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论文范文1
与中国太平盛世比起来，海外的政治特别是民族宗教环境不太确定，因此对于经济特别是在海外的中方施工企业有一定的影响。虽然与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家相比，海外的政治环境还算安宁，但是存在的少量的部落冲突、政治党派斗争以及地方的势力斗争都是影响到中方企业的稳定施工和合同等环节，这也会造成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投资者跟进的重要因素，从而会影响到海外的招商环境和经济发展。
此外，当前海外招商引资的环境接近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大量引起外资企业的绝佳时机，应该拓展眼界，学习中国的成功经验，以隔壁的朝鲜等闭关锁国的教训作为失败典型，完善引起来的开放政策，在这个驱动下才能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进行改良，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安宁的局面给中资建筑企业，同时也要端正国内政府的意识，服务于外商企业才是更有利于当地国泰民安的长期措施，保证中国建筑企业与国内的当地企业公平公正竞争是一个长期长久之计，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是短期行为，不会带动当地的经济行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建筑企业进行跨国经营时主要采用以下几种方式来进行股权安排：
（1）中方独资经营，虽然这样是由中方企业完全控股，但是由于在海外国处于外资的环境中，所以有一定的投资风险，例如在中国爆发的反对乐天超市这种民族运动，涉及到民族主义等排外事件时，会对企业的经营带来巨大的风险，完全没有风险分担。所以中国企业通常不适合采用全资在海外成立子公司的方式， 甚至股权也不是越多越好，避免成为当地进行民族斗争以及排外的牺牲品。推荐阅读>>>如何控制在国外投资的政治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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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从事国际营销时，需有较强的政治敏感度，要了解政治环境带来的风险和阻力，主要是东道国政府采用政治干预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分析目标市场有哪些贸易政策及与国际商务活动有关的经济政策，从而正确地选择没有政治风险或政治风险较小的市场作为目标市场，或者预先采取一定的措施避开或减少政治风险的发生，使国际商务活动能顺利进行。常见的政治风险有:
一、没收和征用
没收是指东道国政府无偿接管外国企业;征用是指东道国政府以某种补偿形式接管外商企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剥夺外商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没收和征用的原因主要是某种产业对东道国国防、国家、国家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为了国家利益，这种产业不能再控制在外国人手中。东道国政府没收和征用外商企业时是伴有强烈的民族情绪的。
二、国有化
国有化可看作是渐进的征用，它是通过控制和限制逐步削弱外国企业所有权的一个过程。没收和征用中，企业所有权在较短时间内从外商手中转移到东道国手中;通过国有化方式转移外商企业所有权往往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国有化的手段主要有:1、通过股份的扩大把所有权逐步转移到国家政府手中;2、提升大批东道主公民到较高较重要的管理位置上;3、逐步扩大产品国有化的比例，减少进口组装。
从东道主来说，国有化要优于没收和征用，其原因是:1、可以避免因征用而造成在国际上的窘境，有助于保持东道国较好的政治环境气氛;2、与征用不同，国有化不会影响东道国在国际金融机构中的信贷资信等级;3、东国不需要自己去管理被征用的外商企业;4、东道国可以对企业有充分的控制，并可发现外商企业经营中的真实情况，从而采取措施督促他们改进。
三、外汇控制
是一国政府通过法令对外汇买卖实行限制来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本国货币汇价的一种制度。在外汇管制下，出口商必须把他们出口所得到的外汇收人按官定汇率卖给外汇管制机关，进口商也必须在外汇管制机关按官方汇价申请购买外汇，外汇控制在两个方面影响外商企业:一方面，外商企业在东道国所获得的利润和资本不能随意出境，能汇出的部分往往被限制在一定的百分比内;另一方面，国际企业经营活动所需要的原材料、机器设备、零部件等物资的进口，由于受外汇控制，有时也会受到限制。本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由于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特别是有些发展中国家贸易赤字严重、外汇短缺，更加强了外汇管制，结果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汇赤字，但长期来看，则对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经济造成了不利后果。
四、进口限制
东道国对原材料、机器设备和零部件实施进口限制，迫使外商更多地购买东道国的供应品，从而为本地工业创造市场，这种进口限制会影响外商企业的商务活动。因为，一般在实施进口限制的初期，东道国当地零部件质量差，这会影响到外商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另外，如果东道国当地的原材料供应短缺，那么外商企业就可能得不到足够数量的原材料，从而也会影响国际企业的经营活动。
五、市场控制
东道国政府有时也采用控制手段阻止外商企业在某些市场上的竞争。例如，一些国家不允许外商涉足批发、零售业，或规定某些商品不允许在东道国市场上销售。
六、税收控制
东道国政府运用税收手段来控制外商企业的活动。减税或免税会增加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而增加税收，则会影响外资的投人，限制外商企业的活动。比如，美国、瑞士和日本进口酒精饮料的消费税都大于本国同类商品;又如，法国曾对引擎5马力的汽车每年征收养路税12.15美元，而对引擎16马力的汽车每年则征收30美元的养路税，当时法国生产的最大型汽车为12马力，可见这种较高的养路税实际是对进口汽车征收的。
七、劳工限制
许多国家政府对外商企业雇佣本国劳工都有法律规定，以维护劳工的权益。而劳工组织在维护劳工自身利益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外商企业在东道国开展商务活动时，也会面临一个不可忽视的劳工问题，例如:外商企业解雇当地劳工受到处罚，等等。
分析国外市场的经济环境要运用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方法，既要分析已形成的现存经济状况，从而根据当前市场状况制定近期策略，又要分析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动情况，以制定企业的长期战略目标。构成国外市场经济环境的因素很多，一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一、经济制度
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如果从对经济运行的调节、控制及资源分配的方法上来划分，经济制度又可划分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同的经济制度对国际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不同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制度下，由于市场所呈现的特点不同，企业进人市场所面临的障碍、开展商务活动所受到的约束和限制都会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不见的手”操纵着市场，屏障较少，企业进人市场比较容易，开展商务活动的自由度较高。但是，企业面临的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东道国通过计划调节控制着市场，企业要进人这种市场要越过许多屏障，投资领域、经营范围有各种限制，企业的产品策略、定价策略、渠道策略等的制定都必须适应所在国家的计划及政策规定，相应的竟争就不是非常激烈。
二、经济结构类型及其发展水平
经济结构是从国民经济布局以及资源、生产、消费结构状况的角度进行考察的，同时，一定的经济结构也表示了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从而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经济环境。综观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及其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大体可划分为以下四种类型:1、自给自足经济。这种经济结构类型是一种封闭型的经济，农业国是其典型形态。2、原料输出型。属这种经济结构类型的国家拥有一种或数种数量富足的自然资源，国民经济建立在出口原料的基础上。3、新兴工业化经济。这些国家或地区一般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国民经济体系也比较完备。4、发达国家经济。这些国家早就完成了工业化，国民经济体系发达完善，科技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以上四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类型，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四种不同的经济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市场成熟、完善，竟争也激烈。在消费品方面，中高档消费品、民族工艺品、优质食品、体育用品具有广阔前途的市场。企业要进人这类国家的市场，制定产品策略要强调产品款式、性能和特色;品质竞争优于价格竞争;渠道策略中要选择良好的中间商帮助把产品引人市场;促销策略中要大量选用广告和营业推广。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市场不完善，但有的潜力很大，而且竞争也不太激烈。商品要突出物美价廉，经久耐用，中低档的家用电器、食品等有广阔的市场。
三、经济基础设施
