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令申请书范文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8次会议通过 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28日
为规范民事执行财产调查，维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应当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应当如实报告财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根据案件需要应当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调查的，同时采取其他调查方式。
第二条 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应当填写财产调查表。财产线索明确、具体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调查核实;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三日内调查核实。财产线索确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
申请执行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查明财产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
第三条 人民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金钱债权执行中，报告财产令应当与执行通知同时发出。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再次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重新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
第四条 报告财产令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交财产报告的期限;
(二)报告财产的范围、期间;
(三)补充报告财产的条件及期间;
(四)违反报告财产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报告财产令应附财产调查表，被执行人必须按照要求逐项填写。
第五条 被执行人应当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书面报告下列财产情况:
(一)收入、银行存款、现金、理财产品、有价证券;
(二)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
(三)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
(四)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份额、信托受益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
(五)其他应当报告的财产。
被执行人的财产已出租、已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或者存在共有、权属争议等情形的，应当一并报告;被执行人的动产由第三人占有，被执行人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其他财产权等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也应当一并报告。
被执行人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报告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延长期限;申请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延长。
第六条 被执行人自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至提交书面财产报告之日，其财产情况发生下列变动的，应当将变动情况一并报告:
(一)转让、出租财产的;
(二)在财产上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的;
(三)放弃债权或延长债权清偿期的;
(四)支出大额资金的;
(五)其他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实现的财产变动。
第七条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后，其财产情况发生变动，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补充报告。
第八条 对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第九条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产报告程序终结:
(一)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
(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财产报告程序应当终结的其他情形。
发出报告财产令后，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仍应依照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履行补充报告义务。
第十二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现场调查等方式向被执行人、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和财产信息，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协助办理。
人民法院对调查所需资料可以复制、打印、抄录、拍照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提取、留存。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人民法院调查的财产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决定是否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与现场调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调查过程中作出的电子法律文书与纸质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助执行单位反馈的电子查询结果与纸质反馈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人民法院依法搜查时，对被执行人可能隐匿财产或者资料的处所、箱柜等，经责令被执行人开启而拒不配合的，可以强制开启。
第十五条 为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可以传唤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到人民法院接受调查询问。
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上述人员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已经办理查封登记手续的被执行人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未能实际扣押的，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第十七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认为其有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等逃避债务情形或者其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审计的，应当随机确定具备资格的审计机构，并责令被执行人提交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
被执行人隐匿审计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第十九条 被执行人拒不提供、转移、隐匿、伪造、篡改、毁弃审计资料，阻挠审计人员查看业务现场或者有其他妨碍审计调查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审计费用由提出审计申请的申请执行人预交。被执行人存在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或者其他逃避债务情形的，审计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审计费用由申请执行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
(二)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时，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
(三)悬赏公告的方式;
(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悬赏查找财产的，应当制作悬赏公告。悬赏公告应当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领取条件等内容。
悬赏公告应当在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法院微博或微信等媒体平台，也可以在执行法院公告栏或被执行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处张贴。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其他媒体平台，并自愿承担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二十三条 悬赏公告后，有关人员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进行登记;两人以上提供相同财产线索的，应当按照提供线索的先后顺序登记。
人民法院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应当保密，但为发放悬赏金需要告知申请执行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申请悬赏公告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悬赏公告发放悬赏金。
悬赏金从前款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应得的执行款中予以扣减。特定物交付执行或者存在其他无法扣减情形的，悬赏金由该申请执行人另行支付。
有关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发放悬赏金情形的，不予发放。
第二十五条 执行人员不得调查与执行案件无关的信息，对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调查令申请书范文2
(一)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其他执行力赋予方式的关系
根据《诉讼非诉讼衔接意见》第13条的规定，诉讼外调解协议获得执行力的途径有三:(1)对于具有合同效力和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债权人依法申请支付令。(2)作为债权文书进行公证。⑥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文书的，债权人可以依法申请强制执行。(3)双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这三种途径下，权利人均可获得执行名义，各种方式的效力也大致相近。三种程序同为广义的非讼程序，法院和公证处均有合法性审查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调解协议既可以作为债权文书通过公证获得执行力，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获得执行力的原因之一。不过，《人民调解法》在确立司法确认程序的同时，对于人民调解协议是否仍可通过公证债权文书和支付令方式获得执行力，并未明确。在此背景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10日出台了《关于适用督促程序审理涉及非诉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意见》和《关于审理涉及司法确认非诉调解协议效力民事案件的意见(试行)》两个文件，对于司法确认和支付令这两种程序之间的关系予以规范，说明《人民调解法》确立司法确认程序之后，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仍然可以依督促程序申请支付令的方式获得执行名义。债权文书公证是一项特殊的公证，其前提之一是要求债权文书中载明当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债权文书的公证均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法院和公证处对于文书的合法性审查程度相近，效力相近。债权文书公证按债务总额的0．3%收取费用，但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在成本趋动下，当事人自然不会选择公证程序，将调解协议作为债权文书进行公证事实上成为一种休眠制度。①当然，债权文书公证并没有规定时间限制，按照现行规定，如果过了司法确认的期限，当事人仍可申请公证，不过期限过后债务人是否会配合债权人进行公证，仍然是一个问题。在程序启动方式上，不同于司法确认的双方共同申请，督促程序由债权人单方申请启动。当事人申请支付令，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以一方当事人负有金钱、有价证券为主要给付义务，且当事人之间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被申请人没有依协议自动履行。②督促程序中有效的异议应是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本身的异议，那么，债权人基于调解协议提起的支付令申请，债务人的有效异议即是主张调解协议本身无效或应撤销，或已为给付而致债务消灭。对于调解协议的债权人来说，单方即可提出支付令申请，且无30天的时间限制，法院仅为程序要件的审查，并无复杂的审查要求，其形成的有效支付令的效力与司法确认裁定书也相当，有效运行的督促程序相比司法确认程序，显然更为简洁。于是，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督促程序审理涉及非诉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意见》确立了督促程序优先的原则，即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另一方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人民法院对后者不予受理，优先适用督促程序处理。因此，在上述三种调解协议的执行力赋予方式并行的前提下，符合逻辑的结果就是，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程序可以使将调解协议作为债权文书进行公证的程序失去存在意义，而督促程序本身又可使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失去内容。但是，督促程序并不适宜作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的程序，除了因为支付令申请仅限于调解协议的给付内容部分之外，还在于督促程序中对申请和异议的审查方式均为程序要件审查，并不对人民调解协议内容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起不到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监督的目的。
(二)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模式的局限
