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论文范例6篇

货币理论论文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1

关键词:医院;货币资金;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可持续发展

综合性医院一般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于一体,大型精密设备和仪器数量多、价值高,基建工程规模大,而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各种存款及其他货币资金)是医院资产中流动性最强、风险最高的一种资产,货币资金管理的过程就是在现金的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进行权衡选择的过程,其目的是在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现金需要的同时,降低企业闲置的现金数量,提高资金收益率[1]。它的增减变动贯穿经济活动全过程,和医院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如何做好货币资金的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强化货币资金预算管理

货币资金预算是财务管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工具。完整的货币资金预算包括货币资金的收入、货币资金支出、货币资金的余缺以及货币资金的筹集等。货币资金的预算编制,必须充分考虑医院的实际情况、资金状况及发展前景,科学安排资金投向和投量;调整不合理的支出结构,实现医疗资源的科学配置[2];具体实施过程中,货币资金的支付全部实行预算管理,只有纳入预算的项目,才能支付货币资金。对不必上的项目,坚决从预算编制的源头上压下来,以避免重复、闲置和浪费。货币资金的预算制度,是医院组织整个财务活动的运行、控制医院日常货币资金流动的有效依据,也是评价医院对货币资金管理成绩的考核标准和重要手段,增加了资金运行的透明度。因此,医院可充分利用资金,从制度上、管理上防止挤占和挪用的现象产生。

二、完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

完善货币资金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会计行为,要依据《会计法》、《医院会计制度》的规定和要求,建立健全包含内部稽核制度、内部牵制制度、内部审计监督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较为完整的医院内控系统,理顺财务管理关系,医院领导要建立严格的资金授权批准制度,审批权限、审批程序、审批人员的责任要明确,严格执行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制度,以达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作用。对重要货币资金支付业务,应当集体决策和审批,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有效防范货币资金被贪污、侵占、挪用,以此确保资金流通的安全和完整。

三、落实岗位责任制,做好本职工作

医院会计岗位设置按工作职责的不同,分为出纳岗位、稽核岗位、制证岗位、报表分析岗位、成本核算岗位等,然而任何一项程序和制度无论它如何完善,总是由人来完成的。大中型医院的出纳岗位设置更为细致(至少在两人),出纳工作担负着医院货币资金的收付结存情况的核算职能,发挥着对财务管理的重要作用[3],而这些任务的完成是置身于整个经济活动的大环境之中的,是和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转相联系的。只要这个单位发生经济活动,就必然要求出纳员与之发生经济关系,并且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根据医院具体情况,要在以下方面加以控制:

1.货币资金收入的管理。医院日常的货币资金来源于门诊收入、住院收入、其他收入、以及病人预交款、往来款项、财政补助收入及专项资金拨入。收入业务是否正确,大小写金额是否一致,手续是否完备,主要涉及收费处的会计人员办理的每笔业务是否经专人审核及时入账、账实相符,现金或支票送存银行情况及银行收账情况,有无套取现金等偷梁换柱的情形发生。

2.货币资金支出业务的管理。支付货币资金必须符合规定的范围和用途,不准白条抵库和公款私借,必须依据《会计法》及医院各项规章制度的开支标准对每笔财务开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审核把关,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后才能付款,严格控制不合理不合法超标准的开支及虚假冒领的现象发生,不得推卸责任。办理付款业务需两人核对签字认可才行。不得坐支现金、签发空头支票。印章及支票分开保管,分清责任,相互牵制和监督,严禁一人保管支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

3.货币资金库存及账务管理。加强对货币资金、会计凭证、原始的管理,要依法建帐,及时登记现金日记帐和银行存款日记帐,做到日清月结,并经常与会计核对帐目。财务部门负责人应采取突击抽查的办法清查库存现金,以防临时抵补凑数,搪塞漏洞,如发现差错,要及时查明情况和原因。严禁私设账外账和“小金库”。出纳人员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单位与银行的对账,对于未达账项,要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并使未达帐项在下期银行对账单中得到证实。

4.重视刷卡结算医疗费用的管理。医院为了方便病人就医,减少病人及病人家属携带大量现金的不便,增加了POS刷卡结算业务,此项业务是通过银行提供的结算工具——POS机,办理银行卡的(刷卡)结算业务,达到现金收付的目的。银联刷卡结算凭借其快捷、方便、安全的特点,逐渐成为一种与现金结算并列的方式。随着业务的增加,工作量的加大,如何管好用好这部分资金十分重要。首先,刷卡结算事宜办妥,确认无误后必须由病人(持卡人)在打印出的一式两联凭据上签字确认后,给病人一联,另一联(存根联)随记账凭证一并入账,同时经办人员也必须签字认可。其次,出纳人员根据审核无误的记账凭证按卡号逐笔登记明细账,月末根据银联卡部打印出的明细账目进行核对,未达账项及时清查,和银行存款明细账同等管理。

