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1
他们的传奇事迹经过艺术家们的演绎，成了经典的歌曲、小说、电影，几十年来被人们传颂，经久不衰。
活在歌声里的小英雄――王二小
“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
王二小家在河北涞源的一个小山村。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1942年10月25日，二小在山坡上放牛时碰上了打算进村“扫荡”的鬼子。鬼子让他带路，二小却把鬼子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鬼子发现上当后，用刺刀刺向二小的胸膛……
王二小牺牲后，当地军民把他埋葬在村后的山坡上。《晋察冀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介绍他英雄事迹的消息。词作家方冰、曲作家劫夫被王二小的事迹深深打动，很快创作了这首流传了60多年的歌曲。
新中国成立后，王二小的故事被编进小学课本，王二小也成了千千万万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银幕上的抗日小英雄――张嘎
抗日战争时期，生活在冀中白洋淀的小男孩张嘎与奶奶相依为命。为了掩护在他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长钟亮，奶奶英勇地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了。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钟叔，嘎子历经艰辛，找到了八路军，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电影《小兵张嘎》讲述了一个小八路战斗成长的过程。这部儿童军事题材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影响了几代小观众。
这部影片在1980年荣获了中国第二届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后来，小兵张嘎的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电视剧。
送鸡毛信的抗日小英雄――海娃
《鸡毛信》也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电影。12岁的海娃是儿童团团长，他的任务是一边放羊，一边放哨，发现敌人就给村里人打信号。海娃的父亲是民兵中队长。有一天，父亲让他送一封有关攻打敌人炮楼的“鸡毛信”给八路军。海娃以放羊作掩护，带信上路。不料却在途中遭遇了敌人……
故事的情节一波三折，扣人心弦，深受广大观众特别是孩子们的喜爱。
这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黑白片不仅在国内影响很大，而且在国际电影节上两次获奖。1955年，在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节上荣获优胜奖，是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奖的第一部儿童故事片。
小说里的抗日小英雄――雨来
芦花村里有个叫雨来的男孩，他喜欢游泳，也喜欢读书。有一天，村里的李大叔急急忙忙地进了雨来家，挪开了水缸，跳进了缸下面的地洞。雨来将水缸挪回了原位，这时，鬼子也到了……
这是小说《雨来没有死》中描述的一段情景。
雨来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东少年儿童的一个缩影，这其中也包括小说作者管桦本人在内。管桦从小就和村里的儿童一起站岗放哨，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上树t望，捕捉敌情。1940年，他离家奔赴抗日战场，长年转战南北。他参军以后，童年时代的情景常常浮现在眼前。于是，他创作了以雨来为主人公的小说《雨来没有死》，发表在《晋察冀日报》上。
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一位负责语文教科书的编审专程找到管桦，告知他的小说被改名为《小英雄雨来》，选进了语文课本。从此，小英雄雨来便成了全国少年儿童心目中的英雄。
烽火中的儿童剧团――孩子剧团
孩子剧团是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共产党和爱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儿童艺术团体。
1937年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以沪东临青学校为主的一部分中小学生，自发地在难民收容所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难教育社得知情况后，立刻派人前往，于9月3日正式成立了孩子剧团。孩子剧团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抗日救亡爱国宣传。小团员在老师的领导下，进行各种宣传抗日节目的排练，然后再深入到各地特别是抗日前线去演出，宣传抗日。
孩子剧团的足迹遍及8个省市和几十个农村集镇，演出过《乐园进行曲》、《猴儿大王》等优秀节目，为宣传抗日做出了贡献。
最年轻的抗日组织――抗日儿童团
抗日儿童团是广大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成立的儿童组织。
尽管与敌人的斗争非常艰苦，广大抗日根据地仍处处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把儿童纳入组织的关怀。和曾多次题词勉励儿童团员。
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侦察敌情”、“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2
抗日英雄，你真了不起！
当我们漫步在黄浦江畔，看浦江两岸拔地而起的高峰大厦，望江上四通八达的高架大桥，注目滨江大道喜笑颜开的男女老少时，不要忘了我们祖国母亲曾经度过的那些峥嵘岁月。让我们一起回顾历史，记住那些为了今天的幸福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们。
