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1
第一书记到位已有两个月，在开展农村党建及精准扶贫工作中，我们的第一书记工作确实面临很多问题，需要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把有些问题理清楚、讲明白。总体感觉有五个问题：一是派出单位和派入单位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二是到位的同志工作发挥的作用不强，有的直接不会做农村工作；三是“两头放空炮”，一问起来“村上说在城里，单位说在村上”；四是派去的第一书记的有关具体问题没搞清楚，干什么不清楚，工作经费怎么落实不清楚，生活住宿等问题怎么解决不清楚，使第一书记感到很痛苦。针对这些问题，我镇党委政府第一时间召开了相关会议，明确了第一书记的工作职责并逐一解决了存在的问题：
第一，明确为什么要派第一书记。意义可以讲很多，但总体上主要是“五个需要”。一是党建扶贫的需要。扶贫是全社会的工作，各行各业都负有使命。作为党建这条线，如何助力扶贫，那就是选派第一书记。二是建强村级“两委”班子的需要。贫困村“两委”班子力量薄弱，选派第一书记就是要把这个队伍带好。三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共产党执政靠的是人民群众。推进扶贫攻坚也一样，要靠组织发动群众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选派第一书记，就是希望大家把老百姓引导调动、发动组织起来，投身到扶贫攻坚的实践中去，解决好自己的增收、住居条件的改善、产业的发展等问题。四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需要。当前，农村的社情民意呈多元化态势，农村治理的难度越来越大，作为第一书记，到村上去后就要了解这些情况，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盼，要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巩固夯实好我们党执政的主阵地。五是培养干部的需要。
第二，明确第一书记去干什么。第一书记下去主要干什么？总体要干什么？当前要干什么？我个人觉得主要是四个方面：一是强组织。就是建强村级“两委”班子，把你的作用传导给他们，使他们能够带领大家脱贫致富。要完成这个重要任务，对那些有问题的班子该换的要换、该调的要调、该补的要补。二是帮扶贫。大家下去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和带领所在的村脱贫致富。三是作桥梁。作为密切联系党群干群关系的桥梁，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老百姓知道党和政府的主张、工作要求，使老百姓知道党委政府是如何关心解决民生问题的。四是当“大使”。大家是组织选派的第一书记，要代表党委政府到派驻村去处理问题、落实工作，与老百姓融合在一起。
第三，明确工作业绩怎么认定。下来时间总共两年，工作任务就是扶贫攻坚，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一方面不能干了两年后，什么事都没做，天天写报告说干得非常好；另一方面也不能做了很多事情不报告，组织不能及时知道你做得怎么样。怎么来认定第一书记的工作绩效？我镇党委制定了以下考核办法：一是及时制定目标管理、激励保障等系列制度，实行第一书记“五个一”工作制，脱产驻村，“每月1述”，定期汇报工作动态，与村干部同出勤同考核。二是镇党委与第一书记及时签订责任书，安排专人登记考勤，“每月1报”现实表现，跟踪管理到人。第一书记要主动融入，搞好团结，实事求是、接地气。要按照扶贫攻坚目标倒推任务，制定落实年度工作计划，把这项工作转化为村“两委”的决定，尤其是老百姓的意志。三是镇党委按扶贫攻坚的要求，根据不同村的实际情况给第一书记落实几项具体任务，最少三项，上不封顶，但总体持平，由镇和村共同呈报绩效。四是根据完成任务的实际成效，分年度考核，两年汇总。
第四，明确第一书记怎么管理。总体是：党委政府牵头管，建立第一书记专档，半年召开1次座谈会，1年召开1次表彰会；第一书记每半年要向镇党委汇报工作成效；派出单位每季度要指导过问1次第一书记的工作开展情况，并切实关心帮助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镇党委帮助第一书记解决好饭在哪里吃、人在哪里住的问题，严禁吃“转转饭”或办专用伙食团。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2
祁氏的有关著述(诗、文稿、手札、书法、奏章等)，就祁隽藻而言，生前逝后，仅有《说文解字系传校堪记》、《马首农言》、《 亭集》、《祁大夫学说》、《十三经断句考补》、《皇朝谥考法六卷》等刻印成书，流传于世。1949年以前，公家的收藏，以北平故宫博物院和南京中央图书馆为多。祁氏后裔的一些家藏，随着时代的变迁，后来陆续也转为公藏(如祁氏家藏宋拓本的大观帖，由南京金陵大学首任校长福开森(Ferguson John Calvin)购得后，捐给了金大图书馆)。其余私家的藏品，则以书法作品、刻本书为主。
1949年解放前夕，这些文献一分为二，分藏海峡两岸。大陆方面，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其前身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为主；台湾方面，则以博物院和台北国家图书馆为主。
对上述文献的整理研究，台湾的有关机构可说是开了先河。1970年，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率先将收藏于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即今天的台北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祁隽藻诗稿手札等，以《祁叔颖尺牍诗稿》之名影印出版，列为沈云龙主编之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6辑第155号。同时在“中国边疆丛书”、“中外史地丛书”里分别出版了祁韵士著的《皇朝藩部要略》(精装两册)和《新疆要略》(32开本，精装一册)。1976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复将珍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的另一批以祁隽藻为主，包括祁宿藻、祁世长、祁师曾昆弟父子四代之专刊手稿19种(包括函牍、诗词稿、日记、传记、奏稿、考略等)，汇为一辑，列为明清未刊稿汇编之初辑，精装7册，以《寿阳祁氏遗稿》为书名影印出版。此辑文印行，颇具影响，“即可补刊本之不足，复可藉考当时政事，洵为可宝之秘笈也”(刘兆佑:《寿阳祁氏遗稿叙录》)。
