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银行学论文范例6篇
更新时间：2022-11-14 13:09:26
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1
一、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与货币银行学的教学目的
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能从事工商企业产、供、销及人、财、物等方面经营管理工作的应用型高级人才。而要从事这些管理工作就需要学生熟悉货币金融的相关知识。试想不懂得信用工具的使用怎样对企业产供销进行管理，你甚至不懂得怎样付款，怎样收款；不懂得金融机构的运作你怎样跟金融机构交流？不懂得利率与汇率的变动对宏观经济意味着什么，你甚至可能看不懂报章杂志的报道。而看不懂宏观经济局势将会对企业管理带来致命的打击——看一看97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房地产投资者们的惨状吧。
而这些知识我们都可以在货币银行学课程中学到。通过货币银行学的学习，学生应该能够：
1.能熟悉金融工具的操作方法和流程并初步学会操作一些主要的金融工具。
2.能熟悉金融机构的运作。
3.能运用金融知识分析媒体对宏观经济的看法，能读懂报章杂志的主要观点及其分析。
4.能运用金融知识分析政府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走向的可能影响，并进而分析对企业的可能影响。
以上这些目标在传统的课堂讲授中是很难实现的。
二、《货币银行学》传统教学方法的缺陷
传统的货币银行学课程的课堂讲授方法很很多缺陷，这些缺陷直接导致以上目标很难实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教材的缺陷。目前国内的货币银行学教材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翻译的国外学者的教材，这类教材在理论体系上通常比较完善，而且生动性，实践性都比较好。但是这些教材的例子几乎全部是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和西欧的。很多情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学生很难理解。另一类教材是中国国内的学者编写的教材，这一类教材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中国学者介绍西方货币银行理论的，书中所使用的例子跟翻译版教材没有太大的区别；另一种就是中国学者有自己的思考，然后编写的教材，这一类教材所使用的数据和资料多数都是国内的，介绍的也是国内的金融机构，对很多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但目前这些教材的主要缺点就在于（1）过于理论化，对实践不够重视。譬如，每本教材都会谈到金融工具，介绍主要的金融工具。但所有的这些介绍都仅仅局限于文字。学生学习了汇票、本票、股票等等却不知道他们什么样子。学生知道了汇票有三个当事人：出票人、付款人和收款人，却搞不清楚企业什么时候需要申请汇票，企业收到汇票后应怎样办理结算？中间需要注意一些什么？而这些才是工商管理专业的学生最需要掌握的。现在来看看我们的教学对象——本科学生的情况，他们都是直接从中学上来的，之前很少接触到企业和社会经济的运作，对汇票这些工具有些同学可能根本从未听说！简单的几行文字留给学生的只能是一片空白。针对学生的工商管理专业本科《货币银行学》
课程教学改革初探杨波宜宾学院管理系这种知识背景状况，我们必须加强教材的直观性和教学的实践性。
（2）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传统的教材几乎全是按章节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货币理论等相关内容一一论述，使学生接受知识总是支离破碎的，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金融知识整体。而这是不利于学生对宏观经济的整体把握的。
2.授课方式的缺陷：传统的授课方式基本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这种方式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但是如前所述，由于学生的知识背景极端缺乏，对课程内容缺乏感性认识，课堂讲授的理性知识不能直接转化为学生的理性认识，因为它缺少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转化过程。所以在授课方式上我们必须首先强化学生的感性认识，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生的自我学习完成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
3.考核方式的缺陷：传统的笔试加出勤加作业的考核方式，只能使那些善于死学的同学得到好的成绩。正如前面所讲，一个能够准确回答出汇票的定义的人不一定清楚汇票对企业究竟有什么用处。前者可以体现在文字上，而后者更多地体现在实践中。所以由于货币银行学课程对工商管理本科专业学生的实践意义，需要在考核上体现学生的金融实践能力。
综上所述，我们需要对货币银行学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我们提出如下改革框架。
三、教学模式改革框架设计
1.教材模式改革。界于案例的重要性,我们在改革方案中将强调案例的使用。一般来讲,案例教学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案例说明理论,二是用理论解释案例所提供的现象。如前所述，传统教材以理论为章节的编排方式使得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所以我们采用第二种案例使用的方式。我们使用一个完整的金融案例，学生比较感兴趣的金融话题——97亚洲金融危机——贯穿整个教学过程。随着教学的进程，学生将逐渐运用理论来解释这一事件，也可增强学生的成就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有恍然大悟的感觉。
我们的教材采用如下编排形式：开篇引入两篇文章，在文章中将学生不能理解的部分勾画出来，并在旁提示：链接到某页某章某节——仿网页的浏览方式符合现代学生的信息获取习惯。在后面的章节中按照说明某个现象的要求介绍相关理论知识。并针对文章中的内容提出相关问题。最后，将两篇文章改写，考察学生是否真正理解文章的内容。
2.授课方式改革：在授课方式上，我们在讲授的基础上大量采用其他参与式、亲验式的教学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1）讨论。在不容易理解的环节，主要通过学生在查阅资料的基础上进行讨论的方式让学生自己去弄清楚问题，教师只起引导的作用。（2）实验。利用计算机网络进行某些环节的实验。（3）实践。对金融工具要求学生实际进行操作；对某些金融市场，如股市要求学生到证券公司实地感受等等。
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2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
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货币控制上，不管是凯恩斯主义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还是货币主义不变增长率的固定规则，甚至理性预期学派的货币政策无效论，都以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作为其理论前提。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浪潮，使得传统的货币定义日益模糊，除商业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样，就使建立在传统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之上的货币控制的效果大打折扣。货币供给的内生论无疑使我们对此类问题的观察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使得货币当局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要注意对公众货币需求的预测，研究影响货币乘数变动的因素。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和精准度，中央银行还应采取措施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使之朝着合乎政策当局意愿的方向发展。中央银行也不应仅仅是对商业银行和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要注意对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整个金融体系所创造的信用规模的控制。
我国过去在信贷规模控制下存在的“倒逼机制”以及1994年由于外汇储备规模急剧膨胀而导致的货币供给量激增都是内生性的表现形式。笔者曾撰文对我国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的控制要受制于经济增长、外贸等因素的变动。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以及货币需求的变动都会加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加剧的经济条件下，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将更为明显。这是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所必须认真对待的。
【参考文献】
1.陈观烈著,《货币金融世界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胡海鸥著,《中国货币供给机制转轨机制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盛松成著,《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3
