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价转正总结范文1
论文摘要：在劳动价值论中，有几组相关的概念，准确把握这些概念对于理解劳动价值论十分重要。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创造、价值的转移、价值的交换和价值的分配以及价值的决定含义大不相同，只有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来区分并理解了这些概念，才可能真正完整地掌握劳动价值论的深刻内涵。
在劳动价值论中，有很多组相关概念容易产生误读，例如价值和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等。由于马克思没有明确区分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也没有明确区分价值的实现、价值的决定与价值的交换，对于价值分配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关系也涉及较少，因此，后人在理解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很容易出现偏差。本文试就这几组概念进行区分，并从中得出一些重要的结论。
一、价值的生产、转移和创造
在理解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存在一种简单而又容易出现的错误，那就是有些人没有将价值的生产、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转移之间的关系区分清楚。
(一)价值的生产
商品价值的生产是指在商品生产中投人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即凝结人类抽象劳动的过程，也是劳动者借助劳动工具将劳动对象加工成商品的生产过程。毫无疑问，商品价值的生产离不开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者，这三个要素中前两者以没有生命的物的形式存在，唯独劳动者具有意识和创造力，但商品价值的生产却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每一个单一的要素都是价值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只有三者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价值生产的充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三者处于平等地位。劳动者在生产中是以主体身份进人价值的生产过程中，除此之外，劳动者对于商品价值的形成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商品价值的生产过程包括了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假定价值的生产总量为T，转移的价值为C+V,创造的价值为m即马克思所讲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么，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T=C+V+Ma。
(二)价值的创造和价值的转移
凡是被创造出来的东西，必然是原来没有的新东西。价值的创造是指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者创造价值就是生产出比自身价值V更大的价值即增量价值V，习惯上也称之为剩余价值即m，这只是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中的一部分。在价值的创造这个概念中，它突出强调了劳动者所发挥的主导性、主体性和创造性的作用。价值的转移是指劳动者将自身价值和生产资料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的过程。价值的转移包括价值转移的主体和客体，价值的转移主体是劳动者，价值转移的客体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就价值的转移客体而言，被转移的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离不开劳动者，也同样离不开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就价值转移的作用而言是平等的。劳动者只是价值转移的惟一能动者和价值被转移的一个对象而已，即劳动者既是价值转移的主体又是价值转移的客体，它支配着被转移的价值按照既定的方式进行转移。在具体的一次价值生产过程中，被转移的价值量只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即C+V的一部分。可见，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以及价值的转移有各自特定的内涵，劳动者生产的价值总量大于创造的价值总量，也大于转移的价值总量。
然而，许多政治经济学教材却是这样表述的:在商品价值的形成中，劳动者不仅“能创造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还能创造出一个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也有人认为:“价值的生产是指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所谓商品生产，就是这种价值的创造过程和使用价值或财富的创造过程的统一。这些观点都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创造混在了一起。实际上，凡是被创造的肯定是针对过去不存在的、新产生的事物而言的，凡是被转移的肯定是针对已经存在的事物而言的。劳动者创造自身价值是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是在提供劳动之前就已经完成了的，是“一般过去时，’;而转移自身的价值是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完成的，是“一般现在时”。劳动者自身的价值早在劳动过程之前就已经形成，蕴藏在劳动者的个体之中。劳动者在一次劳动中，总要消耗自身的体力和脑力，总要使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这正是劳动者价值转移的表现，而不是创造自身价值的表现。因此，正如创造不等于转移一样，价值的创造也不等于价值的转移。在这里，笔者无意咬文嚼字，但是转移和创造的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的创造是针对新价值而言的，价值的转移是针对旧价值而言的;价值的生产过程既是价值的转移过程，也是价值创造的过程，价值的转移和价值的创造是价值生产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价值的生产过程就是价值的转移过程和价值的创造过程的统一，劳动者生产的价值量等于转移的价值量与创造的价值量之和。
二、价值的决定和实现
商品及其价值被生产出来之后，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这就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实现。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曾经提出了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对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论述得比较清楚，但是，由于马克思还没有来得及校对第3卷就已经去世，因此，关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和功能历来存在争论。这种争论主要是马克思曾经有如下表述:“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不过是已经在单个商品上表现出来的同一规律，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它的交换价值的前提，从而也是它的价值的前提。“如果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就浪费掉了，……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满足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么，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据此，南开大学谷书堂教授首先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后有许多学者认为，如果供求相等，商品按市场价值出售;如果供求不相等，则商品价值由总量产品内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样，商品价值或商品的市场价格就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这在国内《资本论》经济学的价格决定论中影响深远。目前，理论界基本达成共识: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单个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某种符合社会需要量的商品总量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照这一共识，有人提出:“个量(或单位)商品的价值由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总量商品的价值实现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笔者也赞同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实际也涉及到价值的决定和价值的实现。
价值的决定包括两层涵义:一是价值量在生产领域的决定，即价值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决定，二是价值量在流通领域的决定，即价值在社会实现过程中的决定，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在生产领域，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进人流通领域之后，在尚未交换之前，这个价值量还只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个别价值，在交换中，通过市场供求和竞争，通过社会和市场的“无私评价”，这个潜在的价值或个别价值才有可能转变为该商品实现的价值。因此，某个商品中的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这个商品在生产领域的价值，经过社会和市场“无私评价”后，如果该种商品顺利卖出，那么这个商品的价值量则变为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量。因此，商品在市场上实现的价值量是由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在生产领域的决定与商品供求无关，价值在流通领域的决定即商品价值的实现却与供求有关。