到了1983年，台湾另一家出版机构成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又将已在《寿阳祁氏遗稿》中刊行过的祁隽藻《京口山水考》不分卷稿本一册，单独影印出版。1986年，台湾明文书局印行《清低传记丛刊》，其中搜集了祁韵士、祁隽藻、祁宿藻、祁世长四人的传记史料，且检索便利。1987年，台北学生书局再将祁隽藻《息园日记》不分卷稿本摘出影印精装，列为刘兆佑主编之中国史学丛书三编第22辑之一。上述近20年间祁氏遗稿的刊行，不仅有益于在台学人，且随着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的各大图书馆购藏，对大陆的学者也有嘉惠，从而推动了两岸文化交流，可说是祁氏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祁氏研究的第二个高潮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大陆，其序幕表现在书法和绘画领域。197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将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祁氏旧藏本宋拓大观帖，全部影印出版。198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博物院(其前身为1949年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收藏品，题名为《明清人物肖像画选》，内收吴隽于清咸丰九年(1859)所作的晚年祁隽藻工笔写真像一幅(局部)。
1990年5月，寿阳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出版了《三代帝王师》一书，收入有关祁氏故事传说68篇，约十余万字。1991年，北京的中国农业出版社首次点校出版了祁隽藻著述中唯一一部叙述农事的专著《马首农言》。199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复将中国西北地理学的开创者祁韵士的著作《万里行程记》等5种(包括万里行程记、 池行稿、西陲竹枝词、西陲要略、西域释地)整理点校出版。
1999年7月，一批寿阳籍人士及祁氏文化研究者发起成立了山西省祁隽藻研究会，其成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所近代史所的专家，山西大学、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以及祁氏的后人等。研究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筹集资金，以祁隽藻研究丛书的名义，将1991年出版的祁氏《马首农言》原注解及释文进行修订，增加了附录等内容，由原出版者中国农业出版社再版。后来，又陆续印行了《祁隽藻字帖》(包括《程子四箴》、《读书四时乐》、《寿阳建城碑记》、《祁相国真迹刻本》等4种，均采自清末民初的较好刊本)、《祁隽藻墨迹选》、《祁隽藻咏故乡诗》等祁氏研究资料。
1999年10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辑的稗海精粹本。其中《落日残照紫禁城》和《晚清民初政坛百态》两书首次点校、收录了原《近代稗海》丛书未载的、藏于南京图书馆的祁隽藻手稿日记《枢廷载笔》及祁师曾(景颐)的《 谷亭随笔》。
2000年11月，山西省祁隽藻研究会在寿阳举办了第一届祁隽藻学术研讨会，一些有份量的学术论文，如《曾国藩与祁隽藻往事辩疑》、《祁隽藻诗初探》、《祁隽藻与鸦片战争》、《祁隽藻的人才思想》、《祁隽藻的为官之道》、《祁隽藻的书法艺术》、《祁隽藻的对联艺术》、《从与徐继的交往看晚清变局中的祁隽藻》、《祁隽藻与马首农言》等，在次年的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相继全文发表或列入研究索引之中。
2001年6月，国家文物局所属的文物出版社，将前由上海出版社出版的祁氏旧藏宋拓大观帖列为启功主编的《大观太清楼帖宋拓真本》第6卷，影印再板，与1979年版相比，扩大了发行范围。11月，祁隽藻研究会又在山西晋中市举办了首次《祁隽藻书法艺术展》，将“清楷之首”的祁氏书法作品集中推出，引起世人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是年12月10日，《山西日报》第7版以整版篇幅刊发了《一代贤相祁隽藻》的专文及文化视点专论《大宅院・大文化・大名人》。进一步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同期，国家文物局文物保发(2001)42号通知，将祁隽藻的书法作品列入1795年至1949年著名书画家作品限制出境者行列，更引发了世人对祁氏书法作品的向往，致拍卖会上祁隽藻的一幅对联上升至人民币10万元的价格。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祁氏研究有了质的飞跃。2002年元月始，在晋中地委的支持下，山西省黄河电视台《黄河人家》摄制组和祁隽藻研究会受寿阳县委、政府的委托，开始了拍摄《晚清名相祁隽藻》传记片的进程，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历晋、冀、京、苏、浙、闽、沪等省区，终于完成了这部电视传记片，于7月21日和28日先后在黄河电视台《黄河人家》中播放两集，后又增补了内容，成片约80分钟，由山西春秋音像公司出版发行。是年4月，由山西省政协文史委主办的《文史月刊》刊发了《三代帝师祁隽藻》。4月25日，寿阳县委、县政府与山西省祁隽藻研究会联合邀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清史研究专家成崇德、王道成、蔡美彪、杨天石、姜涛等，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晚清名相祁隽藻的座谈会，与会者和专家的发言，提出了不少祁氏研究的真知灼见，指明了研究的方向与思路。10月26日至27日，名为“古州三贤”的学术研讨会在山西省阳泉市举行。所谓古州三贤，即:昔山西省平定州的贤相祁隽藻、贤吏田嵩年、贤儒张穆，三人既同郡又同朝，且都学识优长，品格超凡。将三人放在一起来研究，也是拓展祁氏研究视野的有益尝试。在与会者提供的论文(著)中，涉及祁氏的有《祁隽藻与张穆交游考略》、《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祁氏家族与地方社会》、《从祁隽藻看祁田情谊暨田季高之品行》、《祁隽藻其人其书》、《寿阳祁氏文化》、《祁隽藻嫡裔事迹述考》等。在山西省诗词学会主编的《难老泉声》2002年的四期中分别刊登了祁韵士、祁隽藻、祁宿藻、祁世长的诗选。