对于司法确认的申请，《诉讼非诉讼衔接意见》要求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或由一方提出申请另一方同意。《人民调解法》不仅强调了“共同申请”的要求，还要求当事人应当及时申请，即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提出申请。《司法确认规定》并没有明确将另一方的同意表示视为共同申请，从而更加强调申请的共同性，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94条仍坚持了这种模式。共同申请的要求，对于一些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既不执行协议内容，也不配合另一方进行司法确认申请的，将难以实现司法确认，这将导致立法加强诉调对接的目的难以实现，另一方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寻求救济，如此将使已取得的调解成果归于无效。有学者指出，立法对人民调解协议采用了由双方当事人申请确认、而非法定确认的选择性制度设计，旨在鼓励当事人自觉履行，强调合意和自愿对于调解的核心价值和意义，也有利于减少对司法资源的浪费。［14］但是，若从鼓励自愿履行的目的出发，规定单方可以申请司法确认更能促进自愿履行。获得执行力是对调解书效力的强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作为一种效力威慑，可以促使对方依法履行，否则，没有履行积极性的义务人只要顺利拖过30天，即可使债权人失去利用司法确认程序获得执行力的机会。因为对于债务人来说，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并不是一个对其有利的效果，其积极主动采取某种行为去争取这种效果，动力不大，因此，要求债务人主动去共同申请让调解协议获得执行力，债务人的积极性显然不高。在这个问题上，台湾的实践可供借鉴。1955年台湾地区“乡镇调解条例”制定时，规定了备案和审核两种程序:调解成立后，应将调解书发给当事人，并转送乡镇自治机关呈报管辖法院备案，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方才送法院审核。经法院核定的调解书，具有执行力;经法院备案的调解书，只具有私法上和解的效力，没有执行力。1982年修正，为疏减讼源，扩大调解的范围，强化了调解的效力，规定调解成立后，不待当事人申请，一律呈送法院审核，调解委员会将调解书移付法院核定后再发给当事人，经法院核定的民事调解，与民事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从该次修正前后法院受理调解件数来看，修法当年的1982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6519件，1983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8326件，1984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10730件，1985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22964件，1986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27879件，年增加幅度相当大，表明该次修正绩效显著。该次修正取得的良好效果说明，与移送审核这一便捷的程序相比，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程序稍显复杂累赘，并不经济实用。共同申请的要求，或许体现了法官们对于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心存悬疑的态度。［15］应当来说，调解协议本质上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作出共同申请这一要求的目的与《诉讼非诉讼衔接意见》规定的当事人应提供“承诺书”的要求一样，无非是确认双方当事人签署调解协议的自愿性①，但这类要求似无必要。调解协议的自愿性是调解协议有效成立的基础，双方对于调解协议的签署本身已经表明了其自愿的意思表示，并已经得到调解机构的证明，这些证据已经符合了形式审查调解协议自愿性的阶段性要求，不必再附具其他书面证据。而如果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产生争议，应通过诉讼程序并由双方当事人举证证实。该共同申请的要求实际是混同了两个不同的司法审查程序的证据要求，为债务人一方滥用权利提供了有利途径。双方共同申请的要求，类似于日本诉讼前和解，但其条件不同。日本法院对诉讼外和解的司法审查，针对的是当事人私人间的和解，该和解并无调解协议的程序效力。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程序的预设前提是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斡旋下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协议作为程序合成的结果，应具有相应的确定力以及对当事人的拘束力。［16］这种确定力为程序效力，体现为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见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一事实的确认。要求当事人共同申请也好，签署承诺书也好，均为再行确认这一事实，并不符合程序效益原则。事实本身自证其身，双方共同申请，忽视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见证职能，降低了调解协议的效力。非讼事件的无争议性为相对无争议而非绝对的无争议，只不过在非讼程序阶段争议尚未出现而已，共同申请的模式追求绝对无争议性实无必要。
(三)司法确认的单方申请或移送审查
现行双方共同申请启动司法确认程序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实现诉调对接，应当按照非讼程序法理来完善这一程序。非讼程序由单方当事人启动，实行单审原则而不实行对审原则，不存在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另一方当事人在非讼程序中并不出现。从逻辑上看，单方申请并不排斥双方共同申请，允许单方申请并不违背《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单方当事人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获得执行名义，只要给予相对人适当的程序保障，即为正当的程序设计。现行人民调解法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类似于其他立法例的救济性司法审查程序，或许是因为立法采用了双方共同申请的模式，导致协议出现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的可能性不大。在单方申请模式下，只需要留出对方当事人的救济期限，规定对方当事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确认调解协议无效之诉或撤销调解协议之诉，就可以给予相对人足够的程序保障。单方申请的具体程序是，一方当事人持调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经形式审查后，予以确认并告知相对人，相对人认为调解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原因的，可以在收到裁定后的一定期限内向作出确认裁定的法院，相对人的并不使调解协议失去执行力，但相对人可以申请法院裁定中止调解协议的执行。相对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的，仍可通过再审程序寻求救济。法院经过审查作出不予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或者裁定调解协议无效的，送达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其实体争议事项。另外，为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台湾地区的移送审查制度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司法审查程序启动方式。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程序规则的完善
(一)司法审查的事件范围
《人民调解法》仅笼统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范围是“民间纠纷”，但是否上述范围之外的其他调解协议，均可以或有必要进行司法确认，仍需进一步分析。在台湾地区，民事事件的调解成立后不予核定的案件，最大可能的原因为违反公序良俗，此类案件依法自始不生效力;再者较可能发生的原因属于买卖或登记事项，前者属公证事项应依公证法办理，后者则专属于登记管辖，纵使不予核定。［17］根据相关规定，台湾地区法院对于乡镇市调解委员会调解书的核定除审核调解书的形式是否符合要求外，还对调解书的内容进行审核:(1)调解内容有无违反公序良俗或法律上强制、禁止规定，例如预立离婚契约，则有违善良风俗而无效;(2)调解内容是否为关于私法上权利的争议，如当事人因合意而订立租赁契约，应依公证程序办理，不属可调解的案件;(3)调解内容的法律关系是否不许当事人任意处分，如亲子关系出于自然血缘，不得依调解程序宣告脱离父母子女关系;(4)调解内容是否合法、具体、可能、确定;(5)调解内容如为给付或行为不行为义务，应明确而适于强制执行，若不能强制执行，则不予核定。这一做法体现的原则可资我们借鉴，由此可予司法确认的事件范围应遵循公证优先、行政优先和必要原则。公证机构作为国家证明机关，其证明力强于调解机构，在一些情况下，若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给付内容，仅仅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若想强化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公证也是一个选择，此时即会发生与司法确认的范围交叉的问题，对此应确立公证优先的原则。因为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职能不仅是起到证明、公证的效果，还起到监护和确认的功能，单纯证明的功能应由公证机构完成，而不是法院完成。对于不具有给付内容的纯粹确认事项或形成事项，或者不具有可执行性的给付内容，当事人如果要强化效力，只需公证即可，并不必进行司法确认。从制度功能设计上来说，国家已经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必要的渠道，法院应不予受理此种司法确认请求。在行政处理事项与司法确认事项有交叉可能的，最主要的是登记事项。对此，根据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划分，应当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法院仅仅为司法救济机关。比如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经调解达成协助办理过户的协议，此协议即不必确认，由双方直接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即可;同样，夫妻双方经调解同意离婚并达成财产分割的协议，即为离婚协议书成立，双方直接办理离婚登记即可。当然，登记事件的办理通常要求为双方共同办理，如果不能满足共同办理的条件，即只有通过单方申请司法确认来完成。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还应遵循必要原则，只有有司法确认必要的调解协议才应予以确认。除了《司法确认规定》第4条和第7条规定的不予确认调解协议以外，下列几种调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下列内容即无确认必要:1．不具有执行性的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目的是赋予调解协议执行力，可执行性是确认的首要条件，不具有执行性的调解协议不应予以确认，但需要确认的调解协议并不限于单纯的给付内容，给付的请求本身具有请求确认权利存在的内容，故对作为给付基础的给付请求权的确认，也为司法确认的附带确认对象。实践中有的调解协议既有可执行性的部分又有无执行性的部分，对于此类调解协议，可以一并确认，以赋予调解协议中此部分的内容以确定力，例如，解除合同并给付赔偿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裁定在对赔偿金的给付部分赋予执行力的同时，对于合同解除的内容也一并予以确认。2．确认物权关系的调解协议。①其一，在物权关系中，权利人之外的义务人都是不特定的，权利人享有的权利可以对抗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因此，确认物权关系的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时，是否侵犯案外第三人的利益难以通过书面形式审查予以查明。其二，司法确认程序的目的是赋予调解协议执行力，确认物权关系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可执行的内容。3．形成性的调解协议。法律规定应由法院裁判或仲裁裁决的形成力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事项，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不应予以司法确认。如我国合同法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只能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以形成裁判(裁决)予以撤销，不能由调解委员会调解。司法审查的目的为获得公法上的效果，当事人达成的解除合同的调解协议，本身已经具有私法上的形成效力，解除之后形成的一种事实状态，并无审查确认的必要。4．关于诉讼契约的内容，调解协议如含有限制对方诉权或权利的条款，该部分即不宜由法院予以确认。5．附生效条件调解协议，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达成的附生效条件调解协议，并不违法，应是合法成立的合同，但作为司法确认的对象，因其效力不具有确定性，故不宜确认。
(二)司法审查标准
关于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标准，有观点认为，应当采用形式与实质审查同时并行的审查模式。［18］笔者认为应结合司法审查程序的非讼属性采取形式审查标准。《司法确认规定》第7条规定了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消极要件，对于这些要件的审查，法院只需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调解协议予以形式审查。特别是对是否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审查，在该调解协议的内容为第三人获知或其执行结果为第三人获知之前，法院往往无法立足于第三人的地位进行实质审查，只可能依形式证据作审查。例如，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由交强险公司直接赔偿受害人5万元，因保险公司未参与调解，此调解协议的不当之处通过形式审查即可判断，但如果借款纠纷双方当事人约定以债务人持有的某物抵债，若该协议侵害了该物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即难以通过形式审查作出判断。
(三)司法审查的文书
非讼程序中的裁判文书，理论上通说为裁定形式。［19］《司法确认规定》第8条规定的文书为决定书，学者认为，使用裁定书相对更为合适，［20］裁定最适合作为司法确认书的载体。［21］司法确认的法律文书应为裁定而非决定，理由在于裁定和决定的性质不一。决定是指人民法院就诉讼中的某些特殊事项所作的处理和判定。［22］赋予私文书执行力的事项显然不是“诉讼”中的特殊事项的范围。相对判决来说，法院在作出裁定时，并没有对案件的事实作出是非判断，仅审查当事人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在作出判决时，需要评价当事人的主张是否正确，对案件事实真伪作出实质判断。法院为处分时，是否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实质上的审查，是区别判决和裁定的主要标准。法院对非讼事件的处分方式，主要以裁定的方式为之。［23］鉴于司法确认程序的非讼性质，宜将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确认的法律文书定为“调解协议确认裁定书”，该裁定的性质为非讼裁定。新《民事诉讼法》第195条将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判文书明确为裁定，是适当的。司法确认的结果应有三种形式:(1)确认裁定，针对调解协议有效且有执行内容的，作出确认裁定以赋予其执行力，并对相关事实赋予一定的确定效力。此即《人民调解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该款规定将确认的效果与可强制执行相结合，也从反面规定了仅有可执行内容的调解协议方可确认。(2)不予确认裁定，即调解协议本身有效，其内容也不违法，但不必或不宜由法院确认。现行《司法确认规定》第4条用立案审查制度过滤掉部分不应予以确认的调解协议，其范围更多是从主管的角度出发，并将身份性的法律关系排除在外，但关于人民调解适用范围的法律规定的是民间纠纷，其范围很广。实践中的一些民间纠纷的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协议是有效的，但不具有给付内容，或者不具有可执行性，不应予以司法确认。《司法确认规定》第7条第5项和第6项情形也属于不予确认的范围。(3)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裁定，此即《人民调解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此种无效的原因是法院依职权进行司法审查时发现的，并不是依当事人的请求予以确认的。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合同，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限，是法院裁判权的范围。［24］确认无效的主要原因是《司法确认规定》第7条前4项的情形。司法确认裁定的主文可以是对调解协议整体的确认，也可以是对调解协议的部分内容予以确认，对于不宜以法院裁定予以确认的部分，可以通过在裁定主文明确司法予以确认的部分来予以回避，以适应现实的需要。
(四)司法确认裁定的效力
调查令申请书范文3
第一条为了加强对地质勘查活动的管理，维护地质勘查市场秩序，保证地质勘查质量，促进地质勘查业的发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从事地质勘查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第三条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地质勘查资质的审批颁发和监督管理工作。