四、内外监督,优化管理

实行货币资金的统一核算、统一管理,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并对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作出及时修正或建立新的内部控制制度,离不开医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财务部门负责人的严格把关和会计人员的积极配合,只有医院内部各级人员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加强各环节的预防控制,才能保证医院业务活动有条不紊地进行。另外,要强化外部监督,加强同上级主管部门彼此间的信息交流,定期互通情报,建立有效的监督激励机制,保证内控制度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卫生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医院内部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医院也可聘请中介机构或相关专业人员对医院内控制度的建立及有效实施进行评价,看医院内控制度是否得到了有效遵循,执行中有何成绩,出了什么问题,并予以奖励和惩罚,做到压力和动力相结合,最终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

随着医药卫生改革的不断深化,医院实行企业化运作,提高医院经济管理水平,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同发展,是医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加强医院内部货币资金的控制在现代医院管理中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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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3

关键词:国库现金管理货币政策

国库现金,是指国库库存资金。国库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国库资金安全完整和财政支出需要的前提下,对国库现金进行有效的运作管理,实现国库闲置现金余额最小化、投资收益最大化的一系列财政资金管理活动。国库现金管理的对象主要包括库存现金、活期存款和与现金等价的短期金融资产。通过实行国库现金管理,可以减少闲置现金与弥合资金缺口,最大限度提高国库库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金融市场创新,冲抵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挤出效应”,健全两者之间的协调机制,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使社会经济沿着健康稳定的良性轨道发展。因此,在国家实施“双稳健”宏观调控政策背景下,如何积极有效开展国库现金管理,已成为亟待研究的重要问题。

开展国库现金管理的必要性

国库库存余额是各级政府一个重要的可用财力

在以往的预算管理体制下,国库库存余额的波动幅度很大。2000年以来,随着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逐步确立,部门预算改革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方式的推广采用,国库现金支出节奏日益均衡,国库库存余额的变动日趋稳定。更为重要的是,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后减少了各级预算单位的资金结余,留存在人民银行国库的库款余额出现明显增长态势。以东部沿海某省为例,1999年以来,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下,该省经济保持了生产加速、需求旺盛、效益提高、活力增强的良好态势,GDP增速逐年加快,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国库库存也节节攀升。

促进财政政策转型的有力执行手段

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是,积极财政政策实质上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压力时,若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且易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增加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2003年4月,中央政府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应适时转向,将逐步淡出。为防止对宏观经济造成的震荡过大,逐年减少增发国债数量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政策措施,但单一的政策执行手段往往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如果能够对近年来基本维持在年末3000—5500亿元之间、月末平均约4500亿元的全国国库库存余额进行有效的国库现金管理,则不仅有助于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软着陆”,最大限度地减小财政政策转型对经济运行的震荡,且能够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为金融市场提供更加准确的市场信号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中央银行经理国库制度,国库库存余额已成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之一。财政资金的收入支出,不仅是国库库存余额的变量之一,而且也是货币供应量的变量之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主要通过基础货币控制、利率控制和信用控制来实现,而国库库存余额作为一种动态的货币资源沉淀中央银行,它的存在和变动将直接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具体分析,一是从存在角度看,如果中央银行没有将其运用于再贷款或公开市场操作,就会减少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并降低金融市场的货币周转次数,影响货币流通效率;如果中央银行将其运用于再贷款或公开市场操作,就会转化为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作用增加中央银行货币供应量。二是从变动角度看,同一年度内国库库存余额波动较大,且具有一定的季节特征。总体而言,我国国库库存波动呈现的基本态势为:每年1、2月库存较少,3月过后开始逐月上升,除6、9月因办理退库较多导致库存略有回落外,直至10月(或11月)达到全年最高点,12月则显著下降。而国库库存作为中央银行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波动会对基础货币投放或回笼产生不同程度的对冲效果,进而影响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决策。这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是非常不利的,也增加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贯彻货币政策的难度,影响中央银行为金融市场提供市场信号的准确度。

国库现金管理模式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目前,大部分经济发达国家都以货币的时间价值和现金的机会成本为基础,对国库现金进行市场化运作,以求实现国库现金余额的最小化和投资效益的最大化。从国库现金管理方式来看,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存放在中央银行、存放在商业银行和直接投入货币市场进行运作。国库现金管理无论采取何种操作模式,都将对货币政策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央银行完全经(代)理国库

在这种模式下,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的入库与拨付都通过中央银行的国库会计核算系统进行。中央银行不对国库内财政资金的沉淀部分支付利息,财政部门也不用支付手续费给中央银行。这种体制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早期阶段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都曾存在过,是一种初级的、较为原始的国库现金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财政部门没有对国库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观念,导致国库资金不能体现自己的时间价值。当国库资金余额增加时,资金回笼,直接减少了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从银行角度来说,相当于资金从商业银行流向中央银行,将使得货币供给量减少。反之,当国库资金余额减少时,相当于资金从中央银行流向商业银行,如同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

国库资金存入商业银行

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国家,国库资金仅在中央银行保留一定的余额,其余部分存放在经招标程序产生的商业银行。为保证财政资金安全,商业银行需向财政部提供信誉度较高的抵押品,如国债、优质的企业债券等。商业银行可把这部分资金当作普通存款,在一定范围内运用,如发放企业贷款或进行短期投资。此种情况下的国库存款与企业存款性质相同,可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大小。

