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1
⒈纪检监察工作取得了新突破。一是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组织全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学习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各项规定以“学条例，讲正气，树形象，促发展”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对近年来查办的个典型案例进行了通报，以用身边人、身边事来教育、警示广大党员干部，规范干部从政行为。深入开展勤廉公示工作。注重在公示中解决实际问题，自勤廉公示工作开展以来，对名正科职领导干部进行提醒谈话，诫勉谈话人；梳理案件线索条，纠正问题个。二是继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去年，全县纪检监察机关共查结各类违纪违法案件件，党政纪处理人。乡镇件，县直件，县纪委自办件；党纪处分人；政纪处分人；双重处分人。查办万元以上案件件，万元以上案件件；涉及乡科级干部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人。全县纪检监察机关收接来信、来访、电话举报件次（其中市纪委摘转件），办结件，办结率。三是不断深化纠风和专项治理工作。向家行风重点单位反馈有关问题个，并督促其及时整改到位。继续加大对教育收费的监督检查力度，开展教育收费专项检查次，立案查处教育乱收费起，清退不正当收费数万元，没收万元，政纪处理人。加强工程建设专项治理，认真开展对损害群众利益的四个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加大治理公路、河道“三乱”力度。推行建筑工程、土地交易、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市场廉政准入制度，促进了市场的规范、高效、廉洁运作。实行软环境建设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对违反软环境人和事的查处力度，受理各类投诉件，办结件，办结率以上；党政纪处分人，通报批评人，辞退人，行政拘留人，责成书面检讨人。
⒉稳定工作打开了新局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各类矛盾相继凸现，从渠道反映问题、要求解决的情况相对增多。我们高度重视来信、来访工作。以三月份“百日维稳”集中行动为起点，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奋力拼搏，攻坚克难，一举扭转了年初工作被动局面，群众活动由混乱无序向平稳可控的态势转变。据市局通报，今年以来全市群众到市上访批，其中我，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县批，占全市的，集访批，我县批，占全市的。全市群众到省上访批，其中我县批，占全市的。集访批，我县批，占全市的。全市群众赴京上访批，其中我县批，占全市的，集访批，我县批，占全市的，各项指标在三县两批中均排在前列，特别是在国庆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期间，我县无一例去省集访、无一人去京上访，稳定工作得到上级的充分肯定。
⒊计划生育工作登上了新台阶。以创建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为契机，围绕各项工作目标，强化组织领导，狠抓措施落实，全县计划生育率达到，人口出生率‰，行政执法行为不断规范，期内综合避孕率、统计数字准确率、合格村率、生殖保健服务以及知识普及率均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注重计生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在全县计生系统内采取公开竞争上岗的方式，选拔名乡镇计生服务站站长；针对乡镇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年龄偏大、文化偏低、专业技术人员偏少等问题，从社会上公开招聘了名计生微机信息管理和卫技服务人员。
回顾去年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主要得益县委的正确领导，得益于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干部群众的务实苦干。在新一年里，我将严格按照县委的要求，立足本职，务实苦干，争取做出更大的成绩。
一、关于纪检监察工作
⒈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力度。在突出重点，抓好县纪委自办案件的同时，加强指导，加大协调力度，强化监督检查，认真落实办案工作责任制切实抓好基层，特别是县直机关案件查处工作；进一步加大对腐败分子经济处罚和追缴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占便宜。
⒉切实抓好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的落实。认真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学习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结合实际，进一步健全监督管理制度，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积极探索做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⒊深化纠风和专项治理工作。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学习《行政许可法》；加大对土地征用、工程交易、政府采购、城镇拆迁、农民工工资发放、教育收费、农民负担等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中心，积极推进软环境整治的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对破坏经济发展软环境的惩治力度；明确目标，强化措施，扎实开展建设“诚信泗洪”和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工作，进一步提高服务经济的有效性。
⒋不断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力度。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深化反腐倡廉教育活动，努力构建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格局。全面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建立健全学廉、述廉、谈廉、评廉、考廉机制，完善廉政谈话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严格考核，抓好落实。
⒌狠抓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教育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加强学习，进一步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增强法制观念、纪律观念，增强公仆意识、奉献意识，自觉当好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坚强卫士，积极同一切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同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努力提高全县纪检监察干部经济、法律、科技、管理、业务等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提高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防范和揭露腐败问题的能力，以适应新形势下完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艰巨任务的需要。
二、关于稳定工作
⒈探索新形势下工作新机制。坚持和完善领导接待日制度，规范工作程序，建立科学、规范的接待、受理、答复、处理群众问题的程序、制度和办法。建立健全突发性和联席会制度，推广听证会有效机制，积极探索处理问题的终结机制，用改革的办法解决突出问题。
⒉加大案件查处力度。进一步完善工作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包案负责制、强化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建立健全案件查办制度，严格规范案件查处上报程序，对上级领导批示信件和上级部门交办件，明确领导包案，落实专人负责，确保查办质量，遏制群众上访势头。实施稳定工作重心下移，把工作着力点放在基层，把心操在基层，把劲用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当地、矛盾化解在基层。
⒊加强工作基础网络建设。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基层网络，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县乡村组四级网络，积极构建统筹兼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综合治理的大工作格局。引导各级党委政府发动和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一起做好稳定工作，形成上下协调，各方配合的工作机制。坚决实行稳定工作“属地管理”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执行“谁主管、谁负责”和“首问负责制”。
⒋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增强法制意识，进一步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一切要依法行政、依法行事，依法办事，坚决维护法律和政策的严肃性。不断加大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使广大群众了解政策，提高政策观念和法制意识。在化解矛盾中说服群众，引导群众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去解决问题，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教育群众进行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对极少数企图插手、利用挑起事端、破坏全县安定团结局面的不法分之，司法机关及时介入，依法予以打击。
三、关于计划生育工作
⒈加强基础建设。加大村级管理力度，重视村级班子建设，强化村级和乡镇驻村包片的干部责任，扎实推进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试点工作，提高组织化程度，引导育龄群众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坚持分类指导，继续实施后进乡镇重点管理，全面加强动态性、过程性监督检查，着力推进后进转化。做好创建省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县前期的各项工作，对计生工作后进的乡镇要分析原因，拿出改进方案，在规定期限内不能改进的，追究责任。坚决实施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
⒉提高依法管理水平。利用多种形式，加大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力度，增强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意识。加强计划生育执法管理，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进一步规范基层干部和计划生育执法人员的行政行为。继续完善计划生育合同管理制度，切实提高合同签订率和履约率，以此规范广大育龄夫妇的婚育行为。加强“七个不准”贯彻执行力度，坚持文明执法，规范执法，在征收社会扶养费和查找外躲对象过程中，既要坚决纠正各种行政侵权行为，又要加大依法行政力度，保证社会抚养费征收到位和外躲对象追找到位。依法规范党员干部计划生育行为。对群众反映的党员干部超生和包庇亲友超生案件，坚决做到快查快处，典型案件公开曝光。继续推行计划生育政务公开，建立和完善计划生育民主监督制度。