经济基础设施是指一个国家的能源、交通、通讯、金融等设施。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设施数量越充分，质量越好，开展国际商务活动就会越顺利。
企业在海外经营中对风险的抗拒主要有两大策略。一个是创新，即创造性的经营思想、经营手段、经营方法。另一个是企业要有足够的储备资金作为抵御风险的后盾。比尔·盖茨说过，风险来了怎么办，那就是银行里必须有足够的钱。因此微软每年都保证有60亿美元的储备金。这样，即使主产品出现滞销也有一个喘息转向的机会，不致于马上。另有一些常用的规避策略，分别是:
一、业务调整策略
(一)业务活动的选择
业务活动调整是一种规避国家控制的简单、有效的方法。外商企业在投资区位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以把业务活动转向那些易于被东道国接受的行业。例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秘鲁的子公司被收买后，就转向易被当地政府接受的旅馆业，建造了一座“喜来登”酒店。
投资风险和资本回收率是外国公司选择业务经营方向的主要标准。这些标准引导外国投资流向那些看起来极不易受到当地政府控制或政治风险侵蚀的行业。根据这些标准分析，公共事业部门受东道国征收和控制的风险程度最高，只有中间性生产行业的风险度较低。因为，它既从当地企业购买产品，又向当地企业出售产品，使供应商和买主充当了反对实行控制政策的缓冲器。
(二)经营地点的选择
经营地点包括生产、经营企业的区位设置和无形资产的经营场所。外商企业在实施区位战略时，一方面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直接竟争的单位，以积蓄对抗母国和东道国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按生产的不同阶段，在几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一个真正的国际生产网络，以增强公司的防御能力。这是因为，前者使分别处于不同国家的两个企业在国际上直接竞争，在其中任何一个企业遭受东道国控制政策影响后，都会为另一公司的出口带来有利条件，从而有效地限制了国家控制政策的实施。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技术、商标、营销和管理技术等，它们是企业生产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外商企业通过对这些无形资产的经营可以增强对它们的控制，提高与东道国讨价还价的能力。
(三)营销与市场的控制
利用外来投资的销售渠道扩大本国产品出口是东道国引进外资的一项重要目标。如:外国投资企业能够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或建立无懈可击的市场阵地，则东道国对生产实施控制引起的费用增加，决不会超过营销组织在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收益。再者，跨国公司对主要销售市场的控制，可以缓解和削弱东道国的限制。
二、直接对抗策略
这种策略是外商企业运用法律手段和经营管理中的经验，直接对抗国家控制行为的策略，它通常包括法律防御策略、影响政府决策策略、“鹅蚌相争”策略和拒绝参与策略等等。
(一)法律防御策略
法律防御策略是外商企业利用法律规定对国家控制行为提出质询，以维护本公司在当地的利益。这种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可以是在东道国，也可以在母国进行。
(二)影响政府决策策略
估量外商公司的抗衡力量，必须包括其通过直接行动和院外活动影响政府官方的可能性。在一个充满政治的世界上，如果经营企业找不到某些依靠力量去施加影响，那将是不正常的。
(三)“鹅蚌相争”策略
如果外国公司经营特征允许选择为数众多的所在地，那么它就可以凭借随行就市的竞争机制，利用这一策略挑起不同国家间的竞争。这样一来，那些竞争最弱的国家将会增加免税期、担保红利汇出和提供其它优惠条件等，以便从别国争来投资。
(四)拒绝参与策略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3
关键词:风险社会；融资平台；“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责任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08-0029-04
2008年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一跃成为最活跃、最值得关注的融资主体。但是一些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运作很不规范，潜伏着巨大的风险，甚至成为将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进行捆绑的一个主要渠道。根据审计署2011年6月的审计报告，2010年底，我国省、市、县三级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公司6 576家。融资平台公司2010年底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49 710.68亿元，占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的46.38%，部分地区偿债能力弱，存在风险隐患。基于风险的事实，不论政府、银行还是平台公司以及公民，都已经感知到风险的存在，形成了平台风险的主观认知。从2010年1月开始，政府着手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进行规范化、市场化和透明化的改革，银行及其监管部门也加强了对平台信贷的规范管理，以期化解融资平台的风险。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责任和治理责任不明确，影响了风险治理效果，因此责任问题成为平台风险治理的核心问题。
一、“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风险的治理困境
在风险日益膨胀的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逐渐成为研究风险的主流理论。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源自于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贝克认为：“随着两级世界的消退，我们正在从一个敌对的世界向一个危机和风险的世界迈进。”此后，随着各种自然和人为风险显著增加，这一理论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焦点，更成为风险研究的主导范式。“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sed irresponsibility)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概念，它强调分析风险的形成和治理过程中各参与主体的集体失责行为，重树风险的责任伦理，推动风险化解。
贝克认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主要是指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联盟联手制造了现代社会的危险，然后它们又构建一套话语体系来推卸责任。[3]通过这样的方式，它们把自己制造的危险转化为需社会共同承担责任的风险。“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揭露了一个隐藏的真相，“现代社会的制度为什么和如何必须承认潜在的实际灾难，但同时否认它们的存在，掩盖其产生的原因，取消补偿或控制。”“有组织地不负责任”显示了在风险来临时，现代治理方式的失灵。不论是政府还是公民组织，不论是企业还是公民个人，都在利用法律、科学以及权利等作为辩护理由，或主动或被动地从事“有组织地不承担真正责任”的活动。我国目前也存在这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现象，在传统的社会治理体制和发展价值观下，某些治理主体结成隐形的利益联盟，一心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意图实现各自的政治或经济目的，以至于客观上制造了社会风险，随后又依据制度漏洞和利用所掌控的话语体系来推卸转嫁风险责任，把风险分摊给全社会来承担。
根据“有组织地不负责任”的两个方面，即“治理主体制造风险又推卸转嫁责任”来确定本文风险责任的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确定风险过错责任。通过对风险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推出哪些主体的过错导致了风险的形成和加大，应该承担过错责任。另一维度是明确风险的治理责任。在风险治理中，哪些主体逃避治理责任，使风险治理陷入“有组织地不负责任”困境。根据过错责任和治理责任重新明确平台风险治理中各主体的不同责任以及履责方式，构建“有组织地负责任”的治理路径。
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过错责任
风险不同于“损失”或“冒险”，是一种未然的状态，贝克说：“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的方式。”[5]吉登斯认为风险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人为风险是指：“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指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人们的理性也可能带来非理性的结果，因此用来应对风险的治理手段，本身就是滋生新型风险的罪魁祸首。政府融资平台风险的形成，正是在解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由于行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局限性而失责的行为结果。平台风险是一场人为风险，这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危险更多地来自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外界。”
（一）地方政府求绩忘险