综上所述，祁氏研究的高潮一在台湾，一在大陆。两岸除各自研究开发外(台湾重点在整理影印手稿，而大陆的重点则在研究，并有深化之趋向)，也有合作的范例:由大陆上海图书馆珍藏、顾廷龙主编，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斥资印行的《清代 卷集成》中，即收录了祁世长的乡会两试试卷(台湾的《寿阳祁氏遗稿》则影印了祁隽藻甲戍会试卷底本)，尽管这种合作是初步的，且属于清史研究的一个部分，却开了一个良好的先例。1997年，由大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30册《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寿阳祁氏的祁文瀚、祁韵士、祁宿藻、祁世佶、祁友蒙、祁师曾六代六人的履历档案均列其中。唯独缺祁隽藻、祁世长父子履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然台北1982年出版的《国立故宫博物馆清代文献档案总目》中却记录了藏有祁氏父子的材料“祁隽藻传稿册一，片文一，履历二，事迹册二；祁世长传稿册三，事迹册一，片文一”。此外尚有祁宿藻的文档。1986年，台北出版的《国立故宫博物院藏有清代文献传包传稿人名索引》一书，亦以编号的形式记录了该院所藏祁氏传包传稿情况。如台北版屈万里全集之十六《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初稿》亦有记载。上述情况说明:北京故宫和所藏祁氏文档，二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祁氏文档。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3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资本论》被看作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可是，马克思写《资本论》时，生活处于极度困苦之下，偏又孩子夭折。马克思曾痛苦地说：“把我也埋了吧！”马克思生前出版的第一卷《资本论》，靠的是恩格斯在经济上源源不断的支持。《资本论》的第二卷与第三卷，马克思只留下了书稿。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全力投入对手稿的精心编辑与整理。这样，三卷本的《资本论》才得以问世，成为千古流传的经典巨著。
生前也想把自己的文稿加以编选出版，因为各种原因却没有完成。李乐光曾经接触过，仰慕他的为人，牺牲以后，李乐光对的手稿认真搜集。为躲避敌人的检查，他决定白天由其岳母把手稿埋在向日葵下，夜深人静时再拿出来进行编辑。由李乐光编写的文稿共有四本，他被捕后，就由赵太太继续保存文稿，其后由赵太太的女儿转交给的女儿李星华，最后再交给周作人保存。周作人送上海出版时，鲁迅写《守常文集》题记，这份文稿只剩一二部分，因白色恐怖，最终没有出版。1939年4月出版的也只是书稿的一半。后半部，即三四卷，则由周作人保存到全国解放。《闲话周作人》对此事有详细的记载。
美国作家约翰・吐尔青年时期写一部讽刺小说《笨伯同盟》，曾送过几家出版社，结果都不同意发表。作家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从此，郁郁寡欢，于1969年在家中打开煤气自杀。之后，其母亲很不甘心，带着儿子留下的书稿四处联系，均被拒绝。无奈之下，她最后向南方著名作家瓦尔格・帕赛求援，瓦尔格・帕赛看完作品后，非常赏识此小说，同意将《笨伯同盟》发表，可以让更多的读者参与阅读。小说问世后，还获得普利策奖呢。
奥地利小说家卡夫卡一生写过许多有影响的作品，具有代表性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均未完成。短篇小说有《乡村婚事》、《变形记》、《在苦役营》，还有《中国长城的建造》等。可惜生前作品只发表一半。他要求死后把所有作品和书稿“毫无例外地予以焚毁”。他的全集主编马克斯并没有听从作家的遗愿，反而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还有他的书信和日记。因此，我们才能读到他的全部作品。
萨特已出版著作50部，还有许多手稿流散在世，萨特本人不太重视自己的手稿保存，经常随意的馈赠别人。有一次，一个人打来电话，告诉萨特拥有他的战时笔记本，想卖给他，萨特拒绝说：“我不能介入这样的贪婪之举。”萨特死后，他的这些手稿，不断出版。他的养女埃尔卡伊姆把《奇怪战争的笔记本》、《道德笔记》原稿均交给出版社出版。
英国史学家卡莱尔花了多年的心血，完成了《法国大革命史》的全部文稿，随后将它交给最信任的朋友米尔去完善。然而就在第二天手稿被米尔家的女佣当作废纸丢进了火炉！更糟糕的是，为了保护书房的清洁整齐，卡莱尔每写完一章，就随手将原来的笔记、草稿撕碎扔掉。可以想象卡莱尔当时的心情，不过他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再起炉灶，重写这部巨著。如今人们读到的《法国大革命史》，就是他的第二稿。这一稿的质量，无论文字上还是内涵上，都达到了卡莱尔写作生涯的巅峰。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4
在莫友芝生前，《L亭书画经眼录》被作者自己认为“不足成书，故未删定”。莫友芝去世后，此稿曾有两次出版的机会。第一次主其事者是莫绳孙，他甚至连序言都写好了，后因“应官梗未及绣梓”。第二次时在1933年春天，贵州肆力于收集整理乡邦文献的学者凌惕安，驰书莫绳孙之子莫经农，打探书稿下落。得到书稿后，凌惕安详加校雠后，找人誊抄，装成六册，决心代为联系出版。当年十月凌惕安为此书所作的序言载于《贵州通志・艺文志》。他编定的六册钞本可以被认为是《L亭书画经眼录》的第五种版本，我们姑且称之为凌序本。不过，凌序本出版未果。张剑在序言里也提到了这个版本，他说这个钞本后来“不知所终”。
那么凌序本还在世吗？如果在，有可能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我得到的这批商务旧档中，有一份与其相关的资料，也许可以为它的去向提供一些线索。
进入正题之前，先要说说凌惕安其人。在我搜罗民国旧书的几年里，多次接触到这个名字。非典那年，我买到一部油印诗集《陶楼诗钞》，作者是晚清贵州籍名臣黄彭年，编者朱启钤在此书序言里提到“贵州文献编辑馆凌惕安”曾向黄彭年的孙子访求黄四十四本日记的事情。后来我又在潘家园得到凌惕安编的《清代贵州名贤像传》第一集。此书作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西南文献丛刊第三种（第二种《郑子尹先生年谱》也是他编的），出版于1946年。书中收入清代贵州名人四十八位，每人一像，像后有凌惕安所撰行状，并附时人对传主评价。这些画像都是凌惕安多年辛苦搜求所得。他在序言里写道：“故及冠而后，于乡邦先达事状雅嗜搜集。”此书浏览一过，可知凌惕安至少还编辑整理过黎庶昌的年谱，莫友芝的《影山词》，并曾将自藏郑珍书画付与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名为《柴翁书画集锦》。早年他还在中华书局出版过一部颇为重要的史学著作《咸同贵州军事史》。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成就的学者，其生平介绍却遍寻难觅。《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贵州通志・人物志》、百度百科，都查不到。在小绿天兄的帮助下，我才得到一些零星的资料，连缀起来，也只能说对他有个模糊的认识。凌惕安，名钟枢，以字行，贵阳人。贵州省图书馆藏有《笋香室日记》，是凌惕安1921到1923年之间所记，当时他任贵阳达德学校中文教师。后人撰写的日记提要说他民国辛酉（1921）年，三十岁。《清代贵州名贤像传》李端币惶醯母铰祭铮凌惕安自述“光绪丁未岁，先生方主讲在籍。常以其暇日视察学校。时余年十六……”光绪丁未是1907年。我们据此可以推知凌惕安生于1892年。早年他由叔父凌秋鹗――贵阳达德学校校长介绍，跟随教育家黄齐生赴日本明治大学留学一年。回国后又随贵州教育考察团在国内四处游历，增广见闻。回到F阳，先后在中华书局贵阳经销处、达德学校、贵州改进日报、贵州文献征辑馆等处就职。他在这些年里多方搜求有关贵州的文献资料，勤于撰述，有多种著作出版。四九以后，他却突然销声匿迹，再无任何学术活动见于记载。在范凤书著《私家藏书风景》里，贵州文史馆陈福桐先生提到了他：“贵阳民国时期藏书家凌惕安藏书在万卷以上。凌氏命运坎坷，解放初糊里糊涂遭镇压，但其所藏明清贵州地方文献大都归于贵州省图书馆。”被镇压而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查不到他的生平，为什么几十年来再也没人提到他。按陈福桐的说法，凌惕安应死于1950年前后。这一切，就是我能给他排出的粗陋笼统的简历。看到这份简历，很多人会一下子想到同样死于革命洪流的叶德辉，说他是贵州的叶德辉也不算荒谬吧。这样一个勤勤恳恳的学者，实在不该被我们忘记。
