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论文范文1
目前，国家虽然高度重视资助工作，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投入逐年增多，各高校也积极开展各项奖助勤补工作，尽最大努力在经济上帮助贫困学生，但是仅从经济上帮助贫困学生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充分发挥资助育人的功能，培养贫困生的感恩意识，使他们能正确看待资助工作传递的关怀和情谊。因此，在解决贫困学生经济困难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感恩意识，树立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帮助他们在精神上脱贫，发挥资助育人的功能才是重中之重。经济上的资助只是一种手段，而并非最终目的，资助的最终目的是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因此，如何更好地利用资助平台来加强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感恩教育显得十分必要。
二、意识、行动、制度三位一体模式进行感恩教育
美国心理学之父詹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性最深的期盼就是受人感激”，但是感恩并非与生俱来，因此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感恩意识薄弱问题，需要通过学校与社会的教育以及引导来使他们的感恩意识得到增强。俗话说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感恩是感激他人对己所施的恩惠，并设法用言行报答的一种行为，它包含了从心理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双重过程。由此可见，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时候，首先要让他们产生一种感恩意识，在内心里对自己所获得的恩惠产生认可的态度，进而衍生出一种感恩情感，最后才外化为感恩行动，与此同时利用完善的资助制度来规范和敦促感恩行为。因此使用意识、行动、制度三位一体的模式进行感恩教育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培养学生的感恩意识。
高校首先应从思想上改变贫困学生，通过开展形式多样而新颖的德育课程，典型示范、团队辅导与个别辅导相结合等形式，把感恩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过程中，帮助贫困生正确看待贫困的事实，鼓励他们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和知恩图报，摆脱自卑、狭隘等不良心理，使他们明白是党和国家对他们关怀和投入的大量资金，是学校、老师以及社会热心人士的关心和帮助才使他们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们更应该珍惜学习机会，努力学习才能改变命运，并应该在他有能力时回馈社会、帮助其他有需要的人。以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学校每周星期一到三开设晚班会课程，由辅导员(班主任)自行组织各种主题班会课或者由学工部老师为学生上大学生素质教育课程，其中就涉及到学生诚信、感恩、励志等各方面的主题教育以及班会课，把感恩教育有机渗透到日常教学和日常行为规范与道德品质的培养过程中。学院还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感恩教育主题活动，有“孝”文化主题班会评选活动、“心怀感恩诚信求学”知识抢答赛、“诚信、感恩、励志”的征文比赛、自强之星评选以及报告会等活动，同时结合校园网络宣传阵地，如学校官网、微博、宣传窗等对学院开展的各项感恩教育活动进行宣传报道，营造了一种感恩氛围，让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感染与熏陶。“师者，人之模范”，老师是学生最鲜活的榜样。任何一名老师，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不管他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对学生起着示范作用，并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教师把学生造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就该是这种人。”而辅导员作为高校里面与学生关系最密切的工作者，一言一行将会在学生心灵上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因此在开展学生日常管理工作的同时，辅导员自己要做好表率，用自己的行动感化学生，使学生树立感恩意识。
(二)行动上开展丰富多彩的感恩实践活动，促进感恩意识转化为自觉行动。
有道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感恩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学生能把感恩意识转化为感恩行动，常怀感恩之心，并用自己的行动力所能及地回报社会和他人对自己的帮助，为此各高校应举行丰富多彩的感恩实践活动，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体验感恩、实践感恩。例如学校应提供更多勤工助学的岗位并鼓励贫困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报酬，同时也能服务学校和学院;学校还可组织一些贫困生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例如学校开展的“做一次义工———用行动回报社会”活动，要求每位受资助的学生都要参加一次公益活动，并且每年团委组织学生在学校的德育实践基地开展各项公益活动，例如慰问孤儿院、老人院、下乡支教、雷锋进社区等活动，让学生自己参与到其中。通过这样一种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实现从“感恩认识一感恩情感一感恩行为”的良性循环，完成一个从他助到自助，再到助人的过程。
(三)制度上完善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体系。
目前许多高校的贫困生资助体系比较着重对贫困生的经济资助功能却轻视了教育功能，因此，加强贫困生的感恩教育需要完善高校的资助工作体系，从制度上规范和敦促学生的感恩行为。例如，在提交资助申请之前，应让学生明确接受资助的权利与义务;在学院评审资助对象时，要把具有感恩意识和感恩行动作为要求与标准。如学校即将启动的CRP系统中的诚信银行，要求学生在一学年内需参加一定时间的公益志愿活动，通过这些获得诚信积分，并在毕业的时候要达到一定积分才能毕业，以此规范和敦促学生参加公益志愿活动。重视资助后的跟踪管理，建立学生诚信档案，如发现学生有不诚信行为或者缺乏感恩意识，应予以教育，如果没有改正必要的时候可取消其受助资格。总之，在资助工作中，应做到资助与育人相结合，多提供一些需要通过一定的努力才能获得资助的资助形式。当然感恩教育实践活动不能单纯采用他律性的方式，更多的还是让学生自己体会感恩的心，并转化成个体感恩教育的自律体系。
三、结语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2
边际分析理论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主要理论，其主要包含了边际效应的有关理论和边际报酬理论。经济学运用边际效用的方法分析产品的价值，产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其内在价值。商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属于商品的价值范畴，产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决定价值，这里的效用是指产品的边际效用，是消费最后一个产品时产生的效用，而不是最高效用或是平均效用。边际理论是分析经济学问题的核心理论，企业可以根据产品的边际效用确定产品的供求数量以及相对应的劳动力规模，以此来确定企业生产的最佳水平。合理分析边际效用对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边际分析理论可以运用到物流成本管理上。运用边际理论分析物流成本，首先要把物流成本的数学概念引进来，使用数学模型对物流成本建模好处在于模型建立之后，在知道一个经济变量后就会了解其它变量的大体情况。另外，根据数学图形还能知道其它经济变量的发展趋势。在常用的数学模型中，除了一次函数之外，其他大多都成曲线的形状，所以在这些数学模型中都会存在关于变量的变化率的问题，当自变量增大，因变量会因此而增大或者减小。当在整个数学图形中的某一点处，因变量由增大变为减小或者是由减小变为增大，这个点就是数学模型的极大值或极小值点，也就是要分析的边际点，在现实问题中，这些点往往是最佳的消费或生产点，这就是经济问题的边际分析方法。
2物流成本评价指标的选取
由于物流活动由多个环节组成，需要多方面分析物流系统的各个要素环节。要分析评价各个要素环节的物流成本，需要借助数学模型来选取物流成本评价指标。笔者把宁夏华横物流公司的物流作业管理、成本控制情况和成本核算作为该物流公司的成本评价关键点。首先是物流作业管理。华横物流公司物流作业的各个环节对物流成本的高低起到了直接决定的作用。在物流成本分析的过程中，物流作业中的原料采购、仓库保管、产品运输到装卸各个流程都会对整体物流成本产生影响，所以加强对物流作业的管理会对物流成本降低产生影响。其次是物流成本的控制情况。将会计的核算理论运用到物流成本的控制过程，控制物流成本首先要从原料采购这个源头环节进行，将华横物流公司的采购成本列成报表进行分析和统计，可对物流成本得出一个基本性的结果，其中运输成本会在整个物流成本中占有较大比重，所以控制好运输成本是整个环节的重中之重。在管理运输成本时，首先可以在多个运输方式的情况下，提高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效率，争取做到无缝连接。其次对于货物的运输方式，根据货物特点选择最佳运输途径，对货物进行合理的摆放和装卸，提高运输的效益。最后要根据运输线路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建立最优的运输路线。最后是物流成本的核算。物流成本的效率高低最终要靠物流成本核算得出结果，是物流成本管理的基础，数据的核算对成本的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华横物流公司可以根据自身各物流作业流程的成本，进行物流成本核算，力争实现最优的物流成本管理。
3物流成本评价模型构建
物流运输量同整个物流行业的价格和利润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当物流运输量增长较大时，价格可能会降低到一定程度，这时利润将达不到相应的最大值。所以在运输量与价格之间要适当选取一个对比关系，使企业能够实现最大的利润。在构建数学模型时，边际报酬理论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价格和运输量对总利润起不到重要作用，总利润同边际报酬的关系体现在边际报酬对总报酬的作用上，当边际报酬和边际成本同时取0时，可得到利润的最大值和总成本的最小值，对此数学模型的构建，需要考虑二阶导数的结果，从而确保存在相应的极值条件。
4案例分析
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我国物流行业也受着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接受着因经济发展带来的调整，本节以宁夏华横物流公司为例，对物流成本的优化进行分析，对深入了解物流成本的基本构成因素和优化的模型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在物流的仓储环节方面，对物流行业的原材料及其产品的存储时间和存储空间提出了要求。存储时间越长，占用存储空间越大时，物流成本会越高。两者同物流成本成正比例关系。在对华横物流公司的物流环节要素进行分析时发现，该公司对仓储的时间和空间没有一个准确的测度，首先是产品的仓储时间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备案管理，增大了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是企业对物流仓储的空间缺乏管理。针对不同的货物准备不同特点的仓库，是改善该公司物流成本的重要保障措施，良好的仓储空间和时间是公司物流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针对宁夏华横物流公司的具体物流数据进行组合分析时，需要对其进行非线性的组合规划。在构建相应的模型时需要对其情况作出具体分析，针对该公司的物流运输主要是公路和铁路运输，该公司所在的宁夏本地的物流量远远小于其他地区物流运输量的现实状况，需要对其作出相应的假设，首先是宁夏是其商品的生产地和消费地，商品的流向是向外的单向流动，而运输方式只考虑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不考虑其他运输方式。作出这些假设后，可以将其物流行业数据代入到上述最优数学模型中。
5结语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3
(一)企业价格联盟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本性，因此，在市场中企业总有协调生产和定格行为的动机，通过合谋限制产出和提高市场价格，最终增加自身的利润和共同的利润。公开协调定价和产出行为的企业联盟被称为卡特尔，包括一个行业中所有企业的卡特尔实际上构成了垄断，成员企业分享垄断利润。这种价格联盟行为实际上造成价格垄断，掠夺了消费者的利益。2011年，宝洁、联合利华、立白、纳爱斯等知名日化企业集体对日化产品涨价，这四家企业占据全国日化产品八成以上份额，虽然没有公开的价格垄断协议，但它们利用市场的优势地位，集体涨价行为仍然属于价格协同行为，涉嫌价格联盟。
(二)价格歧视行为
在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无法制定自己的价格策略，是市场价格接受者。然而，在现实经济中完全竞争市场是难以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市场往往是常态，这就给企业实施自身的价格策略以“可乘之机”。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采用非统一定价，价格歧视是企业常常采用的手段。所谓价格歧视就是企业利用其市场势力来最大化利润的非统一定价策略。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常见的非统一定价形式是三级价格歧视，即企业对购买不同数量同一产品的不同消费者收取不同的价格。当前在服务业领域价格歧视现象非常普遍，例如餐饮、娱乐、医疗、服装等领域，不同时间、不同地点、购买不同数量的产品或服务价格相差甚远。无论何种价格歧视最终都是掠夺了消费者剩余，使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因此，政府对价格歧视必须予以高度关注。我国政府处理价格歧视的典型案例就是2011年4月，国家发改委根据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所接到的举报，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情况进行了反垄断调查。调查的主要内容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在宽带接入及网间结算领域，是否利用自身具备的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价格歧视。这一反垄断调查在社会上引到了积极反响，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三)中间品价格垄断行为
当前，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不仅表现在消费终端，在企业生产的中间品市场也逐渐出现价格垄断行为。这类中间品厂商往往具有某些方面的市场支配地位，它们为谋取超额利润，往往对下游厂商实施价格垄断行为，最终导致终端消费品价格扭曲。这种价格垄断行为不仅造成中间品市场价格扭曲，资源配置失效，而且对整个产业上下游企业发展也极为不利。因此，相关部门必须重视这类价格垄断行为。例如:2011年11月，国家发改委通过调查认定山东潍坊顺通医药有限公司和潍坊市华新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曾因非法控制复方利血平原料药、哄抬价格、牟取暴利，导致相关制药企业停产。被国家发改委分别处以687.7万元及15.26万元罚单，被认为是我国自2008年《反垄断法》出台后的“首起垄断重罚案”。同样，2014年，国家发改委针对豪车进行反垄断调查，一个主要的证据就是豪车“零整比”过高，反映了豪车生产企业通过控制零部件等中间品实施价格垄断行为。
(四)排他性协议行为
在现实经济的价格垄断行为中，除了直接与价格相关的行为外，还有一类行为虽然不直接与价格有关，但它排除、限制竞争，间接对价格施加影响，这就是我们常见的排他性协议行为。排他性协议常常在买卖双方之间约定特殊条款，从而排除或限制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企业获取同等待遇，使自身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创建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有利于实施自己的价格策略。近年来，这种排他性协议行为在销售渠道争夺上越来越显现，例如:2011年7月，工信部公布《关于规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的意见》，规定今后运营商不得与学校签订排他性协议，也不能在录取通知书中夹寄手机卡等;2012年，康师傅、统一两企业为争夺终端销售渠道，对销售商进行补贴，采取排他性协议，这些都属于排他性协议行为。
(五)平台价格垄断行为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各种平台企业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平台企业可分为实体平台和虚拟平台，实体平台诸如大型商场、超市等;虚拟平台诸如各种B2B、B2C的电子商务网站、团购网站、支付平台等。近年来，随着国民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平台企业发展迅猛，然而面对双边市场，很多平台企业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获取垄断利润，从而使平台企业的双边市场客户“苦不堪言”。这种平台价格垄断行为虽然能为平台企业带来暂时的超额利润，但对平台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也使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下降。因此，相关部门需要对这一平台价格垄断行为予以高度重视，亟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为约束。例如:2011年10月10日，淘宝商城公告，大幅提高技术服务年费和商铺的违约保证金，引起中小卖家不满，淘宝商城受到数千自称“中小卖家”的网民集体攻击，商务部就曾表示“淘宝事件”源于我国网络管理的法律基础薄弱，网络零售领域法律缺失以及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另外，大型商场和超市的“进场费”在国内零售业已是人人皆知的“潜规则”，一些大型零售商凭借市场优势地位，对中小供应商收取进场费、条码费、陈列费、节庆费、返点等数十项费用，这些费用大多不写入合同，随意性极强，商务部等部门在治理这一乱收费现象时也由于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而受到诸多阻碍。
