合(见表1)。特别是2011年水利部《水文化建设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来，《基于人水和谐理念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体系研究》和《中国水文化发展前沿问题研究》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点)课题相继立项，国内学者的水文化研究主要聚集在水文化理论、水文化遗产、水文化资源、水工程文化、地域水文化、水文化教育传播等方面。从表1可知，1989—2001年，水文化研究的论文较少，年均不足6篇，低于年均篇数的年度为1989年、1992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尤其是1993年和2001年分别为0篇，这说明水文化研究处于萌芽阶段。2002—2006年，论文数量呈平稳缓慢增长态势，平均每年约20篇，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处于稳步发展阶段。进入2007年后，论文数量呈快速增长趋势，到2008年、2010年达高峰期，随后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正趋向稳定和成熟。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年均为86篇。2011—2016年篇数占所有论文的53．4%，说明此阶段是我国水文化研究领域的探索和快速发展阶段。与此同时，1989—2003年，没有研究生以水文化选题作为学位论文。2004—2016年，学位论文共39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硕士学位论文37篇)，学位论文数占所有论文的4．06%，说明我国水文化研究在基础理论方面相对比较薄弱。在学位论文中，最早的博士学位论文是2004年艾菊红的《傣族水文化研究》②，最早的硕士学位论文是2005年刘虹弦的《水脉相连气韵横生———水文化在现代城市形象中浸润和延续》。在水文化文献中，主要来自《治淮》《河南水利与南水北调》《水利发展研究》《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中国水利》《江苏水利》《水利天地》《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等涉水行业主管部门、高校、科研院所主办的期刊。在水文化研究中，涉水行业高等院校期刊如《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学报》《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南昌工程学院学报》等成为主要学术交流阵地。尤其是《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自1985年创刊就设有“水文化研究”专栏，成为全国期刊界历史最长、影响最大、声誉最高的特色栏目。此外，《北京水务》《中国三峡建设》《山西水利》和《城乡建设》这四种期刊数量也位居前列，说明水文化研究与水利建设也紧密相连。
二、水文化研究的热点、焦点与团队分布
文献分析表明，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期刊中还没有刊发与水文化相关的哲学、社会学、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历史类文章，中文核心期刊刊发水文化研究文章更少。在水文化研究论文中，被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期刊论文较少，《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或收录论文屈指可数。这说明，水文化研究期刊层次和期刊学术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对关键词出现的频率进行分析，可以很好地体现一门学科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焦点。水文化研究出现频率极高且排在前列的关键词有“水文化”“水”“文化”“水文化遗产”“人水和谐”和“水文化建设”。这说明，以上述词语为关键词的文献相对比较集中，是水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同时，频率在4次以上的关键词主要有“建设”“水利风景区”“保护”“内涵”“水文化教育”“水景观/开发/保护利用”“教育/水资源/水利院校/城市发展/发展”“水利/可持续发展/研究”“传承/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播/和谐/水利工程/水环境”和“水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等，由此可见，水文化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更加广泛，如水生态文明、水文化传承创新、水教育传播、人水和谐等成为水文化研究新态势。通过分析研究机构，可以了解我国水文化研究团队和研究基地分布格局。水文化研究发文排在前3位的全部来自高等院校，分别是河海大学、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其中，河海大学38篇，发表文献最多，占总数的3．94%;南昌工程学院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发文章分别占总数的2．07%、1．87%，这与河海大学水文化研究所、南昌工程学院水文化研究中心和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水文化研究中心都是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密不可分。上述研究基地已经成为水文化研究、水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地。
三、水文化研究的成绩、不足与未来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