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1
关键词：文学；传播；媒介环境学
尼克•史蒂文森在《认识媒介文化》一书中概括了西方媒介研究的三种主要范式：批判范式、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媒介形态范式。批判范式探究媒介的内容与意识形态、权力控制等因素的关系；象征与文化研究范式探究媒介的符号意义以及受众对符号的解读；媒介形态范式考察媒介本身对我们共同视野的影响［1］（P3）。从他对这三种媒介研究范式的分析中能看出，西方的媒介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媒介所承载的内容方面，正像英国传播学者大卫•霍尔莫斯所说的那样：“除了少数几个理论家，比如麦克卢汉、德博尔，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包括鲍德里亚，媒介研究的主流领域很少关注媒介的形式和某一种具体的媒介，看起来图像的具体内容以及围绕图像进行的表述具有一种魔力，这种魔力掩盖了促使内容得以实现循环的特定传播模式。传播学研究，尤其是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对人际传播中实际存在的互动过程以及信源、信宿和信息之间的双重传播模式进行了大量研究，然而，即使考虑到上面提到的那几个理论家，传播媒介的实际结构特性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相对来说很少受到重视。”［2］（P5）然而随着信息媒介的技术革新，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互联网大肆扩张，对传播媒介的社会意义进行理论研究的必要性日益突出，于是带来了一种转机，使我们能全面理解媒介所包含的综合维度，而不仅仅是作为附属于语言学的衍生品。媒介研究似乎一直在等待一个历史性的研究对象，那就是互联网，互联网为媒介理论提供了恰如其分的视角，使其得以借助媒介来理解传播。”［2］（P5）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媒介形式本身对人、社会、文化的影响，考察媒介形态特点所构建的媒介环境对人类社会的总体影响。这种研究范式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紧密的学术集群———媒介环境学，成为与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并行的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
一、媒介环境学概述
媒介环境学虽然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美就出现了，但是正如霍尔莫斯所言，真正形成一种流派是以互联网的兴起为契机。媒介环境学的主要源流是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多伦多学派的代表是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二人号称“多伦多双星”。纽约学派以尼尔•波斯曼为旗手，他最早把“MediaEcology”这个词语学术化和体制化，在纽约大学设立了媒介环境学的博士学位点，称得上是媒介环境学的学科奠基人。媒介环境学的理论立足点是“人”，认为相对于人来说，媒介并不是完全中性的，媒介的形式特性构成社会传播环境，媒介技术所提供的传播倾向对人和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会进一步影响人类的思想和社会文化的样态。伊尼斯、麦克卢汉、波斯曼、尼斯特洛姆、翁、莱文森、梅洛维茨、林文刚等媒介环境学代表人物从媒介与环境互动的“人文———技术”视角考察各种媒介形态本身对人的心理、思维、感知等产生的影响，以及媒介对人类社会文化的重大影响，力求为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提供一种反制力量，提醒人们对媒介的偏向和影响做好预先准备和防范，以维护媒介环境的平衡。最能代表媒介环境学思想精华的是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媒介就是讯息本身，而不只是其物质载体。媒介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变化的重要因素，从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讯息是这个时代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媒介构成我们的传播环境，人与媒介环境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人是鱼，而媒介就像人生存于其中的水，媒介创造了一种完全把我们包裹住的感知环境，“结果就是我们看不到这个环境，就像鱼儿看不到水一样，这个过程建构了我们的感觉，我们与它亲密无间。自动的感知导致一种休克的状态，就像水仙花神那样麻木地沉醉于自己的倒影，我们也被自己创造的技术所控制”［3］。
国内对媒介环境学的关注始自新世纪以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传播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的社会现实中，张咏华、李明伟、何道宽等传播学者把目光投向新兴的媒介形态研究。张咏华著《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综合分析了伊尼斯、麦克卢汉、威廉斯、梅洛维茨等人的媒介理论，着重梳理他们关于媒介技术及其影响的观点，并且对国内媒介研究进行述评，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李明伟的博士论文《媒介形态理论研究》（2005）把伊尼斯、麦克卢汉、梅洛维茨、莱文森等人的思想作为传播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来加以界定和阐释，系统分析了他称之为“媒介形态理论”流派的整体情况，认为“媒介形态理论是从研究不同媒介形态的特性出发，关注媒介形态（尤其是社会主导媒介）及其变化可能产生的深远社会影响这样一种研究范式”［4］（P11）。何道宽翻译了大量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著作，连续发表多篇关于媒介环境学派及其主要理论家的评述，阐释这个新兴传播学派的源流、理论命题等；并与李明伟、美国传播学者林文刚①等人对“MediaEcology”这个学派的名称翻译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其与国内本土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存在范式、内涵、旨趣、方法等多方面的不同，直译为“媒介生态学”会产生混淆。为了与国内媒介生态学相区别，也为了更恰当反映这个学派的内涵和主旨，最终决定依据这个学派的根本性质和研究主旨，而不是采取字面直译的方法，将其定名为“媒介环境学”。媒介环境学被中国学者视作第三种传播学研究范式，这种认识不是人为的拔高，而是基于现实传播环境所做出的客观思考。当下网络和移动终端媒介已经成为主流，多元而且发展迅速的媒介形态带来全新的传播实践和体验，全媒体、融媒体、复媒介等新概念迭出，传播学也要跟随这种变化而更新，在媒介化生存的社会中，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传播现象的理论，以期获得理性的思索。“媒介环境学所关注的媒介技术及其对人和社会的影响，更贴近传播学本来应有的母题。研究面向公众和处于媒介环境中的个体与社会，有助于改变行政、市场导向主导的传播学研究格局，回应公众的需求”［5］。
二、引入媒介环境学视阈拓展文学传播学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主导了20世纪后半期传播学的媒介转向，并将历史意识和宏观模式分析引入传播学研究，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从目前情况来看，媒介环境学的引进译介工作在何道宽等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很大进展，我们面临的是在与国外媒介理论研究互动的基础上，如何把这个理论的研究导向本土化，结合我们的具体理论现实和社会现实，对其进行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解读和深化。媒介环境学理论走向本土化和深化的途径之一就是与其他学科进行融合交叉。研究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既是对文学现实处境的回应，也体现了当下学术融合和学科交叉发展的趋势，可以为文学和文艺学研究拓展新的增长领域，同时也是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体现。文学首先是一种基于媒介的艺术，文学活动与传播活动产生交叉互动的平台也是媒介。媒介的形态特征必然会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整体面貌。当文学传播研究开始关注媒介问题时，传统的世界—作者—文本—读者的框架开始显露出它的局限性，而作为文学发生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媒介，越来越显示出它对文学传播活动的重大影响力。无论是作者与媒介，文本与媒介，还是读者与媒介的关系，都对文学传播的具体形态和效果产生着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作为文学传播的第五维，媒介与文学的关系成为文学传播学的重要理论焦点和学科增长点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媒介环境学主张泛技术论、泛媒介论、泛环境论、泛文化论。换言之，一切技术都是媒介、环境和文化”，这是媒介环境学有别于其他传播学派的最重要的理念［6］。一般认为，媒介是个静态的、消极的、中性的概念，仅仅是承载信息的容器罢了，而麦克卢汉这样阐释他那句名言“媒介即讯息”：“任何媒介，无论广播还是轮子，都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这样的人的环境往往带有一种难以看见的属性。我们对环境习而不察，但得到一个补偿机制，那就是注意环境的内容。”
正是在内容的诱惑之下，经验学派不遗余力地追寻着变化莫测的传播过程，试图用有限的实证主义的策略来对付无限的多变的传播现实；批判学派用寻求正义和公平的价值标杆衡量媒介传播的权力，力求媒介内容的客观公正，而没有充分注意到媒介本身的倾向性。麦克卢汉用他那警钟一样的格言提醒我们，媒介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世界发生的变化，实际上它们自己才是这些变化的真正的内容和原因。所以积极地接触并且深刻分析西方的媒介研究理论，借鉴其理论观点和视角，对文学活动进行新的开掘和尝试，是目前文学传播学充实学科内涵的需要，也是扩展学科发展前途的重要途径之一。将媒介环境学引入文学研究，对我国文学传播学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媒介曾经被认为是外在的物质载体，似乎是中立的，毫无价值倾向的，以至于长期被文学研究所忽视，我们的文学研究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学作品、文学流派、文学理论等研究对象。文学传播学是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以及传播学的促进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交叉研究领域，这个领域最初仍然倾向于关注文学传播媒介所承载的内容的传播，对文学传播媒介自身的考察不足。媒介环境学的主要学者尼斯特洛姆认为媒介环境学的核心思想是由物理学的相对论引申而来，“观察者使用的探索工具不同，对世界认识的结果不同。所以，人类要研究这个并不独立于人类存在的，随着观察者和探索工具变化的世界，就需要研究探索工具本身，因为探索工具本身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而媒介技术就是探索工具之一，不同的媒介技术可以影响并导致人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8］。