二、价格垄断行为产生一般解释及其缺陷
价格垄断问题一直与市场经济发展“如影随 行”，传统经济学对于价格垄断问题产生的原因也作出了多种解释。
(一)“市场失灵”论及其缺陷
在传统经济学看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配置起着基础性作用，然而现实中市场也常常“失灵”，导致市场均衡状态偏离帕累托最优配置，而这就为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埋下了“伏笔”。从市场失灵角度来看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不完全竞争。在完全竞争市场，企业只是价格接受者，而无法影响价格。由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种种约束条件，使其在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由于技术、规模经济等原因，企业要进入一个市场必须支付一定成本，特别是要支付一定的已进入企业不需支付的成本，从而形成了进入壁垒，产生垄断，给垄断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以“契机”。第二，不完全信息。自由竞争理论假定市场活动的主体拥有市场全部充分的信息，然而现实却事与愿违，参与市场活动的主体往往无法完全掌握市场全部信息，而企业往往拥有产品(包括服务)生产的全部信息，从而拥有更多信息主动权，为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条件。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当有效需求增长、某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因而大大超过自然价格时，运用其资本以供应这种市场的人常常小心翼翼地对这种变化保守秘密。”可见，“市场失灵”论认为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是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获取垄断利润的原因。“市场失灵”论解释了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产生的客观原因，阐明了市场功能性的失灵为价格垄断行为提供了条件，但这更多是从企业外部角度考虑，因而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市场失灵无法解释在某些充分竞争的领域，诸如电子产品以及日用商品等行业，企业依然企图通过价格联盟，谋求价格垄断;另外，市场失灵也没能解释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究竟是企业主动行为还是受外部环境诱使所为，以及为何企业面对市场失灵没有自我约束行为。
(二)“利润最大化”假说及其缺陷
“利润最大化”是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另一种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的集合，是一个生产计划集，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基于“利润最大化”假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也就变得理所当然。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企业会采取以下行为:第一，尽可能降低成本。企业会积极采取措施降低各项生产要素成本，努力使自己的平均成本低于行业平均成本，并使企业产量扩大到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有利于企业获取租金;第二，谋取垄断地位。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总是有谋取垄断地位的动机，因为垄断者可以自己设定价格而不需要担心竞争对手会压低价格，垄断者可以设定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从而获取更多的生产者剩余，获得垄断利润。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垄断者通过使市场经常存量不足，通过绝不使有效需求得到充分供给，就可以将其商品大大超出自然价格出售，使自己得到的报酬(不论为工资或利润)大大超出其自然率。“利润最大化”假说说明了企业追求利润的本质属性，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利润最大化”假说把企业只是作为一个“黑箱”，没有把企业看成一个组织，也没有关注外部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因此，“利润最大化”假说对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解释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企业作为一个组织，它的行为就并非仅仅是生产函数的集合，企业的交易成本被“利润最大化”假说掩盖，而企业大量交易成本的存在对价格影响不容忽视;再者，“利润最大化”假说也没能回答企业追求利润行为对外部环境有何影响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企业价格行为又有何影响。
(三)“市场结构”论及其缺陷
面对“市场失灵”论和“利润最大化”假说对于企业价格垄断行为解释共同的缺陷———忽视企业内部行为的考察。有一种“市场结构”论试图从“结构—行为—绩效”(SCP)的角度来分析企业行为。在SCP范式中，一个产业的绩效———为消费者提供利益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卖者和买者的行动或行为，而这些行动又取决于市场结构(卡尔顿，佩罗夫，2009)。“市场结构”论认为:第一，企业的价格行为与市场结构紧密相关，并最终影响企业绩效，因此，企业在制定自身价格策略时不仅会考虑外部市场结构以及产业集中度的状况，还会考虑自身成本收益问题;第二，绩效也与市场结构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企业产品价格与边际成本之间的定价关系，最终取决于市场结构;这就说明了市场集中度越高，垄断程度越高，企业越有机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两者往往是正相关的。SCP范式对于分析价格垄断行为把企业内部决策与外部环境以及绩效相联系，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市场结构”论也存在明显缺陷:SCP研究者始终无法说清结构与价格之间的系统关系;另外，产业集中度本身就是由产业的诸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因而它不是一个可以完全解释定价和其他行为的产业特征。
三、价格垄断行为的行为经济学解释
前文所述的几种价格垄断行为的一般解释，各有侧重，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些解释都存在缺陷，无法完全解释现实中价格垄断行为层出不穷的现象。现实中，企业价格垄断行为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经济学理论对价格垄断问题趋向于用理性的、稳定的、简单的数理式的解释，但往往难有功效;行为经济学理论关注人类的心理动机和行为人在特定环境下心理调整过程，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进行分析。
(一)预期理论
传统经济学以“经济人”为假设，认为人的行为是完全理性的，决策行为具有稳定一致的特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往往背离理性，尤其在所处环境发生变化时，更是非理性行为凸显。在企业产品定价行为上，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通过成本收益等分析方法很容易决策，而实际上却大大忽略了企业对市场和消费者的预期，而这预期反过来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定价行为，产生非理性定价。Kahne-man和Tverskey(1979)提出的“预期理论”认为人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而在面临“损失”的时候是“追求风险”的。这里就隐含了一个问题，所谓的“获得”和“损失”都是有一个参照点的，不同的参照点所产生的“获得”或“损失”的心理感受是大相径庭的。在价格垄断问题上，企业往往选择的参照点是政府反垄断的惩罚以及惩罚的概率大小，从而决定企业是否会采取冒险行为。假设企业有A、B两种定价策略:A策略采取垄断价格，可以盈利300万，但有50%的可能被政府反垄断惩罚100万;B策略采取竞争价格，50%的可能盈利200万，50%的可能盈利100万，因此这时就要看企业的盈利目标定位，假设企业盈利目标是200万，那么A策略即使被反垄断惩罚也要完成盈利目标，而B策略可能刚好完成，也可能完不成目标，按照“预期理论”观点这时企业会“追求风险”选择A策略;而如果企业目标为100万，则A、B策略都能达到目标，这时企业会“风险规避”选择B策略。按照企业逐利的本质属性，企业一般会把盈利目标就高不就低，因此采取垄断价格成为企业的冒险行为，但也是企业在主客观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
(二)心理账户理论
传统经济学认为钱是可替代的，也就是说不论取得方式，同等的钱是同价值的，没有任何区别。然而，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们对不同的钱有着不同的“心理账户”，也就是说不同的钱是不可替代的。企业之所以积极谋求价格垄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企业有其自己的“心理账户”，企业作为行为人对于不同的企业收入并非同等看待。企业对待正常利润和经济利润在心理上是有区别的，是分别列入不同的“心理账户”的。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正常利润视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并且计入企业的成本中;而经济利润则为企业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差额，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实就是指追求最大的经济利润，而在实际企业经营中，即使企业的经济利润为零，企业仍然可以获得全部的正常利润，但企业是不会仅仅满足于获得正常利润，因为正常利润只是企业家的机会成本而已，这时“心理账户”问题就出现了。企业会把不同的利润分到不同的账户中去，对于正常利润企业家会认为这是因其才能报酬所得，而对这一账户企业家会认为是“辛苦所得”，并非经营企业的最终目的，即使获得了正常利润企业也不会再有扩大生产的动力。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建立任何一种新的制造业、任何一种新的商业部门或任何一种新的农业措施总是一种投机，设计人期望从而获得特别利润。”而这特别利润正是企业另一个“心理账户”———经济利润，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最终会体现在价格上。亚当•斯密(1776)指出，资本的利润随用它来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变化而变化。通过价格垄断有利于获取超额利润，而对超额利润这一“意外之财”，企业的边际消费倾向较大，反过来又会扩大生产，维持市场的支配地位。可见，“心理账户”理论有力地解释了企业总是谋取价格垄断行为的心理动机。
(三)自我约束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效用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人们的偏好是稳定的、不会改变的。然而现实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的偏好往往随时间、地点、条件等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这就产生了“自我约束问题”。行为经济学认为“自我约束问题”普遍存在，那么如何使当事人意识到这一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对于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也存在一个“自我约束问题”，企业明知道价格垄断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但是受自我约束的局限，企业却总有谋求价格垄断的冲动。Rabin(2001)根据对“自我约束问题”意识程度的不同，分为成熟型、幼稚型和偏幼稚型。这三种类型都会导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的出现。第一，成熟型企业充分意识到存在“自我约束问题”，并且倾向于准确地预测将来的行为。当企业充分意识到自身的市场优势地位，企业会认为自己是价格制定者，并认为垄断价格可以为其获取超额利润，并利用这种优势地位构筑进入壁垒。当前许多自然垄断行业以及大型企业采取各种价格垄断行为就属于这种类型;第二，幼稚型企业根本没有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因而会错误预测自己将来的行为。这类企业认为垄断价格在市场竞争中终究会回归竞争价格并等于其产品边际成本，从而产生拖延行为，企业最终仍然是采取各种措施维持垄断价格。当前企业价格联盟、排他性协议等价格垄断行为就是属于这一类型。第三，偏幼稚型企业虽然能够意识到“自我约束问题”，但低估了其造成的影响。这类企业虽然认识到价格垄断违背市场规则，但认为其行为对市场影响甚微，因而忽视“自我约束”。当前许多企业采取平台垄断行为、中间品价格垄断行为就属于这一类型。可见，“自我约束问题”有效地解释了价格垄断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四)信息不对称的市场行为
传统经济学以完全理性、完全信息为假设前提，认为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可以天然满足供求双方的需求。然而科斯认为，以完全理性为假设的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随后新制度经济学家以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分析企业价格、谈判、契约以及合同执行等问题。从而打破企业“黑箱”，更加微观地观察企业一系列行为。Kreps(1990)认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中(谈判各方具有私人信息)，无效率的结果就会出现。企业价格垄断行为对于市场来说就是一种无效率，而产生价格垄断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价格垄断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易产生“道德风险”。由于买者对产品的信息相对于卖者总是处于劣势，这就为卖者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条件，卖者会声称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涨价以及限制产量等行为以提高价格;第二，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易产生“不可验证性”问题。同行业的企业间对彼此生产状况是了解的，相互间看似没有什么私人信息可以隐藏，但是这些信息只是“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当一方产生价格垄断行为，由于相关信息的不可验证性或者验证的费用高昂，另一方往往只能“哑巴吃黄连”，这就导致企业间往往存在价格垄断的机会主义行为;第三，企业与政府间信息不对称，导致发生“逆向选择”问题。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对企业的生产、组织以及销售等信息往往无法完全掌握，监管疲软。企业意识到这一点就会认为即使实施价格垄断行为，政府也会难以知晓，即使知晓调查取证的费用也是高昂的，因此遵纪守法就成为企业的次优选择，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发生，企业纷纷谋求价格垄断。可见，信息不对称的客观现实为企业实施价格垄断行为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四、利用行为经济学规制价格垄断行为
行为经济学为解释价格垄断行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面对这些内外部因素，企业的价格垄断行为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更是源起心理变动的影响，而面对这些复杂的企业经营心理活动，传统经济学的外部规制政策往往显得软弱无力，因此必须利用行为经济学从内部改变企业经营心理，从根本上约束企业相关行为。
(一)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重构企业合理预期
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正式实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后文简称“国家发改委”)负责“查处价格垄断行为”。2011年2月，国家发改委颁布《反价格垄断规定》和《反价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两部规章制度的出台，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为依法加强反价格垄断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从目前反价格垄断实践来看，打击价格垄断行为广度和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通过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重构企业合理预期。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应严厉打击价格垄断行为，在社会上创造积极影响，从而改变企业价格行为的“参照点”。假使企业价格垄断的收益为A，巨额罚单为B，当A≤B，企业就会意识到遵纪守法并不吃亏，这时企业就会“风险规避”，从而使企业建立合理预期，自觉摒弃价格垄断的图谋。