1933年9月19日，凌惕安整理好《L亭书画经眼录》之后，想找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在写给张元济的敲门信里，他一上来先叙旧，说民国八年曾随黄齐生去上海拜见过张先生，两人有一面之缘。又说自己新著《咸同贵州军事史》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很愿意致送商务和东方图书馆各一部。然后切入正题，提出出版莫友芝遗稿一事，并在信中列举了具体的出版要求：“印刷版式应依照原稿（弁首遗像系惕安据朝服大像改绘而成）；须用连史纸仿宋字钉印刷；明年四月以前应即出版；出版后版权可归贵馆所有，任凭发卖；初版出版应送五十部以便分送亲友；须付给原著人家族若干元；如得同意可拟合同双方签订；未经议定以前不得私自钞录其中任何篇页。”随信，凌惕安还寄了一份《经眼录》的目录。张元济接信后很感兴趣，用朱笔批了几个字“莫子葡壬为近代名人，其著述似有可印之价值”，就转给了李拔可。一个月后，商务印书馆寄出经李拔可认可的回复，说仅有目录还不行，要凌再寄来原书手稿，经审阅之后才能决定是否为莫家代印此书。并说如果凌惕安担心书稿在邮寄途中受损，那印书的事情就以后再说。最后还声明凌来信中提出的致送现金一条无法满足，因商务印书馆代人印书，向无酬送现金的先例，最多只能出书后酌赠二三十部。这封回信公事公办，不咸不淡，话里话外表现出一副大衙门派头。看来商务对这部书稿价值的评估和凌惕安相去甚远。
复信寄出后三个月，商务一直没得到凌惕安的答复。1934年1月，张元济过问此事，让手下给贵阳独狮子街九号又去一信，询问《经眼录》书稿是否寄出。凌惕安回信说书稿还在整理，并请张元济在一幅康桥画社为其父亲所绘图卷上题咏。张元济谢绝了这一请求，他说“弟于文字素非所长，近年衰病侵寻，笔墨尤多荒废，实不敢轻易下笔”。这个谢绝，涉及到凌惕安的父亲，很有点伤人面子。之后的几个月，凌惕安又没有动静了。事情进行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嗅到一股不和谐的气息。双方各自端着架子，走到两条岔路上去，渐行渐远。凌惕安似乎觉得这是名家名著，不出版是你们的损失。商务一方，则表现出一种让人恼火的无所谓的态度。
综上所述，商务印书馆根据张元济和黄葆钺的意见对凌序本《L亭书画经眼录》提出的两项质疑，以至拒绝出版，令人遗憾。
我收藏的这份商务旧档中还保存了这六册凌序本的目录。该目录为工楷钞录，用凌惕安自印的“笋香室”红格稿纸。从内容看，该目录和张剑校本差别不大，也分六卷，《经眼录》四卷，《附录》两卷（上、下）。两个版本中，同一件书画的标题文字略有差异，比如张剑校本中的《宋拓李北海书叶有道碑》，凌序本作《宋拓叶有道碑》。此外较之剑校本，凌序本附录卷上缺《摩诃僧祗律卷第二十九》、卷下缺《明莫云卿公山水横卷》。《明仇什洲狄梁公望云图为项墨林画直幅》，张剑校本中列在附录卷下，凌序本则置于第四卷里。
这段公案说完，再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凌序本――《L亭书画经眼录》第五种版本的下落。经查实，中华书局当年也没能为凌惕安出版这部书稿，具体原因不详。那么这六册钞本交到中华书局以后，下落如何？中华是否依照常理把书稿退给了凌惕安？一1946年出版的《贵州名贤像传》证实了这点。《像传》一书莫友芝一条后面附有凌惕安撰《L亭书画经眼录》的序言。这篇序言署的日期是民国二十九（1940）年三月，和他1933年寄给商务印书馆的那篇相比（即《贵州通志・艺文志》所载文字），字句上稍有增补。这一年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向凌惕安征求书稿，以编入西南文献丛刊。凌惕安除了提供《郑子尹先生年谱》和《清代贵州名贤像传》两部稿件之外，也再次将《L亭书画经眼录》列入了出版计划。他在1933年那份序言上，增加了一句“正谋寿诸梨枣，会北平图书馆长袁君守和就余徵访及此，喜其巧值，幸深得所假手，人生快事孰逾于此”，印在了这部《像传》里。这句话说明，书稿此时在他手里，中华书局早已把书稿退还给他。不过这一次，大概因为时局动荡，《经眼录》还是没能出成。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5
柳成栋是黑龙江省，乃至全国方志界的修志名家，也是一位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同时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楹联家和书法家。地方史志给了他营养，给了他力量，也给了他荣誉。我与成栋二十几年的交往和沟通，特别是1999年秋的京华相见，2006年夏的冰城重逢，2010年秋的晋阳聚首，使我对他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每次诗书往来和频繁的电话交流，都使我获益匪浅。正如成栋赠诗所言：“辽海松滨相忆久，碧空千里展华笺”；“日暮江龙犹唤雨，群星拱斗在心间”。这是对友谊的称赞，也是对我主编《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的美誉。近三十年的修志工作，使得成栋极大地展示了自己丰富的学养和聪明才智，为地方志工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08年10月14日成栋正式退休，至今时逾三载，但成栋仍未完全离开地方志工作。依然心系方志，继续为地方志事业而忙绿着，工作着，发挥着馀热，散发着光芒。
■访谈
长兴：成栋在您的《方志论稿》自序中曾谈到自己“荣辱系于方志，得失系于方志，命运系于方志。方志荣，我荣；方志兴，我兴。”这段话已成为经典，不但感动着我，也感动着每一位地方志工作者。退休后，您是怎样理解的？