在诸多的抗日故事中我们熟悉的有飞夺泸定桥、董存瑞舍身炸堡、狼牙山五壮士、台儿庄战役……在抗日时期，中华民族还涌现出了一批少年英雄。如：王二小、张嘎、雨来等。
中国少年抗日英雄王二小1929年生于河北省涞源县上庄村。他是活在歌声里的抗日英雄“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儿去了……”这首名为《歌唱二小放牛郎》的叙事民歌传唱了许多年，优美的旋律和动人的故事影响了几代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把魔爪伸进了这个宁静的村庄。抗日战争时期，王二小的家乡是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经常受到日本鬼子的“扫荡”，王二小是儿童团员，他常常一边在山坡上放牛，一边给八路军放哨。1942年10月25日，日本鬼子又来“扫荡”，走到山口时迷了路。敌人看见王二小在山坡上放牛，就叫他带路。王二小装着听话的样子走在前面，为了保卫转移躲藏的乡亲，把敌人带进了八路军的埋伏圈。突然，四面八方响起了枪声，敌人知道上了当，就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挑死了王二小。机智勇敢的小英雄王二小，就这样被日本侵略者残酷地杀害了，牺牲在涞源县狼牙口村，年仅13岁。正在这时候，八路军从山上冲下来，消灭了全部敌人。。
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富裕的城市里，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为我们打败日寇的抗日英雄！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3
暑假里，我读了一本《抗日故事》，看后，我万分激动。
《抗日故事》里讲述的每一个故事都是那样的惊心动魄，使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王小二的故事》……将抗日战士们的英雄气概、日军的滔天罪行尽显在眼前。
1938年10月上旬，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部在牡丹江地区乌斯浑河渡口准备渡河时遭遇日伪军的猛烈攻击，这时，准备渡河的妇女团八名女战士为了掩护大部队渡河，毅然放弃了渡河，与日伪军展开激战。她们主动吸引日伪军火力，使部队主力得以迅速摆脱敌人攻击，但是他们被敌人围困在河边，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她们面对日伪军逼降，誓死不屈，她们毁掉枪支，挽臂涉入乌斯浑河，集体沉入江底，壮烈殉国。
这些抗日英雄为了祖国的自由，为了祖国美好的明天，他么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所以，每当我看到五星红旗的时候，都会想到这是用抗日英雄们的鲜血染红的；每当想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每当我戴上红领……我就会觉得很幸福，很自豪，我们要从小学好本领，长大后去创造更美的未来。
六年级:雪婷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4
他们的故事，若要一一介绍，三年五载也说不完。时任《晋绥大众报》记者的马烽、西戎决定将这些事迹浓缩整合成一个故事，提笔写就《吕梁英雄传》，一段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战的经典传奇就此流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冲进长城，顺着平绥铁路、同蒲铁路打进了绥远、山西。是年冬，领导的120师开到晋西北，接连收复失地，建立了晋绥解放区。
解放区人民在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纷纷加入八路军、游击队，在家的就参加了民兵。民兵们平时在家生产，抽空练兵习武；一到战时便拿起步枪、火枪、地雷、手榴弹和敌人战斗，保护群众，打击敌人，并且配合主力军作战。
《吕梁英雄传》以吕梁山区一个普通山村康家寨为叙事切入，村民在日寇的烧杀抢掠中逐渐觉醒，在共产党领导下，组织起民兵力量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小说中，民兵英雄雷石柱、康明理、孟二愣等人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康锡雪、康顺风斗智斗勇，破坏了敌人一系列侵略计划，挤走了敌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虽然仅是一个村子里的事情，也可以看出晋绥解放区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艰苦斗争的轮廓。”作者在“起头的话”中这样写道。
《吕梁英雄传》从1945年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历时16个月完成。当时，反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非常之少，因而这部长篇连载刚一冒头，就受到了读者的热情欢迎。
不少热心读者来信给作者提供信息，诸如他们那里在用什么办法围困据点，某某民兵的模范事迹值得写一写等等。
《吕梁英雄传》之所以受到如此喜爱，除了写的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动人故事外，通俗化、大众化的语言也成为一大亮点。在小说中，处处都能看到一些“土得掉渣”的语言：“维持也是为全村安生，这是蛇钻到竹筒筒里，只好走这条道儿啦。”“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头”“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等。这样的写作风格，也奠定了马烽、西戎“山药蛋派”作家的基础。
然而，对于这部作品，马烽却认为还有诸多遗憾。马烽的女儿段惠芳告诉记者，马老认为小说有着“胎里带来的不足”。在小说创作时，马烽和西戎都是20多岁，没有丰富的作品做铺垫，创作经验不足，构思也不够完整，人物性格不够突出等。
尽管如此，《吕梁英雄传》作为第一部正面描写共产党领导下全民族抗日的长篇小说，又因其鲜明的语言特点，注定成为抗战文学的经典之作。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5