(二)建立惩罚机制，改变企业“心理账户”
正如定罪可能性和惩罚轻重受到社会控制，惩罚形式也受到社会控制。法律通常规定某种违法通过罚款、缓刑考验、教化，还是通过某种综合形式予以惩罚。反价格垄断最直接的惩罚就是根据价格垄断的情况不同进行罚款，近年来，我国反价格垄断实践中主要采取的就是罚款措施。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仅仅罚款惩罚是不够的，必须要建立一套综合惩罚机制，诸如:责任追究机制、市场禁入机制、举报奖励制度以及补偿机制等。通过建立一整套的反价格垄断惩罚机制，促使企业改变“心理账户”，企业不仅在心理有收入账户，而且也会增加损失账户，而这些损失账户在企业采取价格垄断行为时就会随时转化为沉没成本，除非永远无法被政府发现或被举报。现实中，面对一系列的惩罚措施和不确定的沉没成本，企业往往是“损失厌恶”的，企业价格垄断的冲动就会得到遏制。
(三)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促进企业自我约束
价格竞争是企业竞争最直观的表现。随着我国企业的不断发展，面临的国内外竞争日益激烈，企业不仅要熟知国内反价格垄断的法律法规，更要知晓国际反价格垄断的法规制度。为了使企业适应全球化竞争，很多世界500强企业均设有自己的反垄断法规体系。很多企业设有专门的竞争法律和竞争政策研究组，时刻关注和防范本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交易方面可能存在的反垄断法律风险，包括制定本企业的反垄断合规指南、组织企业员工进行专门的反垄断合规培训，以及在合同、交易条款上进行反垄断合规审查。因此，我国企业必须要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积极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逐步在企业内部建立反垄断合规组织框架体系，从组织和制度上促进企业自我约束。可见，加强企业内部组织建设，提高企业反价格垄断合规意识，可以促进企业自我约束，改变企业价格行为心理。
(四)加强市场监管，减少信息不对称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4
关键词:方法论;数学;经济学
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在学界已经被讨论了好多年，想要认清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经济学与数学之间是否存在包含关系。Dow(1990)就曾指出，如果我们认为经济学就是一门数学学科，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以及方法论看做是这些学科在不同专业领域吸收知识，并且经济学实践将这些学科联系在一起。但是对那些将经济学看做是一门使用了数学的人文科学的人来说，经济学的内容本身就需要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以及方法论这些领域的专业知识。我认为后一种观点好像更贴切地描述了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就是说经济学是一门使用了数学专业知识的人文科学。
一、数学作为一种有效的研究工具，可以帮助经济学家进行经济研究
经济学家大多善于使用修辞学的表达方法来描述经济现象，在描述某些经济学家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明白的现象时，有些经济学家善于使用晦涩难懂的经济学术语来掩盖本身理论解释的不充分性，但是，这种做法会使得理论解释的说服力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数学方法进行补充性解释可以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来掩盖理论本身欠缺的解释性，可以通过明白的数学公式展现清晰的逻辑。因为这个原因，在经济学研究中使用数学函数以及运用数学模型成了经济学家们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像和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走势的一种有用手段。罗默(2015)就曾经指出，借助新的变量，模型可以将文字叙述与数学公式较好地联系在一起，增加理论和实证之间的关联程度。罗默举例道，早在1956年，索洛在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就曾使用数学公式来表示“资本”这一变量。利用数学公式同概念的紧密结合，索洛精准地阐释了“资本”这一变量的含义，进而通过对概念的阐释轻松地将理论与实证结合起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典型的数学知识助力经济学修辞解释的例子。Dow精辟地总结道，数学结论的公式化为经济学纯理论的优势以及使用模拟进行实证演示铺平了道路。像罗默一样，凯恩斯对待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的态度也是积极的。通常认为凯恩斯对于在经济学中使用数理统计方法是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的，但是O’Donnell(1990)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这些人只看到了凯恩斯一部分的观点，并没有全盘认识凯恩斯的观点，这种对凯恩斯数学观的解读是错误的并且是肤浅的。事实上凯恩斯对数学本身并没有敌意，而是反感“伪数学”，或者说数学分析方法的不合理的应用。例如，在对概率的研究中，凯恩斯自己便使用数学表达来方便解释概率这个经济学概念，为了清晰表达两组命题之间的概率，凯恩斯使用a/h来表示概率，a代表概率相关的结论，h表示包含了给定信息的先决条件。数学知识不仅在经济学先验演绎推理层面有用处，而且在经济学实证层面也有用处。财会学中数理统计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约翰•希克斯(1979)一直强调经济分析中，尤其是在动态经济分析中，财会传统的重要性。在这方面，凯恩斯也有类似的观点，凯恩斯相信某些部分的纯经济理论可以用数学方式表达出来，并且计量经济学可以为经济学提供重要的服务。凯恩斯强调，计量经济学有两个重要功能:为理论参数提供实验量级和量化独立的原因间的相对强度。对与凯恩斯来说，数学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中有精确的功能，只不过数学能发挥的功能是有限度的。数学在帮助修辞学进行经济学解释的同时，还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形成有益的逻辑性的思维方式，凯恩斯就曾指出，数学是正式思维原则中的一个分支，因此，只要正确地使用数学，数学可以帮助经济学家形成创造一种“有组织的有顺序的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对经济学研究来说非常重要。
二、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中出了问题
数学具有诸多特性可以帮助经济学家进行经济学研究，但是，在实际操作领域，我们观察到了一些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会妨碍数学的合理应用，还会使得一些经济学研究者对数学产生消极的观念。这些问题包括，“数学滥用”，数学的错用以及强行使用数学。
1.“数学滥用”
首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数学滥用”。经济学家罗默发明了“数学滥用”这个经济学术语，罗默定义“数学滥用”是，如同普通的数学理论一样，“数学滥用”也是由各种符号与理论描述组成，但此时，符号与文字叙述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自然描述与正式表达、理论推导与实证事实之间充满了需要填充的巨大空间。罗默还进一步批评道，至少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我们的作者和编辑达成了一种默契，即读者都会漠视数学的滥用并接受这一怪象。不严谨的科学态度催生了数量经济学中的“潜规则”，由于没有更好地数学表达可用，而滥竽充数，制造了“数学滥用”。经济学家温特劳布(1998)也指出，不一致性被混进了应用经济学中，应用经济学中混进一些不那么精确的数学推导以及没有逻辑论证的事实。Velupillai(2005)曾经批评“数学滥用”中的形式化，他指出，无标准的、构建性的和计算性的分析在经济学主题中起到了形式化和数学化的作用，这种现象主要出现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范畴内。Velupillai举例道，是不是基于“执行一项任务”的函数概念，展现在子集理论中，是不是可以捕捉所有的直觉性的内容，这还是一个有待商讨的问题。尽管存在这种不确定性，数理经济学家，甚至是所有将数学应用到经济学中的经济学家，都用“执行一项任务”来定义他们自认为精确的函数的概念。因此，通过赋予数学一些特殊的数学属性，主教风格的构造性数学保持忠于函数概念的普通意义，也就是说，在封闭的间隔中保持一直地连贯，这样当数学家用这样特定的方式来使用函数时，数学家就能轻松地“执行函数的任务”。“数学滥用”会阻碍经济学研究，纠正“数学滥用”对经济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罗默曾经指出，每一位经济学家都有义务停止“数学滥用”，如果我们能坚持共享精准、清晰的数学推导，将数学理论中晦涩的概念抽象成明白易懂的名词，就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非竞争性”一样，那么我们的研究水平可以更快地得到提升。我们否定“数学滥用”，就应该清楚地识别“数学滥用”。我们应该如何判断数学是否被“滥用”，胡伟清(2006)提出了一种标准以供参考，他指出，如果使用卡尔多•希克斯效率的概念，我们会发现经济学数学化是一种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说改进带来的好处能够弥补改进所产生的坏处。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简单的标准来判断:如果使用数学的好处能够弥补坏处，那么，即便是大量使用公式、模型，也不能算是滥用。反之，如果不使用数学的好处更多，甚至使用数学带来的坏处更多，那么即便只使用了一个公式，也是滥用。
2.数学的错用
我们可以将数学的错用定义为，使用了错误的数学理论或数学概念进行经济学研究。凯恩斯曾经指出，推演逻辑还要依赖直觉或者对逻辑关系的直接感知，结论一般部分暗含在前提条件中，先决条件被认为拥有完全暗含结论的能力。所以数学不能错用，如果数学理论被错用，就会使得数学的推导逻辑被打破，丧失数学线性解释的能力。例如，构造性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总让人有一种已知A+B可以证明C，所以为了得到C的结论，而去拼凑A和B的感觉。经济学推演逻辑顺序被颠倒了过来，有了一种为某种理论结果进行狡辩的意味，而这种理论结果往往是作为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被拿来进行推演验证。这就丧失了使用数学模型进行经济学预测的意义。对于数学的错用，Velupillai曾经举例道，PieroSraffa(1960)提供了一组方程，在不需要使用不动点理论的情况下证明了一般均衡理论的存在性，这给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地范例。Velupillai却不解，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使用Sraffa提供的充分的并且足够用来重证一般均衡理论存在性的方法，经济学家们却依然依赖Brouwer的非构造性不动点理论，这对Velupillai来说简直是个谜。Velupillai更进一步提问，为什么，数理经济学家把解方程变成了“一个不动点问题”，只是为了证明方程的解的存在性。像这样错误地选择数学知识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研究，还有可能让经济学研究者走上错误的研究道路。
3.强行使用数学
强行使用数学可以被理解为，在不需要使用高深数学知识的地方，为了使用数学知识而强行使用数学。凯恩斯一直都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1910年，他批评Pearson的统计学回忆录为“应用了不必要的复杂的数学工具。”Velupillai也曾经在研究中提问，真的有必要把在正式的经济学理论中的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作为一个数学问题拿出来进行研究么?强行使用数学并不能帮助经济学研究，反而会令经济学研究更加复杂。丁小钦(2008)曾经指出，如果通过数学语言来解释经济学问题，那么经济学问题就被转换成了由数学符号组成的数学公式。这时经济学问题中的概念只表示为数学符号，经济学命题只表示为数学公式，经济学命题的推导变成了数学公式的变形。数学能展现的的只是公式中数学符号之间的关系，并不包含对公式所代表的内容的思考。但数学推演之后，所有的数学符号还是要被转换回修辞性的语言。而转换回的内容同我们引入数学公式之前的经济学表述的一致性值得探讨。作为经济学研究者，我们应当思考如何正确地使用数学。罗默曾指出，当他开始学习数量经济学时，数量经济学是由一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规则所主导的。虽然不是毫无例外，但也远比现在要强，每当经济学家们用数学去推导经济学中高度抽象的概念时，他们都会以极其清晰准确严谨的态度满怀骄傲地完成。或许旧时代这种对待数学的严谨态度更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三、对经济学数学化的看法
1.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被赋予了不应有的地位
对于这个现象，Dow曾经做出总结，他说道，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现在在很多经济学的应用中出现了关于方法论的困惑，这种困惑在于在经济学应用中给予了数学表达优先权。虽然现实如此，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不应被赋予如此地位。很多经济学家有类似的感触，比如，凯恩斯很反感有些学者将数学抬高至经济推理研究的最高层面。数学被赋予了不应有的地位，对经济学研究来说是有害的。Velapillai就指出，如果数学，像Ulam和Wolfram说的那样，“数学的发展已经开始倾向于关心那些如何成功应用数学方法的问题”，这种形式化地使用特定数学方法的行为会扭曲经济学理论。这种扭曲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呢?胡伟清曾经总结了两点原因，他从期刊和高校经济学教育的角度阐明了经济学数学化的原因。他指出，期刊之所以偏爱数学化程度高的论文是因为数学的使用代表了论文的“技术水平”。同时，高校的经济学教育具有明显的导向性，在硕士、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中，使用了数理模型的论文更容易过关，且评分更高，这种现象也诱导了经济学者的数学化倾向。
2.数学的局限性使得数学并不具备独立支撑经济学研究的能力
数学，以它固有的性质，决定了数学在经济学的应用中，有诸多先天缺陷。Dow对这一点有很多精辟的观点。他曾指出，我们都知道，并且我想再次强调，在数学论证的早期发展阶段，直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Dow同时指出，我们发现就算数学本身也需要非数学因素的补充来完善本身的系统。公式表达的数学还能不能提供真理的连贯性标准正在成为问题。区别于经济学热衷于考察社会问题，数学化的主要卖点之一是，数学化为经济学引入了一种新的精确性。任何理论，越是接近于物理论证，它就越是精确。但是存在有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识别理论概念的实证对象以及测量问题，这些问题都基于实证检验，却破坏了精确度。在所有论证方法中，数学证明是一种劝说。一旦我们认识到数学也要像其他学科一样依赖社会惯例，我们就很难坚持说在经济学研究范畴内数学比其他学科可以提供更多精确性了。Dow还举了相对确定性的例子来说明传统数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学中时，进行了自我演变。他写道，温特劳布指出哥德尔的论证首先使用了相对确定性的概念。通过将补充性的假设添加到公式系统中来完成相对确定性的构建，就算这些假设同公式定理的部分并不一致，我们仍然可以这样运作。数学并不足以独立支撑经济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凯恩斯有很多具体的观点。凯恩斯指出，有限的数学工具并不足以全盘展现现实的丰富与复杂。O’Donelle指出，在凯恩斯的分析中，有很多没办法量化却有重要意义的因素，没有办法使用严格的数学推论进行分析。凯恩斯曾指出“有很多重要的因素被忽视，是因为这些因素在统计学上是无法追踪也无法获得的。”凯恩斯认为，不可比较性，阻止了数学的全面应用。经济学实质上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经济学的材料并不像自然现象那样一成不变和具有规律性，在经济学的测量与比较中，这种不确定性以及不规律性带来了很多困难。凯恩斯举例道，Planck在数学方面成就卓越，却觉得经济学非常难。这是因为想要在经济学方面表现出色，不只需要数学技能，更需要一个“由逻辑、直觉以及广泛的知识组成的集合体”。经济学中的概率问题，作为一个例子，可以充分证明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先天不足。O’Donelle指出，对数理比较来说，很多组概率的比较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就如凯恩斯1909年指出的，很多关系是“可以测量的”，但是“大部分，我们所关心的关系或许还是不可测量的”。在特殊条件下，量化的推理是可以应用的，但前提是通过逻辑论证建立充足的条件。凯恩斯还说道，“除非接受量的测量的好的理由已经被制造出来，否则我们应当质疑任何量的测量的可能性。”
3.数学只是研究经济学的一种工具