论文摘要：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涉及到的调控主体、传导渠道和微观主体出发，对当前国内相关研究 文献进行梳理，以求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近几年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较弱的原因，并且做出了大量的解释和探讨，本文将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涉及到的调控主体、传导渠道和微观主体出发，对国内学者的主要观点以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总结,以求推动对我国货币有效性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 中央银行
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独立性出发对央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汪红驹（2003）、任啸（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决策并非由中国人民银行自主决定，而是各个利益集团经多方谈判、博弈达到利益均衡的结果，这种决策过程降低了中央银行的目标独立性，使得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可能受到各方的干扰。范方志，苏国强（2005）认为中国货币政策实质上受到物价稳定、汇率稳定等多目标约束，这迫使中央银行在多目标之间寻找平衡，于是中央银行就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手段注重短期效果和表面效果，或把实现一种目标当作不能实现另一种目标的借口，这种做法往往使货币政策顾此失彼，严重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另一些学者从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出发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张靓在《对我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现状分析及对策探讨》中认为由于中国货币市场不发达，目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传导，于是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必须与商业银行共同商讨确定信贷规模，这种状况必然削弱中央银行的操作独立性。汪红驹（2003）认为政府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的贷款容易产生部分银行坏账。当中央银行意识到银行坏账可能威胁到银行的健康运行时，甚至导致金融企业经营困难时，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拯救这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而当隐蔽的财政赤字积累到巨额银行坏账直至影响银行正常经营以后，最终还要由中央银行或政府来解决，这严重干扰中央银行调控基础货币，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
二、商业银行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组织制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徐洪水（2000）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行政化组织制度使资金的纵向分配格局难以打破，资金难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横向流动，不利于满足各种市场融资主体多样化，多层次的资金需求，导致金融资源配置的分散化和使用的低效率，影响货币政策的基层实施。任啸（2005）认为我国四大商业银行的行政治理结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容易导致银行经营背离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从而影响了贷款的增加，导致信贷增长障碍，影响货币政策的实施。张本照、杨皓、邱媛（2007）认为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国有产权使得银行贷款偏向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担保体系不健全等因素，使得非对称信息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形成了信贷和货币供应量扩张的障碍机制，也就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些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信贷集中的特征出发分析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联系。杨时革（2003）认为当前我国贷款来源主要集中于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投向过度集中于国有和大型企业、大型重点项目，贷款渠道相对狭窄，放贷对象趋同，造成企业间资金状况分配不均，大量的企业资金紧张，而少数企业获得的超额贷款，新增贷款覆盖面过于狭窄，使中央银行货币信贷政策的作用范围受到限制。崔建军（2006）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机构，贷款管理权限，贷款期限，贷款区域均过于集中，这就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由货币政策操作所推动的货币供给在省级分行停止，很难达到县域地区，货币政策传导链条中断，同时，商业银行系统内信贷资金却自下而上“回流”，这样会造成县域金融服务真空，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还有学者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商业银行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杨米沙、杨国英（2006）认为商业银行出现大量不良信贷资产，将导致对可用资金的挤占，从而使可用信贷资金得不到扩充，所以在存在大量不良资产的情况下，这种“惜贷”行为使得银行将较多地资金配置在央行存款和购买国债等高流动性资产上，导致商业银行信贷收缩。这种非正常经营状况危害货币供给机制，中断供给路径的延伸，妨碍了中央银行货币供给渠道的畅通，使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无法实现。
三、货币市场
张国喜（2006）认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货币市场发挥的作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市场是解决各经济主体短期性或临时性资金需求的场所,为各经济主体提供流动性管理的途径,使各种经济主体的资金供求得以平衡；货币市场为货币政策实施提供活动场所；货币市场为中央银行制定基准利率提供依据。孔曙东（2003）认为随着我国货币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交易规模越来越大，货币市场在货币政策的传导中开始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已成为调节金融机构资金的重要场所。第二，货币市场的发展为运用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第三，银行间债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票据市场等货币子市场的发展为利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提供了基础，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机制来传导。同时，孔曙东也指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存在弱化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五大缺陷：交易主体单一，交易工具单一，货币市场流动性较差、交易不活跃、各子市场严重分割，风险防范能力差，货币市场各子市场发展不均衡、结构不合理。
四、资本市场
托宾的q效应理论认为,货币供给通过利率变动影响收入变化,其间存在着一个股票市价或企业市价变化的问题和一个固定资本重置价格变化的问题,即货币政策是通过影响证券资产价格从而使投资者在不同资产之间做出选择而影响经济活动的。为此,托宾引入一个新概念“q”,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q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投资愿望。如果q＞1，意味着企业的市场价值要高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企业将增加投资,经济呈现出景气态势;相反,如果q＜1,即企业的市场价值低于其资本的重置成本,则投资萎缩,经济不景气。
财富效应理论认为消费者是具有理性的,个人将在更长的时间内计划其消费和储蓄行为,以期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实现消费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决定消费的不是现期收入,而是消费者的毕生资财,包括人力资本、真实资本和金融财富,股票是金融财富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此,货币供给量的变动将通过改变利率和股票价格来影响居民的金融财富及其一生的财富量,进而影响其消费需求和国民收入。
流动性效应理论认为,企业或居民在选择持有何种资产时会考虑流动性的要求。其原因在于耐用消费品(如汽车、住宅等)的流动性较弱,当发生财务困难而必须出售这些资产时,不可能完全收回它们的价值;而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股票或债券)的流动性很强,在需要时可以很容易地按市场价值出售而收回现金。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股价上升,金融资产的价值提高,使得消费者持有的流动性资产量扩大,消费者感到其出现财务收支困难的概率大大减少,于是增加耐用品和住房支出,由此拉动了总需求和产出的扩大。
