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控制论文范文1
关键词：股票误定价 迎合理论 公司投资 最终控制人性质
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集中于投资者情绪（investor sentiment）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方面。行为金融领域认为，投资者情绪是由投资者非理引起的股票价格对其基本价值偏离的一种现象，表现为股票市场的错误定价（mispricing），即本文所要论述的投资者情绪。
大量研究发现，股价对公司价值的偏离是一种市场常态，市场无法完全消化噪音信息，交易者拥有足够影响均衡价格的能力。虚拟经济中价格与价值的偏离会影响实体经济中的资源配置，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公司投资。学者发现投资者情绪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影响公司投资，即股权融资渠道（equity financing channel）和理性迎合渠道（rational catering channel）。股权融资渠道表示，当公司面临融资约束时，具有长期视野、以最大化公司基本价值为目标的经理人会在股价被高估时进行股权融资，以此推动正NPV项目的实施。Stein[1]（1996）理论证明了投资者情绪导致的股票误定价会通过主动融资机制影响公司投资。随后，Baker，Stein和Wurgler[2]（2003）对Stein（1996）的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提出了股权融资渠道。理性迎合渠道表示，当信息不对称程度足够强时，短视的经理人为了最大化股票短期价格，会主动迎合投资者的情绪配置资本，甚至投资于负NPV项目。理性迎合渠道是Polk和Sapienza[3]（2004）提出的，国内许多学者（刘端、陈收（2006）；吴世农、汪强（2009）；花贵如（2010）；朱迪星（2011）等）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情绪指标方面对理性迎合渠道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相较国外成熟市场，我国股市起步较晚，机构投资者占比较低，投机、跟风行为严重，投资者情绪波动较大，近10年来，股市呈现出大涨大跌的走势，波动剧烈。同时，由于公司激励和约束机制的落后，经理人往往不顾公司长远利益，为了抬升任期内的短期股价而迎合投资者的喜好进行投资决策，且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由于受到外界压力较小，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动机也可能较小，非政府控制的公司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动机则会更高。由于我国股票发行采用核准制，IPO、增发、配股等均受到严格的限制，国内学者在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投资方面的研究更偏向于理性迎合渠道。综上，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公司投资的问题，不仅具有理论研究意义，也是监管机构与公司治理方面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将从迎合理论的角度研究投资者情绪和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问题包括：（1）经理人是否会迎合投资者情绪进行投资；（2）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的经理人是通过哪种投资方式迎合投资者情绪的。
一、研究假设
Stein（1996）指出当市场高估公司价值时，经理人投资会超过最优投资水平，反之被低估的企业会倾向于进行较少的投资。在Stein（1996）的研究基础上，给出本文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在我国，公司投资水平与投资者情绪正相关，而且控制股权融资渠道（股权融资的现金流）后，这种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即理性迎合渠道存在。
我国上市公司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且大都采用了国家控股的股权模式，截止2010年末，我国非ST上市公司中过半数最终控制人为政府，由于融资约束相对宽松和公司管理的非效率，第一控股股东为国家的公司更有可能过度投资。然而，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的强政治性和管理的非效率，这些公司的经理人受外界投资者的压力反而较低，因而，如果控制股权融资渠道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国企经理人迎合投资者情绪的倾向更低。
假设2：政府控制的公司的投资迎合投资者情绪倾向较低，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迎合投资者情绪倾向较高。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2001年，我国颁布了新的会计准则。考虑到本文的部分指标有滞后2阶的原始数据需求，本文选择2000年底前就已在沪、深两市交易的A股公司为样本，样本区间从2003-2010年。本文剔除了一些异常数据，包括：（1）所有金融类上市公司；（2）PT、ST或长期停牌的公司；（3）总资产、净资产为负的公司；（4）财务数据异常或缺失的公司。最终得到一个包含621家公司，跨时8年的样本。本文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和Wind金融数据库。