[关键词]山西题材;电视剧;美学风格
山西题材电视剧近年来优秀作品很多,屡在央视亮相,总体属于“主旋律”方向,以文化学为依据可分为晋商题材、抗战题材、农村题材、先进人物和其他题材几个系列。本文将对其美学风格展开研究,分析依据主要借鉴曾庆瑞先生的电视剧美学品格四标准:(1)所选题材和对题材蕴涵意义的开掘,是不是在尽可能深广的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本质的真实。(2)所塑造的人物是不是反映了我们民族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代表一个时代前进方向的人物的人性的美善。(3)画面叙事策略是不是创造出了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需求、民族的审美期待相适应的电视艺术文本。(4)电视剧的审美价值是不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和健康有益文化,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健康成长。[1]
晋商剧的大气美
晋商剧指反映近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电视剧。具体作品有:《昌晋源票号》《龙票》《白银谷》《乔家大院》《晋商》《走西口》等。此类电视剧反映了晋商之魂,以及大院文化景观,以诚信为叙事链条完成对主导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对接,形成主旋律题材类型。以胡玫导演的《乔家大院》为典型文本,该剧将晋商汇通天下的主题衍化为一种美学意识潜入到电视剧的画面构图、镜头剪辑、声画融合等艺术语言表达中,兼收并蓄电影技法,又不失电视剧叙事之本体强势特征,使其在整个山西题材影视中处于翘楚地位。这部剧虽以生活场域作为剧名,但并未对大院的本体进行展示,乃是核心人物乔致庸的个人传奇。导演借用大院之名,承载了晋商乃至中国商人的至高道德理想,契合了当下中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要求,将个人理想与家族兴旺以及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展示,形成儒家思想知识分子中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高人生哲学。全剧用联系并非理想化的视角,使得全剧视野开阔、场面宏大、人物丰满、剧情连贯,富有张力,整部戏以一种大气的美学风格树立了晋商题材电视剧的新标杆。大气指(1)大的气度;大的气势。(2)气度大;气势大。(3)样式、颜色大方,不俗气。[2]254对于国家乔致庸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生意人”,一生为国家尽其所能,体现出其胸怀天下,大气磅礴的晋商气度;面对家族利益乔致庸牺牲爱情和事业是大气;个人在商场上信守诺言,坦诚待人,公平竞争,锐意进取,屡破陈规也是大气;生活中随意大方,不吝钱物,济困乡亲,对伙计下人视若亲人又何尝不是做人之大气。全剧儒学浸染的痕迹无处不在,文化内涵上显得儒雅而不俗气,乔致庸亦文亦商、儒家思想、文人情怀贯穿一生。乔家祖训“义、信、利”将利的追逐放至最后,推崇关公忠义思想,恪守诚信精神。剧中电影动感镜头为全剧带来大气磅礴的视觉张力,大胆采用紧贴跟拍镜头,大型摇臂的推拉摇移增加画面纵深感。对于人物塑造采用多镜头、多视角切换,全景展示民俗生活景观。剧中山西音乐特有的高亢、悠远、雄浑和剧情、人物配合形成强大视听张力。全剧大范围的人文地史直接参与叙事,给人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大气美感。
抗战剧的英雄美
抗战剧是指以发生在山西的抗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电视剧。具体作品有《上党战役》《百团大战》《八路军》《吕梁英雄传》《亮剑》等。此类题材属于宏大叙事,为塑造英雄人物调动各种电视语言手段,生动地再现抗日精神,讴歌爱国主题,注意以写实与写意的手段来营造环境氛围,从而产生有通感美的作品。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拍摄的三部电视剧《吕梁英雄传》《八路军》《亮剑》代表着中国抗日剧的最高制作水准。抗战剧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代表国家话语,其美学风格属于主流文化范畴,三部电视剧从不同视角对抗战中的英雄进行塑造,但其表现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英勇杀敌的英雄美却是始终如一的。不论是《吕梁英雄传》中康家寨的悲壮却不失幽默的英雄群像,还是《八路军》中视野开阔的叙事中五个由普通民众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英雄故事,以及《亮剑》中的李云龙非传统模式的英雄形象,英雄主义的表现手法虽然在不断变化,但对于中华儿女在亡国灭种的国难面前所表现出的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不怕牺牲、共同抗日的英雄豪情却未曾改变。英雄指(1)本领高强、勇武过人的人;(2)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3)属性词,指具有这种品质的人。[2]1632英雄美出自人物的杰出行为,最能表达这种行为的是为人民利益无畏牺牲。《吕梁英雄传》注意对农民身份建构,悲苦中不失幽默天性,保持了《吕梁英雄传》农民小人物所特有的鲜活感。正是这些农民将中国抗日战争战场具化到最基层,他们在外敌入侵,个人的存在合理性受到挑战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的最基础的力量来源。虽然小人物对于宏大革命爱国主题的承载能力有限,但是他们特有的视角更能传达出抗日原动力,使受众真切地体会到英雄无所谓大小,只要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出过力的人,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亮剑》改变了以往单面人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异于传统军人形象的草莽英雄李云龙,使僵化的英雄表现手法找到新突破口,同《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以及《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的石光荣同属一个英雄谱系。由于他“不唯上,只唯实”的作战理念,关键时候敢发狠,带领全体官兵形成了一种令敌人胆战心惊的亮剑精神。《八路军》全景式地再现了抗战历程,几乎涵盖了八路军所有抗战,具有史诗风格。以虚构的五人进行故事串接,使得小人物特别是山西群众的形象从模糊的敌后战场支援走向正面战场主力,将抗日主体构成的山西元素进行具象展示。大量运用抗战歌曲作为背景音乐,铿锵有力的节奏、高亢激昂的旋律,为全剧的英雄美渲染了气氛。对于国共双方形象建构摆脱过去此类题材作品中纯粹扬共产党抑的简单化处理手法,抗战英雄的队伍真正扩大到了全体中国人。
