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学概论论文范文1
关键词 教学内容 课程体系 畜牧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畜牧学是研究与畜牧业生产有关的知识理论和技术的科学。主要包括各种畜禽及经济动物的遗传育种、饲料营养、繁殖、饲养管理、草地与饲料生产、环境卫生、畜产品加工等学科内容。本课程主要针对草业科学专业草业经营方向的大三学生设置，作为草业科学学生大学期间仅有的两门与动物相关的课程之一，畜牧学在整个草业科学课程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通过本课程学习，对于草业科学专业本科生了解畜牧业的地位和作用、国内外畜牧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畜牧生产的基本理论和技术以及草业学生扩宽知识面，促进专业学习等具有重要作用。该课程是从事畜牧业的基础课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了解畜牧业特点，通晓畜牧业基本理论和知识，为学生从事畜牧业和草业相关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畜牧学课程涉及内容较多，但学时较少，仅有34学时，要在有限的学时内完成学科知识的讲授并使学生理解接受并在以后工作中灵活运用，挑战性较大。本课题组在授课过程中，不断更新整合课程教学内容，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课程体系并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本文结合本课题组近几年的授课经验，全面阐述了教学内容和设计思路，并分析该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现状和存在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就提高畜牧学教学质量提出了改进建议，以期为该课程的进一步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1 教学内容及教学思路
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岳文斌主编的畜牧学，课本中相关知识有十章，且第七章 牧草生产与草地管理和第十章 动物生产技术与其他专业课程有一定的重复，根据教学实际，在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教具等进行科学的设计，才能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畜牧学课程作为草业科学草业经营方向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在制定大纲时，要根据专业需求，合理安排课时，要做到重点突出和避免重复，本限选课程因为课时较少，且家畜饲养学和饲草加工与贮藏两门相关课程与畜牧课程部分内容重叠，故把畜牧学授课内容综合成以下几个章节：绪论、饲料营养物质及其营养价值评定、饲养标准与动物营养需要、家畜育种、家畜繁殖、家畜环境控制与防疫卫生、畜产品加工七个章节。
1.1 绪论的设计与主要内容
2学时，主要使学生了解当前国内外畜牧业发展的现状，了解畜牧业的地位和作用。调动学生对本课程的学习兴趣。本章节是课程的第一次课，课堂设计30min做课程说明。首先向学生详细说明学习畜牧学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所用的教材和主要参考书、学生必须完成的作业、考试的方法、评分的标准等。其次阐明畜牧业在国民经济和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畜牧业与草业专业的关系及对草业专业发展的影响，并结合近年来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状况让学生明白学好畜牧学课程对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本次课程结束前，安插一个15min左右的关于我国畜牧业发展现状的视频，用于激发学生学习畜牧学的兴趣，课后布置小作业：“了解新疆畜牧业发展现状”。
1.2 第一章：饲料营养物质及其营养价值评定
4学时，主要使学生掌握动物消化道的结构及特点、动物对饲料的消化方式以及饲料中主要营养物质成分及其营养功能。这部分内容是进行畜牧学学习的基础，后面的许多知识点都与此章节相关，因此要使学生扎实此部分内容。授课过程穿插大量视频和图片，使学生更好理解和掌握重点知识。课后布置专题任务“反刍动物和非反刍动物消化道结构的异同”。
1.3 第二章：饲养标准与动物营养需要
6学时，主要讲解饲养标准、营养需要的概念和衡量指标，使学生灵活掌握不同状态（包括：维持状态、生长育肥状态、繁殖状态、泌乳状态、产毛状态、产蛋状态等）下动物的营养需求量，让学生学习并理解营养需要在实际生产中的意义和作用。本章节在授课过程中安排一次学生总结授课，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加深学习印象，加强学习效果。
1.4 第三章：家畜育种
6学时，通过图片、影音资料加以讲解，主要内容包括家畜的品种、畜禽生长发育的测定和计算、家畜的选种与选配、品种选育与品系繁育、生物技术在育种中的应用等内容。本章需要学生熟练掌握家畜的品种，生长发育的基本规律，选种原理和选配原则，掌握杂种优势利用，了解育种工作的组织与措施。本章主要结合国内外最近的研究进展，介绍最新的科学技术，使学生全面理解和掌握家畜育种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了解本领域的研究进展，为今后开展相关工作奠定基础。课后布置作业，让学生通过网络自学华中农业大学国家精品课程“家畜育种学”。
1.5 第四章：家畜繁殖
6学时，主要讲解家畜生殖器官及其功能、家畜的生殖生理特点、家畜的繁殖技术、胚胎工程技术等内容。通过本章学习，让学生掌握家畜生殖器官及功能、母畜、排卵、妊娠及分娩的机理；掌握生殖激素、生理、人工受精技术及主要环节。通过学习，可以让学生了解繁殖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让学生掌握繁殖学的主要内容，了解繁殖学近年的发展状况，同时提供一些国内外畜牧业权威网站列表，方便学生课后查阅相关信息。在本章的授课过程中穿插大量的视频演示，方便学生理解。课后让学生通过网络自学国家精品课程“家畜繁殖学”。
1.6 家畜环境控制与防疫卫生
6学时，主要讲解畜舍内环境的改善与控制、畜牧场的设置与场内布局，畜牧场环境保护和卫生防疫。畜舍采光的测定，计算与评价，畜舍通风的设计与通风效果评价，畜舍消毒技术等，使学生能够按照家畜生理和行为的需要，并考虑社会和经济条件，为家畜创造良好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充分发挥家畜的生产力，预防疾病，将一些基本技能融会贯通，灵活应用于实践和工作。课后布置专题作业，“设计一个畜牧场”。
1.7 畜产品加工