在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只是一种研究工具。在凯恩斯的观念中，数学就只是经济学众多研究工具中的一种，当工具的使用条件被满足时，经济学家便可以选择使用这种工具。当经济学材料满足数学方法应用的条件时，数学便可以发挥它的职能。一旦可应用性被确定了，数学就可以工作了。凯恩斯一直认为，将数学研究当成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本末倒置，这一点明确地反映在凯恩斯的数学观中。Borel(1924)曾经总结凯恩斯的数学观，Borel总结道“数学理论并没有被凯恩斯忽视，在情况有保证的条件下，凯恩斯还发展了数学理论，但是发展数学理论并不是凯恩斯的主要目的。他更感兴趣都是从哲学和逻辑学的方面来看待这些经济学问题。”同Borel的观点类似，Braithwaite(1946)认为“虽然凯恩斯在数学技术可以提供帮助时使用数学技术，但他时刻牢记，数学虽然是一个好的仆人，却是一个坏的主人。”凯恩斯提出，质的逻辑分析应该先于量的或者数学分析，这种分析顺序决定了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范围。并且在凯恩斯的哲学观中，逻辑最终是依赖直观的判断或者直觉。以概率问题为例，凯恩斯认为，将概率看成是一个纯数学概念而忽略了概率的逻辑基础，这是很多数学家困惑和犯错的原因。
4.数学是一种经济学的研究工具，我们没有必要排斥数学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5
一、引言:分析“政治经济学”概念演变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经济学家使用最为频繁、但内涵指向却差异最大的经济学概念，不仅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时代的不同经济学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亚当•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资源以便创造财富的科学;马克思则认为政治经济学是有关特定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马歇尔认为应以“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无异。而随着近年来“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关于“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更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如关于政治经济学和新政治经济学概念界定及研究趋势的分析，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讨论的热门话题，其中国内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杨龙(2000)[2]、陈振明、黄新华(2004)[3]、贾根良(2004)[4]、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马克•布劳格(Blaug)一直强调，经济思想史研究最为关注的，并非某些经济学家的特定理论，而在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即经济思想的成长[8]，或按照熊彼特所强调的，是对经济分析史的考察。“所谓经济分析史，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9]15如果用哲学语言来表述，经济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经济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发展的历史。马春文认为:“解释政治经济学，就要作一部政治经济学史。”[5]57他强调，对任何学科中的重要名词解释，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复观所说:“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有关的重要抽象名词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导入了‘发展’的观点，从动进的方面去探索此类抽象名词内涵在历史中演变之迹;及在演变中的相关条件;由此而给予了‘史’的明确意义。”[10]1，在“新政治经济学”已成为今日国际学术研究热点、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渐趋成熟、论文和专著大批发表的有利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徐复观所强调的“发展”观点，从动态角度来探索“政治经济学”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演进过程，并藉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当代研究提供更为严谨的分析视域。
二、早期学者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学者的著作中，经济学是从属于政治学的，各种萌芽的经济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学著作中才能找到。这种一切社会科学统归于政治学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国早期学术研究的共性之一。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写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隶这两种关系，首先产生的是家庭。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希腊诗人)说得很对，他说，先营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这就是经济学的最初含义。从词根上来看，“经济”(econom)一词来自于希腊语，它是由两个词组成的复合词，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务”，“nom”的意思是“规则”、“法则”。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经济学代表着“家庭管理的艺术”(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隶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国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国家管理，就成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意。亚里士多德写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种结合，用以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当若干家庭联合起来，其目的不止于满足日常需要时，这就出现了村落。……当若干村庄结合起来成为社团时，其规模已经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给自足，于是产生了城市国家，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续存在，则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很明显，城市国家是自然的产物，而人类则天生是政治动物。”[11]5－6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谓政治，就是集体之事、国家之事，而个人是非常自觉地参与到集体之事、国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与国家管理相统一的，个体经济自然就是国家经济的一部分。此时，政治学与经济学天然统一，个体研究与群体研究天然统一。
三、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概念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这一术语最初出现于17世纪初期的法国，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论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经济学”。[12]13这一术语是针对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概念而提出的，更确切地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城邦经济学、国家经济学概念的引申和强调。在法语中，“政治的”含有宏观的、宏大的含义，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国家等于家庭经济学对于家庭。”[13]1又如麦克库洛赫的解释，“经济(Economy)一词是从希腊字(家或家庭)和(规律)两字演变而来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说政治经济学之于国家，正如家政学之于一个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经济学家使用“政治经济学”一词，主要是为了强调其所分析的是与国家管理相关的经济问题。翻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类似的说法俯拾皆是，可以说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几乎专指与国家资源相联系的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学问，或者说是研究国民财富的学问。在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还未从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中分离出来，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政治经济学并非是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经济学，更不是政治问题的经济分析，他们所强调的是宏观的、整体的经济问题研究，这既是经济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说:“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15]1在斯密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尚未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还在大量借鉴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早期经济学家只能在道德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的课程体系里谋求教职并讲授经济学。正是基于多学科杂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融于一体，既表现出严谨的科学求真态度，同时又抱有强烈的社会变革理想，马克思的《资本论》，可以看作是古典时期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统一的典范之作。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界定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旨在揭示一个特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灭亡)的规律。马克思有关商品、价值、货币、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生产价格、地租、利息等范畴的分析和演变，无疑是采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个别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而有关资本主义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社会的预想，则明显带有规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解释世界主要靠实证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做规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周守正教授所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又是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的统一。[16]研究对象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性经济问题(财富的增长与分配)、研究领域体现多学科交叉与融合、研究方法以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相统一，以上三点，共同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与理论特色。#p#分页标题#e#
四、古典政治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
19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学发展，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经济学日益从历史学、政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而具有其独立的学科属性，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学所独有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正在逐步成熟，经济学的“科学化”倾向日趋显现;二是随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政治经济学日益从原来的宏大或宏观问题的研究转向个人经济行为、尤其是稀缺条件下选择问题的研究。在此趋势下，斯密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逐步为体系严谨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
(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
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写道:“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时候，社会对他就有了裁判权，至于一般福利是否将因为对此有所干涉而获得增进的问题则成为公开讨论的问题。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不影响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利益，或者除非他们愿意就不需要影响到他们时，那就根本没有蕴蓄任何这类问题之余地。在一切这类情事上，每人应当享有实行行动而承当其后果的法律上的和社会上的完全自由。”[16]89－90①约翰•穆勒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当个人行动没有危害到其他人利益时，即不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伤害时，政府不应对个人自由有任何的干涉。私人领域与社会领域应该天然地分开，政府所应充当的职责仅限于社会公共事务，其余的，则由“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如果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论述，那就是说，私人领域可以通过自发的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当有人破坏最优均衡时，政府才有权干涉。这样，个人与国家、经济与政治、市场与政府被区分开来。这一区分使经济学研究开始向“私人部门”倾斜，“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意指国家的、宏大的)含义开始淡化，基于研究领域的划分(见表1)，“政治经济学”概念开始向“经济学”概念过渡。
(二)内维尔•凯恩斯的“两种”政治经济学
在内维尔•凯恩斯看来，19世纪末的欧洲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一种是“实证的、抽象的和演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是“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二分法”实际上是对当时“英国学派”与“历史学派”相互对立情况的客观反映。内维尔•凯恩斯非常明确地将政治经济学划入了社会科学，而非政治科学。“不论从什么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最好被描述为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如果要在社会科学与政治科学之间画一条界限，尽管有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名称，它仍然应该被归为前一类，而不是后一类。虽然有时候它也需要关注政治的法律的条件，但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人们的政治关系。”[18]61在内维尔•凯恩斯看来，“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便是一个与经济现象有关的学说的整体。”[18]2在这里，政治经济学(作为严谨的社会科学体系)不应再成为政治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的附庸，政治经济学应该从多学科中分离出来而有其独立的科学形态。如同班克斯和哈努谢克所言:“这种学科分立的最重要含义是走向更高程度的专业化。经济学家专心致志地研究市场活动，并在很大程度上将政治与制度结构视为给定。另一方面，政治科学家们则致力于研究在非市场状态(nonmarketsituation)下制度如何与个体互动，以及个体如何为制度塑型。这样的专业化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尤其是，在限制了研究的范围之后，许多分析变得更易于处理了。此外，由于理论发展的模式、经验分析(empiricalanalysis)所要求的数据，以及理解不同领域差异所要求的专家知识，‘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分立推动了各自领域知识的快速发展。”[19]2
(三)罗宾斯的“经济学”概念