所谓价值的实现是指价值为生产者所有到价值为消费者所有的过程。商品从生产领域进人流通领域后，价值也自然进人了流通领域。在短缺经济时代，生产决定消费，价值一般能够按照价值规律迅速实现自身的价值，投人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本上都是满足需求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商品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体上等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的价值量都能够转化为实现的价值量。然而，在过剩经济时代，消费决定生产，商品价值在市场上实现自身价值存在一定的困难，投人生产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一定都是满足需求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生产领域的价值量不一定都能够转化为消费领域的价值量。这种经济现象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
总之，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人们生产的价值多少，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人们生产的价值在市场上实现了多少。生产的价值量不一定都是实现的价值量，因此，应该将价值的生产和价值的实现、价值的生产决定与价值的实现决定区分开来。
三、价值的分配与财富的分配
由于分配关系包含于生产关系，所以，从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看，社会分配应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而价值正是反映生产关系的一个概念，因此，社会的分配关系应该包括价值分配。然而，从反映人与物之间的生产力角度看，社会分配又需要反映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财富或使用价值正是反映生产力的一个概念，因此，社会分配也应该包括财富的分配(或使用价值的分配)。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此，经济学视野中的社会分配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从生产关系看，社会分配在本质上是价值的分配;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社会分配却表现为财富的分配，而且，人们一般所说的分配主要是指财富分配，而非价值分配。之所以经济学要讨论价值分配，盖源于讨论价值的分配有助于人们判断财富分配是否具有合法依据。
造价转正总结范文2
娄文妍、岳晓光（2012）提出用隐含语义统计模型结合的方法探讨企业资产结构和营运能力存在的相关性[5]。杜剑、刘洁（2013）以10家白酒企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逐步回归法，得出企业营运能力与盈利能力正相关，企业流动资产周转率的提升可以达到未来年度增加利润的目的[6]。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已不仅是物质与物质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是知识与知识的竞争。以知识为核心的智力资本，已经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价值创造和绩效提升的战略性资源。学者南星恒（2013）认为智力资本是以个人智力资本为根源的、企业拥有的、能够创造价值的知识资本，这种知识资本是在企业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价值创造能力的组织知识[7]。同时，他将智力资本按三元论来进行划分，即将智力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关系资本，并将结构资本进一步划分为创新资本和流程资本。人力资本是员工知识与技能的总和，它凝结在个人体内，通过个人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使企业物质资本效用最大化。创新资本是企业投入于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资本，它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动力，其价值的实现在于企业各项专利技术或专有技术的形成。流程资本是企业投入用于维护企业内部良好运营，维持企业形象的资本。关系资本是企业为了保护其利益相关者（如客户、供应商、政府等）关系而投入的资本。马弗蒂斯（Marvidis，2004）以日本银行业为样本，研究智力资本与银行绩效的相关性，结果证明企业价值与物质资本有正相关性，但能够将智力资本良好运营的银行，其价值增值更为显著[8]。傅传锐（2007）选取2002～2004年A股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得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公司业绩的不断提高，两者的效应分别表现出逐步增强和减弱的相反的趋势，只有在运营较佳的公司中结构资本才会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9]。李冬伟、李建良（2011）以我国高科技企业为样本，采用探索性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以知识价值链为理论基础确定智力资本构成要素，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智力资本要素在企业价值创造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10]。纵观国内外有关营运能力与企业智力资本的研究，大部分学者致力于营运能力影响企业盈利能力、资产结构和企业绩效以及智力资本与企业绩效、发展能力关系的研究，鲜有探索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研究。因此本文从财务指标着手，考察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本研究拟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智力资本与营运能力相关因素的关系，以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二、研究假设
企业的资产是指某一经济实体拥有或控制的、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全部资产。按照其流动性可将其分为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流动资产是企业具有流动性的资产，是企业进行盈利活动的主要工具。企业资产的流动性，一般是指企业资产转换为现金的能力。车嘉丽（2009）认为流动性可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来考虑，长期流动性或结构流动性表现为资产和资本的最佳构成，影响企业现金获取的能力；短期的或实际的流动性，影响企业即时支付能力[11]。企业对智力资本的投入，目的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收益的增加，从而实现资本增值。优质的员工培训、良好的流程运营、可靠的客户关系及企业具有活力的创新活动，都可以使企业现金获取能力增加，及时支付能力变强，也就是使企业资产具有流动性。长期资产，或称非流动资产，是企业持有的、没有及时变现意图的资产，其主要作用是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企业生产的有序进行。长期资产周转的快慢，主要由企业非流动资产存量及当期收入的实现来决定的。而智力资本是企业长期投资累计得到的结果。企业智力的结晶形成了智力资产，其变现能力差。企业对智力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智力资产规模大小的同时，它又影响着企业其他长期资产的周转，企业内部流程的良好运营以及对利益相关者关系的投资决定了企业收入的实现，研发创新活动也可以提升企业营运能力，为企业创造价值。因此，企业对智力资本投资影响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过程，也就是影响企业总资产的过程。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H1：人力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2：关系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3：创新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H4：流程资本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正向关系。针对以上假设，本文建立回归模型：TATit=α0+α1HCit+α2CCit+α3InCit+α4PCit+α5Size+α6Mperce+α7Bdiligent+α8Dposition+α9Committees+ε其中，it代表第i个样本第t期，IT表示存货周转率（InventoryTurnoverRatio），RT表示应收账款周转率（ReceivablesTurnoverRatio），CT表示流动资产周转率（CurrentAssetsTurnoverRatio），LT表示（LongTermAssetsTurnoverRatio），HC表示人力资本投入（HumanCapitalInvestment），CC表示关系资本投入（ClientCapitalInvestment），InC表示创新资本投入（InnovationCapitalInvestment），PC（Proce-dureCapitalInvestment）表示流程资本投入。此外，企业资产规模会影响规模效应、议价能力等，同时也会影响企业竞争力，导致绩效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选用企业规模（SIZE）作为控制变量。而公司治理的好坏，也决定了企业营运效率是否良好。因此，本文也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两职合一（Dposition）以及四委个数（Committees）作为控制变量，以提高回归方程拟合程度。其中，①企业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②管理层持股比例（Mperce）：管理层成员持股数/总股数。③董事会勤勉度（Bdiligent）：Ln（1+董事会开会次数）。④两职合一（Dposition）：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为同一人，是为1，否则为0。⑤四委个数（Committees）：Ln（1+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立个数）。