⒊全面推进优质服务。按照省委、省政府规定标准，加强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建设。全面推进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系列技术服务，切实做好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夫妻提供基本项目的免费服务。确保全县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服务率达到以上。拓展和深化宣传教育的内容，创新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从以往着重宣传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建设和发展生育文化。支持业务部门与省市计生宣教中心、新闻单位开展合作，与县乡广播电视、科技卫生等单位密切配合，拓宽宣传空间和途径，营造强烈地社会舆论宣传氛围，以人口学校为阵地，结合季度服务，对广大育龄群众进行系统地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优生优育知识的教育，提高人口与计划生育基础知识普及率。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2
【关键词】地方志；审稿；问题意识
质量是志书的生命，一部地方志书质量的高低很大程度受编辑审稿环节的影响，责任编辑在地方志编纂出版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
通过几年审稿工作，笔者发现地方志工作部门责任编辑审稿质量和效率普遍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志书的编纂质量和进度。比如，地方志编辑工作中，有的编辑对文稿反复看了几遍，仍有不少问题被疏忽，这种现象在地方志编辑工作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本文将简要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提高地方志书审稿效率要建立质量指标体系，树立并贯穿问题意识。
一、地方志编辑审稿低效现象及主要原因
笔者在地方志编辑实践中发现，一部志稿交到编辑手中后，编辑投入的审稿时间和精力往往并不少，有的经过长达数月甚至半年的审稿后，仍存在很多问题未被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篇目问题。如标题不准确或不符合志书要求，篇目统辖内容不能全面、完整、清晰地反映标题，节及节以下层次分类不当。
史实问题。如时间记述不准，用“目前”、“现在”、“最近”等词语代替具体时间。一件事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五项要素不全，五要素中“人物”活动记述较弱，见事不见人。还有时间错误，资料出入，数据、人名、单位名称错误等，这些问题在每部志稿审后几乎都存在。部分稿子审后还存在着史实缺漏没有发现的现象。
记述方法问题。交叉重复现象较为严重，事物之间都有一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在志书上就是某些内容的交叉，但处理不好就可能形成重复。如审稿后仍存在概述、大事记与有关篇、章内容的重复；有关篇、章间记述内容的重复；篇、章小序与正文的重复。
行文规范问题。审稿的志书原始资料痕迹较重，志稿原始资料的文体语言、文字风格都很明显与整部书的风格格格不入，甚至有的把原始资料中的旧式表格也原封不动地搬上志书。还有使用简称不统一，历史地名与现地名称谓不加注等问题都未发现。
以上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编辑人员责任心不足或水平有限，但也可能是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而后者往往是容易忽视的。要避免这种现象，除了加强编辑责任心外，编辑过程中建立一定的质量指标体系，有意识地带着问题去审稿是保证又好又快提高稿件质量的有效途径。
二、树立并贯穿问题意识是提高审稿效率的基本途径
地方志审稿的重点在于审查内容是否真实，是否体现地方、时代、行业特色，资料是否缺项，用语是否规范等。实际上，目前关于志书已经有相对完善的质量体系。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从观点、体例、内容、记述、资料、行文、出版等方面对志书质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还有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的地方志编纂规范性文件等。这些质量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志书审稿过程中的标尺，审稿过程中以这套指标体系为准绳去把握，志稿中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一般都可以发现和解决。
地方志质量指标体系较为庞杂，工作中往往有不同的概况和提炼。一般认为地方志审稿就是一项把关工作，因此有把好政治、史实、语言、保密“四关”的说法。把好政治关，就是把好稿件的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倾向，防止存在政治问题的资料入志，凡是不符合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资料坚决不用。把好事实关，就是让稿件中的每一处都真实准确，发现志稿中常见的史实性差错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情节、名称等，还有知识性、资料性等差错。把好文字关，就是使稿件的语言文字符合现代汉语规范，发现常见的语言不规范现象如文字、语法、标点符号、数字用法等错误，标题不够醒目、主题不够突出、层次不够清晰、逻辑不够严谨等问题。把好保密关，就是按照保密规定，使志稿没有泄密之处。把好“四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既是提高地方志质量的基本指标，也是对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基本要求。编辑工作中以把好“四关”为准绳，把问题意识贯穿始终，一般就能较好地提高地方志编纂质量。
由于个人的工作习惯、思维方式不同，每个责任编辑均可从不同的角度提出适合自己的一套质量指标体系，有意识地把这套指标贯穿实际的审稿工作中，时时处处树立问题意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现和解决志稿中存在的问题，有效提高审稿的质量和速度。
三、提高编辑素质有助于树立问题意识
建立质量指标体系，树立和贯穿问题意识是做好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前提和基本要求。但仅此还不够，责任编辑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练就一双慧眼，在质量体系的标准引导下较好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编辑的素质主要体现在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要做到这些，需要注意三个方面。
一是丰富知识储备。编辑被称为杂家，各方面知识都要知道一些，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编辑出版方面的知识对提高稿件质量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方志纵观历史、横陈百科，编辑更要有广博的知识才能胜任。要扩大阅读量，不断完善知识结构，减少知识盲区。学会利用培训班、研讨会、业余自学等形式不断补充基础知识、行业知识、专业知识、语言知识等，不断优化知识结构。
二是善用技巧方法。如志稿的深度宜先粗后细，也就是说先把握大的方面，比如首先要看有没有政治性错误、体例是否符合要求，其次看语言文字等小的方面。总之，不管采取哪种方式，最终都是织成一张网，把各个问题一网打尽。再比如，要善于从已知推断未知。就一部志稿来说，可能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编辑不太了解和熟悉的，但总有一部分是编辑能够把握的。由已知推断未知，从部分推断和把握整体，是因为已知的部分中包含有某些整体的必要信息。编辑要充分利用已知信息进行必要、合乎情理的推论，从已知推断未知，由部分把握整体，进而作出判断。
三是转换思维方式。比如面对书稿时要有批判思维，抱着一种不信任态度，睁大眼睛去挑其中的毛病。要有宏观思维和多元思维，尽可能从对学科对角度对志书进行全面把握。要有创新思维，编辑加工过程中善于发现总结行之有效的方法，比如Word的文字处理功能非常强大，但大多数使用者仅仅停留在打字阶段，对其他功能使用甚少，如能有效利用，则可减少许多劳动量，大大提高了编辑效率。
综上所述，地方志责任编辑地方志编纂出版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较色，在审稿过程中既要学会构建适合自己的质量指标体系，又要树立问题意识，时时处处有意识地以这套体系为准绳发现和解决书稿中存在的问题，同时还要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转换思维方式，创新工作方法。这样才能较好地提高审稿的质量和效率，保证地方志编纂质量的不断提升。
【参考文献】
[1]钱志祥，杨贤兴.第二轮志书编纂应重视部门审稿[J].中国地方志，2011（10）.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3
[关键词]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总目》 ；纪晓岚
[中图分类号] G25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63（2016）06―0008―13
Abstract：In 2011 a photocopy was published of the Tianjin Library copy of Ji XiaoLan's manuscript draft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publication of this material wa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study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since it provides firsthand information to help understand the methods of editing and revising that text. For philological study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 time that this manuscript was compiled is key to determining its academic value and to understanding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text.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investigate the time that this manuscript was compiled. Previously， both Professor Liu PuQiang，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I published articles on the issue of dating， arriving at different conclusions since there were some flaws in our original attempts. As a result， there was no consensus and the issue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 before it can be resolved. This article continues those previous studies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dating and therefore the proper position of this manuscript within the compilation process of the Siku Quanshu Zongmu， thereby establishing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manuscript for research.