非对称信息理论经分析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会降低银行的贷款意愿，从而影响到企业的投资支出，弱化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非对称信息理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就是提高企业净值或贷款担保的价值，从而减小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而股票市场的发展，股票价格的上涨是导致企业净值增加的重要途径，当股价上涨时候，企业净值就会增加，使企业借款时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减少，银行贷款随之增加。这就是说股价水平的上升通过强化银行信贷渠道而间接地作用于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作用于实体经济。
刘茂平（2005）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及流动性效应在我国还难以体现，我国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还不太突出。何静（2006）认为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规模偏小,运行效率不高,导致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并不明显，即资产价格变化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和消费的影响不大。史金哲（2007）提出资本市场内在运行机制和制度不合理、作为传导客体的上市公司投资预算软约束和滞后的中国金融体系市场化进程等也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传导途径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五、外汇市场
王吕、王斌卿（2007）、刘超（2006）认为在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下，由于我国近年来持续大量的国际贸易顺差，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过量引起人民币有升值的预期，这样就与固定的汇率制度相冲突，为了维护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要发行大量的人民币进行干预、对冲，由此形成了了外汇占款，虽然一部分外汇占款可以由于央行发行政府债券来收回，但是这个过程实际上减少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进而减少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张建斌、刘清华（2006）认为我国现有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国际收支出现顺差时,外汇指定银行就要动用存放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结汇,在外汇头寸的限制下,外汇指定银行只能拥有小部分的外汇头寸,而剩余的就由央行统一收购,这样一来,外汇指定银行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就会减少,从而降低了货币乘数（货币乘数＝ 1 /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准备金率+提现率) ）,这样货币乘数就随着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减少而增加，这样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相应的降低。
刘凤（2006）分析了我国外汇市场的资本管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该观点认为从理论上讲汇率和利率是相互影响的，但在资本管制严格的情况下，利率和汇率的相互影响存在较大的阻隔，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由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可知：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有效，货币政策无效；而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无效，货币政策有效。因而在我国存在资本管制并且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要大打折扣的。
六、企业
蓝天祥、侯治国、刘澄（2006）从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的难易程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国有企业在改革初期，存在“预算软约束”和对信贷供给的高度依赖，在紧缩货币政策下，国有企业“倒逼”中央银行扩大信贷规模，从而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转轨时期，虽然国有企业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国有商业银行贷款仍向国有企业倾斜，既导致资金利用效率降低又使得以国企为传导主渠道的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非国有企业对利率极其敏感，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政策的惯性，很难获得外源融资。这样货币政策无论从信贷途径（依靠国有企业）还是从利率途径（国有企业效率低，非国有企业很难获得外源）都受到了阻塞，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石长洪（2004）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从企业的现实结构、所有制的不同、企业的区域结构、行业结构及融资结构五个方面出发论证了企业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企业自主决策的情况下，中央银行必须针对企业的现实结构做出合理的评估，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更为实际的观察指标，才能提高中央银行政策的直接性和精确性；由于所有制不同的企业对信息的选择、理解与利用持有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导致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会因所有制的主导结构不同而不同；对于不同的区域结构，企业的集中度也不相同，金融资源会由于企业的集中度的疏密而对货币政策产生不同的效果；由于企业的行业结构的资金密集度和劳动密集度不同，不同的资源密集度的行业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作用也不同；企业在面临融资时，会因为不同融资渠道的不同造成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
七、居民个人
居民个人可以通过货币需求、消费机制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陈学彬、杨凌、方松(2005 ) 认为：现阶段决定我国居民消费、储蓄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居民收入；对利率敏感度较差的工薪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比重甚高，并且居民储蓄中对利率敏感度较高的金融资产收入比重甚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升和风险意识的增强，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我国居民消费储蓄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使得通过利率传导的货币政策效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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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 货币供给 内生性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一、引言
货币供给的可控性是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经济理论界存在着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并在相应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政策主张。从货币理论界关于货币供给内生性与外生性的争论上看，争论的焦点在货币供给与经济活动的客观关系上，争论的真正意义在于货币内生性供给的客观必然性上。
根据货币供给内生性还是外生性的不同可以指定不同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中间环节和作用方式来影响经济运行。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可以有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两种选择，并对应着两种不同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指标主要是从货币供给方面来进行调控，即通过调节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来控制现金充裕度，这称为供给型调控模式；而以基准利率为中间目标的、着眼于货币需求的货币调控则称为需求型货币调控模式。