三、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1.指标选择本文描述企业的营运能力，采用总资产周转率作为衡量指标。其度量指标，本文采用销售收入/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末总资产平均余额=［（期初总资产余额）+（期末总资产余额）］÷2。针对智力资本的指标选取，本文支持学者南星恒（2013）的观点，智力资本的形成都是企业从设立以来长期不断积累的结果，是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7]。对于智力资本度量的指标选取上，进行如下改进：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替代应付职工薪酬来描述人力资本投入，原因是企业各期计提的应付职工薪酬不一定都以现金方式分配给职工，各期应付职工薪酬中存在一部分重复；用2007年无形资产总额与6年研发支出合计额替代无形资产来描述创新资本，原因是企业无形资产里包含有与企业创新活动无关的土地使用权等，其对无形资产的影响较大，同时，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对研发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研发支出为零，只用研发支出也无法完全反映出企业的创新资本；用管理费用代替各会计年度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原因是现金流量表中的该项目包括捐赠现金支出、罚款支出、支付的差旅费、业务招待费现金支出、支付的保险费等，其他现金流出如价值较大的，应单列项目反映，这一项目并不能够全面反映企业良好的内部运行，对流程资本的描述欠妥。2.数据样本选择本文选取新会计准则实施后2007~2012年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证交所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共1479家上市公司），并对样本公司按如下顺序进行筛选：（1）剔除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的公司；（2）剔除期间曾被ST、PT以及退市的上市公司；（3）剔除期间任一年度所需变量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同时，根据中国证监会（CSRC）制定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版），选择了沪深两市1040家上市公司2007~2012年间连续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所有财务数据取自CS-MAR（国泰安）数据库。
（二）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从相关性分析表中可以看出：企业智力资本投入中，人力资本投入均值最大，流程资本投入次之，关系资本投入较少，而创新资本投入最小。关系资本标准差最大，流程资本标准差最小，总资产周转率均值为0.618，标准差为0.338。智力资本各要素与企业营运能力的相关关系中，总资产周转率与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在1%的水平上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智力资本的投入对企业营运能力存在积极的推动效应。而与创新资本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我国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导致的。控制变量与营运能力的相关性中，企业规模对总资产周转率、高管持股比例、两职合一、四委个数的相关性不显著，董事会勤勉度与总资产周转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负相关关系。2.回归分析通过回归系数表可以看出，模型R2和Adj.R2均大于0，F值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该模型有较好的拟合度，可用该回归直线解释。D-W值在2附近，说明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从其回归结果来看，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与其人力资本投入、关系资本投入和流程资本投入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都通过了T检验，这支持了假设1、假设2与假设4，说明企业对人力资源、客户关系、流程维护的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的营运效率，而创新资本的投入与企业总资产周转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通过了T检验，拒绝了假设3，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内企业对研发创新活动的不重视，另一方面由于无形资产中包含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致使对创新资本的度量不够精确。
四、结论与讨论
造价转正总结范文3
1.样本数据笔者选取覆盖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与仓储业、医药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批发与零售贸易业、专业设备制造业、橡胶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1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组。它们分别是，特锐德、中元华电、新宁物流、亿纬锂能、北陆药业、硅宝科技、新宙邦、吉峰农机、宝德股份、宝通带业、钢研高纳。笔者选取了样本公司从2010年至2012年间的五类财务变量（资产负债率、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每股经营现金流），运用KMV模型来研究样本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接着，运用面板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了样本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
2.计量模型（1）修正的KMV模型。KMV模型是由美国的KMV公司以Merton的期权定价理论为基础开发的信用风险监控模型。由于期权定价理论最早由Black-Sholes（1973）与Merton（1974）提出，因此，KMV模型也可以称为信用风险的期权定价模型。首先，KMV模型通过公司已知的股权价值与负债总额，计算出公司的预期资产价值与资产价值的波动率。接着，KMV模型再通过设置违约点（DPT）计算得到公司的违约距离（DD）与期望违约率（EDF）。最后，以第二步求得的违约距离（DD）与期望违约率（EDF）来测度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本文以违约距离（DD）距离违约点（DPT）的远近，来衡量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违约距离（DD）距离违约点（DPT）越远，则表示相应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较小。其中，d1与d2表示的是累计标准正态分布函数，VE表示的是公司的股权价值，σE表示的是公司股票的波动率，R表示的是市场的无风险利率，T表示的是信用风险的测度时期，D表示的是公司的债务总额（短期债务加上长期债务）。通过联立方程（1）与（2），通过迭代算法可以算出公司的资产价值（V）与价值的波动率（σV）。第二步通过计算得到的公司资产价值（V）与资产价值的波动率（σV），计算出相应的违约距离（DD）。具体计算方程如下：其中，V表示公司的资产价值，σV表示公司资产价值的波动率，E(VT)表示公司未来资产价值的期望值，DD表示违约距离。笔者主要采用违约距离（DD）来衡量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笔者对KMV模型中的公司股权价值（VE）与公司资产价值增长率（g）进行了修正。其一，KMV模型的假设之一是上市公司的股票都是流动股份，不存在非流通股份。但是，在创业板上市的大多数公司都还存在一部分非流通股份。因此，为了较准确地衡量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笔者在计算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股权价值时也考虑了非流通股份。具体计算公式为：公司股权价值=流通股数量×股票市场价值+非流通股数量×股票的净资产。其二，创业板上市公司一般是高科技与创新型的公司，具有较高的成长性，经营规模与公司资产价值一般都呈现较快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KMV模型一般假设公司的资产价值增长率（g）为0，这就会大大低估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因此，笔者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三年平均资产增长率作为公司资产价值增长率。采用年平均资产增长率能反映相对长期的公司资产价值增长水平，同时，消除了公司资产价值短期波动的影响，从而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未来的资产价值。（2）面板回归模型。基于KMV模型求得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违约距离（DD），笔者再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来研究哪些因素能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信用风险（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影响。创业板上市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因素，大体上可以分为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与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由于宏观层面的影响是公司所面对的系统性风险，公司与投资者都无法改变这类影响因素。因此，笔者主要从微观层面（公司的五类财务指标），研究它们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程度。其中，DD表示通过修正的KMV模型，所求得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违约距离，Xi(i=1,2,3,4,5)分别表示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每股经营现金流。βi(i=1,2,3,4,5)分别表示这五类财务指标对公司违约距离（DD）的影响系数。如果βi显著为正，则表示第i类财务指标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违约距离（DD），即降低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相反，如果βi显著为负，则表示第i类财务指标会使公司的违约距离（DD）降低，即提升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
