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散文范文1
关键词：林语堂 鲁迅 散文
一.引言
1924年，以刊载散文为主的《语丝》杂志创刊，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主要撰稿人。此时的三人都富于激进的思想倾向，致力于改造民族精神，这使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很自然地处于同一阵营，成为“语丝派”的重要成员。但林语堂一贯坚持自由的主张，在随后的创作中逐渐与鲁迅的立场有所冲突，这也成为其走出《语丝》的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开始流行幽默闲适小品文，林语堂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2年创办了《论语》半月刊，即提倡“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的散文文体，此后发表了近三百篇作品。林语堂提倡幽默，并把它视为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写作立场，他也讲求面对现实，但是更主张在现实之外旁观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一味脱离现实，去追求幽默的消极态度就只能站到时代主流之外。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林语堂的评介褒贬不一，大多以批判他的消极性为主，近年来则更多地以比较中肯的客观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以不同版本文学史的编纂为例，对林语堂功过是非的判断即有几种不同标准。这自然与文学史编写当时的客观历史状况有关，同时也不可忽视由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某些人定势思维中的主观因素。例如，同样是对其幽默风格的评价，有人认为“林语堂的幽默从容睿智，行文结构也化板滞为轻松，变矫情为自然，从另一方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钱理群，1998：306），而有的则主张“这是十分明显地在宣传一种市侩哲学，要劳苦大众安贫乐道，服从命运，听凭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忍受反动派的压榨和宰割，让他们不要起来反抗和斗争，而沉溺在这种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中，寻找出毒自己的乐趣来”。（林非，1981：118）当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时今日，我们所要做的应是尽力摆脱政治与历史的牵绊，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特色。
二.林语堂与鲁迅的散文风格
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以鲁迅作为标尺来评判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与鲁迅思想及意识形态一致的作家即为好作家、人民的作家，反之，则很有可能沦为负面消极教材。因此在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杂文就是鲁迅，鲁迅就是杂文；鲁迅就是政治，任何不是鲁迅的，就不是政治的或是远离政治的”。（顾彬，2009：166）黄修己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初版序中提到，“在中，对历史的批判竟使得整个现代文学史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鲁迅”。（黄修己，2008：3）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发展进程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对任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不符的形式都予以批判取缔，遏制其生成与发展。对文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在1956年就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提倡在文学艺术中有独立思考和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但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还是留下了些许“尽在不言中”的遗憾与无奈。在此，且不论孰是孰非，仅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二位在散文风格上的异同之处。
鲁迅与林语堂两人的关系曾经历过“相得”与“疏离”的不同阶段过程。他们曾是“语丝”时期并肩作战的战友，而其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使得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去世时，林语堂写下《鲁迅之死》来悼念他，“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林语堂，2009：400）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慕的，林语堂主张“勿打落水狗”，即使鲁迅坚持“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林语堂仍认为这种辩论不但不可悲，而且是可喜的现象。林语堂崇尚幽默，鲁迅则认为中国人既不是擅长幽默的人民，现在也不是提倡幽默的时候。两人对不同创作方式的选择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两人的分离与决裂也体现出各自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不同。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一问题，各种文化方式、思考形式多元共存发展是值得推崇的事情，但若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则会给文学批评套上无形的枷锁，遮蔽了对除主流文学之外的其他文体的非主流研究。在当时左联的领导之下，作家们偏爱用杂文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众所周知，幽默闲适小品文本身是无害的、值得提倡的，甚至对很多读者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如果仅仅因为没有成为政治民主斗争的武器而对其进行批判，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关于时事散文