Key words： Siku Quanshu； Siku Quanshu Zongmu；Ji XiaoLan
一 前 言
2011年影印出版的《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以下简称“津图《纪稿》”），是现存《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中，最新也是最先影印出版的资料。此一文献的出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方式与修订重点，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对《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研究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学研究而言，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究竟在何时，是确定本稿本学术价值与判定《总目》编纂过程的重要关键，因此探讨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自然是刻不容缓的要务。此前，笔者与北大历史系刘浦江教授曾先后，讨论此一稿本的编纂时间，虽然结论不同，但由于不同的原因，使得我们的初步尝试，都有或多或少的瑕疵，并]有_到原本预期的目的，这是一个缺陷，有待于重新的探讨与论定。
二 “津图《纪稿》”内，另有误羼入的
其他《总目》稿本残卷
由于“津图《纪稿》”并非完本而是残稿，虽说如此，残存的稿本仍有七十卷之多，为《总目》全书的百分之三十五，份量相当可观。但通读整部“津图《纪稿》”，会发现影印问世的这部书稿，其实羼入了一些不属于此一稿本的其他《总目》的残卷，在进入主题讨论“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前，有必要先将这些残卷加以剔除，以便就完整的“津图《纪稿》”进行较深入的讨论，这是进行本文论述时应优先处理的部分。
误收入“津图《纪稿》”的其他《总目》残卷，包括影印本的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卷一三六、一三七（子部四十六、四十七）及卷一五一（集部四），这些残卷的版式与“津图《纪稿》”影印本的其他部分明显不同，差异相当清楚，极易加以区隔。以下就此先行讨论：
1.卷七十七除卷端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小题标“史部三十三”外，未标“地理类存目六”。仅首叶版心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既无边栏、鱼尾，亦未标部类名称，更缺页码，全卷皆如此。又于卷末标“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与“津图《纪稿》”他卷体例不同。加以所收各书错简极多，排列顺序混乱，常有前后颠倒，排列次序多异于殿本、浙本的现象，如：a.《崇恩志略》七卷下接《晋录》一卷、《长溪琐语》一卷…；b.《增补武林旧事》八卷、《帝京景物略》八卷下接“右地理类古迹之属三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皆附存目。”《豫章今古记》一卷、《西湖繁胜录》一卷…。
窃臣于乾隆五十一年奏请刊刻《四库全书总目》，仰蒙俞允，并缮写式样，呈览在案。续因纪昀等奉旨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提要有须更改之处，是以停工未刻。今经纪昀将底本校勘完竣，随加紧刊刻毕工。谨刷印装潢陈设书二十部、备赏书八十部，每部计十六函，共一千六百函，恭呈御览。其板片八千二百七十八块，现交武英殿收贮。再，纪昀曾知会臣于书刊成之日，刷印四部，分贮四阁，兹一并印就，请饬交武英殿总裁照式装潢，送四阁分贮。查是书便于翻阅，亦应听武英殿总裁照向办官书之例，集工刷印，发交京城各书坊领售，俾得家有其书，以仰副我皇上嘉惠艺林之至意。伏祈睿鉴。《原户部尚书曹文埴奏刊刻四库全书总目竣工刷印装潢呈览折》（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六日，m中朱批奏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2374-2375。
可见乾隆五十一年（1786）即已着手刊刻《四库全书总目》，其后因查办四阁之书，其中某些书籍抽出或补入，原有提要必须因应更换；某些提要因有违碍不妥文字，也必须适当校改增删，因而中止未刻。一直到纪昀完成整部书稿的订正校勘工作，才重新恢复《总目》的刊刻作业。这一耽搁，延迟到乾隆六十年十一月，武英殿将这部书刊印完竣，《四库全书总目》的最后定本，也就是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才正式面世，距离高宗皇帝核定编辑此书，已有二十余年。就此而言，《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修改工作，至迟应在乾隆六十年十一月之前即已告竣，而“津图《纪稿》”的编纂抄写，其时间理应早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这是“津图《纪稿》”编纂时间的下限。简而言之，“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必然在乾隆四十六年二月与乾隆六十年十一月这一段时间之内，以下即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探讨《津图纪稿》较具体的编纂时间。
（一）就“卷首”体制的差异，可知“津图《纪稿》”的编竣时间，不应早于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此前，在拙撰《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一文中，
夏长朴：《天津图书馆藏纪晓岚删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的编纂时间与文献价值》，《台大中文学报》，第44期（2014年，3月），页185-222。 笔者曾根据“津图《纪稿》”卷首收有乾隆《御制诗》与《御制文》六卷，论断“津图《纪稿》”的编成时间应早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由于新证据的发现，于今看来，这个判断有所误差，必须依据考订后的相关资料，重新加以推定。
“津图《纪稿》”与“武英殿本”（以下简称“殿本”）、“浙江杭州刊本”（以下简称“浙本”）《总目》的最大差异，
本文所谓“武英殿本”，即乾隆六十年十一月由武英殿刊行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首四卷；所谓“浙江杭州刊本”，即乾隆六十年十月浙江杭州刊刻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首一卷。参崔富章：《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文献季刊》（2005年1月第1期），页152-159。按：本文所用“武英殿本”，乃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10月影印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浙江刊本”，则为1965年6月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浙江杭州本。在于“卷首”部分。浙本、殿本《总目》的“卷首”虽有一卷、四卷的不同，但其包含的项目其实相同，也就是说二者都有“圣谕”、“进表”、“钦定四库全书勘阅缮校诸臣职名”、“凡例”及“门目”等项目
殿本的“门目”，即目次。浙本在“凡例”之后之后各卷的目次，未另恕懊拍俊毕钅俊 。与二者相较，“津图《纪稿》”的“卷首”则差别颇大，明显不同，不仅缺少“进表”，同时亦无“钦定四库全书勘阅缮校诸臣职名”。最大的区别则在于，“津图《纪稿》”较诸浙本、殿本《总目》，另多出了六卷“御制诗”、“御制文”。亦即是“圣谕”之后，津图《纪稿》”即接“卷首”之二、三、四、五、六，均为“御制诗”；“卷首”之七，则为“御制文”，然后才是“凡例”。此六卷“御制诗”、“御制文”的存在，为探讨“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线索。
乾隆四十六年（1781）二月十三日，清高宗在看过《四库全书》馆进呈的《四库全书总目》稿本之后，下了一道上谕：
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所办《总目提要》内，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谟等六门，恭载列圣钦定诸书及朕御制、御批各种。所拟殊属纷繁。…至阅其总目，特载朕前后修书谕旨及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为卷首，所办未为尽协。《四库全书》体大物博，将来书成之日，篇帙浩繁，举何为序？所有历次所降谕旨，列之总目首卷以当序，事属可行。且官撰诸书，亦有以谕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办理。至朕题四库诸书诗、文，若亦另编卷首，将来排列，转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前，心尤未安。虽纂校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库全书》之辑，端为朕诗文而设者，然朕不为也。著将所进诗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俾各为卷首，则编排在列朝钦定诸书之后，而四库书内朕所题各书诗文，列在本集首卷，庶眉目清而开帙了然。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钦此。
《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289-1290。
这道谕旨的主要内容，对收入《四库全书》的清代皇帝钦定诸书及各种御制、御批书籍的编排方式，做了明确的指示。其中有关《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的编辑内容，高宗颇有意见，他不赞成将自己的六卷御制诗、文编在卷首，认为此一作法违背伦常，有所不妥。因此明文要求将原已编入其中的六卷御制诗、文全部撤出，分别改列入御制诗文集内，不要再列为“卷首”。高宗对这件事极为在意，两天之后，又再度下谕、重申此意，他说：
昨据四库全书总裁奏进总目，请于经、史、子、集各部，冠以圣义、圣谟等六门。业经降旨，令将列朝御纂、御批、御制各书，分列各家著述之前，不必特标名目，并令将“卷首”所录御题四库诸书诗文撤出，分列御制诗、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所有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代先后，依次编纂。至我朝钦定各书，仍各按门目，分冠本朝著录诸家之上，则体例精严，而名义亦秩然不紊，称朕折衷详慎之至意。将此谕令馆臣遵照办理。钦此。
4.“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与第一卷“圣谕”的末五条上谕，不应同时出现在同一书稿之中。