二、实证分析
1.信用风险水平的测度笔者首先通过收集样本公司的七类变量数据，接着，通过修正KMV模型，来测度样本公司的信用风险，即违约距离（DD）。第一类变量是公司的股权价值（VE）。通过以下计算公式求得：公司股权价值=流通股数量×股票市场价值+非流通股数量×股票的净资产。基于上述取得的样本公司七类变量数据，笔者运用Matlab软件，编程联立方程（1）和（2），通过迭代算法，求得样本公司的资产价值（V）与价值的波动率（σV）。接着，在求得样本公司的资产价值（V）、价值的波动率（σV）与违约点（DPT）的基础上，通过方程（5）求得样本公司的违约距离（DD），即样本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表1反映了12家创业板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违约距离（DD）。为了更好地观察样本公司信用风险水平在样本时期内的变化，笔者绘出了各个样本公司的违约距离（DD）在这三年样本期内的走势图，具体结果如下图所示。通过上图可以发现，总体上样本公司在2011年与2012年的违约距离（DD）相比2010年的违约距离有了一定幅度的提升，即样本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总体上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监管部门加强了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监管与检查力度，同时完善了相应的法律规章，从而促使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整体信用风险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2.信用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笔者利用上节中求得的样本公司2010～2012年的违约距离（DD），通过面板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五类公司财务变量（资产负债率、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每股经营现金流）对公司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力。这五类财务变量主要从公司的财务状况、获利能力与运营能力等方面考察了它们对公司违约距离（DD）产生的影响。具体实证结果如表2所示。通过观察以上实证回归结果，可得出如下结论：（1）创业板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系数β1为-5.288，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小，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高。一个具有较高资产负债率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财务杠杆比例，一旦公司的运营资金出现短缺，很容易造成该公司的信用违约。因此，高负债的公司一般具有较高的信用风险水平。（2）创业板上市公司净利润率的系数β2为4.104，并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的净利润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的净利润率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大，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低。净利润率较高的公司，不仅具有较好的内部管理制度与公司运营模式，而且相比同类公司往往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同时，这类公司也往往拥有较好的经营现金流，不容易出现现金短缺的情形。因此，净利润率较高的公司一般具有较低的信用风险水平。（3）创业板上市公司总资产周转率的系数β3为2.641，并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大，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低。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是考察公司资产运营效率的一项重要指标，具有较高总资产周转率的公司，往往具有较快的总资产周转速度、较强的销售能力、较高的资产利用率。因此，此类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也往往较低。（4）创业板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的系数β4为-0.507。表明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小，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高。但是其系数值较小并且它的T统计值也是不显著的，这表明其对公司信用风险水平的影响力是较弱的。（5）创业板上市公司每股经营现金流的系数β5为0.633。表明公司的每股经营现金流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一定程度的正向影响，公司的每股经营现金流越高，违约距离（DD）则越大，即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越低。具有较高每股经营现金流的公司，一方面表明其拥有强劲的现金流，支持公司债务的偿还与股利的分配；另一方面，表明公司主营业务的回款力度较大，产品的竞争力较强，公司的信誉度较高，经营发展前景也较好。因此，此类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也往往较低。但是其系数值较小，并且它的T统计值也是不显著的，这表明公司的每股经营现金流，对公司信用风险水平的正向影响力并不是很强。
三、研究结论与不足之处
1.研究结论（1）笔者通过修正的KMV模型，测度12家创业板样本公司2010～2012年的信用风险，即违约距离（DD）。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体上样本公司的违约距离（DD）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即创业板公司的信用风险在近3年总体上呈现减弱的趋势。这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是由于我国监管部门加强了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监管与检查力度。同时，完善了相应的法律规章，从而促使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整体信用风险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二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逐步消散，创业板公司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环境。同时，市场上大多数投资者认为，创业板公司将能在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投资者对创业板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心。（2）笔者通过面板回归模型，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五类公司财务变量（资产负债率、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每股经营现金流）对样本公司违约距离（DD）的影响。研究发现，样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司的净利润率与总资产周转率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然而，样本公司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率与每股经营现金流不能对违约距离（DD）产生显著的影响。因此，如果市场投资者想对创业板公司的信用风险进评估，则可重点分析相应创业板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净利润率、总资产周转率这三类财务指标。如果一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较高，那么，这家公司往往具有较大的信用风险水平；如果一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净利润率与总资产周转率较高，那么，这家公司的信用风险水平一般较低。
造价转正总结范文4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value chain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paper studied， from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value migration issue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China， which aims to sort out and understand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shortage economy and the excess time， the paper constructs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value chain analysis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high value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is the manufacturing of construction product， which is the construction link. However， in the excess time， the strategic value range of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is the upstream link and downstream link. Finally， w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to enhance the core competence and realize the value migration under the new normal condition.