农村剧的璞玉美
农村剧指反映山西“三农”问题为主要表现内容的电视剧。具体的作品有《新星》《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文化站长》《喜耕田的故事》《阿霞》等。孙中山和都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中国经过几代人的探索,如今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观,城乡差距却在加大,究竟怎么办?中国著名的“三农”专家温铁军曾经认为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但后来他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 [3]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城市化并不是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适解。山西题材农村剧并没有以农村人口转移作为终极诉求,而是以农村为存在空间场域,对农民生活景观进行现实主义表达,依然属于主旋律谱系。这些作品整体倾向上,不是以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而是以另外一个世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它们不仅反映生活已有的样子,还要反映生活应有的样子,也就是说为人们创造出一种新的生活,让人们按照它们的模式去生活,[4]使农民回到其应有的位置。新时期拍摄的农村剧,紧扣时代脉搏,依附国家政策,时效性极强的呈献出“三农”的本真状态,无论场景、道具、化妆还是语言,都进行了符合农民身份的合理建构,使得此类型的电视剧具有璞玉浑金之美。璞玉浑金指没有经过琢磨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未加修饰的天然美质。[2]1063《喜耕田的故事》将农村发展中的新人新事进行灵活合理编剧,使得剧情并未有生硬拼贴之感。原生态声画处理,最大限度地追求本真状态,并合理地植入山西地域文化,大量的晋剧和山西民歌进入叙事空间,充当背景音乐,起到了地域文化标签作用。用农民视角进行第一人称叙事,本身就是一种朴实的态度,叙事上的“主我”体验预设超越了过去的将“三农”问题“客我”化的处理手法。农民以主体姿态进入叙事母题,不再是破碎的镜像化仪式表征,而是坚持农民身份话语,更难得的是全剧将语境建构在宏大的时代背景中,试图通过与同非农民身份进行主体间对话,对农民身份的存在危机感进行解构,并将农民仅存极少的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进行展示,对农民的习性进行非奇观化展示,使得我们在对中国最大的群体――农民进行凝视关注时,不至于僭越而产生片面阅读。正是这种以“三农”为主体的叙事选择,以真实的山西农村为剧情空间,依托国家新政策进行时间定位,为使本剧浸染时代特征,达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主旋律要求,为我们全景地展示了一位山西农民在党的新政下的生活景观,体现出璞玉浑金之美。
人物剧的高尚美
人物剧指以表现山西现当代先进个人事迹为主的电视剧。具体的作品有《有这样一个民警》《一个医生的故事》《沟里人》《郭兰英》《赵树理》《黑金地的女人》等。山西人物系列取材于真人真事,以纪实的手法塑造人物,宣传先进人物事迹,歌颂先进人物精神,展示先进人物内心世界,属于国家话语意识形态绝对强势影响下的电视剧类型。早期作品篇幅较短,在有限的时空内展示传主重要事迹,突出人物的高尚情操,在1995年5月山西人民出版社的《文艺・电视剧卷》中,对作品有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述。新时期作品有《赵树理》《郭兰英》《黑金地的女人》,前两部是个人传记,而后一部是群像传记。优秀的人物传记电视剧通过对传主进行叙事选择和电视声画配合使得人物剧得以形成高尚美。高尚指(1)道德水平高。(2)有意义的;不是低级趣味的。[2]45赵树理是我国当代文学界著名的“山药蛋”派的开山鼻祖,被称为“人民作家”。同名剧以赵树理的文学作品创作作为主体与其生活场域进行合理对接,对主要人物和重大史实进行真实化处理,对其作品“山药蛋”风格形成采用他言与自说相结合进行建构。借用M.H.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的四要素:世界、作品、作家、读者分析。电视剧《赵树理》抓住作品,而后将作品与世界、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立体展示,全剧完整地把控赵树理文学作品风格形成脉络。该剧对赵树理文学作品创作时间以外的内容进行最大限度的删减,而对于事件进行扩充,特别是对赵树理文学作品产生的故事原型均能对号入座。该剧开场戏选择赵树理的故乡原型――山西沁水县尉迟村展开,赵树理之子赵二湖扮演了自己的爷爷,这种真实性的追求,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应当具备的,唯有此方能对人物精神世界进行合理可信的建构,体现出赵树理一心一意为农民办事的高尚品德。
[参考文献]
[1] 曾庆瑞.电视剧原理第二卷・文本论 [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73.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3] 温铁军.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J].税务研究,2008(12).
