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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市场论文范文1
最早的审计市场结构研究出现在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民间审计市场上“”形成，引起了审计市场格局的变化，学术界希望对“”格局的形成是否形成行业垄断的问题做出合理的分析与解答，Zeff和Fossum(1967)［2］认为要深入了解审计市场竞争情况，必须研究事务所的成长、发展和自身特性，从而了解其市场行为，他们以1964年美国639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以客户收入、资产等在总和中的占比推断事务所市场份额，发现“”取得了垄断地位，但各事务所都呈现出了一定专业化。后来又有学者在他们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选取不同指标对不同事务所市场份额和专业性进行衡量，大多数研究都表明审计市场集中度在不断地提高，表现出寡头垄断的结构，比如:Rhodeetal(1974)［3］、Tomzyk和Read(1989)［4］、Pong(1999)［5］等。我国也有许多学者对民间审计市场结构进行了衡量，夏冬林等(2003)［6］以2001年上市公司披露的支付给事务所的费用为标准，使用行业集中度、利润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三个因素评判审计市场竞争度，我国审计市场竞争激烈的结论。审计行业自身的激烈竞争是造成我国事务所独立性不高，违规操作频频出现的原因之一。易琮(2002)［7］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资料对其市场份额进行分析，认为尽管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相比西方国家仍然较低，但在1997－2000年，集中度有不断提高的趋势。周红(2002)［8］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大事务所太小，小事务所太少，建议在扶持大所发展的同时应鼓励小所发展，2005年通过分析发现国际审计市场的集中度有降低趋势，并从理论上说明了审计市场集中度应与股票市场集中度相适应。胡文霞、逄俊(2005)［9］用“贝恩分类法”对2002年业务收入排名前4、10、30位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注册会计师人数占全行业总收入、总人数的比重分析，认为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较低，我国当前审计市场应属于竞争型。叶丰滢(2007)［10］以审计收费为度量基础，得出我国A股审计市场已出具多头垄断格局。王敏(2011)［11］对我国审计市场2005－2009的结构状况进行了分析，发现相比于西方国家，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较低。陈璐(2013)［12］认为我国审计市场发展较晚，且有着一定的特殊性，我国审计市场以行政力量占主导、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集中程度较低。她利用审计市场经验数据对我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和变化的诱因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审计市场处于低集中寡占型的市场结构。国内外学者的诸多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和借鉴，本文将收集最新的市场数据对我国审计市场结构进行评价和分析。
2.实证研究
由于证监会要求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后才能披露年报，在我国，上市公司审计需求占审计总需求的绝大部分，且只有具备证券期货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才可能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从2011—2013年上市公司审计的角度进行审计市场的结构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数据处理使用了EXCEL2007。本部分先通过对民间审计数据、参与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事务所数量变化等，总体上分析市场结构变化;再以不同的指标为基础，分析审计市场集中度，从指标角度衡量市场结构特征;最后按事务所规模进行分类划分，分析何种规模等级的事务所效率高，对目前我国民间审计领域的竞争状况进行研究评价。