4学时，主要讲解内容包括乳、肉、蛋和皮及其制品。通过实践教学，培养学生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通过本章学习，使学生熟悉各类乳制品、肉制品加工技术，了解乳品、肉品和蛋品科技与加工行业的国内外最新动态及进展，通过后续安排的室内实习，培养学生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扩宽学生知识面。课后让学生通过网络自学南京农业大学精品课程“畜产品加工学”。以上四次课后作业、三次自学作为课程成绩评定的一部分。本课程结束后安排一天的实习，主要参观乌鲁木齐周边的奶牛场、养殖场、乳制品厂等，让学生亲身体验教学内容，在实践中运用所学理论知识。
2 教学资源建设
2.1 教学资源建设
经过 5 轮授课，本课程小组已经建设了较完整的多媒体课件、电子教案以及一个与章节配套的视频包；本校于去年建成网络课程平台，利用此平台，建设了畜牧学的网络课堂。网络课堂的内容涵盖较多，如课程简介、课程公告、课程特色、教学大纲、教学录像、授课教案、电子讲义、多媒体课件、教材教参、教学队伍、教学日历、课外知识汇集、互动栏目等多项内容。
2.2 教材选用与建设
从当前来看，立体化教学资源中较欠缺的是配套教材。已出版的《畜牧学》（岳文斌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2），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畜牧学通论》（第2版）（王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全国高等农林院校“十二五”规划教材之一《畜牧学概论》（第2版）（李建国主编，中国农业出版社，2011）等各有侧重，并不完全适合本课程的讲授。本课程的特点是对畜牧业进行了解性介绍，对畜牧生产等内容进行深入介绍，特别关注草业科学和畜牧业结合紧密的内容。根据课程要求本课程选用的教材为岳文斌主编的《畜牧学》，同时选用李建国主编的《畜牧学概论》（第2版）为主要参考书目。根据教学内容的调整和教材的更新，下一轮授课可能采用王恬主编的《畜牧学通论》（第2版）作为本课程教材，目前正在论证中。另外利用学校网络课堂平台，将课程的详细教案公布在网络中，供学生参阅；并列出参考书目，要求学生借阅。
3 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3.1 丰富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
选修课程的教学存在一些通病，比如选修课程的考核方式一般以考查为主，或是开卷考试，学生们会“选择性”听课，不利于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因此，课堂上应采用变化的教学方法，这样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吸引学生注意，从而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例如，第一轮授课调查时，学生普遍表示希望现场参观养殖场或畜牧场，增加感性认识，但考虑学时、经费以及与后续其他实习课程的重复，不适宜安排现场参观。在第二轮授课时，通过增加相关视频的方法，如CCTV-7的“农广天地”节目，通过对国内大型养殖场的介绍，可满足学生对畜牧场的直观认识，所花时间少，效果好。
3.2 多渠道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本课程是畜牧业入门学习课程，知识点多，涵盖畜牧业的各个方面，学时仅有34，故应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自学积极性，开展课后学习。比如，可以根据课后“你的生活是否与畜牧业相关”调查，为学生设计自学的模式，如对畜牧深加工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应鼓励其通过选修学校相关专业的课程或自学的形式，增加食品等专业方面的知识。
3.3 正确引导，促进就业
课堂的正确引导对促进学生在畜牧行业就业有很大帮助。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业和我区畜牧业的高速发展，亟需具有相关学历背景的畜牧业人才，这对于拓宽草业科学专业学生的就业渠道也具有很大帮助。课堂中正确的引导，不仅有助于学生建立客观的就业观，提高就业率，而且有益于我区草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能在相关行业就业，就会使得多数学生不会转行，不会觉得学无所用。本校自1964年起就有草业科学（草原）专业毕业生，基本每年都有学生进入畜牧行业，目前来看在畜牧行业工作2年以上的学生基本可以获得较好的劳动报酬。因此，课堂中可以引用毕业学长或业内人士的成功经验，激励学生热爱专业，投身专业。
4 当前教学中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畜牧学概论论文范文2
关键词：新时期；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绿色养殖
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人们的生活品质逐渐提高，对物质方面有了更高的需求，因而畜牧绿色养殖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加强绿色养殖技术的使用，能够有效提高农产品的质量，保障食品安全。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时，有效提升畜牧生产的经济效益，因而在现阶段的畜牧业发展中，要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使用。在绿色养殖技术推广的过程中，由于推广的力度不足，推广人数较少，使得大部分的养殖户缺乏对绿色养殖技术的正确认识。而在养殖工作开展过程中，养殖户更加注重其整体的经济收益，没有充分考虑到绿色养殖技术对其养殖工作带来的积极影响，缺乏对绿色养殖技术的科学合理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环境的污染程度，难以有效提高畜牧养殖的质量。而为了实现我国畜牧养殖业的高效可持续发展，要全面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1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概述及意义
1.1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概念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是指在畜牧养殖的过程中综合考虑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科学的选址，建立养殖场，而在动物养殖的过程中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根本前提，加强现有资源的使用，完成相应的养殖工作。而在畜牧养殖活动开展过程中，为了达到其最终的目的和效益，要加强各种畜牧养殖技术和方法措施的有效结合，利用更加绿色环保的方式，有效提升畜牧养殖整体的质量。总的来说，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是指在绿色观念引导下来进行畜牧养殖。而在整个养殖活动开展过程中，要深入贯彻落实绿色环保理念，充分考虑到食品的安全性以及人们的生命健康，选择合适的养殖技术，有效提升养殖的质量。