对文学而言，这些探索工具不仅仅是文学所依附的书籍、报刊、影视、网络等各种媒介物质形态，还包括语言，语言在组织构建现实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学传播学要研究各种探索工具包括语言如何通过文学活动构建和重构我们栖息其中的现实世界。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能够激发我们从媒介形态特性的角度思考问题，换一个角度，也许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文学理论和文学现象背后隐含的文化动因和发展轨迹可以显现出来。二是为文学研究提供更高的追求。媒介环境学研究的目的是把媒介作为环境，从中透视社会文化历史变迁的整体轨迹和规律，宏观理解社会现象和历史变革。媒介环境学是思想批评传统的一部分，这种研究目标带着深厚的人文关怀，它促使我们把目光从具体个案上移开，上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分析，认识到人类能够了解的现实是观察条件综合作用之后的现实，观察条件限制、改变了我们所能了解和认知的现实；认识到媒介的局限性、人自身的局限性。正是基于这种对局限性的洞察，媒介环境学从着眼于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出发点考察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历史，力求为主流思想提供反制力量，确保社会环境的平衡。这就给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参照，借助对媒介形态及其形成的媒介环境的研究，考察文学传播活动这个社会传播子系统与媒介的互动关系；分析在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重新界定人类传播活动的情况下，如何认识文学在数字传播环境中的现实价值和存在意义；在关注文学发展命运和轨迹的同时，探索文学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制衡和推动作用，以及维持人类精神情感世界平衡的意义。三是丰富文学研究的方法。
在方法论层面上，媒介环境学以直觉洞察和宏观模式识别为主，将哲学思辨、直观体验、历史对比、模式识别等研究方法综合起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拓展新方法的可能性。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者把模式识别作为理解文化和技术的手段，不是采用线性的、三段论式的论述，而是采用类似于立体主义画派的那种多维视角共存的论述方式。所以他的解释提供观点，却不提供论证，转向形而上的因果关系，从形式上直接把握某种事物之所以成为这种事物的原因。麦克卢汉的目的是超越线性视觉原理，吁求恢复多元感知的模式识别方式，重新认识关系模式，并用这种多维关系模式理解媒介。长期的文字传统把文学研究范式局限在线性逻辑推延的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其他的研究范式。因此引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文学研究尝试开放的多维度的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从新的视角和标准重新审视社会、文化、历史中文学的角色、作用和价值。目前无论是在文学传播研究中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是以媒介环境学的视阈考察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都需要继续加强。截止2017年1月，以“媒介”为主题词并含“文学”在中国学术文献网络出版总库中能搜索到三千多篇文献，其中以论述新兴的网络媒介、视觉媒介等对文学的影响居多。从这些文章的参考文献能够看出，初期他们所参考的理论和方法大多来自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美学、哲学等，即使借助传播学理论也大多是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理论。随着媒介环境学逐渐被中国学者熟悉并接受，麦克卢汉、伊尼斯、波斯曼、莱文森等人的理论和观点正在逐渐成为分析文学传播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文学与媒介的关系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尤其是关于网络等新媒介对文学及文艺理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从宏观媒介环境的视角分析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研究还亟需拓展，我们在研究文学传播问题时尚需开拓视野和方法，对媒介形态塑造的媒介环境与文学生产、文学接受、文学批评等的相互关系予以更多的重视。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学传播学的研究亟需从传播学的新范式中吸取富有启发性的新观点和新视角来扩展理论视野，开掘理论研究的新领域。尤其需要改变目前媒介环境意识淡薄的现象，重视媒介在文学传播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从宏观规律和微观现象两个方面对文学与媒介环境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为数字化媒介环境中的文学艺术提供理性启示和方法支持。媒介环境学也需要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对接融合拓展自己的适用性，将理论触角探入学科交叉领域，培育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成果。麦克卢汉对艺术家寄予厚望：“（媒介）环境纯粹是一套基本规则，一种总体上囊括一切的力量，这种形式几乎辨认不出来，唯一的例外是艺术家，他们一般用激情向人们解释新环境的性质，提出对付新环境需要的文化策略。”［7］（P46）文学艺术身处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虽然媒介环境经历着巨变，但是作为人类精神家园的文学仍然散发着它无可代替的魅力。只有参与到媒介环境的变化中去，放弃情绪化的表述，从文学与媒介的互动关系中探查其中的规律和秘密，对文学的价值和界限做出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才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气度和风范的体现。
三、借助媒介环境学研究文学传播需注意的问题
“媒介即讯息”的本意绝不是让人们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只关注媒介而不关注其内容，借鉴媒介环境学来分析文学传播活动也并非意味着文学的内容不重要。文学的艺术审美价值主要还是由文学作品的具体内涵来实现的。当我们引入媒介环境学的视野之后，会发现文学的内容与媒介形式，不论是与文学的符号媒介形式还是物质媒介形式之间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内容并不是独立于媒介的，相反，一定时期的媒介形态与文学内容以及文学传播的方式和效果都存在交互关系。而且从文学发生的历史来看，文学传播经历了不止一次重大媒介变革，这些变革也相应影响到文学传播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影响到文学的内容，可以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是经历多次媒介演变的累积结果。文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提醒我们在借鉴媒介环境学的理论和方法时要充分考虑与文学研究的相互适应性，尤其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注文学主体的能动性
就像许多学者在分析媒介环境学的局限性时所说的那样，媒介不是孤立的存在，不是单独对社会和文化发挥作用的因素，媒介的作用和影响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构建多元化理解和阐释的关系模式时，仍然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避免将某个因素的影响夸大，遮蔽了其他因素的作用，因此做出误导性的结论。尤其要注意的是关注作为文学主体的人的作用，关注人的主观能动性。人面对媒介时不是被动的，媒介是人创造的产物，也是人选择的产物，所以人的意识、情感、思维、立场等是影响媒介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媒介如何与社会互动的重要因素，毕竟媒介的作用也好，媒介对社会的影响也好，都要借助人以及人的社会化活动为中介才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人又是媒介的“媒介”。媒介环境学更多地关注媒介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在某些问题和方面忽视了人的能动性，这些局限性是我们考察文学传播研究活动时应该予以纠正的。
（二）注重间性分析
无论是线性的逻辑思维也好，还是麦克卢汉所采用的“四元因果关系”模式也好，任何处于关系性存在的事物都不是孤立的，其存在的状态和行动轨迹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关系性的存在。所以我们要采用主体间性的方法去分析媒介环境对文学传播的影响，既要考虑媒介技术和媒介形态对文学创作、出版、发行、阅读、反馈等环节的影响，也不能把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割裂开，还要考虑媒介对文学内容的影响；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和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反作用，从多个方面，综合多种因素考察文学与媒介的相互关系。既要看到媒介形式的影响，也要看到媒介并不是个空壳，要结合内容进行分析；既要看到文学活动中的媒介，又要看到媒介环境中的文学，两者互为背景，互为主体，形成主体间性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文学传播活动的内涵、属性及其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将媒介环境学视阈引入文学传播学研究是对社会现实的呼应，是文学以及文学理论学科发展和理论生长的自然选择，文学自身需要寻求能够解释当下复杂的多元的传播活动的理论和方法。从媒介环境的角度看待文学活动，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文学活动运行的内在社会机制和艺术生产机制，重新阐释文学的文化价值和艺术规则，实现从传播学的视角拓展文学研究的视野，从文学的视角丰富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成果。
参考文献：
［1］［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4］李明伟．媒介形态理论研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论文，2005．
［5］陈力丹，毛湛文．媒介环境学在中国接受的过程和社会语境［J］．现代传播，2013，（10）．
［6］何道宽．媒介环境学：从边缘到庙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3）．
［7］［加拿大］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如是说：理解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2