抗日小英雄的故事范文6
摘 要：知侠的《铁道游击队》[1]和管桦的《辛俊地》[2]都是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作品，二者在对历史图景的建构及历史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塑造等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显示出两位作家不同的写作姿态和文学立场。
关键词 ：十七年文学 《铁道游击队》 《辛俊地》 比较研究
十七年文学的外在时代特征是政治文化高度发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浪漫主义情怀成为其特有符号和标志。面对高扬的政治理想和红色激情的社会氛围，十七年文学不可独善其身。作为对时代精神的积极呼应，绝大多数作家主动接受时代召唤，调动自身个体经验和写作资源，表现出强烈的叙事愿望和叙事冲动。其所建构的文本世界中关于革命、阶级等种种政治功利化色彩不可剥脱，成为当时文艺界的创作主流。当然，也有极个别作家在面对红色时代时并不是一味地“随声附和”，多少保留着自身独立的文学写作，在文学创作中流露出与时代不合拍的“异端”思想，成为文艺界创作的支流并因此而受到批判。
本文以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同样讲述抗日故事的《铁道游击队》和《辛俊地》为例，比较研究二者在对革命历史叙事中呈现出的文本风景及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一、英雄塑造：群体与个体
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发表于1954年，是一部关于抗日英雄的传奇故事。单从小说书名来看，其对英雄形象的塑造是以群体团队的形式呈现的，和《敌后武工队》的命名一样，塑造的是集体英雄群像。
它以山东鲁南地区一支游击队的战斗经历为故事原型，经过艺术加工和想象，塑造了一系列如刘洪、李正、王强、彭亮、鲁汉、芳林嫂等传奇英雄形象，他们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充满生命活力的形象，给革命带来无限希望和光明。他们融洽相处，同仇敌忾，肝胆相照，形成温暖的革命集体。他们的抗日传奇故事惊天地泣鬼神，搞敌人机枪、拆敌人炮楼，夜袭临城，决战微山湖等情节曲折惊险，引人入胜，紧紧抓住读者的心弦。在他们身上既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激情，也充满了令人无限想象的神性色彩，特别是他们进山受训之后，身上原本的草莽色彩几乎消失殆尽。
在谈起对这类英雄形象的建构塑造时，知侠曾经谈起他们的原型问题。铁道游击队队长刘洪形象原型是现实中大队长洪振海和刘金山两人，由于微山湖之战失利，导致洪振海牺牲。“老洪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是绝顶勇敢的。可是从军事观点看，这次战斗是违反游击战术原则的。”“而老洪是小说里的主要英雄人物，在即将最后胜利的时刻，竟在一次不该进行的错误战斗中倒下，有损这一人物形象。”“我把两个人物的性格糅合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经过加工制造的完整的英雄形象。”[3]经过艺术加工的刘洪在文本中非但没有牺牲，反而像《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一样鲜活地存在于文本中，更幸运的是他还收获了芳林嫂的革命爱情。政委李正形象则是现实生活中杜季伟和其他三个政委的“集合体”。据作者讲述，杜由于爱上被游击队员打死的附敌妹妹，和刘金山、王志胜发生决裂，被迫调动工作离开游击队。而小说中的李正形象经过典型化处理，成为在政治道德方面完美无瑕的英雄。小说中林忠、鲁汉等几位英雄形象的原型则是现实中一名叫徐广田的甲级战斗英雄，因他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和解放战争期间复杂的个人历史而被排斥在文本之外，最终无法进入读者的阅读视野。