1.2 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对影响意义
1.2.1 保障食品安全在畜牧养殖活动开展过程中，为了有效提升养殖的效果，保障肉质，通常情况下会使用一些兽药和激素，加快动物的生长速度，提升动物产量，以此达到优化畜牧业经济综合效益的目的。但大量的使用兽药和激素，会埋下一定的安全隐患，难以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同时还会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倘若人类长期摄入兽药和激素，长时间的积累，将会出现功能性的障碍，使得人体的各项机体功能逐渐退化丧失。在畜牧养殖业的发展过程中，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使用，能够有效提高动物产品的安全性，尽可能减少动物兽药激素的摄入，降低人类摄入的风险，在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保障人们生命健康的同时，有效保障食品安全。1.2.2 加强环境保护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许多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环境，同时还危及到了人们的生活安全。而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渐上升，对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有效满足人们对环境的需求，在现阶段的畜牧养殖业发展过程中，要降低污染排放量，贯彻落实环境保护政策，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而通过采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采用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废物处理。通过二次利用，在提升资源利用率的同时，尽可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是从自然有机绿色生态等多个方面入手的，其工作的重点是如何在推动畜牧养殖业发展的同时，全面加强生态环境建设。而通过采用绿色的养殖方式，有效降低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加强资源的节约和保护。
2 畜牧养殖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受到传统畜牧养殖观念的影响，在当前的畜牧养殖活动开展过程中，仍旧沿用传统的养殖方式来开展相应的养殖工作。不仅加速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难以有效提升畜牧养殖的整体质量和效果，不利于提升畜牧养殖业发展的效率。在畜牧养殖工作开展过程中，由于养殖户缺乏对先进知识，技术的学习，在畜牧养殖活动中仍旧沿用传统的养殖方式，缺乏技术创新，难以全面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难以有效提升养殖户的经济收益。为了保障动物能够正常生长，在畜牧养殖活动中，过量的使用，激素和药物，难以有效保障食品安全，严重危及到人们的生命健康。而肆意的排放废弃物，加速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危及到人们的生存空间。因而在现阶段的养殖活动开展过程中，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在提升养殖户经济收益的同时，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3 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推广的策略
青海是一个农牧业大省，在畜牧养殖活动中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通过建立特色产业，有效提升畜牧养殖的整体效果。目前，青海地区已经成为了我国最大的有机畜牧业生产基地。而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过程中，要综合考虑到青海地区畜牧养殖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选择合适的推广方式，充分利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优势，有效带动青海地区畜牧养殖业的发展。
3.1 强化观念宣传，增强养殖户思想观念
在青海地区畜牧业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实现畜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要进一步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观念的宣传，不断增强养殖户的思想认识。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得养殖户能够充分认识到绿色的推广价值和实际意义，在养殖活动中以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使用，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2 ］。由于受到传统畜牧养殖规模概念的影响，大多数养殖户缺乏对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正确认识，在养殖活动中认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并不实用，在短时间内难以提升其经济效益，同时对环境的保护工作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出现该现象的原因，则是因为大部分的养殖户缺乏绿色观念，在养殖活动开展过程中，缺乏对先进知识和概念的学习和理解。为了全面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在青海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中，要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植入和灌输，不断强化养殖户的绿色概念。加强绿色概念的宣传，有效增强养殖户和当地人们自然生态意识，更加关注绿色食品的发展，关注食品健康。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让养殖户能够意识到绿色概念对畜牧养殖活动带来的积极影响和经济收益，不断增强养殖户的生态保护意识，在畜牧养殖活动中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使用。