首先，尽管林语堂也曾创作过很多针砭时事的作品，但对鲁迅的过于“聚焦”使得对他的评论少之又少。即使是对同一事件的刻画描写，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人人皆知，被收录于中学教材；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鲜为人知，其为被枪杀女学生所感受到的哀伤也自然不为人所知晓。但是，仔细分析起来，这两篇散文作品读后给人以截然不同的感受，从中也可领会到两位作家在散文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
鲁迅的作品可以拿来作为武器，激发人民的斗志去参加斗争。林语堂的散文则缺乏这方面的功能效用，他极力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刘和珍既是鲁迅的学生，也是林语堂的学生。面对学生的悲惨离去，两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与愤慨。然而，鲁迅的态度是更为激烈的，他已经“出离愤怒”了，认为刘和珍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还幸存于世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钱理群，1991：251-255）林语堂的态度则明显缓和了许多，他虽然也认同这次事件是“经过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但用更多的笔墨去描述了刘和珍以往在学习中所表现出的刻苦态度与求学精神，认为“她们的死，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林语堂，2009：21-23）读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跟随着一起去愤怒、去为死者抱不平；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仅仅给人以平平淡淡的怀旧之感，寄托生者对逝人的哀思，哀痛有余，力度不足。鲁迅在展现一个悲惨的世界，想要为死者寻求公理，林语堂则更注重描述琐碎的生活片段，没有透露出太多的公与不公，给人以超然于外的感觉。撇开政治因素与当时的斗争环境不谈，林语堂虽然没能像鲁迅那样通过文章激励人们奋起作战，他的散文把这一事件娓娓道来，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女烈士刘和珍的生平与历史的真相。
（二）关于幽默闲适
其次，幽默闲适是林语堂散文极为重要的特点，他为现代散文加上了些许幽默味道，使其从某种程度上免于呆滞沉闷，使文坛兴起清谈之风，为散文的文体发展建设做出了贡献。然而，也因此被鲁迅等左翼作家视为“小品文的危机”而加以批判，如今细细品味起来，这种“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在当时也是颇需要勇气的，试想林语堂若经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转为迎合左翼作家们的胃口，放弃自己原来的风格，那么今时今日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读到这么多经典的散文作品了。
林语堂曾说过，“幽默作为人生的一部分，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在此意义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幽默，也就注定要衰亡了”。（顾彬，2009：168）幽默在林语堂的观念中是如此重要，而他的作品中也时刻运用幽默的笔调来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讽刺，这些在同时代的鲁迅看来则是难以接受的。例如，林语堂所写的《母猪渡河》，用寓言故事反讽当时一些“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不当做法。有些人自诩反对洋货自己却身穿西装，有些人假装鼓励赛跑却坐车去当运动主席，有些人在投稿简章中声称欢迎幽默小品却破口大骂幽默刊物。这些“说一套，做一套”的社会现象通过林语堂的幽默之笔，读后让人在思索之后不禁一笑；然而鲁迅却不满足于此，“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林非，1981：122）在对幽默小品文的几次论战之后，林语堂没有听从“规劝”，始终坚持文章的笔调“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也”（林语堂，2009：325），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虽然缺少当时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有意超脱于现实，但是他的幽默集睿智与自然于一身，汇趣味与知识于一体，总让人受益匪浅。
（三）关于国民性