目前我国在货币供给外生性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并实施了以“盯住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截止目前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为21.5%，但现实情况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尽如人意，货币流动性依旧较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为货币供应量，传统观点认为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调控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从而调节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使货币供需均衡、物价稳定、就业充分和经济平稳增长。但是现实情况存在“倒逼机制”，盯住“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只能带给人们预期上的政策效果，而无法达到其实际控制货币供给的目标。
二、文献综述
1.主流观点下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供给内生性理论做了深入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
银行学派的内生货币供给思想。银行学派主张，流通货币数量为社会交易的商品价格总额所决定，或者说，物价决定通货而不是相反。另外，银行学派还进一步分析了收入、利率和物价的关系，说明了物价的变动不是通过货币供给影响利率进而对物价产生影响，其理论体现了货币供给内生性的思想。2.拉德克利夫委员会的内生货币供给观点。拉德克利夫委员会认为由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可变性，中央银行并不能依靠控制货币供给决定支出的水平。货币供给是不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需求函数之所以稳定，是因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3.格利和肖的货币内生供给观点。格里和肖试图建立一个以研究多种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的货币金融理论。在这其中非银行金融机构能够在信用创造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货币当局又不能对它们进行有效的控制，因此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在和发展弱化了货币当局对信用货币的控制能力，从而强化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2.我国学者的货币内生性研究
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不显著导致了许多学者对货币外生性产生了怀疑。经济学者结合国内货币供给情况提出了货币内生性的理论观点。南开大学王兰芳通过分析讨论货币供给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在一个健全的货币金融体系中，货币供给具有完全的内生性特点。 柳欣、靳卫萍通过对中国财政政策中的收支状况进行分析得出，在没有中央银行存在的情况下，同样可以通过各种宏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共同产生货币供给，这也是最本质的货币供给内生性。芦东、陈学彬则在接受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下提出了中央银行没有能力控制基础货币的发行，因为货币发行中供给具有内生性。
在这些研究表明，在我国，学者认为货币供给具有内生性，并接受外生货币供给更加有利于制定行之有效的货币政策的观点。
三、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分析
在一般人看来，我国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但事实上，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倒逼机制”的呈现，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出较强的内生性。货币供给（Ms）可以分解为基础货币（B）与货币乘数(K)的乘积，因而可以从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两个角度来考察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我国成立中央银行体系以来，央行调控经济的方式也开始尝试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供给在形式上也开始表现为由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共同作用。
1.基础货币内生性分析
首先是再贷款、再贴现。1995年以前再贷款是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占央行的总资产中占60%。由于商业银行普遍要求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而中央银行为避免经济衰退，不得不满足商业银行的要求，这种“倒逼机制”使得我国货币供给呈现内生性。中央银行的再贴现业务和再贷款一样处于被动地位。这样的被动正是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体现。
其次是外汇占款。近年来随着出口增加，巨额外资流入，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为了保持汇率的稳定，这必然导致中央银行的外汇市操作是单一方向的运作，迫使其通过大量购入外汇，以满足货币需求。2003年外汇占款所形成的货币供应量首次超过全部广义货币供应量，2005年和2006年，大约是广义货币增长量的1.5倍和2.1倍。到2008 年底更是达到了2.4倍。上述贸易顺差持续放大和外汇储备继续增加，必然引发央行被迫释放等量基础货币。
2.货币乘数的内生性分析
货币乘数是连接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的纽带，经济理论界认为货币乘数（K）是基础货币（B）扩张的倍数。我国将货币层次定义为：流通中的货币C和商业银行的所有存款D组成了广义货币M2，即M2= C+D。基础货币则由法定准备金R、流通中的货币C、非金融机构在央行的存款NR、超额准备金Re组成，即B= R + C + NR + Re。若记c为现金流通比率，c=C/D。r和re分别为法定准备金率和超额准备金率，则(r+ re)×D=R + Re，nr =NR/D为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则货币乘数K= M2/B，也就是K=M2/B= C+D/C+ R+ Re+ NR= 1+c/(c+ r+ re+ nr)。可见，影响我国货币乘数的直接因素有法定准备金率r、非金融机构的存款比率nr、现金流通比率c和超额准备金率re。
由以上货币乘数（K）的求导式可以看出，超额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是典型的负相关，货币乘数与经济波动保持一致，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内生性特性。
四、货币内生供给条件下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在内生货币供给理论条件下，货币供给量不是由一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所决定和控制的外生变量，而是由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共同决定并内生于经济运行过程中的。
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中，利率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央银行的利率体系一般由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基准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超额准备金率等构成。在经济运行中，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整银行体系的准备金，使实际的市场利率与预期设定的目标利率趋于一致，并由此进一步影响商业银行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依此确定自己的存贷利率水平，以及各种金融产品的收益率水平，从而改变人们对经济决策的预期及对货币供求关系产生影响，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这就是内生货币供给条件下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深化，我国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经济行为正向着市场理性化，且有利于间接调控的方向发展，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也大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直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盯住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模式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因此必须打破这种直接管理模式，建立起以基准利率为主导的间接货币调控模式，同时配合其他经济政策来引导货币供给的合理化。
1.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利率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重要作用，逐步向以利率为主的中介目标进行转变。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经济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加大，央行应逐步扩大利率弹性，完善利率体系，重视利率在宏观金融调控中的重要作用。