在融资平台风险的形成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求绩忘险的不负责任行为是导致风险形成的主要因素。从融资平台的实际运作看，地方政府主导了融资平台管理的决策、人事、财务及资金调度以及资本投入等重要事务。地方官员晋升的锦标机制导致地方投资冲动。地方官员关心自己任期内的政绩，因为在我国目前的晋升体制下，政绩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而对短期政绩的追求是导致突破预算约束的激励机制。在这种求绩激励下，地方政府一方面不断进取，积极参与政府竞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躁动不安，在政府竞争中不断寻求新的发展目标，上马新项目，累积政绩。在追求政绩的投资冲动中，地方官员“有动力突破已有的预算约束，动员更大规模的计划外资源。”但《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既不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也不得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赤字。因此，借助融资平台，以企业的名义举借政府债务，成为地方政府的变通选择。在求绩冲动下，政府官员忽视风险，大肆举债，导致风险不断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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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风险社会； 社会问题； 和谐社会构建； 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 C9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1-0008-06
近年来，风险社会研究一直是国内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随着风险社会理论在国内学术界的迅速传播与深入研讨，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的复杂化与多元化的格局，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关注也呈现出新的研究态势。2007年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已不再仅仅对国外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一般性介绍和引进，而是将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与中国本土社会实际问题的探讨相结合。在一个以“风险”为重要特征的时代，我国特有的社会风险图景及其发展趋向、应对策略日益成为国内社会学者研究的重点。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风险社会的研究主题主要涉及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等领域，本文依次逐一简要综述。
收稿日期： 2011-09-20
作者简介：童 星，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社会学研究；曹海林，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从事公共管理研究。
一、 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评析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著作《风险社会》中第一次提出“风险社会”概念，并在随后的《世界风险社会》、《反思现代化》等著作中提出和完善了风险社会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学者也翻译和出版了一些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论著，为我国研究风险社会理论奠定了良好基础，带动了国内社会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领域专家学者的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一批成果。2007至2010年，国内社会学仍有较多研究者对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进行相关文献述评，与以往研究相比，这期间的理论研究不再局限于概念和理论内容的一般介绍，而是更注重述评结合，以评带述，更注重深入理解风险社会的理论内涵，评析内容也较以往有了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如何准确理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所指“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即为什么人类社会到现在才真正进入“风险社会”时代［1］？这一问题的剖析一直是学术界对风险社会理论解读的突破口，更是准确把握现代社会风险特征的重要前提。可以肯定的是，经过前期的理论研讨，国内社会学界对现代“风险”的认知基本达成共识，即现代“风险”已逐步突破经济学、保险学、统计学与精算学学科界限，再也无法运用模式化的框架将其简单计算和界定，社会学家以社会历史性视角将风险概念本身与社会形态结构相连的分析路径便尤为深刻和突出［2］。更多的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特性开始由潜在的可能性转为显现的现实性，由局部区域性转为世界全球性，由可计算性转为不可计算性，由可预测性转为不可预测性，由可控制性转为不可控制性，由可治理性转为不可治理性［3-5］。还有学者将“风险”与“危机”作对比分析，得出“风险”到“危机”的转变实现了经济学概念到管理学概念的转变，“危机”是“风险”的实践性后果［6］。正因为现代风险所具备的这些特征，它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社会动力和基本结构，从而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风险社会时代［1］。
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理论内涵的讨论不仅涉及风险社会中的科技维度，而且还论及风险社会的结构维度与政治维度。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度发达，风险和灾难所导致的恐惧感和不信任感将通过现代信息手段迅速传播到全社会。社会的一体化以及全球化的不断加强,整个社会和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可以说，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现代风险的许多新特点也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导致。有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也被科学化了［1，8］。“个体化社会”是风险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而这种过程本身又在不断地塑造着风险社会的基本形态。另外，现代风险的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反身性”，这一点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上的反映就是“反思性”，风险社会就是一个工业社会的反思性现代化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国内社会学者的研究还涉及风险社会理论的不足。有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与其说是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学理论，倒不如说它从特定角度提出并深化了当代社会的现实危机，但由于该理论过分强调将风险视为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既没有最终正确揭示风险根源,也未提出有效化解风险的对策。鉴于此，国内不少研究者通过对风险社会理论深入剖析揭示出该理论存在着的诸多不足：未能深入揭示当代社会风险的根源，在风险社会出路探索上的“乌托邦主义”，风险社会的文化批判在理论上具有片面性，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取向，未能深刻批判现代性理论的核心缺陷［9］。可以说，风险社会理论仍需要在新形势下深化发展。
二、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提出20多年来，在社会理论界的影响及学术地位与日俱增。多数学者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很好地描述和分析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结构特征，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作为社会问题的当代话语形式的风险理论，特别是风险社会理论，不仅为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形成机制和特征提供了全新的观察视角，而且必将重塑社会学中的社会问题传统［10］。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风险，不是一般讲社会问题，而是讲潜在的风险因素［11］。成伯清等学者还认为，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趋势既对局限于民族国家框架内的社会学想象力提出了挑战，也迫使我们调整思路以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新的直接性；而知识政治重要性的突显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2007至2010年期间，“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大主题：
（一） 风险社会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研究