市、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地质勘查资质的有关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地质勘查资质分为综合地质勘查资质和专业地质勘查资质。
综合地质勘查资质包括区域地质调查资质，海洋地质调查资质，石油天然气矿产勘查资质，液体矿产勘查资质（不含石油），气体矿产勘查资质（不含天然气），煤炭等固体矿产勘查资质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资质。
专业地质勘查资质包括地球物理勘查资质、地球化学勘查资质、航空地质调查资质、遥感地质调查资质、地质钻（坑）探资质和地质实验测试资质。
第五条区域地质调查资质、海洋地质调查资质、石油天然气矿产勘查资质、气体矿产勘查资质（不含天然气）、航空地质调查资质、遥感地质调查资质和地质实验测试资质分为甲级、乙级两级；其他地质勘查资质分为甲级、乙级、丙级三级。
第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规定从事地质勘查活动的行为，都有权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进行举报。
接到举报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法调查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二章申请与受理
第七条申请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具有企业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二）有与所申请的地质勘查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相适应的具有资格的勘查技术人员；
（三）有与所申请的地质勘查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相适应的勘查设备、仪器；
（四）有与所申请的地质勘查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
不同地质勘查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的具体标准与条件，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规定。
第八条下列地质勘查资质，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一）海洋地质调查资质、石油天然气矿产勘查资质、航空地质调查资质；
（二）其他甲级地质勘查资质。
本条第一款规定之外的地质勘查资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审批颁发。
第九条申请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地质勘查资质申请书；
（二）法人资格证明文件；
（三）勘查技术人员名单、身份证明、资格证书和技术负责人的任职文件；
（四）勘查设备、仪器清单和相应证明文件；
（五）质量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管理体系的有关文件。
申请单位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十条地质勘查资质申请的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章审查与决定
第十一条审批机关应当自受理地质勘查资质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
经审查符合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予以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的，予以批准，并在10个工作日内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有异议的，应当在10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单位提交相关说明材料。
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的，审批机关应当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审批机关应当将颁发的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及时向社会公告，并为公众查阅提供便利。
第十三条地质勘查资质证书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一）单位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二）地质勘查资质类别和资质等级；
（三）有效期限；
（四）发证机关、发证日期和证书编号。
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式样，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四条地质勘查单位变更单位名称、住所或者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工商变更登记或者事业单位变更登记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变更手续。
地质勘查单位因合并、分立或者其他原因变更地质勘查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类别或者资质等级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申请资质。
第十五条地质勘查单位因解散或者其他原因终止从事地质勘查活动的，应当自终止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到原审批机关办理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注销手续。逾期不办理的，审批机关予以注销。
第十六条取得甲级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可以从事本类别所有的地质勘查活动。
取得乙级和丙级地质勘查资质的单位，可以从事的地质勘查活动的范围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七条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有效期为5年。
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地质勘查单位继续从事地质勘查活动的，应当于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3个月前，向原审批机关提出延续申请。
审批机关应当在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前做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做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地质勘查活动的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查阅或者要求地质勘查单位提供与地质勘查资质有关的材料。
地质勘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材料，不得拒绝和阻碍监督检查。
第十九条监督检查人员进行监督检查，应当出示证件，为被检查单位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并对监督检查的内容、发现的问题以及处理情况做出记录，由监督检查人员和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签字确认。被检查单位的有关负责人拒绝签字的，监督检查人员应当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
第二十条审批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地质勘查单位的执业档案管理制度。执业档案应当记录地质勘查单位的执业经历、工作业绩、职业信誉、检查评议、社会投诉和违法行为等情况。
第二十一条审批机关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地质勘查单位不再符合地质勘查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类别或者资质等级相应条件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整改。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审批机关应当撤销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一）审批机关工作人员、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
（二）超越法定职权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
（四）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申请单位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
第二十三条地质勘查单位遗失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应当在全国范围内公告，公告期不少于30日。公告期满后，方可到原审批机关办理补证手续。
第二十四条地质勘查单位不得超越地质勘查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类别或者资质等级从事地质勘查活动，不得出具虚假地质勘查报告。
地质勘查单位不得转包其承担的地质勘查项目，不得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从事地质勘查活动。
地质勘查单位在委托方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前，不得为其进行矿产地质勘查活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转让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申请单位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或者超越法定职权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
（二）对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申请单位不予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
（三）发现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不予查处，或者接到举报后不依法处理的；
（四）在地质勘查资质审批颁发和监督管理中有其他违法行为的。
第二十六条地质勘查单位在资质申请过程中隐瞒真实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的，审批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颁发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并给予警告。
地质勘查单位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由原审批机关予以撤销，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未取得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擅自从事地质勘查活动，或者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延续手续，继续从事地质勘查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二十八条地质勘查单位变更单位名称、住所或者法定代表人，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变更手续的，由原审批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暂扣或者吊销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第二十九条地质勘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审批机关吊销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一）不按照地质勘查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类别或者资质等级从事地质勘查活动的；
（二）出具虚假地质勘查报告的；
（三）转包其承担的地质勘查项目的；
（四）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从事地质勘查活动的；
（五）在委托方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前，为其进行矿产地质勘查活动的。
第三十条地质勘查单位在接受监督检查时，不如实提供有关材料，或者拒绝、阻碍监督检查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审批机关暂扣或者吊销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第三十一条地质勘查单位被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者经整改仍不符合地质勘查资质证书规定的资质类别或者资质等级相应条件的，由原审批机关暂扣或者吊销地质勘查资质证书。
第三十二条伪造、变造、转让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收缴或者由原审批机关吊销伪造、变造、转让的地质勘查资质证书，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被依法吊销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单位，自吊销之日起1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地质勘查资质。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四条本条例施行前，已经依法取得地质勘查资质证书的单位，应当在原地质勘查资质证书有效期届满30个工作日前，依照本条例的规定重新申请地质勘查资质。逾期不办理的，不得继续从事地质勘查活动。
调查令申请书范文4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程序启动方式的完善