（二）变量选择、定义与计量
1、公司投资水平（LTI，LFI，LEI）
本文用非流动资产（长期资产）的变动来衡量公司总投资支出，t期的总投资支出，其中，为公司t期固定资产折旧，Kt为公司t期非流动资产，（At为公司当期总资产，STAt为当期流动资产）。为了控制公司规模对投资规模的影响，本文采用t期投资支出与上期总资产At-1之比来衡量。总投资的计算公式如下：
（1）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将总投资LTI分解为长期固定资产投资LFI和长期股权投资LEI。其中，长期股权投资LEI=（当年长期股权投资-上年长期股权投资）/上年总资产，长期固定资产投资LFI=LTI-LEI。
2、投资者情绪（SENT）
本文选用半年期动量指标来表示投资者的情绪。吴世农和汪强[4]（2009）中指出：动量效应的持续期是半年，如果以半年期动量指标作为投资者情绪的替代变量，那么，前一年7-12月的累积月度股票收益可能仅会影响公司当年上半年的投资决策，而当年下半年的投资决策则可能会受到当年上半年动量指标的影响。本文将考虑两个情绪指标：
（2）
（3）
其中t代表年份，i代表公司，j代表月份。
3、投资机会
新古典综合理论将托宾Q值用来衡量公司潜在的投资机会。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非流通的情况，本文中，非流通股的股权市值将用净资产代替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4）
4、经营性净现金流
内部现金流对公司投资行为有很大影响，财务制度将公司净现金流分为经营性净现金流，投资和筹资活动净现金流。由于投、筹资活动所产生的净现金流是间或发生的，本文仅选用标准化了的经营性净现金流，公式如下：
（5）
5、股权融资现金流
为了区分股权融资渠道和理性迎合渠道的影响，本文将公司当期股权融资（SEO，定向增发，配股）所获得的现金流作为一个独立的解释变量，来控制股权融资渠道的影响，从而研究迎合渠道的影响，公式如下：
（6）
6、分组变量
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Ownership），根据最终控制人将样本分为政府控制非政府控制加以研究。
（三）检验模型设计
为了判别投资者情绪对投资的影响是来自股权融资渠道还是理性迎合渠道，本文沿用Polk和Sapienza[5]（2009）模型中以股权再融资产生的现金流EQISSi，t这一变量来控制股权融资渠道的影响的办法，得到本文实证检验的基本模型：
（a）
（b）
模型（a）从总体上检验投资者情绪和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模型（b）添加了EQISSi，t变量来控制股权融资渠道的影响，从而检验迎合渠道的影响。简言之，本文所关注的是模型（a）中代表投资者情绪的指标（，）系数是否显著为正，以及模型（b）中加入EQISSi，t这一变量后，是否仍然显著为正。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控制股权融资现金流下，投资者情绪对公司总投资影响的迎合渠道检验
表1为公司总投资水平与投资者情绪的回归结果。情绪SENTt-17-12指标下，模型（a）中，总投资与投资者情绪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模型（b）在增加了EQISS变量后，总投资与投资者情绪关系为正，但不显著，而EQISS系数则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情绪SENTt-17-12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公司总投资，而不是理性迎合渠道。控制变量（当期现金流CF，滞后一期的托宾Q）系数都显著为正，结果与已有的大量研究保持一致。情绪SENTt，i1-6指标下，两个模型的情绪变量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b）中，情绪变量系数较模型（a）变小，仍显著为正，同时，EQISS变量系数也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股权融资渠道后，情绪SENTt，i1-6还通过理性迎合渠道对总投资产生正显著影响。情绪SENTt，i1-6的实证结果支持假设1。
表1控制股权融资现金流下投资者情绪与公司总投资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二）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通过何种投资迎合投资者情绪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最终控制人性质下，投资者情绪是通过什么投资方式迎合投资者情绪的，本文以期末公司的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准，把样本区分为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两类分别进行研究。在626个样本公司中，最终控制人为政府的占比高达74.12%，样本公司主要由政府控制。研究结果见表2及表3。