从货币政策层面看国库现金管理.(2)直接进入货币市场用于短期投资

财政部门在中央银行保留一定数额的库存资金后,其余资金可由中央银行投入货币市场进行短期投资,以获取短期投资收益。如英国财政部制订专门法律来规定国库资金的投资范围和种类,努力提高国库现金投资的透明度,降低投资风险,确保国库现金投资的安全性。因此,须从国库现金投资的渠道和方向来分析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具体影响。如果政府与一般企业一样在货币市场上进行投资活动,则在很大程度上可将国库现金视同企业资金对待。虽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这部分财政资金的投向影响不大,但国库现金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却不容忽视,所以,中央银行在制订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这部分资金的规模和投向。

加强国库现金管理的对策建议

2000年以来,我国国库现金波动呈现以下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国库现金余额高位运行,资金效益低下,闲置与浪费现象严重。据统计,2000年以来月末国库库存余额最小为1743.9亿元,最大为6601.61亿元,月度环比最大波幅为2865.04亿元。二是国库现金来源中负债性比重不断上升,财政筹资成本增加。2003年中央债务余额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约为1998年的1.14倍,是1995年的1.65倍。三是国库资金集中存放在中央银行,虽有利于监管财政收支活动,确保国库资金安全,但增加了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因为国库存款是中央银行负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库资金收支状况会对整个社会的资金流量产生影响。

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在中央银行完全经理国库模式下,我国可在中央银行账户保留一定数额的国库存款并计付利息的基础上,由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来管理国库现金。这既有利于中央银行对全社会货币供应量的调控,又能充分满足政府支出的合理需要,并可减少持有国库资金余额的净成本,从而使国库资金余额的持有成本最小化。具体而言,可采取如下对策措施:

实行国库资金动态分析制度

一般而言,资金管理须统筹考虑资金的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由于国库库存资金是属于政府性质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税收和国债发行,运用于政府预算支出项目,所以,在运作国库库存资金时,要在充分保证资金安全性与流动性的前提下,努力实现资金的盈利性。这就需要实行国库资金动态分析,合理搭配收入与支出的时间、金额等要素,包括对每天国库收支变动、银行体系资金流入流出状况、各类证券交易情况等的分析,总结其规律性,研究国库库存对银行体系资产负债变化的影响,为中央银行利率导向和货币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建立科学的国库收支预测机制

全面、准确、及时的国库收支预测能为国库现金管理提供量化的操作目标,也是现金管理工作的最基本要求。因此,须加强对国库资金余额与结构的数据分析和未来变动趋势的预测和量化研究,要以预测为基础,积极探索把国库库存资金数量调控到较均衡状态的手段和方式,以求降低财政资金的管理成本,促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调控的协调配合。在实际运作中,可以首先确定国库库存资金的最低额度(即下限)和国库库存资金数量的常规控制目标(即上限)。当国库库存低于或超过这一常规控制目标时,中央银行可通过出售或购买债券,使国库库存资金在满足正常开支的情况下趋近于常规控制目标,以达到资金存量小、管理成本低的效果,并可使国库账户上保有应付临时性或突发性支出的必要储备,同时也有利于发挥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

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国库单一账户(TreasurySingleAccount,简称TSA)是记录国库现金收支状况和进行余额管理的账户。因此,建立健全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国库管理制度,是开展国库现金管理的基础。随着税费改革、项目预算滚动管理、政府集中采购等工作的稳步推进,须进一步健全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努力实现对财政资金的统一收支、统一调度、统一管理,有效提高预算资金的完整性和可控性,使国库资金的覆盖范围和表现形式更加符合政府资金的本来属性,使中央银行能全面掌握国库现金流情况,避免国库资金通过商业银行直接注入金融市场而影响社会资金流量及资金供求状况,从而减缓国库现金运作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冲击。

积极发展货币市场

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国库现金管理,须以流动性高、安全性强的货币市场为平台,建立竞争有序、监管严格、统一高效的货币市场是开展国库现金管理的重要前提。当前,需以扩大市场容量、丰富交易品种、创新交易方式为重点,以健全信息披露机制、价格发现机制、监督管理机制等为依托,积极发展货币市场。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国库现金票据、政策性金融债券等形式,加大金融创新力度,合理调控基础货币,为国库现金管理提供多样化的操作手段。

参考文献:

1.贾康,阎坤,周雪飞.国库管理体制改革及国库现金管理研究[J].管理世界,2003

2.潘国俊.政府资金运动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研究[J].金融研究,2004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4

一、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各级地方政府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着管理国家事务、组织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等重要角色,对辖区公民承担着广泛的受托责任,负责向全体公众提供安全保障、休闲娱乐、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的公共物品。由此可知,各级政府在向辖区的公民和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过程中,必然会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我们把这种用货币表现的各种耗费,称之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

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从事地方国家事务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人数都在不断增长。因此,研究地方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并做好其成本控制与核算工作,对于降低其运行成本、提高其运行质量、正确处理财政分配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1、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研究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具体体现

地方各级政府既然是“执政为民”的人民政府,就必须不断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手抓政府职能的转化,一手抓行政运行成本的降低,做好成本控制。在不降低所提供公共物品质量的前提条件下,努力降低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

2、树立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理念,创立政府成本会计新学科

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研究是以加强地方政府成本管理为中心,对政府行政成本的垫付、耗费、补偿全过程进行全面分析,对政府成本控制的重点、方法、机制等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研究,从而将成本概念引入地方政府行政管理和改革中,使人们明确树立“降低行政成本”的新观念,严格控制行政费用支出,彻底改变那种“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效益帐”的传统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会计新学科——政府成本会计。

