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1
关键词： 技术变革；稳态增长理论；稳态增长模型
1.简介
稳态增长理论是说，如果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展示了稳态增长， 然后技术变革必须增加劳动，至少达到稳定状态。有时候还说，另一种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是这确实包含在理论的原始版本中，如果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稳定的状态下，技术变革总是被认为是劳动扩大的形式。这些没有逃脱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不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在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理论。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模型表现出稳态增长，但为什么技术变革是纯粹的劳动力增加 诱导创新的文献与费尔纳、肯尼迪、萨缪尔森、德兰大基斯、菲尔普斯仔细考虑过但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相联系。最近，阿西莫格鲁和琼斯又重新思考了这个谜题。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鉴于文献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这一理论的证据。并且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恰好结果什么也没有提出。为什么技术变革的直觉是必须增加劳动？这一结果的证据通常归功于宇泽的证明，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证明了这一理论。然而，宇泽主要关注的是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即如果利率不变是常数使资本份额不变的技术变革）和劳动增加型技术变革所展示的相等性和罗宾逊图形分析的正式确定。当然对于稳态增长要求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来说这是很小的但却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宇泽的现代读者将被两件事所打击。第一是缺乏稳态增长理论的观点和直接证据。第二是缺乏经济直觉，证明方法大多是纸上谈兵。巴罗和萨拉 C 伊―马丁所说的（1995年，第2章）接近提供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这一理论的证据。然而，他们这一理论的观点有更多限制： 技术变革是一个增加了速度常数指数的因素，然后稳态增长要求劳动的增加。这就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可能会有一些反常的因素增加扭曲技术变革的可能性，使得与稳态增长保持一致。麦卡勒姆也提出了一个一般理论的证据并且和宇泽的方法非常相似：虽然坚持和宇泽的方法接近，然而直觉的结果仍然难以捉摸。
这一观点填补了文献中的空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稳态增长理论的证据，以及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观点的简洁的直觉。
本文的工作报告（琼斯&斯克林杰2005）包含一个受宇泽观点（1961）和关注发展直觉启发的证据。根据我们的工作报告，很多作者提出了更直接的证据。罗素提出了一个快速证明这一理论的数学方法，利用一些方法证明，这些方法来自被称为平流方程的类偏微分方程的物理文献中。
2.陈述和证明的定理
稳态增长定理适用于一个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首先精确地定义模型，然后定义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我们将遵循通常的惯例也指的是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作为稳定状态。根据下面的定义，我们陈述并证明这一定理。
定义2.1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济环境如下所示：
Yt=F （Kt， Lt； t）， （1）
Ct+ It = Yt， （2）
Kt = It -δKt， K0> 0， δ≥ 0， （3）
Lt = L0ent， L0 > 0， n ≥ 0 （4）
生产函数F满足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属性：在K和L规模收益不变，K和L的边际产品递减。
定义2.2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的平衡增长路径是一个在常数指数率中所有数量{Yt， Kt， Lt， Ct， It}增长的路径。
定理2.1（稳态增长定理，宇泽，1961）
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一个稳定状态的开始日期记作Τ，人均产出增长速度记作g，并且It > 0，t≥Τ且所有的t≥Τ。
Yt=F（Kt， At Lt；Τ） （5）
当At1/At=g.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在稳定状态是劳动增加。
证据：（斯克里克特，2006）根据生产函数Yt=F（Kt， At Lt；Τ）让gx表示在稳定状态下数量x的增长率。然后YT=Yte-gy（t-T）例如，所有的t≥T。
Yt e-gy（t-T）=F （Kt e-gy（t-T），Lt e-gy（t-T）； Τ）
因为F体现了K与L的变量回归，我们可以通过除以指数得到以下公式：
Yt=F（K e-gy（t-T）t， L e-gy（t-T）t；T） （6）
如果gy=gk，结果被证明，并且Ate-gy（t-T）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这一结论的提出――举例来说，它是一个直接结果模型中不断的投资率。在更一般的框架中，它遵循一些稍微单调乏味的代数。
特别是，方程（3）需要的资本积累gI= gK。所以如果我们得出gI= gY。要与Yt =Ct+ It 区别开来必须遵循时间t≥Τ因此给出以下式子：
gY= Ct/Yt・gC+ It /Yt・gI.
再次区分这个表达式要遵循时间和以下给出的式子：
gC（gY - gC）Ct =gI（gI - gY）It.
