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产学研论文范文1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DOI：10.15938/ki.iper.2017.01.005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7）01-0021-07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人类社会中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规律的专门学科。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但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却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用鲜活的实践经验滋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过程中，更加坚定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因此，持续研究总结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以及学科专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05年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了《关于增设和调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宣告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作为马克思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独立二级学科地位正式成立。十年恚2006-2015），各培养单位以此为契机，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方法研究以及实践探索都得到很大发展。同时，博士研究生规模快速增长，学位论文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广泛。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门学科的建设水平，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是本学科基本理论和前沿问题的具体化，也是学科发展趋势的重要体现。因此，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特别是对论文研究选题进行全面探析，有助于全面深入认识该学科的发展水平以及研究态势，对我国今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以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学科分布及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1983年，国家教委将当时的政工专业命名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并开始招生培养专业人才。经过30多年的努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渐成规模，在全国设置了75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下简称博士点）①、282个硕士学位点、275个本科办学点，培养和凝聚了一批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团队，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方法论等20多个研究领域，产生了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应用研究等一系列分支学科体系，基本形成了一个内容完备、结构合理、动态开放、成效显著的学科体系。[1]在这些研究领域，产出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下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状况和博士论文产出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分布情况
目前，我国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共有70所（见表1）。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属下的博士点和思想政治教育独立二级学科博士点各占35个（见表2、表3）。[2]
从表1、表2、表3可以发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建设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1）博士点单位增列迅速 在上世纪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的单位仅6所：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而2005年前也只有28所，但2005年以后博士点快速增长，由28所增加到70所，增幅达150%，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
（2）博士点区域分布不平衡 虽然72所（在分布统计时，中国矿业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同时计入两地）博士点单位分布在24个省区，但是各省区数量差距大，北京12所，江苏8所，陕西6所， 湖北5所， 黑龙江、湖南、辽宁、上海各有4所，这7个省区就有47所，占总数的65.3%，而其余16个省区仅占总数的34.7%。同时，内蒙古、宁夏、贵州、青海、新疆、、海南7个省区还没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
（3）博士点院校类型和层次分布较均衡 从表中统计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和部队院校，院校类型覆盖面较广。在院校层次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博士点主要集中在“985”高校、“211”高校及其他院校（主要地部属院校及地方重点大学），其中22所是“985”高校，27所是“211”高校，其他院校占21所，因此，博士点在院校层次上分布较均衡。
2.学位论文产出情况
基于中国知网CNKI，统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2006年1月1日到2015年12月7日所公布的博士学位论文，共有599篇（见表4），涵盖50所院校。②对培养单位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数量前十名的院校进行统计（见表5）。
从表4、表5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产出具有以特点：
（1）年度产出数量呈非线型增长 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独立的前5年（2006-2010），产出论文数量少，一共才77篇。从2011年开始，论文数量达到100篇，呈现出非线型增长态势。
（2）产出总量不足，院校间差异大 十年间，CNKI收录的50所培养单位共产出博士599篇，年均产出1.2篇/校，这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论文产出量相当低，博士研究生规模较小。从产出量前十名的院校看，东北师范大学、中央党校和武汉大学3所高校产出论文最多，每校年均达3篇左右；据统计，产出总量在5篇以下的有14所高校。这说明院校间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人才培养差异校大。
二、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类别分析
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反映这门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研究趋势。下面，着重对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关键词、研究的类别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1.关键词频次分析
对599篇论文中所有关键词进行统计，不同关键词总量达1713个（统计时对同义词进行了合并，如：“中共”视为“中国共产党”统计，“高校”、“高等学校”、“高等院校”合并统计为“高校”）。统计发现，有一大批高频率关键词，频次达8次以上的高频率关键词有20个（见表6），而仅一次出现的关键词达917个，占关键词总量的53.5%。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1）高频率关键词反映了研究内容的主流方向 从排前20的高频率关键词看，“思想政治教育”频次达140，说明23.4%的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范畴。其中，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第一关键词的有54篇论文，说明占论文总数9.2%的论文选择它为核心研究内容。从研究对象上看，“大学生”、“高校”、“中国共产党”成为研究焦点；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重大现实命题成为了研究的热点。显然，高频率关键词基本吻合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方法和特点，也反映了这门学科研究的主流方向和发展态势。
（2）低频率关键词量大，既反映研究领域走向纵深与宽泛，也说明存在偏离思想政治教育主题的研究 在低频率关键词中，如责任论理、政府诚信、终身德育、意志教育、自尊外化、幸福指数、医学人文教育等关键词，表明研究主题更加具体，更加现实，更加深入，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加紧密。同时，少数论文的关键词如财政权力、创业发展、风险社会理论、知识产权文化、企业文化整合等等，s把思想政治教育过于泛化，偏离学科主旨。
2.选题研究类型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范畴具有多领域、复杂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等特点。一般而言，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研究类型是以研究对象作为分类标准的，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应用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历史发展研究、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其他有关领域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理论基础研究、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研究以及意识形态发生发展研究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侧重教育方法研究，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形成、变化、发展、运用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原理、方法与社会具体的人、群体及社会现象结合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研究是指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研究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经验与教训进行历史考察；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开展比较研究，一般是将中国与外国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跨学科研究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结合研究；其他有关领域研究是指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偏离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与方法。[3]
按照上述分类标准，599篇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分类统计分成了7类（见表7）。
从论文选题类型的统计分析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在选题上具有以下特点：
（1）应用与实践研究是论文主要选题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应用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是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的主要类型，分别占论文总数的42.2%、22.1%，这表明，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着重于理论与方法的实际运用以及现实问题的分析解决，特别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公民道德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与路径、和谐社会构建等方面选题多，研究深入，成果丰富。
（2）历史发展研究反映了我国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和基本理论与方法 论文选题类型处于第三位的是历史发展研究，占论文总数的13.1%，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研究，对三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较多，对抗战时期、建国初期、改革开放等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较深。同时，也有少数论文对中国古代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史开展研究，如孔子道德教育、马恩列思想政治理论等。