在经过约翰•穆勒、内维尔•凯恩斯和马歇尔的多年铺垫后，对“经济学”概念变革(去除“政治”二字)做出精辟总结的是莱昂内尔•罗宾斯。在那本著名的小册子《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罗宾斯着重论述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Science)的独立属性。他为“经济学”下了一个非常“纯粹”的定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用稀缺手段达到既定目的所引发的行为。因此，经济学对于各种目的而言完全是中立的;只要达到某一目的需要借助于稀缺手段，这种行为便是经济学家关注的对象。”[20]26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研究具有明确的科学属性，其所关心的是价值中立(即事实判断)的人类选择行为，而不是带有价值判断和主观好恶的带有政治学意味的古典经济学。基于以上分析，罗宾斯将古典传统下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策经济学”，在他看来，政策经济学并非属于经济科学体系，只是应用了某些经济学原理的政论文。罗宾斯指出:“在诸如詹姆斯•斯图尔特爵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些早期著作中，政治经济学泛指所有的有关经济科学以及经济政策理论的全部论述。……然而，近年来人们习惯于把‘政治’一词去掉，用‘经济学’这个词单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描述，而把有关什么政策才符合需要的讨论，归于另外的、尽管与前者有关但又与其明确区分开来的特殊的研究范畴。……这种划分方法有两点好处。其一，它同时分清了个人和集体在实现目的时会这样或那样受到资源稀缺的制约的行为的活动范围，其二，同时它也抛弃了，或者说意识到应该抛弃任何如下的假设，即对这些行为的概括中本身具有任何规范化的前提。”[21]5－6罗宾斯的论述非常清晰地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差异:(1)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群体和国家，而新古典经济学更多地强调个体;(2)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难以摆脱政治学的束缚而成为多学科杂糅的学科体系，而新古典经济学则获得纯粹科学学科的外衣;(3)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的杂糅，而新古典经济学则以实证分析为圭臬，具有纯粹的科学属性，这也正是Economics与Economy的区别所在。①
五、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兴起与述评
在方法论革命的推动下，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作为研究个体选择行为的纯粹科学的理论基石已经奠定，但始终未能真正摆脱“政策经济学”的“干扰”。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从凯恩斯到加尔布雷斯，从阿罗到布坎南，在西方经济学界，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出现了复苏，更出现了所谓“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ics)研究热潮。#p#分页标题#e#
(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复兴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以马歇尔《经济学》为代表)统治经济学的最初岁月里，“政治经济学”已经从主流教科书中淡出，在完美的局部均衡的理论框架下，“看不见的手”使得经济活动秩序井然;而政府则恪尽职守，努力地扮演好“守夜人”。但1929—1933年“大萧条”的当头棒喝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再次将目光投向社会公共领域，去关注失业和社会问题。“凯恩斯革命”导致“宏观经济学”诞生，研究者对国民收支、公共财政、税收、失业等问题的关注，使得“政治经济学”再次回归到经济学研究的主流视野之中。因为理智的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22]5随着经济学家对国家经济政策和政府经济职能研究的深入，不仅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再次回归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视野，规范分析也再次成为经济学家争论的热点，如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这些著名经济学家，都曾撰写大量政治经济学评论文章。20世纪60—70年代，随着西方世界尖锐的政治、经济矛盾频繁爆发，敏锐的经济学家已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时代已经来临。而为了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区分，这一时期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家，都喜欢以“新政治经济学”来标榜自己的理论创见。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与引申
与内维尔•凯恩斯所谓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的区分相类似，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的“新政治经济学”其实也存在着两种趋势:其一是上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继续将多学科分析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问题的探求之中;其二则是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和分析工具为基础，不断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视域。在这两种趋势中，第二种趋势已日渐占据主流地位，与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依附于政治学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在新政治经济学时代，政治学正日益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以方法论为基础来界定“新政治经济学”，则更应该称之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Neo－classicalPo-liticalEconomics)，如AllanDrazen所说，“新政治经济学不是对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简单复活。虽然其特征是它对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一问题感兴趣，但新政治经济学主要还是根据它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来定义的。具体来说，它主要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对经济的重要性来定义。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不仅体现在运用数学方法这种形式化的意义上，而且表现为它还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因此，新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特色与其说是它的研究内容，不如说是它的研究类型。”[23]4与Drazen的观点相一致，TorstenPersson和GuidoTabellini在其合著的《政治经济学———经济政策解释》一书中，也将当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分析工具(包括博弈论)应用其中，借助精妙的数学工具，古老的政党问题、投票选举问题、利益集团问题、国际贸易问题等等，都采用了新颖的研究范式。[24]
(三)公共选择理论———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研究，公共选择理论①无疑是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众多流派中最具开创性的一支，并且代表着主流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新古典经济学往往对社会选择(socialchoice)和公共选择(publicchoice)问题避而不谈，这主要是受穆勒“二分法”的影响，即公共领域的问题只要交给政府去办就可以，制度是经济体系(私人领域)的外生变量，不需要过多关注。但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对私人领域的影响日益加强，于是，围绕公权与私权关系而引发的政治问题(社会选择)，也日益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阿罗指出:“在资本主义民主下，社会选择基本上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投票，通常用于做‘政治’决策;一种是市场机制，通常用于做‘经济’决策。”[26]11在新古典经济体系下，一般只研究市场上的个人选择问题，而很少关注集体选择。自从阿罗提出“不可能性定理”后，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将个人偏好进行加总来实现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或者说，在单个投票者偏好既定的情况下，应当选择怎样一种社会形态。这实际上也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不同的投票规则下投票者所能获得的利益是不同的，因此就使得当事人(投票者)慎重投票，否则投票结果将直接影响自己的收益。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效用最大化的商品，而在政治市场上，人们则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为其带来最大收益的政治家以及政策法律制度。根据汪丁丁的描述，公共选择理论有三个最重要的假设:(1)方法论个人主义，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一群“个人”的行为和个人对行为的“理解”构成的，这个视角或思路，一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2)“经济人”假设———所有政客关注的私利，并不比一般老百姓更少，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假设;(3)“政治交易市场”(politicalactivitiesasexchanges)假设，即把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看作市场交易行为，以权力为媒介，政治市场与产品市场并无差别。[6]46这三点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中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坚决贯彻。虽然公共选择理论常常被认为是经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但由于其在研究方法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直接继承，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公共选择理论乃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流派。
(四)“经济学帝国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领地拓展
从公共选择理论引申开去，可以发现，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的众多经济学流派，都带有浓厚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味道，即都是试图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去解释曾经被新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公共领域内的问题。施蒂格勒的规制经济学、科斯的产权经济理论、诺斯的新经济史，再加上阿罗和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这几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共同之处即在于他们都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制度和制度变迁、社会成本、政府和议会、公共选择、民主选举、反垄断等问题再次成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p#分页标题#e#
更进一步说，加里•贝克尔关于家庭经济学和人力资本的研究则使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触角逐步伸向全部社会科学领域，已演变为“经济学帝国主义”。法和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种族经济学、宗教经济学、性别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显示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生生活力;一时之间，政治的经济学、社会的经济学、伦理的经济学、认知的经济学都出现在学术舞台之上，经济学得以再次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交融。但这次交融，已不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原初社会科学的简单延续，而是对古典时代多学科融和的一种“扬弃”，是在承认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基础上的一次“超越”。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经济学”到公共选择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等新政治经济学流派的发展，再到“经济学帝国主义”大厦的建立，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被最大限度地拓展。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正以其自身的研究优势而越来越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新浪潮，并预示着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6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态经济学;环境
一、经济增长与超载的世界
经济增长支配着当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政治、科技、文化等都必须服务经济增长。现行的经济、政治、社会系统稳定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尽头的经济扩张和与此关联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高税收才能减少赤字；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政府财政需要更多的收入；维持社会凝聚力也需要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至上主义”已经让世界超负荷运转并恶化了环境问题、气候问题、收入不均等问题。世界经济在增长，但生态系统不会随之增长。增长意味着更大的嘴巴和更大的消化肠道比之前更快速地把更多的资源转换成更多的废物，以满足经常性破坏性的个人欲望（Daly，HermanE，2014）。当今天的科学家们谈论气候变化条件下“沙尘暴”越来越多时，实际上预示着一种剧烈的生态与社会的改变。这些可预计的危机也必将带来剧烈的后果（HannahHolleman，2018）。
二、生态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过程