如果Ct =0，那么等式的右边必须为0，所以我们得出gI= gY。如果Ct ≠0，那么这个表达式只能得到Ct和It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但是这需要gI= gY。因此gY= gK。
3.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的陈述中我们假设的是，在最后一步的证据中投资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gY= gK。特别的是，如果投资等于0，当gY> gK时，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状态，但是前提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在零投资下，资本存量下降呈现指数级的速度贬值。因为资本不是输出的积累，稳态增长定理的逻辑不适用于此。相反，技术变革需要增加资本：第一，以抵消贬值，第二“有效资本”与出口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回见方程（6）。由斯克里克特提出（2006）的理论和证据遗漏了一个条件就是It > 0。
除了它的简单性，斯克里克特的证明相对于宇泽（1961）的来说有另一个优势。宇泽的证据结尾处出现一个新的生产函数G，就是F（Kt，Lt；t） = G（Kt，AtLt）。斯克里克特在方程（5）中表示，在原始的生产函数中技术变革是劳动的增加。
4.结论
在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唯一的不对称是，资本是每一单位输出的积累，而劳动不是。这种不对称背后蕴藏的是稳态增长理论 ，这是被确认的证据。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连接这种直觉与劳动力增加的结果。按照输出量把双方的生产函数分开，产生“平衡”表达式1=F（Kt/Yt， Lt/Yt；t）。资本积累和继承了输出的趋势，所以资本产出率在稳定状态下是一个常量。劳动力没有继承这一产量趋势，所以Lt/Yt低于稳定状态。为了达到等式平衡，技术变革必须完全抵消Lt/Yt的下降。也就是说，技术的变革必须是劳动的增加。 （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宏观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年。
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2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 制度决定论 新教伦理决定论
一、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20世纪70年代以前技术发展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流派，至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心和争论不休的话题。有关技术决定论的表述可以追溯到凡伯伦的《工程师与价格系统》。技术决定论大体上可以理解为技术对社会具有决定作用。针对"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相对于其他观点，技术决定论给出了一种传统的解释，并且这种解释也得到普遍的认可，正如诺斯所说"目前最广泛的接受的一种解释仍沿袭马克思的主义的观点，认为技术变革是打破平衡、派生出其他的力量"。
技术决定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的历史发展轨迹大致是：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给定不变，到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但外生， 再到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的技术准内生性和完全内生性。这条轨迹同时体现了"技术逐步被明显化、内生化的理论进程"（何恒远）。在技术决定论日趋完善的过程中，不乏出现过众多著名的经济学大家。最早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创建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20世纪30至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等人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化发展出了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20世纪50至60年代，索洛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永不衰竭的动力这一著名的"索罗命题"，改变了长期以来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20世纪80年代，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经济学家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到今天，技术决定论已成为一个较大的范畴。从不同的角度，技术决定论可以划分为：乐观的技术决定论与悲观的技术决定论，狭义的技术决定论与广义的技术决定论，强技术决定论与温和技术决定论等。也正因为此，在对技术决定论内涵的界定上，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所以，当谈及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时，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意见。
有关对技术决定论的评价，经过对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赞成者居多，少量的反对者主要是针对技术决定论中的"强技术决定论"，即"技术进步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进行批判，例如胡东原认为"技术决定论过分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否定其它社会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不符合科学技木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历史事实的"。但不管怎样，技术决定论在学术界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二、制度决定论
承上文所述，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的动力是资本、劳务的投入以及技术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然而，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史专家、新制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另辟蹊径，以一种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从而得出制约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制度的结论。诺斯和罗伯斯・托马斯合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年美国出版）是阐释制度决定论的创新之作，制度决定论也因此得到广泛的关注。在这本书中，诺斯实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即用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史，通过经济史的证明推广这种经济理论，发展出了一种复杂的分析框架，以用来考察和解释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个框架在与新古典经济理论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与其互为补充。诺斯是制度决定论的代表人物，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西方世界的兴起》这本书对其观点进行阐述。
正如该书所述，"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所谓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就是"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这个条件，个人才有足够的激励去从事有利于社会的创新活动，而达到这个目的的有效方法是明确产权。同时，诺斯给出了经济增长的概念，即"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他指出："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的更快"。随后，作者通过对公元900年到公元1700年间历史的分析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论证。
诺斯的制度决定论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是一种革命性的理论。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制度决定论的重视也正反映出他（应该用它吧 指制度决定论的成功）的成功。《西方世界的兴起》问世之后，赞扬之声就从未停止。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诺斯的制度决定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本身，更在于其带来的影响。例如对其的评价："诺斯运用现代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对过去的经济发展进行了重新研究，证明了稳定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为推动经济史的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诺斯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荣之君，曹琪）。但是，还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也指出了制度决定论的不足之处。例如，有学者认为"其结论的偶然性凸显，即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的产生是偶然地符合了政府的财政需要，有效率的所有权制度是偶然地产生在了某些国家"（张杨）；还有学者认为："诺思的'制度决定论'并不能称得上是完美的经济增长观，其不仅在理论上存在明显的不足，而且在实践中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谢恋）。