当代中国由于巨大的社会变迁正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各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对人们造成的伤害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不安全，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凸显，社会对公共安全的需求快速增长［12］。国内社会学研究者在此期间的研究首先涉及当前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性、表现形式及发展趋势［13-14］，不少学者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事件呈现出范围广、非传统性、关联性和隐蔽性等特点，在我国转型期涉及的领域，不仅波及城乡，而且在众多领域均有所呈现。如中国城市公共安全问题［15-16］、农村公共安全问题［17］、食品公共安全问题［18］、公共卫生安全问题［19］等等。
杨敏、郑杭生还特别指出，在所有的人类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归宿［20］。个体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密切相连，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安全问题往往影射出社会安全的隐患和社会风险的威胁。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这些影响可分为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
基于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凸显，多数学者认为，建立有效的应急反应机制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保持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建立完善的公共安全预警与应急机制势在必行。多数研究者均不同程度地对风险社会视角下公共安全问题的预警机制、处理机制、反馈评估机制、指挥协调机制、国际合作机制等进行深入探讨［13］。
（二） 风险社会与当代环境问题研究
随着环境污染和环境灾害事件的增多，人们逐渐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同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等社会变量密切相关，这使得社会学把环境问题，包括环境风险的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21］。在学科建设方面，有学者主张积极汲取和借鉴科学社会学、风险社会以及新社会运动理论等知识成果，吸收其合理的内容，以推动我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22］。环境社会学者应积极拓展传统社会学的视界，坚持社会学的未来关怀，努力洞察中国社会转型以及转型期社会成员行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推动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23］。
国内环境社会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对当代环境问题的特性进行系统探究。有研究者将环境问题依据历史时期的不同分为两种:一种是传统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另一种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并将现代意义上的环境问题特征概括为与科技发展密切联系、全球化、无责任主体性、与其他社会问题交叉重叠［24］。还有研究表明，全球环境危机将人类卷入全球性的风险之中，环境风险一旦转化为生态损害，就会引致系统的、常常是不可逆的损害。在风险越来越大的当代社会，生态损害无疑成为加剧风险程度的不利因素［25］。
有学者注意到，当前中国民众对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问题有强烈的风险认知，尤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有最强烈的风险认知。民众的风险认知主要受个人的认知能力、媒介接触、城乡分割和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26］。还有学者通过研究旨在检验东西方文化、社会和政治体制下人们社会价值观和环境变化风险认知的差异以及社会价值观和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
（三） 风险社会与科技伦理问题研究
科技伦理问题依然是国内社会学界2007至2010年期间探讨的重要主题。有学者认为，从人类安全观和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看,安全不仅因具有重大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而成为道德范畴和伦理原则，而且是我们思考现代科技伦理问题之源，也是评判科技活动善恶的价值标准之一，是现代科技活动所应秉持和遵循的首要伦理原则［27］。安全伦理价值的凸显是风险社会的必然结果，是科技活动对人类安全的消极影响和侵害的必然结果。在中国语境中强调安全作为科技伦理的首要原则，是具有非凡现实意义的［27-28］。
在剖析风险社会根源时，较多研究者认为，人类对自身理性的过分自信和对科学技术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29］。人类对技术无节制的运用导致风险的产生，人类对技术的不合理运用诱发风险的出现，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使其在应用中产生潜在风险。由于人类对技术理性的过分张扬导致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社会的技术伦理出现严重困境［30］。
人类的科技文化为何遭遇如此困境？正如有学者所言，风险社会理论再次突出了人类自我反省控制这一当代文化批判的主题。文化作为人类的实践成果的总和，既包含着对人的肯定性关系，又包含着对人的否定性关系。文化的二重性体现在风险文化中就是制造风险和规避风险的文化二重性。当代全球性风险的凸显，恰恰是制造风险的文化日益突出的结果，也就是文化对人的否定作用日益突出的结果［8］。面对困境人类又该如何作为？较多学者建议，风险社会是人类由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存在状态，人类对现代性的追求与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强化技术伦理意识，树立社会各个角色的责任伦理，进行技术伦理的不断创新，建立科学的技术伦理评价机制，使技术伦理成为有效应对社会风险的重要手段［30］。
（四） 风险社会与危机传播问题研究
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传媒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使得风险传播具有更大的不可测性［31］。风险社会源自于科学发展的副作用，媒介的负功能又抬高了风险系数。科技发展悖论与媒介功能悖论互为表里，进一步强化了风险。风险社会的三个基本特征，不确定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飞去来器弧线对媒介责任和危机信息报道原则形成压力［32］。危机传播应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保持传播渠道的畅通，这不仅是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
有研究者基于我国现实调查发现，危机传播在一定时期内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表现为：危机传播中信息提供者之间存在矛盾；忽视对公众进行日常的风险教育；大众传媒在危机传播中存在消极作用［33］。虽然我国已于2006年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危机传播作出了一系列明确规定，标志着我国在应对“风险社会”危机传播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但是，《预案》的出台并不意味着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危机信息传播体系，至少在技术层面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如何解决好“风险社会”中的危机传播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4］。
三、 风险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探讨
刘岩认为，风险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性困境［5］。和谐发展观内在地包含了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悖论和风险社会的结构困境的双重超越。在当代中国，伴随着风险问题的凸显，正确处理发展与风险的关系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35］。社会转型期存在的风险在现实中体现为诸多的不和谐因素，这就要求在发展与和谐的辩证关系中化解风险根源，从调整社会发展方式和提升社会秩序品质出发来超越发展的悖论，开创出一条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和谐发展道路。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不少研究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宋林飞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35］。在风险中追求和谐，既要树立忧患意识，健全反思机制，又要重建诚信基础，重视专家系统建设［36］。在风险社会下，现有的任何单个治理机制都无法完成解决和减少风险的任务，因此需要建立起新的治理机制。复合治理具有五个基本特征：复合治理由多个治理主体组成，复合治理是多维度的，复合治理也是一种合作互补关系，个人是复合治理的基本单位，复合治理的目标是就地及时解决问题［3］。杨雪冬还认为，就风险治理来说，中国的复合治理应该把重点放在加快现代治理机制的构建上,通过制度调整协调社会内部的各种关系,提高国家与社会的双重能力,发挥各个社会行为体的能力,共同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风险和制度转轨风险。一要增强国家的公共责任与民主治理能力；二要积极培育、完善和壮大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要提高个人、组织的公共责任感、风险意识以及风险的识别能力；四要重视社会信任的培养和拓展［37］。
