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翻译论文范文1
关键词：习语语言文化翻译
习语是指在一种语言的漫长演变中形成的特有的、固定的表达方式。每种语言都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习语，它们具备强烈的民族、历史和地域特征。从广义来看，习语包括固定短语、谚语、通常用语、谜语和名言警句，等等。
习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所有语言的习语能够最佳诠释其语言的特点，与此同时，习语的翻译又是最有难度的。本文结合语言文化背景旨在探讨以下问题：中英文习语的不同之处；中英文习语翻译的规则及方法。
一、中英文中习语的不同
1.比喻的不同。译者在翻译习语时，必须考虑到一些因素，比如，读者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知识层面等。例如，中国人通常使用“雨后春笋”描述某事物的快速大量的发展。但在英语中，同一件事物人们用“bejustlikemushrooms”比喻。因为竹子不是英国当地的本土植物，即使“竹子”一词是外来词，英国人还是很难接受用竹子来比喻上述语意。
2.习俗的不同。最关键的不同点是对于“狗”一词的所持的态度。狗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献谄的动物，在汉语中有很多对狗含有贬义的习语。例如，“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等。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因此，英国人生活中有很多含有狗的习语。例如，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的日子），Todogone’ssteps（跟某人走），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等。3.自然环境的不同。习语的诞生与人们的生活工作紧密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东风”是指“春风”。如李煜《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其中的“东风”就指“春风”。但是，英国地处西半球，属于海洋季风气候，因此在英国刮西风预示着春天的来临。因此，他们的“西风”来指代“春风”或“春天”。
4.不同。在汉语和英语中，大量的习语体现了与的关系。佛教在中国有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信仰佛教的中国人相信佛控制着世间的万物。例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信仰基督教，因此人们视圣经为其为人处世的指导原则，许多英语习语来自圣经。例如，“sellone’sbirthrightforamessofpottage”（因小失大、见利忘义）。
5.历史、文学典故不同。英汉两种语言中，还有大量由典故形成的习语，通常取自历史典故、传说及寓言等，具有历史性和强烈的民族特征并广泛传播于民间。这些习语结构简单，意义深远，往往是不能单从字面意义去理解和翻译的。汉语如“愚公移山”、“叶公好龙”等。英语如Achilles''''heel（惟一致命弱点）、a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等。
以上由于文化差异形成的习语的不同，直接造成了英汉两种语言相互使用上的难度。因此，译者必须掌握好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源语言和目标语。
二、习语翻译的方法和原则
对于翻译原则，历来就有不同的观点。著名僧人玄奘曾立下准则，即翻译对于百姓而言必须真实、易懂。翻译家严复提出了著名的翻译三原则：“信，达、雅”。鲁迅尤其注重翻译的真实性。张培基则注重于翻译内容逻辑的一致和真实。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EugeneA•Nidar强调“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或“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可以看出，这些主张是相互影响、互为补充、不断完善的，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中心意思都肯定了译文要忠实准确地表达原文的意义。以下笔者谈谈习语的常见翻译法。1.直译
直译，指在不违背译文语言规范以及不引起错误联想的条件下，在译文中保留原习语的民族色彩、语言风格和比喻形象的方法。有些习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其含义，也因为人们相同的情感和社会经历，有些习语在中西语中含义相似或相同。当原习语的隐含意义很明显或很容易推断时，读者则可以通过字面领悟它的含义，直译字面意义。例如，“Goodluckwouldnevercomeinparis”（福不双至）、“Longhairandshortwit”（头发长，见识短）……
文学手法的翻译可以保留习语的比喻、民族特征和语言方式等特点，但这些都必须建立在读者熟知另一语言的基础上。
2.意译
意译指的是在掌握某一内容大概含义的基础上，能够流畅、自然的翻译，而不用过分注意细节翻译。意译也要注意原句的句式、结构、修辞手法等，而不是自由的添加或删减。鉴于文化背景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保持原文比喻、形象的民族、地方色彩等。例如，“acatonhotbricks”（在炽热的砖头上行走的猫），与汉语“热锅上的蚂蚁”不谋而合。有“非常狼狈、异常焦虑”之意，因此易于读者理解。但有时候时，我们无法保留原本语句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也无法找到同义的习语借用，这时可将原文的形象更换成读者所熟悉的另一个译文形象。例如，汉语中的“天有不测风云”。如果将该句直译成英语会使英语读者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很难理解汉语的“风云”一词。如果译为“somethingunexpectedmayhappenanytime”则容易让英语读者理解。这样的例子很多，“breakoutofthepotthatholdusin”被译为“打破这个把我们关在里面的罐子”，许多非英语的读者对于这句话感到困惑，因此译为“出人头地”更合适。
3.注解
严格意义上讲，注解不能够作为翻译方法解释，但它确实影响到翻译的内容。因此，当习语被第一次介绍给译入语时，注解起到关键作用。“叶公好龙”一词被直译为“LordSheh’sloveofdragon”，并注解为：“叶公很喜欢龙，在他住的地方画的、刻的都是龙。有一条真龙听说这件事后，亲自拜访了他，叶公由于惊吓过度而发疯。”这则注解起到了恰当的解释作用。
4.直译和注解的结合