三、有关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
经过对相关文献的研究，笔者发现国内外学者围绕"技术决定论与制度决定论"的争论有很多。经过归纳总结，笔者认为，除了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之外，还有第三种观点，即"技术与制度共同决定论"。虽然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人数不多，但是也表达了国内外学者的呼声。在国外，代表性人物有制度学家拉坦。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如在《论经济增长制度高于技术》中，作者胡雁与徐艳虹不仅同时承认了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更明确指出"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高于技术，技术可以使经济增长，但制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高度"。
四、新教伦理决定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新颖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因为新教经济伦理在于个人积累，他们不断的财富积累是因为新教的天职观；财富积累和创造的动力就产生了资本主义。此观点一经提出就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种从精神内核出发去解释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理论诞生了。
韦伯的方法论工具即理想类型，理想类型是韦伯提出的一种分析概念或逻辑工具，是从一个时代某些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经验材料中高度抽象出来的反映事物本质特征的分类概念，抽绎不同经验材料所建立的不同理想类型，其功能是对经验事实进行分类与比较（斯蒂芬・卡尔伯格，2002 ）。韦伯将历史考察方法与逻辑考察方法相统一，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因果链条进行分析，抽象出了宗教改革--新教伦理--近代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链条，并证明了自己的理论。
新教伦理决定论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可以说是独具新颖性的，他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可避免的是，一些学者对新教伦理决定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例如，"韦伯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或者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经济自身发展因素；他将新教伦理从西方思想文化的整体发展中孤立出来，还将宗教改革与欧洲同时代的其他社会经济变化割裂开来，很多观念并非宗教一力而为之"（李春华，2003）。但无论如何，我们要对新教伦理决定论给以足够的重视。
五、其他观点
针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以上三种观点是笔者认为目前在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观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观点颇具影响力。例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的"英国清教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观点；政治学家保尔・肯尼迪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欧洲近代历史上的政治多元化和历史机缘；华勒斯坦等历史学家则从非决定论的理论视角研究这个问题。
另外，在查阅相关文献时，笔者还发现了一些解释这个问题的"独家观点"，例如，黎海波在《数学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正是数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上中国的落后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的观点；张佳生在《基督教伦理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基督教伦理对西方世界的兴起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的观点；余军华和李贞芳总结了哈罗德和达得利的研究成果后，在《印刷术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文中提出了"印刷术的发明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且在政治、宗教和文化领域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变革"的观点。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对"西方世界的兴起--欧美经济增长原因"这个问题，学术界已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并从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该问题的思考。为了使这方面的工作能够再上一个台阶，笔者认为在研究该问题时，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应该进行"立体化"的思考，即将有关该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考虑在内，并且将它们联系起来，认真考证，严谨分析，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考察，进而得出最佳观点。笔者认为，上文提到的一些"独家观点"角度较为单一，有些形而上学，因此其理论有待完善；其次，在分析原因时，应仔细分析"因果"关系，孰因孰果非常重要，例如，究竟是"技术进步对完善的制度提出了需求"还是"制度的完善促使技术进步"，须知正确的"因果关系"是理论严谨的保障；再次，由于学术界中观点众多，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相互借鉴，博取众长，又要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只有这样，理论体系才会逐步完善。
参考文献：
[1]《西方世界的兴起》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 著
[2]《论经济增长制度高于技术》 胡雁，徐艳虹 著
[3]《论马克思不是技术决定论者》 刘立 著
[4]《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谢恋 著
[5]《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 韦森 著
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3
关键词：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技术进步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科研项目（项目编号：11SA090）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7月14日
对于经济增长源泉的研究我们可以追溯到斯密（1776）的《国富论》，斯密认为经济增长内生于生产中的分工协作。而以索洛（1957）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外生于技术进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否认了索洛的外生技术进步，舒尔茨（1961）等认为上个世纪美国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积累，这种观点引发了西方经济学家从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
一、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
自20世纪初Fisher（1906）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人力资本”这一重要的经济学概念以来，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人力资本经济分析一直处于沉寂状态。
早期的增长理论未能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如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1939；Domar，1946）、罗森斯坦-罗丹“大推进”理论（Rosenstein-Rodan，1961）、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Hagen，1975）。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经济之谜”出现（Helpman，1987）：
一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始终快于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速度。
二是日本和德国战后的兴起。日本和德国用了5年时间将经济回复到二战前的水平，然后只用了10年时间就一跃成为经济实力排名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经济强国。
三是“里昂惕夫之谜”。要素禀赋论认为，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学界一般认为美国资本相对丰富而劳动相对稀缺，根据要素禀赋论，美国应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经济学家里昂惕夫（Leontief，1953）的实证结果却与要素禀赋论预测相悖。