2.1审计市场总体结构分析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百强信息，整理得到了2011－2013分别综合评价前十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及其每年的业务收入情况。总体来说，会计师事务所的收入三年来呈递增趋势，入围十强的会计师事务所总体变化不大。2011年及以前，国际“四大”的中国分所，在我国审计市场上稳居前四强，且与中国本土所拉开了较大的差距，2012年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瑞华在当年进入行业前四，改变了国际“四大”在我国的格局，2013年，立信也跻身前四。国际“四大”的垄断格局被进一步打破。说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近两年发展较快。从表2中可以看到，从2011年到2013年，我国上市公司总数呈现增加趋势，而参与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家数却不断减少，说明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在总体上呈现出不断集中的趋势。从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的信息中可以看出，参与审计的事务所数量减少主要是由于事务所合并加剧。为了分析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均产出情况，计算了师均产出率(师均产出率=事务所总收入/注册跨及时人数)，发现“四大”的产出效率远远高于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且有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
2.2市场集中度研究
2.2.1测算方法与数据选择集中度能最直观的体现市场的结构特征。行业集中率(CRn)①最为常用，但它不能反映出这个行业相关市场中竞争的企业的总数;赫芬达尔指数(HHI)②具有数学上绝对法和相对法的优点是较理想的市场集中度计量指标，它可以衡量企业的市场份额对市场集中度产生的影响。本文同时选用行业集中率(CRn)与赫芬达尔指数(HHI)反映市场的集中度。本文从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网站获得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上市公司的数目以及事务所业务收入的数据，分别以这两个指标为基础衡量市场份额，对审计市场集中率进行了描述性分析。
2.2.2研究结果根据贝恩对美国产业的垄断和竞争分析，我国审计市场目前呈现出中集中度寡占型的市场结构。以事务所业务收入为标准CR4三年来呈下降趋势，说明业务收入前四强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占市场份额有所下降。CR8在60%左右波动，CR20呈略微上升趋势，总体来说以业务收入为基础的市场集中度三年来变化不大。HHI指数轻微下降，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合并指引》给出的标准，HHI位于1000以下，市场集中度较低。以事务所审计上市公司数目为标准，CRn指标都呈现出逐年上升，尤其是2011年—2012年上升非常明显，与2011年前十大事务所中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合并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二者的客户数得到合并有很大的关系。从HHI指数来看，市场集中度有所增加但仍然较低。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的美国审计市场已经较为成熟，美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非常高，2013年CR8达到99%③，我国的审计市场集中程度与美国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2.3规模经济变化分析
2.3.1测算方法与数据选择产业组织理论中测定规模经济的方法主要有:生存竞争法、利润分析法、统计成本法和技术比较法(余东华，2004)［13］由于审计行业有成本、利润等相关数据不易获得的特殊性，故选择生存竞争法测算审计市场的规模经济。生存竞争法最早由施蒂格勒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他认为，不同规模的厂商会通过竞争促使行业筛选出效率最高的企业，进一步产生该行业的最佳规模经济。具体测定过程为:先按照一定规模标准对目标行业的厂商分类，然后计算不同规模等级的厂商在不同时期内所占市场份额比重;若某规模等级厂商所占比重呈现增加趋势，则该等级的厂商效率较高，存在规模经济效应;若某规模等级厂商所占比重呈现下降趋势，则该等级的厂商效率较低，规模经济效应不明显。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将会计师事务所的注册会计师人数作为事务所规模的衡量指标对2011－2013年审计市场进行进一步研究。将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划分为:国际四大、CPA人数＞1000人、500人＜CPA人数＜1000人、以及CPA人数＜500人四个等级，通过是否连续3年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对事务所进行了筛选，共有40家事务所符合要求。