成栋：这段话是我在2005年的述职报告时饱含热泪讲述的一段话，其后还有一段：“‘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可以说自己的血液、精神和灵魂都已融入于地方志事业当中。职位高低不很重要，能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为祖国神圣的地方志事业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献出最后的光和热，这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才是最光荣、最光荣的。”记得当时曾博得一阵掌声。它是我在职时的真实思想的公开表述，同样也是我退休后的所想、所作、所为的集中概括。人退休之后，远离了世事纷争的漩涡，案牍劳形的束缚，身心得到了放松，真的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仿佛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正在向我走来。退休了，可以想读而以前未有时间读的书，想写以前要写未来得及写的文章，想去以前要去而未能去的地方。利用馀热，继续发光，进一步完善自我，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最有意义的。换句话说，退休只是人生的一个里程碑，一个转折点，它不是人生的终结，而是新的征程的开始。人生如一部交响曲，退休它只是这部交响曲的第一个乐章的结束，而新的华彩乐章正等待着去重新奏响。“杖乡未肯逐波流，学海徜徉岂罢休。多少文章需我写，伏案犹当做黄牛。”“献身志苑卅春秋，退守芸窗无所求。负笈犹朝青山去，夕阳万里上重楼。”
长兴：讲得好，不但有哲理，而且充满激情，充满朝气，充满希望。那么，您这三年是怎样安排自己的退休生活的？
成栋：首先是读书学习不能间断。要活到老，学到老。为了满足读书学习的需要，我除了继续订阅以前自己喜欢看的杂志以外，还自费订阅了《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中国地方志》、《新华文摘》等报刊杂志，退休后的三年，如果将报刊订阅费和购书费加在一起，合计支出可达万馀元以上。一杯清茶，几份报刊，家国大事，美文佳篇，尽收眼底，其乐无穷。其次是写作和学术研究不间断。退休之后，有更多的时间思考问题，研究问题。将以前积累的素材重新进行梳理、补充、完善，深入研究，撰写成文，结集成书，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第三，能力所及，如有所请，尽量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所以，退休之后，我感觉反倒比以前上班时更加忙碌了。
长兴：忙碌些好。很多人都是在退休之后的二三十年时间里作出了比前半生还要大的贡献。您退休之后，还为单位做些什么工作？
成栋：三年来，全省地方志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省志办改善了工作环境，增添了新的领导力量和修志人员。第二轮修志工作正在向纵深发展，省志109部分志17部送审并正式评议，20多部正在总纂，50多部正在编写；县（市）区志出版了近30部。地方志立法工作已进入调研阶段，方志馆建设正在积极争取当中，并正在向前推进。我主要干的工作就是编纂《黑龙江通鉴》（以下简称《通鉴》）。《通鉴》编纂工作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下达给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作任务，省志办把它纳入了重要的工作议事日程当中，并得到了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自己除完成所分担的撰稿任务以外，领导还把《通鉴》的统稿、编校任务交给了自己。这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也是馀热发光，继续为地方志事业作贡献的好机会。
长兴：《通鉴》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它又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具体地说，他有什么样的特点，规模如何？
成栋：《通鉴》是一部编年体、条目体、纪事本末体相结合，同时吸收了年鉴和百科全书的特点编纂而成的一部志鉴体史书。整部《通鉴》共分为历史卷、当代卷、综合卷（自然地理、建置沿革、市县概况、人物）三卷组成。上起远古，下至2010年（市县概况除外）。共收录条目18900馀条，其中古今人物近800人。总计字数约400馀万字。
长兴：《通鉴》真可谓是一部通今贯古、横陈百科的鸿篇巨制。所说统稿实际上是对志鉴进行总纂，编校则是保证志鉴质量的重要手段，总纂与编校是志鉴成书的关键环节。您对《通鉴》进行统稿和编校共用了多长时间？
成栋：从时间跨度上整整用了三年时间，其中除了领导审阅、出版社审稿、印刷厂排版时间以外，75%的时间是在对《通鉴》进行统稿、编校当中紧张度过的。三年中我抛却荣辱，放弃了家庭利益，甚至牺牲了嬉孙的时间，即使在病榻上也手未离《通鉴》，全身心地投入了《通鉴》的统稿工作当中。全书三易其稿，个别地方甚至是四易其稿，工作量是可想而知的。
长兴：这么大的工作量一人完成，一支笔统到底，确实不易。您对《通鉴》统稿主要作了哪些工作？
成栋：由于《通鉴》书稿成于多人之手，体例不统一，文风不一致，详略不当，交叉重复，个别词条一事多出，前后抵牾；有的史实不准，年代错乱，甚至张冠李戴等各种现象时有发生。为此，我顶住压力，顶住个别人的嘲讽，大刀阔斧地对《通鉴》进行斧削笔润，删繁就简，增删词条，精心编校。在统一体例方面，《通鉴》最大的问题是纪年问题。民国以前《通鉴》是按照习惯纪年，即帝王年号纪年，也就是按照干支顺序的农历纪年排列。但具体词条中的纪月、纪日则是依据《黑龙江省志·大事记》按照公历纪月、纪日排列，这样不但纪年、纪月、纪日方法不统一，而且弊病颇多，特别是某一年的年末，按照习惯纪年上一年农历的十一月或十二月，按公历则为下一年的1月或者2月，等等。仅此一项，依据《中西回史日历》按照帝王年号加注公元纪年、农历月日加注公历月日的方法，逐年逐月逐日进行换算，以求统一和准确，耗尽了大量精力。
长兴：在斧削笔润、删繁就简方面作了哪些工作？
成栋：《通鉴》既然采用的是条目体撰写，就应该严格按照词条的撰写方法来撰写，力求简明扼要，尽量避免有叙事、论述、繁琐考证的文字出现。但在《通鉴》中有的词条几乎近似于考古学专著或专题史料汇编。文字冗长者颇多，有的长达五六千字，甚至近万字。所以，斧削笔润，删繁就简工作就更显得十分重要。全书仅压缩的文字就有六七十万之多。
长兴：您对《通鉴》是怎样斧削笔润、删繁就简的？试举例说明。
成栋：首先要解决交叉重复问题，《通鉴》初稿，交叉重复现象比较普遍。如关于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的记述初稿共有“明廷在黑龙江地区所建卫所”、“明廷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奴儿干都司的卫所建置”三处，关于永宁寺共设有“亦失哈建立永宁寺”、“‘永宁寺记’碑”、“亦失哈巡视奴儿干”、“永宁寺”、“重建永宁寺碑”5个条目，关于雅克萨战役共有6个词条涉及。所以要处理好各自之间相互交叉重复问题，只能保留同类条目中一两个重要的词条。即使是必要的交叉重复，也要此详彼略，各有侧重。
其次，要解决好越境而书的问题。《通鉴》初稿越境而书的问题比较突出、既然是《黑龙江通鉴》，就应该牢牢把握“黑龙江”三字，黑龙江境外的事件尽量不记，即使与黑龙江历史有关联的也要少记和简记。《通鉴》初稿为了保持所谓历史发展的完整性，在记述朝代更替（特别是中原王朝的更替）、帝王轮换（即位、驾崩）几乎一个不拉，这是明显的越境而书。如果记，《通鉴》只能记述与黑龙江历史有关的几个王朝几个皇帝。另外《通鉴》初稿中不少与黑龙江历史无关的全国的历史事件也都列了条目。如南宋的“庆元”；南宋抗击蒙古的“襄樊之战”、“厓山之战”； “忽必烈改燕京为中都”、“合州之战”；元朝的“南坡之变”；明朝的“靖难之役”、“宁远之战”、“李自成起义”、“张献忠起义”；清朝的“多尔衮出师中原”、“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廷抵制鸦片进口”、“清廷在广州海关加强禁烟”、“林则徐奉旨查禁鸦片”、“虎门销烟”、“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太平天国失败”等等，这些都没有必要设立条目，专门记述，均应予以删除。