虽然有些习语广为人知，但非本语言的读者不知道其来源。因此，有些汉语习语翻译时将直译和注解相结合达到保留原句形象的目的。例如，“theplannerwerebusybypassingtheGordianknot.”计划制定者为躲避戈尔迪之结——棘手的问题而忙得不可开交。
以上讨论到的是最基本的翻译方法，不同的习语有其特点、形式和文化背景，因此在翻译时应采取不同手法灵活处理。
三、结语
英汉两种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发展过程，各语言包含的习语丰富而多样。因习语中包含的文化因素不同，故传达的内容有差异，人们对于习语的理解容易造成困难，因而习语的翻译往往是个难点。通过探讨翻译过程中所采取的直译，意译，注解等翻译技巧和原则，将原文内容灵活处理，相互补充和完善，紧密联系习语的文化背景，回归原文内容以及文体风格的基础上，达到信，达，雅的标准。
参考文献:
[1]JinDi，EugeneA.Nida．OnTranslation[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2]胡文仲．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3]李延林．小议英语典故性成语的来源与汉译[J]．中国翻译，1999．
[4]宋德胜．（圣经）故事与成语典故[J].英语知识，2000，（12）．
[5]吴平安．源于莎士比亚作品的英语习语[J].英语知识，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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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家在语义模糊方面的研究，对词语的研究多于对句子的研究，原因在于人类语言的模糊性首先体现在词语上。一些语言学家并不认同语义模糊的句子存在，他们认为一个句子本身不具有模糊性，它是在句子周围的语境中呈现出模糊性。格式塔心理学实验证明，“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如果我们以句子为一个整体单元，那么这个句子的含义不仅仅是所有单词的意思叠加，它还包括的一些其他的含义和象征语义。但我们首先要明白“模糊”(模糊)不等于“不精确”(含糊)。不精确是一种语言效率低下的表现，而模糊语言是一种语言现象。大多数国内外研究表明，模糊性是自然语言的属性。这意味着它有一个以上和这些含义的语义相关的意义解释。这就说明模糊性是通过语言表达的丰富而引起的。事实上，不会让读者感到迷失。在某些场合，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应用模糊语言，反而会产生一种语义的“空白”或“读者想象空间”。读者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和理解填写完整。对语义模糊的句子翻译文学作品中，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出每个词或短语的含义，并更多地注意那些多义词，挑选最合适的一个匹配这个句子的上下文。
二、文化因素
英语和汉语属于两种不同语言，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他们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语言结构方面和文化意义等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英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语言。学习和掌握英语变得越来越重要，语言学的发展已经证明，掌握语言形式很重要，而语言的文化意义也同样重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跨文化交际中得到更好的结果。语言的文化因素是语言本身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反映了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生活。由于这些因素，包括文化因素的词句是很难翻译的。有文化内涵的词语指那些语言中存在的文化内涵和意义随着国家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当我们想到“松”、“竹”、“梅”，“岁寒三友”将立即想到其意义指的是人的情操，同时还有“不怕严寒”的意思。而在英国，“松”、“竹”、“梅”并不意味着特别的东西，它们只是植物而已。再比如“水仙”在英语中是一个象征春天和喜悦的词语，著名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写了一首诗“水仙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来形容当时的水仙花，同时展示他的心情开朗。而在中国，水仙是一种普通的花。
三、难句翻译的几种方法
(一)语义模糊难句的翻译
1、翻译用语。为了实现准确通顺的翻译，译者要考虑如何找到一个可能是最贴切地表达本意的字或词。词与短语的选择是一个基本的技巧。词的选择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准确理解原句。下面列举几个句子:Dr．Goldsteinheisfilledwithremorse，afterallwholovehim，butthisguiltinhedroveontheroadbe-comesweakened．较好的翻译:对Dr．Goldstein他深怀内疚，毕竟曾真爱过他，可是这点内疚都在他驾车开上公路后变得减弱了。在这个句子中，“责任”并不意味着职责或诚信。在小说中，德斯坦博士是凯文的导师。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由于凯文自杀他会感到内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把它译为“内疚”而未译成“义务。Inhisfirstnight，Kevin＇sscarwasfound"Iwasn＇tagoodboy，"saidKevin．较好的翻译:在和他的，凯文身上的疤痕就被发现“我以前不是个好孩子，”凯文说。从上下文我们可以知道，克拉拉把刀片插入过凯文的躯干。当凯文摸了摸她的伤疤，她用的词是“fall”。而这意味着她骗他说她的创伤是事故引起的。她是用“fall”的比喻意义“过错”，在中国我们说“堕落”或“失足”。但这两个词可以使用一些更委婉的话来表达，就如此例。2、适当增补。此外，在翻译难句的时候如果必要的话，可以适当增补一下词句，使语法正确，语义明确，逻辑修辞更趋完美，这也是读者可以接受的。如下面的例子:Shesuddenlyknewwhothemanwas，andsome-thingpassedoverher，likeashadowcrossinginfrontofthesun．较好的翻译:她一下子就回忆起此人，心头忽然掠过许多往事，就像云遮住太阳。句中的“something”并不意味着一个物体或一些真实的东西。她想起了他的人和事，译者将其翻译成“旧时的记忆”。如果它被翻译成“有个东西飘过/越过了她”，读者会感到困惑。但如果翻译成“她心头飘过些往事的思绪”，其意义将十分明确。Infact，sheisnotlikebeforethetwopregnancies，thoughtofherefeelnausea，thetasteofthecake，shefeltalittlesad，sideasifenvelopedthemelancholy．较好的翻译:事实上，她不像以前那两次怀孕，对蛋糕的味道感到恶心，想到这里，她有些伤心，身边好像笼罩着惆怅。在这种情况下，读者会感到困惑，为什么烘烤香味让她伤心，“两次怀孕”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怀孕的女人会觉得很多味道令人作呕，所以她可能已经有过两次怀孕了。“伤心”的问题后文会有答案。“她流产了，这让她很伤心。”这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而无需在此时就急于解释“伤心”的情感来源，它会留一个空间给读者想象。