2.3.2研究结果表6和图1对近三年我国审计市场上不同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占市场份额的变化进行了直观的描述，据此，得出以下结论:(1)国际“四大”对审计市场的占比最大，但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国际“四大”在审计市场上的占比从2011年的近50%，下降到了2013年的35.35%，下降近14%，效率下降，对市场的垄断地位已一去不复返。(2)国超内大所发展迅猛，规模经济提升显著。国内超大所(CPA人数＞150人)随着市场的发展，发展迅猛，市场份额日益提升，与国际“四大”的市场份额差距在逐年缩小，甚至有赶超“四大”的势头，呈现出了一定的规模经济特征，这与我国近年推动事务所做大做强的政策引导密不可分，也体现出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竞争能力不断加强，大型事务所见竞争加剧。(3)中小事务所规模效率较低，规模不经济。中小事务所的效率随事务所规模的减小而递减，CPA人数在500—1000人的事务所所占市场份额略微上升但几乎没有变化，CPA人数小于500的会计师事务所所占市场份额在逐步降低，说明市场需求对事务所的规模要求不断提高。
3.结论与局限性
审计市场论文范文2
[关键词]非现场审计；数据采集；数据处理
一、问题的提出
非现场审计是一个业务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过程，它通过采集被审计对象的业务数据，进行连续、全面的分析，及时发现被审计对象存在的问题、疑点和异常，评估被审计对象的风险状况，为现场审计提供线索和资料，为制定审计计划提供支持。传统的内部审计是以现场审计和手工操作为主展开的。如今，业务数据、业务流程复杂度不断提高，交易信息和管理信息不断膨胀，传统内部审计手段对信息化后新出现的问题无法控制，因此迫切需要审计部门用科技手段提高审计水平。另外，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全国性计算机网络已开始运行，非现场审计已具备应有的条件。在国外电力公司审计中，非现场审计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且非现场审计成本相对较低，同样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发现经营管理的风险问题。
另外，非现场审计对于提高审计工作效率，降低审计工作成本，扩大审计工作范围，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实现审计工作的规范化、系统化和科学化具有重要作用。
国外没有明确提出非现场审计概念，他们对非现场审计的相关研究常称为“连续审计（continuousaudit）”[1]或“联网审计”。发达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就对此进行了开发研究和大胆尝试，并且有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如瑞典国家审计署建设的“梦想蓝图”工程，计划实现审计人员无论身处何地，都可以通过访问被审单位的中央数据库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和审计，要求被审单位以审计人员可以访问的方式存储数据，目前这一工程已成功地开发了相关审计支持软件系统；罗马尼亚审计院将联网审计用于增值税退税等领域，其特征是通过数据库进行审计，要求审计人员可以进入被审单位网络直接获取数据；印度最高审计机关则对如何确保数据的机密性、完整性和可行性以及数据的再利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波兰、巴基斯坦等国对联网审计的法律和执行要求进行了研究；德国、英国等国家则开始探讨实施网络安全的审计。
在国内，从1996年开始，国内金融系统开始对非现场审计进行了试探性研究，试图实现监管方式以现场检查为主向非现场监管为主转变。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建设银行、国泰君安等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非现场稽核系统，以实现总部对各营业部的有效管理和审计。此外，一些大型企业也都纷纷开始进行有益的尝试，希望能够在系统内部真正实现远程、实时的非现场审计。
因此，可以说，非现场审计在网络时代适应了经济环境的要求，也适应了企业加强风险管理和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增值的要求，从而必将成为新时期内部审计常规、主要的审计形式。[2]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研究非现场审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应用价值。为了实现非现场审计，本文对非现场审计技术进行研究，主要内容组织如下：第二部分研究实现非现场审计的总体思路；第三部分研究非现场审计的数据采集技术；第四部分分析非现场审计的数据处理技术；最后一部分提出实施非现场审计的建议。