关键词：中国建筑业；价值转移；建筑企业；核心竞争力
Key words： construction industry；value migration；construction enterprises；core competence
中图分类号：F4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4-0254-03
0 引言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一直承担着统筹城乡发展、扩大城乡就业、改善城乡面貌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为了巩固和发展建筑业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建筑业产业结构调整始终是行业转型与发展的主旋律。建筑业的改革首先是从计划体制管理模式逐步转向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发展模式，其次是创建合理的制度环境，规制企业的发展和项目的实施，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由于承载着经济建设的载体角色，每一次的建筑业结构调整和价值转移都与宏观经济发展走势密切相关，伴随着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动。
建设项目交易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自然不确定性。作为有效应对不确定性的治理结构，建筑企业利用市场机制和效率边界理念整合各专业要素，实现特定经济环境下价值高地的占领。作为市场交往主体，建筑企业能敏锐发现战略价值的漂移，是推进建筑业价值链优化调整、实现建设全过程价值最大化的关键载体。采用基于建筑企业的分析视角在理解建筑业价值转移和发展趋势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1 短缺经济、产能过剩与新常态
1.1 短缺经济时代
短缺经济理论是由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的理论。短缺经济是指经济发展中资源、产品、服务的供给不能满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一种经济现象。“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常见的现象，与市场经济经常“供过于求”相对，计划体制主导的经济基本上是资源约束型的，资源物资短缺限制着生产制造的增长，深刻影响着各方主体行为。因此，短缺经济时代易形成卖者支配买者的交易关系，“求大于供”导致卖者居于市场主导地位。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面临着生产资源的短缺，相对于旺盛的经济建设需求，建筑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显得严重不足[1]。为了解决短缺问题，社会在进行资源配置时，不论是行政指令还是市场调配都往往偏向建造环节。在整个建筑业价值链中，建造居于中心位置，支配着勘设、运营、咨询等其他环节。与之相对应，大量利润集中于建造环节，而其他环节由于所处经济时代特征的影响仅获得有限的利润。同时，超额利润的存在和工程科技水平的低下导致绝大多数建筑企业缺乏转型升级的意识和积极性。因此，从建筑企业角度看，短缺经济时代将企业的价值创造点汇聚于建造环节，导致建筑施工企业疯狂粗放式扩张。
1.2 产能过剩时代
1984年9月，国务院的《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建筑业改革重点是放开所有制，允许集体和个人兴办建筑企业，改革建筑用工制度，实现管理层和劳务层分离，推行住宅商品化等关键环节。弊端起于粗放。1984年到1988年建筑业发展出现过快过热现象。为避免通货膨胀，1988年国家开始压缩基建投资规模，导致建筑企业过多，施工任务不足，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由于定制化特征，建筑业不存在面向广大消费者的交易市场，而是处于“一对一”的生产关系中，产能过剩问题不是指建筑产品生产过多而是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80年代中期住房制度的改革，消费者的物质需求开始大幅度增加，民用建筑尤其是住宅需求增大。特别是入世以来，由于房屋建筑的技术复杂度和资金进入壁垒都较低，地方房地产市场的飞速发展直接带动了建筑企业的大规模扩张。2014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指具有资质等级的总承包和专业承包企业）完成建筑业总产值17.67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2%，有施工活动的建筑业企业81141个，从业人数达到4960.58万人。
1.3 新常态
自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时期，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创新不足等矛盾不断凸显。受固定资产投资下滑特别是房地产调控的影响，2014年建筑业总产值仅实现10%的增长。建筑业在前期投资政策的大幅拉动后，正处于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新常态下，一般性建设项目需求发展变缓，个性需求市场的发展将更为迅猛，复杂性高端项目成为建筑企业的市场重点。而在产业价值链上则开始摆脱单纯制造向附加值高的策划、咨询服务、设计等上游环节和运营维护等下游环节延伸，技术性知识创新和集约式发展将成为未来建筑企业的战略价值抉择。横向整合方面，企业联盟、航母级企业、银企合作等增强抗风险能力的企业合作模式将在超大型建设项目中被广泛应用。
2 建筑产业价值链分析
2.1 建筑产业价值链
价值链概念是由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1985年）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企业都是研发、设计、生产、销售、配送及横向辅助工作等各种活动的集合体，其内部活动可用价值链来展现。相比企业视角，产业价值链从整个行业角度分析各个部门（环节）之间的技术经济关联和依据特定逻辑关系和时空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系形态。
由于建设项目是建筑企业利润的载体，建筑产业价值链的构建要围绕工程项目建设，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展开，纵向上对应工程建设程序，即从策划开发、勘察设计、生产制造、竣工验收、运营维护到拆除回收的“从摇篮到坟墓”全过程，横向上主要是咨询服务、材料供应、政府法定安排（例如：施工图审查、工程监理）等细分环节。产业价值链如图1所示。
自2008年以来，建筑业产值利润率一直维持在3.5%左右，建筑企业利润率低已成为影响全行业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本原因还是受到时代特征和经济大势的约束。中国的建筑企业沿袭“短缺经济”时代的印记，依旧坚持于生产制造环节，而时代的变迁、经济结构的调整及市场需求的转变却无情地将企业从价值高地拉下，催生出过度竞争的无奈，印刻着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轨迹。由于建筑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角色和“晴雨表”作用，宏观经济特征和业主需求因素成为理解建筑产业价值转移，发现利润漂移规律的关键。