有学者针对我国社会风险现实指出，在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风险的根源和特点互为表里，主要表现为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结构性风险的过程化表现、复合型风险的并发性出现、累积性风险的突发性爆发。在探明我国社会风险成因与特点的基础上，应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树立现代社会风险意识，强化责任政府职能，重视社会政策建设［38］。贺东航认为，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针对县域社会存在的农村、农民问题，通过制度改进以及建立应急机制来化解风险，构建和谐社会［39］。张首先等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执政党的价值追求，也是执政党权威生成的现实土壤。风险能强化执政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风险能提升执政党的创新品质和选择能力；风险能锤炼执政党的执政作风和升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40］。周树华、黄石还论述了风险社会、人口安全与构建和谐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风险社会的来临和人口风险的增加引发了人们对人口安全问题的关注［41］。人口安全问题在风险社会的视域中具备了全新的理论内涵，作为其有机构成，它包括了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与人口健康、人口分布与人口迁移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在风险社会中规避人口风险、维护人口安全，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进一步增强风险意识，提高防范风险的自觉性；以科学的视角反思风险社会；构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身的四维一体的和谐体系；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42］。
四、 风险社会的治理对策研究
围绕如何应对风险社会这一问题，2007至2010年国内学术界继续进行深入探讨。从研究成果来看，涉及风险社会中政府风险管理、风险社会治理战略、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等主要方面。
毫无疑问，在现代风险社会，政府是风险管理的重要主体。已有研究表明，与传统社会环境相比较，风险社会环境具有更加复杂和不稳定的特征，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风险管理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因此，强调政府风险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风险社会中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把公共安全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向公民提供，政府可以是供给的主体或最终的责任主体，也可以把不同的环节分配给非政府的私人或组织去生产，形成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相互合作生产和供给公共安全物品的公共安全复合治理结构［12］。朱正威、肖群鹰等研究者还按照社会需求与实践反馈的研究脉络，讨论了中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结构与程度问题，提出了一个基于多主体和谐关系的政府风险危机管理能力建构模式［43］。
风险社会和社会转型时代公共危机的频发呼唤公共危机治理的常态化，有效的公共危机治理不但是风险时代的客观需求，更是建立和谐社会的精髓所在。张康之针对现代风险的特性指出，在人类所面对的风险中，绝大多数风险是由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生产出来的［44］。由于工业社会所拥有的是一种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地带的人们在生产风险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风险分配的权力，他们总是能够成功地把自己所遇到的风险分配出去，让那些处于边缘地带的人们去承担更多的风险。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打破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唯有如此，才能建立起一个合作应对风险的社会。如何应对新变化，构建新的风险管理长效机制，何华玲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兼具前瞻性和动态适应性的公共治理机制,而这只能通过突破官僚制政府体系为主导的一元化公共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来实现［45］。张成福等主张，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必须从战略视角出发，考虑和设计风险治理的原则、措施和方法。风险社会的有效治理应采取政治、市场、社会、文化、组织化、机制、法律、信息、科技、国际合作十大战略［46］。朱华桂等提出应注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的完整性、全面性，构建群测群防的全民安全网，同时还应着重注意风险管理建设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47］。
薛澜等针对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指出，为了从最基础的层面实现应急管理工作关口前移，就需要从事件管理往前进一步延伸到对风险的管理［48］。由于危机同时兼顾了风险与事件的特性，因此危机管理应当被贯穿到风险管理和应急管理并重的整个过程中去。成功的应急管理不能仅限于动员整个社会资源有效地应对事件和风险，而是要站在治理的战略高度，整合多方力量，从公共治理结构等更基础的层面改善和确保整个社会在常规和非常规状态下的稳定运行。未来国家的应急管理工作应当在完善全过程应急管理的基础上，充分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战略高度，促使其朝着风险、应急与危机管理并重的整合式公共安全治理模式进行转变。童星还以社会学的风险预警研究和行政学的危机管理研究的现状为分析对象，具体探讨了二者渗透与整合的可能性与现实途径，包括实现概念的整合、理论的整合、方法的整合、议题的整合以及研究力量的整合，企望走出一条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的新路［49］。
阎耀军等则强调，风险社会危机显得更加频繁、更加肆虐、更加迅急，致使我们已经习惯了的传统的反馈控制管理方式总是慢半拍。而就在这慢半拍所形成的时间滞差中，风险则变得更加难以控制［50］。反思以反馈控制为主的传统管理方式,对现代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以前馈控制为内容的改革和创新，就成为必然选择。进入风险社会以后，应急管理将更多地考虑以一种建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去推进组织理论的发展，从而完善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的理论体系［51］。中国进入公共危机高发期，常态管理已成为危机管理理论的主导思想，用理论指导实践，公共危机常态管理应该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公共安全建设的指导思想［52］。
综上所述，2007至2010年期间，国内社会学对风险社会的研究既有对风险社会理论的深入探讨，又有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问题剖析，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及风险社会治理的一系列对策建议，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管理理论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即便如此，我们依然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内社会学界对风险社会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还需进一步凝练研究主题，还需进一步挖掘研究深度，唯有如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社会理论及
风险管理体系才能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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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Domestic Studies on Risk Society: 2007―2010
Tong Xing1, Cao Hailin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5
【关键词】 中国企业； 海外并购； 政治风险； 法律风险； 文化风险； 无形资源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6）24-0006-04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持续活跃，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个重要战略意图就是要获得国外的优势无形资源[1]，以期尽快地摆脱自身在专利、技术与品牌等无形资源方面处于弱势的状态，促进自身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在走出去步伐加快的同时，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的过程中却屡屡受挫，在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热情高涨的背后，伴随的却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较低的成功率。