3、是缓解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的迫切需要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加剧,债务负担沉重。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后,财权关系上的倒金字塔趋势与事权关系上的正金字塔趋势形成了明显的不对称,其结果是基层财政无力保证各项严格规定的必保的支出,陷入困境。因此对地方政府运行成本进行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减人、减事来达到减支的目的,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是进行地方政府运行成本控制的重要思路。

4、政府行政运行成本是反映地方政府工作质量的综合指标

行政运行成本是对地方政府运行过程中各种资源耗费的综合反映。机构设置是否合理、人员配备是否精干、工作流程是否科学、工作效率是否提高、资金运用及支出是否合理都能

通过所提供的公共物品成本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它是反映地方政府运行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和综合指标。

二、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的现状与原因分析

(一)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的现状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的规模与现状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从纵向看,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增长迅速。

1、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阶段性,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膨胀迅速。自建国以来到2004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阶段,从改革开放前的逐渐下降发展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快速上升。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52年的8.45%逐渐下滑到1978年的4.37%,此后呈直线上升之势,逐步提高到2004年的17.11%,提高了12.7个百分点。在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的同时,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总量迅速增加,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的49.1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2453.6亿元,增加了50倍多。

2、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呈单向上升之势,而且其增长速度在大多数年份里超过了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从1980年的5.76%上升到2004年的14.05%,增长了2.4倍。

从横向看,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处于较高的水平。

1、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在国际上是比较高的。考察国际上一些国家的该项指标,日本最低(2003年)仅为3.62%,土耳其最高(2003年)为35.35%。我国2004年该项比重为18.59%,仅低于土耳其,高于其他国家。

2、我国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占GDP的比重与国际相比是比较低的。我国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占GDP的比重20多年来始终稳定在2%以内。国际上其他洋国家该项指标:以色列最低(2003年)为.0.23%,土耳其最高(2003年)为8.22%。我国2004年的该项比重为1.56%,仅高于日本、印度、伊朗等国,低于美国、法国、英国等国。

通过上述对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状况的分析可以看出,一方面,从总量上看政府行政运行成本膨胀严重;另一方面,行政单位行使正常职能所必须的政府行政运行成本保障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刚性强、财力水平低,致使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居高不下;对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问题研究不够深入,投入不科学,管理分散,造成行政单位经费保障力度不够;行政部门资源消耗过多、浪费较大,影响了行政单位经费保障水平的提高。

(二)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过高的原因分析

行政运行成本的居高不下已成为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面临的最主要问题,这些行政开支不仅仅是县乡干部的工资性支出开支巨大,而且会议费、接待费、小车费、考察费等公务经费开支更大,增长速度更猛也更难控制。造成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有:

1、地方政府长期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和束缚,职能定义不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本来应当由市场自我调节或应当由中介机构完成的具体事项大多由各级地方政府过多包揽。过多过乱且大多很没有必要的行政审批是造成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2、与政府机构林立成正比例关系的是过多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法遏制的、增长迅猛的巨额人员经费支出。这是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中最大的一个成本项目。机构臃肿,冗员过多必将带来各级地方政府组织机构中人浮于事、互相推委、办事拖拉现象的产生,这就是造成各级地方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的最根本原因。而行政效率低下毫无疑问会带来政府行政运行成本中公务成本的大幅度攀升,这是一个典型的恶性循环的怪圈。

3、领导干部成本意识淡薄,缺乏经济效益观念。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的领导根本没有“行政运行成本”、“政府运行效益”之类的观念,在政府管理活动中只算政治帐、不算成本效益帐。许多事情只要稍微有一点成本意识,稍加控制,就会大大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支出、取得良好的效果。

4、1994年财政体制改革后,中央、省和地级市将县乡两级财力过多地加以集中,同时又没有遵循财权和事权相配比原则将相应的事权上收,而是恰恰相反,将过多的事权下放给县、乡政府承担。这种财政上的倒金字塔趋势与事权上的正金字塔趋势明显不对称也是造成各级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过度增长且长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的控制与改革思路

(一)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控制系统的构建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控制系统包括组织系统、信息系统、考核制度和奖励制度等内容。

1、组织系统。组织是指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从事活动的一种方式。在政府组织中,通常将目标划分为几个子目标,并分别指定一个特定单位或个人负责完成。成本控制系统必须与政府组织机构相适应,即地方政府行政经费预算是由若干分级的小预算组成的。

2、信息系统。即责任会计系统。它是政府会计系统的一部分,负责计量、传送和报告成本控制使用信息。信息系统主要包括编制责任预算、核算预算执行情况、分析评价和报告业绩三个部分。

3、考核制度。考核制度是控制系统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考核的主要内容有:(1)规定代表责任中心目标的一般尺度。它因责任中心的类别而异,可能是具体的费用项目开支标准,也可能是具体责任人的人力成本。(2)规定责任中心目标尺度的唯一解释方法。作为考核标准,对它们必须事先规定正式解释。(3)规定业绩考核标准的计量方法。例如公用成本的分摊方法,所提供的单位公共物品的成本如何归集与分配等。(4)规定采用的预算标准。例如,使用固定预算还是弹性预算,是宽松的预算还是严格的预算等。(5)规定业绩报告的内容、时间、详细程度等。