(二)文化因素难句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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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西方翻译理论 对比 借鉴
一、引言
翻译，是人类最复杂、最困难的活动之一。什么是翻译？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To turn from one language into another.”而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 Language：“To turn into one’s own or another language.”美国翻译家Nida（奈达）的定义中，把“意义”概括成“语义”和“文体”：“Translation consists in re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language message,firstly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s of style.”(转引自Nida, Eugene，2001)
以上定义只涉及了翻译的形式、性质；而翻译的实质和内容，是一个科学的定义所不能完全包含和体现的,它涉及认识、审美、语言文化修养等方面内容，然而翻译理论的指导作用也是不可小觑的。
中西方翻译理论从属于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彼此间存在差异,但并不相互排斥,并且具有诸多共性,比如译文必须忠实于原作,译文必须通顺,译文读者具有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译者必须精通源语和译语,并且通晓两种语言的文化，等等。下面，我们将分别对中西方翻译理论作一回顾。
二、中国翻译理论简述
中国翻译，从东汉的佛经翻译到明清的小说翻译，再至现代翻译，从实践到理论，对世界翻译史的研究和现代翻译学的建立具有不可低估的贡献。传统翻译理论论点精辟，内涵深刻，既饱含中国文论和文艺美学精髓，又充分发挥了中国哲学对其积极、能动的互补作用。
我国早在东汉时期，就有支谦在《法句经・序》中论述了佛经的翻译标准。文中多次出现“传实“、“贵其实”、“因循本旨”的观点，究其本质，就是今天的“求真求实求信”。文中还提到，“其辞不雅”，这个“雅”实际上就是追求文字的典雅。
严复，在中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翻译家，也是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翻译家。他既汲取佛经的翻译思想精髓，又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中鲜明的提出“信（faithfulness）、达(expressiveness)、雅（elegance）”的翻译标准。这三个字，以其简洁明了、概括力强的特质，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一大批翻译家，比如，朱生豪、杨宪益。
郭沫若的“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于可以超过原作”让一批从事翻译的痴痴学者，前赴后继，乐此不疲。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点破了翻译的美学标准和极致要求。
罗新章将所有这些中国的翻译理论归纳、概括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的发展路线。现在应该再加上刘重德的“切合风格”（转引自刘重德，2007）。故而我们看到的这一条线，某种程度上说是一条关于文学翻译理论的绝美的线。究其原因，中国的翻译始于佛经，盛于清代的小说，所以，一直以来，文学翻译实践在中国翻译活动中占主要份额。
三、西方翻译理论回顾
翻译在西方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安德尼罗科（Livius Andronics）翻译的拉丁版的《奥德赛》被视为西方翻译历史上的最早译作。中世纪出现了《圣经》翻译高潮。文艺复兴以后，宗教、思想、政治、文学、艺术、建筑等都影响到西方的翻译活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研究跳出了历史上翻译研究常见的经验层面，才真正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层面，但仍然有许多理论进展特别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西方的翻译发展至今，主要有两条主线，即语文学派和交际理论派。语文学派的翻译思想非常接近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而交际理论派，则是颇受西方的结构语言学派和经济文化快速发展的影响。当然，纽马克本人就是语言学家。下面分别回顾一下这两条线的发展情况。
语文学派：早期这一派激烈争论的焦点就是“直译”和“意译”。杰罗姆和路德对《圣经》的翻译主张以意译派的胜利告终。而Willis Barnstone(威利斯・巴恩斯通)，一位美国翻译大家则认为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翻译，不管谈得如何头头是道，他们讲的并不是翻译理论（尽管我们通常称之为理论），而只是应用于文学的翻译原则与实践史。以下回顾一下几位代表人物。