传统的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经济之谜”，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Schultz（1961）开始系统阐述人力资本的概念，根据Schultz的表述，人力资本是相对于非人力资本或者物质资本而言体现在人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益的一种资本。人力资本的形成依赖于学校教育、营养和健康投资、在职培训、个人或家庭为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而进行的迁移等活动。Schultz（1961）将人力资本理论应用到农业增长的研究中，研究结果表明：从20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美国农业增长的最为重要的源泉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随后Becker（1964）建立了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微观基础，Becker还明确区分了一般人力资本与特殊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经济增长分析中，Becker将人力资本积累与专业化分工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增长模型。
人力资本理论经过Becker（1993）从微观分析和宏观分析两个方面有机的整合而得以完善。
二、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研究状况
（一）阿罗 “干中学”模型。阿罗（Arrow，1962）第一个提出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他试图将索洛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假设技术进步是投资的副产品，是厂商生产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的结果，一个厂商的投资不仅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而且由于溢出效应，还会提高其他所有厂商的生产率。
阿罗认为干中学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之源，技术进步不依赖于R&D。如果把新知识看作是新资本生产的副产品，那么知识存量可以表示为资本存量的函数。增加资本不仅可以通过其对生产的直接贡献增加产出，而且通过其间接贡献，即通过产生新知识使得其他资本生产率提高从而增加产出。阿罗的结论是：由于技术的溢出效应，无政府干预的经济均衡是一种次优，此时的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
由于阿罗模型必须借助人口增长率这一外生变量来说明经济增长，因而该模型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内生增长模型。
（二）宇泽弘文“知识生产”模型。宇泽弘文（Uzawa，1965）在阿罗“干中学”的基础上首次用两部门模型分析知识的生产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教育部门专门从事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的生产。两部门均利用全部的知识存量，某种知识在一种场合的使用不会妨碍它在其他场合的使用，所以知识存量无需在两个部门进行分割。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可增加有效劳动，从而使得物质资本积累不再呈现收益递减的趋势。经济将以不变的增长率持续增长。
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4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伴随着科学技术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科技创新受到过的重视从未有今天这样的高度[1]。仅仅依靠自然资源和资本的竞争已无法成为世界市场中的佼佼者了，在当前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没有知识的积累和创新，是无法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国家战略的选择。
我国经济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以近10%的速度增长，缔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我们应当看到，这只巨龙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建议在能源资源的粗放型投入，来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的[2]。我们不得不认识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已经为我们的生态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走向集约的转变之路因此而变得更加迫在眉睫。技术创新的作用也因此就显得十分突出和异常重要。本文拟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技术创新和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希望能对我国的技术政策等方面的制定有所裨益。
（二）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主要有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先是考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然后在对其协整回归的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法验证技术创新是否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虽然差分方法能够消除序列中的非平稳趋势，在此之后使用平稳化的序列建立模型，但这种经过平稳化变化的序列必然不同于原始序列，限制了所探讨的经济问题的范围。近年发展起来的协整分析方法恰好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解决思路。
（三）研究的主要内容
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作为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国的技术创新力度和水平；一国的GDP更是常用的代表经济增长情况的指标。对二者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且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也成立。据此结论，我们应当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加大R&D经费的投入，运用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供不竭动力。
二、技术创新作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一次又一次被人们重新认识，直到今天也未停下其发展的脚步。这一理论的发展可以概括为以下三阶段：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
（一）古典增长理论
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最早出现在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著作中。亚当斯密认为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科技进步分别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在另一位横跨政治、经济领域的经济学大师――马克思的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用很大的篇幅阐述了技术进步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指明了先进的生产工具、高素质的劳动者、优化的生产管理模式都会对经济产生推动作用[3]。在此之后，在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哈罗德-多马模型进一步完善了古典增长理论中有关资本、人口、技术和经济增长中的关系的理论。
（二）新古典增长理论
不过，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古典增长理论中最先进理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假设中存在缺陷日益凸显，如其假定生产技术是不变的。在20世纪50年代，索罗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证明了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性，突破了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自此拉开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帷幕。在此之后，萨缪尔森和托宾分别对索罗模型进行补充和完善，新古典增长理论日益成熟。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创新当作一个外生变量，每个国家都有进行技术创新的机会，由此看来，在各自经历漫长的发展后，各国的经济增速将会日渐趋同。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古典增长理论的影子，把技术创新作用内生化，运用理论分析的方法证明了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并对这一机制作出了详细的阐述和说明，这些理论无疑增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说服力。与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这是一个全新而独特的视角，对我们理解当前经济发展提供了更丰富的视角。后来的学者也充分运用了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如今已演化出了多个不同的解释经济增长的版本。
三、技术创新作用于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数据的时间跨度为2003年至2013年；其中，按照通用的做法，把国内经济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与此同时，选取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作为衡量技术创新投入，即技术创新力度的指标。
（二）单位根检验