最后，林语堂与鲁迅都对国民性问题做过比较深刻彻底的论述。但是，两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是完全不同的，所期待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林语堂熟悉中西文化，常常屹立于多种文化之上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能够客观真实地表现国民性问题，而并不会一味地赞颂某种文化，对于中国国民性中的优点极力赞扬，而对于其中的某些弊端也绝不会掩饰。在他眼里，没有优等的国民性或是劣等的国民性之分，只有取长补短、改变作风，才能在国际竞争场上与人并驾齐驱。“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林语堂，2009：291）如果说中国人国民性中缺乏一种动力及生命力，那则是在以后需要改善的地方。当然，林语堂也看到了许多消极的民族特性，比如倚老卖老，逆来顺受，弱肉强食，明哲保身等等，但他主张从更高层面来化解，“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林语堂，2009：378）林语堂关于国民性的叙述也能让人深深感受到中国人这种主张和平、主张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他很少义正严辞地攻击国民的劣根性，而是采取心平气和的说教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想法。
然而，鲁迅的态度则要激烈许多，他常常批判国民精神上的弱点，而致力于改造这些弱点，仿佛国民性问题一朝不解决，就会面临亡国的危险一样，时常为人们敲响警钟。他在《呐喊・自序》中这样描述过，“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性格懦弱、缺乏独立意志和公共精神，就都应该死去？鲁迅对愚弱国民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认为国民性的弱点是阻挠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根源。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彻底批判，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与赞扬，都难免流露出偏激性与极端性。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步入近现代面临了相当大的危机，但是除了抛弃它，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化消极为积极的方法呢？按照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在中西文化的调和融通上，林语堂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避免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弊端，而集中对多种文化进行整合，显然，他的做法才更理智、更切实有效。
三.结语
鲁迅的创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震撼激励人们奋起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一层面来看，林语堂的创作显然略逊一筹，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尤其是他通过用英文创作及翻译为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更高的层次、更宽广的背景来看待中西文化，为跨文化交际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就连美国前总统布什都曾赞叹道，“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王兆胜，2005：123）
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中的今天，各国都在平等基础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林语堂透过散文创作散发出的那独具远瞻性的思想意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那种为人生，为自由，不屈服的信念，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具备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顾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范劲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三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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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6]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钱理群、王得后编，《鲁迅散文全集》，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
[8]王兆胜，《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
鲁迅散文范文2
这本书是鲁迅先生晚年的作品，而这部散文集中所写的，又全是先生幼年时期的事情。在《朝花夕拾》中，鲁迅大量使用了对比和讽刺的手法。读着鲁迅先生这些对童年回忆的散文，我不由得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么真实。顿时，贪恋起童年的味道。也体会到了鲁迅先生散发内心对童年的热爱。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内心充满激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在童年里，有欢笑有泪水。然而鲁迅的童年虽然也有不愉快的事情，但他表现出了不一样的心态。在阅读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时，就感觉在和鲁迅先生聊天。从鲁迅的文章中读出了朴实。就是以为内这份朴实，让读者感觉十分亲切。鲁迅那种轻松而生动的语言，读着读着，你仿佛就看到那个人就站在你面前一。
初一:帅小伙2014
鲁迅散文范文3
鲁迅曾在《莽原》上陆续发表过十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回忆散文，总题为《旧事重提》。虽是回忆的文章，但都反映了当时社会无硝烟斗争的痕迹。