2. 重视经济预期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学界都较为重视经济预期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分析已证明预期在政策调控中的重要地位。因而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加强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适时传递货币政策意向，正确引导经济主体和社会预期。
3. 注重经济周期波动性变化的影响，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和力度。由于我国货币供给具有顺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故而必须科学把握货币政策的取向，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缩短政策外部时滞；同时加强货币市场建设，协调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性，疏导货币政策初到渠道，从而真正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5
一、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19世纪初，以大卫李嘉图为首的“金块论者”是早期外生论的代表。在其后的通货论争中，以奥维尔斯顿、英国首相皮尔为首的通货学派获得了胜利，他们主张“银行券的发行决定于黄金数量”，也就是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1844年开始在英国实行的《皮尔条例》，使外生性的货币供给理论为多数人所接受。凯恩斯本人也认为货币供给是外生的，货币数量决定于中央银行的行动。但坚持外生性货币供给最为有力的莫过于货币主义者。
根据MVPy的恒等式，货币主义者在货币流通速度V稳定、真实产出y长期内不受M变动影响的前提下，得出货币量(M)决定价格(P)或名义收入(Py)的因果关系。中央银行应当实行“不变增长率”的货币控制规则。因此，他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证明货币供给是能够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外生变量。货币主义者利用一般所公认的存款与货币创造模型Ms=MBm，在统计数据的支持下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基础货币(MB)与货币乘数(m1、m2)相互独立，互不影响；(2)影响货币乘数的各因素在短期内是稳定的，长期而言也常会起反向作用而相互抵消，因而货币乘数可看作是常数；(3)基础货币比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要大：(4)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政策工具，不但可以主动增减基础货币量，还可抵消货币乘数内某些系数变动的影响。由此，货币供给外生。
表面上看，货币主义者得出的这些结论可以很好地证明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但仔细分析可知，这些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考虑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国债以增加基础货币的行为，在基础货币增加的同时，利率下降，货币乘数的许多相关系数，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等都会发生变化，货币乘数与基础货币无法完全隔离；再者，影响货币乘数的诸多因素中，如超额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定期存款与活期存款的比例等都取决于商业银行和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在短期内是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能由中央银行完全控制；此外，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央行的货币量目标屡屡失准，也说明货币供给并非完全由央行决定。
二、早期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内生性货币供给的思想可追溯至早期的货币名目主义者詹姆斯斯图亚特。他在176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国经济活动水平使货币供给量与之相适应。这一原理后来被亚当斯密加以继承，又被银行学派加以发展。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出发，认为在金属货币时代是商品和黄金的内在价值决定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又同流通的商品量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必要货币量”，因此也持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观点。
银行学派的代表人物图克和富拉顿认为，通货(银行学派的通货概念已包括了黄金、银行券、支票存款、汇票和账簿信用等其他信用形态)数量的增减不是物价变动的原因，而是其结果；通货的增减不是先行于物价，而是追随于物价。发行银行处于被动的地位，既不能任意增加银行券发行的数量，也不能任意减少。银行学派区分了货币流通的三种情形对此点加以论述。(1)纯粹金币流通情况下，多余的金币可以通过其贮藏手段的职能加以解决；(2)银行券和其他信用形态与金币混合流通时，以贴现放款方式发行的银行券必因偿付贷款而流回。又因各种通货之间存在代替性，由某种原因引起减少的银行券会被支票、汇票、账簿信用甚至相消结算法所代替，所以通货的数量不能由银行任意增减；(3)不兑现纸币流通的情形下，若是纸币由银行以票据贴现或短期放款的形式发行，则会象银行券一样，随着贷款的偿还而回流；即使是由政府发行，只要为之安排好确实可靠的还流渠道，其发行也不至于过多。
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打破了传统货币数量说所坚持的货币流通速度稳定的结论，将银行学派的货币供给内生论进一步加以发展，从而把纸币本位制下M与P(或PY)的单向前因后果重塑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在1939年的《货币均衡》一书中指出，“支付手段数量同物价水平之间的颇为复杂的数量关系，决不是可称为前者决定后者的关系，而宁可说是反其道而行的关系”，“因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在动态过程中不能被看成是固定不变的”。
三、货币供给的“新观点”
“新观点”这一用语是托宾在1963年首次提出的，它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相对于传统的货币基数-货币乘数分析法而言的。“新观点”强调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同一性，以及货币与其他金融资产的同一性，主张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对这一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是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的作者、美国的格雷和肖以及托宾等人。
1959年的英国《拉德克利夫报告》提出的中心论点是，对经济有真正影响的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供给，而且是包括这一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决定货币供给的不仅仅是商业银行，而且是包括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内的整个金融系统；货币当局所应控制的应该是包括货币供给在内的整个社会的流动性。在这一报告中虽然没有明确出现“内生货币供给”的字眼，但其内生观点与米尔达尔相一致。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格雷和肖在《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通过对原始和现代金融市场运行的比较研究，得出两个支持货币供给内生的结论：一是私人经济主体发行的“初级证券”可以向金融中介机构换取存款单、基金股份等“间接证券”，而这些间接证券在发达金融市场上已有不少种类与通货同样起着支付手段的作用；二是当货币当局承担了买进某种私人初级证券的义务(如再贴现)时，初级证券的发行可直接导致法定货币的增加。商业银行在货币创造过程中，会受到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于是货币供给不仅决定于商业银行本身，而且决定于其他金融机构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货币统计的口径越大，货币供给的内生性越大。
托宾是当代货币供给内生论的最著名代表。他认为，货币当局与一般银行不是可以任意创造货币与信用，也不是每新增一笔准备金就得增加一笔或一连串的贷款，一切都得依据成本与收益的比较来决定，其信用创造受其贷款边际收益与存款边际成本相等的制约。货币同其他金融资产一样，其供给和需求不仅取决于这种资产本身的价格和收益，且决定于其他所有资产的价格和收益。在托宾看来，若是各经济主体根据收入、利息率、风险等选择资产结构的结果是货币需求增加，则利率会提高，银行会千方百计解决准备金问题(如压缩超额准备、提高定期存款减少活期存款以释放部分准备金、借款等)，从而以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满足这一需求；若货币需求缩减，银行就无法强迫公众接受货币供给，多余的货币供给会被公众以还债等方式退回来。因此，货币供给与其他金融资产的供给一样，决定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本身，货币供给因受到货币需求的制约而内生。
四、后凯恩斯主义者的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