(一)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其他执行力赋予方式的关系根据《诉讼非诉讼衔接意见》第13条的规定，诉讼外调解协议获得执行力的途径有三:(1)对于具有合同效力和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债权人依法申请支付令。(2)作为债权文书进行公证处均有合法性审查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调解协议既可以作为债权文书通过公证获得执行力，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司法审查获得执行力的原因之一。不过，《人民调解法》在确立司法确认程序的同时，对于人民调解协议是否仍可通过公证债权文书和支付令方式获得执行力，并未明确。在此背景下，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2月10日出台了《关于适用督促程序审理涉及非诉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意见》和《关于审理涉及司法确认非诉调解协议效力民事案件的意见(试行)》两个文件，对于司法确认和支付令这两种程序之间的关系予以规范，说明《人民调解法》确立司法确认程序之后，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仍然可以依督促程序申请支付令的方式获得执行名义。债权文书公证是一项特殊的公证，其前提之一是要求债权文书中载明当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意思表示。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与债权文书的公证均要求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法院和公证处对于文书的合法性审查程度相近，效力相近。债权文书公证按债务总额的0．3%收取费用，但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在成本趋动下，当事人自然不会选择公证程序，将调解协议作为债权文书进行公证事实上成为一种休眠制度。①当然，债权文书公证并没有规定时间限制，按照现行规定，如果过了司法确认的期限，当事人仍可申请公证，不过期限过后债务人是否会配合债权人进行公证，仍然是一个问题。在程序启动方式上，不同于司法确认的双方共同申请，督促程序由债权人单方申请启动。当事人申请支付令，要求调解协议的内容以一方当事人负有金钱、有价证券为主要给付义务，且当事人之间没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被申请人没有依协议自动履行。②督促程序中有效的异议应是针对债权债务关系本身的异议，那么，债权人基于调解协议提起的支付令申请，债务人的有效异议即是主张调解协议本身无效或应撤销，或已为给付而致债务消灭。对于调解协议的债权人来说，单方即可提出支付令申请，且无30天的时间限制，法院仅为程序要件的审查，并无复杂的审查要求，其形成的有效支付令的效力与司法确认裁定书也相当，有效运行的督促程序相比司法确认程序，显然更为简洁。于是，在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督促程序审理涉及非诉调解协议民事案件的意见》确立了督促程序优先的原则，即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另一方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人民法院对后者不予受理，优先适用督促程序处理。因此，在上述三种调解协议的执行力赋予方式并行的前提下，符合逻辑的结果就是，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程序可以使将调解协议作为债权文书进行公证的程序失去存在意义，而督促程序本身又可使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失去内容。但是，督促程序并不适宜作为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的程序，除了因为支付令申请仅限于调解协议的给付内容部分之外，还在于督促程序中对申请和异议的审查方式均为程序要件审查，并不对人民调解协议内容本身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起不到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监督的目的。(二)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模式的局限对于司法确认的申请，《诉讼非诉讼衔接意见》要求应由双方当事人提出申请，或由一方提出申请另一方同意。《人民调解法》不仅强调了“共同申请”的要求，还要求当事人应当及时申请，即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提出申请。《司法确认规定》并没有明确将另一方的同意表示视为共同申请，从而更加强调申请的共同性，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94条仍坚持了这种模式。共同申请的要求，对于一些当事人在调解协议达成后既不执行协议内容，也不配合另一方进行司法确认申请的，将难以实现司法确认，这将导致立法加强诉调对接的目的难以实现，另一方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寻求救济，如此将使已取得的调解成果归于无效。有学者指出，立法对人民调解协议采用了由双方当事人申请确认、而非法定确认的选择性制度设计，旨在鼓励当事人自觉履行，强调合意和自愿对于调解的核心价值和意义，也有利于减少对司法资源的浪费。［14］但是，若从鼓励自愿履行的目的出发，规定单方可以申请司法确认更能促进自愿履行。获得执行力是对调解书效力的强化，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但作为一种效力威慑，可以促使对方依法履行，否则，没有履行积极性的义务人只要顺利拖过30天，即可使债权人失去利用司法确认程序获得执行力的机会。因为对于债务人来说，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并不是一个对其有利的效果，其积极主动采取某种行为去争取这种效果，动力不大，因此，要求债务人主动去共同申请让调解协议获得执行力，债务人的积极性显然不高。在这个问题上，台湾的实践可供借鉴。1955年台湾地区“乡镇调解条例”制定时，规定了备案和审核两种程序:调解成立后，应将调解书发给当事人，并转送乡镇自治机关呈报管辖法院备案，经双方当事人申请，方才送法院审核。经法院核定的调解书，具有执行力;经法院备案的调解书，只具有私法上和解的效力，没有执行力。1982年修正，为疏减讼源，扩大调解的范围，强化了调解的效力，规定调解成立后，不待当事人申请，一律呈送法院审核，调解委员会将调解书移付法院核定后再发给当事人，经法院核定的民事调解，与民事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从该次修正前后法院受理调解件数来看，修法当年的1982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6519件，1983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8326件，1984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10730件，1985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22964件，1986年度受理调解件数为27879件，年增加幅度相当大，表明该次修正绩效显著。该次修正取得的良好效果说明，与移送审核这一便捷的程序相比，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程序稍显复杂累赘，并不经济实用。共同申请的要求，或许体现了法官们对于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心存悬疑的态度。［15］应当来说，调解协议本质上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作出共同申请这一要求的目的与《诉讼非诉讼衔接意见》规定的当事人应提供“承诺书”的要求一样，无非是确认双方当事人签署调解协议的自愿性①，但这类要求似无必要。调解协议的自愿性是调解协议有效成立的基础，双方对于调解协议的签署本身已经表明了其自愿的意思表示，并已经得到调解机构的证明，这些证据已经符合了形式审查调解协议自愿性的阶段性要求，不必再附具其他书面证据。而如果当事人对调解协议是否为真实意思表示产生争议，应通过诉讼程序并由双方当事人举证证实。该共同申请的要求实际是混同了两个不同的司法审查程序的证据要求，为债务人一方滥用权利提供了有利途径。双方共同申请的要求，类似于日本诉讼前和解，但其条件不同。日本法院对诉讼外和解的司法审查，针对的是当事人私人间的和解，该和解并无调解协议的程序效力。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程序的预设前提是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斡旋下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人民调解协议作为程序合成的结果，应具有相应的确定力以及对当事人的拘束力。［16］这种确定力为程序效力，体现为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见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这一事实的确认。要求当事人共同申请也好，签署承诺书也好，均为再行确认这一事实，并不符合程序效益原则。事实本身自证其身，双方共同申请，忽视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见证职能，降低了调解协议的效力。非讼事件的无争议性为相对无争议而非绝对的无争议，只不过在非讼程序阶段争议尚未出现而已，共同申请的模式追求绝对无争议性实无必要。(三)司法确认的单方申请或移送审查现行双方共同申请启动司法确认程序存在缺陷，不利于有效实现诉调对接，应当按照非讼程序法理来完善这一程序。非讼程序由单方当事人启动，实行单审原则而不实行对审原则，不存在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另一方当事人在非讼程序中并不出现。从逻辑上看，单方申请并不排斥双方共同申请，允许单方申请并不违背《人民调解法》的规定。单方当事人通过司法确认程序获得执行名义，只要给予相对人适当的程序保障，即为正当的程序设计。现行人民调解法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类似于其他立法例的救济性司法审查程序，或许是因为立法采用了双方共同申请的模式，导致协议出现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的可能性不大。在单方申请模式下，只需要留出对方当事人的救济期限，规定对方当事人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起确认调解协议无效之诉或撤销调解协议之诉，就可以给予相对人足够的程序保障。单方申请的具体程序是，一方当事人持调解协议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经形式审查后，予以确认并告知相对人，相对人认为调解协议存在无效或可撤销原因的，可以在收到裁定后的一定期限内向作出确认裁定的法院，相对人的并不使调解协议失去执行力，但相对人可以申请法院裁定中止调解协议的执行。相对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的，仍可通过再审程序寻求救济。法院经过审查作出不予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定或者裁定调解协议无效的，送达双方当事人，当事人可以另行解决其实体争议事项。另外，为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台湾地区的移送审查制度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司法审查程序启动方式。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程序规则的完善
(一)司法审查的事件范围《人民调解法》仅笼统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范围是“民间纠纷”，但是否上述范围之外的其他调解协议，均可以或有必要进行司法确认，仍需进一步分析。在台湾地区，民事事件的调解成立后不予核定的案件，最大可能的原因为违反公序良俗，此类案件依法自始不生效力;再者较可能发生的原因属于买卖或登记事项，前者属公证事项应依公证法办理，后者则专属于登记管辖，纵使不予核定。［17］根据相关规定，台湾地区法院对于乡镇市调解委员会调解书的核定除审核调解书的形式是否符合要求外，还对调解书的内容进行审核:(1)调解内容有无违反公序良俗或法律上强制、禁止规定，例如预立离婚契约，则有违善良风俗而无效;(2)调解内容是否为关于私法上权利的争议，如当事人因合意而订立租赁契约，应依公证程序办理，不属可调解的案件;(3)调解内容的法律关系是否不许当事人任意处分，如亲子关系出于自然血缘，不得依调解程序宣告脱离父母子女关系;(4)调解内容是否合法、具体、可能、确定;(5)调解内容如为给付或行为不行为义务，应明确而适于强制执行，若不能强制执行，则不予核定。这一做法体现的原则可资我们借鉴，由此可予司法确认的事件范围应遵循公证优先、行政优先和必要原则。公证机构作为国家证明机关，其证明力强于调解机构，在一些情况下，若人民调解协议不具有给付内容，仅仅是形成了一个新的民事法律行为，双方当事人若想强化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公证也是一个选择，此时即会发生与司法确认的范围交叉的问题，对此应确立公证优先的原则。因为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职能不仅是起到证明、公证的效果，还起到监护和确认的功能，单纯证明的功能应由公证机构完成，而不是法院完成。对于不具有给付内容的纯粹确认事项或形成事项，或者不具有可执行性的给付内容，当事人如果要强化效力，只需公证即可，并不必进行司法确认。从制度功能设计上来说，国家已经为这种需要提供了必要的渠道，法院应不予受理此种司法确认请求。在行政处理事项与司法确认事项有交叉可能的，最主要的是登记事项。对此，根据行政与司法的功能划分，应当由行政机关先行处理，法院仅仅为司法救济机关。比如房屋买卖合同当事人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经调解达成协助办理过户的协议，此协议即不必确认，由双方直接到房管局办理过户手续即可;同样，夫妻双方经调解同意离婚并达成财产分割的协议，即为离婚协议书成立，双方直接办理离婚登记即可。当然，登记事件的办理通常要求为双方共同办理，如果不能满足共同办理的条件，即只有通过单方申请司法确认来完成。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还应遵循必要原则，只有有司法确认必要的调解协议才应予以确认。除了《司法确认规定》第4条和第7条规定的不予确认调解协议以外，下列几种调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下列内容即无确认必要:1．不具有执行性的调解协议。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目的是赋予调解协议执行力，可执行性是确认的首要条件，不具有执行性的调解协议不应予以确认，但需要确认的调解协议并不限于单纯的给付内容，给付的请求本身具有请求确认权利存在的内容，故对作为给付基础的给付请求权的确认，也为司法确认的附带确认对象。实践中有的调解协议既有可执行性的部分又有无执行性的部分，对于此类调解协议，可以一并确认，以赋予调解协议中此部分的内容以确定力，例如，解除合同并给付赔偿的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裁定在对赔偿金的给付部分赋予执行力的同时，对于合同解除的内容也一并予以确认。2．确认物权关系的调解协议。①其一，在物权关系中，权利人之外的义务人都是不特定的，权利人享有的权利可以对抗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因此，确认物权关系的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时，是否侵犯案外第三人的利益难以通过书面形式审查予以查明。其二，司法确认程序的目的是赋予调解协议执行力，确认物权关系的调解协议不具有可执行的内容。3．形成性的调解协议。法律规定应由法院裁判或仲裁裁决的形成力导致法律关系发生变更的事项，当事人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不应予以司法确认。如我国合同法规定，撤销权的行使只能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以形成裁判(裁决)予以撤销，不能由调解委员会调解。司法审查的目的为获得公法上的效果，当事人达成的解除合同的调解协议，本身已经具有私法上的形成效力，解除之后形成的一种事实状态，并无审查确认的必要。4．关于诉讼契约的内容，调解协议如含有限制对方诉权或权利的条款，该部分即不宜由法院予以确认。5．附生效条件调解协议，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达成的附生效条件调解协议，并不违法，应是合法成立的合同，但作为司法确认的对象，因其效力不具有确定性，故不宜确认。(二)司法审查标准关于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审查标准，有观点认为，应当采用形式与实质审查同时并行的审查模式。［18］笔者认为应结合司法审查程序的非讼属性采取形式审查标准。《司法确认规定》第7条规定了不予确认调解协议效力的消极要件，对于这些要件的审查，法院只需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调解协议予以形式审查。特别是对是否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审查，在该调解协议的内容为第三人获知或其执行结果为第三人获知之前，法院往往无法立足于第三人的地位进行实质审查，只可能依形式证据作审查。例如，交通事故当事人双方协商同意由交强险公司直接赔偿受害人5万元，因保险公司未参与调解，此调解协议的不当之处通过形式审查即可判断，但如果借款纠纷双方当事人约定以债务人持有的某物抵债，若该协议侵害了该物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即难以通过形式审查作出判断。(三)司法审查的文书非讼程序中的裁判文书，理论上通说为裁定形式。［19］《司法确认规定》第8条规定的文书为决定书，学者认为，使用裁定书相对更为合适，［20］裁定最适合作为司法确认书的载体。［21］司法确认的法律文书应为裁定而非决定，理由在于裁定和决定的性质不一。决定是指人民法院就诉讼中的某些特殊事项所作的处理和判定。［22］赋予私文书执行力的事项显然不是“诉讼”中的特殊事项的范围。相对判决来说，法院在作出裁定时，并没有对案件的事实作出是非判断，仅审查当事人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在作出判决时，需要评价当事人的主张是否正确，对案件事实真伪作出实质判断。法院为处分时，是否对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实质上的审查，是区别判决和裁定的主要标准。法院对非讼事件的处分方式，主要以裁定的方式为之。［23］鉴于司法确认程序的非讼性质，宜将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的确认的法律文书定为“调解协议确认裁定书”，该裁定的性质为非讼裁定。新《民事诉讼法》第195条将确认调解协议的裁判文书明确为裁定，是适当的。司法确认的结果应有三种形式:(1)确认裁定，针对调解协议有效且有执行内容的，作出确认裁定以赋予其执行力，并对相关事实赋予一定的确定效力。此即《人民调解法》第33条第2款规定的情形。该款规定将确认的效果与可强制执行相结合，也从反面规定了仅有可执行内容的调解协议方可确认。(2)不予确认裁定，即调解协议本身有效，其内容也不违法，但不必或不宜由法院确认。现行《司法确认规定》第4条用立案审查制度过滤掉部分不应予以确认的调解协议，其范围更多是从主管的角度出发，并将身份性的法律关系排除在外，但关于人民调解适用范围的法律规定的是民间纠纷，其范围很广。实践中的一些民间纠纷的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协议是有效的，但不具有给付内容，或者不具有可执行性，不应予以司法确认。《司法确认规定》第7条第5项和第6项情形也属于不予确认的范围。(3)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裁定，此即《人民调解法》第33条第3款规定的情形。此种无效的原因是法院依职权进行司法审查时发现的，并不是依当事人的请求予以确认的。调解协议作为民事合同，主动审查合同的效力是法律赋予法官的权限，是法院裁判权的范围。［24］确认无效的主要原因是《司法确认规定》第7条前4项的情形。司法确认裁定的主文可以是对调解协议整体的确认，也可以是对调解协议的部分内容予以确认，对于不宜以法院裁定予以确认的部分，可以通过在裁定主文明确司法予以确认的部分来予以回避，以适应现实的需要。(四)司法确认裁定的效力在双方共同申请司法确认模式下，审查程序给予了双方当事人足够的程序保障，司法确认裁定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既判力。［25］但在单方申请模式下，司法确认裁定更多地体现出非讼裁定的性质，即司法确认裁定并无既判力。如果调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的，司法确认裁定在调解协议当事人之间产生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既判力。但是，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并不及于案外人，案外人认为经人民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侵害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益被侵害之日起一年内，向作出裁定的法院提出撤销申请，经审查认为申请有理由的，直接撤销原裁定。如果经审查认为申请无理由而驳回，案外人仍可向作出确认裁定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确认裁定的诉讼。