二、非现场审计实现的总体思路
要实现真正的非现场审计，应该利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对被审计单位的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加工、存储、分析和传输，从而得到及时、科学和完善的审计数据和审计分析结果，使审计工作从事后审计转变为事后审计与事中审计相结合，从静态审计转变为静态审计与动态审计相结合。
非现场审计在技术实现上主要分成以下四个阶段：
（一）数据采集
要实现非现场审计，必须研究如何采集被审计单位的电子数据。另外，如果不能采集到真正的审计数据，则会得出错误的审计结果，正所谓“垃圾进，垃圾出”。由于电子数据的采集是非现场审计的关键步骤，本文将在第三部分重点研究。
（二）数据传输
在非现场审计中，对数据传输的保障性要求较高，必须具有较高容错性，任何一个通信的断线不能影响整个数据采集子系统，系统必须具有自动检测断线功能，在通信线路正常后能自动再联接，并能实现断点续传。
（三）数据存储
审计市场论文范文3
关键词：景观设计；地域文化；文化景观；场所精神
中图分类号：TU2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
立项者：范寅寅
项目的类别：2012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青年教师基金
项目名称：文化景观中场所精神再现的设计方法探索
编号：12NZYQN02
一、引言
在全球化时代，城市间联系日趋紧密，城市规模随同城市经济快速增长，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已进入“成熟期”而言，我国的城市发展可以说还处于“成长期”，而成长的过程，往往又是一个丧失的过程。[1]在“大拆大建”的开发建设中，全国城镇普遍出现“千城一面”、“伪”地景等现象。虽然设计完成了形式和功能两大要素的结合，然而，城市形态特色越来越模糊，人们走进家园的感觉也越来越淡薄。
城市出现这样的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设计形式背后的文化薄弱。人类赖以生存的每一块土地都有它的内涵特质，这种内涵特质是在自然与人文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设计背离了文化基础，必然导致地域文化的丧失。
现今我国的城市依然面临地域文化磨灭的危机，甚至愈演愈烈。地域文化的丧失已是不回避和搁置的问题，而地域文化的保护是城市长远发展的必要前提。那么，在具体的景观设计中，应该如何更有针对性的实现地域文化的保护？
二、城市的文化景观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由多种要素按一定方式或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物质文化属于文化的表层结构，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2]在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文化的表层结构具有显性特质，易于改变；而深层结构具有隐性特质，难于改变。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表层结构的变异会导致深层结构的瓦解。
就设计层面而言，能够作用的更多的是文化在空间中的物质形态，即文化的表层结构。设计通过人们对文化表层结构的感知，影响其深层结构。因此，忽视地域文化的景观设计，尽管目前只是改变了文化的物质形态，然而这样的改变正在侵入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可能危及文化的本质。
设计是通过“物质”作用于“精神”，对于这些物质形态，可以尝试以“文化景观”的概念进行理解。
“文化景观”来自文化地理学。它探讨的是人的活动与“原生”景观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学家苏尔（Carl Sauer）指出文化景观是任何特定时间内形成一地基本特征的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复合体；是人类文化与自然景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此外，文化景观区别于其他的景观类别，具有更深刻的内涵。文化景观具有延续性，体现了文化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文化景观具有象征性，是人们生活方式、民族身份和信仰系统的象征。
可见，文化景观无论是概念还是内涵都更强调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文化的深层结构。正因如此，在探讨地域文化保护的时候，将“文化景观”作为文化在空间中的物质形态进行理解，整个研究工作将更具地域针对性并更体现设计的人文关怀。