生态经济学所涉及的主题贯穿整个人类历史。自古希腊人以来就一直争论着，包括财富创造的极限、美好生活的意义、如何实现个人福祉和社会福祉、伦理与行为、价值认识论和炫耀性消费的心理和社会影响。这些现代主题的推理与观念线索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资料中均可检索到，并唤起很多被主流经济学家遗弃和忽略的话题，包括亚当•斯密（1759）有关社会动因的作品、马尔萨斯（1798）关于人口与贫困的作品、杰文斯（1865）关于对再生能源依赖的作品、约翰•斯图尔特•米尔（1848）关于稳态经济的作品、马克思（1867）关于剥削、阶级冲突与资本积累的作品、凡勃仑（1899）关于演进制度分析和炫耀性消费的作品。Ruskin（1862）最有名的经济学的浪漫主义批判作品也与这些主题相关联。Becker（2005）、Christensen（1989）、Smith（1980）、Spash（1999）的作品也是生态经济学历史脉络中的一些有限尝试，但最具价值的是MartinezAlier（1990）关于能源—环境方面的论文。生态经济学虽发轫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但六七十年代也仅有滥觞之力，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表达了至今仍旧流行于生态经济学的思想，如K.WilliamKapp（1961，1963，1978）研究了经济学与环境的关系，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著有思想史、方法论和基于环境问题制度分析的广泛写作。但其不为人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批评在广度与深度上远远领先于那个时代。Polanyi（1944）和Galbraith（1958，1967）有关现代工业经济的著作各自涵盖了自我控制市场经济体与公司的兴起，两者都明确地将其主题与环境退化联系起来。20世纪60年代，《寂静的春天》（RachaelCarson，1962）和《人口炸弹》（PaulEhrlich，1968）的出版预示了对环境问题一种更普遍和广泛的社会觉醒。经济增长问题也被置于议程之中（Boulding，1966；Mishan，1969）。流行文化中，嬉皮士运动倡导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去物质化、选择简单随意公社式的生活。不过，流行的环境文学作品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风生水起，然后进入到经济辩论之中。辩题也从人口增长（EhrlichandHoldren，1971）扩展到对经济增长的一般限制（Meadowsetal，1972）、对生产方式的质疑（Schumacher，1973）和增长对社会的巨大影响（Hirsch，1977）。与此同时，激进的环保主义也在孕育之中（Abbey，1975）。在经济学里，能源危机是吸引注意力的主要的环境问题（Commoner，1976；Tanzer，1974）。但这遭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轻蔑与反对（如Beckerman，1974），这类经济学家过去和现在都与公众认知大相径庭，对技术工业污染给这个星球上的生命造成的威胁不以为然。滴滴涕与人类和动物的出生缺陷之间的关联性是一个开端，武器测试的核辐射、核工业事故、温室气体、臭氧层空洞、酸性沉积物、滥伐森林陆续成了政治议题和国际研究项目。工业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强加给人类很多的怨恨、忧虑、恐惧和无奈。以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而言，经济增长具有恶劣的误导性（Mishan，1969）。人们认为，环境包含一系列被忽略的和经济学以外的价值（Krutilla，1967），但这些必须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和福利理论框架（Kneese，1984）。最基础的访谈数据结果对人类心理学与动机的经济模型提出了质疑（Spash，2008）。在正统经济学内部，偏好功利主义、最优控制模型、折现、一元论价值体系和教义化的数学，严重限制了批评、创新和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的能力。然而，环境经济学家也没有能力开宗立派，他们固执地教授一个核心模型，将污染描述为易于纠正的两个参与者之间的局部问题，是一次性的市场失灵（Spash，2010）；更糟的是，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将污染视为一种最优行为（Mishan，1971）。因而，20世纪70年代，那些对环境问题发表激烈评论的经济学家普遍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在那个十年被边缘化了，其因在于他们的评论太具强烈的革命性。GeorgescuRoegen（1971）发表了一篇经济熵的文章，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长远地看，增长是不可行的。而政策需要基础性改革。他从人口规模、生态系统压力到变革需要的时间以及人类系统可能变化的速度之间的推理导致对人类社会的怀疑。经济系统与伦理道德判断的分割，既要关注活着的同类，也要关注未来子孙。赫尔曼•戴利（1977，1992）认为，面对经济熵定律和对增长的批判，最好的目标选择是“稳态经济”。否则，大自然的反馈循环将迫使我们这样做，那时可能就是灾难性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生态经济学提供了更多激进文学作品和思想者的潜力。哥斯坦扎（Costanza）属于主流阵营，将其广泛的多产的作品置于新古典主义思想体系之内，包括机械均衡模型和偏好功利主义，而正是它们限制了环境经济学家的早期努力。为实施环境评估，测度与价值问题成为生态经济学的高频议题，部分原因是尝试理论“包装”，以便为采取行动吸引经济和政治支持。后来，环境影响的物理计量技术也被开发出来，如生态足迹。更多的成本，如效益类型的研究也扩展到生态事务当中。但从很多方面来看，如果像在市场上交易人工制品那样处理生态系统会存在严重问题（Spash，2008b）。于是，一种“混改”式的作品出现了，因为没有哪一个经济理论能从过去经济学实践中发展一个连贯一致的价值理论的基本问题。
三、结语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7
一、引言
在古典主义时期，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源于对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梳理和提炼，并且与道德哲学以及政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门注重社会制度改良和生活改善的福利经济学；但是，到了古典经济学中后期，经济学逐渐摆脱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影响，并与道德哲学相分离，从而逐渐发展成一门非价值取向的并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纯理论”科学。发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学受到了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以致学院派的经济学家开始刻意地将政治经济学规律当作“社会物理学”规律、社会进化规律来规范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边际革命将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在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论指导下开始注重演绎分析，并开始大量使用数理逻辑。同时，纯理论研究的兴起使得经济学将其研究重点从“应该是什么”转向了“是什么”，相应地就促进了实证主义思潮在经济学中的壮大，乃至逐渐成为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样，到了20世纪初叶，逻辑实证主义开始取代了旧实证主义在方法论中的地位，并成为20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由此产生出了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计量经济学。
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方法主要是整理事实的归纳法，科学命题可以且应该被经验证实，从而科学应统一于物理学；从这个角度上说，只有实证方法才是科学的，其得出的结论才是客观的。正是基于这种实证主义倾向，现代主流经济学极力批判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而推崇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一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没有将人的主观性排除在外而充满了价值观，从而是不科学的；二者，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着眼于具体问题而没有构建普适性的理论体系，从而是含糊的。问题是，实证主义崇尚价值无涉而批判和摒弃古典经济学以及其他非正统经济学流派，但这里的判断逻辑显然存在严重的缺陷：因为根据实证主义，科学无法对任何价值进行评判，因此，科学永远不可能以某种学说具有价值倾向而否定它。同时，现代主流经济学衷于应用所谓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计量工具进行实证分析，并由此发表了一篇篇“求新求异”的文章，但是，如此甚嚣尘上的实证分析果真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进步和社会制度的优化了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过分偏重于计量实证，现代主流经济学无论是在现象解释、事件预测还是实践指导上都遇到了严重的危机，以致有人将经济学的性质也作了蜕化理解。其实，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看来，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具体理论上都已经过时了，从而不再注重从经济史或经济思想史中汲取营养。问题是，学术研究和思想发展果真可以抛开前人的智慧吗？当前的经济学人果真比以前那些经济学大师更加高明吗？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狂傲自大和自以为是的心态，使得现代经济学人并没有取得多少认知上的进展，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思想深度总体上甚至并没有超越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水平。［1］是以本文对当前流行的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和问题作一剖析。
二、计量经济学贵在统计方法和经济理论的契合
计量经济学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统计资料为基础，运用数学、统计学方法与电脑技术，以建立经济计量模型为主要手段，而定量探究具有随机性特性的经济变量关系的交叉性学科。显然，扎实而严谨的计量模型分析对事物之间因果机理的揭示是有帮助的，因为描述经济现象之间联系的理论模型是整个理论分析的出发点，也是理论检验的必要阶段，从而有助于增强理论与检验事实之间的一致性。首先，即使仅仅限于对数据处理的统计分析而言，它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完善也有这样两方面的作用：一是提出以经验为根据的规律，它可能或不能随后进行演绎的阐释；二是通过检查演绎推理的结果并将它们呈送实验进行检测，对演绎推理予以补充，甚至促使理论前提的修正。［2］其次，计量经济学是数学、统计技术和经济分析的综合，因而在形成之初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经济学特性；这意味着，计量经济学在理论性方面就远远超越了传统的统计学，其目的就是为了有助于因果机理的揭示。这一点在弗里希为《计量经济学》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发刊词中就得到了说明：用数学方法探讨经济学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入手，但任何一方面都不能与计量经济学混为一谈：计量经济学与经济统计学决非一码事，也不应视为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的同义语，同时，计量经济学也不同于我们所说的一般经济理论，尽管经济理论大部分具有一定的数量特征。在弗里希看来，对于真正了解现代经济生活中的数量关系来说，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这三者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一项都并非是充分条件，而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构成计量经济学。关于这一点，法学家耶林也有相似的认识：“在各种科学中，都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写出该科学的历史，因为唯有他们能找到并指明其知识来源，并且获得真正的理解。”［3］
因此，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计量经济学与统计学之间存在着根本性差异。一方面，统计学往往是显示事物本身是什么的事实，譬如，根据统计知识可以说明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生产和消费，也可以根据统计资料来显示一种事物或行为的分布状态。另一方面，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却需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所以，如果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蜕化为仅仅是提供事实，而不去进一步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那么，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更不能由此提出政策建议。例如，萨伊很早就曾指出，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正因如此，欧美学术界对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往往区分得非常清楚：一个是提供事实，一个是机理探讨；有人甚至认为，对那些统计学家来说，观察事物就是简单地收集大量数据，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做了，因而统计学家仅仅是捆好小麦给他人去打场脱粒的人，而他们本身的思想是贫乏的。而且，与国内混淆两个学科的研究者乃至把统计学家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权威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这两个领域的学者也界定得很清楚：经济学家并非就是统计学家，而统计学家也不是想当然的经济学家；譬如，R.Kalaba是动态规划的创始人Bellman的主要伙伴，一生发表过600多篇经济学论文，12本书，但没有人认为他是经济学家，很多人甚至认为他不懂经济学。［4］#p#分页标题#e#
同时，尽管计量经济学出现的根本目的在于：对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预测，并通过对理论的检验而推动假说上升为科学；但显然，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系统过程，而不是主要体现为数据处理。波普尔曾指出，一个假说的检验包含了四种不同的途径：“第一，在这些结论中进行逻辑比较，以此来检验系统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第二，考察理论的逻辑形式，决定该理论是否具有一种经验理论或科学理论的特征，或者决定它是否具有其他特征，如累赘重复等。第三，与其他理论进行比较，以决定在该理论经受住我们的各种检验后，是否构成科学的发展；第四，通过从该理论推导出的各种结论的经验应用来检验这种理论”；而且，波普尔强调，“最后一种检验的目的，在于发现该理论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经受住了实践的检验，而不管这些实践是由纯粹的科学实验提出的，还是由实际的技术应用提出的。”［5］事实上，是否可以通过对数量之间的定量分析来“发现”理论一直是一个引起争论的话题，丁伯根和凯恩斯曾就经济计量学的本质和有用性展开激烈的争论：凯恩斯认为，经济计量学仅仅是对已经在性质上知道正确的经济关系给出一个定量的精确分析；而丁伯根却认为，回归分析可以帮助验证理论并能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
但不管如何，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展出能够证实或证伪经济理论的具有完美逻辑的计量方法，相反，当前流行的各种检验工具都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大多数理论计量学家对这一点都非常清楚。譬如，就20世纪30年展起来的内曼-皮尔逊假设检验而言，它就是“一个有着深刻缺陷的关于归纳推理的理论”，因为“如果没有相应的随机化技术、抽样设计技术以及控制技术，这个假设检验将迅速变成一种对假设为科学的程序所进行调控的合理化过程，这个假设为科学的程序几乎可以产生调查者渴望的任何结果”；同样，这种自我证实的检验也存在其他方面，例如，“如果有无限的自由可以改变变量和判断程序，那么，所谓的‘需求率’仅仅忽视一个指令，一个要不断尝试可选择规格直到得到关于一个价格变量的负系数为止的指令。”［6］正因如此，基于回归分析的计量结论往往是极不可靠的，因为无论把什么数据放进计算机，只要足够多，这分析总会给你一个“验证”的结论；不过，把数据调来调去，或加进新的，这结论很容易被另一个分析推翻。事实上，西方学术界很早就有学者体会到回归分析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玩意，对计算机处理数字也有“废物进去，废物出来”之说；例如，经济统计的泰斗DaleJorgenson就直言，回归分析的困难在于它的不可靠性。
最后，需要指出，我们在评估计量经济学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作用时，还需要进一步区分理论和应用这两个层次：理论经济计量学主要研究如何运用、改造和发展数理统计的方法，使之成为随机经济关系测定的特殊方法；应用计量经济学是用经济计量方法来对既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或者在一定的经济理论的指导下，以反映事实的统计数据为依据，来对经济现象的发展进行预测。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现象要比自然现象复杂多变得多，因此，即使理论计量经济学已经具有相当的逻辑严密性，但由于在影响因素的确定、隔离、抽象以及量化上的困难，它在进行理论检验和预测应用上也面临相当的问题。这意味着，即使今天理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很可能成为未来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主要资产，但是，它在当前的应用价值却很值得怀疑；有学人就认为，当前实证应用一般要落后方法上的创新达30～50年。Backhouse等则指出，直到经济史学家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可得到的数据库资源和现代计算机数之前，对一些领域的更严格的数量分析是不可能的。［7］也即，理论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也许具有很大的（研究基础）价值，但应用计量经济学却很难有实际意义。正因如此，在西方学术界，那些功底深厚的统计学家转向研究计量经济学时基本上都集中在理论计量学方面，因为他们只有在这个领域才可以专注于方法上的研究而发现研究的意义；相反却不用关心那些自己心里根本无底的经济涵义，而后者本身就是他们的弱项。
三、缺失经济理论基础的计量论断之荒谬性