调查令申请书范文5
在中国入世谈判过程中,美国等WTO成员担忧中国入世后出口可能会大量增加,因此提出保留专门针对中国产品采取歧视性保障的权利,这一保留最终体现在了中国的《入世议定书》中,其第十六条规定了关于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对于《入世议定书》中的特别保障措施条款的适用做出了一些更详细的规定。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规定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则受此影响的WTO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如磋商未能使中国与有关WTO成员在收到磋商请求后六十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
不仅如此,该条还规定如一WTO成员认为这种保障措施或根据双边协商达成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如此类磋商未能在作出通知后六十天内使中国与一个或多个有关WTO成员达成协议,则请求进行磋商的WTO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
作为仅适用于中国的机制,对中国特定产品的过渡性保障机制在采用市场扰乱和贸易转移的概念、调查时的审查内容、提前磋商、中国能采取的报复措施等方面跟WTO《保障措施协定》具有较大的差异。
随着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包括韩国、日本、美国、欧盟、加拿大、印度等国家纷纷制定或修订相关的国内法令,以备将来在必要时,可采取这种特别保障措施。韩国是在中国正式入世当日,以贸易委员会告示第2001-4号公布了“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并于当日开始施行。
此后,韩国相继于2002年12月18日、2002年12月30日、2003年9月29日、2003年12月30日、2004年1月20日、2004年10月21日对《关税法》2)、《关税法施行令》3)、《对外贸易法》4)、《对外贸易法施行令》5)、《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6)、《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7)8)的相关部分作出修订。
Ⅰ.过渡性保障措施概述
中国《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5-250段规定了过渡性保障措施,该措施的适用应在中国入世后十二年终止。9)
一、适用条件
过渡性保障措施以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任何WTO成员领土时,其增长的数量或所依据的条件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生产者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为发动条件。10)
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为了防止间接出口,引进了贸易转移作为另外一个发动条件。即如一WTO成员认为另外一个WTO成员以市场扰乱为由采取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11)
《保障措施协定》第二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保障措施应针对一正在进口的产品实施,而不考虑其来源”。这明确指出了保障措施应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或不歧视原则,即不分产品的来源,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实施保障措施。《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第一款却规定:“如原产于中国的产品…”意味着任何一个WTO成员都可以专门针对中国产品,有选择性的采取保障措施,从而有权背离《保障措施协定》所规定的“非选择性”。
并且《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第八款增加了贸易转移条款,意味着中国不但要对出口产品给特定成员造成的市场扰乱负责,而且还要对该成员实施保障措施后产生的贸易转移负责。如果有一个WTO成员对某项产品采取保障措施,则可能导致其他WTO成员竞相效仿。
二、审查因素
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以中国产品的进口增长、市场扰乱、进口和市场扰乱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一个发动条件。《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规定市场扰乱应在下列情况下存在:一项产品的进口快速增长,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从而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12) 这里使用的“实质损害”概念在字面上与《反倾销协定》中所使用的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相同。而针对不公平贸易的《反倾销协定》中实质损害的概念所要求的损害程度比针对公平贸易的《保障措施协定》中严重损害的概念所要求的损害程度要低。因此,我们不难推出:特别保障措施所要求的损害程度应当比保障措施所要求的损害程度低。
并且按照贸易转移采取的保障措施不需要证明对进口国相关产业造成的“实质损害”,无疑使针对中国的保障措施标准进一步降低。
在认定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时,包括是否存在快速增长的进口产品,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与对国内产业的任何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之间的因果关系时,受影响的WTO成员应考虑客观因素,包括进口量、进口产品对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此类进口产品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13)
而根据《保障措施协定》,在确定增加的进口是否对一国内产业已经或正在威胁造成严重损害的调查中,主管机关应评估影响该产业状况的所有有关的客观和可量化的因素,特别是有关产品按绝对值和相对值计算的进口增加的比率和数量,增加的进口所占国内市场的份额,以及销售水平、产量、生产率、设备利用率、利润和亏损及就业的变化。14)
如此比较,在审查因素方面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比一般保障措施少得多,也容易得多。
在确定为防止或补救市场扰乱的行动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重大贸易转移时应适用客观标准,需审查的因素包括:(ⅰ) 进口至WTO进口成员的中国产品市场份额的实际或迫近增长;(ⅱ) 中国或其他WTO成员拟议采取行动的性质或程度;(ⅲ) 由于采取或拟议中的行动造成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实际或迫近增长;(ⅳ)有关产品在该WTO进口成员市场中的供求关系;(ⅴ) 来自中国的产品对于根据议定书实施特别保障措施的一个或多个WTO成员和对于WTO进口成员的出口程度。15)
三、提前磋商
按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规定,在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前,受中国产品影响的WTO成员可请求与中国进行磋商,以期寻求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包括受影响的成员是否应根据《保障措施协定》采取措施。如在这些双边磋商过程中,双方同意原产于中国的进口产品是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并有必要采取行动,则中国应采取行动以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如磋商未能使中国与有关WTO成员在收到磋商请求后六十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此类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16)
同样,如一WTO成员认为按过渡性保障措施的规定采取的行动造成或威胁造成进入其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则该成员可请求与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此类磋商应在向保障措施委员会作出通知后30天内举行。如此类磋商未能在作出通知后六十天内使中国与一个或多个有关WTO成员达成协议,则请求进行磋商的WTO成员在防止或补救此类贸易转移所必需的限度内,有权针对该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自中国的进口。17)
从某种程度上说,《保障措施协定》正是为了规范GATT1994第十九条的适用并消除WTO成员之间的“灰色区域”安排而制定的。《保障措施协定》第十一条是专门规范“灰色区”行为的条款,该条第一款(b)项规定:成员不得在出口或进口方面寻求、采取或维持任何自愿出口限制、有序销售安排或任何其他类似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单个成员采取的措施以及根据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达成的协议、安排和谅解所采取的措施。
而按《入世议定书》的规定,如果中国同意其出口是造成市场扰乱的重要原因,中国应采取诸如自动出口限制等措施以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即使未经过争端解决机构的争端解决程序,中国也有义务采取自动限制出口等措施。
可以说在一般保障措施18)上所说的提前磋商较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上所说的提前磋商而言补偿性质较强。19)
四、措施内容及期限
《入世议定书》规定,作为补救措施,WTO成员有权在防止或补救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对相关产品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20) 为处理重大贸易转移而采取的措施将在所涉一个或多个WTO成员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采取的措施终止后不迟于三十天终止。21) 而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在前一次调查结束后少于一年的时间内对同一主题事项进行调查。22)
在保障措施的实施形式方面,《保障措施协定》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如果使用数量限制,除非提出明确的正当理由表明为防止或补救严重损害而有必要采用不同的水平,该措施不得导致进口量减少至低于最近一段时间的水平,该水平应为可获得统计数据的、最近三个代表性年份的平均进口量;如果保障措施的预计实施期限超过一年,则应按固定时间间隔逐渐放宽该措施。这两项规定反映了补救损害和便利调整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入世议定书》特别保障条款并无类似的规定。因此,如果严格解释《入世议定书》,WTO成员并无义务维持最近一段时间的进口水平或逐渐放宽其所采取的特保措施。
就救济措施期限而言,过渡性保障措施仅规定‘防止或补救此种市场扰乱所必需的限度内’采取措施,而并未具体规定期限。对于延长,也仅规定‘该措施的适用期可以延长,只要该WTO进口成员主管机关确定仍有必要采取行动以防止或补救市场扰乱’,而并未具体规定期限。这些同一般保障措施的最初实施期不得超过四年,即使包括任何临时措施的实施期、最初实施期及任何延长,也不得超过八年23)的规定不同。
《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6(g)段规定的“除有正当理由外,不得在前一次调查结束后少于一年的时间内对同一主题事项进行调查”的内容只是限制其他WTO成员进行调查的时间,避免其在前一次调查中没有发现市场扰乱而在短时间内再次进行调查。但是,这一条款对于采取特保措施的时间间隔并没有规定。
五、临时措施
《入世议定书》规定,在迟延会造成难以补救的损害的紧急情况下,受影响的WTO成员可根据一项有关进口产品已经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初步认定,采取临时保障措施。临时措施的期限不得超过200天。24)
六、报复措施
《入世议定书》规定,如一措施是由于进口水平的相对增长而采取的,而且如该项措施持续有效的期限超过二年,则中国有权针对实施该措施的WTO成员的贸易暂停实施GATT1994项下实质相当的减让或义务。但是,如一措施是由于进口的绝对增长而采取的,而且如该措施持续有效的期限超过三年,则中国有权针对实施该措施的WTO成员的贸易暂停实施GATT1994项下实质相当的减让或义务。25)
根据《保障措施协定》的规定,如磋商未能在三十天内达成协议,则受影响的出口成员有权在不迟于该保障措施实施后九十天,并在货物贸易理事会收到此中止的书面通知日起三十天期满后,对实施保障措施成员的贸易中止实施GATT1994项下实质相等的减让或其他义务,只要货物贸易理事会对此中止不持异议。26)
相比而言,对基于相对增长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中国有权在实施二年后采取报复措施,对基于绝对增长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或保障措施,中国和WTO成员均有权在实施三年后采取报复措施。无疑剥夺了在基于相对增长下中国作为一般WTO成员所能立即进行报复的权利。
《保障措施协定》的第九条具体规定了对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优惠待遇:第一款规定:对于来自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产品,只要其有关产品的进口份额在进口成员中不超过3%,即不得对该产品实施保障措施,但是进口份额不超过3%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份额总计不得超过有关产产品总井口的9%。第二款规定:一发展中国家成员有权将一保障措施的实施期(八年)再延长二年。但根据《入世议定书》的规定,WTO成员可以只针对中国产品采取保障措施,而不管中国出口的产品是否在该成员国进口产品中占3%以上,这几乎完全剥夺了中国享受发展中国家特殊待遇的机会。
Ⅱ.韩国对特别保障措施制定或修订相关法令的概况及其实施机构
目前,在韩国跟特别保障措施相关的法令共有七部,即对外贸易法及其施行令、关税法及其施行令、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及其施行令、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等。
而跟特别保障措施的运营相关的机关共有三个,即贸易委员会、财政经济部和产业资源部。其中,由产业资源部内设机构——贸易委员会主管调查事项,并作出裁决。如果贸易委员会经调查认为应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将向产业资源部长官或财政经济部长官建议采取特别保障措施,而最终措施将由产业资源部长官或财政经济部长官发动。其中,以提高关税的方式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由财政经济部长官决定,而以限制进口数量的方式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由产业资源部长官决定。按规定,自2013年12月10日起韩国不得再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27)