就常理而言，“津图《纪稿》”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与第一卷“圣谕”的末五条上谕，不能同时出现在同一书稿之中。此因“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是“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五日”接连两道上谕下令要移除的对象。然而第一卷“圣谕”的末五条上谕，却是这道上谕颁布并执行后的皇帝谕旨，时间等于或晚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这部书稿既然正式收入这些上谕，理论上必然已经处理了上述六卷文字，否则即是公然违背皇帝的旨意；在当时的时空环境来说，这种状r是不可能发生的。由此看来，收有第一卷“圣谕”的书稿，同时也不应保留上述六卷文字。上述论证若是无误，则第一卷“圣谕”与“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二者绝无可能编辑在同一部书稿中，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必然会产生矛盾，也难以自圆其说。
上述现象的合理解释应是：此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稿本，其后整理时因故汇编在“津图《纪稿》”中。可以确定的是，“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是时间较早的书稿，第一卷“圣谕”则属于较晚的书稿，既然同为《总目》稿本，北京故m整理时未加分辨，径自将其合编在一起，因而成为“津图《纪稿》”的一部分，这就是“津图《纪稿》”影印本的目前状态。
5.“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不应纳入“津图《纪稿》”。
既然第一卷“圣谕”与“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这两组资料，不能同属于一部书稿，那么究竟哪一组不属于“津图《纪稿》”呢？就目前“津图《纪稿》”的内容来看，应该是“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六卷这一组。原因在于“津图《纪稿》”的“凡例”第二条有如下的记载：
其历代帝王著作，从《隋书.经籍志》例，冠各代之首。至于列朝皇制、皇上御撰，揆以古例当弁冕全书。而我皇上道秉大公，义求至当，以《四库》所录，包括古今，义在衡鉴千秋，非徒取尊崇昭代。特命各从门目，弁于国朝著述之前。此尤圣裁独断，义惬理精，非馆臣所能仰赞一词者矣。
“津图《纪稿》”，页1-278，“凡例”。
这一段叙述，呼应了上述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先后发出两道要求将乾隆御制诗、文六卷从卷首撤出，“分列入朕御制诗文集内”的上谕。
《谕内阁著将列朝御纂各书分列各家著撰之前并将御题四库诸书诗文从总目卷首撤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289-1290。参看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文史》，2014年第4辑（总第109辑），页163-184。 换言之，“津图《纪稿》”的卷首部分，除了保留有关修书的“圣谕”作为御制序之外，理论上已不应再收入高宗御制的诗、文。既然“凡例”有此明文，则上述两组资料中应排除哪一组，已经十分清楚，亦即“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御制诗、文不应保留在“津D《纪稿》”这一书稿之内。
基于上述所举各点，可以确定目前置于“津图《纪稿》”卷首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御制诗、文，原本属于另一版本，其编纂时间早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三日，与“津图《纪稿》”并非同一部书稿，不能因北京故m移交给天津图书馆时已编辑在一起，
李国庆：《影印纪晓岚删定本四库全书总目稿本前言》云：“天津图书馆收藏四库馆臣写本《总目》共计三部，除上举的这部纪晓岚删定《总目》残存稿本之外，另外两部，均无删改批校文字。……这三部《总目》均是残本，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随同其他近百部古籍，由故宫博物院无偿拨给了当时的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即今天的天津图书馆）。”见“津图《纪稿》”，卷首，页2。 即认定同属于一部书稿。因此，讨论“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时，上述卷首的“卷首之二”至“卷首之七”这六卷御制诗文，也应比照卷七十七（史部三十三）、卷一三六、一三七（子部四十六、四十七）、卷一五一（集部四）等卷的处理方式，将其排除在“津图《纪稿》”之外，不列入讨论范围。
就此而言，“津图《纪稿》”卷首“圣谕”部分所收最末一条时间既然已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则“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必然晚于这个时间，也就是说，“津图《纪稿》”应为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日以后的稿本。
（二）由收录李清《诸史同异录》等书，可知“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应早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在审阅四库全书馆进呈的续缮三分书时，清高宗发觉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竟然有世祖顺治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的记载，震怒之下，立即下令撤出此书加以销毁：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四库全书处进呈续缮三分书，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称我朝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乃从前查办遗书时，该省及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等未经掣毁，今续三分全书，犹复一例缮录，方经朕摘览而得，甚属非是。…所有四阁陈设之本及续办三分书内，俱著掣出销毁，其《总目提要》亦著一体查删。钦此。
《谕内阁将诸史同异录从全书内掣出销毁并将总裁等交部议处》（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991-1992。
此事影响极大，牵连范围甚广，李清的著作当然全都自《四库全书》撤出销毁。全面清查之下，连带的周亮工、吴其贞等人的著作也遭波及，一并自《全书》撤出销毁；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所收各书，只要提要内容涉及上述诸人的文字、书名，也都遭到牵连，必须删除改动。《四库全书》如此，《四库全书总目》也不例外，一概都要查删处理。换言之，乾隆五十二年以后的《总目》稿本，理论上不应再收有上述诸人的著作提要，各书提要内容也不容许再出现上述诸人的名字与著作名称。
禁令如此严峻，“津图《纪稿》”的提要与文字却与禁令并不一致。就笔者翻阅所得，“津图《纪稿》”虽是残本，但却保存了不少李清、周亮工等人的著作，以下逐一条列说明：
1.李清《南北史合注》一百九十一卷（卷五十，史部别史类）
“津图《纪稿》”（页3-621）在郝经《续后汉书》、薛虞畿《春秋别典》二书之间，原有此书。卷数原作“一百五卷”，纪昀改为“一百九十一卷”。
纪昀夹签条云：“《南北史合注》已撤去，此提要应删。存查。”
2.周亮工撰《书影》十卷（卷一二二，子部杂家类六）
“津图《纪稿》”（页5-149）在孙承泽《春明梦馀录》、王士祯《居易录》二书之间，原有此书。
纪昀将此条删去。
3.周亮工编《赖古堂藏书》无卷数（卷一三四，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
“津图《纪稿》”（页5-552）在李曰涤《竹裕园笔语》、张潮《昭代丛书》二书之间，原有此书。
夹签条云：“《藏书》周亮工编。宋字刻本已删，底本亦应，以归画一。”
4.周亮工撰《赖古堂诗集》四卷（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
“津图《纪稿》”（页8-16）在高尔俨《古处堂集》、孙廷铨《b亭文集》二书之间，原有此书。
纪昀将此条删去。
上述四书，“津图《纪稿》”原有，其后浙本、殿本均已删除不存。
著作之外，“津图《纪稿》”各书提要中，依然存有不少涉及李清、周亮工等人的文字，例如：
1.明杨慎撰《丹铅馀录》十七卷、《续录》十二卷、《摘录》十三卷、《总录》二十七卷（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
“津图《纪稿》”（页4-563）此书提要“慎博览群书，喜为杂著”下，原作：“周亮工尝刊其书目，凡二百馀种”；又“是编出而诸录遂微”下，原作：“然周亮工《书影》称其讹字如落叶”。
纪昀未改动。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丹铅余录》书前提要亦未改。
殿本（页3-582）改为：“计其平生所⒙迹不下二百馀种”；“然书帕之本，校雠草率，伪字如林”。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丹铅余录》书前提要改作：“流传甚多，世行书目，凡二百余种”、“然锓版失于校雠，其讹字如落叶”；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作：“其生平所著之书目，凡二百余种”、“然或者称其讹字如落叶”。按：此处所谓“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指的是《金毓黻手定本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提要》（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所谓“文津阁本《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指的是四库全书出版工作委员会编：《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浙本（页1025）同殿本。
2.唐封演撰《封氏闻见记》十卷（卷一二，子部杂家类四）
“津图《纪稿》”（页4-638）此书提要“元阴时夫《府群玉》实源于此”下，原作：“而周亮工《书影》称真卿取句首字”。
o昀未改动，惟夹签云：“六页前八行 周亮工”。
殿本（3-599）未改，同“津图《纪稿》”。
文渊阁本、文溯阁本、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封氏闻见记》书前提要均未改。
浙本（页1033）改为：“而后人不察，有称真卿取句首字不取句末字者，其说为杜撰欺人。”
3.清李滢撰《懿行编》八卷（卷一三三，子部杂家类存目十）
“津图《纪稿》”（页5-460）此书提要，“扬州兴化人”下，原有“李清之从弟也”六字。
纪昀删去：“李清之从弟也”六字。
殿本（页3-820）、浙本（页1130）同纪昀所改，均删除此六字。
4.明祝彦撰《祝氏事偶》十五卷（卷一三八，子部类书类存目二）
“津图《纪稿》”（页6-159）此书提要“义相仿而例则各殊”下，原作：“后来李清之《诸史同异》、周亮工之《同书》，其体实权舆于此。然彦采摘疏略，不能及李、周书之精密。”
纪昀改为：“大致与周亮工之《同书》，约略相似，而不能及周书之精密。”
殿本（3-913）作：“大致与同时陈禹谟之《骈志》约略相似，而不能及陈书之精密。”
浙本（页1171）则作：“大致与后来方中德《古事比》约略相似，而不及其精密。”
5.明马之骏撰：《妙远堂集》四十卷（卷一八，集部别集类存目七）
“津图《纪稿》”（页7-569）此书提要“文二十六卷”下，原作：“周亮工《书影》引张绿居之言曰……观亮工所记，即之骏之诗可知矣”凡百二十字。
纪昀删去两处“周亮工”字样，内容成为：“张绿居之言曰：“新野马仲良同钟伯敬起家庚戌进士，自造新声，偕吴门王留亦房唱和，其诗抉镂性灵，鲜警秀异，足以移易一世。王、马之名，宜与钟、谭并。乃世惟口钟、谭，不及二子，则为仲良者，不幸而诗不播于天下，为风气所归。抑幸而不列变中，得免世诋诃耶。”观此则之骏之诗可知矣。”
文溯阁抄本（1a-1b）同“津图《纪稿》”原文。