三、城市的场所精神
城市为人所用，是生活发生并具有特性的空间，它不仅包含着构成城市空间的一系列物质要素，还承载着人们的生活记忆与情感。在对城市的认知过程中，如果片面的强调城市的空间关系、功能、结构组织和系统等各种抽象内容，而忽视城市作为“家园”这一层面更深刻的意义，城市可能将会失去其可见、实在的具体性质，甚至包括不可替代的人文特性。因此，在地域文化保护的前提下，更应该将城市作为一个“场所”进行理解和分析。
场所不是一个抽象的地点，而是“由具有物质的本质、形态、质感及颜色的具体的物所组成的一个整体。”
城市作为场所，必然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及“场所精神”（genius loci）。场所精神的产生是依赖于环境客体与感知主体双方相互建构的。一个有意义的场所的产生，是源于丰厚的文化积淀，精神的巨大张力通过物化的文化景观以“冰山的一角”显现出来。具体而言，城市通过其文化景观，如建筑、广场、构筑物等与人们的记忆对话。当提及某一建筑、或某一广场时，便能唤起人们对此相关的全部记忆和情感。当然，不同的人对于城市的记忆也是不同的。但是，那些令人难忘的场所，给人印象深刻的文化景观，对于多数人而言往往又是一致的。在那里承载着一些让人感动的内容，也就是它的场所精神。[3]这些具有普遍性的集体认同是一个城市不可或缺的深层文化，它们显现于那些人们所熟知的“核心”文化景观，而这样的“核心”文化景观就成为了人们在城市中得到归属感的情感寄托。
地域文化是靠积淀而成的，不可能运用某种设计方式在短时间内创造出来；与此同时，地域文化涵盖内容众多，很难凭借某种设计手段对每一层面的内容进行同等力度的保护。因此，在景观设计中，设计人员应该更关注现有的集体认同，并保存城市的特性（即场所精神）。通过人们对于城市场所精神的体验，完成对于城市地域文化的感知，最终实现人们对于“家园”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产生。
四、地域文化的保护需要彰显和强化核心文化景观中的场所精神
在城市的发展中，地域文化不是一种固定和永久的状态，文化与时代的适应性发生碰撞，文化必然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作用，有时甚至非常剧烈。文化景观作为文化的空间物质形态，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不可避免，也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与发展需要一种相对稳定的精神体系，给予人们认同感和归属感，而这种感受来源于人们对场所精神体验的过程。场所精神是一种特质文化，即在一段时间里所保存的集体认同，个人认同性与社会认同性的发展是一种缓慢的过程，无法在连续的变迁中产生。[4]
终上所述，由于文化的可变性以及人们对稳定精神的需求，在景观设计过程中，承载的集体认同的“核心”文化景观是保护的重点，设计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手法彰显和强化核心文化景观中的场所精神。
在重庆渝中区闹市中心，矗立着一座世人皆知的“解放碑”。这座“纪念碑”的由来和发展历程是典型地域文化保护的案例(图1)。
“解放碑”的前身是抗战时期的“精神堡垒”。1941年12月31日，当为了激发全民族的抗战决心和鼓舞士气，在曾数度一片火海、断垣残壁的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中心，修建了一座木质纪念建筑物，即“精神堡垒”。抗战期间，每当重庆经历一次轰炸，人们都会聚集于“精神堡垒”周围，庆祝自己的幸免于难，并鼓舞坚持抵抗的民族士气。“精神堡垒”在胜利后，被改建为“抗战胜利纪功碑”，由于历史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又被改名为 “人民解放纪念碑”（简称解放碑）。尽管，这座“纪念碑”在历史的变迁中，经历了名称、建筑形式和纪念对象的改变，然而，“纪念碑”作为重庆“核心”文化景观被保存至今，它所承载的场所精神也得到了彰显和强化。因此，无论是“精神堡垒”还是“人民解放纪念碑”，都作为重庆的地标，作为群众性活动与聚会的重要场所，一如既往的满足着市民对于集体认同与历史记忆的情感需求。
五、结语
城市的发展、现代化的进程对于地域文化保护而言，是不可回避的挑战。而那些人们所熟知的生活环境，给予人们归属感的“家园”，不仅承载着人们大部分的生活内容，还记载着城市的发展历程，它们更是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漠视城市的场所特性，削弱其场所精神，采用肆意拆除重建的景观设计方式，最终的成果可能是无人问津的失落空间。景观设计中，对于地域文化保护的倡导，并不是拒绝发展，也并不意味着盲目的保存所有的文化景观。然而，对于那些承载着某种强烈感情、集体认同的“核心”文化景观是应该给予重点的保护，它们所积淀而成场所精神应该得到充分的彰显和强化。
参考文献：
[1] 张松.为谁保护城市[M].北京：三联书店，2010.p13.
[2] 戴代新，戴开宇.历史文化景观的再现[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p4.