计量经济学本身是基于对经济理论进行严密化这一目的而产生的，计量实证本身是理论探究的一个重要过程，它注重的是对事物内在因果关系的揭示；而计量经济学要实现它的原初宗旨，就需要将计量分析工具和经济理论有机契合起来，要运用人的知性思维对计量结果进行系统分析，并将之与现有理论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这包括假设前提、影响因素以及数据处理等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不能简单地因为一次或少量的实验结果就“证伪”原有理论，除非我们能够建立起一套逻辑严密的解释体系；同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计量结果来预测未来事件或者指导实践，除非我们对计量的假设前提与现实的各种因素作了仔细辨识。在很大程度上，只有揭示出事物之间作用的因果机理，我们才可以获得理论上的增进，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举一个例子：1847年I.Semmelweiss发现，如果医生在为待产孕妇接生前将手洗干净就会大幅减少产妇的死亡人数，但当他将这一发现告诉医学同行并劝他们改变行为方式时，得到的却是嘲讽，甚至自己也被逼疯而以自杀了结一生。究其原因，Semmel-weiss还没有发现洗干净受减少孕妇死亡的因果机理，也就没有建立起一套真正的理论。而直到后来L.Pasteur和J.Lister完成了细菌理论，对卫生为何至关重要作出了因果机理的解释，医生每年才认为手术前洗干净手是必要的。但不幸的是，当前绝大多数从事统计分析或计量实证的经济学人都是出身于数学、统计学或物理学领域的，他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素养，简单地依靠计量分析不仅无法揭示作用机制，反而常常得出一系列荒谬的论断。
亨利•庞加莱曾写道：“科学是由事实逐步建立的，正如房子是由石头渐渐垒砌的一样；但是，一堆事实并不是科学，正如一堆石头不是房子一样。”［8］显然，单纯的计量实证至多能够提供有关“是什么”的事实，却无法揭示“为什么如此”的原因，从而也就无法直接导向理论；正因如此，计量分析必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只有具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功底才能从计量实证中挖掘出因果机理并将之上升为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如果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指导，而仅仅凭一些非常片面而狭隘的数据处理就得出结论，那么，往往只会犯下“瞎子摸象”和“见树不见林”的闹剧。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例如，传统的观点认为，饭后不要马上就躺下不动，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但是，目前一些学者凭借其狭隘数据的实证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饭后走路对身体健康很不好。再如，传统观点认为，必要的性生活对维持一个人的身心健康是必要的，它有助于舒缓人的精神压力并进而活跃人的思维；但是，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性生活会钝化人的智力。所有这些结论似乎都有数据的支撑，从而符合现代经济学强调的客观性要求；但是，所有这些结论却没有能够揭示机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如此”。读者不要急于反驳说，这些似乎根本与经济学研究无关，不仅它们所研究的东西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分析的结论也与经济学理论似乎没有任何关系；相反，确实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就在做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经济学人已经将盛行于经济学界的计量方法和实证分析推广到绝大多数领域，而不管这个领域是否属于传统经济学的。例如，笔者在英国Exeter大学经济系访问时参加了系列seminar，其中一位主讲者的题目就是“人的胖瘦与学术成就的关系”；他在计量的基础上得出“研究”结论：肥胖会妨碍学术成就。再如，一个更为荒谬的实证研究是英国华威大学的青年经济学人巴克斯所作的，他自我感觉长相不差，但在30岁之前却有3年找不到女友；于是，写出了一篇《为什么我没有女友：应用德雷克公式在英国找寻爱侣》的论文而宣言，在茫茫人海寻觅真爱人的几率仅比在浩瀚星海中寻外星人容易一点。其做法是：把1961年发明的德雷克外星文明数量公式（DrakeEquation）中符合外星文明条件的变量转为自己的择偶条件，先考虑全英女性人口，再以“伦敦女性人数”、“适合年龄层（即24至34岁）”、“有大学学位”以及“外型具吸引力”等因素逐步缩窄范围；运算结果发现，全英300万女性中仅26人可能成为他的理想女友，而一晚外出可以结识到这些女子的机会仅为0.0000034%。［9］显然，这种研究是荒谬的，因为人类的真爱本身是社会性，需要互动和相互付出才可以得到，而不是符合某些客观条件；事实上，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这种思维，真爱反而很容易获得，因为只要将个人偏好输入互联网进行匹对就行了。#p#分页标题#e#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所谓的“研究”都不是传统主流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甚至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具有基本知识的领域；但是，在现代经济学的学术取向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人却转向了这方面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篇篇“前沿”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在实证拜物教以及求新求异学风的支配下，现代经济学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一者，经济学家可以与任何学科进行联合研究，而不需要相关方面的基本知识；二者，经济学家运用计量分析对一些新领域进行分析而往往会得出一些新的结论，而更不需要探索其内在的作用机理。譬如，目前经济学界有人多文章探讨教育的收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最优教育水平的选择等问题，但是，他们却对教育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几乎一无所知，不了解公共教育与私人教育间的差异，不了解自然科学教育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间的差异，不了解教育收益的社会外部性，甚至也不了解教育对个体偏好的影响；但就是这些人的研究，却要为国家教育提供政策建议，这岂不可笑！即使在传统的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例如，过去20，30年里发展经济学家十分钟爱的“跨国增长回归”的统计学方法久主要依赖于数据集的精心搜集整理，这些数据只要能够描述大量国家多年的GDP、政治体制、教育程度以及其它变量，然后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然后观察一国经济中有哪些特征与经济增长相关。显然，这种研究策略可以并已经得出了太多的答案了。2002年，发展经济学家RomainWacziarg用尖刻的笔调写道：“那些宣称可以促进人均收入增长的灵丹妙药中，包括高有形资本投资率……低生育率、距赤道远、低热带病发病率、临海……和条件适当的外国援助。”我已经省略了瓦奇亚克列出的17项“灵丹妙药”，他还指出，这个名单“正变得越来越长，永远列不完”。［10］而且，利用这种跨国增长回归而证明的大量统计学关系中有不少是相互矛盾的：如有的证明外国援助能够促进增长，有的则说不能促进增长，还有的论证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促进增长。
尽管统计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站不住脚甚至是荒唐可笑的，将统计学关系转变为一项可行的政策就是非常困难，但现代主流经济学人却往往要基于其实证研究而提出政策建言。举目前在西方社会正日益勃兴的气候和环境经济学为例：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大气和环境的作用机制知之甚少，要简单地通过数据的处理来对相关问题指手画脚。譬如，2009年下半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会议之际，我在英国Exeter大学参加一个Simenar就涉及这类主题，主讲者的大致结论是，计量数据表明，GDP的增长以及二氧化碳的排放与全球温度上升并没有正相关性，因此，长期被认定为“二氧化氮排放量增加会引起‘温室效应’”的结论是不成立的，全球气候会议制定的二氧化碳减排方向根本是“庸人自扰”。确实，迄今为止所使用的气候模型大多未能预测近年来的温度骤增情况，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些模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更不要说，目前有关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数据本身也存在问题；而且，即使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没有问题，目前也没有二氧化碳排放与温度上升间正向关系的研究发现，这也不能得出不应减排的主张。一者，影响气温变化的因素除温室气体之外还有其他诸多因素，如浮尘对阳光的遮挡、城市化产生的“热岛”、海洋对热量的吸收而导致大气变暖的滞后，以及地球本身也许正处于“寒冬”周期，等等；二者，即使二氧化碳排放导致的气温上升可以为其他因素的变化而抵消，也不能得出二氧化碳减排无足轻重的结论，因为二氧化碳排放为人类也会带来其他危害，这包括环境污染导致的基因变异、疾病爆发，甚至直接影响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心情，等等。此外，即使气温变暖是一个确切的事实，我们也无法由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证实高温是由气体排放造成的温室效应所引起的，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逻辑机理的分析以及其他经验的推测。一者，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已表明，二氧化碳分子能够吸收红外线辐射，从而使得温度变高，这也很容易在实验室中得到检测；二者，天文学的观察也表明，有高密度温室气体的金星的地表温度达到了水的沸点的多倍，而缺乏温室气体的火星的地表温度非常低以致水无法以液态形式存在。
显然，尽管作为处理经济数据以剖析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一门日益精确工具，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实证方法和计量工具是无可厚非的：一者，它可以使得纷繁芜杂的社会关系变得清晰，从而可以更清晰地对现象进行描述和刻画；二者，它借助数学逻辑而有助于认知的严密化和精确化，从而有益于思想的发现和传播。但是，我们必须清晰，计量结论仅仅告诉了我们一些事实，而这些事实并不能展示现象背后的本质和因果机理，而这一切又有赖于研究者的智性思维。一般地，不同学者对同一“事实”的解读往往是不一样的，而解读的合理程度则与他的知识结构和理论素养有关：一个学者的知识结构越广、理论素养越深，那么，他就越容易通过现象挖掘本质，其得出的结论也就越真实。不幸的是，随着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教育越来越偏重于数学技能而越来越忽视基本的思维训练，现代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者也越来越缺乏足够的经济理论素养；相应地，他们就无法正确合理地使用计量分析工具，甚至往往误读了计量结论。诺思写道：“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11］显然，当前计量经济学领域就是如此：大多数经济学人只关注如何应用这些计量工具而很少探究这些方法在对研究经济现象的适用性，而且，这些大量形式优美却没有经济理论内涵的计量结论往往很难经得起思辨逻辑的耙疏，甚至很多结论本身就是缺乏基本常识的，但是，它们却往往被当做“创新”和“洞见”而传播。正因如此，我们对这些“洞见”应该持有最大限度的审慎。
事实上，实证主义首先盛行于法学中，而这种取向在兴起之初就遭到耶林等的批判。耶林写道：“实证主义是法学的死敌。因为它将法学贬低为手工艺，故而法学须与其做殊死斗争。倘若法学不能随时保持警觉，那么，实证主义所散布的杂草种子，就会迅速蔓生，使各种科学窒息于其下”，“实证主义意味着逃避独立思考，献身于那作为无意志的工具的制定法”。［12］“关于法律的历史书写，为了要达到能真正理解其发展历程的阶段所走上的道路，会要求人们将史学家、法哲学家与法学家合为一体，来进行探讨活动。谁若是缺少法学教育背景就来承担这样的任务，那么他总是会面临一项危险，亦可能会忽略实际法律上的动机所造成的影响。本身完全不懂法律的人，如何能够正确理解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法律？本身不熟悉过去时代中实际利益与专门法律要素的人，如何能够正确判断这些利益与要素的实效？……（但在实务法学家的圈子里却存在这种偏见，）仿佛一个完全不了解是无法学的人，也能够成为一位杰出的法律史工作者”，“另一方面，史学家与法学家倘若不将法哲学当作付诸手段而援用之，则他们也有可能错认其所担负之任务。这样的危险并不比较小。毕竟，法律道德各种驱动力，并不完全存在于纯然的实务面向上；应该说，伦理的面向总是跟它衔接在一起。”［13］显然，这也为从事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提供警惕。#p#分页标题#e#
四、简短结语
经济学家论文范文8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数学化；均衡分析；动态分析
自19世纪以来，数学的发展为经济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经济学家大量地将数学运用到经济学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就连过去较少使用数学的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现在也充斥着复杂的数学公式。数学被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迅速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可，他们认为数学可以使问题量化，运用清晰的逻辑将复杂的经济问题解释清楚；而随着经济分析被引入越来越深奥的数学，也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重视数学，忽略事实，轻视了逻辑思维在分析问题中的地位，高度数学化的经济学真的是宏观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吗？这一问题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此，本文针对当前的宏观经济研究数学化趋势作出分析与建议。
一、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起因和表现
数学化是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总体上的认知，数学被引入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虽然有着漫长的历史，但随着时代和发展阶段的不同，数学在宏观经济学中的地位也大有不同。现在的宏观经济学数学化主要表现在研究过程已经没有使用纯语言的表达和分析，往往都是借助复杂的数学语言和模型进行分析。
（一）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起因
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通常把凯恩斯在1936年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简称《通论》）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标志，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建立的现实要求，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宏观经济学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经济计量学和数学在微观经济学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为宏观经济模型建立以及运用宏观经济模型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指导起着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数学化趋势最根本的起因主要是其研究问题的依据和分析工具。它依托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出发，通过行为人的各种行为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究均衡状态下的最优化，而数学刚好为其提供了研究这些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数学模型又为解释这些经济现象和理论提供了平台，例如供给———需求曲线模型被广泛应用到市场优化配置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制定中。除此之外，边际分析理论、计量理论等数学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学化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也是宏观经济理论迅速发展的动力之一。
（二）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表现
1.数学模型成为经济学家的主要分析工具