殿本（4-816）、浙本（页1622）此段文字均改为：“万历季年，文体渐变，竟陵钟惺、谭元春倡尖新幽冷之派，以《诗归》一编易天下之耳目。之骏于惺为同年，亦与王W登之子留造作新声，务以鲜警秀异相倡和，均别派也。钟、谭之名最盛，后来受诟亦至深。之骏与留名不甚盛，故所作亦如花香草媚，不久自萎，谈艺者遂不复抨击，此集盖偶尔得存耳”一百十七字，唯浙本作“不久而自萎”，多一“而”字。
6.清张习孔撰《贻清堂集》十三卷《补遗》四卷（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
“津图《纪稿》”（页8-105）此书提要“多直抒胸臆”下，原作：“无明末钩棘纤佻习。施闰章序其诗，而周亮工序其文，盖其趋向于二人为近也。”
纪昀删去“施闰章序其诗，而周亮工序其文，盖其趋向于二人为近也”二十三字，仅存：“无明末钩棘纤佻之习也。”
文溯阁抄本（54a）同“津图《纪稿》”原文。
殿本（页4-863）同纪昀所改。
浙本（页1643）则删去“而周亮工序其文”七字。
7.清高阜撰《三苏谈》五十卷（卷一九四，集部总集类存目四）
“津图《纪稿》”（页9-391）此书提要“祥符人”下，原有：“与周亮工友善，此书以乌丝栏缮写，板心有“赖古堂”字，犹亮工家旧钞本也”二十九字。
纪昀删去此二十九字。
文溯抄本（5a-5b）同“津图《纪稿》”原文。
殿本（5-191）、浙本（页1768）均同纪氏所改。
类似例子，仍有许多，不再一一详举。
如：[明]傅文兆《羲经十一翼》二卷（卷七，易类存目一）、[明]张萱撰《疑耀》七卷（卷一一九，子部杂家类三）、[明]陶宗仪编《说郛》一百二十卷（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七）、[宋]赵崇绚撰《u肋》一卷（卷一三五，子部类书类一）、[明]李梦阳撰《空同集》六十六卷（卷一七一，集部别集类二十四）、[清]程正揆撰《青溪遗稿》二十八卷（卷一八一，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清]吴嘉纪撰《陋轩诗》四卷（卷一八二，集部别集类存目九）、[明]张溥编《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卷一八九，集部总集类四）、[明]唐汝询撰《唐诗解》五十卷（卷一九三，集部总集类存目三）、[清]郑方坤撰《全闽诗话》十二卷（卷一九六，集部诗文评类二）等提要，均有涉及李清、周亮工等人或其著作的文字，有的遭墨笔删除，有的改为其他文字，也有遗漏未改动的，各种情形都有。 上述所举这些出现于“津图《纪稿》”中的李清、周亮工等人名及其著作，大致上都在纪昀修改时墨笔删除，或加以改写。
有关各本《四库总目》中，李清、周亮工等人著作及姓名遭修订的详细状r，前举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有详细的比对讨论，请参看。 少数未改者，可能是一时疏忽，]有注意到，遂成了漏网之鱼。这些更改删减修订，都应是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之后所为。“津图《纪稿》”既然完整收有这些资料，其上又存有纪昀以墨笔在稿本上修改更动的痕迹，正足以证明“津图《纪稿》”的编纂写定时间，必然早于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三）从丁炜所著《问山集》的销毁，可以证明“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应早于乾隆四十八年四月
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月，军机大臣上奏，建议销毁丁炜所著的《问山集》一书，奏折上说：
前蒙发下丁炜所著《问山集》四本，臣等详细阅看，其中字句谬妄之处，谨逐一签出呈览。查是书经两淮采进，现在《四库全书》列入存目。前此该总纂等因存目书内恐有违碍应毁之本，呈请总裁奏明，派员覆阅办理。而是书因该馆提调遗漏送阅，是以未经列入汇奏应毁之数，应请即行撤毁，其存目之处一并扣除。并行文福建巡抚雅德查出板片，解京销毁。至从前遗漏之该提调官，应请交部议处。总纂官未经查出，亦属疏忽，应请一并交部察议。谨奏。
《军机大臣奏列入全书存目之问山集字句谬妄请即撤毁片》（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n案》，页1726-1727。
丁炜所著的《问山集》一书，高宗认为内容有问题，发交军机大臣严加审核。军机审阅结果，认为内容字句颇有“谬妄”，有所不妥，建议从《四库总目》存目中抽出销毁，同时惩处遗漏送阅的失职官员。此事经高宗皇帝同意后，即销毁是书，并对相关官员分别予以惩处。
《谕内阁遗漏销毁问山集之总纂等官著分别罚俸》（乾隆四十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起居注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730-1731）
《问山集》具体内容如何，因原书未见不得而知，该书提要谓：“炜以长短句擅长，诗文亦清切典雅，不涉王、李、钟、谭之派。然酝酿未深，微伤于薄。”
“津图《纪稿》”，卷一八四，集部别集类存目十一，页8-305，《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提要。 就此来看，此书文学成就虽不算高，却也看不出触犯政治忌讳之处。“津图《纪稿》”卷一八四集部别集类存目十一，许尚质《酿川集》、陶季《舟车初集》之间，仍有丁炜《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提要（两淮马裕家藏本）。天津图书馆藏文溯阁抄本《四库总目》（页3）删除了丁氏原书，在《酿川集》、《舟车初集》之间，补入张锡爵《吾友于斋诗抄》八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张锡爵《吾友于斋诗抄》提要云：“国朝张锡爵撰。锡爵字担伯，号中岩，嘉定人，寄居吾将。其诗酷摹王士祯，亦往往得其一体。其斋名“吾友于”者，取杜甫《岳麓寺》诗：“山花山鸟吾友于”语也。”；浙本《四库总目》（页1665），亦删除丁氏原书，另在《酿川集》、《舟车初集》之间，补入尤世求撰《南园诗钞》十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尤世求《南园诗钞》提要云：“国朝尤世求撰。世求字念修，长洲人。官南充县知县。是集分《金台草》一卷，《永壶草》二卷，《湛华草》一卷，《怀新草》二卷，《沁雪草》二卷，《逢辰草》一卷，《都历草》一卷。世求为侗之孙，故诗格亦与《西堂杂俎》相近。”。至于殿本《四库总目》（页4-915），则完全删除了丁氏书，未再补入他书。
就“津图《纪稿》”原有丁炜《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提要，而纪昀修订时将其提要完全删去的现象观察
“津图《纪稿》”丁炜《问山诗集》十卷《文集》八卷《紫云词》一卷，书名下有纪昀墨笔“扣”字。，则“津图《纪稿》”的编纂应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之前即已完成，否则即与上述军机处档案的记载抵触。
（四）由《契丹国志》、《离骚图》二书提要的修订改纂，可以推知“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应在乾隆四十八年二月之前
“津图《纪稿》”中有两部补纂与补绘的书籍，由于各本书前提要著录校上的时间晚于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对探讨“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造成障碍，此处拟一并讨论，以确定“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这两部书即宋叶隆礼奉人撰的《契丹国志》与清萧云从所画并注的《离骚图》。前者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著录的校上时间分别为乾隆四十八年四月、四十九年十一月；后者补绘后易名《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书前提要著录的校上时间同为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都在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之后，又该如何解释呢？以下就此进行讨论。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月，清高宗下令对南宋叶隆礼奉人撰的《契丹国志》这部书进行修订，在上谕中，他详细说明了对这部书的不满：
其说采摘《通鉴长编》及诸说部书，按年胪载，钞撮成文，中间体例混淆， 书法讹舛，不一而足。如书既名《契丹国志》，自应以辽为主，乃卷首年谱，既标太祖、太宗等帝，而事实内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岂非自乱其例？又是书既奉南宋孝宗茸，而评断引宋臣胡安国语，称为胡文定公，实失君臣之体。甚至大书辽帝纪元于上，而以宋祖建隆等年号分注于下，尤为纰谬。夫梁、唐、晋、汉、周僭乱之主，享国日浅，且或称臣、称儿、称孙于辽，分注纪元尚可。若北宋则中原一统，岂得以春秋分国之例，概予分注于北辽之下？又引胡安国论断，以劫迫其父、开门纳晋军之杨承勋，谓变而不失其正。时承勋被围，虑祸及身，乃劫其父，致杀戮，而己受爵赏。夫大义灭亲，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既）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亲，岂有蔑伦背义，尚得谓之变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国华夷之见，芥蒂于心，右逆子而忘天经，诚所谓“胡说”也！
《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417-1419。
高宗指出，此书有“体例混淆，书法讹舛”，论断失衡，“蔑伦背义”等弊病，经其详加批览，逐一指驳出来的有数十条之多。馆臣虽请求直接将此书自《全书》撤出，但高宗则强调“《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认为“今《契丹国志》既有成书，纪载当存其旧，惟体例书法讹谬，于纲目大义有乖者，不可不加厘正。”不允所请，且严词要求“著总纂纪昀等详加校勘，依例改纂。”
同上注。
台北国家图书馆所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残卷，其史部别史类正好收有此条提要，虽仅残存“洪皓所亲见，其为金人事甚明”以下文字，但提要内容原文明确止于“固可以存备参考焉”。“津图《纪稿》”卷五十史部别史类提要底本（页3-602）则已将末句文字改为“存之亦可备参考”，其下另增添了：
惟其体例参差，书法颠舛，忽而内宋，则或称辽帝，或称国主；忽而内辽，则以宋帝年号，分注辽帝年号之下，既自相矛盾。又书为书为奉宋孝宗人撰，而所引胡安国说，乃称安国之谥，于君前臣名之义亦复有乖。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今并仰尊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
《契丹国志》提要，“津图《纪稿》”卷五十史部别史类，页3-602。
从上述一百三十七字中可以看出纪昀禀承上谕大幅修订，并就提要内容斟酌损益，刻意迎合高宗意旨的用心。不仅如此，纪昀又再三考量，在底本文字上复作局部修正，将“至杨承勋劫父叛君，蔑伦伤教，而取胡安国之谬说，以为变不失正，尤为无所别裁”三十二字移至“既自相矛盾”下，并于书眉上墨笔详细说明文字移动调整的处理方式。如此看来，纪昀为了顺应上意，不惮繁琐，一再修正文字与内容的作法，用意无非在贯彻高宗的指示，彰显圣意，这由提要末置入“今并仰尊圣训，改正其讹，用以昭千古之大公，垂史册之定论焉”一段文字，可以得到具体证明。
就相关档案的记载，也可以看出《契丹国志》的修订，从高宗下谕令纪昀等人改纂修正起，到修订完成进呈御览，中间经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
1.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谕内阁契丹国志体例书法讹谬著纪昀等依例改纂》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417-1419。
2.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军机大臣奏遵旨将各馆纂修拟定各书完竣日期等清单进呈片》（附清单）
所附清单载：“《契丹国志》，现在赶办，拟于九月内全部进呈。”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586。