3.2 做好防疫宣传，实现绿色畜牧养殖
在畜牧养殖业发展过程中，为了全面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要加强防疫知识的宣传，在畜牧养殖活动开展过程中，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疫病防范，有效避免出现流行性疾病，提升畜牧养殖的整体效果。对于规模化的养殖场来说，在养殖活动开展过程中，一旦出现大面积的流行性疾病，将会严重危害动物的健康，同时还会严重损害养殖户的经济收益。绿色环保的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在现阶段的畜牧养殖活动中，绿色畜牧养殖观念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国畜牧业的工厂化和规模化发展［3 ］。为了有效降低动物患病的风险，加强疫病防治，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使用能够有效提升疫病防治的效果，在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尽可能降低流行性疫病对畜牧养殖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因而在畜牧养殖活动中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宣传，不断提高养殖户的防疫意识，提升绿色畜牧养殖的效果。在宣传过程中，还可以借助微信，互联网等新媒体开设网络教学，帮助养殖户形成绿色经济发展观，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3.3 加强队伍建设，合理使用畜牧养殖技术
由于受到传统畜牧养殖观念的影响，在畜牧养殖业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管理体系。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和使用，要通过规范化的管理，有效带动畜牧业的发展。因而在青海地区畜牧业发展过程中，要构建完善的绿色养殖队伍，在优化畜牧养殖产业效率的同时，有效提升畜牧养殖的整体品质［4 ］。而通过建立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养殖管理队伍，保持科学发展观，以先进的理论基础和技术设备作为保障，有效解决养殖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带动畜牧养殖业的发展。由于我国绿色畜牧养殖观念形成较晚，在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其他国家先进的技术和观念，不断提升我国绿色畜牧养殖技术水平。而通过绿色畜牧养殖技术观念的植入，综合我国畜牧业发展的实际状况，选择合适的推广技术，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实现青海地区畜牧养殖业的绿色化改革。
4 结语
总之，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畜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畜牧业发展过程中，为了结合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做到绿色养殖，要加强关键知识和技术的学习，加强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通过有效的宣传，加强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并建立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有效带动青海地区畜牧养殖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井藤达.绿色畜牧养殖技术的推广意义和推广策略分析[J].农民致富之友，2019 （10 ）：71.
[2]曹瑞行，张达斌，潘文新.如何更好推广绿色畜牧养殖技术[J].兽医导刊，2018 （4 ）：4.
畜牧学概论论文范文3
关键词：新疆；现代畜牧业；路径
中图分类号：S8-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73X（2016）02-0059-01
生态保护在二十一世纪变得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建设还是产业能力增长，都不能忽视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开发。而在中国新疆地区的草地畜牧业已经开始出现草地面积大规模退化的现象，寻找现代畜牧业的新型发展路径刻不容缓。我国新疆地区一直是畜牧业的产能大省，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对传统畜牧业的冲击，传统畜牧业的一些客观弊端不断暴露出来，经济增长方式滞后、科技水平与当今经济不符以及产业的动能逐渐降低等。
1 现代畜牧业的经济内涵
现代畜牧业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含义：它是指畜牧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才出现的，就是说它是在现代科学和现代工业技术应用于畜牧业之后才出现的；是指现代畜牧业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其内容和标准将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进步，现代畜牧业的内涵也会不断的扩大 。
现代畜牧业就是在传统畜牧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用现代畜牧兽医科学技术和装备及经营理念武装，基础设施完善，营销体系健全，管理科学，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质量安全，优质生态、高产高效的产业。以布局区域化、养殖规模化、品种良种化、生产标准化、经营产业化、商品市场化、服务社会化为特征。以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系统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畜牧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应用现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方法与手段，开展集约化条件下的畜牧业生产体系中经济与生态良性循环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全面而又系统地进行畜牧业生产活动，使畜牧业生产向着高产、优质、高效和稳定协调的方向发展。
2 现代畜牧业的意义