后凯恩斯货币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西德尼温特劳布和尼古拉斯卡尔多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内生货币理论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证的，即中央银行不得不迁就市场的需要而使货币有所增加。
温特劳布认为，商品价格是在劳动成本及劳动成本之上的某种加成决定的。假定劳动生产率随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的速度是相对稳定的，如果名义工资率(w)的相对增长率超过平均劳动生产率(A)的提高，物价(P)就会上升，从而社会名义收入(Py)也就增加，货币需求随之增加。如果此时中央银行拒不增加货币供给，就会导致利率上升，投资、真实收入以及就业量就要缩减，以使货币需求与供给在低收入水平上被迫相等。这当然是中央银行，特别是政府当局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只要货币工资在谈判桌上外生地决定，货币当局就最多只能保证货币的充分供给，以消除充分就业和增长的金融障碍。
卡尔多认为，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责是作为最后的贷款人，通过贴现窗口，保证金融部门的偿付能力。中央银行为了防止信贷紧缩导致灾难性的债务紧缩，货币当局除了满足“交易需求”之外，别无选择，否则整个金融系统都将面临流动性不足的困难。该观点表明，在中央银行制定和维持的任何既定利率水平上，货币供给曲线的弹性都无限大，即货币需求创造自己的货币供给，供给因此而能满足经济对货币的需求，货币供给曲线呈水平。
80年代末，莫尔又将上述理论进一步推向深化，对金融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莫尔的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信用货币的供给内生。莫尔把货币分为三种，商品货币、政府货币和信用货币。商品货币是从各种实物演变而来，最后体现在黄金上的货币；政府货币是由政府发行债券而沉淀在流通中的货币，这两种货币都是外生的；信用货币是商业银行发行的各种流通和存款凭证，它们形成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而这又取决于公众对贷款的需求和贷款的期限，因而信用货币的供给并不脱离于其需求，具有内生性。
(2)基础货币内生。中央银行买卖有价证券的对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银行，它们通常已经将其资产用于有价证券或者商业贷款，一般不会有闲置的资金参与公开市场买卖。商业贷款在发放之前就有规定的偿还日期，企业的生产周期也限制它们提前还贷，因此商业银行很难提前收回贷款。商业银行是否出售手头持有的有价证券也取决于其自身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政府证券的价格降低到一定程度从而使其收益率超过、或至少是相当于商业银行现有的有价证券，才会吸引商业银行购买，而这时利率之高又是政府所不能承担的。所以，中央银行不能顺利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决定基础货币量。在再贴现的运用上，中央银行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提高再贴现率虽可遏制商业银行的贷款需求，但它却不能阻止商业银行向贴现窗口寻求基础货币的补充。中央银行从理论上讲，拥有拒绝提供贴现的权力，但这种拒绝不仅会形成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可能危及银行系统的流动性。
(3)负债管理使基础货币自给。莫尔指出，60年代开始的金融创新，使商业银行可以直接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无需等待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注入。商业银行已由原来的资产管理转向负债管理，其主要资金来源已由原来的吸引存款为主转变为直接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融资工具，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更加方便了商业银行从国际市场上筹集所需的资金。由于一家企业往往与多家银行建立业务关系，这样，处于激烈竞争环境下的商业银行，为保持与客户的稳定关系，只能随时发行可上市的存款凭证来满足企业的货币需求。由于所有可上市的金融工具几乎都不受中央银行直接控制，这就使商业银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依赖中央银行。
(4)银行角色转换传导的内生性。莫尔把金融市场分成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前者是商业银行筹集资金的市场，后者是商业银行发放贷款的市场。在批发市场上，商业银行是贷款条件的接受者和贷款数量的决定者，而在零售市场上，商业银行则是贷款条件的决定者和贷款数量的接受者。这就是说，公众在零售市场上对于资金的需求将通过商业银行直接传导至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批发市场予以满足，货币供给因而由货币需求决定。
此外，莫尔还否定货币乘数的意义，认为它不能解释创造货币过程中的因素及其创造的过程，以往的货币供给等于基础货币乘以乘数的等式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不是对现象的解释。政府无法控制信用货币的供给。
五、对内生性货币供给理论的评价
从以上对货币供给内生论的介绍可以看出，它在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其金融资产的作用、中央银行对政治压力的屈从、商业银行对负债管理的重要性方面的强调有过头之嫌，但它毕竟对传统的货币经济理论作出了很大贡献。
货币银行学论文范文6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利率
一、引言
自1996年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推出以来，我国一直在努力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已经进行到了关键阶段，但利率的去管制和市场化不代表央行失去了对利率水平的影响，而是从直接控制利率变为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引导市场利率。然而失去利率保护的商业银行，一方面失去了过去主要收入来源的高存贷利差，另一方面又要使利率传导机制能够正确作用于宏观经济。因此，探究商业银行在利率传导机制中扮演的角色并据此完善利率的传导机制十分重要。在西方经济学相关理论中，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本文拟先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经过艰难的改革，现阶段我国的利率传导机制以信贷渠道为主、货币渠道为辅的结论。进而在此基础上，联系发达国家改革成功的经验，对我国货币传导机制的改善提出针对性的意见。通过介绍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两种观点，联系我国货币政策体系的发展和实证研究，说明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传导的主渠道。同时，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及地区利率改革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利率机制发展现状，提出完善的相应政策建议。
二、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影响经济活动所采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由于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从实施到最终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曲折的过程，因此研究货币政策工具如何决定并且影响操纵变量，操纵变量又如何作用于中介变量，中介变量如何使实际经济变量发生改变，从而使得货币政策发挥作用，这就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对此，西方经济学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是货币渠道理论和信贷渠道理论[1]。
（一）货币渠道
1.凯恩斯理论及IS-LM模型。希克斯•汉森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最先提出了这一观点，后来被约翰•希克斯和阿尔文•汉森完善，成为希克斯•汉森模型，也就是IS-LM模型。希克斯和汉森认为，政府实行货币政策，通过造成利率水平的变化，影响了投资水平，进而影响了国民收入变动。
2.托宾Q理论。托宾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股票价格进而作用于国民收入。但是托宾Q理论有两个局限性：一是除了货币政策这一影响因素，还有许多可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的因素。因此有太多因素可以影响到Q值的大小，货币政策和Q值间的关系可能不是直接的因果关系，甚至不存在显著的关系；二是托宾Q理论建立在“市场是有效的”这一假设上，然而现实世界中资本市场发展程度参差不齐。
3.财富效应论。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的想法同托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区别于托宾由公司的公允价值考虑，莫迪利安尼从经济主体财富增减的变化出发来研究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与经济主体的财富多少的关系。莫迪利安尼在《效用分析与消费函数—对横断面资料的一个解释》中同样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股票价格进而作用于国民收入。详细来说，消费者的消费支出取决于经济主体财富的多少，而经济主体财富主要部分之一的金融财富的主要形式是股票，因此中央银行采取的货币政策会影响股票价格，进而引起国民收入的变化。
（二）信贷渠道