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屡屡受挫的现状，学术界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有的学者根据并购所处的不同阶段，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分为管理经验不足的风险、经营风险、财务风险与整合风险[2]，有的学者则按照风险的性质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归纳为系统风险与非系统风险[3]，有的学者则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风险分为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两种，并根据海外并购所处的不同阶段对相关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进行了具体的细化[4]。
以往学者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风险的研究，既没有考虑到海外并购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点，也未能充分结合中国企业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促进自身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战略意图，所提出的防范与化解并购风险的对策与建议也难免缺乏必要的针对性。本文则基于无形资源的视角，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不同于国内并购的特有风险进行剖析与研究，以期为通过出海并购促进自身无形资源优化升级的中国企业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
与国内并购相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会涉及到中外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并容易引发双方国家从宏观层面上基于国家利益对并购行为的审视与考量；中外双方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环境、价值取向与风土人情，并购双方企业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也面临着较大的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差异。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使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的过程中面临特有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与文化风险。这些风险的诱发因素是无形资源，同时这些特有的风险也会对中国企业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促进无形资源的优化升级产生严重的影响与制约，并最终构成决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败的关键因素。
（一）政治风险
海外并购中的政治风险，就是由于东道国政治力量而引起的宏观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变化，使跨国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预期收益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5-6]。尽管母国的某些政治因素也会使海外并购的企业遭受政治风险，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一直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来自我国的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影响较小，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东道国的某些政治因素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政治风险通常包括由于战争、内乱、国有化征用征收以及汇兑等政治因素所造成的风险。在近年来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所遇到的政治风险主要表现为并购前遭受苛刻的政治审查或被否决，以及在并购交易完成后被迫剥离原来所收购的资产等。
政治风险一般来说会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企业应尽量规避政治风险[7]。但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早期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却有着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实施海外并购的倾向[8]，近期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仍然不够敏感[9]。在征战海外寻求战略资源，获取专利、技术等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中国企业面临着较高的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法律风险是指，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违反中外双方国家对并购进行监管等的相关法律法规，使中国企业遭受经济损失甚至并购失败的可能性[10]。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整个过程中都会面临法律风险，并购之前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时，中国企业如果对目标企业被查封、冻结的资产以及悬而未决的诉讼了解不清，那么就可能会支付过高的对价；在并购交易实施的过程中，在交易结构的设计以及并购双方权利与义务的界定上，如果存在疏忽或遗漏而使契约不完善，则可能会给并购后的整合埋下隐患；在整合过程中，对人员精简、经营模式的设计以及业务流程的梳理等，也可能会遇到东道国关于劳工、环保以及反垄断等相关法律的制约与影响。
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主要目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应着重关注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三种：一是市场准入型法律风险，这主要是我国企业在对目标企业进行并购前所遇到的东道国法律法规的限制与制约。二是劳工纠纷型法律风险，指我国企业在东道国与目标企业员工之间发生的劳资纠纷。三是知识产权保护型法律风险，中国企业以获取海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并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知识产权的跨国转移与扩散，在此过程中很可能出现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对国际贸易往来中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联合国曾明确规定东道国政府有权对跨国公司进行相应的处理，而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一旦由东道国政府进行处理，中国企业一般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
（三）文化风险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文化风险是指，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由于并购双方国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差异，而使企业的经营受到影响，未来收益可能偏离预期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11]。跨国并购中的文化风险具有以下方面的特征：一是客观存在性，文化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中外双方在并购整合的过程中在文化方面发生碰撞、摩擦与冲突是在所难免的。二是根源性，在海外并购中企业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以及财务风险等，都可以从中外双方文化的不相兼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分歧等方面追溯到根源，这些风险都源于双方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行为规范的差异。三是双效性，并购双方的文化差异和由此造成的风险，可能会加大企业并购整合的成本，给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扩散造成障碍，但同时也给并购双方提供相互借鉴与吸收对方优秀文化元素的机遇。四是可控性，并购双方可以通过分析文化差异对文化风险进行识别与判断，然后制定有效的文化融合策略，对文化风险进行控制与防范。
三、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成因
（一）政治风险的成因分析
从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的角度来看，首先，我国最先出海并购的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这些走出去的先行者往往肩负寻求能源、矿产资源的使命，并倾向于向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进行投资，而这些与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却普遍不高。其次，国有企业一直是我国海外并购的主力军，从过去并购交易的金额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大手笔多出自国有企业之手，国有企业的国有股权与政府背景很容易使东道国政府联想到其并购背后的政治意图，进而引起东道国政府警觉及社会舆论的质疑。再者，从近年来并购的动机来看，中国企业出海并购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求能源与矿产资源、专利技术，这些与国民经济命脉紧密相联的战略资源、涉及科技领先领域的优势无形资源极易触动东道国敏感的政治神经。