本文简述了生物学现代综合演化论，探讨了社会综合演化论的基本观点。从社会综合演化论视角出发，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论证了其演化特性。
【关键词】
演化；现代综合演化论；社会综合演化论；教育学；文学
1生物综合演化论简述
现代综合演化论(也称现代综合进化论)的基本观点是:(1)种群(而非个体)是生物演化的基本单位。(2)基因突变为生物演化提供材料。(3)自然选择主导着演化的方向。基因突变是不定向的，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不适应环境的基因类型不断地被淘汰掉，这就使得种群的基因频率向适应环境的方向演化。(4)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必要条件。此外我们认为物种所处环境多是渐变的，短期稳定，长期多为周期性变化。环境的稳定性需要稳定的基因遗传，突变所带来的变异往往不适应环境，多为有害性。环境的周期性变化和自然选择造就了物种螺旋式演化。
2社会综合演化论概述
拉兹洛认为，广义进化是一个“有序而连续的过程”［1］。达尔文进化论影响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遵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法则。受现代综合演化论的启发，我们主张社会综合演化论(简称社会演化论)，其主要内容是:(1)社群(而非个人)是社会演化的基本单位。(2)社群中的变异和突变为社会演化提供原材料。(3)社会环境的选择性主导着社会演化的方向。(4)对某一特性的固着，是形成社会思潮流派的基本条件。(5)社会思潮往往是多种思潮并存，螺旋式周期性演变。
3综合演化论在教育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教育活动体现着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从综合演化论视角看，学科教学是以学科知识结构为基础，以教学环境为条件，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掌握教学内容，而这“只是教学的表层价值和工具价值，过好的教学生活才是其深层价值和本体价值”［2］。教育者教学经验的积累和理论创新为教学活动提供了素材，社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科技的进步)则促使课程和教学向适应社会变化的方向发展。这种演变特性要求我们用发展变化的眼光研究教育活动。例如，要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研究教学艺术，“同时，教学艺术本身也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3］。教育学的理论研究也契合综合演化论的特征。如关于学习过程，巴甫洛夫、斯金纳、班杜拉等行为主义者认为，学习是有机体在一定条件下形成刺激与反应的联系，获得新的经验，这最终符合演化论“适者生存”的规律。苛勒、桑代克、布鲁纳、奥苏贝尔、加涅等认知派认为，学习是通过主动的内部信息加工活动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过程。这种过程跟基因组合形成新的基因链相似，都是主动构建新结构的过程。罗杰斯等人本主义者强调“学习者中心”，提倡学生的自由学习和意义学习。他们强调学习者学会学习和适应变化，体现了“有机体要适应环境”这一规律。建构主义是许多理论观点的统称，强调学习的主动建构性、社会互动性(在互动中学习)和情境性(在情境活动中学习)，重视内部要素和系统环境的影响，这些都跟基因与环境的关系类似。作为学习理论的变式，这四大理论在竞争中共存。另外，“每一种学习方式都具有自身特定的功能价值和适用范围”［4］，教学方式也是这样。例如，生成性教学是指“教师根据课堂中的互动状态及时地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行为的教学形态”［5］，这也符合“有机体要积极适应环境”的演化规律。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也多是螺旋式演变的。例如，关于人的发展，遗传决定论的支持者有孟子、弗洛伊德、威尔逊、高尔顿、格赛尔、霍尔等，环境决定论的主张者则有荀子、洛克、华生等。古往今来，同一时期内总有学者过分强调遗传或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而在不同时期，跟以往理论相似的理论不断地被提了出来，这符合综合演化论中的“多种变异共存、周期性演变”的规律。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的发展是个人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类似于综合演化论中的“主体的自身变异和环境的选择作用相结合”的理论主张。
4综合演化论在文学中的体现与应用
综合演化论的规律也体现在文学活动中。文学文本体现着作者的思想，作者思想和写作技巧的变化为其文学风格的演变提供了可能，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着作家创作的方向。这都符合综合演化论的基本模式。文学流派的发展具有演变性。文学文本为文学流派演化提供材料，而社会环境主导着文学思潮演化的方向，同时期内多种思潮并存，长期多表现为螺旋式演化，社会环境的周期性变化使得文学思潮具有这种周期性特征。下面我们以中国现代诗歌为例，来谈谈文学领域里的演化现象。如同物种演化那样，诗歌的演变有其偶然性。“语言的使用本质上就是语言选择的过程”［6］。诗歌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其发展具有偶然性。敬文东教授认为“诗歌直面事境，……只是偶然的产物”［7］。事实上，中国新诗走过了一条螺旋式演变的道路，展现出综合演化论的特征。中国新诗具有现代性，但也遗传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基因。王泽龙教授曾从自然的意象、感物兴会的意象、意境化的意象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对现代诗歌的影响［8］。历时角度看，从奠基时期郭沫若的自由诗到拓展时期新月派的格律诗，再到戴望舒等人的自由诗，中国新诗在扬弃中逐步发展。共时角度看，中国新诗多呈现出浪漫派、写实派、现代派诗歌多种共存、一种居于主流的局面。何种流派居于主流，这主要取决于社会环境的选择。例如，关于诗歌杨四平教授曾指出“黑暗的时代可能产生光彩的讽刺”［9］。
5结论
生物学中的现代综合演化论强调了突变、选择和隔离在演化中的作用，据此提出的社会综合演化论，注重了对社群变异、社会环境的选择性、社会思潮的竞争合作共存性、社会螺旋式演变的研究。在此视角下本文简要分析了教育学与文学的研究主体和理论流变，发现了其符合综合演化论的演变特性。
作者：武文刚 单位：济宁市兖州区实验高级中学
参考文献:
［1］颜泽贤．复杂系统演化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王爱菊，徐文彬．教学生活的品性及其彰显［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62．
［3］李如密．教学艺术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4］陈佑清．学习方式的多样性及其选择［J］．江西教育科研，2003(07):20．
［5］罗祖兵．生成性教学及其基本理念［J］．课程•教材•教法，2006(10):28．
［6］武文刚．顺应理论角度下的社交指示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9．
［7］敬文东．中国当代诗歌的精神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108．
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3
【摘要】近些年来，游戏化概念逐渐受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关注，众多实践者积极探索起游戏化的应用有效性，并开展了一定量的理论研究。在教育领域中游戏化也是越发瞩目的研究和实践前沿。从教育游戏、严肃游戏到如今的游戏化，契合了受教育群体的特点，更符合互联网时代下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本文主要选取了平行实境的游戏形式，借鉴其游戏化设计特点，并将其与学习环境设计相结合，提出了基于平行实境的游戏化学习环境设计模型。本文将对游戏化教育的实践者提供可参考范式，促进游戲化在教育领域的扩大应用。
【关键词】游戏化 平行实境 学习环境
2010年DICE（Design、Innovate、 Communicate、Entertain）峰会以来，游戏化开始流行起来，并逐渐向各个领域渗透。国际市场研究机构AmbientInsight研究显示，2016年全球游戏化学习产品市场总额达26亿元。该机构将游戏化学习定义为通过“玩游戏”实现知识传递的方式，包括对抗、升级、奖惩等几个部分。这种学习模式往往和教育建构理论密切相连，主张通过体验式学习、发现性学习以及情境学习获取知识。近几年，游戏化不仅在商业管理、营销领域被广为应用，更引起教育领域的浓厚兴趣，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都在探索游戏化的应用可能。但对游戏化设计方法，尤其在教育领域的设计方法的理论性梳理较为有限。本文拟从平行实境游戏化学习环境着手，探索游戏化教育教学设计的方法论。
一、游戏化、平行实境与学习环境
关于游戏化的定义，有各种版本，Deterding将游戏化定义为“在非游戏环境下，使用游戏化设计元素”，De-Marcoe进一步定义游戏化为“在非游戏的情境下，使用游戏元素和游戏设计技术，吸引用户和解决问题”。
其中，Simoes将教育游戏化定义为，“在学习情境下，使用游戏元素”。Lapp认为在学习情境下游戏化的目的主要有三个：吸引他人、鼓励行为和解决问题。因此我们将学习情境下的游戏化定义为“使用游戏元素吸引学生，鼓励学生解决问题”。
平行实境的前身，“另类现实游戏“（Alternate Reality Game，简称ARG）是一种以现实世界为平台，具有交互性叙事结构，玩家借助多种媒介获取游戏剧情的多人互动游戏。设计者希望通过游戏来改变玩家的现实行为，并希望借助玩家的集体智慧帮助相关的决策者解决现实问题。而平行实境的侧重点在于通过平行实境理论进行课程设计，完成课程目标，对学生数据进行分析，为老师建立学生模型，在拓展知识中融合现有的课程大纲，以便有效的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减少教师的工作量。
二、基于平行实境的游戏化学习环境
1. ARG游戏形态与学习环境的结合
在平行世界游戏（ARG）中，游戏世界不仅只在线上，现实中的某项活动也是游戏世界的一部分。游戏情节的推进不再只局限在电脑端，而是可以通过多种媒介获取，因此ARG游戏不需要传统电子游戏的存在，而仅需依托于畅通的线上、线下信息渠道。因此此类游戏有较强的可实现性，而且可根据推进情况灵活调整。周荣庭等人将ARG游戏形态描述为个体、团体、线上和线下活动四维度的组合，并以线上线下的互动结合为显著特征。该游戏形态描述与杨进中等人提出的“虚实融合的研究性学习环境”有较高的重合度，因为虚实融合的研究性学习环境正处于以“个体、群体、虚拟情境、现实情境”为坐标指向的研究性学习环境分类框架的中心位置，其涵盖内容与ARG游戏形态的特征分布重叠。为此我们尝试构建基于探究式学习的游戏化学习环境，以实现游戏环境与学习环境的高度匹配。
2.游戏化与学习环境的结合
随着游戏产业的发展，教育游戏（严肃游戏）逐渐成为学习环境的载体，众多学者开展了严肃游戏的实践和研究，并将游戏本身作为学习环境进行研究。在韩庆等人的研究中分析了游戏元素和学习环境元素的高度对应；宋敏珠等人的研究中，基于Norman提出的有效学习环境七个必备条件和流体验、 动机理论，提出了EFM教育游戏设计模型，并认为“教育游戏这样一种‘寓教于乐’的学习环境包含许多有效学习环境的必备条件”但由于严肃游戏需要一定的完整性，开发难度和修改灵活性限制了教育游戏的广泛普及，而且由于游戏环境与现实环境间存在的知识迁移屏障以及游戏与教育间的平衡难度，使得真正效果显著的游戏学习环境也凤毛麟角。