4、奖励制度。奖励制度是维持控制系统长期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地方政府的公务人员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到与业绩评价有关的工作上面。奖励有货币奖励和非货币奖励两种形式,如提升、加薪、表扬、奖金等。恰当的奖励制度将引导人们去约束自己的行为,尽可能争取好的业绩。奖励制度是调动人们努力工作、以求实现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总目标的有力手段。

(二)我国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控制的改革思路

1、重新定义地方政府职能,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事项。这是地方政府降低行政运行成本的突破口。我国现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现行的一些行政审批制度已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制约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2、精简机构、裁减冗员。随着政府职能特别是地方政府职能的转换,地方政府中曾经设置的一些机构如经济专业管理机构必然会由于职能的消失而不复存在。由于每一个机构的存在和运转都需要一个最低限额的行政经费成本支出,因此政府机构的撤销势必带来行政运行成本的降低和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许多地方政府在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方面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地方的工作并没有落到实处,而是走了形式。从行政机构裁出的人员要么分流进入了所谓的“事业单位”,仍由财政出钱供养;要么让他们拿着工资在二线休息或实行内部退养。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只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而不是降低。

3、提高地方政府的工作效率。效率与成本是互为相反的。地方政府机构的撤销、冗员的裁减必然会带来运行效率的提高,而政府工作效率的提高,就意味着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单位成本的降低。在提供的公共物品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会直接降低地方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总额;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讲,在某一时期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以为辖区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这同样是其行政成本降低的另外一种表现。

4、树立政府成本意识,完善行政评价制度,建立地方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科学和专业化的考核指标体系。著名行政管理专家毛寿龙认为:上级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中明显的“数字GDP”倾向导致各级地方政府将地方人力、物力集中投向各种与GDP业绩有关的指标上去,并努力加以完成。由于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将行政成本纳入对各级地方政府干部考核指标之内,因此很难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必须将行政运行成本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从而促使各级地方政府建立健全行政成本控制和考核体系,使政府行政成本的降低通过科学、完善和专业的行政评价制度得以实现。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5

(一)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占据市场绝大多数理财产品按照收益可划分为保本型理财产品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这两种理财产品在账务处理方面存在区别:对于保本类理财产品(又称为表内理财产品)而言,无论是保本固定型,还是保本浮动型,都要计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纳入央行的统计范围;对于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又称为表外理财产品)而言,银行只是销售理财产品来赚取中间收入,是银行的表外业务,因此不计入资产负债表。2013年银行共发行保本型理财产品13284个,占市场份额的29.86%,较2012年下降21.5%,发行非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31208个,占市场份额70.14%,较2012年增长75.1%。由此可见,高风险、高收益的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更受到居民的青睐,已经占据了市场中的绝大部分。

(二)资金投向高风险领域随着理财产品规模的日益扩大,其运作过程中的风险也逐渐暴露,其中,理财产品资金投向不明确成为社会关注的最大问题。银行通过理财产品筹集到的资金一般不能进行直接投资,只能通过信托公司进行投资。虽然在投资过程中大部分产品并没有披露其具体投向,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理财产品暗中给地方政府债券“输血”。例如,建设银行部分产品投向武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青岛公路建设集团、贵州高速公路开发总公司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设立的信托计划(叶林峰,2013),扩大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绕过贷款规模的控制。此外,还有一部分理财产品投向了难以通过正规的银行贷款来融资的公司集团,如房地产企业。因此,将表内资产转移到表外逃避央行的监督和管理。

二、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

我国理财产品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居民最佳的投资工具和地方政府、企业的有利的融资手段。理财产品的快速发展对我国货币政策效率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作用的有效性。

(一)对存款产生明显的分流效应,导致M2统计失真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需要与总需求之间保持一定的相关性,而银行理财产品分流了存款,削弱了M2与总需求的联系。卢满生(2012)通过深入分析理财产品运作模式剖析了理财产品的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认为理财产品业务迅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货币政策工具M2统计失真,社会融资规模调控难度加大,并且令表内业务表外化,弱化政策工具运用效果,使得社会融资总量数据与真实社会融资总量存在差距,使得监管当局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目前,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由M1、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定期存款、企业其他存款和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构成,尽管居民持有的理财产品流动性较高,但并没有被纳入M2的货币统计和监控的范围,增加了货币定义的难度。根据2008~2012年的数据,每新增加1元的表外理财会分流0.39元的存款(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课题组,银行家,2013年8月)。2013年第一季度银行表外理财筹集的资金为4.1万亿元,而同期存款增加了4.2万亿元,这表明市场上有近一半的新增资产用于投资理财产品,因此,银行表外理财对存款产生了明显的分流作用,使M2与最终目标之间的联系日益疏远,进而导致M2统计失真。同时,银行将理财产品筹集到的资金借贷给政府、企业和其他金融机构,致使居民储蓄存款向政府存款、企业存款和金融机构存款分流,使原本应该记入M2范畴的货币转向M1的统计范畴,增加了中介目标的测量难度和监管难度。因此,理财产品的大量发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致使央行在对货币统计和分析过程中产生偏差,难以准确真实地反应市场的实际状况,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