审计市场论文范文4
【关键词】 行为公司金融； 企业并购； 管理层过度自信； 股票市场估值
一、引言
传统公司金融理论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借助的基本观点有：市场是有效的，公司管理者和市场投资者是理性、信息充分、追求效用函数最大化和风险回避的，能获得决策所需的全部信息并作出无偏估计，实现最优化决策。然而，这些基本假设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行为金融的研究者认为心理因素会对传统公司金融理论的假设造成影响，具体表现在：心理偏差使管理者很难完全理性地作出决策，证券的风险溢价并不完全取决于β系数，并且股票的市场价格通常会偏离它的内在价值。
在公司资本配置的过程中，市场投资者和公司管理者是影响公司决策的两大行为主体，他们的理性与非理性对公司的资本配置有不同影响。行为公司金融理论框架下的公司投资决策行为研究主要关注的正是这两种非理性对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影响：一是强调投资者非理性，将投资决策看作是公司管理者对于资本市场错误定价的理性反应；二是强调管理者非理性，研究管理决策偏差对公司行为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了两条不同的研究主线，从行为公司金融的角度研究公司的并购问题也沿着这两个方向展开。
二、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
（一）过度自信的特征
心理学家通过大量的实验和实证研究发现，人们普遍存在着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往往倾向于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能力，高估自己成功的概率，把成功归于自己的能力，而低估机遇和外部力量的作用。在管理学领域，先前的多项研究证实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现象的存在，且其过度自信的程度普遍高于一般大众。Cooper等（1988）和Landier等（2009）分别通过对美国企业家和法国企业家进行调查，发现企业家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Gervais et al（2003）认为由于选择性偏差的存在，管理者可能比普通员工更容易过度自信，因为过度自信的员工更可能成为未来的管理者。这些研究发现为本文所要回顾的研究主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企业并购：理论研究
基于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的影响是从理论研究开始的，Roll（1986）在他开创性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了管理者“自以为是”（Hubris）假说，以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为依据，提出了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兼并报价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过度自信的存在，管理者会过于重视自己的主观判断而轻视已披露信息揭示的客观情况，对凭借个人努力取得成功过度乐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低效率并购与管理层过度自信有关。
Ulrike Malmendier和Geoffrey Tate（2004）认为在公司并购活动中，公司管理者也经常存在过度自信倾向，从而提出了公司高管过度自信推动公司并购的理论模型和检验方法。通过该模型可以推断：一是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有可能实施价值毁损的并购决策；二是当管理者拥有丰富的可动用内部资源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更可能实施外部并购行为；三是资本市场对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实施的并购行为会作出消极反应。
Xia等（2006）基于实物期权理论，建立了一个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动态并购模型。通过该模型证明：一是管理者适度自信对并购绩效有正向的影响，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有负向的影响；二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影响与并购企业的规模和产品竞争程度有关。
（三）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实证研究
在公司并购决策中，管理层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特征，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并购质量，国外作了大量实证研究。Malmendier and Tate（2005）以管理者股票期权组合的集中程度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了Roll的观点，同时还发现内部资源丰富的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倾向更为明显。Brown和Sarma（2006）研究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决策的关系，发现管理者越过度自信，越易实施并购行为，特别是多元化的并购决策；同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发起的并购带来的回报要低于非过度自信管理者。Malmendier and Tate（2008）以管理者过分集中自己的经理股票期权投资组合的程度以及主流媒体对他们的评价作为过度自信的替代变量，研究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公司并购的关系，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高估他们创造收益的能力，导致对目标公司支付过高的溢价和从事价值毁损的并购；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低，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的相关性越强；与理性的管理者相比，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所发起的并购会引起更强烈的市场负反应。
国内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研究成果来看理论研究较少，大部分都是实证检验。郝颖等（2005）对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过度自信的表现及其与企业投资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四分之一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过度自信的行为特征；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安排和治理结构下，过度自信的管理层在公司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引发配置效率低下的过度投资行为。谢海东（2006）基于过度自信理论,通过建立模型对管理层过度自信如何影响公司并购过程和并购效率进行分析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可部分地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的频发以及并购效率低下的现象。吴世农等（2007）构建一个数学模型来说明并购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行为和学习行为对连续并购绩效变化的影响。