（3）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研究成果欠缺 论文以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为研究选题的总量少，共37篇（其中基础理论研究24篇）占论文总数的6.2%。从附表8看，已有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有较高水平和价值，但产出数量过低，这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创新不足，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支撑和方法创建乏力。
此外，选题跨学科研究偏少，只有24篇论文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统计发现，有56篇论文选题几乎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研究关联，如“财政权力”、“风险社会理论”等选题研究，这些选题与研究成果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发展。
三、对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思考与建议
学科调整后的十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研究内容、方法、实践等方面等到快速发展，学科领域不断拓展，具有鲜明的学科特色。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主题也表明，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学术研究已逐步形成了本学科的问题领域、研究范式以及方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分析论文选题情况，也发现诸多问题也不足，如选题创新性不够、专业性不强、实证性不多等问题均有不同程度存在。分析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研究和学科建设，从而更好地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教育对象的特点，把握思想品德形成与发展规律，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高水平研究，不断增强分析解决人们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1.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政产学研论文范文2
关键词 产业集群 医药产业集群 政府行为
中图分类号：F263； F26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4）11-0041-04
Literature review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cluster
LUAN Jingzhu1*， WANG Yue2， CHU Shuzhen1
（1.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harmaceutical Business， China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Nanjing 211198， China；
2. Jiangsu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Nanjing 210008， China）
ABSTRAC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literatures 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was teased and analyzed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the related concepts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government action，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overnment behavior of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cluster. We found that foreign scholars mainly focused 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played in industrial cluster and the government’s policy on cluster， while the domestic ones usually focused on the life cycle theory of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the analysis of government level perspective and performed the relative empirical study.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 pharmaceutical industrial cluster； government behavior
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发展迅速，各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医药产业集群，以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明确医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各项政府行为和对发展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意义。
1 基本概念的界定
1.1 医药产业集群的内涵界定
1.1.1 产业集群
哈佛大学Poter在其著作《国家竞争优势》中重点阐述了产业集群的概念：某一特定领域内，在地里位置上邻近、有相关联系的企业和相关机构以彼此的互通性和互补性相联结的经济现象。继Poter之后陆续有许多学者对产业集群进行了新的阐述，如国外的Roelandt和denHertog则从价值链的角度出发，指出集群是在一个价值增值生产中相互联系的、具有强烈相互依赖性的企业组成的生产者网络；国内的仇保兴从中间组织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介于市场组织和层级组织二者之间，它比市场稳定，又比层级组织灵活，正是这种特殊的组织方式使得产业集群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效应。其后，学者们延续了经典的产业集群概念，并根据自己的研究方向对产业集群进行更多层面的解读。
1.1.2 医药产业集群
医药产业是指将新药研究、开发、生产与各种疾病的诊断、防止和治疗相结合的产业，其作为典型的知识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行业的进入壁垒高，具有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长周期、相对垄断性等基本特征。产业集群的经济现象一样出现在医药产业中。结合文献研究，医药产业集群是指以医药产业为核心、相关辅产业为支撑，在某一地域范围内高度集聚，且相互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的医药企业和相关机构（政府机构、中介机构、大学或教育研究机构等）组成的能够产生巨大经济效益并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产业整体。
1.2 政府行为的内涵界定
政府行为首先出现在经济学文献中，主要是指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虽然政府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要议题，已经形成了较多的文献累积，但具体到政府行为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和理论家都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权威定义。不同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从不同研究视角对政府行为给出了不同的界定。综合各种视角对政府行为的界定，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我们认为在本文中所论述的政府行为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立法、行政、司法）为保证和促进全社会的公共利益，结合具体的社会环境与发展目标，利用其权力对社会公共事务（政治、经济、文化等）和自身事务进行管理的各种活动的统称。一般体现为法律法规制定、出台相关政策、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交流和影响等。
2 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的文献研究
2.1 国外研究概况
2.1.1 产业集群中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Poter[1]指出集群代表了一种关于国家、州际和地区经济的新的思考方式，它对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组织机构在提升竞争力方面的新的角色定位提出了要求。他认为产业创造竞争优势的过程中，政府的角色是正面还是负面，要看它对钻石体系的影响，其意义也要根据公共政策的表现加以观察。政府的行为不仅要考虑到社会福利，还有其政治动机。Akifumi[2]认为政府和大量的企业是产业集群政策的中的重要角色：政府是产业集群政策的制定者，而企业则是集群价值链管理者。
2.1.2 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分析研究
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会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国外学者对此研究得比较广泛。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特定区域的产业，分析其产业政策的现状、变革，并建立模型分析政策效果。Akifumi对中国天津地区丰田汽车形成的产业集群建立模型，进行个例分析，认为政府的产业集群政策要融入价值链管理的思想，促进企业价值链的形成和及时更新。Barbieri等[3]对我国广东省产业集群的产业发展政策（改革开放政策、经济特区政策、创新政策等）及表现进行了分析，这些政策实施效果可通过密度（每平方公里内聚集的企业数量）、附加价值、新产品的产出、出口情况4个指标来测度。
2.2 国内研究概况
2.2.1 基于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的政府行为研究
Poter将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3个阶段：诞生、发展和衰亡；Tichy认为产业集群存在诞生、成长、成熟、衰退或僵化4个阶段的生命周期。目前，国内学者对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也常应用此理论，认为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应随着产业集群的成长而发生变化。戴卫明[4]指出，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当采取扶持政策，去避免集群成长中的负面因素，并加强正面因素的效应。柳晓明等[5]则论述了政府的角色定位，集群成形期的政府角色主要为引导者、服务者和调节者；成长期的角色是调控者、协调者和要素提供者；成熟期的政府则应扮演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而在产业集群的衰退时期，政府应当做“挖掘者”和“转移者”。
2.2.2 基于政府层次的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研究
在研究产业集群或区域经济问题时，倾向于将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产业集群是一定区域的企业集中行为，因此，地方政府出于发展本地经济的动机，会对本区内的产业集群建设投入更多。在此基础上，关于产业集群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较为普遍。
在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关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学者们基本达成了共识：地方政府的各项行为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有积极作用，地方政府应尽可能地扶持产业集群[6-7]。地方政府行为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对本区产业制定适宜的规划和政策、资金支持和招商引资行为、提供公共品以及完善中介机构。
2.2.3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的政府行为研究
一些学者的研究则将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论两个维度综合起来分析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陈志平重点论述了地方政府在在建集群和成熟集群中的作用：对于在建集群，地方政府可通过税收、金融政策和政府采购政策扶持创新企业，并打造集群的人文环境，塑造集群的品牌形象；对成熟集群，地方政府应重点实现产业升级，推动产学研联合，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推进集群开拓国际市场，引导企业加强行业自律，并优化企业分工合作[8]。蒋东仁[9]认为：在集群形成初期，地方政府行为重心在于提供优惠条件吸引企业和资本集聚；发展阶段一般侧重于提供教育和培训，鼓励企业加强协作，融合企业创新；成熟阶段侧重于鼓励集群扩大开放，推动产业集群创新升级；在衰退阶段，地方政府行为转向宏观调控，规避集群风险，引导集群战略转移。
3 医药产业集群政府行为的文献研究