作为调查主管的贸易委员会由委员长一人和委员八人组成,其中一名委员为常任,而且常任委员由公务员担任。28) 而委员长则是非常任,他代表委员会统辖委员会的业务,当委员长因事故无法履行其职务时,由常任委员其职务。29)
贸易委员会下设贸易调查室,而贸易调查室又下设调查综合课、产业损害调查课、价格调查课及进出口调查课。30) 其中,产业损害调查申请由调查综合课接收,31) 而产业损害调查课则分管是否因外国产品的进口增长而导致国内产业损害的决定相关事项和随后的调查、裁决、救济措施、对救济措施的再检讨及再审相关事项。32)
Ⅲ.对韩国特别保障机制的分析
一、特别保障措施的调查
(一)调查申请资格
当以原产于中国的产品在进口至韩国时,其增长的数量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韩国国内市场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或另外一个WTO成员以市场扰乱为由采取的救济或防止措施造成进入韩国市场的重大贸易转移的,对生产该产品的国内产业具有利害关系者或主管该国内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可向贸易委员会申请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33)
(二)调查申请资料
申请进行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调查的申请人应将记载下列各项内容的申请书及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的材料一并提交给贸易委员会:第一、该产品的品名、规格、特性、用途和生产者名称;该产品的出口国、出口商、进口国、进口商、进口实绩(产品量和金额)和预计进口量;韩国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品名、规格、特性、用途和生产者名称;该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现状和前景;要对申请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及证明材料采取保密措施的理由(如认为有必要)。第二、该产品的进口符合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的理由(包括价格、市场占有率、供求等)。
如果以发生重大贸易转移为由提出申请的,还应提交中国或其他WTO成员所采取或拟议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内容。34)
(三)调查开始
贸易委员会在收到调查申请后,应在申请日起三十天内决定是否进行调查。35)
贸易委员会在下列情况下,决定不进行调查:第一、调查申请人不对该国内产业具有利害关系或不是主管该国内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第二、经过对申请书及证明材料的审查,认为该产品不是导致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的原因;第三、进行调查前,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已丧失其必要性;第四、在前一次调查结束后少于一年的时间内对同一主题事项进行调查(包括做出不予调查的决定或作出采取特别保障措施裁决),但是,如果该产品的进口增长与否、该产品的进口对韩国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产生的影响、该产品的进口增长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产生的影响发生变化,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认为确保履行同中国达成的协议有困难而予以申请的除外。36)
在调查进行之后,如出现下列情况,贸易委员会应终止调查:第一、调查申请人以贸易条件的变动或同被调查出口商达成协议等为由撤回调查申请;第二、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以同中国达成旨在防止或救济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等的协议为由建议中止调查。37)
(四)调查期限
对于因中国特定产品的进口增长而导致韩国国内市场扰乱、贸易转移、阻碍交易发展等事实进行的调查期原则上定为三年以上。38)
贸易委员会决定进行调查的,应在调查开始之日起四个月内决定该国内产业或国内市场是否符合采取措施的条件。但,如该调查内容复杂或调查申请人提出正当理由申请延长该期限的,可在二个月的范围内延长调查期限。39)
(五)调查方法
贸易委员会可采用调查问卷、实地核查、召开听证会和当事人会议等方法进行调查。
首先,贸易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可通过向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40) 此时,应给予至少三十天以上的答卷期限,如利害关系人提出正当理由要求延长的,可予以延长。41)
其次,贸易委员会认为为确认国内生产者、出口商、进口商、消费者、流通业者、国外供应商等的生产、销售设施和资料,交易对象国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可能性,被调查产业现状及前景等有必要的,可以派调查团到现场进行调查。但,对国外供应商及国外产业进行的实地核查要提前跟被调查人达成协议并通报该国,如没有反对意见才能进行。42) 如果要在向国外供应商及国外产业派遣的调查团成员中包括非公务员,要向该国及相关被调查人通报。43) 贸易委员会就组成调查团的事宜向相关部门和人员提出协助请求的,应以记载有调查目的、主要内容及日程等内容的书面方式提出。44)
此外,贸易委员会也可以就该调查召开听证会、45) 当事人会议。46) 召开当事人会议的,贸易委员会要对在当事人会议中提示的材料等进行保管和管理,如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阅览或复印,除非有营业秘密,应予许可。47)
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可以口头形式提出证据,但,应在随后的一周内向贸易委员会以书面形式提出才会被作为考虑对象。48) 利害关系人可在调查期间内随时向贸易委员会就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救济方案陈述意见或提出书面意见。49)
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认为必要的,可就贸易委员会的调查事项委托人,此时,应向贸易委员会提交证明关系的证明文件及明确的权限。50)
为了向贸易委员会提出而准备的材料应为韩文或英文。但,如用英文准备的材料在解释上存在困难,贸易委员会可要求就该部分提供韩文翻译。51) 调查申请人、被申请人或利害关系人在产业损害调查过程中做陈述时,应使用韩国语,但外国人亲自参加时,可通过翻译做陈述。52)
二、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条件
要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应证明中国产品的进口增长导致韩国国内市场扰乱或因其他WTO成员对中国产品发动的特别保障措施导致该产品对韩国市场的贸易转移。
(一)进口增长
“进口增长”是指一定期间内原产于中国的某种产品进口量发生绝对增长或较韩国国内生产相对增长。53)
(二)国内产业
“国内产业”是指生产与特定进口产品属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全体国内生产者或在国内生产总量中占有相当部分的国内生产者集团。如国内生产者兼营进口的,仅指国内生产部分。当国内生产者除生产与特定进口产品属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外,还生产其他产品的,仅指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那一部分。
“与该国内产业有利害关系的人”是指符合下列各项条件之一的人:第一、占该产品国内生产总量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生产者或生产者团体;第二、占该产品国内生产者总数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生产者团体,但涉及农、林、水产业时,指由五人以上的该产品生产者组成的团体;第三、该产品的国内生产者经各产业劳动组合或主管该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许可设立的协会、组合。但,满足这些条件的生产者以影响国内市场中竞争的程度进口该产品时,可排除在外。54)
(三)市场扰乱
“国内市场造成或威胁造成扰乱”是指因中国产品的进口快速增长,无论是绝对增长还是相对增长,从而构成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韩国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的一个重要原因。55)
在认定是否存在市场扰乱时,应对进口产品是否增长、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价格的影响以及此类进口产品的增长对生产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的影响、其他客观事实进行调查。56) 在对这些事项进行调查时,贸易委员会应考虑该进口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是否实际或或迫近增长,中国或其他WTO成员采取或拟议采取措施的内容、范围和由此造成的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的实际或迫近增长,有关产品在韩国国内的供求状况,中国产品对各国的出口程度。57)
(四)贸易 转移
“贸易转移”是指因另外一个WTO成员为防止或救济由中国产品的进口增长导致的市场扰乱而同中国达成的双边协议或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临时特别保障措施,造成该产品进入到韩国市场的数量增长。58)
在确定是否造成贸易转移时,贸易委员会应对贸易转移规模是否重大、另外一个WTO成员采取的措施等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贸易转移进行调查。59) 在对另外一个WTO成员采取的措施等是否造成或威胁造成贸易转移进行调查时,贸易委员会应审查该进口产品在韩国国内的市场占有率是否实际或或迫近增长,中国或其他WTO成员采取或拟议采取措施的内容、范围和由此造成的中国产品进口的实际或迫近增长,有关产品在韩国国内的供求状况,中国产品对采取保障措施的WTO成员和韩国市场的出口程度。60)
三、采取特别保障措施
(一)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
贸易委员会经调查裁决该产品符合发动特别保障措施条件的,可自该裁决作出之日起一个月内在防止或救济因该产品进口而导致的国内产业或国内市场损害所需限度内决定特别保障措施及期限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建议采取措施。贸易委员会建议采取的措施包括关税率调整、进口产品数量限制、其他为救济国内产业损害或促进结构调整所必要的措施。61)
贸易委员会应将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调查终止、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和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延长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内容登在官报并通知申请人及利害关系人。62)
(二)临时特别保障措施
调查申请人向贸易委员会提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贸易委员会在听取主管该产业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该产业相关事业者集团等的意见后,应自申请日起一个月内决定是否提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如果调查内容复杂,贸易委员会可在一个月内延长期限。
提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建议的申请人应将记载有因该产品的进口增长而造成的国内产业损害严重程度,申请的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内容、程度、期间,其他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所需事项的申请书和相关证明材料提交贸易委员会。63)
在对是否造成市场扰乱进行的调查过程中,贸易委员会认为如不采取紧急保障措施,被调查产业将会造成难以补救损害的重大情况下,可根据进口产品已经造成或威胁造成市场扰乱的初步认定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建议在不得超过200天的期间内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64)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在接到贸易委员会提出的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建议后,应在一个月内决定是否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并通报贸易委员会。该措施要限定在为救济或防止损害所需范围内。但,如果对象产业属于农、林、水产业,因季节性、易腐烂等原因,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时,应自收到建议之日起十五天内决定是否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为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需要同其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相关机构或团体进行协商等程序的,该期间不包括在内。还有,就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同中国进行磋商,对法令予以修订等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内。65)
临时措施方式中,关于调整关税率的措施由财政经济部长官决定,关于数量限制的措施由产业资源部长官决定。66) 如贸易委员会经过调查,最终认定进口产品并未造成或威胁造成国内市场扰乱的,应返还该特别产品临时紧急关税或解除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67)
财政经济部长官在决定是否征收临时紧急关税时,财政经济部长官如认为必要,可在20天内延长决定时间。68) 征收临时紧急关税的决定,仅适用于征收决定生效日以后开始进口的产品。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为了决定是否要征收临时紧急关税有必要时,可以向主管行政机关长官及利害关系人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等必要协助。69) 对特定产品征收临时紧急关税的对象产品、税率、适用期限、数量、进口管理方案等事项由财政经济部令予以规定。70)
产业资源部长官采取临时进口数量限制措施决定,仅适用于措施施行之日以后开始进口的产品。产业资源部长官认为为了决定是否要采取临时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有必要时,可以向主管行政机关长官及利害关系人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等必要协助。71) 对特定产品采取临时特别进口数量限制的对象产品、数量、适用期限等事项予以公告。72)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将采取临时特别保障措施的决定、采取措施的依据、范围、期限等登在官报。73)
(三)提前磋商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在对中国产品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前请求中国政府就关于旨在防止或救济市场扰乱的措施进行磋商。如在磋商中双方达成协议,则遵照协议执行,如未能在自中国政府收到磋商请求后六十天内达成协议,则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可采取特别保障措施。
同样,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在以贸易转移为由采取特别保障措施前请求中国和/或有关WTO成员进行磋商。如在磋商请求通知WTO保障措施委员会后六十天内达成双边协议,则遵照协议执行,如未能达成协议,则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可采取特别保障措施。74)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在决定采取保障措施时,应就该措施将对国际通商关系、国民经济和整体产业产生的影响向其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征求意见。75)