正式运用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时，先检验各变量的水平值是否平稳，如不平稳再通过对其差分，以解决其不平稳的问题。本文所选取的变量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差分结果如下图所示。需要指出的是，变量的ADF检验结果表明变量均为一阶单整的。也就是说，虽然x，y的水平值并不让人满意，但是差分处理后则平稳。
（三）协整分析
通过上一步骤的ADF检验我们得知两个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分析。为了探寻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采用EG两步法对变量x和y进行协整分析，下面是运用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回归方程式：
根据P值可知，参数在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接下来，为了证明x和y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对上述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如表2显示的那样，在10%的显著水平下，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结果小于既定的临界值，意味着残差平稳，x与y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具体如何还无法确定，因此我们对这两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因此，我们得知，x和y存在我们假设中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满意。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对x和y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和我国经济增长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据此得到的回归方程中，变量x的系数是正的，充分说明了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正向带动作用。进一步的格兰杰因果检验也证明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和理论分析部分得出了近似的观点。因此，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十分巨大，我国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这一推动作用，为经济转型提供不竭动力。
（二）政策建议
面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转型势在必行的国内经济环境，为了能更好的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笔者综合各方的研究成果，总结出下三方面的建议：
1、增加R&D投入，并着重提高创新效率[4]。
2、运用政策加大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提高企业这一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
3、进一步完善我国相关的教育和体系，提高人才培养的专业性和胜任能力。（作者单位：辽宁大学）
参考文献：
[1] 马学.推动自主创新的财政政策工具理论及实证研究[D].河北工业大学，2008.
[2] 张建伟，杜德斌，吕可文.技术创新的经济转型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C].中国地理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2012.
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5
【关键词】人力资本；经济增长；贡献；影响因素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亦称“非物力资本”。由于这种知识与技能可以为其所有者带来工资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本——人力资本。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主要就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行综述，并针对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
一、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进展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 1623-1687）在其代表作《政治算数》中提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观点，认为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并在1976年将作战中的武器和其他军械的损失与人类生命的损失进行比较，这是首次运用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被认为是人力资本最早的思想萌芽。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首次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不仅分析了劳动、土地和资本三个要素对经济增长过程的作用，还论述了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问题。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实际上是经济进步的唯一因素”[1]。另外，亚当·斯密还对人力资本的收益问题进行过相应的论述，“学习是一种才能，需要教育，需进学校，需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成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2]。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了知识创造生产力的重要性，但是，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只是用定性的方法来表述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在数量上反映出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大小。对此，舒尔茨说：“虽然古典经济学家在著作中看到了人力的现实意义，但是人力资本很少被纳入经济学的正规核心内容之中”[3]。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其理论可以根据时间顺序进行划分，从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开始，到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再到新剑桥增长理论，最后到新增长理论。
哈-多模型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物质资本的积累。这在他们说明劳动、技术不变时，增加物质资本能提高经济增长率是正确的。哈-多模型的主要缺陷在于，它是用通常的短期分析工具来分析长期问题，从而造成了有保证的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根本对立。
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学派的增长理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形成的，其经济增长理论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认为新古典模型各个要素很难均衡地变动，因此其内在不稳定；二是把收入分配作为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的重要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P.M.Romer）、卢卡斯（R.E.Lucass）和英国经济学家斯科特（M.F.G.Scott）等人，在对索洛等新古典增长模型提出批评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化、微观化的新方法，分别建立了具有各自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型，从而形成了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新经济增长理论”。
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
人力资本理论及其作用的研究大致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人力资本拓展了资本的内涵，但人力资本与人们通常所说的资本区别是什么，如何界定它们的不同；第二，许多经济学家在人力资本测量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定量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不少，但定量分析仍没有获得令人信服的结果。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进行如下分析：
人力资本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资本，它属非物质财富，需要依靠人和物质来承载，不能作为直接的投入要素，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自身承载的智慧作用于创新、劳动工具承载的智慧作用于生产来实现的。在人力资本与一般资本的概念界定清楚之后，人力资本的计量问题和实证研究方法选择是人力资本研究中的一大难题，未来的研究是要开发出一套衡量人力资本大小的指标和计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新方法。另外，还要注重人力资本的影响路径、人力资本与生产结构的匹配，以及激励人力资本发挥影响的制度安排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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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M]. American Economics Review，1961.