吉罗姆（公元347―420）认为“文学用意译，《圣经》用直译”的主张。多雷（Etienne Dolet），法国译者，认为必须理解原著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风格优美的“翻译五原则”。查普曼(George Chapman)，英国,认为译诗不可死译，译诗可以采用“新造型像”的翻译方法。德莱顿（John Dryden），英国，主张“直译”“意译”“拟作”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泰特勒（A.F.Tytler）提倡优秀译作的衡量标准和“译文必须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思想和笔调必须和原文属于同一性质，译文必须具有原文的流畅”的三大原则。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语言决定世界观和有关语言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的理论。列维（？―1970）倡导“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读原著的幻觉”“翻译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翻译重在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仔细读来，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或者最终能达到文学翻译的境界，与“信”、“达”和“化境”真是神似至极。这些共性一方面由语言共性和思维共性决定，另一方面，最主要的，由翻译活动本身的性质、任务和价值所决定。
交际理论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进一步考虑了文学以外的信息，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可能影响信息的传递，所以，翻译者除了关注文字信心以外，还关注文字所在的社会环境。
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圣经》翻译家尤金・奈达博士（Nida）,研究很广，从翻译历史、翻译原则、翻译过程、翻译方法到翻译教学和翻译的组织工作，从口译到笔译，从人工翻译到机器翻译，从语义学到文化学，几乎无所不包。他在论述翻译的性质时指出：“所谓翻译,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首先是意义,其次是文体。”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一书中则提出了内容与形式兼顾的论点。认为在语言之间、文化之间能通过寻找翻译对等语，以适当方式重组语言形式和语义结构来交际。他认为,功能对等的翻译要求“不但是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的对等”（转引自谈载喜，1999）。后来又作了改进，认为如果在一定的条件下形式不能保持一致的话,意义优先。后来被概括为形式与意义之“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但并没有绝对对等”。其实奈达的这一论点与中国的陆殿扬（1987）教授的“如果可能,就直译，否则,就采取意译”的观点是一致的。只是中国的“直译、意译”之说在奈达的笔下提得更明确、更具体,因而更具有指导实践的意义。
奈达博士的另一著名理论――读者等同反映论，虽然屡屡被质疑，但是，他仍然是在翻译过程中关注读者反应的第一人。当我们能把中国的《水浒传》翻译出来，令外国读者能产生与知识、经历、背景相近的母语读者一样的反应，这部译作当之无愧地可以被称为杰作，只是，仍然难以具体把握。
英国另一位著名的当代语言学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主张将文体学、话语分析、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在其代表作《翻译入门》和《翻译教程》中将语法理论、文体论、符号学、功能语法和跨文化交际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并根据源语意义结构的区别和交际目的的差异创立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方法,以求在某些场合下求得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描述等值、功能等值（或文化等值）,使某些含混、模糊的直译与意译问题变得明朗、清楚得多。同时，纽马克认为各类作品的功能的侧重点不同,应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有的作品,重点放在原文的语义内容上,应采取“语义翻译”的方法,译文要尽可能接近于原文的语言形式;有的作品,重点放在读者的理解和反应上,应采取“交际翻译”的方法,译文更倾向于译入语的语言形式,使读者更容易接受和理解。纽马克指出：“交际翻译试图用这样一种方式正确地传达原作的文中意义,使其内容与语言都可以很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和理解。”这种翻译方式可以摆脱原文语言形式的束缚,更好地发挥译入语的表达功能，而译文也必然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而他的“语义走失论”（转引自谢天振，2003）认为，每一次翻译都不可避免地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民族文化、特有的情景等原因而使基本意义走失。这一理论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让翻译唯美主义者很受挫折，但是，这一现象毕竟不是客观的，是不可避免的。
总的来说，西方当代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翻译的结果、功能和体系上，对制约和决定翻译成果和翻译接收的因素、对翻译与各种译本类型之间的关系、翻译在特定民族或国别文学内的地位和作用、以及翻译对民族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所起的作用给予特别的关注。创造了一种用新姿态对待不同语言和文化的气氛，促进了人类相互之间的语言交流和了解。概括来说，即强调了语义语法作用、语言使用技巧，强调产生一种与原文语义对等的翻译。
事实上，回顾中外两千余年的翻译史，我们很多时候都围绕着“翻译标准”转圈。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一味停留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的翻译研究恐怕就难以取得大的发展。正如前文提到的纽马克的语义走失论，跳出了怎么翻译的小圈子，我们反而对翻译的本质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者思考。
四、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借鉴性