3.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奏各馆纂办未竣各书分晰开单呈览片》（附清单）
所附清单载：“《契丹国志》，改纂已竣，F在缮写正本进呈。”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707。
4.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军机大臣奏遵查契丹国志办竣情形并将正本呈览片》：“遵查《契丹国志》于四十六年奉旨改纂，四十八年二月办竣进呈。谨将四库馆写出正本呈览。谨奏。”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790。
从上述各档案的记载来看，《契丹国志》自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乾隆下谕改纂起，开始进行改订纂修。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尚未完成，至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已办竣进呈，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日则将正本呈览。根据这些资料，可以确定《契丹国志》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即已办竣进呈，至于现存各阁本书前提要所载校上时间较晚，时间有所出入，那是此书办竣进呈后另行抄写的版本，不能直接视为《契丹国志》办竣进呈的时间，二者是两回事，不可混淆为一。
《契丹国志》之外，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高宗亦曾下谕要求将清萧云从所画并注的《离骚图》一书，
关于萧云从与《离骚图》，吴哲夫有专文介绍，请参看吴哲夫：《萧云从的离骚图》，《故宫文物月刊》4卷11期（总47期），1987年2月，页62-68。重行补绘，在《谕内阁离骚图中各图缺略不全著重加订正补画中》，高宗说：
四库全书馆进呈书内，有萧云从画《离骚图》一册，盖踵李公麟《九歌图》意，而分章摘句，续为全图，博考前经，义存规鉴，颇合古人左图右书之意。但今书中，所存各图，缺略不全，著南书房翰林重加订正。其应补者，酌定稿本，令门应兆补行绘画，以成完璧。书成即录此旨，冠于简端。
“军机处上谕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449。按：“但今书中”以下文字，文渊阁书前所录上谕较为详明，作：“所存各图，已缺略不全。又如荪荃兰蕙以喻君子，寄意遥深，云从本未为图，自应一并绘入，以彰称物芳。著于《古今图书集成》内采取补入，南书房翰林等逐一考订。将应补者酌定稿本，令门应兆仿照李公麟《九歌图》笔意，补行绘画，以臻完善。书仍旧贯，新补者各注明，录旨简端，即以当序。钦此。”
圣旨既下，群臣自然不敢怠慢，随即遵命组织人力，开始进行订正补绘的工作。根据上述乾隆谕旨补绘成书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究竟何时完成？现存《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完全]有此书完竣进呈的记载。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与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军机大臣两次所上纂办未竣各书的清单中，也没有关于此书的资料。
虽说如此，《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之外，也不是没有其他线索可资爬梳追索，最具体的资料其实就存在于文渊与文津两部影印出版的《四库全书》中。两部《四库全书》集部《楚辞》类所收入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其实已提供了解决此书完成进呈时间的重要依据，只是过去无人关注而已。文渊阁本《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的“凡例”前，
按：文津阁本《钦定补绘离骚全图》的卷前无“凡例”及“目录”，文渊阁本有。除了依惯例“录旨简端，即以当序”的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颁下的《谕内阁离骚图中各图缺略不全著重加订正补画》圣旨之外，次页还收了一首御制诗《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
按：文津阁本《钦定补绘离骚全图》诗题作：“题补绘离骚全图八韵”。。这首诗在“批怜长卷情”与“共图得百五”之下，各有一段高宗皇帝的自注，与编纂相关较具参考价值的是“共图得百五”下的一段注文。在这段自注中，高宗说：
云从踵李公麟《九歌》为《离骚图》，颇合古人左图右书之意。但今书止存《卜居》、《渔父》，合绘一图，《九歌》九图，《天问》五十四图。其余或原本未画，或旧有今阙。因命南书房翰林等逐一考订，令门应兆补绘九十一图，合之原书六十四图，共一百五十五图，俾臻完善。
此处高宗明言：“令门应兆补绘九十一图，合之原书六十四图，共一百五十五图，俾臻完善。”原书所存六十四图，门应兆所补的为九十一图，合计共一百五十五图。数目具体明确，这不可能是事前的预估，而应为事后的统计，亦即是说，这首诗是乾隆亲眼看过四库馆进呈的《钦定补绘离骚全图》这部书后，所写下的诗作。可惜的是《四库全书》本所记载的这首诗没有注明写作的时间，甚为遗憾！幸好《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中的《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九中收录了这首诗，虽无具体月日，写作时间还是可以经由比较其他诗作推算得出来。《御制诗四集》卷八十五（页八后）至卷九十二注明是壬寅年的诗作，壬寅年是乾隆四十七年。《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未注写作时间，但《御制诗四集》的诗作是依照写作先后编纂的，卷八十八最后一首诗（晓起）所系的时间是“三月廿九日”，已为三月底，则卷八十九所收入的诗作，应从四月初开始。《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之下的《彻夜》诗为四月十一日作品，《夜雨》为四月十二日所作，依此比较推算，则写作《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的时间，应可推定为四月十日之前，放宽估算，大概是四月上旬。据此诗推测，《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应在乾隆四十七年四月上旬之前即已补绘成书，并已进呈御览，提要的完成应在同时。
《题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八韵》之外，上述论证还有一个旁证，即乾隆四十七年六月修竣进呈的《四库简明目录》，该书提要有如下的记载：
《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三卷，国朝萧云从原画并注。旧只六十四图，余多阙佚未备。乾隆四十七[六]年特命内廷诸臣考订补绘，自离骚篇至香草止，共增九十一图，通计一百五十五图，《楚词》景物于是无不赅具矣。 [清]永、纪昀等撰：《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原钞本），页254。又：赵怀玉刻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傅卜棠校点），页578亦同。
依据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十九日的《质郡王永等奏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告竣呈览请旨陈设刊行折》所载，改正后的《四库总目》就在此次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一并覆进。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页1602。《四库简明目录》著录的书名既已改为《钦定补绘离骚全图》，与“津图《纪稿》”及各阁本书前提要相同，按理“津图《纪稿》”的提要此时应已一并改撰。此外，《简明目录》提要的“自《x骚篇》至《香草》止，共增九十一图，通计一百五十五图”，与《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凡例”的文字雷同，各项数字亦与津图《纪稿》”该书提要的记载相符。就此而言，此时本书的补绘增订应已完成，否则统计数字不会这么具体精确。
除此之外，文津阁本书前提要（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总页4-5，原书总页495）、文溯阁抄本（9a-10b）、浙本（总页1268）、本（总页2926）、殿本（总页4-5）、“津图《纪稿》”等，书名均作“《钦定补绘离骚全图》”，文渊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总页495）、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总页662）则作：“《钦定补绘萧云从离骚全图》”，虽书名微有差异，但仍可见各本所收均为修正后的补绘本。唯一例外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的文澜阁抄本《四库总目》，抄写的时间晚于各本，但该书所收的却依然是“《离骚图》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提要，
按：据台北国图所藏《文汇阁四库全书目录》著录，文汇阁所收亦为《钦定补绘离骚全图》，同于他本，而异于文澜阁本。原因何在？文献阙如，难以探讨，暂时只好存而不论。
上述诸书中，文渊阁本、文津阁本与文溯阁本提要所标的进呈时间都是较晚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又应如何解释？鄙意以为，著录书籍的校上时间通常晚于办妥进呈时间，上述所举《契丹国志》的书前提要所署校上时间较办竣进呈时间晚了一年九个月即是一例。书前提要内容即使完全相同，也会因各阁《四库全书》抄成的时间不同，所署进上时间也有所差异，如同一朱熹《四书或问》，文渊、文溯、文津三本提要内容全同，但校上时间却分署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四十七年八月与四十九年四月；又如苏辙《古史》提要，文渊、文溯与文津的内容全同，而所署校上时间则有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四十七年四月与四十九年正月的差异，类此之例极多，究竟应以哪一部书为准，就成了一个问题，目前仍找不出系年的通则。此外，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前述丁炜《问山集》的抽问题，档案具在，不能否定。这使得“津图《纪稿》”的编纂时间不可能晚至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这是决定性的证据，除非有其他文献记载可以将其，否则无法任意弃置不顾。
就此而言，“津图《纪稿》”不可能为乾隆五十一年刊刻时的清稿本。既然如此，“津图《纪稿》”的抄写时间亦不可能晚至乾隆五十一年。
三 附论：“津图《纪稿》”与陈垣
所得《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的关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当代史学家陈垣根据他新得的“四库馆精缮底本”，撰写并发表了《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一文，说明四库馆臣如何删改《四库全书总目》中与周亮工有关的违碍文字，举例详尽，结论精辟，颇具参考价值。
陈垣：《四库提要中之周亮工》，陈乐素、陈智超编校：《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页386-394。亦见于陈智超编：《陈垣四库学论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年，页36-42。可惜的是，陈氏所得的这部残稿其后下落不明，究竟是否尚存于世亦不得而知，令人颇感遗憾。
2011年“津图纪稿”出版后，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文献。在翻检“津图《纪稿》”的过程中，笔者不时发觉陈垣论文中所举的与周亮工有关的资料，在“津图《纪稿》”中都可以找得到，几乎无一例外。这一发现引起笔者颇大兴趣，于是就该文所举的例子逐一与“津图《纪稿》”比对，却因此得到出人意料之外的结果。