再次是加强著述性。《通鉴》初稿不少在记述历史人物、政治事件、与外国的友好交往的同时，还收录了不少碑文、诏书、牒文、国书。仅涉及到碑文的词条就有“完颜希尹墓地”、“完颜娄室墓地”、“金源郡壮义完颜娄室神道碑”、“大金故尚书左丞相金源郡贞宪王完颜公神道碑”4个词条，文字长达两万馀字。另外还有“贞惠公主墓志并序”、 “贞孝公主墓志并序”、“张建章卒”（张建章墓志铭）、“宝严大师墓志铭”、“宣威大师法性葬记瓦”、“曹道士碑”、“永宁寺记碑”、“重建永宁寺碑”等碑文。《通鉴》初稿之所以罗列这些纯属于资料性的一次文献，重要的就是缺少著述性。其实将重要的碑刻写一下传主、立碑的时间、碑的形制就可以了，碑文完全可以不录。至于诏书、牒文、国书更没有全文载录的必要。
长兴：前面您说过《通鉴》初稿有前后抵牾；个别词条一事多出，有的史实不准，年代错乱。甚至张冠李戴的现象，可以举例说明吗？
成栋：前面举例说的都是古代部分。那么当代词条的好些内容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2004年11月7日设有“哈尔滨飞机直航香港”词条，2005年11月17日又设有“哈尔滨—香港直飞航线开通”一个词条，二者究竟那个准确，经查《黑龙江日报》得知哈尔滨飞机直航香港是2004年11月7日。又如1987年“视察大庆油田”条，记载“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省长邵奇惠的陪同下，视察了大庆油田。总书记在三天的视察中行程300多公里，参观检查了23个点，接见了400多名群众，与900多人照了像，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并亲临“铁人”王进喜家中看望其家属及子女。为大庆石油管理局书写了“发扬大庆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的题词。而1990年又有“视察黑龙江省”一条。该条是这样记述的：“2月23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到黑龙江省视察……”众所周知，是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才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所以这一条完全错误，经查证核实，1990年2月23日至3月1日“视察黑龙江省”的记述是准确的。
文题与内容不符者，如1986年6月13日～19日“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召开”一条内容却将10月28日～11月2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议的内容编入其中。
张冠李戴者主要表现在配图上。如将侦察英雄杨子荣的照片配在了省政协副主席杨子荣的身上。将哈尔滨市南岗区联发街姊妹楼（原省社科联办公楼）的照片配在了东省特别区管理局（旧址应为现在民益街85号南岗区少年宫）的词条上。等等。
长兴：从您上面所述，为了保证《通鉴》的质量，您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个人也作出了巨大的牺牲。《通鉴》编纂工作无疑是地方志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那么其它地方志工作您又作了哪些呢？
成栋：一是完成了中指组《中国方志学五十年（1957～2007）》方志的著述性、方志的类型两个专题的编写任务。二是完成了《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灾后重建志》（黑龙江援建剑阁）资料长编的编写工作。三是参加了中指组和外省市的一些地方志学术活动和评稿、讲课任务。2009年7月，应邀参加了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在龙湾群国家森林自然保护区举办的吉林省志主编（主笔）培训班的授课任务。满怀豪情地写下了《培训班感怀》的诗篇：“龙湾群里聚群龙，远去尘嚣沐爽风。绿意无边染华发，青春有意返顽童。千秋佳乘凭神笔，百卷雄文赖竹胸。松水绵绵融黑水，吉江一脉载泥鸿。”通过学习交流，不但增进了吉江两省地方志同人的友谊，同时也学到了兄弟省的修志经验。2010年应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的邀请，参加了纪念山西省新方志工作开展三十周年新方志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撰写了《浅论地方志的开发与利用》的论文，发表在《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7期。同时写下了《研讨会感怀》的诗篇：“投书一纸震幽燕，浩荡东风起太原。十万军兴春蛰醒，八方笔走月轮圆。神州举目观三晋，耆宿开颜笑九泉。志乘编修逢盛世，喜看桃李满芳园。”2011年8月应中指组的邀请，参加了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撰写了《论方志的文化品位》的论文。同样有诗为证：“环球学者聚明州，满座高朋语未休。方志庋藏传四海，文章论述各千秋。可怜皕宋流东国，犹惜辨蟫移美洲。华夏文明五千载，资源共享是良谋。”四是应中指组的邀请，对《杭州市志》（1986-2005）进行了评审。重点对《杭州市志》第三十二篇至四十六篇，即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物、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精神文明建设、人事和劳动社会保障、民政、民族宗教、社会生活、区县（市）概况和人物15篇进行了审读。学到了《杭州市志》好多好的经验。认为该志“总体看，志稿写得非常成功。篇目设计合理、体例严谨、编排有序、层次清楚；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语言朴素流畅；注意和上部志书的衔接，并注意对发端事物的追溯，特别是利用小序对发端事物进行追溯；志稿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也比较突出。有些篇章还设立了专记，增强了志书记述的深度。”另外，还应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的约请，对新出版的500万字四卷本的《晋中市志》进行了评论，写下了7000馀字题为《浅评〈晋中市志〉》的论文，发表在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主办的《沧桑》杂志2011年第4期上。