新增长理论论文范文6
一、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20世纪80年代诞生的内生增长埋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理论发展的角度分析,内生增长理论主要的贡献在于将“知识”或“技术”在模型中内生化。正如琼斯(jones,1999)所言,内生增长模型对于洞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有许多深刻的见解,其理论精髓——内生增长特征是很“迷人”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之源,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这样,经济增长就取决于经济系统本身,而不是像新古典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正因如此,内生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方法,仍然被近期理论分析所采用。从实践意义和影响看,内生增长理论主要是为政府的政策运用找到了新的空间和领域,并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对他人、社会有溢出效应,生产知识的个人又不能内化这种效应,因而知识产出不足,这就为政府干预从短期需求向长期供给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支持。而在此之前,在理论上,政府的作用仅仅被局限在调节总需求方面,而对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等,则无能为力。
但是,内生增长理论的结论中,却出现了正的规模效应。所谓规模效应,即长期经济增长率与经济规模(一般用人口规模或人力资本数量代表)成正比。这一结论不符合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事实。琼斯(jones,1995)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0ecd)国家经济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并将其国内从事r＆d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数目作为“经济规模”的测量标准,结果发现,尽管“规模”在过去几十年中增长了好几十倍,但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是不变或下降的,正的规模效应并不存在。那么,在内生增长理论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规模效应呢?
从产生规模效应的内生增长模型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默(romer,1986,1987,1990,1991)为代表的模型,一类是以格罗斯曼和赫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2;1997)等新熊彼特主义为代表的模型。罗默的模型以dixit-stiglitz(1977)函数形式(简称d-s形式)为假定前提,这种函数形式具有加性可分特征,其实质是各种产品之间不具有任何替代性,换言之,任何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不会对他人造成负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罗默给出了一个关键的假定:知识或技术存量对其自身增长具有不变规模收益。正是这一极特殊的假定条件,导致了正的规模效应产生。与罗默模型不同,新熊彼特主义者考虑了一种能够抵消规模效应的因素——“偷生意效应”。它是熊彼特“创造性毁灭”过程中取走原有产品垄断利益的效应,或者说,对原来的知识创造者是一种负效应。但是,在格罗斯曼和赫普曼、阿格汗和哈威特的模型中,由于一方面排除了多个公司生产同一类产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假定这种“偷生意效应”不够强,因此,模型分析的结论中仍然存在正的规模效应。
因此,正的规模效应之所以存在,关键在于忽视或低估了个人的产品创新活动对他人的负影响。如果将这种影响加以重视,很可能会消除规模效应,甚至改变原来的结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其评价
近期经济增长理论正是顺着既要能消除规模效应又能保留内生增长理论“精髓”的方向发展的。大致来看,有两条思路。
一条思路是琼斯(jones,1995;1999)、艾钦和托洛夫斯基(eicher and turnovsky,1999)的思路,主要是对模型进行一般化处理。他们的分析保留了内生增长理论中最终产出部门和“知识”生产部门的两部门模型框架,从而保留了“知识跨时扩散”的本质特征,但放弃了内生可积累要素具有不变规模收益的强假定条件,从而得出了无规模效应结论。
在琼斯的两部门模型中,知识存量的产出弹性不再像罗默的模型那样设定为1,而是假定为一个比1小的数。这一假定本身强烈地暗示了,人口或知识存量对其自身积累的贡献远不如r＆d内生增长模型所设想的那样大。假定条件的修改,使琼斯的一般化模型成功地消除了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效应,在那里,均衡经济增长率取决于知识生产部门内生要素的产出弹性而不是人口或人力资本规模。
艾钦和托洛夫斯基则更进一步认为,琼斯的无规模效应模型仍然是一种特殊情形。他们构筑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两部门无规模效应模型,并将琼斯、罗默等模型全部涵括其中。他们的结论是,假定全部内生要素在知识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出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不同,那么,经济长期增长率将遵循“短边”原则,由总产出弹性最小的那个部门来决定,而与经济规模无关。
琼斯、艾钦和托洛夫斯基的模型虽然从形式上消除了规模效应,但是,他们却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不会存在规模效应。琼斯不能说明知识存量对自身积累的产出弹性为什么小于1;艾钦和托洛夫斯基也不能说明,究竟哪一种情况下,一个部门的总产出弹性会大于或小于另一个部门。而且,在他们的模型结论中,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率并不具有相关性。因此,他们的模型分析只具有纯理论上的意义。
另一条思路则主要是由一批新熊彼特主义经济学家开辟的,他们从特定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规模效应问题。阿尔文.扬(young,1998)、阿格汗和哈威特(aghion and howitt,1998)、贝里特(peretto,1998)等为代表的增长模型,集中于对“偷生意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消除规模效应的新方法。