管桦的中篇小说《辛俊地》发表于1958年，是关于革命英雄的另类文本，呈现出另类的革命历史风景。它以英雄个体命名，投射出革命英雄本身的独一无二性。文本叙述的是发生在1940年春天冀东根据地的抗日故事，聚焦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抗日”及其悲剧下场。辛俊地作为年轻的游击队员，对日作战异常勇敢，但他自由散漫，具有个人英雄主义倾向。他擅自打死伪警备队长（实为八路军的“关系人”），并在游击队伏击战中，违反纪律过早开枪，破坏整个作战计划，致使战友们死伤严重，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他却仍然执迷不悟，拒绝政委教育和战友批评。在被逐出抗日队伍后，他开始了单枪匹马的个人抗日，但个人英雄主义和自由散漫的习性依然如故。最后，在跟踪特务的路上辛俊地被尾随的地主徐怀冰开黑枪打死。
很显然，与同是讲述抗日故事充满传奇色彩的《铁道游击队》不同，这位英雄形象更多带有乡间朴实农民的特征，包括农民的正直善良，也包括农民的瑕疵缺陷。他的身上少了其他作品中英雄身上的政治道德色彩，多了平凡世俗和“原生态”性质，因而具有作为历史中的“人”的写实倾向和自然主义特征，其年轻短暂的人生经历也因而有了更复杂丰富的内涵。在这个英雄人物身上，典型性格就是被集体队伍所诟病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与刘洪、李正、王强等传奇英雄们光辉高大的革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显得格外独异。他的这一思想理念是如此“顽固不化”，革命思想和政治觉悟在他身上始终停留在模糊暧昧状态。他始终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和集体队伍产生矛盾和隔阂，排斥集体的批评教育和政治改造，至死都没有进行精神成长和思想升华的历程。这与《铁道游击队》典型化处理英雄形象的方式大相径庭，也与塑造完美无瑕的道德理想主义英雄的十七年文艺要求相冲突。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文学叙事中，政委和队长形象往往就是英雄们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家长”，引导着他们的精神成长和思想进步。政委和队长们往往高瞻远瞩，行为果敢，决策正确，对战斗起着重要作用，在战斗集体中也有威信。如《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对刘洪、小坡等人的思想政治改造。《辛俊地》的政委和队长形象的塑造显然少了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同样具有了和辛俊地一样的人的世俗性，少了“党性”和“神性”。游击队伍的政委李兴性格性情温和，缺少雷厉风行的果敢作风。当要开除辛俊地时，他袒护说：“我参加革命的时候，才懂多少事情？还不是党教育了我们。”白虹作为一队之长，性情急躁，工作作风简单粗暴，在辛俊地无意打死“内线”时他并未耐心地从政治高度对其进行教育开导，以担当革命导师和政治家长的责任，而是异常愤怒，意气用事地将辛俊地逐出抗日队伍，“我们队伍里不要你这种人，给我滚！滚！”。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辛俊地也赌气地说：“我走，我走，离开你们一样抗日！”当辛俊地受到敌人威逼利诱时，他表面答应敌人不抗日，再次找到政委和大队长时，他却被当作叛徒看待，白虹甚至要求将他送交军法处审判，显示出革命集体中相互不信任的芜杂一面。
辛俊地的战友们同样是作为有缺陷的乡间凡人形象而存在的。在他犯了严重错误时，他们严厉指责其“个人英雄主义”，讽刺他要是当了大总统，不是独尊就是独裁。这种无情的挖苦讽刺，哪里让人感受得到革命同志之间的革命友谊呢？小说无意间揭去革命队伍中温情脉脉的面纱，暴露了革命集体内部的矛盾及不和谐的音符。同时，文本打破十七年文学中常见的“胜利大团圆”结局模式，以英雄人物的死亡作结，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氛围，在这个拒绝改造和精神成长的英雄身上包含了作为历史中平凡个体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二、爱情言说：圆满与悲剧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也是文学表现的常见话题。在文学臣服于政治的年代，文本中的爱情言说显然是出于“受控”状态的。又由于“英雄+美人”比较符合传统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因此，无论是十七年的农村小说还是革命历史小说多少都涉及英雄们的爱情叙事。