陈垣所举出涉及周亮工的书籍提要有如下各条：明杨慎《丹铅余论》（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津图《纪稿》”4-563）、明李贽《疑耀》（卷119，子部杂家类三，“津图《纪稿》”4-576）、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120，子部杂家类四，“津图《纪稿》”4-641）、明陶宗仪《说郛》（卷123，子部杂家类七，“津图《纪稿》”5-208）、宋赵宗绚《鸡肋》（卷135，子部类书类类一，“津图《纪稿》”5-644、明李梦阳《空同集》（卷171，集部别集类二四，“津图《纪稿》”7-412）、明马之骏《妙远堂集》（卷180，集部别集类存目七，“津图《纪稿》”7-569）、清程正揆《青溪遗稿》（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津图《纪稿》”8-9）、清张习孔《贻清堂集》（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八，“津图《纪稿》”8-105）、清吴嘉纪《陋轩诗》（卷182，集部别集类存目九，“津图《纪稿》”8-170）、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189，集部总集类四，“津图《纪稿》”8-649）、明唐汝询《唐诗解》（卷193，集部总集类存目三，“津图《纪稿》”9-350）、清高阜《三苏谈》（卷194，集部总集类存目四，“津图《纪稿》”9-393）、清郑方坤《全闽诗话》（卷196，集部诗文评类二，“津图《纪稿》”9-642）、明祝彦《祝氏事偶》（卷138，子部类书类存目二，“津图《纪稿》”6-160）、清李滢《懿行编》（卷133，子部杂家类存目十，“津图《纪稿》”5-460）、清周亮工《赖古堂藏书》（原在卷134，子部杂家类存目十一《竹裕园笔语》后，“津图《纪稿》”5-552）、清周亮工《赖古堂诗集》（原在卷181，集部别集类存目八《古处堂集》后，“津图《纪稿》”8-16）。
上述陈氏所举与周亮工相关的提要，共计十五条，全都见于“津图《纪稿》”中，删除修订更动处亦一一相符，此一现象应该不是巧合，值得注意。
另外，陈垣还举了一条与钱谦益相关的资料，亦与“津图纪稿”有所关连。在明祝允明的《怀星堂集》（卷171，集部别集类二十四）中，提要热葑浴啊兑赵坟囱浴芬云蚨唱莲花落诋之”下，原本有评论钱谦益一段文字，云：
钱谦益《列朝诗集》乃谓其晚益自放，不计工拙，兴寄烂漫，时复斐然，所录桃花坞歌之类，殆于钉铰打油。朱彝尊《明诗综》凡例，谓谦益无是非之心，是亦一端乎。
翻检殿本、浙本及其他通行本，此六十一字均已删除。透过比对，这段文字目前仅见于“津图纪稿”（7-406），提要原文虽在，但已遭墨笔勾除。
除了上述相同现象之外，陈垣云该底本六十册，亦与“津图《纪稿》”册数相同，由此看来天津图书馆历史古籍部所收藏的这部“津图《纪稿》”，应该即是陈垣民国十年秋天所得的“四库馆精缮底本”。
刘浦江《天津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研究》一文，在检讨现存的几种《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时，也曾提到“今以陈文所引该稿本与天图稿本相比勘，知其所见即为此残稿，且称该稿本六十册，亦与天图稿本相吻合。”这是探讨“津图《纪稿》”编纂过程中意外的收获。
四 结 语
“津图《纪稿》”是现存各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中，最早影印出版的书稿。2011年此书之出版，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过程，提供了极为方便的研究资料，配合稍早整理出版的《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使得过去难以进行的《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史有了具体可循的方向，这是《四库》学研究的一大福音，其有功士林自不在话下。接下来的问题自然是这部书稿究竟完成于何时？它与现存的各种《四库全书总目》残稿相较，其编纂时间是早或是晚？彼此之间有没有关系？这些问题若能有合适的答案，对《四库》学的研究帮助极大，也是文献学界关心的问题。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4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钱毅随父亲阿英到苏北抗日，参加新四军，从事文艺戏剧工作，投入革命的洪流。1943年，《新知识》综合性杂志在的建议下在苏北创刊，阿英任主编，身边只有钱毅帮忙编辑。如果说钱毅自办手抄本杂志是他从事编辑活动的萌芽，那么在《新知识》的编辑活动，可以说是钱毅从事编辑活动的真正开始。 1944年夏天，钱毅调到中共盐阜区党委创办的《盐阜大众》做编辑工作，1947年作为新华社盐阜分社和《盐阜大众》的特派记者在淮安采访时不幸被俘，英勇就义。从《盐阜大众》的一般编辑到副总编，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钱毅编辑活动的成熟阶段。
下面让我们感受一下钱毅的人格魅力和在编辑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可贵的编辑思想。
为培养工农通讯员不遗余力
《盐阜大众》是1943年春创办于盐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份大众化、通俗化的报纸，读者以乡村干部和工农群众为主，因为他们大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所以，《盐阜大众》的文字，要求做到初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能够听得懂。《盐阜大众》的编者面对这样一个定位明确、目标读者明确的农村报刊，如何真正做到符合理想却并不是那么容易。人手少，大多数的人还没有办报的经验，尤其是稿源的缺乏比较严重，加之报社的骨干基本上都不是当地人，单靠报社的少数编辑、记者和部队的文艺干部写稿远远不能满足报纸用稿的需求，也很难达到报刊真正大众化、通俗化的目标。为此，在钱毅的倡议下，《盐阜大众》开展了“写话”活动，鼓励工人农民大胆写稿。
钱毅不但是“写话运动”的热烈推行者，而且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在实践层面上，钱毅是这样做的，他和他们通信，不厌其烦改错别字，提修改意见，“在用稿上，对工农通讯员来稿，只要有一点可取，就代他发表。尤其是工农第一次来稿，更要尽可能发表”；他针对工农写作中的问题，还专门抽空写出了《怎么写》的小册子，从理论层面上指导工农通讯员写作。钱毅这种对待工农通讯员的态度和耐心，不但鼓舞了工农通讯员的写作热情，还对工农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盐阜大众》对工农来稿的采用，曾不断提出注意，甚至严格规定发表工农来稿与一般来稿的比例。 钱毅对培养工农通讯员所倾注的心血，我们可以从当年由钱毅培养出来的工农通讯员、后来成长为著名作家的陈登科的回忆文章中知晓一二。
《盐阜大众》在钱毅的主持下，逐渐培养出了一大批工农通讯员，给《盐阜大众》经常写稿的工农通讯员就有几百个，这在一个农村地区已经是一个很庞大的通讯员队伍了，有效地保证了稿源，增加了报纸语言的鲜活性。
为让工农真正成为报纸版面的主人热情工作
培养工农通讯员解决了稿源紧缺的矛盾的同时，也给了工人农民在党的报刊上发言的神圣权利。《盐阜大众》为了能让农民读者看懂、听懂，并真正参与自己身边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报纸编辑的每一个细节上都花费了不少心血。 在对待通讯员的来稿上，考虑到工农参与的热情和本身的文化背景，钱毅要求知识分子出身的编辑们，首先要能“发现工农作品的优秀风格”，“对工农在文化上的创作天才有更深刻的领会”，以使通讯员的稿子能用就尽量地多用。
在报纸的排版上，考虑到农民的读报习惯，钱毅曾提醒“切忌一般报纸的排版方式，从上边转到下边，从左边转到右边，连转好几台，工农大众没有看报的习惯，上头看着找不到下头，就不高兴看了”，力图用符合老百姓阅读习惯的排版方式。
在报纸报道语言上，包括标题的制作，考虑到农民的读报能力，钱毅清醒地认识到“工农对于文绉绉的成语标题，或看起来（不是听起来）好像是有力的标题，是并不感兴趣的”，所以钱毅积极主动地向当地老百姓学习语言，从中吸取语言的宝贵因子，给于适当的提高，既让老百姓读起来自然亲切，又认识到自己语言的独特魅力。
钱毅通过一系列细节化的考虑与努力，让工农的语言走上了版面，让工农的思想走上了版面，让工农自己走上了版面，自己用自己的语言书写自己的心声，真正让工农成为了版面的主人。
为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文化地位辛勤耕耘
在钱毅的心里，培养工农通讯员、让工农成为报纸版面的主人，不单单是为了保证报纸的稿源，这项工作还有它更为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为工农求文化上的翻身”，他特别注意引导农民作者们要从自己的文化中获取自身文化发展的源泉。
对于钱毅来说，大众化是工农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从工农现有的东西上来提高”，而不是“以我们知识分子的一套，去套上工农水准”，这不是精英文化对农民文化或者大众文化的颠覆与同化，而是对农民文化或大众文化的真正尊重和理解。他从工农通讯员来稿中学习他们叙事的方法和语汇，在改稿时，总有一个小本子在手边，随时记录工农语汇，并加以整理梳理，写出了《从庄稼话里学几种写稿方法》，不但总结了农民语言与修辞中的许多长处供自己及农民作者运用，还启发他们对自身文化传统与文化积累的觉悟，鼓励他们对自己文化的发现与光大。在《大湾农民是怎样集体编写诗歌的》中，对农民的文化创作活动作了认真的总结与热烈的鼓励。
钱毅运用多种方法向工农学习语言，参加报社驻地的群众工作组，经常深入到驻地工农群众中去，同他们谈心，了解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思想感情；他还把到盐阜地区以后几年间收集到的两万多条民间谚语，进行分析、研究，编成了小册子，以《庄稼话》的书名出版，并且写了《谈庄稼话》，对什么是庄稼话和它的表现手法以及改造等问题，作了通俗的系统的论述，为保存一个地区的方言俗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工作的间隙，钱毅还抽空写出了《大众诗歌》、《海洋神话与传说》这两本小书。怎样为农民编辑一份喜闻乐见的报纸来满足他们对信息的需求?钱毅的编辑思想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启迪！
参考资料：
① 凡一：《优秀的大众新闻工作者钱毅》，《编辑记者一百人》，学林出版社，1985年
② 李书磊：《夜读钱毅》，《书摘》，2002年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5
现将修改意见和建议分述如下。
一、控制篇幅。200万字的志稿应削减一半。理由有三：一是上级要求。市政府《关于启动区县地方志第二轮编修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每部地方志书篇幅要适宜，总字数不宜超过100万字。”此通知是地方具有法规性质的公文。既然具有法规性，那就一定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因此，我们在执行时就得不折不扣。二是不悖常理。首轮《宁河县志》字数为120万字，上限只是原则上定为清雍正九年（1731年），许多事物已上溯到康熙乃至三代以前，纵述了几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统合古今的通史特征。而二轮县志仅仅记述改革开放初期到扩大改革开放32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若其超过100万字似有不妥。三是前车之鉴。1995年，李铁映同志在中指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对已出版的新编志书质量曾作过总体评价，他说：“志书质量从总体上讲基本合乎要求，但……真正高水平的志书为数不多。”一轮区县志书动辄几百万字的并不稀见，这些“大部头”充其量是个长编，我认为这应该是造成高水平志书“为数不多”的原因之一。志书“消肿”“瘦身”势在必行。《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收录旧志12部，总字数也不过530万字；宁河县历史上的3部旧志字数也不是很多；《史记》也只有52万字。旧史志惜墨如金的优良传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还需明确：篇幅的压缩并不意味着真正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减少，在缩减篇幅的同时还要扩大信息量也并不是一个悖论。
