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近代中国、日本、德国战争特殊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技术背景，探索在近代战时经济下滑、物资短缺、社会动荡的大环境下出现的设计与技术融合现象的源流，并以其对近代色彩设计的发展与嬗变的影响为例，思考设计与技术的融合对设计实践的影响。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及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近代战时技术发展及色彩设计相关的文献资料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以下观点：中国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所出现的设计与技术的融合现象对近代色彩设计的嬗变产生了影响，使色彩的功能性涵义更加丰富，也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色彩设计对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及技术的价值。
关键词：色彩设计；设计与技术；战时设计；近代设计
1.引言
1930年代的中国，因战争时期经济下滑、物资缺乏等情况，学习日本对人们日常所需的物资进行开源与节流的统制，从而应付民间所需，调节物资缺乏带来的不便。在战时经济拮据、物资短缺的情况下，设计界常使用新兴、价廉量多或战时需求量少的物资材料（如人造纤维、赛璐珞、纸织物等），替换价昂量少或战时急需的物资材料（如重金属、棉花、橡皮等）。设计与技术的融合即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中国日用品制造业与设计行业的。伴随着大批量色彩各异且极具个性化的设计日用品的出现，设计与技术的融合对设计实践的影响在色彩设计领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设计通过色彩对产品的形式与功能、社会文化及道德理念等各个层面都进行了关照。
2.近代战时色彩设计实践的嬗变
2.1德国战时设计与技术融合理念的产生与原色风格的流行。18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完成了两次工业革命，其后虽然在技术上实现了革新，却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导致了设计与技术的分离现象，使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在没有设计加持的情况下，在色彩及外形等方面缺乏品味，只有实用及价格上的优势。当时工业产品的色彩单调乏味，多以灰、白、黑三色为主，这种情况除了是受限于设计与技术的分离现象，也受到了公众对不同色彩的理解与接受度的影响（鲜明的色彩被认为是不庄重的颜色）。1859年，约翰·拉斯金（JohnRuskin）提出：“除非你能为你的工人提供一些美的元素，否则你会发现他们无法创造出任何美的元素”，即体现了色彩匮乏的机械制粗劣品泛滥的情况不符合当时社会需求的现象。第二次工业革命完成后，由于工业生产对资源的大量需求，各国为争夺殖民地于1914年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时的德国遭到食物及战时原料的封锁，原料的消耗随着战争时间的拉长越增越大。为寻找代替战时应用的原料，德国尝试用废物制成新物，如在人造橡皮中加以皮屑制成皮革，将树脂制成杯碟茶具，将玻璃制成编织物等日用品，以应对战时物资短缺的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丧失了许多殖民地，也失去了更多战时应用的原料及工业生产所需的材料。故而，日用品设计不足的缺点在战时经济萧条、人们购买力不足的情况下更得到了进一步放大。由此，人们发现若要增加产品的竞争力，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也正因为当时社会环境的萧条与动荡、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色彩在新兴材料（如上文所述的玻璃、树脂等）中的运用，使色彩设计与社会需求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也因此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重视。历史学家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广告的分水岭，引入了新的视觉宣传策略，并产生了新的表达艺术的形式，对于色彩设计来说亦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次年，成立于德国威玛市的包豪斯继承了德国慕尼黑的德意志工业联盟（DeutscherWerkbund）艺术与工业及手工业结合的观点。