“游戏化学习环境”有别与“游戏学习环境”，游戏学习环境是以游戏为主体，将学习隐藏在游戏中。而前者则是将游戏的元素应用到实体活动中，以实体学习活动为主体，通过游戏元素和游戏机制的引入增强学习体验，正如《游戏化革命》中的比喻，游戏化是蛋糕上的裱花；Deterding等人对游戏化的界定可以帮助我们更直观的理解游戏化学习环境的独特性。如图？，它通常并非构建一个完整的游戏，而仅仅是带有游戏有效元素的产品，从而使产品更具吸引力，并带来更活跃和积极的用户群体。而平行现实游戏（ARG）的概念框架的引入，使得游戏化更有布局，并与虚实结合的学习环境现状有了完美的契合。
三、游戏体验设计和学习环境设计方法论
Hunicke等三位资深游戏设计师人提出的MDA游戏体验设计模型在游戏设计领域和学术领域都广受关注，MDA分别代表机制（Mechanics）、动态（Dynamics）和审美（Aesthetics），是一个体验导向的设计方法论。游戏者设计者设定M游戏机制（算法、规则、数据表现形式等），通过玩家的参与和机制的运行形成D游戏动态，再从动态中传递A审美给玩家。此处的审美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设计品的美感，而是玩家在于游戏系统交互时产生的感受，如情绪、思想等。虽然游戏化设计并非创设完整的游戏系统，但仍需要借鉴此游戏体验设计框架。
同样在教育领域，Qinyun Wang提出了能有效整合ICT（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学习环境设计通用模型（简称PST），基本元素包括教学法（Pedagogy）、社交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技术（Technology）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实现的功能分别是：学习者与内容、学习者与人、学习者与界面的交互；基于此设计出的学习环境的有效性评价则基于其效用和用户可用性两方面。如果按照Hunicke等人的MDA来审视PST，发现其结构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在进行游戏化学习环境设计时，学习与游戏两个设计维度有望实现更密切的融合。
四、平行实境游戏化学习环境设计流程
我们选用Thomas Lockwood提出的用户体验要素模型（The elements of user experience）作为设计流程的参考，它将设计过程分为由抽象到具体逐层展开的五个层面，且每个层次内又包含功能导向和信息导向的双重设计维度。在本研究中，教师应用此方法进行游戏化学习环境的设计，并对设计元素进行了教育化改进，得出了表2所示的设计流程。可以发现，整个设计过程分为学习环境设计、游戏化设计和用户体验设计三大部分，各部分层层递进，将前文水波模型中的各层次元素逐一涵盖，设计过程思路清晰且内涵完整。
Step1：设定“ 能力素质模型”。分析群体需求，寻找教与学双方的平衡点，提出基于“知识”、“能力”、“素养”的三层次能力素质模型。
Step2：依据模型，设计与之匹配的教学内容、学习资源；在学习方式上设计与学习内容相辅相成的学习策略（如协作探究）、认知工具（如APP）、协作方式等，促进有效学习；同时对于预期效果，评估方式做出简略设计；
Step3：借助游戏化设计理念，进行交互设计，即实现人与课程、人与人、人与游戏元素间互动的机制。学习共同体形成方式、学习支持系统的内容及呈现方式、学习方式等。
Step4：将前三步内容进行逻辑整合，确保各部分元素间、学习者与学习环境间的运行畅通：
Step5：可视化呈现，辅助平台的技术实现。使最终作品的风格统一，且具有用户友好性。
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4
关键词：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改革；高校
中图分类号：G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7）04-0033-03
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建设课程项目是上海市教委保证并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通过重点课程的建设，教学负责人可以系统地进行课程改革，教学单位可以有效监督课程的建设进程，并确保课程设置与建设与时俱进；同时，重点课程的建设也为进一步建设上海市级精品课程，进而建设部级精品课程夯实了前期基础。“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是2015年度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建设课程，属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中澳合作，即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和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办学）专业和物流管理（中澳合作）专业的专业课、必修课，也是澳方的替代课程（即澳方学校和中方学校在教学计划中都开设的课程，这样就以中方课程代替澳方课程）。因此，重点建设“国际商务环境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建设现状
“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是基于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及各国之间的商务活动愈发频繁的背景下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本课程的实践性非常强。学生不仅要掌握国际商务的相关理论，同时还要时刻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国际商务活动，了解全球及国别贸易与投资的政策变化及国际商务发展趋势。因此，可以说“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时效性也很强。这就要求课程团队把握国际商务前沿理论的同时，也要紧跟时代潮流，及时更新课堂讲授内容，筛选最新案例。例如，近年来，由于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而引起的国际商务模式、国际贸易对象等的变化，国际商务环境也日趋复杂，这些都需要在课堂讲授中及时体现。基于这个理念，教学团队制定了以下教学方案。
1.课程目标：通过“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学习，学生领会国际商务环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熟悉国际商务环境的分析框架，并能够运用基本原理具体分析国际商务环境对企业开展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
2.课程内容：本课程是一门研究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活动面临的全球商务环境的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国际商务环境的基本背景，各国商务环境比较，国际商务运行体制，世界金融环境，国际商务管理功能等。
3.参考教材：约翰 ・D.丹尼尔斯等《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版；John Daniels，Lee Radebaugh，Daniel Sullivan（2013）International Business：Global Edition，B/E，Pearson Higher Education。
4.授课方式：主要采取有重点的课堂讲授、小组案例分析、课堂展示及企业导师讲座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同时组织学生自学、课堂讨论。提倡学生广泛阅读有关参考书籍、文章及资料，提高独立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5.考核方式：平时成绩（50%）+期末成绩（开卷）（50%）
其中，平时成绩主要由考勤、课堂参与、小组案例课堂展示和书面报告等组成； 期末考试主要测试学生对本课程内容的掌握和理解情况，采用开卷考形式。具体题型包括不定项选择、判断、简答、案例分析或论述等。
6.作业要求：（1）本课程对理论和实践性的要求都比较高，但由于课时有限，对学生课余的学习要求较高。学生在上课前必须预习教材的相应章节以及相关资料，同时还要进行课后复习，并按时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要学好本课程，除了关注课本知识，学生还要求关注财经新闻，阅读相关文献。
（2）为了检验学生学以致用的效果，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参与案例分析，并进行课堂展示。每个小组在做完课堂展示之后还要提交一份案例分析报告，并说明小组每位成员的贡献。课堂展示与分析报告的结合既锻炼了学生的实践技能，也提高了写作能力。
二、“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改革策略
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教学效果得到了学生的高度认可，并于2015年得到了上海市教委本科重点课程建设立项。在建设的过程中，课程团队进行了以下建设与改革探索。
1.修订教学计划。“国际商务环境分析”在2013年以前面向国际商务（中澳合作）专业和物流管理（中澳合作）专业三年级的学生开设。教学团队在授课过程中发现，该课程与两个专业的其他专业课程有很多重复的内容，由于课程学分的原因，教学内容难以深化，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于是，综合考虑两个专业的课程设置，“国际商务环境分析”于2013年调整到了一年级第二学期开设，并相应调整了教学模式及内容。经过三年的教学试验，教学团队欣喜地看到教学效果明显得到了改善，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同时将“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调整到一年级后，学生早期接触到专业课程，初步了解了专业课程学习的方法，对其高年级进一步学习专业课程也有很大帮助。
2.改革教学模式。“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对学生专业素养的要求较高，然而课程调整到了一年级，如何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并促使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及课外的学习中，对任课教师提出了较大的挑战。通过问卷及课程调研，教学团队大胆进行了教学模式的改革尝试，即由原来的教师“满堂灌”的讲授模式改革为“教师讲授+小组案例分析+课堂展示”。每学期开学第一次课介绍课程框架及要求，并对学生进行分组，布置小组阅读任务。从第二次课开始，课堂安排按照第一节课教师讲授重要知识点，第二节课一个小组进行课堂展示。课堂展示内容一般是上一章的相关案例分析。案例展示建议多种形式，例如：视频、采访或者表演等，内容上要求先介绍案例相关背景，然后分析案例问题，并提出相关问题展开讨论。这种模式探索下来，教学团队感到对增强学生课外学习专业课的兴趣，提高课堂参与度、加强团队合作的优势非常明显。但由于课程学分较少，课时紧张，加之班级容量较大（达90―95人），在展示的过程中非展示同学参与程度会受到一定限制。这个问题在今后的课程改革中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3.健全考核方式。一般来说，专业及必修课程通常采用传统的考核方式，即“平时作业+期末考试”，期末考试也往往采用闭卷的形式。由于“国际商务环境分析”的课程属性是培养学生的专业素养，要求理论联系实际，对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平时作业按照小组案例分析和课堂展示的形式，旨在培养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促使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同时，课程组大胆尝试期末开卷考试，重点考查学生运用国际商务环境理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考核方式鼓励学生重视平时学习，督促学生关注国际商务最新发展动态。这种考核方式实施以来，受到教学团队和授课对象的欢迎，考核结果严格服从正态分布，有效地检验了教学效果及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但在题型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4.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设立之初只有一名任课教师，教学团队力量薄弱。通过近三年的建设，教学团队目前有四名专职教师，其中三名教师已担任课程的全程教学。教学团队师资力量明显加强。在课程建设过程中，一人顺利晋升教授，其余三人皆为副教授职称，职称结构较为合理；从学历来看，团队成员中有两名博士、两名硕士。团队成员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并获得过多项校级及以上的教学成果奖励。在以后的建设期，争取引进两名优秀青年教师，教学团队梯度将更加合理。同时，进一步加强团队建设，鼓励团队成员积极参加教学培训，开展教学调研，撰写教学论文，编写教学案例，完成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建设。如果条件成熟，教学团队将组织编写一本“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相关教材。