数学作为一门严密精确的科学，经常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被引入到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去，数学模型成为经济学家主要的分析工具，它使得经济理论模型化、定量化。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理论研究，指运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证明一种假设；而另一种是现实问题研究，其主要通过运用数学模型对实际统计数据的分析去检验某种假设。这也是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的主要表现。从最初古诺在经济学中系统地使用数学到后来的瓦尔拉斯运用数学方程组建立了一般均衡理论再到今天的经济学发展（崔殿超，2013），数学模型在宏观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当一种经济理论被提出，就会抽象出数学模型，然后根据数学模型提出假设，确定未知变量进而进行分析论证，最终得出经济结论，进行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对现实的经济问题进行指导。如今的宏观经济学分析已经不在单纯地使用文字语言来表达，而是随处可见的数学模型、数学公式，甚至部门、地区乃至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和经济计划管理，都需要有专业的数学人员进行分析和计算。数学模型和分析方法渗入到经济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另一方面，从近年来在经济期刊杂志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运用数学模型的经济论文数量惊人，占比高达90%以上，这也充分说明如今经济学家在进行宏观经济学研究时已经离不开数学模型。
2.最优化和动态均衡等经济分析方法的产生
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最优化和动态均衡等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产生。当你在进行宏观经济研究时，认为或假定经济变量是最优，那么就可以以最优化为工具构造一个关于主体行为的最优化模型；如果认为或假定市场是均衡或一般均衡的，你就可以以均衡或一般均衡作为工具构造一个均衡或一般均衡模型。萨缪尔森对宏观经济学数学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经济分析基础》中系统地阐述了运用极值为基础的最优化分析，他提出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最优化问题。而最优化分析方法就是依托数学的各类极值模型建立，对各经济变量取极值，试图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而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又一重要成果就是动态均衡分析的产生，并被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它假定经济在每期和每个时点永远处于均衡中，所有经济人的各类决策通过各个市场达到一般均衡。之所以能实现长期和短期都达到均衡,是因为在进行研究时对所有变量都假设同时处于均衡状态,而不是个别变量,或者是某些特定的市场处于均衡状态的局部均衡。与动态均衡分析相对应的是静态均衡分析，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学家们发现静态均衡分析大多是与实际不相符，因此现在多用动态均衡分析方法进行宏观经济研究，例如金融、国际贸易等问题大多使用到这一分析方法。这也是宏观经济数学化的重要成果之一。
3.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产生
20世纪之后的宏观经济学数学化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不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且推动经济学逐步走向科学化、规模化、专业化，使经济学成为了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出现了许多经济学分支，如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等学科方向。计量经济学往往是从实际数据入手，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针对经济现象建立经济模型。量化、模型化、计算化成为了这类经济学的标志，这也把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带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学科都是依托经济模型而产生的，而经济模型又是由数学发展而来的。因此计量经济学等学科的产生是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如今，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高校经济学专业的必修课，学生们必须能熟练地运用计量知识建立经济模型，根据所搜集的数据对经济问题作出分析和预测，进而指导现实经济发展。由此可见，计量经济学等以数学为基础建立的经济学科已经成为宏观经济研究的基础，这也是宏观经济数学化的重要表现之一。
4.数学家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得主
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趋势还表现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为经济学做出贡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拥有数学学位或理工学位的占到得奖者的一半以上，而获奖的大部分经济理论都用到了复杂高深的数学知识进行论证与阐述，所涉及的内容几乎涵盖了数学的所有领域。从现在主流宏观经济学角度来看，不懂数学知识或不懂得运用数学语言的经济学者是不被认可的，是否使用经济模型也成为衡量一篇经济研究成果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如今的大学经济学培养中，就要求学生们必须熟练地掌握运用数学去分析经济问题的能力。由此可见，数学化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必然发展趋势。
二、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辨析
宏观经济学研究正在一步步地数学化，这已经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数学的研究不仅为宏观经济研究提供了工具，也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然而，一些经济学者和数学家对这一趋势持有不同的态度，他们的争论也随着数学化的宏观经济学解释不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的中国股市动荡而升级。
（一）宏观经济学需要数学
赞成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学者认为，运用文字语言进行经济研究时逻辑往往并不严谨，这就需要在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论述和交流中使用数学语言。具体米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数学的帮助下，宏观经济学形成了一个逻辑严谨的理论体系。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侧重于从宏观经济总量出发，在掌握整体经济运行规律的同时，运用数学和模型描述和推导各种经济理论，公理化方法和最优化与一般均衡的指导下，所有的经济问题都可以通过提出假设，然后运用逻辑演绎和数学推导得到理论假设，最后再进行模型检验，例如运用大量数学理论描绘和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第二，经济理论采取数学形式，促使经济学朝着定量化、精密化和严谨化方向发展，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融合的“严密”学科。经济学的数学化“简化”了经济分析，使经济理论实现了模型化，同时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使得经济学更加定量化、精密化和严谨化。第三，从现实层面分析，数学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提高经济理论的实用性以及经济政策的科学性。经济学数学化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大量使用投入产出模型、经济增长模型、最优化模型等，这样带米的结果是经济学对社会的作用更为明显和直接。综上所述，部分数学家和经济学家极力推崇数学与宏观经济学实现融合，他们把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寄托在数学上。
（二）宏观经济数学化的迷失
数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但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必须在经济研究合理范围内才能对宏观经济发挥作用，否则，滥用数学可能导致本末倒置，使宏观经济研究迷失方向。这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脱离了现实经济。利用数学逻辑，我们面对经济问题时确实可以提出假设，得出结论，可是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有时并不能真实地反应现实经济，不具备现实意义，那么利用数学得到的经济规律就失去了应用的意义，成为了单纯的思维游戏。其次，在经济领域中，并不是所有因素都可以被量化的，例如经济行为人的社会关系等，而数学公式和模型的应用却忽视了这些不可量化的因素，使其研究结果与现实相差甚远。第三，主要表现在数学模型中的假设条件与现实不符，经济学模型最核心的假设就是最优化和均衡，而这两种状态在现实经济中是不存在的。但数学逻辑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决定了其必须满足这些假定条件。就像运用数学分析的最经典的经济形态———完全竞争经济就是虚构的（崔殿超，2013）。最后，由于定量分析备受各期刊杂志的推崇，使得一些经济学家可以用建立模型，他们先确定数学表达式，然后去搜集符合公式的数据，从而得出一些经济理论，这完全违背了宏观经济研究的目的（李燕然，2010），这是一种形而上学主义，导致宏观经济研究步入歧途，远离现实经济生活。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一定程度上束缚了经济学家的思想，盲目地推崇数学模型，忽视了其他角度和方法，从这个层面来讲，数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宏观经济的研究。而当前的宏观经济学就被数学化分析方法绑架了，使得它逐渐暴露弊端，脱离现实（崔殿超，2010）。
三、树立宏观经济学中应用数学的正确理念
从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历程来看，在经济研究中更多地引入演绎逻辑的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韩兆洲，2004）。我们要顺应这种潮流，在经济研究中适当地引入数学工具，使我们的经济朝定量化和精确化的方向挺进。然而，经济学和数学这两门学科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性质与检验方式和是否可以在人为的条件下进行重复试验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在经济研究中，数学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在面临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时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因此，在经济学研究中，经济学分析中使用数学方法不能像在自然科学中一样得心应手，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态度来面对这种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趋势。
（一）数学方法是手段而非目的
首先我们需要强调的是数学是研究宏观经济的一种手段、一种工具，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只有认清这一现实关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在宏观经济研究中运用数学的尺度。而现在有些数学家甚至是经济学家把宏观经济数学化当成了最终目的，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外汇和工资水平等，并不是把数学和经济学实现融合。数学只是宏观经济学研究发展的工具手段而已，利用数学可以更严谨、更科学地对经济现象进行分析，把抽象的经济现象通过数学模型和公式表达出来，让我们更清晰、直观、科学地把握经济问题，制定经济政策，进行经济预测，而不是一味地强调宏观经济学与数学的融合。我们要实现坚持经济学为主体，数学为宏观经济学研究所用，不能本末倒置，滥用数学，盲目追求宏观经济学的数学化。我们最终的目标应该是将数学化的分析方法与解决经济问题相结合，有效提高宏观经济学解决现实问题的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增加国际收支等经济发展目标。
（二）注重数学方法与其它方法的结合
除了要认清数学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外，还应该认识到数学只是我们进行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之一，而非全部。部分数学家以及经济学家把数学奉为进行宏观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无限制地运用数学，这种研究方式导致经济学严重脱离现实，成为了一种思维游戏。宏观经济学既是一门自然科学，更大程度上是一门社会科学，而数学的喧宾夺主，驾驭了宏观经济学，使得经济学家成为了数学的奴仆，这种趋势最突出地表现在宏观经济学逐渐丧失了其社会科学的特征，例如对现实经济生活问题的解释，对经济行为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总结，对经济政策的指导等，这反映了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所用分析工具的单一性。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社会科学学科，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多个学科之间交叉，呈现出多元化。因此，我们在研究经济问题时，就需要运用多种分析方法，包括制度分析法、历史归纳法等并与现实情况相结合，才能得到合理的经济理论。由此看出，数学只是宏观经济研究的方法之一，并不是全部，这是在宏观经济数学化大趋势下，我们必须把握好的。
（三）不能用数学的逻辑代替经济学的逻辑
宏观经济研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应该做到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不能单纯地用数学的逻辑代替经济学逻辑，只重视定量分析而忽视定性分析。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规律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可以用数学公式准确的描述出来，而社会规律受多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是非常不稳定的，变化多端。宏观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受复杂微妙的心理因素影响，很难单纯地用数学逻辑去推理，宏观经济理论研究还应该从自身特殊的研究角度出发，来总结分析经济现象内在的规律。而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必须先提出假设，而这些假设条件注定了它不能无条件地适用于各种经济形式、领域，这意味着这些理论可能会失去对现实经济的指导作用。尽管对于宏观经济学数学化仍然存在很大争议，我们无法改变这一趋势，但必须做到在宏观经济研究过程中，注重从经济角度出发考虑问题，运用经济学逻辑而不是数学逻辑分析问题，而数学只是我们表达和分析经济见解的工具，不能用数学逻辑替代经济逻辑。
（四）加强数学运用与现实的结合
数学化的宏观经济学严重脱离现实，成为了凌驾于现实经济之上的纯理论，违背了宏观经济研究的目标。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数学模型和公式下的宏观经济研究并没有预测到也不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更不能给出指导性的经济政策应对金融危机(崔殿超，2014)，这使得很多学者对数学化的宏观经济研究产生了质疑。一味地追求数学语言解释宏观经济，却忽视了对解释经济现实的关注，也没有建立现实与模型相结合的分析方式。因此在宏观经济学数学化的趋势下，我们更应该做到加强数学运用与现实经济的结合，平衡好数学与经济的关系，完善经济模型，提出合理的假设，有些时候部分学者耗时耗力在数学模型上，最后却得出对实际应用没有任何帮助的结论，这使得宏观经济研究失去了意义。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无用功，在研究问题之前，就应该做到以实际出发。立足于现实经济问题，提出合理的假设，运用经济逻辑与合理数学模型相结合进行宏观经济研究，这样才能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指导宏观经济，以实现经济增长。宏观经济学数学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们不能盲目排斥，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学化的宏观经济学存在着弊端，我们在追求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同时，更应把立足点放在经济学本身，不能用数学逻辑完全替代经济逻辑。数学作为一种工具，应当是为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服务的，而不是无限度地把经济学变成数学，这必定无益于经济发展。我们需要认识到数学是经济分析的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同时还应通过优化和完善模型克服数学化的经济学与现实脱离的问题，加强宏观经济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毕竟理论最终要服务于现实经济，研究才有意义。
参考文献：
〔1〕李燕然.对经济学数学化的一点思考［J］.东方企业文化,2010，（10）：186.
〔2〕韩兆洲.从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经济学研究的数学化趋势［J］.南方经济.2004，（2）：27-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