多年以来，很多人衷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导致拒绝甚至排斥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译学界先进的翻译理论；也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片面强调“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却淡化了理论的共通性。或是以“自成体系”为借口，盲目自大自满，于是把经验之谈人为地拨高成所谓的理论，从而取代了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探讨。
客观地说，中国翻译界所说的翻译理念，在文学翻译实践上的指导作用不可小觑，却也不是完美无瑕，其表现在：1.表达形式上，由于受儒家和道家思想影响，注重宏观概括，虽用词讲究凝练，却让人第一眼就有“换汤不换药”之嫌；2.理论似乎都在围绕“达到什么样的境界才算好作品”。有理论意义，却在实际操作性方面有点不足；3.对翻译片面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以为凡是理论，就应该对指导实践有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认为没有翻译几部著名大作，就不能谈翻译理论。
西方的翻译理论突破了以上这三点，更为重要的是西方翻译理论，特别是近现代翻译理论，不是仅仅悬在翻译这一座孤岛之上的。在西方厚实的逻辑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土地上，结合了应用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分支语义学，一直在尝试从不同角度去触发翻译理论的机关。比如很有影响的几位翻译理论家奈达、纽马克、莱维科维奇等，他们的翻译理论一直以来都给中国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五、结语
显而易见，中国的翻译理论在国际翻译理论天平上的砝码正在减重。原因之一是汉语与西方语言之间的翻译，其难度大大高于西方语言之间的转换。但是我们仍然要抓住理论的共通性原则，借鉴西方理论的研究方法逐步完善中国的汉语与其他语言的翻译理论，跳出传统理论的框架，把目光投射到更丰富的相关领域，拓展我们翻译研究的视野，进一步丰富完善中国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刘重德.翻译论稿［M］.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国外语知名学者书库，2007.
语法翻译论文范文4
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中图分类号：G633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06)09－0070－02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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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陶嘉炜．写作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语法翻译论文范文5
关键词：中医；中医术语翻译；目的论
中国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09-037-03
作者：李延林，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陈琛，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75
基金项目：湖南省高校教改立项项目([2005]280)：中南大学精品课程大学英语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对草药的巧妙运用，独特的理论系统及有效的疗效而备受世人瞩目，其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已经被世界公认。使得中医药学的地位与自身价值得到提高的功臣应该是有关中医学的翻译，其别是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因为它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医药学的最直接的手段。
目前，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还存在很多问题，翻译质量良莠不齐。如何做好中医药术语翻译已经成为广大中医译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就中医药术语的翻译来说，要求译者在具备一定英文功底的前提下，必须具备相关的中医药学的专业知识，并在相关翻译理论的指导下，实现对外推广与普及中医药文化的真正目的。作者认为，在众多的翻译理论中，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目的论对中医药术语的翻译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一、中医药术语翻译中的问题
中医药术语翻译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同一术语的译文尚待规范
中医药术语的翻译还存在不统一的问题。在作者所见到的几部汉英中医词典中，同一术语的英译文表达方法也不尽相同。例如，“三焦”一词被译为threewarmers，three heaters，triple warmers，tripleheaters，triple energizers，Sanjiao，等等。再如“相火”一词，有译作prime minister fire，有译作premier fire，有译作mini ster fire，也有译作xi-ang fire等等(李照国，1996:32)。中医养生学中的“气功”一词，有将其译成Qigong的，也有译作medita-tion的，还有译作Chinese Yoga，等等。相应的“气功疗法”则出现了Qigong therapy，breathing tech―nique therapy，fresh air therapy等多种译法(曹山鹰，2002:13)。
类似这样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对于同一名词术语的多种解释往往使不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外国读者无所适从。
(二)译语冗长
中医药用语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言简意赅，但在英译时，它的这一特点便丧失殆尽。如“八纲辨证”在几部较为流行的汉英中医词典中分别被译作differen-tial diagnos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ightprinciple syndromes，analyzing and differenti-ating pathological