3.1 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存在许多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如美国的洛杉矶、圣地亚哥、德国的海德堡，丹麦的“生物谷”等。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形成模式有两种：一是自发形成，另一是政策驱动[10]。将生物医药作为本国的新兴支柱产业来发展，各项政策的制定实施成为国外学者的关注热点。政策驱动型产业集群中政府最重要的作用是为集群形成提供条件，政府制定的政策主要能够分为产业重组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前者的目的是政府为了应对产业危机，后者则是为了发展生物医药产业。政府的政策方向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政府的资金支持；扶持创建专业的生物科技公司；建立集群发展的专业机构；促进产、学、研结合，使得科技成果产业化。
3.2 国内研究概况
3.2.1 对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理论研究
一些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我国医药产业集群总体情况，也有一些学者对具体的医药产业集群进行针对性剖析[11]。其基本形成的共识包括：① 科学的医药产业集群规划的制定；② 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建设；③ 各项政策（产业专项政策、税收政策、创新优惠政策等）的支持；④ 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此外，不同学者从自身的研究角度出发而各有侧重。如其中陈玉文等[12]还提到政府应完善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提升产业链的国际化水平、促进建立专业行业协会。
3.2.2 以产业集群理论为基础的政府行为实证研究
除了理论分析，一些学者还对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尹蕾等[13]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医药工业园区中的政府功能，其设计了17个政府行为指标并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出了制度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园区监管、软件配套支持4个因子，结论是政府能够通过政策和制度来推动园区发展，并规范园区活动。但政府对于园区的软件设施只能通过公共产品供给以及园区监管来影响。褚淑贞等[14]以全国30个医药工业园区作为调查对象、对我国医药工业园区发展要素进行实证研究，其选取了园区规划、招商引资、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约束政策4项作为政府作用的测度指标。数据结果显示，各地政府对园区企业发展的显著推动作用。朱艳梅等[15]也以实证的方法分析市场需求、知识溢出和政府扶持3个因素对我国医药产业集聚的影响。
4 结论
综上所述，关于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国外学者倾向于通过建立模型分析政府的角色定位和产业政策及其影响，国内学者则倾向于采用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理论和政府层次观点来分析政府的各项行为；关于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行为研究，国外对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政府角色、产业政策及其作用的研究较多，国内的研究则包括了宏观和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与相关实证研究。
随着近年来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进程，关于医药产业集群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我们认为，未来可以对有关政府行为进行更多实证研究，探索我国医药产业集群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科学机制，评析已有相关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进一步从政府层面促进我国医药产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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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产学研论文范文3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国内还是西方发达国家,文化政策研究都是一个新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复杂性在于它涉及了太多不同的领域,运用了太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和手段,需要面对制度、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等不同领域的不同要求,有时候这些要求之间甚至是竞争性乃至对立的。那么如何把这些研究中不同的领域、不同方法,不同要求在一个框架下统一起来,就是进行文化政策研究最为重要的任务。
在国外学界中,没有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划分,也就没有出现我国学界中进行了很多文化产业政策研究,而对于文化政策的整体研究却非常缺乏的情况。实际上,笔者认为,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考虑,从政策角度出发,我们应当放弃“产业”和“事业”的划分。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放弃二元划分的“文化政策”的提法可以使我们在面对文化政策领域时的思考更加全面,不会造成厚此薄彼的情况;第二,在国际上通行的是能够赢利和不能赢利的划分方式,这种划分的确更加科学而明晰;第三,在文化领域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一个具体的行业能不能赢利是根据当时的发展情况而决定的,可能在一段时期内需要政府的资助,而另一段时期中就可以赢利而自主发展,也可能在某一地需要资助而另一地却能赢利,这就会导致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划分非常模糊。
我国文化政策面对的主要问题实际上就是,政策该怎样为文化产业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体系,这也就是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所在。而我们目前急切需要的是高质量的研究和健全的数据来建立一个明确的证据基础。因此我们的研究应该主要建立在文化产业发展历史中,不同案例的比较和分析,以及相关的理论总结的基础上。
文化政策研究应当回应三个重要的挑战,第一,跨学科性的挑战,文化政策研究挑战了传统的机构和部门设置,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样也能够将研究者从单一的学科领域中解放出来,面对一系列共同的研究问题、图景和行为。因此文化政策研究无论在学术领域内外而言,都可能具有一种特别的合作倾向;第二,文化政策研究必须要面对潜在的多种受众,这其中包括决策者、研究者、消费者等等,资金来源等外部因素也会对文化产业造成不同的影响,文化产业既涉及市场机制又涉及文化领域,其生产、传播和销售的整个过程都比其他的产业链要更加复杂;第三,混合应用和人文话语的挑战,我们必须要通过健全的文化政策来协调市场话语与人文、艺术、伦理话语的矛盾。另外,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很多影响文化政策的因素都是国家或民族所特有的情况,这其中还涉及到文化外交以及民族文化身份的问题,也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文化政策研究的这些复杂挑战要求我们必须在跨学科、跨领域等方面做出突破,在数量上与本质上吸取各种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论,以发挥自己的社会和经济作用,建立自己的应用和研究模式。比如说,就政策的执行与其带来的经济效果方面,我们需要经济学、管理学研究;就理解历史上政策制定及其对后来的发展和应用的影响方面,我们需要艺术/人文的史学研究;就探讨符号、意义和身份等文化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定义和经验方面,我们需要文化研究。
政产学研论文范文4
摘 要：“民主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55年的“主要经验”。考察近20年国内执政党理论研究文献就会发现，执政党与民主关系是民主执政研究的基本理论脉络。早期的传统研究中已涉及执政党与民主问题，到探讨国家执政党失败原因时才真正开始主动探索这一问题，在对中外政党制度及执政党的比较研究中逐步确立执政党民主执政的依法、科学的取向。正是在近20多年学界与政界的良性互动中，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关键词：民主执政；执政党与民主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0-0025-04
2004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提出“民主执政”的新命题，第一次在党的历史上主动将“民主”与党执政方式联系起来，表现出充分的民主自觉、执政自信和理论成熟。而民主执政之所以被认为对于党的执政具有方向性和根本性意义，不仅因为民主执政与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一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和“总体目标”［1］，更重要的是因为这三个执政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本文试图通过文献史考察的方式，以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为分析样本，以民主关系这一条与民主执政最近的线索，探索执政党“民主执政”这一概念之所以能提出的基本路径和理论脉络。
一、传统党建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民主和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分析
长期以来，我们对执政党的研究，相对集中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中，党的建设学说虽然从未成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与范式，却一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经典作家的《选集》与《全集》中相关文献，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及《哥达纲领批判》等文献，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政党学说，是当时及以后社会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经典研究无疑有利于理论的正本清源，但其视野和路径侧重文献和理论，且理论又侧重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理论而忽略对执政问题的研究，更因意识形态的原因忽略了对世界其他政党有效执政经验的规律性研究，导致理论与快速变化的现实存在一定的距离而在实践面前显得相对滞后，渐渐无法指导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需要，无法为执政党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等条件下长期、有效执政提供理论指导。正如张荣臣的《马克思恩格斯政党理论研究》（2001年）指出的，马恩的政党理论最本质的内容在于它的革命性，而在现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和民主化的要求，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解决一个更好地代表人民群众执政问题”。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正是由于其“由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失败”［3］，由于其没有能适应转型期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而被人民抛弃。
二、剧变后，对政党与民主关系的研究以及在“政党民主化”概念框架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探讨
早在剧变过程中，吴江和牛旭光先生的《民主与政党》（1991）就敏锐地将“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当前民主政治的重要问题”“提到我们面前，”［4］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将苏联政党制度放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及政党制度、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大势中来比较分析的视角，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政党制度建设中执政党与民主关系问题的思考和重视。随着研究的深入，各种总结执政党教训的书籍开始出现。20世纪九十年代的政党研究文献几乎无不涉及对执政党丧失政权的分析。从最初的经济原因说、戈尔巴乔夫罪责说、苏联模式说，逐渐到执政党主因说，而执政党主因说中又有意识形态动摇说、指导思想僵化说、党民关系说等等。许多文献，如魏泽焕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及其发展》（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振坤主编的《20世纪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版），都涉及对执政党缺乏民主导致被人民抛弃问题的探讨。