这一理论建立在完全市场假设上，即假设市场的参与者无论任何时间、地点都能毫无成本地拥有任何希望获得的信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金融市场是不完善的，这就催生了金融中介机构。这些金融中介机构一方面致力于搜集信息借以筛除不良借款人，同时又设计各种机制来激励借款者履约。因此，作为商业银行产品的信贷很难被其他资金来源所取代。随着市场是不完全的这一假设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信贷渠道理论越来越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而在信贷渠道传导理论中，商业银行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
1.银行贷款渠道。上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严重而普遍的通货膨胀现象。凯恩斯的“赤字财政”主张不仅没有起到改善反而恶化了宏观经济。罗伯特•鲁萨在《利率与中央银行》一书中首先从贷款人的角度分析了利率变化的敏感性，形成了著名的信用可得性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多数情况下，贷款者的利率供给弹性会比借款者的利率需求弹性高，而贷款者利率供给弹性高低会直接决定信用供给的可能量，进一步影响社会总需求水平的高低[2]。此后，本•贝南克和艾伦•布林德建立了关于信贷市场均衡的宏观经济模型，即CC—LM模型。该模型将贷款供求函数引入经典的IS—LM模型，由CC曲线和原来的LM曲线构成，前者指商品———信贷曲线，它在原先反映产品市场均衡的IS曲线上引人了信贷市场均衡。
2.资产负债表渠道。资产负债表渠道是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冲击并恶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导致企业的信贷额度降低，使得企业的投资支出效应增大。资产负债表渠道是从企业角度分析信贷周期问题，认为企业的投资水平依赖于其资产负债表状况。资产负债表中现金流量和资产净值越高，便越可以刺激投资增长。一方面充足的现金流量意味着丰富的内部融资的来源；另一方面丰富的资产净值可以提供更多的抵押品，这使得企业可以从商业银行低成本地进行贷款。由于银行获得关于企业索取贷款的项目信息的成本与经济周期的变化相反，尤其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会更加高。这样紧缩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引起利率增加使得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同样的成本情况下，企业只能获得更少的投资，发展受到限制，只好降低产出，从而使得实体经济出现衰退。此后，流动效应论、汇率渠道传导理论、理性预期学派等有关货币政策传导的理论层出不穷，这些理论多数综合了上述两种理论的观点。因此已经不能作简单的区分，也说明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往往不是由单个渠道在起作用，而是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
三、我国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作用中的演变
由于历史原因，1979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国家开始重视利率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因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商业银行发挥的作用也略有不同。
1.计划经济时代（1949-1979）。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中，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商品市场和商品经济的作用被全盘否定，货币的价值形态和掌握货币的银行作用被忽视。此时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身兼两任：调控金融全局和负责金融管理，同时处理信贷和存款业务。由于人民银行高度的金融垄断，这一时期国家颁布的各种信贷政策并非完整意义上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研究其传导机制，即从人民银行直接作用于企业。
2.酝酿阶段（1979-1993）。1979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此时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时扮演着“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两种角色。此时的货币政策本质上与计划经济时代是一致的，仍是从中央银行直接到企业的信贷传导过程。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使中国人民银行的双角色彻底分离，完全行使金融监督管理的职责。同时，国家决定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来接管之前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从这时候开始中国人民银行真正作为教科书定义的中央银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分离出来的商业银行也真正意义上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桥梁。但是，此时由于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直接调控手段，商业银行只是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因此，此时的货币政策作用依旧是强有力的，这一时期的中央银行依旧完全能够通过调整信贷规模直接控制货币供给量。
3.起步阶段(1993-2007)。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贷款限额管理，我国基本实现了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然而，这段时间的货币政策传导不够成熟，金融体制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不能很好地对货币政策做出反馈。而此时的企业制度也在改变，缺乏对利率变化的灵敏度，也会对货币政策传导通畅性产生影响。商业银行对信贷规模的影响力变大，其行为与中央银行实行的货币政策的预期结果发生了偏离。因此，这一阶段我国的利率机制有效性相对较弱。
4.推进阶段(2007至今)。2007年是我国利率上调最为频繁的一年，人民银行先后六次小幅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并达到本次利率上行周期的顶点。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中国人民银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适时地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政策的重点和细节，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合理充裕，维护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力度，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也支撑了信贷渠道的良好传导。在目前情况下，由于中国利率市场化程度不够深入，中国的货币传导机制是货币传导与信贷传导并存的模式，以信贷传导为主的传导方式仍会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发展方式[3]。
四、我国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加以研究[4]，包括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5]，并通过Eviews软件实现检验过程。
（一）变量选择
考虑货币政策传导的两种渠道可以简化为以下模式：货币渠道：货币供应M投资I国民产出Y；信贷渠道：（银行准备金）实际利率r贷款L国民产出Y。因此需要研究的变量包括货币供应量、实际利率、投资、商业银行贷款总量和国民总产出[6]。货币供应量可选取指标有M0、M1和M2，由于我国央行实施货币政策是以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中介指标的，因此本文选择M2度量货币供应。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在现阶段尚未得到完全市场化，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较早地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因此选择上海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ShiborO/N)r作为市场利率的度量指标[7]。查阅可以获得的数据后，本文选取了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k作为衡量投资的指标。同时，选用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中的贷款总计loan作为贷款指标。对于产出而言，同大多数研究一样，选取GDP来衡量。以上数据除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和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中的贷款总计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其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选取2008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季度数据。
（二）数据检验与处理