以阿尔文.扬的模型为例。在他的模型中,他人可以从两个方向——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的创新活动而“偷去”创新者的创新利润流,即不仅通过产品的质量创新而且通过产品模仿来分割创新的垄断利益,这样,“偷生意效应”就大大加强。扬的分析得出了一个与以往内生增长理论相反的结论:经济规模愈大,参与分割创新收益的人就愈多,“偷生意效应”就越强;而且,如果“偷生意效应”主要通过生产模仿产品来分割原有垄断利益时,将出现负的规模效应。由于扬的模型中经济规模对长期增长可能具有正、负或无规模效应,而且他的模型是从特定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因此,其理论结论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按照扬的分析,如果政府的政策只是简单地对所有研究部门实行“遍地开花”式的资助,那么,很可能只是激励产品的模仿,从而只影响收入水平,而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率;相反,如果政策立足于激励产品的质量创新,并根据r＆d的研究深度实行重点资助或配额资助,那么,就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因此,阿尔文.扬的政策含义是:政策资助应该向创新难度大的人员或项目倾斜。
约法诺维克(jovanovic,1997)则通过加入一个“学习成本”的假定条件来减弱或消除规模效应。约法诺维克认为,在罗默的两部门模型中,实际上暗含了“知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最终产出函数的强假定,然而实际上,工人必须学习怎样使用“知识”,也就是说,需要支付“学习成本”或“知识消化成本”。如果将这一条件考虑进罗默模型,最终产出部门的成本将增加,规模收益也将有一个绝对的上界,从而使得规模效应减弱甚至消除。按照约法诺维克的观点,假定工人在生产中需要“学习成本”,那么,公司可能更愿意采用次先进技术而不是最先进技术,从而更倾向于生产模仿产品而不是创新产品,这就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阿尔文.扬的“偷生意效应”假定。
从实质上看,在阿尔文.扬和约法诺维克的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暗含假定,这就是:模仿产品或次先进产品虽然成本低于创新产品,但一定存在市场需求约束:正是这种产品约束导致了对生产人口或人力资本的需求约束。因此,内生增长理论的规模效应将因这种约束大大减弱、消除甚至为负。
到目前为止,近期增长理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一方面,近期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虽不依赖于经济规模,但仍严重地依赖于外生人口增长率;另一方面,所有的模型均还没有得到有利的经验支持。尽管如此,近期增长理论在理论上还是取得了重要进展。主要体现在:第一,发现了无规模效应的均衡增长路径并论证了其存在性。在这些模型中,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么取决于生产函数的产出弹性,要么取决于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实质上二者均取决于生产函数的结构参数。第二,经济增长模型被进一步一般化。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之所以产生规模效应,实际上暗含了人口或人力资本稀缺而物质资本不稀缺的假定,这种假定充其量只能符合发达国家的情形,不具有普遍性。近期增长理论实际上则放弃了这种强假定,代之以个更一般的情形,这样,就出现了规模效应为正、为零或为负的多种结果。第二,与以往的内生增长理论相比,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更具有针对性。在以往的内生增长模型中,由于简单地假定技术或“知识”的外部效应不能被个人内化,因而任何用于技术或“知识”部门的政策都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近期增长理论则表明,只有范围更窄的重点资助政策才对长期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
三、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中国的现实意义
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对于中国来说是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究竟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中国经济究竟又面临着怎样的矛盾?我们认为,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需求约束”经济时代。或者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时代已经基本结束,今后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长期因素。
中国经济的需求约束,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业产品需求;一是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
第一,工业产品的需求约束已变得越来越严重。集中表现为:工业品供过于求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工业企业生产能力闲置过剩,产品大规模积压。根据2000年国内贸易局商业中心对国内市场上609种主要商品的调查,供过于求的比例高达79.6%,比1998年增长了47.8个百分点;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900多种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中,生产能力闲置20~33%的,占27.2%,闲置50%以上的,占18.9%;在产品积压方面,根据统计显示,近年我国工业产品每增产10%,就有1%的产品积压(王万山,2002)。
第二,劳动力或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面临严重约束。1997年全国失业工业数为1 200万左右,200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 173万。即使是本来稀缺的人力资本,也同样面临市场需求约束。2000年全国本专科毕业生平均就业率仅为80%,其中,专科毕业生的市场需求量不到30%(胡永远、李少斌,2001)。特别是2003年夏季以后,随着高校扩招后首届毕业生走上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的市场需求更加不容乐观。