当然这种爱情叙事和传统文学中讲究社会身份、财富、地位等多方面的“门当户对”的爱情叙事不同，它们大多是染上政治色彩的，属于革命化、政治化的爱情，讲究的是革命、阶级和政治身份的“门当户对”。爱情双方往往是文本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包括志同道合的革命男性和革命女性，他们经历革命和爱情的双重磨难，最终收获革命和爱情的果实，实现革命和爱情的“大团圆”。“世俗幸福的获得者终归还是革命者。此时期的革命意识形态对世俗幸福的态度，是既有排斥，又做了‘定向控制’和‘定向分配’。”“革命文本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宣告了革命者对优质情爱资源的最终占有，并赋予这些优质爱情以神圣的革命意义。”[3]
《铁道游击队》中的爱情言说是非常稀缺的，唯一的爱情线索是刘洪和芳林嫂之间并不那么明显的爱情故事。在刘洪受伤被芳林嫂照顾的日子，这个豪情万丈的传奇英雄流露出其作为“人”的柔情一面，文本细腻描写了此时的刘洪对芳林嫂的深情思念，暂时脱去了其神性光环，也隐约透露出革命对爱情的抑制。芳林嫂被捕，游击队员们想方设法营救，最后，他们的爱情终于历经磨难修成正果。其他游击队员们包括政委李正的情感生活则处于“空白”“不在场”状态。令人深思的是政委李正的现实和生活原型杜季伟正是因与附敌妹妹发生情感纠葛而和革命队伍发生了矛盾分裂，这种文本外在历史的复杂含混性在革命文学表现中自然是被过滤和筛选掉的。
《辛俊地》的爱情言说意外地没有遵循当时文艺创作的“潜规则”。英雄辛俊地的爱情故事无关革命、阶级、政治等宏大话语。小说的爱情叙事具有“三角关系”的模式。辛俊地和地主的女儿桂香发生爱情，同时不拘小节和伪军妻子张二嫂打情骂俏，这种较为复杂的爱情叙事在十七年多少让人诧异其“越轨”，也难怪被批判为“毒草”。
与刘洪与芳林嫂的爱情故事相比，辛俊地和桂香的爱情故事包含了更复杂的内涵。作为地主的女儿，作家从女性深刻的生命体验角度细腻传达出动荡年代里具有特殊身份的大龄“剩女”痛苦、苦闷、空虚、恐惧等复杂隐秘心理。岁月无情，红颜易逝，这个将近三十岁的老姑娘对爱情的渴望可想而知。而父母对婚姻的挑剔和“门当户对”的讲究使她的青春逐渐成为明日黄花。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体验爱情的甜蜜，她瞒着父母大胆爱上曾是她家年轻长工的辛俊地。尽管她知道这会遭到父母的反对而不会有美满结局，还是义无反顾地倾心于他，既痛苦又甜蜜。让她心碎欲裂的是：在爱情与亲情的两难选择面前，她为救父母却不料成为父亲的帮凶，将辛俊地推入死亡的深渊，他们的爱情只能以悲剧和残破收场。小说结尾，这个地主的女儿只有抱着辛俊地冰冷的身体绝望痛哭，凄厉而无助。这既是英雄辛俊地的悲剧，也是动荡年代有着特殊身份的女性的悲剧。
小说中另一女性人物张二嫂对英俊、年轻的辛俊地有着复杂隐秘的爱情心理。因对不务正业的伪军丈夫极度失望，她转而将情感寄托在辛俊地身上。她的理想就是：“她想要找到一个伴侣，一个热爱她的人。他们共同的劳动、生活，正经的过一番日子。她后半辈子也有个依靠。她选择了辛俊地。”敌人进村时，她敢于把辛俊地藏起来情愿自己挨打。辛俊地死后，张二嫂的理想破灭，“每逢想起这英俊勇敢的小伙子，不知暗暗地流了多少眼泪”。作家在塑造这个女性形象时同样摒弃了阶级、政治视角，而从乡村民间立场看待一个乡村少妇对无责任感丈夫心灰意冷后的情感渴望。这种复杂的感情关系与《铁道游击队》中的爱情言说相比，不再那么单一、明朗、纯净，而是显得斑驳芜杂，更具凡俗性质和乡间原始色彩，也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空白和思考。
三、叙事结构：紧张跌宕与舒缓平和
《铁道游击队》属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文学的“革命英雄传奇”类别，具有传统传奇文学的特征即奇特与夸饰，“施之澡绘，扩其波澜”。传统的传奇文学兴起于盛唐，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至明清时代，这类小说发展到高峰，呈现蔚为大观的景象，《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和《三侠五义》等是其代表。