(四)采取特别保障措施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在收到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对中国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结构调整措施等的建议后,征求其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的意见并在一个月内对是否采取措施及措施内容作出决定,并通报贸易委员会。该措施要限定在为救济或防止损害所需范围内。此时,就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结构调整措施同中国进行磋商,对法令予以修订等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内。76)
特别保障措施方式中,关于调整关税率的措施由财政经济部长官决定,关于进口数量限制的措施由产业资源部长官决定。77)
财政经济部长官在收到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征收紧急关税的建议后,经过对为保护国内产业是否需要征收紧急关税、国际通商关系、因征收紧急关税所导致的补偿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内容的考虑,应在一个月内决定是否征收紧急关税及征收内容。此时,为了同中国就征收紧急关税事宜进行磋商等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内。 征收紧急关税的决定,仅适用于征收决定生效日以后开始进口的产品。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为了决定是否要征收紧急关税有必要时,可以向主管行政机关长官及利害关系人要求提供相关材料等必要协助。财政经济部长官决定对正在征收临时紧急关税的特定进口产品征收紧急关税时,如紧急关税额不少于临时紧急关税则以该临时紧急关税额征收紧急关税,不另外加收差额;如少于临时紧急关税则返还差额。贸易委员会最终裁决进口产品没有给国内产业造成损害时,财政经济部长官应返还已征收的临时紧急关税。78) 被征收紧急关税的产品、税率、适用期限、数量、进口管理方案等事项由财政经济部令规定。79)
产业资源部长官经过对保护该国内产业的必要性、国际通商关系、因采取限制进口数量措施所导致的补偿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等内容的考虑后,决定是否采取限制进口数量措施及限制内容。限制进口数量措施仅适用于该措施实施之日以后开始进口的产品。产业资源部长官认为为了决定是否要采取限制进口数量措施有必要时,可以向相关行政机关长官及利害关系人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等必要协助。80)
贸易委员会应将开始调查、调查结果、调查终止、建议内容登在官报并通知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81) 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将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决定、采取措施的依据、范围、期限等登在官报。82)
(五)特别保障措施的延长
在为防止或救济市场扰乱有必要时,特别保障措施的适用期限可以延长。83) 申请延长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的申请人应将记载下列各项内容的申请书及能够证明这些内容的材料在该特别保障措施期满六个月前提交贸易委员会:第一、该产品的品名、规格、特性、用途和生产者名称;该产品的出口国、出口商、进口国、进口商、进口实绩(产品量和金额)和预计进口量;韩国国内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品名、规格、特性、用途和生产者名称;该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 力现状和前景;要对申请书上所记载的内容及证明材料采取保密措施的理由(如认为有必要)。第二、该产品的进口符合市场扰乱或贸易转移的理由(包括价格、市场占有率、供求等)。第三、如果以发生重大贸易转移为由提出申请的,还应提交中国或其他WTO成员所采取或拟议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内容。第四、该国内产业正在进行结构调整的证据、该国内产业的结构调整推进实绩、其他有必要延长保障措施的理由。如经过贸易委员会调查认为为了防止或救济国内产业的市场扰乱而有必要延长该措施并做出决定的,应在该措施期满一个月前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提出延长建议。84)
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在收到贸易委员会提出的延长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的建议后,征求其他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的意见并在一个月内对是否采取措施及措施内容作出决定,并通报贸易委员会。此时,就延长特别保障措施同中国进行磋商,对法令予以修订等所需时间不包括在内。85)
贸易委员会建议财政经济部长官延长所采取的紧急关税时,财政经济部长官应在收到该建议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必要的,可在二十天内延长决定期限。86)
如贸易委员会建议,产业资源部长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延长限制进口数量措施的适用期限。此时,延长适用期限后的措施应当较最初的措施相对放宽。87)
以进口转移为由发动保障措施等的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应在其他WTO成员对中国产品采取的措施终止后三十天内终止特别保障措施,即由财政经济部长官中止征收特定产品紧急关税或由产业资源部长官解除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如其他WTO成员向韩国通报变更对中国产品采取的特别保障措施时,应对是否需要变更、撤回或维持已发动的措施做出决定。88)
相关中央机关长官在利害关系人提出申请或因同中国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等,使得采取特别保障措施的原因消灭时,应解除该措施。此时认为必要的,可向贸易委员会征求意见。89)
(六)变更及再次发动
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必要时,可以对征收紧急关税决定进行复审,并可根据复审结果变更最初决定,变更后的措施不得严于最初的措施。90) 贸易委员会建议财政经济部长官减轻、解除所采取的紧急关税时,财政经济部长官应在收到该建议之日起一个月内作出复审决定。财政经济部长官认为必要的,可在二十天内延长决定期限。91)
在贸易委员会建议,产业资源部长官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变更限制进口数量措施的内容,此时,变更后的措施应当较最初措施相对放宽。92)
在导致贸易转移的其他WTO成员采取的措施终止时,应在三十天内终止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如该WTO成员变更相关保障措施并予以通报时,采取该措施的中央行政长官要对重大的市场扰乱是否会持续,是否变更、撤回或维持所采取的措施作出决定。93)
Ⅳ.结论
《入世议定书》第十六条允许对中国采取歧视性的保障措施,而它类似于在GATT体制下,波兰、凶牙利、罗马尼亚入关时所做的特别保障措施承诺,对中国相当不利。原因是就发动保障措施,减轻了两方面的重要标准:允许仅以中国为对象发动措施,将严重损害要素放宽到跟实质损害相似的市场扰乱,并且还允许在导致贸易转移时发动措施。
2002年初以来,先后有印度、美国、土耳其、欧盟等国家开始利用此条款采取行动,对我国有关出口产品启动了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以保护其国内产业利益。其中,2002年8月13日由印度启动了全球第一起针对中国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被调查产品为工业用缝纫机针。2002年8月26日,美国启动了对轴承传动器的特别保障措施调查,并且相继在2002年12月6日,2003年6月16日和2003年9月5日对钢丝衣架,刹车鼓、机械旋转部件,易延展铁水管装置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而土耳其则于2003年5月1日对我自行车进行特别保障措施调查。除此之外,2003年7月11日欧盟对原产于中国的橘子罐头同时进行特别保障措施和一般保障措施调查。尽管这些调查最终都以已不采取任何限制措施而告终,使得目前第十六条的适用尚无先例,但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
虽然韩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启动特别保障措施调查,但是就两国间贸易总量的日益增长趋势来看,韩国将来发动这一措施的可能性还是不少的,所以我认为有必要认真研究相关法令,以备将来能够积极应对。
就韩国的相关法令来看,尽管在中国的《入世议定书》中并未将结构调整规定为一种救济措施,而韩国将其规定为一种救济措施,因为韩国觉得跟萎缩贸易的限制措施相比,给相关产业提供国内支持更加有益。94) 此外,韩国一开始在《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贸易委员会能够向相关中央行政机关长官建议采取的临时特别保障措施方式为调整关税率,而在2003年9月29日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中又增添了进口数量限制方式。
将来为了以防万一,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些对应策略,以备其他国家针对中国发动特别保障措施,例如:
一、通过条约解释尽量为此种措施的实施限定严格的条件,尤其是通过争端解决机构的解释来进行限定。我国的特别保障措施,也是某种程度对上述原则的背离或例外,同时也是顾全入世谈判大局而接受的结果。它是过渡性的,也是有严格的条件的。应当将特别保障措施和《保障措施协定》紧密联系在一起,除非特别保障措施有特别规定,特别保障措施也应适用《保障措施协定》的有关条款,适用专家组、上诉机构对《保障措施协定》的名词概念、条款的解释。二者可以视为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
二、建立相关产业的预警机制。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利用各种手段和技术,对一些产品的进出口情况进行跟踪,特别是那些数量激增和价格变化大的产品。
三、企业在产品出口的方向上要采取多元化战略,拓展产品出口的国家。产品的最终目的国过于集中,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就有限。
四、生产和出口企业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避免特保措施案的发生。
五、我国相关出口企业在面临进口国保障措施调查的时候,应积极应诉,根据适用保障措施或特别保障措施的条件进行抗辩,避免进口国对我国出口产品保障措施的适用;一旦进口国对我国出口产品实施了保障措施,中国政府应该行使《保障措施协定》及《入世议定书》中所赋予的权利——对实施国采取相应的报复措施。
脚注:
1)马光,韩国通商法制研究所研究员,韩国高丽大学国际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联系方式:maguang@korea.ac.kr
2)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二十八条(对特定国家产品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的施行等)。
3)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七十六条(对特定国家产品特别进口数量限制措施的施行等)。
4)相关内容规定在第六十七条之二(特定国家产品紧急关税的征收)。
5)相关内容规定在第八十九条之二(特定国家产品紧急关税的征收等)。
6)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二十二条之二(对WTO特定成员的特别保障措施)。
7)相关内容规定在第二十二条之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保障措施等)。
8)根据韩国宪法,韩国的法令等级依次为宪法、法律、总统令、总理令、部令 。此外,依据宪法缔结的条约和一般被承认的国际法规具有同国内法相同的法律效力。韩国宪法第六条第一款、第四十条、第七十五条、第九十五条。
9)入世议定书16.9条。
10)入世议定书16.1条。
11)入世议定书16.8条。
12)入世议定书16.4条,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6(c)段。
13)Ibid。
14)保障措施协定4.2(a)条。
15)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8段。
16)入世议定书16.1条,16.2条,16.3条。
17)入世议定书16.8条。
18)在本论文中,一般保障措施指根据GATT第十九条和保障措施协定采取的措施。
19)方顺子(韩),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制度的引进和今后的运用方向,贸易救济,2002年4月,p.178。
20)入世议定书16.3条,16.8条。
21)入世议定书16.8条,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6(f)段,249段。
22)中国加入工作组报告书246(g)段。
23)保障措施协定7.1条,7.2条。
24)入世议定书16.7条。
25)入世议定书16.6条。
26)保障措施协定8.2条。
27)对外贸易法施行令第七十六条条第二款,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二款。
28)贸易委员会编制第三条。
29)贸易委员会编制第四条。
30)贸易委员会编制第五条。
31)贸易委员会编制第六条第六号。
32)贸易委员会编制第七条。
33)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一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二十条第一款。
34)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
35)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二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六款。
36)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六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二条第四款,第二十条第四款,第十四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三款。
37)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二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二款。
38)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三条。
39)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七款。
40)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
41)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
42)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
43)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
44)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条。
45)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七条。
46)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八条第一款。
47)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八条第二款。
48)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八条第三款。
49)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九条。
50)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六条。
51)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
52)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一条第二款。
53)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二款。
54)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二款。