5.开展教材建设探索。教材建设是重点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专门的“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教材。课程开设之初，通过比较国内外相关教材，最后选定约翰・D.丹尼尔斯等著的《国际商务环境与运作》作为参考教材。这本教材在很多国家畅销，每章都有一个启发性案例，覆盖了该章的主要话题，可以很好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引导读者深入思考该章的主要话题；每章结尾也都有一个详细的案例，涵盖了该章的主要理论和方法，并设有思考题，便于学生深入思考与讨论。另外，每一章还会设立辩论的话题，引入正反两个观点，对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很大的帮助。每章“展望未来”部分提供了一个未来的场景，促使读者去思考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综合考虑之后，教学团队选用了这本书作为参考教材。在使用了几轮之后，发现，这本教材优势明显，便于学生预习和复习相关内容，同时案例分析也帮助学生在学习中进一步理论联系实际。但是，在教材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课程只有两个学分，而本书有20个章节，前十章属于环境分析部分，后十章属于商务运营，教师不可能讲授全部内容，而其运营部分和其他课程的重复率也较高。另外，本书的环境分析部分也仅仅是从全球的角度概括地探讨国际商务活动中可能会遇到的环境问题。基于以上原因，教学团队在酝酿编写一本“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教材，教材设想是前四章介绍国际商务环境通用的“PEST”分析方法，即重点介绍“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并补充法律环境、自然环境、金融环境等。后面章节则按照国别环境分析的思路进行安排，即选取各大洲典型国家进行商务环境的具体分析。目前，教材的编写正在讨论与探索中。
6.开发课程网站。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网络教学的开发。除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改革，“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教学团队还实施了课程网站的开发与建设。课程网站的建设内容包括基本信息的完善、课程资料的整理与上传、测试与讨论区的建设、习题库和案例库的开发等，同时还要提供进一步阅读的文献及推荐浏览的网站等。通过课程网站的建设与开发，“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的资料将得到及时更新；测试与讨论区的建设与监督也将使教师随时了解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遇到的问题并及时解决，真正调动学生参与课程学习的积极性。通过传统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的互补，教学效果得到了明显改善。
三、“国际商务环境分析”教学实例
企业进行国际商务活动，必然要面临不同国家的商务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金融、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环境。其中文化环境对企业开展跨国商务活动的影响很大，但由于“冰山理论”的存在，人们往往只会关注到文化表面的趋同，而忽略文化深层次的趋异。众所周知，如果没有跨文化意识，就无法认识到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进行国际商务活动时就很容易发生文化冲突，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对于多数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来说，如果可以选择贴近他们生活的例子展开讨论，学生对国际商务环境的影响就会有一个感性J识。文化环境无疑最贴近学生的生活。因此，课程设计时，教学团队决定在“全球化与国际商务”背景介绍之后，首先讨论文化环境对国际商务的影响。课堂讲授时先以麦当劳在印度由于使用牛油引起的文化冲突作为开场白，启发学生们思考文化环境对企业商务活动的影响，并由此引出文化环境的相关概念。要了解文化环境，首先要清楚“文化”的概念。而对文化的界定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通过介绍19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对文化的定义，再通过举例设问方式引出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文化理论。这样学生们对文化的概念及理论就会有一个框架性的认知。然后教师再适时地提出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冲击、逆向文化冲击等相关概念，并提出国际商务活动中为什么会产生文化冲突的问题，引导学生们进行思考。
通过案例讨论的形式更能加强学生们的跨文化意识。因此这一章较多地使用了案例分析。文化环境对国际商务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但是芭比娃娃是学生们耳熟能详的玩具，选用芭比娃娃的案例无疑会引起他们的听课兴趣，调动大家参与课堂活动的积极性。于是在介绍完相关概念和理论之后，课程组精心选择了芭比娃娃在中东开拓市场时由于跨文化意识的缺乏而遇到的文化冲突。通过该案例分析的启发与引导，学生们理解了引起文化冲突的原因，即缺乏跨文化意识，而具体表现在芭比娃娃的例子中即没有充分意识到美国与中东国家由于风俗习惯、宗教、民族文化等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案例分析结束，再提出如何解决或者减少商务活动中可能会面临的文化冲突的问题，进一步激发学生们的讨论，最后教师进行课堂总结，引出“民族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全球中心主义”等概念。这堂课的知识讲授就结束了。课下作业由小组学生分析章末案例，即“美国水电设备公司在乌干达”，教师建议小组以多种形式进行案例展示，但这一章的案例通过角色扮演的形式展示效果最好，不仅能提高小组全体学生的参与度，还能调动班级其他学生的兴趣，同时引出案例思考题，并展开讨论。这样，本章通过概念及相关理论的讲解，使学生们熟悉文化环境的分析框架，并通过案例分析及课堂展示的形式融会贯通。
本科重点课程的建设是上海市教委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自立项之后在教学计划的改革，教材选用的权衡，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教学模式的多维探索，考核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建设与改革探索，教学效果良好，为将来进一步申请上海市精品课程建设奠定了一定基础。当然，课程的建设与改革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 “国际商务环境分析”课程仍旧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
参考文献：
[1]赵芳.《国际贸易实务》一体化课程建设探索[J].知识经
济，2016，（5）.
[2]陆继峰.国际贸易实务课程项目化改革探索与实践[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10）.
[3]孙桂兰.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
实践教学研究[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5，（11）.
[4]蒋和平.高校特色专业及课程一体化建设路径研究――
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为例[J].学术论坛，2014，5.
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5
关键词：环境；生态
一、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后果
建国以来，土地因水土流失减少了1／3，现在可居住的国土面积是30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反而增加了一倍，从7亿增到13亿。许多人口学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两三亿比较合适，7亿就是极限，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13亿。更不幸的是，人口增长得最快的地区，往往又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水，一个是矿产资源，中国已耗损大半。
我国有三大污染：一是工业污染。我们现在拉动GDP增长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如造纸、电力、化工、建材、冶金等等。二是城市污染。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空气严重污染。在城市地上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因排污管网不通，很多污水流不过去，那些建起来的污水处理厂就变成了形象工程。三是农村污染。这是我们治污工作中的弱项。农村面源污染那么重，别说治理，由于体制制约，就连统计数据都算不出来。总体而言两句话描述：一是1.5亿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二是1.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等于零。现在谈新农村建设，生态安全应该是第一位，如果生态文明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就没有享受的基础。