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Gropius，1883-1969）在《包豪斯宣言》（Bauhausmanifesto）中提出了“艺术家与工匠之间并没有根本的不同，艺术家就是高级的工匠”的观点，即提倡艺术与技术的结合，强调艺术需要融入社会。故而，包豪斯时期的色彩设计（图1）关照了当时社会沮丧沉闷的景象，采用了红色、黄色、蓝色等鲜明且富有张力的原色，尝试通过色彩为人们灰暗的生活注入全新的能量。由此可见，包豪斯时期的色彩设计已经脱离了19世纪早期色彩匮乏的状态，除了色彩本身为公众带来的冲击与感受外，其包含了更多的功能性意义，使色彩成为一种带有社会属性的“文化装置”。包豪斯的色彩设计不但在生活中激励了人们，更推动了日用设计产品的销售，对当时萧条的经济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虽然包豪斯在1933年被强行关闭，但其色彩设计的被带入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市场，并使功能性的色彩设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使1930年代美国的产品在色彩设计上呈现了一股浓郁的原色风格。
2.2日本战时设计与技术融合理念的继承与本土色彩设计发展。自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从各方面向欧洲看齐。作为亚洲第一个受到包豪斯思想影响的国家，日本在战前就已经意识到设计与技术结合的重要性，并对产品的色彩设计付与了应有的重视。自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帷幕，日本本土出现了生活物资匮乏的现象。次年，日本即了国家总动员法，开始实施重金属、皮革、棉等重要物资的统制。1940年7月7日，日本实行了奢侈品等制造贩卖限制规则，禁止奢侈品及规格外物品的制造、加工及贩卖。七·七禁止令的实施并不只打击了贵金属制品为首的奢侈品业，对当时日本日用品制造业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设计与技术的融合：奢侈品的短缺致使各阶层的人们在生活中对日用品的需求与要求提高，日用产品面临着必须改进设计的局面。至此，日本迎来了全新的色彩设计的时代。日本战时的色彩设计不但借鉴了包豪斯的设计特色，亦融合本土的文化与色彩审美，常使用朱红色、藏蓝色、金茶色等兼具明亮与沉稳气质的具有东方色彩的颜色。当时色彩设计在日本的发展，首先体现在日用器具材料的替代方面。战争时期，金属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赛璐珞”（即塑料）制品在美观上并不次于铁制品，同时亦能承受相当的重量，日本用“赛璐珞”代替铁材料等战争急需的材料来制造日用器具及机械，从而减少对国防资源的消耗，避免欧美国家对其经济上的压迫和束缚。“赛璐珞”材料不同于19世纪中后期欧洲工匠制出的色彩斑斓但不能批量生产的工艺品，不但容易附着鲜艳的色彩，能在材料中体现设计所要呈现的微妙色差，更能通过机械进行批量生产。故而，其不但缓解了国防资源的压力，更使色彩设计师获得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具有鲜明色彩的“赛璐珞”产品（儿童玩具、乒乓球、肥皂盒等日用产品）一经上市即受到消费群众的青睐。另外，由于战时化学工艺的进步，在女性化妆用品的色彩上，日本战时的色彩设计师们更大胆地使用了紫色、黄色、绿色等颇具创新魅力的色彩，不但展现了配色调和的“单纯”之美，更在“一片灰色的世界”中展示了日本女性丰富与立体的形象，为战时的日本带来活力与朝气。
2.3中国战时设计与技术融合理念的延续与色彩内涵的丰富。中国近代的设计实践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日本近代设计实践的影响，西欧的设计理念亦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的。张之洞曾在《劝学篇》中论述了游学日本的好处，即路近省费、考察便利、文字类同等。故而，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多数选择留日深造，近代各地区新办的如三（两）江师范学堂、北洋师范学堂、京师艺徒学堂等学校的图画、手工、木工及金工等与近现代设计相关课程亦多请了日本教习进行教学。日本设计理念即通过留日学生及设计教育渗透到了中国。同样，战时设计与技术融合的理念及色彩设计在日本飞速发展的同时，亦影响了抗战中的中国。从中国近代期刊中出现的与设计相关的文章即可看出当时中国设计界对色彩设计的重视。《艺风》、《广告与推销》、《开明》、《工商建筑：工商建筑工程学会会刊》等诸多期刊都在战时刊登了探讨色彩设计的文章。中国战时色彩设计的发展与德国及日本相似，也是伴随着日用品材料得管控与新兴材料得兴起而发展的。1939年7月28日，浙江省政府公布了省内各县战时日用品平价委员会组织章程，规定了各县战时平价委员会应评价的日用品类别并需对日用必需品的价格进行随时详密的调查。