整个世界经济体制都在变革，原有的传统经济体暴露了很多经济上的弊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已经跟不上当今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便为新型的现代畜牧业提供了发展空间，要求原有的小型个体生产要逐步转换脚步融入到发展迅速的大型经济市场，要求原有的脱节的经济链条要重新扣紧，形成系统规范的产-销一体经营模式。畜牧业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发展滞后，固步自封的发展模式。作为连接工业和农业的中间链条，畜牧业发展要真正思考新型经济下的发展步伐，才能产生与时代同轨的经济效益。
3 新疆地区发展现代畜牧业的对策
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尊重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能不顾现实的超越，更不能消极滞后。实现新疆从畜牧业大区向强区的转变，打造全国最强的畜牧产业体系，建成最重要的优质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充分发挥畜牧业在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中的支撑作用，新特的自然资源、人文环境是优势，发展现代化是方向，科学技术是支撑，保持和发扬区域特色是关键，强化政策措施和组织领导是保障。
首先，要重视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就当今社会经济体制而言，有机畜牧业不仅能最大化的优化产业结构体系，也能真正意义上改善畜牧业所带给土地的压力，缓解一直存在于家畜饲养和草地利用之间的矛盾，而且这样的经济机制也能很好的诠释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与环保的有机结合。并且，就我国经济而言，有机商品市场的前景越来越好，市场潜力越来越大，这也是有机畜牧业的重大商机。积极促进有机畜牧业在新疆地区的发展能合理的拉动地区经济增长，优化产业模式。因此，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和扶持是建立健全新疆畜牧业发展的路径之一。
其次，当今社会已经大规模引进“标准化”一词。各行各业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标准化企业文化，标准化流程、标准化手续、标准化企业礼仪等。而现代畜牧业也同样需要标准化的行业要求，地区应全面推行标准化的畜牧业养殖。在现有畜牧业中树立行业的标杆效应，规模化标准化的完成产业链的构建，大规模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将标准化的规模养殖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动力，逐步树立产业的品牌效应，联动效应，最大程度的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
畜牧学概论论文范文4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畜牧学概论论文范文5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推动《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兽药GMP）的实施，规范兽药GMP检查验收工作，制定本办法。第二条农业部负责全国兽药GMP管理和检查验收工作；负责制修订兽药GMP检查验收管理规定；负责兽药GMP检查员队伍建设和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国际兽药贸易中GMP互认工作。第三条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申请兽药GMP检查验收的生产企业的初审工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兽药GMP培训、业务指导、日常监督管理及跟踪检查工作。第二章申报与审查第四条新建、改建、扩建和进行GMP改造的兽药生产企业及新建、改建、扩建和GMP改造兽药生产车间的兽药生产企业，应当按规定指出兽药GMP检查验收申请。新建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须在筹建前向农业部提交筹建申请报告，经批准后，按兽药GMP要求设计和建设。第五条申请兽药GMP检查验收的企业应当按规定填写《兽药GMP检查申请表》，并按以下要求报送书面及电子文档各一式三份：（一）新建企业和新增产品剂型的企业1．立项报告、项目批准文件及企业概况；2．拟生产兽药类别、剂型及产品目录；3．企业组织机构图（须注明各部门名称、负责人职能及相互关系）；4．企业负责人、部门负责人简历；专业技术人员及生产、检验、仓储等工作人员登记表（包括文化程度、学历、职称等），并标明所在部门及岗位；高、中、初级技术人员占全体员工的比例情况表等；5．企业周边环境图；总平面布置图；仓储平面布置图；质量检验场所平面布置图及仪器设备布置图；6．生产车间概况及工艺布局平面图（包括更衣室、盥洗间、人流和物流通道、气闸等，人流、物流流向及空气洁净度级别）；空气净化系统的送风、回风、排风平面布置图；工艺设备平面布置图；7．拟生产兽药产品的工艺流程图、主要过程控制点和控制项目及产品生产、质量管理文件；8．生产的关键工序、主要设备、制水系统及空气净化系统的验证情况；检验用仪器仪表、量具、衡器校验情况；9．农业部认可实验室出具的洁净室检测报告书（报告书有效期限6个月）；10．兽药GMP管理文件和各种记录、凭证样张；11．生产设备设施、检验仪器设备目录（注明规格、型号、主要技术参数）。（二）改建、扩建和进行GMP改造的企业除提供第五条的3至11项材料外，尚须提供以下材料：1．《兽药生产许可证》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2．企业自查情况（包括企业（车间）概况、GMP实施情况等）；3．已获批准生产的产品目录和产品生产、质量管理文件及产品标准执行情况、产品批准文件（包括产品批准文号批件、质量标准的复印件等）；4．兽药GMP运行状况及生产、检验等各项记录（三个月以上）准备情况的报告。第六条申请企业将兽药GMP申报材料及申请表上报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收到材料后的20个工作日内完成对材料的初审和对申请企业的预检查，填写初审意见表。对通过预检查的，在10个工作日内将申报材料、申请表及初审意见表一式两份上报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对未通过的，在完成预检查的5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企业。第七条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在收到申报材料的20个工作日内完成材料的技术审查工作。对通过技术审查的，组织开展现场检查验收工作。经技术审查不合格的，书面通知申请企业4个月内补充有关材料，逾期未报送的按退审处理。