2.2 价值转移分析
产业价值链上各环节所赚取的利润有所不同，某些细分市场的利润区比另一些要深，而且产业价值链上的利润区分布随着产业技术的进步和业主及消费者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2]，美国学者斯莱沃茨基把这种现象称为“价值转移”。纵观各行各业的战略价值环节，基本都是在研发和运营阶段，竞争重点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制造环节转向以知识、研发、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软件”方面。因此，建筑产业价值链越往上游利润率越高，同时下游环节利润越具稳定性和长期性。
供给短缺是计划体制下买方和卖方长期关系的加总反应。短缺经济时代，业主需求的构成主要以基本建设需求为主，一般性、类似性工程成为建筑市场的交易重点，由于技术复制性较强和资金要求较低，建筑市场形成同质化竞争格局，规模扩张成为该时期建筑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应、赚取超额利润的最重要手段。因此，在价值创造阶段，物质资料的生产制造成为行业配置资源、提高劳动效率的改革区间。《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对建筑用工制度的改革开启了第一次结构调整的序幕，管理层与劳务层的分离促使建筑企业将关注的重点放在管理体制机制的改进上，同时也推动了众多以提供劳务为主的企业成长[3]。在提高专业化效率和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建筑企业实现了价值聚焦。
到了产能过剩时代，业主对建设项目的基本功能需求退而次之，多样化、差异化、个性化需求逐渐成为主导。建筑市场开始分化为高端市场和低端市场，不同企业开始在对应战略细分市场加快资源整合，建立进入壁垒，开始以改变同质化竞争格局、提升企业市场竞争能力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结构调整[4]。这一阶段，在高端市场，由于管理难度和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国有性质为主的建筑企业开始加速整合技术研发、设计、施工等环节，在满足业主需求的同时实现企业战略价值区间的转移，获得更高的利润。现在的大型国有建筑企业已控制了大部分3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中国中铁具备对铁路建设的垄断性优势。而在低端市场，例如普通商品住宅市场，以民营性质为主的建筑企业仍旧单纯进行着施工，难以参与到设计环节。由于管理难度和技术含量不高，从成本效益原则角度看业主不具备采用一体化建造模式的动力，弱势的建筑企业在纵向上更不可能扩展其价值区间。同时，由于建设资金巨大，建筑企业常被要求垫资施工，而绝大多数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的信用贷款，经常面临如工程款拖欠等的“敲竹杠”问题。
总体而言，进入新世纪，建筑业已然从“产能短缺”进入到“产能过剩”阶段，建筑市场呈现快速分化趋势，建筑企业占领各自的细分市场，并建立市场壁垒。未来建筑市场的发展重点在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高端和低端两类市场的技术和管理特点决定了建筑企业的价值聚焦点的转移。
3 价值转移发展趋势
未来建筑业价值转移的发展趋势是进行价值整合与深化，也是建筑企业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由于工程实体建造自始至终是建筑行业最重要的角色，“价值整合与深化”要围绕施工建造环节展开，其关注点主要在行业、市场、企业三个层面[5]。行业层面关注建筑企业金字塔式结构的完善；市场层面关注高、低端市场的战略定位与加之抉择；企业层面关注纵向一体化、虚拟组织、差异化建设等。
3.1 行业结构调整
金字塔型结构是国际建筑业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一国建筑业发展水平的标志，要在第二阶段市场重组基础上更加高耸，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高[6]。未来金字塔型结构应建立四类企业模式：航母级企业、具备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小微专业承包企业。航母级企业处于金字塔顶端，是现有的特级施工总承包企业和甲级设计集团的转型方向，其价值区间在构思策划、技术研发、勘察设计、企业整合以及金融运作等高附加值环节，提高产业集聚效应以应对超大工程项目建设。具备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的工程总承包企业处于金字塔第二层级，是现有的大型施工总承包企业和大型甲级设计企业的转型方向，设计施工一体化只是该类型企业的技术支撑，而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是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专业承包企业处于金字塔第三层级，是现有中小型施工总承包企业的转型方向，引导其走专业化发展道路，支持现有专业承包企业向专（专业化）、精（精细管理）、特（独特技术）、新（创新）方向发展，不再完全覆盖建筑施工，而是通过技术、管理创新加大价值挖掘力度。小微专业承包企业处于金字塔的基层，由现有劳务工人转型而来，在两层分离基础上采用企业形式以便于技能培训和行业管理。
3.2 市场结构调整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仍将大规模推进，融资规模更将庞大。因此，基建、融资建设虽不是建筑企业唯一的价值转移方向，却成为最重要的机遇和突破口。而且此类高端市场具备技术含量高、管理难度大、资金需求巨大等特点，具备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将成为新阶段下建筑产业的价值高地，实力强的综合性或专业性企业应将业务重点往此方向转变。同样是经济新常态下，低端市场的建设项目由于其固有的工程性质和技术特点使建筑企业不具备获取高利润率的前提。低端市场成为企业竞争的红海，成本优势战略则是企业价值实现的最重要手段。技术、管理和资金实力有限的企业可在此类市场发展，成为满足基本建造需求的企业。
3.3 企业结构调整
高端市场的建设项目由于其工程技术特点和业主信息劣势的存在，建筑企业存在整合各建设程序，加强纵向一体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横向上在金融、咨询等辅助价值链环节，加强虚拟组织建设，实行联合竞争模式以加强纵横环节整合优化真正做到满足业主需求。
低端市场上，业主的强势和较低的自然不确定致使建筑企业缺乏纵向一体化建设的动力，仅专注于生产制造环节获取较低的“加工费”。有实力的企业应逐步调整业务内容，如加强与设计单位合作往高端市场拓展，或进行专业化改造，往做精做深转变，或往横向链条延伸，成为专业咨询服务企业，为非开发企业类型的业主服务。
4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筑业经历了两次价值转移和结构调整，当前，正在进行以价值整合与深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价值转移。建筑产业价值链具有独特的行业属性，受经济发展趋势和业主需求演变影响大。产能短缺与过剩、高低端市场分化等关键词是深刻理解中国建筑业价值转移的关键前提。新常态下，建筑市场要建成金字塔型结构，固化四类建筑企业，而高端市场的项目策划、技术研发、勘设等上游环节和运营维护等下游环节以及融资等辅助价值链环节成为建筑企业的战略价值区间。因此，中国建筑企业要深刻把握当前经济走势，顺应时代潮流，加快转型升级，实现企业战略价值转移。