吴世农等（2008）设计了一套用于检验管理层过度自信和学习行为对连续并购绩效影响的实证方法，并用我国上市公司连续并购事件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具有学习能力时，管理者的过度自信效应和学习效应共同决定连续并购绩效的变化。李善民，陈文婷（2009）从管理者行为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公司治理机制的特征，并考虑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这一特殊制度影响因素，研究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决策、并购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公司治理水平与公司并购决策存在负相关关系，而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决策有正向的影响，内部资源丰富的企业更倾向于实施并购决策；管理层过度自信与并购绩效存在负相关关系，股权分置改革是否实现与并购决策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雷辉，吴婵（2010）研究表明管理层过度自信与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显著正相关，管理层过度自信是导致并购行为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董事会独立性的增强不能削弱管理层过度自信对并购的影响。史永东，朱广印（2010）实证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是企业并购决策的重要动因，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企业实施的并购决策比非过度自信企业高20%左右，内部治理结构和企业的并购行为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唐蓓（2010）的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并购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管理层过度自信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司并购决策行为同时受自由现金流量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双重影响。
三、股票市场估值与公司并购
在资本市场普遍存在投资者的非理时，这种非理性的一致行动有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价格被高估或低估，股票的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从而影响公司管理层的资本配置行为，在股票价格被高估的条件下，利用被高估了的股票去并购目标公司。
Rhodes-Kropf等（2000）提出了股票市场驱动并购的基本思想和理论模型，通过对该模型进行分析指出，当整个股票市场被高估时，收购行为更可能发生；主并方支付溢价越高、协同效应越大时，并购更可能发生。Shleifer和Vishny，R.W.（2001）提出了股票市场误定价驱动并购的理论模型。模型解释了股票价值被高估的公司为何倾向于使用股票作为支付手段收购低估的目标公司及并购浪潮的产生。
根据这一理论，实证表明与股市萧条时相比，股市处于上升期时发生更多的并购活动。Jovanovic和Rousseau（2002）检验了并购活动中目标公司和并购公司的托宾Q值，发现托宾Q值较高的公司更倾向于采用股票作为并购支付方式，实际上这也是股票市场价值驱动并购的另一种解释。James S.Ang和Yingmei Cheng（2003）采用并购前B/p（账面市值比）和V/p（其中V表示通过留存收益计算的公司价值），两个比率指标作为股票市场误定价的衡量指标，对公司并购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股票价值被高估的公司更有可能成为主并方，主动并购公司的股价越被高估越有可能采用股票作为并购支付方式；他们还检验了市场对公司并购的反应，在并购活动导致市场利好得到调整后，对目标公司股东的收益是负的，证明了目标公司股东存在短视行为。Imen Tebourbi（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目标公司、收购公司以及整个市场的错误定价影响了并购的数量、支付方式及支付的溢价率，与股票市场驱动并购的理论一致。Goel and Thakor （2005）也认为与在熊市进行的并购相比，在牛市的并购产生更小的协同效应，因此，并购的质量更低。Bouwman， Fuller， & Nain（2009）通过实证发现在股市萧条时期发生的并购与股市上升时期发生的并购质量显著不同。
国内的研究主要有佟家栋等（2007）应用剩余收益模型对美国近二十年企业并购活动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际企业并购活动的时机、并购方式和支付方式，与资本市场上股票定价之间具有高度的依存关系。当股市处于牛市时，上市公司倾向于采用换股的支付方式来收购企业，收购活动的数量和金额会有提高。张戈，王美今（2007）针对我国股票市场特殊的市场环境、制度背景提出可检验假设，验证了股票错误定价对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市场反转时期迎合机制起着主导作用。这与国外研究出发点不同，我国上市公司更多地出于操纵的目的迎合投资者的强烈情绪进行实际投资。毕婧（2008）研究发现公司市场账面价值比对公司并购活动有显著影响，目标公司市场价值偏离其基本价值的程度显著低于并购公司。
四、评价与展望
从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的角度研究公司并购的并购决策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了研究，一是从投资者的非理对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产生了影响，从而导致股票价格的误定价，部分公司管理者充分利用公司股票价格对股票价值的偏离，发动了公司并购活动；二是部分公司管理者受自身过度自信心理特质的影响，从而影响了他们对本公司价值和目标公司价值的估价，以及对公司并购带来的收益作了过高的估计，于是采取了扩张式的并购行动。在早期的研究中检验了管理层过度自信和证券市场股市估值分别对公司并购行为的影响，但对他们的交互作用效应却鲜有研究。Baker，Ruback，Wurgler（2007）认为非理性的管理层和非理性的投资者对公司的决策行为可能存在交互影响。Rosen（2006）认为在牛市期间，管理者也许受到证券投资者过度自信的情绪感染而变得过度自信。管理者可能高估并购的潜在协同效应，很可能对并购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当过度自信的并购者在萧条的市场中进行一场收购时，他们不能发现隐藏的问题，从而支付过高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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