严峻的环境生态形势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十一五”计划时，各省市GDP的指标几乎全都超额完成了，但是能耗的指标和环保的主要指标几乎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两会的提案中，环境保护是热门问题，已经超过公共安全、教育、医疗，成为前五位的热点关注问题。第三大后果是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我国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二、建设友好环境生态的必要性
只有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使自然力更大限度地持久地变为现实生产力，才可能更好地借助自然，来满足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经济才能稳定持续发展。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转化规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是人类生活水平高低基础，保护自然环境则是能否生存的问题。环境保护工作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提升环境生态问题，就必须创新人类社会文化价值观、必须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必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必须改革宏观政治决策的机制、必须革新传统技术体系，将这一系列的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中，进行一场综合的环境生态完善，切实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环境生态问题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中国化，从生态视角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进一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
1、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是我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始终秉承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并逐步深化和完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归纳起来，环境保护国策论包括环境保护意义论、环境保护对策论和环境保护机制论三个方面的内容。
2、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是我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我国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既有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背景，同时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可持续发展思想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
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是我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我国在落实环境保护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了社会发展问题，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应运而生。
4、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的特征是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保护自然环境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人们按自然规律办事，反对把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单纯的索取关系。
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领域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建设的时候，才能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坚持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
5、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我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我国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正是这六大特征的具体体现。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于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和根本目标有了新的认识。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几大和谐关系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系统，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实践三大和谐源流的科学归纳。
最为重要的是，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来就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理论归宿。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却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同理，没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四、解决我国环境生态问题的路径选择
环境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全面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次是据此重新制订我们
的战略发展目标，重新设计我们的制度机制等。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动历史性转变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发展。科学发展本质上是经济、环境保护、资源的对立统一体，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资源、经济发展三者静止地、机械地对立起来，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可以实现良性发展。环境保护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它绝不是简单的污染防治问题，应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问题。我国当前正面对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多、发展方式粗放、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要立足这些基本国情，推进我国环境保护新道路建设。
2、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法制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旦确定，就要靠一系列制度政策去落实。环境友好型社会制度支撑的基础，首先在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有序地进行政体制改革。环保不是政治最敏感的领域，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主体。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切入点。应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容纳人宪法总则及环境资源的各项法规之中。
3、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主要是提高环境门槛，制定严格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综合执法力度等等，本质上是调整经济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实现经济与环境高度融合，使环境保护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排斥因素。如果仅仅只注意到了提高环境门槛这些现象，认识不到调整经济结构才是本质，就没有很好地掌握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最终也抓不住关键，不知道从哪方面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科学发展观这条路必然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调整，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两个没做好，第一个是国土整治规划，第二个是产业发展规划。前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城市化，后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工业化。
4、经济政策和机制，必须制定环境经济新政策。谁都知道环境和经济“双赢”的路，实行生态环境税、高耗能惩罚、新能源、循环经济鼓励的政策等。
环境问题是综合的问题，必须要有综合管理的机制，必须达到综合权能的统一。环保工作是公共事务，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利益。因此环保部门要全面推动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环保的法规法律应该是公众参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法规，为此要加大环境信息的披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的历史任务，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阶段性目标，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成为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要实现这一指标，就必须实践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求正是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当然就是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J]，史学集刊2001-05.