第三章现场检查第八条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对经技术审查确定为符合要求的申请企业和企业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发出“现场检查通知书”，确定检查人选、现场检查方案，组织现场检查验收。第九条检查组成员由农业部畜牧兽医局从农业部兽药GMP检查员库中选派，必要时，可临时聘请有关专家参加检查验收工作。检查组一般由3至7名检查员组成，设组长1名。组长由农业部畜牧兽医局指派。申请企业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和兽药监察机构可各选派1名工作人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检查组的有关活动，但不参加评议。第十条现场检查召开两次会议，必要时可召集临时会议，会议由检查组组长主持。首次会议应确认检查范围、检查路线、落实检查日程、宣布检查纪律和注意事项。申请企业应提供相应的资料，如实介绍有关情况，并指派联系人负责向检查组介绍现场情况及答疑。第十一条检查组应当严格对照兽药GMP及《兽药GMP检查验收评定标准》进行检查，必要时应予以取证，并对申请企业（车间）有关人员进行技能操作、技术基础理论和有关兽药法规、兽药GMP基本要点的考试、考核。第十二条根据工作需要检查组组长可以召集临时会议，各成员应当汇报各自的调查取证情况，对检查发现的缺陷项目及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必要时应当听取申请企业的陈述及申辩。第十三条检查组成员应当如实记录检查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检查组组长应当组织综合评定，填写缺陷项目表，作出“推荐”、“推迟推荐”、“不推荐”的综合评定结论，撰写现场检查报告。缺陷项目表应明确存在的问题、具体的整改意见。现场检查报告必须客观、真实、准确地描述申请企业实施GMP的概况以及需要说明的问题。现场检查报告和缺陷项目表须经检查组所有成员签字。综合评定期间，非检查组成员应当回避。第十四条末次会议由检查组组长召集，会议议题是向申请企业宣布综合评定结论和缺陷项目、整改意见。申请企业可就综合评定结论和缺陷项目发表意见，必要时检查组应将申请企业书面意见上报农业部畜牧兽医局。第十五条现场检查报告和缺陷项目表由检查组、申请企业、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分别保存。第十六条现场检查时间一般为2至4天，根据具体情况可适当延长。第十七条兽药GMP检查分为动态检查和静态检查。对新建企业（车间）和新增产品剂型的进行静态检查验收，对改建、扩建和进行GMP改造的企业（车间）进行动态检查验收。对兽药GMP动态检查作出“推荐”综合评定结论，但存在一定缺陷尚须进行整改的，由申请企业提出整改计划并组织实施，由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整改意见落实情况的监督、核实，并向农业部畜牧兽医局上报整改落实情况的报告。对兽药GMP静态检查作出“推荐”综合评定结论，但存在一定缺陷须进行整改的，申请企业应在检查工作结束后的30日内将整改方案分别上报农业部畜牧兽医局和省级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第十八条对作出“推迟推荐”综合评定结论并提出整改意见的，由农业部向申请企业发出限期整改通知书。申请企业完成整改工作后应向农业部畜牧兽医局提出申请，由农业部畜牧兽医局派遣兽药GMP检查组针对缺陷项目、整改意见进行现场检查，检查组应在完成检查工作后的10个工作日内向农业部畜牧兽医局提交现场检查报告。第十九条对作出“不推荐”综合评定结论的，由农业部发出检查不合格通知书，自发出通知书后的6个月内不再受理该企业的兽药GMP检查验收申请。6个月后再次提出申请的，按照本办法第二章、第三章的规定办理。第四章审批与发证第二十条检查组组长应当在检查工作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将现场检查报告、缺陷项目表、评定标准原始记录和其他有关材料一式2份上报农业部畜牧兽医局。第二十一条对作出“推荐”综合评定结论的，农业部在收到检查组上报的材料和企业提供的整改报告或整改方案后的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公告，核发《兽药GMP合格证》；对作出“推迟推荐”综合评定结论的，农业部在收到检查组上报的材料和完成对缺陷项目整改情况检查工作的2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公告，核发《兽药GMP合格证》。第二十二条《兽药GMP合格证》的发放范围分为企业、车间，状态分为静态、动态，静态和动态《兽药GMP合格证》的有效期分别为一年和五年。通过动态检查验收的企业应当在《兽药GMP合格证》有效期满前6个月提出复验申请，并按原申报程序履行兽药GMP申报手续。通过静态检查验收的企业应当在《兽药GMP合格证》有效期满前3个月提出动态检查申请，检点为兽药GMP运行状况、整改落实情况和各种记录等。第二十三条有效期内变更《兽药GMP合格证》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在变更后的30日内向发证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第五章检查员管理第二十四条兽药GMP检查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二）熟悉兽药管理的有关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三）具有医药、兽医或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从事兽药管理、兽药监察或科研教学工作5年以上；（四）正确理解和掌握兽药GMP条款，准确运用兽药GMP检查标准；（五）身体健康，能胜任现场检查工作，无传染性疾病；（六）能服从安排，积极参加兽药GMP检查验收工作。第二十五条兽药GMP检查员由所在单位推荐，并应当经农业部组织培训考核合格，获得《农业部兽药GMP检查员培训合格证书》。第二十六条兽药GMP检查员必须遵守兽药GMP现场检查纪律，对不能遵守纪律，不能正常履行其职责的，一年内3次以上不能参加检查验收活动的，农业部将对其予以解聘。第六章附则第二十七条本办法由农业部负责解释。第二十八条本办法自2003年6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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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疆要使畜牧业在农业中占主导地位，建设现代化畜牧业，必须抓住草业这个关键，而且要按钱学森院士提出的草业理论和实际去执行和完善。草业要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去组织、经营和管理，建立草地科学经营体系。新疆发展草业要因地制宜，兴办草业龙头企业，把草料加工办成大企业，改变草地经营“大锅饭”状况，加大对草业的投入，并培养草业科技、经营队伍。
1新疆农业产业结构的重大调整