二、恪守断限。断限属于志书凡例的“通例”内容，必须严格遵守。诚然，一轮修志有“上限不封顶，下限一刀切”之说，但并不完全适合于二轮修志。这主要是因为二轮修志对上限（即1979年）的规定是明确的。个别事物按照1979年的上限规定作适当上溯（如写到1978年）无可厚非，但一定要适量、适度，决不能使之形成一种随意型或者普适型的现象。该志稿中有过多过远超出上限问题，应当很好地研究统筹解决的办法，不然的话会影响整部志书的系统性。例如，政协的委员界别，由于前两届已超出上限，造成与县委、县人大、县政府记述体例上的不协调、不统一。再有，从用志角度讲，人们要查阅1979年以前的资料，一定会去翻检前志的。同时，严守断限还要解决下限不至问题。所谓横陈现状，我们所修的二轮志书的现状指的就是2010年。志稿中对商场、医疗机构等记述都存在这一问题。总之，上限不守、下限不至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否则将自乱体例。
三、搞好对接。妥善处理与前志的对接，是我市二轮区县志编修面临的新课题。我市二轮区县志重修、续修兼而有之，同时并存，而重修内容便涉及与前志的衔接处理问题。就该志稿而言，我认为在修改中应注意做好四个方面工作。一是吃透前志。特别是对1979～1989年前志记述内容还要进行精心研读，仔细消化，把握精髓。二是拿捏比例。重修内容在整部县志中所占的比重应控制在一个合理区间。从时间上看，重合的11年占到了二轮县志的三分之一；那么从字数上讲，我以为以占到二轮县志的四分之一为宜，这样才符合“详近略远”的原则。三是上下贯通。对重合部分，要去粗取精，抓大放小，保证脉络清晰，重要的史实不能割舍、不能擅改。例如，前志有方言，本志则没有；本志大事记第1条记“90%”，而前志记的是“90%以上”。同时，要重视1979年这个起点（前志仅作为关联点）的记述，搞好1989年（前志终点）、1990年（续志起点）的无缝对接。四是增加注释。对前志重要史实的修正，应酌加注释，否则将会给受众带来莫衷一是的困惑。我认为，志书增加注释，也是增强志书学术性的一个方面。
四、核实数据。如今我们已经处在了大数据时代，“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要把志书数据提高到地方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的高度来认识，努力提升志书数据的一致性和准确性。该志稿在数据上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概述中记“2010年财政总收入30.03亿元，是1979年的204.42倍”，而财政篇中则记“财政总收入23.39亿元，是1979年的159倍”；政协篇中记《宁河文史资料》9辑，载文482篇，约211万字，但我核算9辑的篇数和字数的结果则出入很大。有鉴于此，建议修志人员对全志数据进行专项核查，可着重把握三个环节：一是数出一门。能用统计部门数据的一律用统计部门的。二是消除抵牾。述体与记体、志体所涉及的同一数据不能相互矛盾。三是以表附文。文字记述中出现的数据不能是表中数据的简单复沓，计算出的许多“增长率”应酌加取舍。当然，如能增加一些横向比（同其他区县比）的数据，我认为是有资治、存史价值的，实则这也是新旧志书的一个短板。表中个别相差较大的数据应在文字中说明情况。
五、规范述体。目前，新编志书述体的写法仍在探索中，没有什么“模式”“模板”可以效仿，但在某些认识上还是契合的，如总述“三概”（概全貌、概规律、概特色）、各篇均设无题叙文，甚至有的论者还提出总述不宜超过5000字（本志约7500字）等，这些均对规范述体有积极意义。该志稿在述体（尤其是篇下述）写作上的主要问题在于缺乏作统一谋划抑或顶层设计，以至于布局、写法、篇幅，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六、权衡记志。编年体大事记与纪事本末体各分志的关系应该是既“各司其职”而又“相得益彰”，志书中的大事记与单独成书的大事记是有霄壤之别的。一般志书的大事记与各分志之间存在的突出题有三个方面：一是彼此脱节。往往大事记载述的事物，各分志未载；各分志载述的重大事情，大事记未记，缺乏相互照应。二是本末倒置。志书大事记重在提供简明的线索资料（章学诚曾讲：“史以纪事，非编年弗为纲也。”其要者在于“理尽一言，语无重出”“简明扼要，文约事丰”），详细情况应在各个分志中反映，而不是相反。三是前后矛盾。大事记与各分志记载相左的现象屡见不鲜。应该说，这些问题在该志稿中也都或多或少存在，应搞好权衡处理。比如本末倒置问题，大事记1991年9月稻飞虱的记载，以及大事记2001年9月20日（行政区划）、2004年5月14～17日（田径运动会）、2008年5月15日～9月28日（文化艺术节）这几条都存在。
七、区分传录。这个问题比较棘手，棘手的症结在于对在世人物的处理以及对录的认识。现该志稿在人物篇中O人物传、人物录、人物表三章。其中，人物传记述已故人物、人物录记述在世人物。中指组《关于第二轮地方志书编纂的若干意见》指出：“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重大影响、有突出贡献、有代表性的在世人物，主要采用以事系人的方式记述；在人物简介、人物表（录）中需要反映的，要严格掌握收录标准”。据此，该志稿录中的人物处理面临三种抉择：一是以事系人。将这些在世人物分散到相关部类志文中加笔记载。二是将“录”改为“人物简介”。但在写法上应与传有所区别。三是单独列表。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人物简介略记人物履历及主要事迹，不要面面俱到。”从简单层面理解，就是人物简介的人物字数一定不能超过作传人物的字数，然而该志稿“人物录”中相当一部分人物的字数已超过作传人物的字数，以致于造成传录不分了。我个人认为，人物简介的设立还有待修志实践的检验，就目前修志而言，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不失为上策，这样可以解决诸篇见事不见人问题。
八、深化勘补。前志勘误问题较多，就该志稿看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不完全。“勘误表”共列举出71处差错，实际上不止于此，我在翻检前志中，在这71处之外，又发现了100余处。例如，凡例中“当代人名录”，应该是“当代名人录”之误；“天津海浸”，应该是“天津海侵（或进）”之误（多处）；东棘坨、西棘坨、后棘坨的“棘”字错写成“己”字（近20处）；坐落的“坐”错写成“座”，截至的“至”错写成“止”，历次的“次”错写成“届”，高粱的“粱”错写成“梁”等还有不下几十处。此外，图版中的“新石器时代・石斧”，我判断应是“汉・瓦当”之误。所有这些在“勘误表”中均没有反映。对前志的全面勘误纠谬，既是对前志的极大尊重、对历史的高度负责，也是我们本轮修志肩负的使命。二是有遗漏。主要指评审稿中已作更正的内容并未归集到勘误表中。例如，1986年8月大事记将台湾诗人郑仇雨改为郑愁予，将“年降水量的11%集中在夏季”中的11%改为69.3%（11%可能是77%之误），将“C14”改为“14C”，等等。三是欠规范。我们要以精益求精的精神确保勘误表本身万无一失，这是勘误工作严肃性、严谨性的性质所决定。该志稿勘误表不规范的地方有：其一，同页的行数页码顺序，不能写“倒5、倒3、倒7”（P423）。其二，P701“倒1”误为溥仪，正为溥y，但那一行中有两处溥仪，未标明是改其中一处还是都改。其三，P708“行数”写“8”，应写“倒8”
书记总结发言稿范文6
用途
讲话稿的使用范围很广，多用于各种大小会议、广播录音、电视录像等口头表达；也可以登报印发成“书面发言”。
讲话稿和发言稿的区别
“讲话”和“发言”本是同义语，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现在多数是把领导和主持人的发言称为“讲话”，其他个人或与会人员所说的，统称为“发言”。
讲话稿一般应由讲话人自己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经过授意由别人，或由秘书、干事等代劳。讲话稿有详稿、略稿和腹稿之分。详稿准备较充分，只消拿到会议上去念就行了；略稿是个提纲、要点，在发言时要再作发挥；腹稿，仅仅在头脑里酝酿一下，考虑个大概，到时即席发言，然后根据别人的记录整理成书面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讨论第三种。
“讲话稿”除“发言稿”这个别名外，还有演讲稿、演说稿、谈话稿、会议报告稿等。其性质与特点，都大同小异。
特点
文章是给人看的，讲话则是给人听的。看起来顺眼的文章，听起来不一定顺耳；看起来清楚明白的句子，说给人听，别人不一定听得懂。文章可以反复看几遍，哪句看不懂，就看哪句；听别人在会议上讲话，就不可能让别人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老重复一个内容。讲话是一句接着一句的，弄不清前句的意思，后一句就难于理解了。结果，话讲得越多，别人越不听。因此，写讲话稿，就是要抓住讲话的通俗化和日语化两个特点。
讲话要通俗，就是要适合人的听觉的需要，适合听众的接受水平，容易叫别人理解和接受。
我们知道，听报告时，听众只能发挥其听觉的作用，他们看不到实物与环境，难以知道具体的形象，只有靠讲话人的描述或讲解，才能使听众产生感情上的共鸣或逻辑上的说服力量。所以，通俗的讲话，可以补充视觉之不足。另外，通俗，不能理解为庸俗。它要求语言朴素、自然，不堆砌概念，不装腔作势。
讲话要口语化，就是写的稿子，别人看起来顺眼，听起来顺耳。它的语言简短精练，形象、生动、具体，别人不仅听得明，而且印象深，记得牢。
注意事项
1。要看听众。讲稿的效果好不好，不是撰稿人个人或少数人坐在办公室里评定的，而是要由广大的听众来打分，因此讲稿首先要考虑听讲的是什么人，这些人有什么特点，怎样才能说服他们；同时，事先要尽可能估计到，可能有人产生什么样的怀疑、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或有什么不同的议论，以便能够及时予以回答。这就要求演讲者把想和讲有机地统一起来。
2。要讲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就要求撰稿人吃透两头。一是了解上面的方针政策，二是了解听众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两头吃透了，该讲什么，不该讲什么，哪些多讲，哪些少讲心中就有数了。这样讲起来，有针对性，听众也会觉得受益匪浅，听得全神贯注。
3。态度明朗、观点正确。讲话人，对所讲的问题，是赞成还是反对，是表扬还是批评，不能含糊其词、模棱两可。举例要恰当，引用材料要准确，对于有些材料要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不能拿来就用。看问题要持客观态度，实事求是，不夸大，不缩小，不曲从附和，不任意上纲。
4。主题要单一。一次会议总有一个主题，讲话者也往往不止一个。所以讲话，首先要围绕会议主题讲，不能离开会议主题，信口开河。
现在提倡开短会，讲短话。因此，要尽量把话写得简明扼要、干净利索。话讲长了，不仅会影响讲话的效果，而且会引起人们的厌烦，不得人心。因为人持久或过度地听讲，会因听觉器官的疲劳而造成全身不舒服，必然精力分散。俗话说“话多如水”。因此，讲话要克服一种坏习惯，即一讲就长篇大论，胡拉乱扯，重复罗嗦，没完没了。
要合乎口语
写讲话稿，要像说话一样简短亲切。绝不要乱抄文章上的一些洁屈聱牙的句子。具体来说，写讲话稿要从下列几方面做到口语化：
1。用句要短，修饰语要少；文言句子和倒装句要尽量避免使用，以免造成听众的错觉或分散注意力。
2。一些书面语言的词汇，要改用口语词汇。如“迅速”可改成“很快就”；“立即”可写成“马上”；“从而”可改成“这样就”；“连日来”可写成“这些天来”；“地处”可改成“位置在”；“备定”可写成“准备好了”等等。
3。一个意思有几个词都可以表达的，要尽量选择其中一听就懂的词，如“对垒”、“交锋”就不如“比赛”通俗易懂。
4。不该省的字不要省。如“同期”最好写成“同一时期”，以免发生误会。
5。要分清同音的字和词。比如“全部”容易错听为“全不”；“喉头”跟“猴头”分不清，应写成“喉咙头”就好。
6。方言土语要少用。听众一般都来自五湖四海，如果用方言土语多了，有些人听不懂，或者窃窃私语，也会影响会场秩序。如“假茶叶”是贵阳的土话，外地人很难知道它是指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东西。
7。用引号表示相反意思的词，在其前面要加上所谓二字，以表示否定。用括号作注释的，要改为直接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