首先，将上述各变量根据以2008年第一季度为基数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计算出实际变量值。然后将货币供应量M2、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r、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k、贷款总计loan和GDP的数据进行逐年分析，可以清晰地得出货币供应量M2、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k、贷款总计loan和GDP具有非零均值和上升的趋势特征，且k和GDP具有明显的季节波动性。因此，对k和GDP进行CensusX12季节性调整，并将调整后序列记为ks和GDPs，再对M2、r、ks、loan和GDPs取对数来消除异方差性，分别记为lM2、lr、lks、lloan和lGDPs。由于数据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因此放弃普通的OLS估计，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来进行研究。由于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都要求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因此需要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假设所有变量同时存在常数项和趋势变量，选用最为常见的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各变量序列及其一阶方差序列进行检验并确定各序列的单整阶数。得出的检验结果表明，变量lM2、lr、lks、lloan和lGDPs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的，由ADF单位根检验的意义可知，它们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同时，这也符合大部分经济时间序列通常是一阶单整序列这一情况。
（三）Johansen协整检验
协整关系研究有助于分析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到目前为止，协整关系的检验与估计有许多的技术模型，现阶段，两个以上变量通常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也是本文将要采用的方法。先考虑货币渠道，即中央银行通过操作货币供应量，使其作用到中介变量投资支出或消费支出上，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因此，对lM2、lks和lGDPs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M2、lks、lGDPs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两个协整关系，即lM2、lks、lGDPs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检验结果证实了货币政策能够通过货币渠道进行传导。再考虑信贷渠道，即中央银行通过操作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的变化从而通过银行贷款的变化影响实体经济。因此，对lr、lloan和lGDPs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显示lr、lloan和lGDPs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lr、lks、lGDPs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说明货币政策能够通过货币渠道进行传导。
（四）Granger因果检验
由两个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可知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都可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然而哪一种渠道更为有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这里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对相关变量之间因果关系进行两两检验。若假设传导的事件之间相互独立，则由独立性事件的概率公式，可以推得信用渠道在1.02%〔1-(1-0.0099)*(1-0.0003)〕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原因。而货币渠道在27.49%〔1-(1-0.2743)*(1-0.0008)〕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原因。相比较之下，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以银行贷款为主的信用渠道更为重要。
（五）实证结论
Jonhansen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再次说明，目前，与货币渠道相比信贷渠道仍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由于商业银行在信贷渠道传导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是否通畅有着重要的影响。
五、策略选择
由于目前信贷渠道和货币渠道都可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且与货币渠道相比信贷渠道仍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但是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存贷利率接近市场利率，信贷渠道作用会逐渐变削弱，货币渠道的重要性不断增加[8]。因此，在保持信贷渠道通畅的前提下，也要为货币渠道传导创造良好的环境。据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传导效率：
1.提高商业银行的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自主定价成为银行所必需面对的现实工作[9]。尤其是存贷款业务，它们由于受利率影响，如果出现集中兑付则使银行承受极大的错配风险。提高定价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对于贷款定价，各个银行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长处来制定规划，对贷款客户的信用等级、担保方式、风险特征进行分析，在综合计算资金成本、资本成本、运营成本、风险成本及合理预期回报后，来确定合理的利率水平。对于存款定价，银行可根据存款客户的存款期限、计息方法等，计算存款账户中的支出和费用，得出最低的存款利率[10]。通过长期的有效数据和信息积累，银行应该建立一套自己的风险识别系统，以正确地预测和控制其风险暴露。
2.鼓励金融创新、发展中间业务。国际上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一般占总收入的40%~50%，而我国多数银行的中间业务占比据此尚有较大的差距，中间业务和传统存贷款业务相比，同利差的关系比较远。可以降低银行对利差收入的依赖性，优化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提高收益率。同时，金融创新也对改善脱媒效应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得商业银行在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在发达国家地区的经营中常见的投行业务、财富管理、资金交易等中间业务在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中发展十分的有限，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该主动吸收西方成熟的市场经验，主动尝试新的中间业务，来改变盈利来源单一的局面。
3.健全存款保险制度。由于经济规模急剧扩大，金融衍生品市场也迅速发展，银行的风险敞口随之不断增大，引起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几率越来越高，金融产品的定价和新型金融风险的防范已不能通过政府担保来实现[10]。因此，近年来政府加快了从银行隐性担保人角色中抽离，打破金融垄断的步伐。存款保险制度，正是求政府将对银行的隐性担保权转让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才能进一步建立市场担当存款安全的显性担保人机制，使得可能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的支付成本降低。
4.加强银行监管、提高全民风险意识。从国际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完成后，银行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一方面会用高利率争夺存款，并把资本带向风险和收益较高的领域;另一方面是调整自身业务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进行更多的金融创新[14]。由此而来的一些规避监管的冒险行为会增加银行自身的经营风险，造成各种隐患，这就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应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保证银行经营的稳定。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普通民众的金融知识普及机构，而庞大的民间资金和民众的投资热情，对市场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如果任民众走入投资误区，进行非理性投资，将会对金融市场和民众自身造成极大的伤害。因此，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可以和金融机构合作，构建金融教育系统，使投资者的金融知识能够跟得上市场的变化，从而理性地参与投资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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