2002年8月301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召开畜牧工作会议，对农业产业结构作出了重大调整，决定把新疆农业结构从种植业为主导地位改为以畜牧业为主导地位，并要把传统畜牧业过渡到现代畜牧业。在《关于加快现代畜牧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畜牧业是当前面对国内外市场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大力发展畜牧业，是当前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最有效途径”。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是总结我区几十年农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国内外成功的经验，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等条件，特别是市场经济的需求而作出的决策。发展新疆畜牧业，已经是势在必行。
2新疆发展畜牧业的基本条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基本条件
新疆是我国的重要牧区之一，有草地(有效)面积4860．68万ha，占土地总面积的34．4％，占全国草地总面积的21．7％，占全区绿地面积的86％；草地分布在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和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边缘及河流沿岸；草地季节利用明显。全疆约有70％以上的牲畜不同程度在草地放牧，包括四季、三季或二季在草地放牧。另外，还有几千万亩的农林副产品可以利用。
2．2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四季草地不平衡，草畜矛盾尖锐，尤其是冷季饲草不足据测，草地载畜能力只有3，202．77万头(只)，但至20世纪末，我区牲畜已达4，525万头(只)，远远超过载畜能力。
2．2．2天然草地退化13逐严重据测普遍退化已达85％，其中严重退化的高达37、5％。表现草质变劣，植被变稀，草层变矮，产量减少50％。
2．2．3草地长期投入不足，建设缓慢牧业、草业的投入只占全区投入的l％左右，占大农业投入的7％～8％，但牧业产值占大农业的25％左右。正如原农业部部长何康视察新疆牧区时所说“三多三少”现象，即产出多，投入少；要得多，给的少；讲得多，落实少。
2．2．4盲目追求牲畜存栏头数有专家认为，新疆牲畜头数的增加，实际是掠夺式侵占草地而取得的。靠天养畜完全依靠天然，一遇风雪灾害，牲畜大量死亡，还增加了冬季草地的压力，形成恶性循环。
3草业在新疆发展的重要意义
3．1草业的概念
草业是建立在草地资源开发基础上的，集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以草地各类资源为基础，通过家畜、生物、化工、机械和经济等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高度综合的、能量循环的、科学管理的、多层次、高效益的科学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3．2钱学森院士对中国农业产业的论述
3．2．1 20世纪80年代，钱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国情，以求实的精神，从理论和实践中提出建立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他认为第六次产业革命就是农业上的大革命，把农业产业分为农业、林业、草业、沙业、海业。并把前“四业”定为“绿色农业”，海业为“蓝色农业”。
3．2．2草业要逐步形成产业，用系统工程形式、方法把他们发展下去，可以创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草业产业。
3．2．3草业产业的观点，切合客观实际，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很快得到了科技界、各级政府和社会的认同和采纳。
3．2．4草产业理论和实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我国有了一定进展，将把中国草地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3．3草业的重要意义
3．3．1草业不仅对畜牧业发展，而且对生态环境建设、绿化、美化环境等有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最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之一，得到国家的重视。1987年国务院批转《全国牧区工作会议纪要》中就提出“牧区要实行以牧为主，草业先行……”的方针。
3．3．2草业在我国人多、地少、生态恶化、西部治理、开发和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巩固边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对西部的治理和开发尤为重要。
3．3．3草业在20世纪80—90年代通过农业部业务部门和各省(区、市)对口部门的努力和试点，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包括：制定《草原法》；草地有偿承包；牧草繁育、生产；建设人工草地、改良草场、围栏草地；草地牧业综合发展示范项目；建立科研教育、推广、国际交流。
3．4草业对新疆的特殊意义
3．4．1全国全面奔小康，关键在农业，新疆更为突出。现在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已经深深意识到这个问题，要使农牧民富起来，关键在发展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牧业的重中之重在于发展草产业，包括：牧区草业、农区草业、林区草业、沙区草业、渔区草业。
3．4．2对草业应该有个新的看法，要用生态学的概念重新认识草原。使草地产生出生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有机化合物，供家畜、动物食用)与环境(覆盖地面，保护土壤免受侵蚀)协调的最高生产力。
3．4．3新疆生态建设中草业起着骨干作用。新疆属于干旱地区，尤其占5／6的平原地区，除了部分河流两岸外，大多属于荒漠、半荒漠植被，都以草本植物为主，也有部分灌木。有专家认为，从生态作用而言，草与林各有千秋，不可厚此薄彼。应该合理的建立草林灌木复合植被，既促进牧业等生产发展，又保护了环境，达到生态平衡。
3．4．4国家农业部最近在《关于加快西部地区特色农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西部地区特色种植业产品生产历史悠久，产品质量好，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所以，向西部推荐重点发展五类特色农业，其中有一项就是“草业和草地畜牧业”和“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业”，在国内外草、畜产品需求量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发展草业是新疆农牧民脱贫致富的新兴产业。