conditions
in accordancewith the eight principal syndromes，diagnosisaccording to the eight guiding principles等等(李照国，1996:32)。
以上对“八纲辨证”这一术语的翻译简直就像是对该术语的解释，但是却仍然没有清楚地表达出该术语的意思。这种冗长的译法是目的语读者所排斥的。
(三)译语生搬硬套，释义不明
中医药术语有其特定的表达法，在中文特定的语境里有其自身的医学意义。若对一些中医药术语照其字面死译，则会使目的语读者不知所云或误入歧途。这只数目译者缺乏基本的中医理论知识。
例如，有人将“失笑散”译为“Powder.for LostSmiles”。而中医的“失笑散”，按《医方发挥》的解释，应为：“本方具有行血止痛祛瘀，推陈出新的作用，前人用此方，每于不觉中病悉除，不禁欣然失声而笑，故名‘失笑散’。”由此可见，“Powder for Lost Smiles”的译法明显欠妥，纯粹是望文生义的结果(曹山鹰，2002：14)。又如“金实不鸣”，在一些汉英中医词典中都被译作solid bell cannot ring，令人不知所云(李照国，1996:32)。
二、目的论一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
20世纪70年代，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家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汉斯・威密尔(Hans Vet-meer)等著名学者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Theory ofTranslation Action)与翻译目的论(Skopostheory)，这无疑为翻译研究和翻译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凯瑟琳娜・赖斯在其于1971年出版的《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Possibilities and Limitationsin Translation Criticism)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把对等理论作为她的整个理论的基础，提出翻译批评的依据应是原文和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她认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但是在实践中，赖斯发现有些等值是不可能实现，而且有时也是不应该追求的。翻译应该有具体的翻译要求(translationbrief)。有时因特殊需要，要求译文与原文具有不同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赖斯认为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Nord，2001:9)。
赖斯的学生威密尔突破了以原语为中心的对等理论的限制，发展了功能派的核心理论，即该流派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目的论(Skopostheory)。他根据行为学的理论提出翻译是一种人类的行为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的翻译。威密尔还特别强调因为行为发生的环境置于文化背景之中，不同文化又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此翻译也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换活动(Nord，2001:11)。
威密尔所提出的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skopos”一词源于希腊文，它的意思就是“目的，动机，功能”。这一词语在目的论中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如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 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在通常情况下，“目的”指的是译文的交际目的(Nord，2001:27～28)。
目的论包括三个基本法则：目的法则(skoposrule)，连贯性法则(coherence rule)忠实性法则(fi-delity rule)。目的论者认为，所有的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性法则，目的性法则指的是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即“结果决定方法”(Nord，2001:29)；连贯性法则指的是译文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所谓语内连贯是指译文必须能让接收者理解，并在目的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忠实性法则指原文与译文之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一致。语际连贯类似于通常所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目的决定的。目的性法则是目的论的最高法则，其他的两个法则都从属于目的性法则，忠实性法则又从属于连贯性法则(Nord，2001:32)。
三、目的论法则在中医药术语翻译中的应用
依据目的性法则，译者应该依据译文的预期目的，选择最佳的译法，根据译文在译语语言和文化里的预期功能，调整自己的翻译策略。中医药术语翻译的目的是向国外推广我国的中医药文化，使国外读者了解中医药文化。这一目的决定了译者在翻译中医药术语时应采用多种译法，而非单纯地采用一种翻译策略。
中医文化博大精深，中医的五行学说和阴阳学说在西医中无对应的概念。就那些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词汇的中医药术语而言，译者宜采用音译法，如“阴”“阳”可音译为“yin”与“yang”。因不同的文化背景，一些中医名词是不可以逐字翻译的，否则会使目的语读者误解其意思，此时也应该采取音译法。如“青龙白虎汤”，如把它译成“Blue Dragon and White Tiger De-coction”，则会使目的语读者误以为是用青龙和白虎做成的汤药。这便达不到对其翻译的预期目的了，为避免出现这一情况，译者可将其音译为“Qinglong BaihuDecoction”。