十七年革命作家们多数从小接触这类小说并受这种传奇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知侠曾谈到在创作《铁道游击队》时曾认真剖析研究《水浒传》的结构特点。从其叙事结构看，它的故事情节环环相扣，险象环生，英勇的游击队员们神出鬼没，屡建奇功。打票车、袭洋行、扒铁轨、炸桥梁、打冈村等一系列传奇行动显示出他们的机智骁勇和英勇无畏。在打票车小故事中，足智多谋的游击队员们精心策划，巧妙布置，让鲁汉、林忠等队友打扮成商人模样，上了车后与押车日军小队长故意打得火热，又是喝酒吃肉。同时，彭亮和刘洪乘机占据车头，控制火车，强行通过王沟车站，把火车开到事先设置埋伏的三孔桥跟前，埋伏在车厢里的游击队员们出其不意，一举歼灭了守车日军，缴获大量物资和枪支，整场战斗干净利索，有惊无险。这类紧张曲折、跌宕多姿的叙事结构让读者和小说里的英雄人物共同经历了“战争历险”，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审美期待。
当然，在游击队员们节节胜利时，偶尔也有“受挫”“受阻”的时刻，如游击队员们在和狡猾敌人周旋的过程中，曾被追得无处藏身，被迫栖身在寒冷冬夜的田野雪地里。但这种传奇行动的“倒退”现象只是暂时的，是最终胜利洪流中的小插曲，使得文本故事有了离奇多变、跌宕多次的效果。
和《铁道游击队》的叙事结构不同，《辛俊地》的叙事结构舒缓平和，文本营构的画面更多是乡村间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正如乡间缓缓的溪流，其写法带有自然主义倾向。它也有战斗场面的刻画，但不像《铁道游击队》那类作品那样紧张曲折、跌宕多姿。抗日故事只是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整部作品将乡村诗意盎然的自然景观、乡间复杂多变的三角情感关系、乡村伦理关系与抗日故事复杂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幅战争年代的乡村奇异画面。正如管桦所言：“我的职业是把我在生活中认识过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带到读者面前，介绍给读者……讲述他们平凡而又带点传奇色彩的生活和战斗，讲述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悲苦和欢乐，他们的幸运和不幸。”[4]
在《辛俊地》建构的文本世界，旖旎多姿的田园风光在动荡的战争年代显得同样诗意盎然、生机勃发。它们在作家平静舒缓的叙述中充满牧歌情调，具有强烈的审美性质。这里有“可爱的蓝天”“平静的水面”光滑如油的“水中玉兰花的叶子”和“贴着水面低飞的黑绒般的细腰水蜻蜓”，有戏水的鸭子，远方的树林，金黄的麦田，歌唱的黄莺，高声呼唤的布谷鸟，种种乡间田园的风物意象显出自然的蓬勃自在和万物应时而动的生命节律。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主流话语规训的一种偏离。
与宁静平和的乡间田园牧歌情调相映照的是世俗乡村世界的人情味和朴素性，体现出较少的乡村伦理叙事。辛俊地称张二嫂当伪军的丈夫为“二哥”，并和她开玩笑说：“怎么，要我把二哥找回来吗？”“打个埋伏，给你活捉回来！”他还称呼地主徐怀冰为“大叔”，麦收时，主动帮徐怀冰家拔麦子。而徐怀冰这个地主形象胆小怕事，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在动荡年代的夹缝中求生存。他破口大骂日本人为“狗日的”“敌人”，最后，出于惧怕日本人报复自己全家的本能心理，他开枪打死了辛俊地。这是一个在乱世缝隙中自私懦弱只为自己讨生存的“小人物”形象，也是一个复杂的地主形象。
四、结语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同样是讲述特定时代的历史却有不同的叙事选择，体现出不同作家的写作姿态和文学立场。《铁道游击队》是一种向主流意识形态和革命政治话语靠拢臣服的姿态，呈现出政治道德性质的理想主义倾向，因而被大力弘扬广泛传播。《辛俊地》则是一种与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革命话语抗拒疏离的姿态，更具自然主义色彩，也包含了更丰富复杂的内涵和阐释空间，它展示了作为知识分子身份的创作主体的人性思考、主体意识和精神立场，虽遭遇被批判的命运，但它具有了类似后来“新历史小说”的“萌芽”。
注释：
[1]知侠：《铁道游击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管桦：《辛俊地·管桦中短篇小说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3]余宗岱：《被规训的激情》，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72-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