55)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三款,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二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
56)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八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三条。
57)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款。
58)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四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条第二款。
59)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九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60)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二款。
61)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八款,第十三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62)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五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八条。
63)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四款。
64)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三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65)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一款,第三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四款,第十七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66)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五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三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67)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六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四款。
68)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69)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八款。
70)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三款。
71)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八款。
72)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六款。
73)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74)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四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二十五条第二款。
75)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三款,第二十五条第三款。
76)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一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七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77)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五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三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二款。
78)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八款,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79)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三款。
80)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81)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四条。
82)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四款,第二十五条第四款。
83)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84)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四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 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六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七条。
85)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一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施行令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七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
86)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87)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88)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七款,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五款,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八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89)关于不公正贸易行为调查及产业损害救济的法律第二十二条之二第十九款,关于对中国特别保障措施运营的规定第十九条第五款,第二十五条第五款。
90)关税法第六十七条之二第八款。
91)关税法施行令第八十九条之二第三款。
92)对外贸易法第二十八条第七款。
调查令申请书范文6
第一条为加强领导干部管理工作，进一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促进干部能上能下，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江苏省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苏州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的辞职，是指领导干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辞去现任职务。领导干部辞职包括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
第三条本规定适用范围包括：
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含派出机构、部门管理机构）的领导成员；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机关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
市纪委常委、内设机构正职领导；
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成员；
各镇党委、人大、政府、纪委领导成员。
市各人民团体和市直属事业单位的领导成员、*经济开发区内设机构领导成员、汾湖旅游度假区副职领导成员及内设机构的领导成员、市级机关二级局单位的领导成员、市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领导成员，各镇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招商中心、盛泽镇城市建设管理办公室、盛泽镇人口与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正职领导，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因公辞职
第四条因公辞职，是指领导干部因工作需要变动职务，依照法律或政协章程的规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人大常委会或者政协常委会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五条领导干部担任由法定程序产生的领导职务，任期未满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向任免机关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㈠因提拔、交流等变动职务，需要提出辞职的；
㈡达到退休年龄的；
㈢其他原因。
第六条因公辞职应当由干部本人或组织书面向任免机关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后方可离任。
第三章自愿辞职
第七条自愿辞职，是指领导干部因个人或其他原因，自行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八条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自愿辞职：
㈠由于年龄、健康等方面原因，不能胜任或不宜继续担任现职的；
㈡不愿继续担任现职，希望从事其他工作的；
㈢因私出国、出境较长时间，不能履行岗位职责的；
㈣其他理由不能或不愿继续任职的。
第九条领导干部自愿辞职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㈠干部本人以书面形式向市委和任免机关提出辞职申请，填写《自愿辞职申请表》；
㈡由市委组织部对辞职申请进行审核，听取市纪委（监察局）和干部所在单位意见；
㈢市委常委会研究讨论辞职申请，作出同意辞职、不同意辞职或者暂缓辞职的决定。审批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申请辞职的干部及其所在单位。对准予辞职的由法定程序产生的领导干部，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第十条市委应当在接到干部自愿辞职申请的三个月内予以审批。逾期未予批复的，视为同意辞职。
第十一条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提出自愿辞职：
㈠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㈡正在接受纪检（监察）、司法机关调查或者审计部门审计的；
㈢有其他特殊原因的。
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引咎辞职
第十二条引咎辞职，是指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十三条领导干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引咎辞职：
㈠对重要事件处置不力或者言行失当，在政治上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
㈡工作失职或者决策失误，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
㈢严重违反干部选拔任用有关规定，干部人事工作出现重大失误，造成恶劣影响和后果，应负主要或者重要领导责任的；
㈣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因个人主观原因连续多年未能完成工作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工作不力，给全局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的；
㈤因工作失误、失职，致使职责范围内发生重大事故，造成恶劣影响和后果，应负主要或者重要领导责任的；
㈥教育管理不严，班子成员或下属出现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本人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或者对配偶、子女等亲属违法犯罪负有责任，社会反响强烈，影响本人正常执行公务的；
㈦品行不端，做出损害党委、政府形象的行为，社会影响恶劣，群众反响强烈的；
㈧存在其他问题应当引咎辞职的。
第十四条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㈠干部本人以书面形式向市委和任免机关提出辞职申请，填写《引咎辞职申请表》。
㈡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市委组织部与有关部门一起组成考察组对辞职缘由进行调查核实。调查中应当征求纪检（监察）机关和相关部门的意见。调查结束后，形成考察报告，提出处理建议。
㈢市委常委会研究讨论辞职申请，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做出同意辞职、不同意辞职或者暂缓辞职的决定。市委常委会作出决定后，应当指派专人与干部谈话。对准予辞职的由法定程序产生的领导干部，按照法定程序办理。
㈣审批决定应当及时送达干部所在单位和干部本人，同时，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五章责令辞职
第十五条责令辞职，是指市委及市委组织部根据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表现，认定其已不再适合担任现职，通过一定程序责令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第十六条领导干部应当引咎辞职而拒不辞职的，应当给予责令辞职处理。
第十七条领导干部责令辞职应当经过下列程序：
㈠市委根据有关事实作出责令领导干部辞职的决定，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并指派专人与干部谈话。对由法定程序产生的领导干部，事先应当征求任免机关的意见。
㈡被责令辞职的干部在接到辞职通知书10日内，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辞职申请，由任免机关审批。
㈢被责令辞职的干部若对组织决定不服，可以在接到责令辞职通知10日内，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任免机关接到申诉后，应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核查，并在30日内作出复议决定。复议决定以书面形式通知干部本人。
㈣责令辞职的决定通过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第十八条被责令辞职的领导干部拒不辞职的，应当免除其领导职务，或者提请选举机关予以罢免。
第六章辞职管理
第十九条领导干部辞职，必要时应当进行离任审计。辞职干部被查出有违法违纪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追究。
第二十条领导干部辞职，应当在批准之日起15日内，办理公务交接手续。对拒不办理公务交接手续的，给予免职或必要的处分。
第二十一条领导干部在辞职审批期间不得擅自离职，对擅自离职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二条对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干部，可以根据辞职原因、个人条件等情况，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安置。按照新任职务职级确定其工资福利待遇等。
第二十三条领导干部辞去领导职务，个人从事经商、办企业的，应当同时辞去公职。辞去领导职务或者公职的干部，到党政机关以外从事与原任职务权限直接相关的工作，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办理。
第二十四条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干部，在新的岗位工作一年以上，实绩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条件的，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重新担任或者提拔担任领导职务。
第七章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