就能在英语中找到对应语的中医药术语而言，译者可使用意译法，这样能使读者一看就懂。例如，“疳积”可译为“infantile malnutrition”，“伤寒”可译为“a febrile disease”。
忠实性法则说明译文和原文之间应该存在某种对应关系，但并非要求二者在内容上一字不差，认为原文不再是译者首要考虑的因素，而仅仅是为其提供的信息。但这并不否定原文的重要性，忠实性法则强调的是内容上的忠实，而非形式上的忠实。中医用语的文学色彩很浓，许多译者主张译中医药术语时应尽量保持其文学风格，原汁原味地译以便体现中医的特色，如有人将“带下医”死译为“the doctor underneath theskirt”，这种翻译使不了解中医文化的外国读者一头雾水，无法理解其真正含义，从而无法实现翻译的最终目的。由此可见，单纯地追求形式上的忠实是不可取的，如果译者根据其含义，将其意译为“gynecolo-gist”，则会使读者一目了然。
另外，中医药的“心、肝、脾、肺、肾”的概念与西医有所不同，西医中这五个概念仅是指五个器官，中医中，这五个器官不但是解剖概念，也是功能概念，中医书籍上对其解释是：心主神志；肝主疏泄；脾主运化：肺司呼吸，通条水道；肾主精。因此，译者若将其直译为与西医相对应的"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就不能将中医中的这五个概念的意思完整地表达出来，译者应依据目的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将其译为“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并加注释以准确表达其含义。
四、译者在中医药术语翻译中的地位
目的论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目的论是首次提出把译者看作专家的理论，认为译者是翻译链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翻译过程中，他首先得到原文和翻译要求，然后研究分析翻译要求是否可以接受，是否可行，译文是否必要，最后做出决定并执行。简单地说，译者要以翻译要求为指导，从特殊的翻译任务中总结出译文的交际目的，在交际目的的指导下完成翻译任务。译者要对其翻译负责，要精通原语和目的语，并掌握与翻译内容相关的知识。
中医药术语的特点决定了其翻译难度大，对译者的要求也比较高。译者不仅要掌握基本的英语表达法，还要有较高的汉语修养(包括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此外，他还要懂得大量的医学知识(包括中医和西医)。
在早期的中医翻译中，因译者的水平有限，且缺乏相关的中医药知识，所以中医药译文中错误百出。如前面所说的将“带下医”译为“the doctor underneaththe skirt”，可能就是因译者本人不了解“带下医”是指妇科医生所致的误译。译者只有具备了中医翻译所需的素质，才能正确地表达出中医药的本意。
语法翻译论文范文6
关键词：日本电影 功能对等理论 影视片名翻译
一、引言
日本电影与中国电影的交流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两国电影诞生之日起，两国电影的文化交流除了时期一度中断以外，一直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中日关系在1980年进入蜜月期，中日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中国在这期间引进了大量的日本电影，受各种因素影响，20世纪90年代日本电影的引进渐趋衰落。进入21世纪后，日本电影的引进略有起色，北野武、岩井俊二、宫崎骏等导演的作品给中国新一代带来了较大影响。
本文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电影为研究对象，对日本电影汉译中的片名翻译部分进行重点论述。论述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电影片名的汉译方法开始，将其进行分类，在此基础上论述功能主义在日本电影片名的汉译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不足之处，希望能借此对日本电影的汉译方面的研究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日本影片名的翻译方法
中国与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古代汉字传入日本，日本人民开始使用汉字表意表音，发展到今天，汉语词汇已经不是单方面的输入，近代起，大量的词语由日本传入中国。受到这种相同汉字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日本电影片名的翻译过程中，很多译者会选择直译，将日文汉字直接写作中文汉字。但是电影片名的翻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只需简单机械地照搬原来的片名就可以，影片的译名不仅要保留原片名的内涵和艺术性，同时还要兼顾到商业价值，并且达到功能上的对等。
20世纪90年代以前，日本电影基本上都是由国家引进，影片的片名以及内容的翻译都是经过译者们的精心考量做出的翻译，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有相当数量的日本电影用过各种渠道被引进到了国内，由于引进渠道不同，译者的翻译水准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日本电影的片名翻译上质量有好有坏。目前日本电影片名翻译主要采用的方法有：直译法、换译法、音译法、增减译法、移位法等。
（一）直译法
在翻译理论中有一种翻译方法叫“直译法”。直译法是指在不违背译入语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在译入语中完全保留原文语言指称意义的翻译方法。在功能主义论翻译法原则的指导下，翻译者采用直译法能最大限度保留源语中的民俗风情与语言文化，让观众能再观影的同时感受源语国的文化。在日本电影片名翻译中，这种翻译方法是常用的译法。这是在保留原片名基本信息的前提下，无论是词汇、语义还是语序都与原名一致的翻译方法。在日本电影片名中大多采用直译法，这是由中日两国语言的渊源所决定的。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词，这一特点在日本电影片名中也有所体现。因此，很多片名都会用直译法进行翻译，简便易行又通俗易懂。直译法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完全直译
所谓完全直译，就是指在对日本电影片名进行翻译事，只使用直译法进行翻译。
（1）汉字词、固有词片名
汉字词片名，对于用一定日本语基础的人来说是比较好理解的，因为它们完全对应于汉语词汇，比较直接，也很直白。例如：「白夜行直译成《白夜行》，「告白直接翻译成《告白》，「男直接翻译成《脑男》。但是这种直观的翻译手法对于不熟悉日本语的观众来说还是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