新世纪初始的2000年，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应邀就苏联解体和苏联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中国演讲，提出了一个中国人深为叹服、继而逐渐接受的观点――“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苏联的解体。就是说，苏共的和苏联的解体“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起到来的群众暴动”，也不是因为“西方媒体充斥着各种关于下层群众撼动苏联体制并群起而攻之的故事”，而是由于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精英分子，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转而支持叶利钦，……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5］。他与另一位长期驻苏的记者1992年写成的《来自上层的革命》引发了国人，尤其是政界和学术界对于执政党自身问题的深切关注与忧虑。此间多次谈话开始强调要研究“既得利益集团”问题，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允许出现既得利益集团，要做到“三个代表”。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不仅正式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且将中国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到要顺应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即“三大规律”的高度。黄韦町的《苏共亡党十年祭》（2002年4月成书），立足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史为镜，开篇就是“辉煌与凄凉，全在人心向背”，在“谁是苏共的掘墓人”一章中不仅吸收了大卫的观点，更突出了中国独特的干群关系、改造监督、防止党内特权、执政党的“信念”和权力如何保持颜色问题。这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以其清醒的“实话实说”在广大干群中引起了共鸣。其后，王长江的《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2002年9月，河南人民出版社）则详细展示分析了苏共从建立到衰亡的过程，总结出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党的创新能力和党自身现代化四条启示，内含对执政党民主执政、科学执政的建言，促进了国内对执政党长期执政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十六大后不久，高新民、农华西写的《论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在比较中西政党执政方式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民主与法制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的最基本的途径、形式。此后对执政党如何执政的研究逐步深入到执政规律、执政体制、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执政基础、执政环境和执政方式建设等方面，合法性、政治生态、制度变迁与政党转型等等非常有解释力的话语纷纷出现，为新世纪党的建设奠定了理性的科学的基调，为提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统一原则和执政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2004年，王长江在其专著《政党现代化》中提出了“政党的民主化”这样一个比较有包容性和解释力的概念，可以看做是前面10年对执政党与民主问题思考的一个小结，书中指出“在民主政治体制中运作的政党，既有内部民主的问题，也有一个它和周围环境建立联系的问题”［6］，强调“政党的民主化”，涉及到政党的党内民主、国家民主，也涉及到党执政后的执政方式的民主化，即党与国家关系、党与社会关系的民主化。这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构建一个有效的民主的执政体制的问题。同时国内大量成果对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运行机制，对人大制度、中国独特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专门研究，也可以看做是执政党实施民主执政的政治行为、组织形式和制度形式的研究。
三、通过中外政党及政党制度的比较研究，探讨执政党执政普遍规律与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改革的方向
在世界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比较政党研究成为制度比较研究的一个重点。同时，在中国为了更好地总结政党执政的规律，大量的研究势必集中到中外政党和政党制度的比较上。王长江的《世界政党比较研究》（1994）《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1996）和2002年推出的“执政党研究丛书”《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中国执政党建设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他的《政党现代化》（2004），从更宏大的视野，将中国共产党的转型归入“政党现代化”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政党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动态进程中，意在强调党的变革是一个常态，民主执政是对一般规律的理性认识。此后大量的中外政党比较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这些研究不仅涉及世界范围内政党执政的规律、方式和运行机制，还涉及其制度设计、执政基础、执政环境，更有执政党执政的具体个案分析。
同时期，国内对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建设、执政党建设研究的大量著作中也涉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如林尚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9月）在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要按照政党执政的规律，从执政党与国家及社会的关系、执政基础、党政关系与执政水平、民主集中与领导制度、基层组织与党建资源、党员与社会整合等方面来构建执政党建设的系统工程，指出新世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就是要发展、创新，在国家政治建设、执政党建设方面加以突破，解决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问题。
正是在对西方政党与执政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国执政党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与比较中，我们充分认识到：政党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是民主社会和国家不可或缺的；政党在西方体制下的运作有其具体的模式与制度环境；与西方有很大差别的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该遵循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道路；以民主政治为目标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发挥民主政治建设的工具性作用，实现执政党建设与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机结合。
四、研究对执政党执政环境，为执政党领导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党和国家、社会高度一体化的政治体制逐步松解，政党－国家－社会三者的关系从结构到运作逻辑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林尚立的《制度创新与国家成长》指出“社会日益成为决定国家与政党的根本力量，而政党或国家如何依据现实社会的发展，平衡自身与社会的关系，保持相互之间的适应性，则成为政党或国家运行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7］。而通过政党一般规律的研究发现，政党的出现本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政党民主运作的方式也是市场经济的规范要求。咸台灵的《中国政党政府与市场》（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是一个国外学者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市场分析，该书具体分析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经济与政府的现实影响，市场经济对中国政党与政府的影响，揭示出一条规律：执政党应该顺应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实现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在中国，实现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客观需要。
五、执政党对学界成果的吸纳大大激发了执政方式及民主问题的研究，正是在政界与学界的良性互动中，民主执政的提出水到渠成
学界的研究加深了国人对民主与政党关系的理解和思考。学界对执政党研究的成果不仅被广大民众所逐步认同，也逐步被吸纳进执政党改革的思路中，政界与学界实现了一个良好的互动。也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才有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提出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原则与目标的提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公开宣告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践中来自中央与地方层面的一些好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如向党的委员会工作报告制度、问责制度、干部推选制度、监督制度等，也逐渐被推广甚至被写进修改的。就在执政党研究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使该范畴下“党的民主政治建设能力”的研究成为热点，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成为学术研究重要课题。正如王长江教授指出的，在中国“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实实在在是一个贯通全局的问题。它一方面针对着党自身，另一方面连着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属于党的建设，另一方面也和党领导的事业紧密联系；一方面包含着发展党内民主，另一方面又肩负着为社会民主提供动力的任务；一方面旨在增强党的活力，另一方面又落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方面作为共产党执政的重大课题，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世界政治文明的联系与接轨”，因而是“今后若干年贯通执政党建设理论和实践的主线”。200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进行集体学习，第一次提出“党的执政理论”是个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我们党执政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开展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不断完善我们党的执政理论体系。8月22日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系统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与党执政新的实践紧密结合，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和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方面，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这些来自中央的研究信号，使得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一个涵盖性比较强的概念，大大拓展了对党的执政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研究视野的开阔程度和执政理论研究的深度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正是建立在如此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执政党才有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与依法执政”经验、原则与目标的提出认为，“在理论层面上，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干，一个建立在执政党基点上的理论框架逐步形成。”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理论成就，笔者认为，这是同执政党对学界观点的充分尊重与吸纳、对世界政党执政规律的尊重与吸纳、对民间实践经验的充分尊重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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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M］.北京：大百科出版社，1995：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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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吴江，牛旭光.民主与政党［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