环境和化学论文范文6
当然，20多年的时间对于一个学科或一种理论思潮的进展来说毕竟是太短暂了，其自身的许多内涵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展现，思想脉络尚未定型，思维向度也还没有得到较为充分的伸展，所以对这种思潮的回溯或反思似乎有仓促之嫌。但是我们在此所做的思考并不是要获得一种定性的结论，只是想回过头来看看这股理论思潮的发展轨迹，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思考或前瞻。
1.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产生发展一方面与环境保护主义(environmentalism)在全球的兴起并一度呈席卷之势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但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是在实践基础和理论准备都不充分的情况下起步的。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应当是全球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必然产物，我国环境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的组成部分，这是我们反思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轨迹所应当具有的视角。所以，20世纪中叶以后，生态问题己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控制点”，它连接了太多的问题或者说它可以“引爆”许多问题。这样一种社会背景无疑为以关爱自然为旗帜的环境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合宜的现实土壤。
正是由于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西方环境伦理学从20世纪中叶到末叶的几十年时间里，发展十分迅速。这期间发生的几次明显的理论转向是其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社会只有少数人关注环境问题，环境伦理学一开始也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出现，它以传统的哲学目的论、进化论和生态学等为基础，提出了拓展伦理视阈的方法和途径，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价值高于人的利益的满足。无论在论证逻辑还是价值导向上都与“人际伦理”存在很大反差甚至违逆了传统伦理学的话语形式和论证方式，所以环境伦理学在一开始也必然会处于一种曲高和寡的地位。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奠基人奥尔多利奥波德在40年代就呼吁人们要树立一种与自然保持平等和谐的道德观，但是并没有多少迎合之声，他的《沙乡年鉴》一书虽然在1949年就己经出版，但是“这本书在图书馆和学者们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了近20年”。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西方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开始进入了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环境保护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始于对生态灾害或各种公害事故的关注。当然社会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也是需要引导或唤起的。对西方社会说，1962年出版的由美国海洋生物学家瑞彻尔卡逊撰写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在西方环境保护史上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的，许多社会民众都是由于阅读了这本书后变成了环保主义者或者走上了环境保护的道路。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许多事件也都是可以永载人类环境保护史册的，如确定了“地球曰”，召开了世界性的环境保护大会，许多著名的环境保护NGO组织宣布成立等等。这一时期环境保护运动的所要实现的主要目标就是“遏制”，包括遏制人口的增长、遏制污染的蔓延、遏制工业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对环境造成的破坏等等。12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的环境伦理学中虽然仍然保留着激进的成分，但是又增加了对工业文明框架中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展开价值批判和反思的新内涵。
环境问题作为20世纪未解决的问题之一被带入了新的千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在环境问题上的态度和观点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虽然环保力量还在分化，不同集团和阵营之间的争辩对抗还频繁地发生，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是个牵涉层面非常繁杂的问题，它需要不同的力量从不同的途径来共同协商合作，正如环境保护追求生态多样性一样，环境保护的组织和力量也应当是多样的，任何单独的利益集团，更不用说个人，在环境问题上是不可能处于绝对的垄断地位的，所以追求协同配合、共同发展应当是走向新千年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必然趋势。说的更形象一点，如果把环境保护看成是一件绿意飘荡的长裙，那么谁都有资格来剪去裙裾的一角。“不同的组织满足不同的需要——所有都非常重要——在环境的伞翼下……就像我们追求自然界的多样性一样，我们在政治风格和所要完成的使命方面也需要多样性。141与此相适应，在新的世纪里，西方环境伦理学也必然呈现出多元共容的格局，即环境伦理学自身的谱系将明显扩展。
我国的环境伦理学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以后才开始有了一定的发展。相对于国外的情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在今天还只能算是一株稚嫩的幼芽，这固然与其发展时间较短有关，但是也与现实条件和理论基础有关。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状况来看，我国虽然具有地域辽阔和生态多样性的优势，但仍然是个自然灾害多发和频发的国家，生态环境还是比较脆弱的。我国长期是个农业大国，人口过多对生态环境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然而我国的大部分人口都居住在农村，一方面农业生产虽然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特别是从先秦以来就未曾停歇的垦荒屯田等生产活动造成了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土壤沙化等现象，另一方面农业文明体系中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又避免了人与自然的尖锐矛盾，也就是说工业化的后发性使得我们国家避免了过早地遭遇工业化条件下所产生的各种环境问题，特别是公害问题，这似乎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但在客观上却抑止了民众对生态问题的敏感性或生态意识的觉醒。所以直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大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时，国民的生态意识水平依然提高比较缓慢，人们更多关注的是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利害相关的环境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长期以来是停留在非常表层的功利层面的，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很容易被眼前的其他利益欲求所取代和置换。而这种现实状况也在客观上限制了与“环境关注”相关联的理论的萌生与发展。同时，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道德资源非常丰厚，以人伦关怀为基点和准则的道德文化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形成了足以长期沿袭的文化惯性。而在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之下，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就很难获得强大的推动力。
但是，环境伦理学毕竟还是在中国实现了着陆，这种着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所获得的与世界的全面接触，尽管现实基础和理论条件的缺失使我们没有自然地“娩出”环境伦理学的思想元素，但是不可阻抑的世界性“绿色运动”的感召必然诱使我们主动地投入它的怀抱，而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来形成和扩展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视阈便成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起点。然而正是由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带有很明显的“外部输入”的痕迹，所以它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接受现实和理论的双重挑战或质疑，从现实来看，它必须要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取得一定的默契。很显然，在我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起步晚、起点低，法律和市场的规范调控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伦理的介入也更显得阻力很大。而从理论上看，环境伦理学在我国的发展长期面临着要为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要不断面对“环境伦理学何以可能”的提问，学理上的广泛纷争而不是现实的关注构成了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早期的一大特色。
2.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一方面比较密切关注国外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动向，而另一方面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又失之于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基点。
在前文中我们己经提到，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兴起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的特点，也就是说我们首先是通过介绍国外学者的论著而把环境伦理学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理论架构及其实践指向引入国内的，直至今天这方面的工作还在继续着，而且在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理论研宄中占据很大的比重。