（2）外来语片名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大肆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文化，与此同时，从西方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语。现代的日本电影片名也都直接用外来语表示，多表现为片假名。汉语中外来语的数量远没有日语中外来语数量那么庞大，所以多数情况下，也是采用直译的方法。如：「プラチナ・デ`タ翻译成《白金数据》。
2.部分直译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电影片名是由外来语和其他词语构成的时候。片名中的外来语主要是人名或地名，而恰好该人名或地名在汉语中又有对应的外来语形式时就会采用音译的方法来进行翻译，而片名中的其他部分则用直译的方式翻译过来。如：「チ`ム・バチスタの压狻狗译成《巴提斯塔团队的荣光》。
直译法是大部分影视翻译中最常见的翻译方法，无论是中国电影翻译成日语，还是日本电影翻译成汉语，或者欧美电影翻译成汉语，这种翻译方法都是最常见也是最简便的，同时也是最忠实于原来作品的。
（二）换译法
汉语和日语作为两种不同的语言具有很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用语和语序的不同，尤其是带有一定文化特性的词汇就不能采用直译法，而是应当遵循功能主义目的论翻译原则，采用换译法进行恰当的补充和完善。在片名翻译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直译或音译都无法恰如其分地反映原片内容和主题，或者会因为直译或音译而产生意义指向不明确、语意模糊、词不达意等情况，这时通常会采用换译的方法。所谓换译，就是指根据电影的内容，脱离或部分脱离电影原片名，有意识地选择其他词语转换原片名的翻译方法。这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使用换译法要求译者在对影片内容和主题有充分把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个人想象，结合中国观众审美取向翻译出既恰到好处又明确主题的片名。
如：「ギミ`・ヘブン翻译成《第三凶间》，就是对影片内容和主题有了充分了解之后，根据原电影名进行再创造，观众从译名中就能直观体会到影片属于何种类型。
（三）移位法
尽管汉语和日语词汇有很多相通之处，但是表达习惯和汉字词的意义却不尽相同，语序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对部分日本电影片名进行翻译时，一定要按照中国人的表达习惯对语序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是由语言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日本电影中除了由词语或符号构成的片名外，还有很多是以句子作为片名。当片名为句子时，由于汉语和日语语序的不同，采用直译法的话会显得很生硬，在对这样的片名进行翻译时，更适合采用移位法。还有一些片名不是句子的情况下，也会使用移位法进行翻译。这是因为直译过来的片名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为了迎合中国观众的语言习惯而采用这种翻译方法。如：「rをかける少女译为《穿越时空的少女》。「lも知らない译为《无人知晓》。
（四）增减法
增减法是指在翻译电影片名时为了与原片名功能对等所采用的增减词汇的方法。即翻译方法中的增译和减译。在将日本电影片名翻译成汉语时会用到添加一些词语的方法，以便达到更好地迎合中国观众审美心理的目的。如：「暗いところで待ち合わせ翻译成《在黑暗中等待相遇》。另外，减译将原片名中的个别内容删减掉使译名更简洁明了，使译名能达到言简意赅的效果。如：「绝体绝命！42.195km 东京ビッグシティマラソン减译成《绝体绝命》。
三、功能主义论视角下的日本电影名称翻译
功能主义论的主导理论是目的论，1971年赖斯（Reiss）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限制》一书中提出了功能派理论思想的雏形。她认为翻译时应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其后她的学生费米尔（H.J.Vermeer）彻底突破了对等理论的限制，正式提出了翻译目的论这一功能翻译学派的主体理论，为翻译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翻译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翻译策略必须根据翻译目的――译文的预期功能来决定。”[1]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以译文的预期功能为出发点，根据各种因素，选择最佳翻译方法。翻译的目的不同，翻译时所采取的策略、方法也不同。总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目的论共有三大法则，即目的法则”“连贯法则”和 “忠实法则”。这三条法则的关系是：“忠实法则”服从于“连贯法则”，而这两者都服从于“目的法则”，“目的法则”是最高法则。翻译中到底是采用哪种翻译方法，都取决于翻译的目的。任何翻译活动都是有目的的行为，电影名称翻译也不例外。
电影名称的翻译就是要以实现译文的预期目的和功能为目标，也就是说要尽量达到传递电影的信息、情感、及审美的目的，又要体现出其商业价值，所以电影名称的翻译应尽量保留原作的信息，表情，审美功能，适当强调其广告功能。上述译法也多是在功能主义指导下进行日本电影名称的中译，并且不仅仅局限于原文与译文的对等，为了追求尽可能传达电影主旨、信息，吸引观众前来观看，实现其艺术及商业价值，采取多种翻译手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基于功能主义目的论翻译原则的前提下，我国的电影片名翻译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现在我国处在信息大爆炸的互联网时代，电影作品也应接不暇，此时，电影片名的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好的译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来观看一部电影作品，进而了解到源语国的风土人情和言语文化，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本电影片名的翻译，不能简单机械地照搬，尤其是日语中有很多和汉语同源的汉字词，由于意义之间或微妙或巨大差异，更需要译者多加注意。译者需要在充分分析词义和语境并结合原片内容的基础上，考虑源语和目的语的对等性，考虑时代背景和观众的语言习惯、接受能力，仔细揣摩，这样才能翻译出更准确、更生动、更忠实于影片的电影译名。
注释：
[1]贾文波：《应用翻译功能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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