［5］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曹荣湘，孟鸣歧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9、10.
［6］ 王长江.政党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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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社会政策研究不可或缺与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福利泛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帮助其成员更为有效地发挥功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进而使他们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努力。一般来说，社会福利分为政治福利、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狭义）三大层面。主要局限于狭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两部分，研究范围覆盖劳动就业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社会福利制度主要通过制度性利他主义安排解决社会问题，满足部分或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进而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平的福利政策目标。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福利研究对象是"生活问题"，而不是由劳动等问题引发的单纯"社会问题".这意味着福利政策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又是认识社会变迁规律的重要角度。主要采取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的理论框架来回顾、评价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社会福利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应有和独立的地位。社会福利研究分散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福利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民政工作、劳动就业和婚姻家庭等领域。的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主要局限于冠有"社会福利"的活动与研究工作。
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历史回顾：阶段与特征
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大体分为六个各具特色的主要阶段。其文献回顾与综合评述基本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依次进行的，具体分析层面主要是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社会福利理论研讨会四个方面，并且有意识地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议题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观察和分析，以期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福利概念和整体印象。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综合评价主要局限大陆学者的中文著作与成果，港台和海外学者的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状况与成果将另文论述，不在此赘述。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演变的历史研究。
1.1949~1957年底，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主义福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上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上政府确立生活资料配给制和工作单位就业保障体系，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文化。当时在破旧立新和百废待兴处境下，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难以纳入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与此同时，政府面临若干重大现实和敏感政策问题：一是如何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二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三是如何发挥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的社会稳定作用，为新生国家政权服务。为此，政府建立城市居民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政府帮助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提出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自办的方针，以后又通过取缔、团结、教育和改造方式逐渐演变为由国家独自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与机构。在救济工作中国家确立"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政府对无劳动能力的弱势社群给予社会救济和必要服务，对失业工人和其他有劳动能力劣势社群的生活困难问题采取介绍就业或予以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移民开垦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以确保社会稳定；这个时期几乎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召开过理论研讨会，但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全国性民间福利组织，例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0.4成立）、中国红十字会（1950.9改组）、中国福利会（1950.8改现名）、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55.7成立），在重组和建立新的福利工作组织体系，巩固和扩大社会福利界的统一战线，改造旧的"慈善"组织，总结社会主义福利工作经验，组织救灾救济和提供直接福利服务，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除宣传报道之外，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数量不多，主要是工作经验总结和翻译介绍苏联社会福利两类，前者如中华妇女联合会1952年出版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经验》，后者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劳联的福利事业》。简言之，1949~1957年间既是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期，又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奠基时期，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的多元化和新旧交替过渡是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是福利理论、政策模式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主题与主要思想取向。
2.1958~1965年开始之前，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集体化福利时期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五计划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已稳固确立和国家初步工业化背景下开始的。集体化浪潮由农村扩散到城市，成为全国性社会运动。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是政治运动、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体化。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福利，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国有化程度与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与提供集体福利，这既是福利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又是国家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1956年创造的"社会福利生产"概念及其特殊生产形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大力兴办脱离实际和严重超前的集体化福利事业既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又是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化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例如1958年底内务部党组就民政部门机构设置问题在向中央的请示中，曾提出由内务部改为社会福利部的建议。这个时期在研究机构和全国利理论研讨会方面没有明显进展，但有关集体化福利的新闻报道和工作经验的出版空前繁荣。例如内务部办公厅195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福利事业》，北京通俗杂志1959年发表的"怎样办福利事业"等。简言之，1958~1965年是公有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集体化福利理论与实践迅猛发展的黄金日期。
3.1966~1976年结束，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批判福利主义时期意味着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社会完全陷于无政策状况，阶段斗争和文攻武卫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反对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主义是指利用经济收买手段达到晋级加薪和提高个人福利待遇的行为与思想倾向。福利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当权派为达到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的斗志，用大量金钱和优厚物质福利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活动。这意味在和阶级斗争处境下，社会福利再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欧美津贴福利机构首次使人们将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谁搞福利谁就是想拉拢腐蚀工人阶级的社会误解。社会福利改善人们生活状况和满足需要的功能完全被人为扭曲和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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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判福利主义的影响对以后的福利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直接结果是内务部和其它相关国家机关被撤销，福利事业长期停滞不前。由于极左思潮把举办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说成是福利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因此许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被合并或撤销，残疾人、孤残儿童、老年人和普通市民生活状况普遍恶化，许多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在此处境下，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利理论研讨会无从谈起。简言之，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倒退时期，福利事业同样遭受严重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左倾思潮将社会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将福利制度满足需要的功能曲解为腐蚀工人阶级。