有人说鲁迅是仇猫的，而且狗也是仇猫的，这不是证明鲁迅先生是狗了么。但鲁迅承认自己是仇猫的，说起原因他觉得理由是挺充足，并且光明正大。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它颇与人们幸灾乐祸，慢慢折磨弱者的坏脾气相同，其二是猫与狮虎同族却有一副媚态。这一点我觉得猫和那些叛国叛民的汉奸颇有相似之处，虽是中国人的种，却对侵略者殷勤献媚，点头哈腰，一副令人厌恶的嘴脸。
而后又因为可爱的小隐鼠的死让我对猫的仇恨更深了，即使后来知道隐鼠是被长妈妈不留神踩死的，但这种怨恨从来都没有消散过。
鲁迅年幼时有一个“保姆”——阿长，大家叫她长妈妈，鲁迅平时叫她阿妈。她懂得许多规矩，而这些规矩也是让鲁迅所不耐烦的，其实那些规矩说白了就是旧时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素称迷信。但是她又有传统妇女的优秀品质：淳朴，厚道。幼时的鲁迅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无意中向她说起，也没放在心上，后来她告假回家回来时给鲁迅买来了，这使鲁迅对她产生了新的敬意——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做成功。于是对她最后一点误解也烟消云散了。
鲁迅散文范文4
1930年初，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大学”回国多年的萧三又重返莫斯科治病，同时在“东大”兼授中文，不久即被介绍到“国际革命作家”机关刊物《世界革命文学》任中文版编辑。“国际革命作家”组织由流亡苏联的各国作家和苏联的一些进步作家组成，他们拟在1930年10月于苏联哈尔科夫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组织者除邀请萧三外，还请萧三写信回国邀请中国进步作家派代表参加会议。
此时，左联已在上海成立了近半年时间。因鲁迅时为主要领导人，故萧三直接写信给鲁迅转左联，告知“国际革命作家”的邀请，希望左联能派代表参加。不久，萧三收到左联来信，其中称：“由中国现在派作家出国去苏联，碍难实现，即请你作为我们的代表出席。”这样，萧三就作为左联的代表出席了“国际革命作家”代表大会。之后，他便留在“国际革命作家”远东部工作。萧三在苏联架起了左联与世界进步作家联系的桥梁，他向世界介绍鲁迅，介绍左翼进步作家及其作品。作为左联在国际组织中的唯一代表，萧三为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融入国际进步文艺思潮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萧三给左联写的信，是1935年底由秘密交通送到上海交史沫特莱转左联的。史沫特莱为美国人，却受聘德国《密勒氏评论报》，任驻中国记者。写给左联的信由史沫特莱转交，是由于这年的2月上海左翼文化界遭到了大破坏，因叛徒告密，中共“文委”成员中阳翰笙、田汉、杜国庠均被捕，幸免于难的只有周扬和夏衍，他们被迫分头隐蔽，正常的组织渠道因此中断，“文委”与中央失掉了联系。
当时在苏联的萧三急于要与左联联系，但一时又很难找到合适的中间人，于是他想到了史沫特莱。他知道史沫特莱与上海左翼文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身为美国人，她在上海的自由度很大而且很活跃。此前的1933年6月至1934年4月，史沫特莱在苏联逗留了10个月，曾与萧三多次晤面。史沫特莱前往苏联，是应莫斯科一家出版社之约撰写一本反映在中共领导下江西苏维埃情况的书。萧三得知消息后，专程前往她下榻的旅馆看望。之后，又专门邀请史沫特莱到家里吃饭，并交流了对中国左翼文化现状的看法。史沫特莱随后又应萧三之请，在莫斯科的国际作家代表大会上就中国的文学发展状况作了专题报告。萧三称当时的史沫特莱“一刻不停地忙忙碌碌，急于做好她的工作”。正是这次莫斯科之行，史沫特莱给萧三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着这样一段历史，就不奇怪萧三为什么要托史沫特莱转交他写给左联的信了。
史沫特莱收到萧三的信后，第一反应就是将它交给鲁迅。她知道鲁迅是左联的领导人，而且始终保持着联系，就在不久前，她还忧虑鲁迅的健康，并一再敦促他赴苏联疗养。当然，她这善意的建议未能被鲁迅接受。鲁迅以“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一走了之的，总得有人坚持战斗”为理由而婉拒。
此时，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非常微妙，他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左联的领导人，但事实上已近似于名存实亡。由于当时左联的个别党内领导同志对鲁迅不够尊重，加之原来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左联行政书记胡风辞职，在一段时间内左联的一些事务鲁迅并不知晓，甚至于连左联的刊物鲁迅也收不到了。对于这样的局面，鲁迅是颇感痛心的。虽然鲁迅对左联情有所系，但他又不得不接受眼前的现实，最终选择了超然的态度。
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史沫特莱在内山书店将萧三的信交给了鲁迅。
信的开头写道：“左联的同志们，这封信愿和你们谈一件事――一件很重要的事。”这封信在总结左联5年来的成绩后，笔锋一转，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左联的问题：
然而当民族危机日益加紧，民众失业、饥荒、痛苦日益加深，所谓士大夫、文人在民众革命潮流推荡之中有不少左倾者，他们鉴于统治者之对内反动、复古、对外失地、降敌、卖国，亦深致不满。中国文坛在此时本有组织广大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的可能，但是由于左联向来所有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未能广大地应用反帝反封建的联合战线，把这种不满组织起来，以致“在各种论战当中，及以后的有利的情势之下未能有计划地把进步的中间作家组织到我们的阵营里面来”，许多有影响的作家仍然站在共同战线之外……同志们，在这里我们要追溯一番左联关门主义之由来。我们以为左联之关门，要从其唱“普洛文学”说起，因为这个口号一提出，马上便把左联的门关上了。因为这一口号，这一政策，便不能团结一般先进的但仍未能“普洛”化的文人以及自由派的作家，尤其在当初的时候，“普洛”文学家对非“普洛”者的态度更只是谩骂，大有“非我族类，群起而诛之”之概。