参考文献：
[1]李海舰，原磊.基于价值链层面的利润转移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5（6）：81-89.
[2]徐波，王果英，高笑霜.论我国建筑业在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中的战略定位[J].建筑经济，2003（12）：8-13.
[3]刘哲生.建筑劳务企业资质及从业资格的思考与修订建议[J].建筑经济，2013（3）：5-8.
[4]马颖丽.建筑业企业总承包资质与专业承包资质关系探讨[J].建筑经济，2012（1）：8-11.
造价转正总结范文5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 要素价值论 国民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 劳动生产率
一、问题的提出
为了全面反映第一、二、三产业的总成果和总水平，便于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作经济比较，以及反映产业结构状况及变化趋势，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逐渐放弃了原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与社会总产值指标相联系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简称MPS核算体系，改用与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联系的国民经济账户核算体系，简称SNA核算体系。
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和社会总产值指标相比，其主要优点在于:(1)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价值(或各种产品的增加值)，而没有计人中间产品的价值，因而在它里面不包含重复计算的部分，而社会总产值指标把中间产品的价值作了重复计算;(2)它不仅计人了物质生产部门的增加值而且计人了所有服务部门的增加值，因而反映了现代产业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教育、科学技术、金融等第三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由于有这两个优点，国民生产总值被认为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水平和整体实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真实和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所以从MPS核算体系向SNA核算体系的转变，是我国经济核算领域的一次重要实践创新和理论突破。但是，在我国SNA核算体系的建立，是否意味着我国经济理论基础发生转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劳动价值论失去了在我国的基础理论地位?是否要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的指导地位，重建价值理论体系?SNA核算体系能否在劳动价值论的范围内得到释解?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和争论。本文提出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批评指正。
二、对几种代表性观点的述评
本文首先对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作一简单述评:
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没有必要为SNA提供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基于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有作者说:“在我们看来，为了进行国际比较，采用SNA进行国民经济的统计核算是必要的，但是，正如吴易风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给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提供劳动价值论基础。’钱(伯海)先生说吴易风同志把话‘讲绝了，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看来，钱先生也好，(钱先生的)20位博士生也好，都是在为找到‘一点儿回旋余地’而努力。但是，因为SNA的理论基础和劳动价值论是根本对立的，要想为SNA建立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就像马克思说的，是‘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还必需指出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经过一百多年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其本身也早已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是想怎样‘解释’就可以怎样‘解释’，想怎样‘改造’就可以怎样‘改造’的。”
上述观点是作者在批评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时提出的。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了封闭的理论体系，阻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通道，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发展了的社会现实面前的说服力，正好为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者提供了口实。晏智杰教授就说:“如果SNA制度的理论基础不是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真如上述作者所言，那么SNA这种制度本身也必定不会是正确的了;既然不正确，当然就应予以否定或取消，并恢复原先的基于劳动价值论的MPS制度，或者，除了‘进行国际比较’以外，不能容许将SNA用于其它方面，等等。但是这样一来还有一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如果这种核算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不科学的，那么基于这种理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比较’还能是可靠可信的吗?结论当然也应当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与SNA核算体系是不相容的，说明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劳动价值论已经失去了令人信服的解说力，应该用西方经济学的多元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重塑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晏智杰教授认为，从MPS到SNA核算体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从传统的一元劳动价值论转向同它对立的多元要素价值论，这“无疑于一场思想革命”。SNA制度就是多元要素价值论的体现和运用，“要求现代SNA制度体现劳动价值论的要求，哪怕是扩大的或发展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不能说决不可能，至少是很不现实的。