4.1977~1985年六·五计划完成，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化福利时期这个时期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倡导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恢复生产，重建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诸多方面类似50年代早期状况。像其他工作一样，福利工作主旋律是重建各级工作组织体系，调整业务范围和明确工作任务，明确方针政策和提供福利服务，开创福利工作新局面等事务性工作。总体来说，福利决策者和专家学者根本无暇顾及基础福利理论研究。与此同时，1979年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恢复重建，1980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大量涌现与招生，这些都是社会福利研究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国各地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问题与"应用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社会学所与社会学系也逐渐成为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研究基地之一。社会学化福利研究范畴也经历了由"社会学化理论"逐渐转向"社会生活化"课题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学取向的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开始出版发表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福利的理论研究成果、经验调查报告、书刊文章。但是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尚不多见。简言之，1977~1985年是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理论研究的恢复重建时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扮演着拓荒者和主导性角色，重新拉开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序幕。
5.1986~1999年，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保障时期1986年公布实施的七·五计划（1986~1990）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全新时期，其象征性标志有二，一是首次将"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社会发展概念与意识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经济增长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人的发展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国家应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这为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七五计划首次专章论述"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明确提出了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优抚组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人民生活状况与社会保障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和重要领域。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学者们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概念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与澄清，导致社会保障涵盖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个大概念、社会福利是个小概念的社会误解形成并广为流传，严重影响了福利理论的发展与制度建设。总之，这期间有影响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保险政策研究上，仍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
这期间有关社会福利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以社会保障为题的书刊文章大量涌现，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日趋增多。出现的主要研究机构有：1986年9月，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成立；1988年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保障研究室成立；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成立。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这些机构均直接或间接以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目标，并通过举办会议、发表研究成果和承担课题等形式开展福利研究，成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生力军。同时，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报刊杂志和出版工作也欣欣向荣。198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权威刊物。同年民政部机关报以《社会保障报》之名发行。1989年《社会工作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权威刊物。这些专业刊物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提供对话阵地和讨论场所，有力地推动了福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这期间有关社会保障的书籍文章不计其数，难以统计，但是直接以社会福利为题的文章书籍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张萍翻译的《各国的社会福利》，陈良谨主编的《社会保障教程》，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时正新主编的《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等。这时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究会几乎为零，但是以社会保障与相关题目为主题的全国和国际性研讨会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简言之，1986~1999年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兴旺繁荣时期，贯穿研究活动的理论主题是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
6.2000年12月，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标志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了社会福利时期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以社会福利专家而非社会学家为主体、福利决策者和福利机构实际工作者积极参与、运用社会福利理论与方法、从福利角度（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研究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序幕。中国基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是通过重新界定和"再认识"早已存在、并且是人们习以为常和司空见惯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入手的。长期以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概念已有习以为常和约定俗成的内涵外延与相互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社会理解与社会建构直接反映在政策文件、学术话语和国家福利政策与制度安排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的社会建构，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其原本的内涵外延和国际通则，非常不利于福利理论的研究与制度创新。2001年，第二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以"弱势群体与社会福利"为主题，集中研讨弱势群体概念的内涵外延、弱势群体的构成与群体特征、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福利需要、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对弱势群体需要满足的回应，以及欧美国家福利理论与政策介绍。简言之，该次研讨会具有重要理论、政策和现实意义，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新时代。
二、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欠发达"及其成因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发展历程曲折，坎坷多难，福利实践与理论研究互动关系错综复杂。首先，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深受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制度安排、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能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以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大，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福利政策与服务的不发达和边缘地位，导致福利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话语中处于不发达和边缘地位。福利理论研究长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与研究课题，常依附在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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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社会学和社会保障研究之中。长期以来，福利政策研究是社会保障研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是倍受决策者和学者忽视的领域，基本是个无人触及的空白点。第三，每当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将改善人民基本生活状况，满足其不断增长物质文化需要放在政策议程优先位置，福利制度、政策和服务就繁荣发达。国家就富强，社会就稳定，百姓就安居乐业。反之，就经济崩溃，社会问题丛生，人民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中国社会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社会福利既是经济发展的剂，又是社会投资的主要形式。第四，福利制度安排、政策模式、服务实践与理论研究存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影响。中国社会福利历史发展说明，饱受磨难的福利事业无法产生福利研究动因，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落后和滞后又无法为常新的福利事业提供理论指导，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导致福利制度、政策、服务与理论研究均处于落后和边缘化地位。
中国社会福利理论研究经历了若干重要转变，它们既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从不同层面反映了福利理论研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50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激烈和快速的变迁状态，总体趋势是由非常态的革命性变革，转向常态的结构性变迁；福利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由次要附属和无足轻重，转向十分重要和举足轻重；福利研究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成为推动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福利研究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研究；福利研究内容从工作经验和实践智慧总结为主，转变为以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主；福利研究者由以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为主，转变到以专家学者为主，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福利研究方法从质性描述和简单分析转变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多方法与多学科相结合；福利研究的理论架构由单一理论模式转变为多种理论模式并存共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福利研究机构由政府机关和服务机构为主转变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大学、政府机关、服务机构、商业部门和国际组织多方参与；社会福利研究成果由书刊杂志文章数量稀少转变为图书杂志琳琅满目，专著文章大量涌现。简言之，50多年来，在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不断调整的处境下，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诸多举足轻重的重要转变。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长期处于落后与边缘化状态的原因错综复杂，多种多样。