……
左联内部工作许多表现，也绝不似一个文学团体和作家的组织，不是教育作家，吸引文人到反帝反复古之联合战线方面来的组织，而是一个政党，简单说，就是共产党！一般人也认为左联便是共产党。加入左联便要砍头――这在文人是要想一下子才能决定的呵。
萧三最后的结论是“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
这是一个出乎鲁迅预料的结论。虽然对萧三批评的左联宗派主义表现，鲁迅也有同感，而且感触十分深刻，但对解散左联这样的决策，鲁迅并不同意。好在萧三在信中“希望同志们过细讨论”，并称“也许因地隔情疏，指的不很周到”。所以鲁迅并未急于亮明自己的观点，更何况他对难以驾驭左联的现状已有自知之明。
鲁迅决定将信交给周扬，因为周扬是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左联的实际负责人。为此他特意让许广平将信誊抄一份留存。鲁迅已经很久没有同周扬联系了。一方面是由于对周扬的工作作风不满意，彼此隔阂日深，话不投机；另一方面也由于田汉、阳翰笙等“文委”成员被捕后，周扬有一段时间的隐蔽。
鲁迅将萧三来信交给胡风，让他设法转给周扬。胡风自从辞去左联行政书记后，只在左联挂个名，不参加左联的任何组织活动。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以后，加深了和鲁迅的友谊关系和工作关系，也和彼此信任的几个盟员保持着友谊关系。”
胡风也不知道周扬时在何处，他随后通过1934年下半年出任左联组织部长的王尧山辗转将信送达周扬。无论是鲁迅还是周扬，读完萧三的来信都有一种感觉，即信中反映的内容绝非萧三个人的意见。事实也正是如此，萧三这封信所表达的思想完全是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所强加的。用萧三自己的话说：“这封主张解散左联的信，是1935年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之后，王明逼迫我写的。”
早在9月间，王明即对萧三说过：“左联太左，搞关门主义，你写封信回到上海，让他们解散左联。”当时萧三不以为然，迟迟没有写这封信。两个月后，也就是11月初的一天，萧三与王明不期而遇。王明并没有忘记此前他对萧三的指示，他厉声问到：“你写信到上海叫他们解散左联没有？”
萧三答：“没有写。”
王明十分不悦：“难道你不赞成统一战线吗？”
“赞成。”
“那为什么不写，是不是因为你是左联的代表，左联解散了，你就当不成代表了？”王明并且冷冷地说：“你不写，我找别人写。”
萧三明显感觉到王明话语中含有“威胁，讽刺、激将”的成分。虽然他对此很不满，但他认为“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不听党的命令”，不过，“听到王明这个命令，我始终不愉快”。
萧三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时拿不准主意，便找到当时与王明同住莫斯科柳克斯旅馆的另一位驻共产国际代表康生。
康生听萧三一说，并不明说要解散或不解散。但说，左联也的确太左了，搞关门主义，常常把党的决议作为自己的宣言发表。这次长谈，最终促使萧三写了那封解散左联的信。
若干年后，关于这封信，萧三说：有人说我屈服于王明，写了信。我说，不如说我被康生这一套“理论”说服为好。驻苏两个党的代表都如此主张，我怎能不于11月8日写那封信由鲁迅直转“左联的同志们”呢？万里之外指使人们做事，本来荒唐已极，何况我当时也想到学苏联的样：解散“拉普”，组织更广泛的统一的作家协会，不更好些吗？
萧三这封来自于万里之外并且带有很好主观愿望的信件，在上海左翼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鲁迅散文范文5
童话：《安徒生童话》。
寓言：《伊索寓言》。
神话：《山海经》。
散文：鲁迅《朝花夕拾》、《傅雷家书》。
《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是现代文学家鲁迅的散文集，收录鲁迅于1926年创作的10篇回忆性散文，1928年由北京未名社出版，现编入《鲁迅全集》第2卷。
鲁迅散文范文6
鲁迅的杂文擅长分析，他的论辩环环相扣制敌于死命，并擅长揭露矛盾，在嬉笑怒骂中完成对事物的解析和看法。而他的散文则温和许多，把记叙、描写、抒情融合一体，别致而充满情趣。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的景色描写：“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绘声绘色，令人神往。此外，文章还记叙了长妈妈讲故事、自己读书的趣事等，童年的往事在娓娓叙述中慢慢展开。
鲁迅在散文的写作过程中，时时穿插“杂文笔法”。在《狗・猫・鼠》一文中，作者回忆了自己拥有的一只小隐鼠，又有对祖母讲述民间故事的生动记叙，但文章仍使用了自己惯用的杂文笔法，把散文和杂感相结合，对那些现实中像极了“猫”的正人君子真实面目进行了无情揭露。我们读后，觉得作者对猫的态度就是作者对待敌人的态度，大快人心。
鲁迅特别喜欢运用反讽手法，无论是杂文还是散文。每当他在批判、讽刺封建旧制度、旧道德时，就会采取此种写作手法。他的文章表面上很冷静地叙述事件的始末，其实是反话正说，在平静的叙述中暗含着“言在此而意在彼”的讽刺意味。如在《父亲》一文中，对庸医的行医过程细细道来，没有言辞强烈的指责与正面讽刺，但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作者激愤的批判和讽刺；又如《藤野先生》一文中，作者用了一系列褒义词来讽刺无知的国人和日本青年，用“标致”来讽刺清国留学生的丑态；用“精通时事”来讽刺清国留学生所“精通”的“时事”其实是些无聊的事；用“爱国青年”来反讽当时日本一些受军国主义思想影响而妄自尊大、盲目忠君、思想狭隘的青年；用“何尝”来加强反语的语气从而加强肯定等等，大大加强了对所批判的人和事的力度。
鲁迅在他的散文中还巧妙运用对比的手法，使真、善、美与假、恶、丑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作品收到既突出事物本质，又表达出鲜明爱憎感情的艺术效果。如《五猖会》中通过“我”前后心境变化的对比，表达了对以父亲为代表的封建社会的反感和批判；《无常》中通过对无常这个“鬼”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对比，深刻地刻画出现实生活中某些“人格”不如“鬼格”的人的丑恶面目；《狗・猫・鼠》中作者通过对小隐鼠的喜爱和对猫的强烈憎恨的鲜明对比，突出了作者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