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引起了西方一些国家政客的担忧，他们散布所谓的“中国”，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怀有戒备心理。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主要动机的海外并购，往往以资源储量丰富的国家以及在高科技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为主要目的地，能源与矿产资源都是稀缺的战略资源，往往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同时，发达经济体也有借助高、精、尖技术保持领先或垄断地位的思想倾向。因此，东道国出于保护本国政治与经济利益的考虑，往往会对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并购活动设置各种形式的政治壁垒，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严格的审查。
（二）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关于企业海外并购投资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关于加强国际贸易双边、多边担保的互惠法律法规也不够健全，海外投资保险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不能有效地对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风险进行有效的法律保护。中国企业的法制观念不强，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了解得不透彻，对国际上通行的商业规则与惯例不熟悉，极易在并购交易及整合过程中触犯东道国的劳工法、知识产权保护法以及反垄断法，采取有悖于国际商业惯例与规则的举措。宏观层面的客观条件与微观层面的主观因素，都容易使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遭受法律法规的制约与影响。
世界各国都会出于维护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来自国外的投资在投资的领域、行业等方面进行限制，以便对本国的某些产业或行业进行保护。西方先进发达国家还存在着利用其拥有的优势无形资源保持自身在国际上竞争地位的思想倾向，因此他们往往会对中国企业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设置一定的法律障碍。
（三）文化风险的成因分析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面临着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与企业文化三种类型文化的差异，三重文化差异尽管有利于中外双方对彼此的民族文化、商业文化与组织文化互相借鉴并取长补短，促进学习效应的显现，但是也会影响到中外双方的沟通交流，而且也容易使双方在交往过程发生误解进而产生摩擦与冲突，如果对并购中出现的摩擦与冲突处理不当，中国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的整合就会步履维艰，难以取得有效进展。
在以获取专利技术和管理知识等无形资源方面为目的的海外并购中，中国企业往往以发达经济体作为对外投资的目的地。然而这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在其民族文化中往往会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情绪，对自身的企业文化也比较认同。中国企业在对这些目标企业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东道国的社会舆论及目标企业的员工可能会对中国的民族文化及企业文化不予认可，甚至进行排斥与抵制，进而影响到并购双方的合作与互信。合作与互信是优势无形资源实现跨国转移扩散的基础，如果并购双方缺乏互信，那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目的就难以实现。
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防范策略
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的政治、法律与文化风险是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其中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来自于东道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与影响，在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中面临国家力量的干预，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同时不论是民族文化还是企业的组织文化，都是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中外双方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统一。因此，要想有效地防范与化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单靠中国企业微观层面个体的力量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只有在宏观与微观层面通过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与相互配合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一）宏观层面上的中国政府风险防范策略
1.加强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信息服务
在海外并购中，中外双方地理距离较远，并且在沟通交流方面存在着语言文化的障碍，中国企业要全面了解目标企业无形资源的真实情况，熟悉东道国的政治体制、法律制度以及民族文化存在着一定的难度。因此，中国政府可利用自身在长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所拥有的信息优势，建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信息服务平台，专门搜集整理海外东道国关于政治、法律、文化以及无形资源等方面的信息，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综合的信息化服务，以降低单个企业获取东道国以及目标企业所在行业等的信息搜集成本，帮助中国企业熟悉东道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民族文化特点，在并购之前对目标企业的优势无形资源进行合理的评估，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开展海外并购整合以及并购风险的防控在信息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搭建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良好平台
针对我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益活跃的趋势，为了更好地帮助中国企业防范与化解海外并购的特有风险，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东道国尤其是在无形资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与东道国建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以降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遇到的国有化征收、政策不稳定以及汇兑限制等风险的概率，尽量避免东道国政府把中国企业微观层面海外并购的经济行为政治化；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度，并在帮助东道国政府在促进就业、保护环境、改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做出努力，通过广泛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在国际上树立中国以及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逐步消除所谓的“中国”给中国企业走出去造成的负面影响。
3.构建多管齐下的海外并购风险防范机制
首先，中国政府应搞好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顶层设计，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进行统筹规划，在鼓励民营及股份制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促进出海并购的国有企业加强与海外投资机构的合作，尽可能弱化“国有”身份给海外并购带来的不利政治影响。其次，进一步完善海外投资的法律法规，构建系统完善的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法律法规体系，合理简化对海外并购的审批程序，并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在法律方面的衔接，在法律层面上优化并购双方争端解决机制。再者，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所面临的三种特有风险，我国可设立政策性的对外投资保险公司，建立海外并购投资的保险制度，在对传统的内乱、种族冲突以及国有化征收征用等海外并购风险进行承保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开设相应的险种，覆盖海外并购因政治审查以及东道国临时出台针对性法律所造成的风险，通过政策保险机制建立与完善增强中国企业防范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能力。最后，出台相关的政策，培育我国海外并购中介服务机构，促进专业性中介服务机构逐步发展与壮大，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会计、法律、咨询与投融资等方面提供相关的配套服务，有针对性地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中的特有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