其实，SNA核算体系与MPS核算体系相比，只是拓宽了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把第三产业服务行业也纳人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由此导出多元要素价值论，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晏智杰教授为了肯定他的多元要素价值论，硬要把SNA核算体系与要素价值论结合在一起，把MPS核算体系与劳动价值论结合在一起，认为即使扩展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也无益于弥补劳动价值论的缺陷和不足，以至得出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但是遗憾的是晏智杰教授在他的文章中也并没有拿出多少令人信服的论据，来说明SNA制度与要素价值论一定就是相容的，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造价转正总结范文6
关键词：锻造高效能内审价值链
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工作与咨询活动，它以系统的、专业的方法对风险管理、控制及治理过程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和改善，从而帮助组织实现其目标。”该定义准确地阐明了内部审计监督的价值功能定位；系统地涵盖了审计监督内在的价值信息、外在的价值效能和潜在的价值转化循环。我们认为，这种内部审计价值目标的真正实现，不是内审部门单一组织的价值活动，而是审计主体与审计客体双方、多方各价值链条上的诸种构成要素，通过一系列工作环节的有机整合、良性互动和循环递进，从而得以实现其价值效能的最大化，并在其价值创造的过程中完整地呈现出链式结构形态。就商业银行的内部审计监督而言，价值链的概念应是我们事物价值形成机理、态势及其多层次结构形式和管理模式的重要理论方法。
应用这一理论方法来分析，价值是主体与客体良性互动的产物，主体是价值形成的动因，是价值创造、价值转化的主导因素。在价值链系统中，内部审计主体与客体之间，应当通过既相互独立又有机联动的系列化价值活动，来促使内部审计监督的价值效能在微观（基层行层面）、中观（省直行层面）和宏观（总行层面）领域最大限度地实现层级递进和循环增值。作为商业银行的各级领导和垂直管理的内部审计部门，都应高度重视内部审计监督过程中的价值导向、价值定位、价值调控、价值转化和价值增值，努力在更新审计理念、转变思维方式、调整工作模式、创新管理机制、加强质量控制、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追求内部审计监督效能的最优化和整体价值的最大化。笔者认为，锻造高效能的内部审计价值链，应在以下三大层面进行科学的价值调控和正确的路径选择：
其一，锻造高效能的内部审计价值链，必须更新审计理念，致力于以财务合规为导向的传统审计向以风险为导向的现代审计转变，通过改革审计计划管理和项目决策上的科学统筹，追求内审价值的最大化。任何组织都要从自身的职能性质出发，来确定符合其根本利益的价值取向目标，并做出最富有价值意义的行为选择。内部审计体制改革后，要求审计部门必须站在完善公司治理和强化内部监控的高度，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好审计职责。这就要求审计部门必须以总行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作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并据此制定本部门的年度工作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这对日后每一时期的审计实践活动都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导向作用。为此，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地适应总行发展战略转型，更新审计理念，创新管理机制。在改革审计计划管理方式方法上，我们应转变以账项基础审计为主，以财务合规为导向的单向性低功能的传统审计方式，要学会站在高端（即站在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经理层的高度进行换位思考与决策），以全国、全地区系统发展趋势的正负走向为参照系，在对监管区内各营业机构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运用风险技术审计，通过被审计事项的重要性水平和内控制度测评方法，对监管区内审计对象进行系统化的风险排序，以风险为导向，科学合理地确定重点营业机构（高管人员）、重点业务条线、重点经营产品、以及重点资金流的具体审计项目，抓住各级高层领导和广大员工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和系统内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风险问题，明确其重点审计内容，并统筹设计好上下结合、点面结合、条块结合、现场与非现场结合，以及年度与周期审计相结合的内审工作布局，以促使内审价值目标的完整实现。总之，从内审计划伊始，就找准最能体现最高价值目标和最优监督效能的审计切入点，这是锻造高效能审计价值链上的最关键环节。
其二，锻造高效能的内部审计价值链，必须调整审计监督模式，致力于对机构的低层次静态审计向各业务条线与重点机构（高管人员）有机结合的动态审计转变，通过在较高层次上有效开展后续跟踪、循环滚动性的全过程审计监督，追求内审价值的最大化。一般来讲，通过审计检查发现问题，依法作出审计评价揭露问题，实施责任追究跟踪整改，这是内审工作不可或缺的三个基本环节，并构成一套完整的循环价值链。检查发现并揭示问题属于监督手段（即生成体现审计功能的价值信息），抓好整改和责任追究，促进加强管理提高效益属于监督目的（即通过一定覆盖面的彻底整改，高效转化审计价值）。如果内审监督通过检查不能发现应该查出的风险问题，或者虽然发现问题却不能按规定揭露评价问责，那么，这种内审监督就是毫无价值意义的“无用功”，甚至还会对组织产生“负价值”；如果内审监督能够检查揭示评价具有一定深度的风险问题，但不能实施到位且有效的整改和责任追究，那么，这种内审监督的价值链就形成了“断环”，等于生产了“半成品”，结果产生不了应有的使用价值效能；如果内审监督仅局限于某几个基层营业机构的低层次覆盖，仅满足于周而复始地查凭证、翻账簿、看报表等事后性“查错纠弊”，而不能对重点被审计事项的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进行有效的动态风险监控，并在较高层次和较大区域内产生系统，那么，这种内审监督也仅能产生某些微观价值，而不具有宏观价值效应。
基于上述内审价值观念，我们认为，任何经营管理活动及其资源配置行为都是作为过程存在的。因而，开展对重点审计项后的连接性后续跟踪审计，对重点审计对象制订实施年度、中期、长期的审计项目滚动计划，既能从的角度查深查透存在的，又可系统剖析问题形成的主客观原因及走势，从而有助于在每个审计时段都能提出更有针对性，并产生更大价值力的审计整改建议，这应是内部审计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