长兴：全国和外省的地方志工作和学术活动确实没少参加，省内的地方志活动您又参加了哪些呢？
成栋：省内的地方志活动参加的不多，省志评稿只参加了两次，主要进行的是对宁安、穆棱、抚远、饶河等几部县（市）志进行审稿和编纂指导，其中重点是《宁安市志》。三年来我曾三次去宁安，对市志编纂跟班作业，具体指导和审阅志稿，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另外，还帮助宁安市编辑整理校勘了《宁古塔旧志七种》，并为该书撰写了校点前言。
长兴：您不但是方志专家，同时也是地方历史文化方面的学者。您曾写下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文化建设》、《哈尔滨——文化记忆中的独特风景》等著名地方历史文化论著，退休后，您在地方历史文化建设方面作了哪些工作？
成栋：地方志是地方历史文化的基础，是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宝贵材料。实践证明，开发利用方志文化资源，进行历史文化研究，挖掘旅游文化，为地方经济建设和发展旅游事业服务，大有裨益，收获多多。首先，参加了一些地方历史文化论坛及相关文化研讨会。2009年6月应邀在依兰举办的“五国城文化暨满族故里文化论坛”，作了题为《弘扬五国城文化 创建诗词之县》的专题发言。2010年端午节又应邀参加了在海林举办的“中国·海林宁古塔流人文化研讨会”，作了题为《宁古塔流人在文化上的特殊贡献》的专题发言。2010年5月30日～6月1日，应邀参加了“中国·穆棱第一届吴大澂学术论坛”，提交了《吴大澂在督办吉林边务中的历史贡献》的论文，并在大会上作了发言。2010年10月又应邀参加了在虎林市举办的“黑龙江省东疆乌苏里江文化论坛”，作了题为《大力挖掘保护利用东疆旅游文化资源》的专题发言。另外，2010年8月还应邀参加了饶河建县100周年庆祝活动。2009年10月26日应邀参加了纪念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100周年纪念仪式，2010年3月26日纪念安重根殉国100周年国际研讨会。
其次，参加哈尔滨市新建城区地名的命名、审定工作。一是应邀对松北区、哈西客站地区地名命名及论证。二是应邀参加了《哈尔滨市地名志·总述》的审定，同时又参加了《地名志》的验收鉴定活动。三是，应邀参加了哈尔滨师范大学校史的鉴定工作。四是，应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邀请，对《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和选题，以及《〈黑龙江通史〉编撰大纲》提出了修改补充参考意见。
第三，为开发旅游文化资源服务。应邀参加了由省社科联组织的《黑龙江100个旅游景点明信片》文字说明的撰稿和修改工作，并审读了《黑龙江100个最值得去的地方》书稿；两次参加孙尧副省长主持召开的如何开发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为旅游事业服务专家会议，参与讨论《黑龙江历史文化资源》（古代篇）文稿的修改。
长兴：您是省志办参照公务员管理的最后一个编审。应该说编审职称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在新闻出版部门，编审职称显得异常重要。听说您为出版社做了很多工作。这方面您可以简单向读者介绍一下。
成栋：我帮助出版社做的工作主要是审阅书稿。由于自己在地方史志、地方历史文化方面有比较深的专业知识和文化素养，并有严谨的治学精神，认真负责、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赢得了有关出版社的信任。这几年除了帮助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审定中小学教材《黑龙江人文与社会》以外，主要是审定了《边疆史地丛书》（后改为《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及其有关的历史文化丛书。仅2011年就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审阅了《中国边疆研究文库丛书》中的《先秦西南民族史论》、《两汉时期的边政与边吏》、《唐代吐蕃与西域诸族关系》、《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研究》、《都护制度研究》、《清末边疆建省研究》、《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边疆政治变迁研究》，以及《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等共计19册，计约四五百万字。去年还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审读了《黑龙江流域文明新探》。审读这些书稿是比较吃力的，因为这些书都是某方面的专家所著的学术专著，要挑错，等于鸡蛋里挑骨头，谈何容易。于是，凡是引用二十五史的引文，我都尽量地核对原文。我手头的《二十五史》是上海古籍的缩印本，字迹太小，又无句读，看不清我就到网上查，网上不准，就到省图书馆去查中华书局版的《二十四史》。每挑出一个错别字，就等于消灭一个敌人，有一分斩获，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快乐，疲劳顿消。
长兴：上述这些工作，有益于文化，有益于社会，功德无量。您除了在参加有关学术论坛、学术会议上撰写并发表相关论文以外，自己还有哪些著述呢？
成栋：这三年我主要是抽时间根据以前积累的素材，撰写并发表了一批有一定深度的文史随笔和民俗文化随笔，如《〈清稗类钞〉中的宁古塔》、《黑龙江将军中的诗人》、《林纾与东北名流的交往》、《齐齐哈尔的诗社》、《吴玉如其诗其书其人》、《程德全与寒山寺》、《鞭春牛》、《虎与民俗》、《兔与民俗》等文章三十馀篇。
长兴：我知道您还是黑龙江省诗词协会副主席、省楹联家协会副主席。三年来一定又写出不少的诗词楹联作品。
成栋：三年来，由于忙于《通鉴》的统稿和编校工作，对于诗词楹联活动尽量地减少参加次数，但有时盛情难却，或者难以割舍，还是参加了一些诗友、诗社联谊活动和诗词讲座。应约为诗友、文友诗文集作序十馀篇，创作诗词四百馀首，楹联一百馀副。
长兴：您的退休生活真够丰富多彩的，真的令人感觉到人生的第二个春天来到了，今后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成栋：我想，今后的计划和打算就不细说了。既然地方史志给了我营养，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荣誉。我是终生离不开地方志的，更离不开在地方历史文化园林中的探索和跋涉。“芸馆幽居血犹热，韶华飞逝志弥坚。”“留得夕阳情似火，敢为志苑再添砖。”
第一书记发言稿范文6
神秘客人的夜访
日本东京:1945年8月13日夜十点｡由于美军的空袭,实行了灯火管制,整个城市漆黑一片｡在茫茫夜色中,一辆黑色的轿车悄然停在了小石川区原町的金鸡学院门前,一个戴着墨镜的人从车里走了出来｡
当被门房带领到玄关之后,这个神秘的客人才摘下墨镜,递上名片:“内阁书记官长秘书官”｡