（二）微观层面上的中国企业风险防范策略
1.增强对海外并购特有风险的识别能力
在走出去之前，中国企业就应对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与文化进行全面的了解，尽量降低海外并购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与风险。三种特有的风险都有许多分量指标，比如政治风险就包括社会动乱、政府稳定度、种族冲突、外部冲突、民主稳健度、恐怖主义等指标；文化风险方面，中外双方也存在着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男性化/女性化、长期取向/短期取向等维度方面的差异；中外双方立法的法理基础也不尽相同。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应详细地了解中外双方在这些分量指标方面存在的差异，认真分析与识别可能诱发风险的因素，判断其发生的可能性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并制定相应的风险防控预案尽可能地将这些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2.灵活采用多种策略防范化解风险
在对影响海外并购的关键风险元素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应进一步提高海外并购的风险防范化解技能，采取多种策略防范与化解海外并购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一是可借鉴利用证券投资组合分散风险的思路来规避政治法律风险，在投资区位上可选择政治风险相关性极小或者根本不相关的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分散化组合投资[12]。二是在融资来源的安排方面，可与东道国或其他先进发达国家的投资银行等机构共同发起海外并购，借助国际投资机构熟悉东道国政治法律与文化环境的优势，在海外并购整合的过程中有效地防范与化解风险。三是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分布在海外的华人华侨等人脉资源，向国际上以及东道国投资中介服务机构寻求帮助，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当地社区以及目标企业的沟通与交流，增进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合作，并以互惠互利的实际行动在东道国及国际社会树立中国企业良好的形象。通过加强中外双方的沟通交流解决海外并购过程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互信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促进优势无形资源从海外向中国企业转移扩散营造良好的氛围，进而降低三种特有风险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整合产生的影响。
3.创新中外企业双方的文化融合模式
在以获取优势无形资源为目的的海外并购过程中，中国企业应针对海外企业民族文化与企业文化强势的特点，采取渐进式的动态融合模式以促进中外双方文化彼此相互借鉴、吸收与交融，最终实现两种企业文化的和谐与兼容。在并购交易完成后的开始阶段，可对目标企业采取分离式的文化整合模式，避免两种差异性较大的文化出现碰撞与摩擦；之后再采取相互渗透的共生文化整合模式，促进双方互相借鉴、吸收彼此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剔除中国企业文化中的消极因素，通过中外双方文化的融合创新最终形成一种有利于创新能力增强和运营效率提升的新文化。
五、结语
近年来，中国企业持续活跃的海外并购活动都显现出中国企业对海外知识、品牌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渴求，在寻求海外优势无形资源尽快促进自身创新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在宏观层面面临着政治、法律与文化三种类型的特有系统性风险。政治与法律风险主要来自东道国国家力量的干预与影响，而文化风险则主要源于中外双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与文化不兼容。为了顺利地实现并购目的，中国政府与中国企业应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通过努力降低海外并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强中外双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强并购双方之间的互信，提高风险识别的能力和防范化解风险的技能等多种策略，来防范与化解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特有风险，使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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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周惠.企业跨国并购文化风险的综合评价研究[D].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政治风险论文范文6
文章运用Delphi法对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进行了识别，建立了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然后，结合层次分析法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最后，构建了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并通过项目实例分析对评价模型进行仿真。
一、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因素识别
文章综合政治风险的宏观、微观因素，消除东道国政治环境、经济结构、市场发达水平中的巨大差异，运用Delphi法向专家进行调查咨询后，将政治风险整合为17个因素，归属于四大类，即：政治变更风险、战争和内乱风险、权力集团干涉风险、金融政策风险。如图1所示。
二、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模糊综合评价
（一）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文章基于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因素的整合，建立其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含“政治变更风险”等4项在内的一级评价指标层，以及含“多边贸易协定变更”等17项在内的二级评价指标层。并邀请专家对各一、二级评价指标进行两两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判断，利用AHP构造两两比较判断矩阵，得到各指标权重。
所构建的一级评价指标集为F=（F1，F2，F3，F4），F上的加权子集WF=（W1，W2，W3，W4）；构建的二级评价指标集为f=（f1，f2，f3，……，f17）， f上的加权子集Wf=（W1，W2，W3，……，W17），其中Wi为一级（或二级）评价指标集第i个指标Fi（或fi）的权重，且有Wi=1，0
（二）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应用模糊评价时，除了上文已确定的评价指标和权重外，还要确定评价尺度E=（e1，e2，e3，e4，e5）。在此基础上，对评价指标进行评判，即用对第Fi（或fi）评价指标作出第ej评价尺度的可能程度的大小来表示，这种评价是一种模糊映射，其可能程度的大小用隶属度rij来表示。
1. 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1）按已制定的评价尺度及权重，先对第m个一级评价指标Fm下的二级评价指标进行评判，求出隶属度矩阵：
其中，n为该一级评价指标下所包含的二级评价指标个数，m=1，2，3，4；
rkij=zkij/z，其中zkij为第k个项目Pk的第i个二级评价指标fi作出第j种评价尺度ej的专家人数；z为参加评价的总专家人数。
（2）计算该二级评价指标对其所隶属的一级评价指标Fm的评定向量SPkFm=（S1，S2，S3……，S4），根据模糊集理论的综合评定概念，有SPkFm=WmRPkFm，式中Wm为Fm所包含的二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3）计算该一级评价指标Fm的优先度NPkFm，NPkFm=SPkFmET。
（4）同理可得其他一级评价指标的评定向量与优先度。
（5）由上述计算结果，得到项目Pk的一级评判矩阵RPk，其是由SPkF1、SPkF2、SPkF3、SPkF4构成。即
（6）因此，可得项目Pk的项目政治风险为
三、国际工程项目风险评价实例仿真
文章根据电话咨询与网上调研，搜集了含东南亚、非洲、中东、拉美四大地域的20余个国际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在此选取了最具政治代表性的六项项目进行分析。其分别为
P1：中国电建赞比亚最大水电站扩机项目；
P2：中国能建巴基斯坦真纳水电站项目；
P3：中国电建越南中宋水电站项目；
P4：中铁九局委内瑞拉海尔工业园项目；
P5：中国建筑利比亚两万套住房项目；
P6：中国电建阿联酋阿布扎比连锁酒店项目。
由专家评定的各项目政治风险基本情况见表1。
（一）实例计算分析
本文选用的评价尺度集E={小，较小，中等，较高，高}，分别赋值为0.1，0.3，0.5，0.7，0.9，则有E=（0.1，0.3，0.5，0.7，0.9）。
对项目P1而言，第一级有4个评价矩阵，即RPIF1、RPIF2、RPIF3、RPIF4。计算其评定向量：Sp1Fm=WmRp1Fm=（m=1，2，3，4）。
设参评专家共10人，可以得到项目P1的一级评价指标F1的二级评定矩阵：
（二）典型国际工程项目政治风险评价结果
根据对项目P1的模型计算与风险评价，可以同理分别得出P2、P3、P4、P5、P6、P7、P8、P9、P10的项目政治风险评价。如表2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