首先，国内外社会环境是影响福利理论与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1949年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缺乏进行大规模福利提供的经济基础。这意味社会福利落后性是以经济落后性为基础的。而且东西方对峙导致中国只能借鉴学习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福利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福利提供和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单位之内，致使公共福利事业落后；其次，没有真正掌握和吸收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人类需要理论与人的最大化发展思想，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与"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长期忽视需要理论研究，导致需要理论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地位；第三，由于长期受左倾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否认社会主义有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等同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将福利制度等同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福利与腐蚀瓦解工人阶级革命斗志联系起来，把福利制度置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并且将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情调，猛烈批判慈善和福利观念，使之成为无人涉足的禁地。1952年院系和学科调整中取消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党和国家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思想领域的革命远比人情味十足的日常生活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受左倾意识形态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中"先生产，后生活"、"重生产，轻生活"的制度安排，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完全颠倒，形成"为生产而生产"的不良局面，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和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根本目的被弃置一边。例如：（1）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增产指标出发。"以钢为纲"和重轻农生产次序必然挤掉轻工业和生产所需资金和物资，使生活资料增长困难，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消费需要；（2）在国民收入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一五时期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4.2%，消费占75.8%，这种比例关系既促进了生产较快发展，又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较大提高。但是1959~1960年时积累率高达世界各国少有的40%，1970~1978年平均积累率为33%.过高的积累率势必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购物到处排队，所有商品要票；（3）在积累资金分配上，重视生产积累，轻视非生产积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中，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过多，用于非生产建设过少。一五时期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占71.7%，非生产性建设占28.3%，其中住宅建设占9.1%.1966~1978年，生产性建设比重高达85%以上，居民住房和交通拥挤现象十分严重；（4）在生产性积累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福利结构，农民生活状况和困苦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5）在重工业内部结构安排上，重视重工业自身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人民生活必需品购买使用困难重重，形成严重的短缺经济；（6）不顾市场需求，盲目生产，追求数量经济，往往置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款式和价格等于不顾。简言之，为生产而生产既无助于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需要满足程度的提高。
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流行价值观念中"物重人轻"的思想取向，对福利制度与福利理论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个人需要。个人只有透过家庭、家族和社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身价值，满足自己的需要。过去政府主要通过政治运动和动员群众建立集体文化，时刻强调共同生活和集体主义价值，忽略多样化个人特点与个人需要。这种集体化文化导致东西方需要观念及其需要满足方式的巨大差异。而且中国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是物重人轻，人的价值轻于鸿毛，物的重要性常高于人的重要性，人并不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政策议程中心的主角，长期缺乏"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种社会观念通过最细微和最普通的生活细节反映出来。值得庆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活质量提高和独生子女一代步入社会生活，个人文化和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个人需要、个人责任和个人文化有了自己应有的空间。
计划经济体制和准军事化管理模式也妨碍了福利事业与理论研究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共识是计划经济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窒息了福利事业的发展，使之无法及时回应多样和变迁的人类需要。国家承担完全和无限福利责任，形成国家包办福利事业的局面，没有形成国家、集体、市场、家庭、工作单位、社区和个人责任共同促进福利的多元主体格局，而且福利事业发展缺乏竞争活力与动力源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左倾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福利提供和企业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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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之内，从而导致公共福利事业处于落后与短缺状态：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和实施配额式的票证供应管理，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压抑和限制人们的消费需要。普通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状况差强人意，吃饭难、穿衣难、住房难、出门难、理发难、洗澡难、乘车难、购物难和看病难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不言而喻，这种生活状况和需要满足程度既说明和反映了福利事业的落后状态，又势必会影响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发展状况。
政产学研论文范文6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产学研结合 人才培养 模式
[作者简介]赵明家（1973- ），男，吉林大安人，吉林农业大学学生处处长，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吉林 长春 130118）潘玉环（1974- ），女，吉林九台人，吉林大学公共教学中心，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吉林 长春 13001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2-0045-02
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出台以来，各高等院校不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采取各种措施和办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思想教育工作体系。吉林农业大学不断研究和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方法、新途径，创新教育模式，彰显学校产学研合作的办学特色，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产学研的各环节中，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堂教学、科学研究、社会实践、校园文化、企业文化、就业创业的有机结合，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648”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模式，培养服务“三农”的高素质人才。
一、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构建与产学研合作相结合的工作模式
吉林农业大学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积极探索，深入研究，形成与产学研密切结合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实现了学校与地方、企业之间资源互补协调、集聚升华，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机制、模式的创新，逐步形成了产学研合作、各环节联动，多点辐射、立体交叉。
1.以“六个结合”为途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产学研合作相结合的实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与产学研合作相结合的模式，打破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环节相对独立的体系和运行机制，把传统的“以校园为中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转化为“以校园为基地，多点辐射，多向交流与促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
一是与教学相结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设置、学分管理、实践教学、技能培训、创新教育有机结合，凸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核心地位，形成了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学全过程的运行机制。二是与科研相结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课题研究、实验室研究、成果推广、基地建设紧密结合，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融入科研实践中，探索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三是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政策宣讲、科技支农、文化传播、志愿服务、企业帮扶等相结合，形成了心系“三农”、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实践体系。四是与校园文化相结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理论学习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社团文化活动等相结合，使校园文化向产学研领域延伸，营造了多点辐射、务实开放的育人氛围。五是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企业生产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生产过程相结合，校企互动，建立起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培养、促进就业“四位合一”的合作模式。六是与就业创业相结合。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就业创业指导、就业创业服务、就业环境营造相结合，形成了“一体两翼三路”的就业工作模式。
2.以队伍建设为保障，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组织创新。以队伍建设为重点，建设了以党政干部、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为主体，以本科生导师、学生班主任（助理）、校外辅导员为有益补充的“5+3”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在各育人环节中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产学研合作的有机结合。
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渠道，构筑与产学研合作相结合的工作平台