1942年4月12日，陕西省实施战时日用品登记办法，实行对粮食类、燃料类、服用类、日用杂品类及其他经中央及地方政府规定的日用品进行存货名称、数量、地址等信息的登记，表明当时中国已开始对战时的物资进行管制了。中国的色彩设计时代亦随之到来（图2）。需要着重关注的是，色彩设计在中国飞速发展的时期即是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军阀混战时期。这是由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个人主义”的观念影响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他们强调个人的独特性，关注个人本身的价值，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上色彩各异的个性化日用商品的增多：例如不同色系的手帕、毛巾、牙刷等无法与人共享的商品。新文化运动所传达的“个人主义”的观念，为色彩设计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首先，作为视觉感知的首要因素，从色彩上区分产品能给消费者以比较直接的个性化体验及视觉冲击，色彩设计的进步是当时社会之需与必须之举；其次，当时色彩设计的关注重点即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使色彩的功能性释义具备了更广泛的含义，也使色彩对公众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及文化认知等方面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战时是科技飞速发展时期，新材料及新技术的发明推动了设计与技术的融合。例如，从日本传入的“赛璐珞”材料亦成为中国战时使用频率较高的新兴材料，使中国近代战时的消费市场中出现了诸多色彩鲜艳的“赛璐珞”制品。甚至在战后，“赛璐珞”也被广泛使用在日用品制造行业，成为中国近现代工业设计中经常使用的材料。近代战时“赛璐珞”制品所特有的墨绿色、朱红色等色彩更兼具了一定的文化与道德属性，承载了一代人朴素节俭的优良品质，成为颇具时代特征的怀旧代表色，在当代色彩设计实践中亦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位置。
3.结语
综上所述，本研究采用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及历史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近代中国、日本与德国战争时期设计与技术融合现象及色彩设计发展的考察，提出中国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所出现的设计与技术的融合现象对近代色彩设计实践的嬗变产生了影响，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设计实践对经济、技术、文化及社会的价值的观点。通过对中国、日本与德国战时色彩设计的研究，本研究认为其能在近代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中方兴未艾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色彩设计与社会的紧密合作。战时的色彩设计之所以能在逆境中飞速发展，最重要亦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社会迫切需要色彩设计从道德、精神与文化层面将当时的人们从战时奔溃的经济、短缺的物资等困境中解救出来，是以为社会服务为根本目的、为社会解燃眉之急的。可见，设计实践的发展依赖于社会，若希望获得更大的进步，则应思考社会大众的需求，从社会中寻找助推力。
二、各国色彩设计的互相影响。在各国各地域都相对封闭的情况下，各地的色彩设计都有着自身明显的特征。战争与通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各国、各地域色彩设计的互相交流，近代外国的色彩设计对中国近代色彩设计的影响，自鸦片战争伴随的鸦片贸易将洋货与西方的色彩设计思维带入中国即已开始。战争与通商加强了中国与日本、中国与欧美之间设计思想与设计实践的混合与同化，亦推动着设计与技术的理念从德国传入日本，再从日本传入中国，不但为中国本土设计师开拓了设计的思路，亦提供了学习与借鉴的榜样。
三、个性化日用品的需求空前旺盛。上文已说明了设计与技术融合的理念传入中国时处于新文化运动后的新军阀混战时期，“个人主义”的观念促使当时的人们对自身独立价值的关注，人们对能展现个人独特魅力的个性化日用品的需求空前旺盛。有着独特色彩的手帕，以色彩区分使用者的牙刷，或色彩各异的服装，都是当时人们所热衷的。这时出现材料新奇且色彩新颖的商品更受需要展现自身独特个性的人们的追捧，故而，市场的旺盛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亦推动了色彩设计的发展。
作者:季少融 单位:中国美术学院上海设计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