(二)形成利率市场双轨制,推动利率市场化进程利率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媒介,通过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变动影响利率的变动,同时利率的变动影响投资和消费,引起总需求和总产出的变动,最终改变总产量的变动,IS-LM模型很好地解释了这一传导过程。中央银行一直加强对1年期存贷款利率的控制,使基准利率长期低于均衡利率水平,传统的利率传导渠道自然无法发挥作用。理财产品的利率基本是根据市场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明显高于同期存款利率,变相突破了存款利率的上限,这种由市场自发形成的金融创新和理财产品供给共同推动了利市场化的步伐,助推了利率双轨制的形成。一方面,中央银行控制基准利率的高低和浮动范围,尽管已经放开了贷款利率,但存款利率仍受到管制;另一方面,理财产品收益率随市场收益率的变动而变动,严重偏离了中央银行确定的利率水平。尽管市场利率的形成削弱了中央银行控制流动性的能力,却能提高利率传导渠道的效率。

(三)信贷规模调控更加困难,使信贷渠道受阻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以及市场摩擦等问题导致企业在筹集资金成本之间的差距,为了降低信贷市场上因信息不完全而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扮演着为企业贷款的角色,不仅分散金融市场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还降低了大多数企业的借贷成本,因此银行信贷调控构成了货币政策传导的一种重要渠道(Bernanke&Blinder,1988)。通过收缩和扩大银行的存贷款的总规模,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收缩和扩大,从而影响社会总需求。为了规避存贷比限制,银行将大量资金通过表外理财产品转移到资产负债表之外,增加了银行的可贷资金,为所需贷款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开辟了另一条融资渠道。但是这部分资金游离于中央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弱化了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的风险管控,也削弱了我国信贷政策的可观测性和可控性,降低了信贷政策的调控效果。此外,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中央银行严格控制银行贷款比例和贷款规模,使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减少,但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仍可以通过表外理财产品这条“暗渠”获得贷款,无疑削弱了信贷传导渠道的作用。

(四)增加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计算难度,影响了调控效果法定存款准备率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之一,其高低直接影响商业银行流动性和信贷资金扩张能力。而银行理财产品大规模的发行缩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的缴存基数,削弱了央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这一工具来实现对货币政策调控。目前中央银行只将保本型理财产品计入一般性存款的统计中,而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不纳入一般性存款中,因此不受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约束。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发行表外理财产品不用缴纳存款准备金,极大的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缴存基数,削弱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资金的调控效果。此外,当前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仍然是在每个旬末,按照当天存款余额为依据来计提准备金,所以大量短期和超短期理财产品的发行致使商业银行存款余额波动幅度加大,增加了商业银行应缴存款准备金的计算难度。根据惠誉的统计数据,2013年,银行理财产品余额约56.4万亿元,按照平均20%的上缴比率粗略估算,相当于近11.28万亿元的资金游离在应缴存款准备金之外,绕开了存款准备金的约束,影响市场中的实际货币供应量,使存款准备金的作用范围缩小。

(五)蕴含了大量的金融风险,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一直以来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之一,而银行理财产品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业务,中央银行尚未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对这些业务进行规制,其暗藏的诸多风险也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胡明东和宗怿斌(2009)的研究表明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创新加剧了市场的投机风险,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目前,相当多的居民对理财产品的认知不足,认为在信誉良好的银行代购理财产品风险性较小,甚至认为理财产品与银行存款没区别,一味追求高收益,缺乏对风险的意识。一旦出现理财产品没有达到预期收益甚至出现本金亏损的情况,极易引起居民与银行的纠纷,甚至引发,从而给金融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例如,2011年交通银行发售的一款私人理财产品“得利宝至尊18号”,客户经理承诺两年收益率可以达到50%至100%。但是2013年到期时,产品不仅没有兑现预期收益,还出现了本金近20%的亏损。虽然部分商业银行对一些理财产品承担担保,挽回居民的投资信心,但增加了银行的表外风险,一旦这些理财产品出现投资失误,银行的不良资产将会明显增加,直接影响金融市场稳定,而且这种风险很容易传递给其他的金融机构进而波及到其他市场的稳定运行。此外,银行将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大多投向地方政府债务平台①和房地产市场等高风险领域。当地方政府收入不足以偿还全部债务时,可能存在流动性风险,虽然可通过发行新的理财产品再接盘,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象严重,监管部门对房地产贷款采取的收紧政策,银行为了稳定房地产这样的大客户和躲避信贷规模管控,通过信托机构将理财资金贷给需要的房地产企业,虽然难以估计信托融资准确的规模,根据中信证券的统计,2014年实际到期的房地产信托规模会远超过2479亿元。一旦出现流动性风险和房地产企业的信用状况恶化,很可能使理财产品无力履约。

三、相关建议

银行理财业务改变了银行资产负债的结构②,规避监管,间接创造了市场中货币的供给,影响了金融市场的稳定。为了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机构对理财产品市场的管控,提高货币政策效果,提出如下三点建议:

(一)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疏通“货币渠道”中国人民银行自1996年开始正式将货币供应量设定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并在1998年取消对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管理后,开始利用存款准备金制度和公开市场操作等间接工具对货币供应量进行间接调控。理财产品的发展使M2的统计失真,削弱了M2与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弱化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说明M2已经不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理财产品的高利率变相突破了存款利率上限,成为利率市场化的推手①,使金融市场的发展更加完善,这不仅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创造了条件,使资金反映市场供求,更好地引导资金流向,为货币当局进一步运用价格型工具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提供了契机,而且为“货币渠道”发挥传导作用创造了条件。在存款利率尚未开放的这段时间,央行应积极完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将表外理财产品纳入M2的统计口径当中,为货币政策的制定和监管提供更准确的数据。或者改变原来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适时地将长期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新的中介目标,通过对长期利率的调整来影响货币市场,不仅有效地调节了货币总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消除理财产品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带来的消极影响。此外,央行还应完善对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当前通过存贷款利率已无法从根本上调控货币总量,应更多的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率等间接调控工具来改变短期利率,影响货币市场,进而达到调节货币总量的。

(二)制定全面的监测制度在理财业务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缺乏规范性的监督和管理,特别是表外理财产品的操作具有隐蔽性,资金实际用途也难以监控,从而影响了市场上信贷规模的总量,降低了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2013年3月银监会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以及2013年6月银监会正式启动对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对理财市场进行规范调整,因此监管部门应继续大力推行这些有效的改革措施,加强对理财业务的跟踪和调查,不仅定期加强对商业银行理财业务进行评估其风险水平和持续的信息披露,而且强制性的要求银行发行的所有理财产品实行全国集中统一的电子化报告和信息登记制度,对于未在理财系统进行报告和登记的理财产品,不得发售②。这有效地防止商业银行通过理财业务的途径规避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为金融市场营造了良好、有序的发展环境。

货币理论论文范文6

关键词:倒逼特性;协整;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反应

货币供给属性之争是货币经济理论界长期存在的现象。在实际争论中,无论是货币供给外生论者还是内生论者都将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作为其立论基础。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坚持货币供给“乘数机制”,认为货币供给是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实现的,是基础货币决定货币供给量。而内生性理论则相反,其货币供给机制可称之为“倒逼机制”,而货币供给量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最后一个环节。同时,在现实经济实践中,货币政策制订者都以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为依据而制订货币政策,故以基础货币供给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因此,研究一国的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尤其是基础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无论是对货币经济理论的发展,还是对一国现实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判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理论综述

目前,对货币供给机制运作方向的理论研究都体现在货币供给属性的研究之中。现代主流内生货币供给理论都体现出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Siney・S・Weintraub(1978)在论述其货币供给内生性时,基于工资加成的价格形成定理认为,货币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导致货币收入的增加,造成既定实际产出水平下的交易性货币需求的增加,假定货币流动速度不变,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充分就业和实际产出的增长,就必须增加货币供应。Nicholas・Kaldor(1982)在从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角度论述货币内生性时认为,虽然从形式看,现有的货币供应量都是从中央银行渠道出去的,但实质上并不完全由中央银行自主决定,是中央银行被动地适应公众货币需求的结果。这是因为公众的货币需求经常大量地表现为贷款需求,而银行贷款和货币供给量是紧密相关的,银行贷款的增减实际增减了现有货币供给量。Basil・J・Moore(1988)在论述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时,基于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三大法宝”,认为基础货币的投放取决于商业银行对流动性的需求。

上述货币供给理论的逻辑可以概括为:“实际经济因素货币供给基础货币供给”的一般形式。可以看出在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中,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倒逼”是其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同时,由于各国中央银行都把基础货币供给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因此,从经济实践角度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倒逼”环节。

经验研究的程度取决于理论研究的发展水平。基于当代货币供给内生理论,国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到最后“倒逼”环节的实证研究文献比较有限。其中比较有名的是Lombra、Torto(1973)以及Forman、Groves和Eicher(1985)的实证研究,他们证实了美国基础货币的变动是被动的和适应性的。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实证研究中,其“倒逼特性”只体现到实际经济因素对货币供给量的“倒逼”这一层次。然而,外生货币供给论者都将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的关系作为其主要立论基础:M・Friedman,A・Schwartsz(1963)、Phillips・Cagan(1965)、Jerry・L・Jordan(1969)、Albert・E・Burger(1971)等都分别从基础货币通过货币乘数决定货币供给量这一角度论述其货币供给外生性思想,并进行相应的实证检验。因此,从这一角度说,我国相关学者的实证研究是不够彻底的,并不能从外生货币供给论的立论基础角度反驳外生货币供给理论,其实践意义也必然是有限的。

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的实证研究必然涉及到实证研究路径的选择问题,而合理的路径选择取决于相关理论争鸣的焦点及其表现形式。因此,笔者将以基础货币和货币供给量为主要变量,展开对我国货币供给“倒逼机制”,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环节的实证研究。

二、数据说明和计量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本文将通过对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之间计量关系的研究,以检验我国货币供给机制的运作方向问题。为了表述的全面性,文中将同时分别检验广义货币供给(M2)和狭义货币供给(M1)与基础货币(B)的关系。