进一步分析发现,受到严重需求约束的,主要是低档次工业产品和低档次人才。与之相反,高档次产品和人才却面临短缺。例如,我国已连续三年居世界产钢量第一,但一些高质量、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品种,供给能力不足,石油用管的市场占有率只有60%,冷轧硅钢片、镀锌板仅占30%,不锈钢板仅占20%;精密机床、远洋船舶等产品的50%还依赖进口。在人才需求方面,许多大城市如上海、深圳,对硕士以上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一流大学毕业生还是供不应求。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低档次产品和人才过剩,而高档次产品和人才短缺?主要还得从供给行为找原因。从产品生产者来说,生产低档次产品有几个明显的好处:模仿成本远远低于技术创新成本;市场经营、开发的风险小;能很快填补市场需求空白,等等。从而,即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也只是“小改造”,在花样上做“文章”。其后果,只是利用模仿,抢夺了原来创新者的市场利润,并不能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做出贡献。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大了引进外资与技术力度,但企业引进技术的目的只是为了生产使用,而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再创新的企业仅占18.75%,而且,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投入也远远不够。以1994年为例,国有大中型企业用于技术引进的支出为275亿元,而同期用于这些技术消化吸收的支出只有9亿元(李以学,1999)。同样地,如果个人投资教育的目的,只是获得一张高等教育文凭,那么,个人就会走文凭捷径,热衷于职业教育或技能教育,因为这类教育的收益是立竿见影的。以非全日制的本科自考为例,1998年参加本科自考的实考人数为102万,是1983年的1 000倍(胡永远,2001),其中虽有因普通教育招生计划的约束问题,但至少可以从非普通教育的持续“火爆”看出个人投资技能教育的热情。因此,从中国的经济实际看,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由于产品或知识创新的相对成本太高,企业、个人更愿意模仿,而不愿创新。
而且,在中国过去的二十几年中,宏观环境尤其是政府的行为,对这种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产权不明导致企业行为短期化,不愿进行有利于长期增长的技术创新;财税分权改革助长了地方政府支持本地的重复建设,导致全国市场产品过剩;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创新的收益被大量的模仿产品所“肢解”,从而大大削弱了企业创新的激励。尤其是政府长期充当着技术创新、教育投资的主体,有限的财力却“胡子眉毛一把抓”,结果每一个行业、每一个项目都难以到位(李启明,1999)。
总之,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产品的“短缺经济”时代,同时又承受着巨大的过剩人口压力;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可以利用世界市场需求缓解一部分需求约束,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低档次产品的过度出口将恶化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缺乏的是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和高水平的创新人才。因此,按照近期增长理论的政策含义,政府的政策要求更有针对性,更有重点。换言之,政府的政策应该放弃对一般技能型人才培养和国内“模仿产品”项目的支持,而应对新知识、新产品的创造与国外引进,加大支持力度。正可谓“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
具体来说,政府的政策应该集中解决普遍存在的“短视症”问题。“短视症”的根源在于落后。落后怕“挨打”,所以总想“多快好省”,快出产品,快出“知识”,快出人才。这种良好的愿望有利于奋进,但也极易导致浮夸和行为短视。政府如果热衷于“赶超战略”,就会形成一个导向。整个社会都会跟随。一个政府,一个企业,如果过分关注自己任期内的“短期业绩”,就会损害长期的增长与发展。因为,重大的科技创新或技术创新,都难以在短期内显出明效。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改革开放20余年,生产大大发展了,科技水平大大提高了,人才数量大大上升了,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事实,但根据世界权威机构——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学院网站的《世界竞争力年鉴》,1998年中国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为第24位,1999年下降到第29位,2002年排名在31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排名,1999年中国竞争力排在32位,比1998年下降4位。个中原因就在于,中国在重大科技创新与产品创新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落后了,按照新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产品、劳动力数量对整个经济来说,只有“水平效应”,没有长期增长效应。因此,今后的政策措施,应该重点围绕纠正“短视症”而展开。
第一,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目前,国有企业政企仍然没有完全分开,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政府官员的目标函数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任期内目标最大化。因此,国有企业的行为短期化有着深厚的制度背景。只有让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制,才有可能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第二,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实际上涉及到创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过度保护创新者的垄断利益,不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共享;但反过来,如果不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就会被大量的模仿者和剽窃者所大肆分割,严重损害创新激励。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的时期,我们正好凭借加入wto这一契机,以严格遵守wto关于知识产权保护规则这一有利背景为前提,有效保护企业、个人的科技创新成果,通过鼓励重大科研创新,提升整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
第三,政府的定位要更加准确。政府支持知识、技术创新,无庸质疑,这也是内生增长理论包含的政策含义。但进一步分析发现,问题有两个:一是这一主张以个人、企业完全缺乏知识、技术创新动力为前提,显然这一假定条件并不符合经济事实;二是这一主张以政府不面临财政约束为前提,这一假定也不现实。在有限的财力约束下,在个人、企业具有强烈“模仿”动力的前提下,政府的最优选择,就是有效缩小自已的“势力范围”,集中财力,支持重大创新项目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着眼于长期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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