积极整合教育教学资源，将教学与科研、生产紧密结合，与社会需求接轨，面向服务“三农”，拓展思想政治教育渠道，为与产学研合作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搭建了“四个创新平台”。
1.搭建校企联合平台，拓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吸引社会力量，创建与知名企业联合办学的董事会办学体制，以“安图模式”为代表的校县合作机制，以颂禾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代表的学生挂职模式，使学生通过生产实习直接参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汲取企业优秀文化，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充分利用校外资源充实教学内容，丰富教学环节。学生通过深入企业和地方基层挂职锻炼，直接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通过设立企业奖助学金、企业文化进校园、企业精英来校作励志成才报告，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激励学生立志成才、矢志报国。校企互为载体，互为依托，有效拓展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空间。
2.搭建社会实践平台，延伸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依托农业院校学科专业优势，搭建了社会实践平台，使社会实践活动实现一年四季不断线、大学四年不断线。通过开展教学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教学环节，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实践教学中四年不断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践行社、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团等为代表的学生自组织，通过开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学生科技支农万里行系列活动，常年活跃在吉林农村大地，深入农业生产一线，开展春播、夏耕、秋收、冬储技术服务等社会实践活动，服务“三农”，为农民排忧解难，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实践中一年四季不断线。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强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巩固了专业知识，提高了综合素质，公益意识、服务意识、奉献意识全面增强。
3.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激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力。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生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活动，加强学生创新精神和科研能力培养，为学生搭建科技创新平台。吉林农业大学通过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引导学生走进实验室，参研教师课题；通过共享大型仪器设备网络管理平台，保障本科生免费使用高精尖仪器设备进行科学实验；通过设立专项科技创新基金，为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提供经费支持；通过发挥校内外科技示范区、专家大院、新农村建设帮扶点等“校内专用型、校企联合型、示范园区型”校内外教研基地作用，为学生提供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空间。学生通过科研实践，增强了科学研究能力、理论联系实际能力、服务社会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牢固树立为“三农”服务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激发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力。
4.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学校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就业创业工作有机结合，建立提高学生就业力的长效机制。通过“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主管部门重点抓、全校教师人人抓”“四抓一落实”的工作体制，形成了全员参与就业创业工作的格局；通过一个中心（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两支队伍（就业指导队伍和就业服务队伍），三条途径（网络等现代化手段、洽谈会、开拓就业市场）“一体两翼三路”的就业工作模式，构建了大学生意识培养、观念转变、素质拓展、技能提高、实践锻炼、信息互送、基地建设、单位对接、跟踪服务为一体的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工作平台。通过建立大学生就业创业见习基地，组建大学生挂职锻炼服务团，积累就业创业经验；通过建立大学生创业园等，实现了在校学生广泛参与公司运营、参与创业实践的教育模式；通过实施《关于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实施方案》，开展就业创业计划大赛、职业生涯规划大赛、模拟招聘等系列活动，全面提升学生就业创业能力；通过开设“大学生就业指导”等课程，邀请企业精英、优秀毕业生代表、创业先锋为学生做报告等活动，指导大学生就业创业，培养了学生服务祖国、奉献社会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了学生投身基层、艰苦创业的意识。
三、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载体，丰富与产学研合作相结合的工作内容
以“六个结合”作为理论指导，依托“四个平台”，形成了“八个载体”，在与产学研合作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载体创新，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容。
1.发挥名师在产学研中的引导作用，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涵的延伸。以师德师风建设为载体，发挥名师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示范引领作用，在言传身教、传道授业过程中，在带领学生进行课题研究、项目推广、支农服务活动的过程中，其闪光事迹陶冶了学生的情操，砥砺了品质。
2.发挥科技创新活动的推动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以科技创新活动为载体，建立以“基金为保障、以项目为手段、以竞赛为形式”的科技创新活动模式。通过参与科技竞赛活动、组织学生科研立项、开展科技文化活动，吸引广大青年学生投身创新实践，培养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设立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鼓励大学生科技创新。通过大型仪器设备共享，使本科生可以免费使用大型仪器设备，开展科学研究，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通过组织科技文化节、支农课件大赛、专业技能大赛等科技校园文化活动，激发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热情，打造科技文化品牌，形成浓郁的科技学术氛围。
3.发挥学生典型的示范作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感染力。以选树典型为载体，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积极引导青年学生成长成才。以“学子之星”评选、“争先创优”活动等为载体，挖掘、推出、树立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思想品德高尚、学习成绩优异的先进人物。通过树典型，推示范，以典型带动，以示范引领，营造人人争先的良好育人氛围，切实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
4.发挥学生自组织的能动作用，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自我教育功能。以学生理论学习自组织为载体，创建大学生理论学习与专业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学习新模式，引导大学生学习党的先进理论，促进学生自组织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等学生理论学习自组织紧跟政治理论发展趋势，紧扣时代主旋律，自主学习、宣传、实践党的先进理论。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践行社、科学发展观学习实践团等，以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和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为目的，开展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
5.发挥主题教育的强化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以主题教育活动为载体，贴近学生实际，吸纳社会教育资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增强责任意识。“健康成才 德润人生”“学会感恩 勤学惜时”“知校爱校荣校 成人成才成功”等主题教育活动，激励大学生勤奋钻研，刻苦成才，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主题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地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使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全面提升。
6.发挥校园文化的引领作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导向功能。以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与教学科研相结合、社会实践相结合，企业文化相结合，围绕产学研合作办学特色，打造精品校园文化活动，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熏陶功能。如通过红色经典月、红色日记、红展播、红歌会等红色精品活动，增强学生爱国热情；通过知名企业开展“企业文化进校园”“模拟招聘”“成功成才”报告会等系列活动，将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激励学生在文化中感受国情、感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各专业类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品牌社团文化活动，巩固专业思想，激发学习热情。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创建高雅文明的校园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青年学生中形成了学农、爱农、献身农业的牢固专业思想，有效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功能。
7.发挥志愿服务活动的社会作用，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以志愿服务活动为载体，依托学科专业优势，通过科技支农、企业帮扶、社区服务等活动，发挥学生专业优势，弘扬志愿者精神，延伸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手臂。如“绿野”青年志愿者协会依托专业优势，常年开展环保志愿服务；由师生共同组成的吉林农业大学“党员服务团”发挥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开展科技帮扶等志愿服务。“同创文明城市 共建和谐家园”“情系雷锋日、爱撒三月天”“千亩棚膜产业助推活动”“吉农青年人”网络科技帮扶等一系列品牌志愿支农服务项目，使大学生思想境界全面提升，服务意识、奉献意识全面增强，有效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支持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8.发挥党团组织的堡垒作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凝聚力。以党团组织为载体，将党团组织建设延伸到学生科研创新团队、志愿者服务团队、学生创业团队、学生实践团队和农民团校，注重与产学研合作教育各个主体间的协调与合作，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联动和聚合效应，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触角延伸到学生培养的各个流程。如紧紧围绕形势政策教育，开展最佳党日活动、最佳团日活动，全面加强基层党（团）组织的文化建设；开展“百项最佳团日”“百篇理论征文”活动；与乡镇共建农民团校，在服务“三农”活动中，发挥党团组织作用；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建立网络团支部等，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延伸到虚拟空间。通过党团组织创新，强化党团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产学研合作办学特色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全新的发展路径和育人载体，高等农业院校应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育人环境，整合教学资源，延伸教育领域，推进与产学研合作相结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模式，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