由于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较大调整,因此,1997年以后的数据与以往的历史数据是不可比的。本文选取从1998年第一季度到2006年第三季度的数据,共35组作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各期,其中2006年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月报。为了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对其取对数值,得三个变量:LNB、LNM2、LNM1,分别代表基础货币、广义货币供给、狭义货币供给。实证检验过程如下:

(一)ADF检验

由于采用非平稳序列建立模型将很可能导致伪回归。故在分析时间序列问题时,进行单位根检验是必要的。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原时间序列进行回归后得到的ADF统计量若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则所检验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反之亦然。若为非平稳序列,则继续对其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以确定其单整阶数。本文采用麦金农临界值,对上述各序列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上述检验结果表明,LNM2、LNM1、LNB都具有单位根,而其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为I(1)序列。

(二)协整关系检验

协整是指若干个单整阶数相同的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为平稳序列,它可以表明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的两步检验法(EG检验),分别对LNM2、LNB以及LNM1、LNB进行协整检验。

1、对LNB、LNM2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2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243+0.696LNM2

第二步:令

E2=LNB-2.243-0.696LNM2

对E2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E2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这样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以表明LNB和LNM2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经过多次试验,删除不显著的滞后量,采用广义差分法得到方程如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2、对LNB、LNM1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对LNB、LNM1建立协整回归模型:

LNB=2.803+0.708LNM1

第二步:令

E1=LNB-2.803-0.708LNM1

对E1进行单位根检验,同样发现E1也已经是平稳序列,故LNM2与LNB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同样经过多次试验,删掉不显著的变量,我们可以得到误差修正模型:

上式四个变量的系数都有正确的符号,并且各系数都是显著的,DW统计量表明残差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因而上式也是理想的单方程误差修正模型。

(三)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1969)提出,如果由yt和xt滞后值所决定的yt的条件分布与仅由yt滞后值决定的条件分布相同,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非因果性;若加入xt滞后变量有助于改善yt的预测精度,则称两序列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对上述各货币供给对数序列两两配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1998到2006年的季度数据样本区间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M2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2的格兰杰原因;LNM1是LNB的格兰杰原因,LNB却不是LNM1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我国货币供给体系存在明显的“倒逼机制”,具有显著的“倒逼”特性。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货币供应体系中,是广义货币供给以及狭义货币供给决定基础货币供给,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所认为的狭义货币供给通过乘数效应决定广义货币供给的外生货币供给思想。

(四)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只能说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但不能说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强度。本文通过对VAR模型的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分析,揭示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过程。

1、方差分解分析

方差分解的基本思想是,把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的波动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息相关联的各部分,从而了解各新息对模型内生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方差分解不仅可以对样本期间以外的因果关系检验,而且还将每个变量的单位增量分解为一定比例的自身原因和其他变量的贡献。笔者通过建立VAR(2)模型,进而得出方差分解结果。为了更形象地反映各变量贡献的变化趋势,文章用趋势图给出(见图1和图2):

从图1可以看出,从第三期开始,广义货币供给(LNM2)对基础货币供给(LNB)的影响持续、显著地增大,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持续地明显降低。

从图2可以看出,从第一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的作用就显著地增强,在第十二期就占到基础货币供给预测误差的50%,并且之后依然持续增强其对基础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基础货币对其自身的影响却是相反的。

2、脉冲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是试图描述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是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的,并最终又反馈到自身的过程。本文通过建立VAR模型,利用脉冲反应函数来分析LNB对LNM1、LNM的动态冲击的反应。

从图3可以看出,在第一期基础货币(LNB)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新息立刻有较强的反应,供应量增加了约0.042左右,但影响的时间不长,到第四期就回到原来的水平,以后一直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微弱负值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而广义货币供给虽然在第二期对基础货币有一个微弱的负向影响,但很快从第三期开始就以一个持续的、稳定的较强正值影响着基础货币的供给。这与上述协整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吻合的。并且广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有较强的决定作用。

从图4可以看出,其基本结构与图1相似,第一期基础货币对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立刻起反应,但很快就回复到一个持续、稳定微弱的负值影响;从第二期开始,狭义货币供给(LNM1)就以一个较强的正向值作用于基础货币供给,并且之后以一个较大正值持续稳定地作用于基础货币的供给。而且与图3中不同的是,狭义货币供给并没出现任何对基础货币供给的负向作用,这应是狭义货币比广义货币具有更强流动性的缘故。

三、结论

通过对我国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供给(对数)变量之间关系的计量检验发现,各层次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供给具有持续的、显著的决定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第一,在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的长期均衡关系上,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都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我国的货币供给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一点,主流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和外生货币供给理论都是认可的。

第二,从货币供给和基础货币的Granger因果关系来看,无论是广义货币供给还是狭义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变化都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表明我国货币供给机制存在显著的“倒逼”特性,而不是外生货币供给论者所长期坚持的由基础货币通过乘数效应决定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思想。

第三,通过方差分解分析,识别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变动的动态影响过程。方差分解的估计结果表明,货币供给在长期和短期对基础货币的影响是非常显著而持续的,“倒逼”特性非常明显。

第四,通过估计VAR模型的冲击反应分析,可以看出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冲击的动态反应路径。发现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冲击效果是持续而稳定的。估计结果不仅再次验证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倒逼”特性,而且具体描述了货币供给对基础货币的动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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