很快,从二楼走下来一位四十余岁的学者,接过客人递上来的一叠稿纸,取出眼镜和一支红色铅笔开始认真看起来｡他一字一字地读着稿纸上的内容,不时还自言自语几句,或者停下来思考一番,然后再用红铅笔在纸上修改着什么｡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将修改后的稿纸交还给来客,而这位客人也像来时一样,静悄悄又急匆匆地离开了｡
这位学者,就是后来被人们誉为“昭和教祖”的金鸡学院学监､日本著名学者安冈正笃,而他所修改的,就是两天后日本天皇将向全国宣读的“终战诏书”｡
“一稿”､“二稿”的出台
事情还要从几天前说起｡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8月9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百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同时,第二颗原子弹也在长崎上空爆炸｡负隅顽抗的日本陷入绝境｡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紧急召开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交战派和主和派激烈争吵,首相铃木只得向天皇请求召开御前会议｡在御前会议上,昭和天皇最后做出裁决――接受7月26日同盟国发表的《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御前会议结束时已经是8月10日凌晨两点多,但时任内阁书记官长的迫水久常却无法休息｡他立刻回到自己位于首相官邸二层的办公室,着手停战诏书的起草工作｡
按照惯例,天皇的诏书一般都要请相关方面的专家来负责起草,但这次是高度机密,迫水只能自己动笔了｡早在会议之前,迫水就已经意识到,无论这次会议的结果是什么,都需要形成一份重要的诏书｡因此在开会的时候,他努力将天皇的每一句话都铭记在心｡现在,他赶紧将自己头脑中所记下来的内容写到纸上｡日本停战诏书的最初稿就这样逐渐成形了｡
但迫水所记下来的内容还是口语形式,需要转化成正规的书面语言｡于是,天刚刚亮,迫水就派人请来了曾经参与过开战诏书修改工作的早稻田大学教授､汉学家川田瑞穗,请他将自己所记录下来的文字转成正式的诏书格式｡一天之后,11日一大早,一夜未眠的川田送来了改后的诏书草稿,这被称为“迫水内阁书记官长第一稿”｡
11日白天,迫水又请来几位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官员和学者,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和修改,形成了“迫水内阁书记官长第二稿”｡
寻章摘句煞费苦心
12日一大早,觉得自己很难再进行修改的迫水拨通了金鸡学院学监安冈正笃的电话｡
时年47岁的安冈正笃是战前日本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早年曾经与大川周明､北一辉等人共同进行所谓国家革命运动｡他先后创办了金鸡学院和日本农士学校,致力于“精英教育”,为国家“革新”培养人才｡日本财政官界很多重要人士都曾到这两所学校听过课,因此大多尊称安冈为老师｡凭借深厚的学养以及这两所学校的各种活动,安冈在日本的财政官界结成了一张巨大的人际关系网,在当时日本的领导阶层颇有名气｡
尽管是星期天,接到迫水电话的安冈还是立刻来到了首相官邸｡虽然迫水在电话中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事情,但安冈凭借自己在政界的广泛关系,早已听说日本政府可能会向盟军投降,因此对于此行的目的已经有一定的思想准备｡
迫水向安冈拿出了“第二稿”,同时说明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若干年后,安冈曾经这样回忆自己当时修改诏书的原则:
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认为……绝对必要的就有两点:
第一,必须要选择任何国家败降时所没有用过的､可以代表日本天皇权威的辞令｡
第二,不能显示出日本是因战败力尽､不得已而投降的;必须说是受道义之所存､良心之至上而做的决定｡败降决非基于利害得失,这是日本的皇道,日本精神的精粹｡我想这两点是决不可以遗漏的｡
在这个思路下,安冈对诏书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其中,安冈认为最重要的有两处:
其一,安冈将草稿中的“欲永远确保和平”改为了“为万世开太平”,这句话出自安冈本人非常喜欢的“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集・张子正蒙》)将这句话放到停战诏书中,很显然是要为日本的投降强行涂抹上一些光辉的色彩｡
其二,安冈在“朕欲忍其所难忍,堪其所难堪”一句前面加上了“义命之所存”｡“义命”出自《春秋左传》的“以信行义,以义成命”(《左传・成公八年》)｡安冈写上这句话,则是希望减少日本投降的被动性,增添一些道义的色彩｡
安冈特别叮嘱迫水,这两处是全篇诏书的着眼点,一定不能再改｡
一词之争的玄机
13日晚上,如文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秘书官驱车来到安冈住所,将经过内阁审议后形成的“阁议提出用诏书第一稿”交给安冈进行再次修改｡然而,安冈发现,“为万世开太平”一句被保留了,但“义命之所存”一句却被删掉了,取代它的是“时运之所命”｡感到不满的安冈又把它改回了“义命之所存”｡
原来,在内阁对安冈第一次修改过的草案进行审议时,“义命之所存”这句话引发了争论｡大多数内阁成员认为,“义命”不是一个正式的词语,担心国民会听不懂｡迫水想到安冈的叮嘱,便一再解释｡但反对者最后拿出了词典,说词典上并没有这个词｡迫水无言以对,只好任由内阁将这句话改成了“时运之所命”｡
8月14日上午,御前会议再次召开,最终确认了结束战争的决定｡会议结束后,迫水急忙根据天皇的最新讲话,对诏书草稿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下午,迫水又再次请求安冈来到首相官邸｡
对诏书草稿进行第三次修改的安冈,再次看到了让他觉得刺眼的“时运之所命”｡在安冈一再质问下,迫水只得将实情说出,并表示会努力争取保留安冈的修改｡
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发表了停战诏书｡在金鸡学院里,安冈正笃与前来参加学院下午讲座的一百余人一起收听了“玉音放送”｡很快,安冈就发现,自己反复强调的“义命之所存”一句不但没有被保留,反而又进一步被改成了“时运之所趋”,这让安冈大为恼怒｡虽然看起来只是两个字词的修改,但其中的意义却有很大不同:如果说“义命之所存”,就是表明日本结束战争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而用“时运之所趋”,就等于直接承认了日本是战败而投降｡
历史岂是几个词藻所能粉饰
国家战败投降的阴影,与围绕着诏书修改而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安冈始终耿耿于怀｡有人说,停战诏书可以说是天皇与安冈合作完成的,这原本应该是一种极大的荣誉,但安冈却觉得“参与起草天皇诏书……对我而言则是一件永远不可磨去的憾事｡所谓‘千愁万恨’恰可形容我的心情｡那件事对我的心､我的灵魂是永远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