迄今为止，许多国外的环境伦理学家的名字及其思想都在国内的论著中出现过，诸如阿尔多。利奥波德(AldoLeopold)、瑞彻尔。卡逊(RadidCaisori)、皮特。辛格(eterSinger)、汤姆。瑞根(TcmRegan)、保尔。泰勒(Paul.Tayor)、苏珊。福莱德(SusanL.Flader)约翰。帕斯摩尔(JohnPassmore)罗宾°阿提费尔德(RobinAttfidd)、霍尔姆斯罗尔斯顿(HomdesRolston)阿伦。奈斯(ArneNaess)、乔治。塞欣斯(GeogeSessions)等等。这种情况最起码说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是非常注意关注国外的理论动态的，而这对于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是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的。但是，这其中也有值得我们反思的东西。
首先，在我国尚不具备充分的现实基础和理论背景的情况下，通过译介国外的研宄成果来触发我国理论界对环境伦理学的研宄兴趣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始终着眼于此，那么就可能会导致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缺少自己的话语和理论立足点，更重要的是难以找到切入现实的路径。其次，即便是我们对国外环境伦理思想的译介也缺乏一种整全的理论视角，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激进的环境伦理学”(radicalenviimimentalethics)而对这种思想及其价值导向与中国现实国情的适应性则缺乏认真的思考。而这两个方面所集中反映的问题就是，中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不能疏离我们的现实国情，更不能丧失其服务现实的实践品格。
目前中国最现实的国情就是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单边主义肆虐的国际大环境下，加快发展是当务之急。在环境问题上，承担全球共同的责任是必须的，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更是十分重要的。而实际上，今天所有的全球性问题都要通过民族化或区域化的转化才能获得最终的落实。西方环境伦理思潮固然反映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基本认识，体现出了环境问题的普遍性以及人类应对这一问题的共识性，但我们必须承认，西方环境伦理思潮有其自身的形成背景，也有其介入现实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文化土壤，所以它对中国社会的适用性必然就构成了一个文化移植过程中的常态问题，特别是被讥讽为带有“中产阶级生活情调”或代表“白人中产阶级生活情趣”的激进的环境伦理学对于思考或应对我国的生态问题的价值和意义则更值得认真思考。因为我国的环境保护从最根本上要谋求全社会的共同福利，要实现或体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当然也要维护国家的环境安全。
西方也有学者指出，激进的美国环境保护主义在环境问题上主要是追宄人的骄傲和生态上的自大。虽然主张从人类中心转向生物中心可以赢得许多人的共鸣，但是认为人类在生态问题上必须接受生态整体性的指导，这个极端结论则有许多不可取之处。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与生物中心主义的分野在理解环境退化的动态方面是几乎没有意义的。“地球面临的两个基本生态问题是：(1)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城市阶层的过度消费;(2)日益增长的军事化，既有短期意义的(如正在进行的局部战争)又有长期的(如军备竞赛和核毁灭的可能)这些问题没有哪个能轻易地和人类中心——生物中心的区分有联系。的确，这些过程的原动力几乎不能包括在这种哲学的二分法中。工业社会和军事化造成的生态学上的浪费特征的直接原因远远超越世俗：在整体层次上，是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对立，在微观层次上，是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
无论在那个分析层次，这些原因不能降至一个更深层的对待自然态度的人类中心论，相反，却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他们引起的生态退化违背了人类的最大利益。并且认为，激进的环境主义正在以一种极端伪装的形式下推进西方的生态价值观念，如果说这种激进的价值观念对于己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西方中产阶级来说是自然的、合宜的，但是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则是不适宜的或是有害的。以印度为例，印度是个长期定居高密度人口的国家，农业人口占多数，长期以来农业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有着良好的平衡关系。而一些西方的激进的环境主义者正试图“把美国自然公园的系统植于印度土壤中，而不考虑当地人口的需要，就像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标明的荒地首先用来满足富人的旅游利益。
可能出于无意，在一种新获得的极端伪装下，深层生态学为这种有限和不平等的保护实践找到了一个借口。国际保护精英正在日益使用深层生态学的哲学、伦理和科学证据，推进他们的荒野十字军。15这种观点虽然也难免显得有些激进，但是的确看到了西方环境主义价值理念的一些局限性，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忽视或表现出的强势姿态。所以，这里所说的寻找我国环境伦理学的立足点和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也就是指要在基于国情的基础上形成能够有效地介入调整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导向。为此，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就不能仅仅地依靠话语的移植和思想的引进，而必须在对我国现实的生态问题进行认真的实证研宄的基础上，做出适当的理论概括和价值规约，使得环境伦理学在我国既具有全球视野，同时又具有民众基础和实践途径。
3.我国环境伦理学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十分重视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话语逻辑的圆通，但另一方面对于其在实践中的落实重视不够。
回顾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出，这一领域的研宄性论著不断出现，但是我们更多地是围绕着某些理论命题或基本概念来展开思考的，如关于环境伦理学的独特性(具有自身理论特质)和附属性(是传统的道德体系的固有内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自然的主体性和非主体性等问题展开讨论，但是对于环境伦理学如何与我国的环保实践相结合则着力不多。
从世界环境伦理学发展的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环境伦理学的产生与其说是理论发展的需要，而毋宁说是现实需要的催动。也就是说，正是在面对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严峻现实时，才产生了反思传统价值观念的需要;也是在直接地感受到环境问题对于法律和市场调控来说还留有真空地带的时候，环境伦理学的渗透也才凸显出现实的必要性，所以环境伦理学的合法性并不仅仅是由理论上的自洽所能体现的，而必须包含着实践的意蕴，也就是说，如果环境伦理学不能对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挥出实际的作用，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就必然会受到质疑。所以环境伦理学要避免被建成一座思辩哲学的“象牙塔”，要避免面对现实问题时罹患上“失语症。
迄今为止，伦理学的理论形态林林总总，并没有一种一成不变的理论范式，但是伦理道德从来就不是学者所玩弄的文字游戏，任何精巧的理论思辨都无法代替伦理学对人的价值和生命意义的了悟与现实关怀，否则伦理学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之，寻找或疏通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路径则是夯实其存在基础的重要环节。
而寻找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实践路径有两方面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其一是：必须要对我们所面对的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具体内涵有切实的把握，而这是我们确定对环境问题进行伦理性应对的前提。其二是:必须要结合实际对环境伦理学的价值理念、话语形式进行清理和加工，使我国的环境伦理学具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涵。
基于此，我们认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在未来的进展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开拓：
第一，具有“大环境伦理学”与“小环境伦理学”的双重视野。这里所说的大环境伦理学主要是指通过综合人文与自然而形成的宏观环境伦理学体系。诚如前文所提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就是历史问题、文化问题，脱离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是无法捕捉到人与自然关系形成和变迀的内在根据的，“自然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成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都是受社会制约的。
所以我们在思考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时应当具有宏阔的人文视野，要考虑到历史、文化等因素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同时也要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对社会发展和文化演进的巨大影响力。当然，把自然和生态环境问题纳入到广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中来思考并不能遮蔽自然生态问题的独特性，因此我国环境伦理学的发展还必须有具体微观的视阈，要对具体的生态问题展开个案分析和思考，即人文的了悟不能取代严格科学的分析。只有具有了这样双重视角，我国的环境伦理学才会有坚实的基础。
第二，为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构建价值支撑系统。伦理道德并不是现实生活中某个孤立的层面，它具有广泛的生活渗透性。所以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不是一脉独流的过程，它需要各种因素的支撑。我国环境伦理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与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是有关联的。在现实生活中，环境伦理学与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宗教观念和经济目标、法律规范之间的张力过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它的现实影响力。所以我们需要整合各种因素，为环境伦理学构建起坚实而广阔的社会价值支持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