4草业系统工程与草地科学经营体系建设
4．1草业系统工程
按钱学森院士的观点，就是运用系统工程理论和方法，研究草业系统生产、生态、经营、管理，达到高效益的科学。他说：“草产业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产体系，为了管好．就一定要用系统工程的科学方法，这才是草业系统工程”。所以，草业系统工程实际是草产业组织、经营、管理的学问。而生态草业也应该是草业系统工程的一个重要基础。
4．2通过全国草业工作者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已逐步形成了草业系统工程的理论，为进一步实践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4．2．1草业系统工程的基础是草地资源，全国有丰富的草地类型(18类)6700余种饲用牧草，有牲畜、动物、水、矿、光、热、风能、旅游、人文资源；资源上的牧草可作绿色饲草、改良土壤、保持水土、美化环境、工业原料、燃料等多功能性。
4．2．2草业系统工程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发展草业生产力，推动草业技术革新、生产专业化；发展多种形式的草业商品生产；发展牧工商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经济联合体；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国际合作，促进发展。
4．2．3草业系统工程的实践的探讨。20世纪80年代起至世纪末，在农业部主管部门的主持下，在20个省区，进行了40多个试点(新疆5个点)，开展了“发展草地牧业综合经济的草业系统工程项目”，总结出：一个目标、三个三结合、五项改革措施等一套办法。“试点”顺利圆满地进行着，并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4．3草地科学经营体系建设
草业系统工程包括：草业生产体系；草业管理体系；草地科学经营体系。
钱学森院士把草业系统工程的草产业列入第六次产业革命之一，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就是把高科学技术用在草业生产(种草、养畜、加工)管理(经济、生态、技术、社会)和经营上去。归结起来，草业发展，一个是产业化问题，用企业带农牧户，加第二个是高科技，就一定能把草产业搞上去。
草业关键在于造就既懂经营善于经营又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才能建设起科学的经营体系。目前，我国已初步建设起如下草地科学经营体系：
4．3．1草地法制管理经营体系《草原法》公布实施已经20多年了，近期国家又在修改、完善已经公布实施，其核心就是运用法律手段，对草地资源实行科学的管理经营，从而保证不断提高其生产力，实现牧业现代化、草产业化和生态环境的最优化。建立一支草原监理队伍，把外部破坏草地与内部过度超载放牧的现象坚决刹住，按法管好草地，按经济规律经营好草地。特别是固定草地使用权后，实行农牧民草地承包有偿责任制，用经济补偿的办法管理经营草地，就能发挥农牧民保护建设草地的积极性。
4．3．2草地保护和合理利用经营体系草地保护是草原管理经营的最基本任务。防止草地继续破坏，为农牧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保证草地生产力的不断提高，确保牧业稳定发展；同时，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创造优质的人类及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对那些乱垦、超牧、滥挖草地植被者要按法处理，根据破坏的程度罚款，甚至绳之以法。要制定各季草地的放牧强度，实行轻牧、禁牧、休牧、轮牧、舍饲等制度；退化严重的草地，也可采取封育、补播牧草、机械松耙、施肥、灌溉等改良措施；更为严重的甚至可以重新建立人工草地。总之，要加强管理、合理经营、科学利用，严防再次退化，充分发挥草地资源再生利用的最高价值。
4．3．3草地建设管理经营体系草地建设是实现草地集约化经营，发展现代化草业、牧业的基础。世界上畜牧业、草业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都非常重视草地建设。我国、我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至今在草地建设中投入了很大一部分资金，从人工种草、飞机播种牧草、退化草地改良、退耕还草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效益明显。在草地建设中，要动员各方面力量一起建，国家、集体、企业、个人都上，实行谁使用、谁建设、谁所有；国家投入的资金为了达到建一块，成一块，取得高效益，要形成一套管理经营体系，层层都有人管，有计划、有监督、有检查、有验收。
4．3．4草地科研、培训、推广经营体系要发展草业，关键要造就一大批既懂科学技术、又掌握经营管理的人才。把草地上的许多研究，落实到区、地(州)县(市)，乡草地工作者身上，给他们解决物资、待遇、资金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及时研究保护、改良，人工种植草地等方面的课题，取得成果，经过培训各级人员，从而大面积推广下去。建立一个热爱草业，懂得草业，专心草业，会规范管理、集约化经营的草业专业队伍。要建立一个科研、培训、推广的三结合经营管理体系。今后要按经营性服务和公益性职能分开的要求改革科技推广体制，变科研成果为生产力，直接推动草业蓬勃发展。
5发展草产业关系到新疆大开发命运
尽管草业在我国发展尚处于初级阶级，但它对畜牧业、农业生态环境以及市场开发潜力巨大。“西部大开发不是大开荒”，必须草业先行，这是我区大农业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新疆如何发展草产业?我们的主要建议：
5．I因地制宜发展草业
长期以来在“三重三轻”(重农轻草、重畜轻草、重林轻草)的影响下。草地资源破坏严重．力口之天旱等自然因素，草地退化严重，从而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最近，国家准备投入巨资保护1667万ha被破坏的草地，并建设了200万ha人工草地暂时取而代之。这是一项重大措施，必能为我区发展草业、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破坏的草地首先是围栏保护封育。禁止继续乱牧，同时，可采取松土、补播、灌溉等措施，封育5年左右即可恢复。人工草地建设主要放在开荒后的弃耕地、闯田、低产田上，这是个既快又省的办法。新疆有133万ha弃耕地，67万ha旱地、闯田、低产田，还有近133万ha平原和山区天然打草地需要改良提高。农田种植苜蓿面积从目前的4％左右(133万ha，主要是生产建设兵团各团场种植的)提高到10％(33万ha)，再慢慢达到15％～20％(50～60万ha)，搞好草田轮作(兵团各团场，地方农牧场都有经验)，可提供大量优质蛋白质饲草，又培土肥田，近田养畜，达到畜草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