表2研究的是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的两种投资与情绪SENTt-1，i7-12的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无论是否政府控制，控制EQISS后，与投资者情绪均无显著相关性。长期股权投资，政府控制企业与投资者情绪无显著相关性，控制EQISS后，呈负相关关系，而非政府控制企业不管控制股权融资现金流与否，长期股权投资与投资者情绪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政府控制企业，情绪SENTt-1，i7-12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公司各类投资；而非政府控制的企业投资存在迎合投资者情绪的情况，且主要通过长期股权投资的方式。表3研究的是政府控制与非政府控制公司的两种投资与情绪SENTt，i1-6的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方面，政府控制企业在加入EQISS变量后，仍与投资者情绪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存在迎合渠道；而非政府控制企业的这两种投资与投资情绪无显著关系，但与EQISS变量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显著水平在1%，股权融资渠道发挥作用。同时，长期股权投资的实证结果显示，政府控制企业在控制EQISS后，与投资者情绪无显著相关关系，非政府控制企业在控制EQISS后，与投资者情绪有正向显著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在5%，非政府控制企业在进行长期股权投资决策时会迎合情绪SENTt，i1-6。
检验结果符合我国国情，政府控制企业多属大型制造业，对机器、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类有较大需求，且往往规模较大，资金实力雄厚，主要通过固定资产投资迎合投资者。相反，非政府控制企业多属高新产业/零售/服务业，规模较小，管理更灵活，能够即时捕捉市场动态来迎合投资者，主要通过长期股权投资。假设3仅部分得到证实。
表2 不同最终控制人下，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与情绪SENTt-1，i7-12的回归结果
表3 不同最终控制人下，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与情绪SENTt，i1-6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四、结论
本文运用行为金融学理论，检验了我国证券市场中的投资者情绪所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对上市公司投资的影响，经过实证研究，得出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我国上市公司总投资与投资者情绪显著正相关，情绪SENTt-1，i7-12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公司总投资；情绪SENTt，i1-6，在控制股权融资渠道后，还通过理性迎合渠道对公司总投资产生正显著影响。（2）政府控制的企业主要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来迎合情绪SENTt，i1-6，而非政府控制的企业则是通过长期股权融资的方式来迎合情绪SENTt，i1-6，情绪SENTt-1，i7-12主要通过股权融资渠道影响公司各类投资。基于迎合投资者情绪进行的投资虽然能在短期内推动公司股价上涨，但最终将损害公司的长远价值，如何进一步分析这种投资的非效率以及在此基础上给出适当的建议将是未来深入研究的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Stein，J.Rational Capital Budgeting in an Irrational World[J].Journal of Business，1996，69： 429-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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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世农，汪强.迎合投资者情绪？过度保守？还是两者并存？――关于公司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J].公司治理评论， 2009，1（1）：185-204
情绪控制论文范文2
关键词： 自我调控 负性情绪 自我损耗 工作记忆
一、前言
意志是人的心理最有力且最神奇的能力，包括选择和自我调控。进来研究表明，自我控制操作会消耗资源［1］。当人们抑制自己的反应，他们随后的控制和积极回应行为会受到损害，即使是一个表面完全不相关的活动。这表明一种类似于体能的资源被用于自我调控的过程，当个体的这种资源被消耗时，个体就处于自我损耗状态。
然而意志也会受到人的情绪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冲动性人格特质者或有行为失控症状的精神病患者，如边缘型人格障碍患者、人格障碍患者，在负性情绪下会表现出更明显的行为控制缺陷症状［2］，这表明个体的情绪状态可能会对行为的自我控制过程产生影响。另外，研究显示，积极情绪能够补充自我调控系统的先前损耗［3］。那么，相对于正性情绪对意志损耗的积极作用，负性情绪是否是截然相反的呢？也就是说，负性情绪是否会在自我损耗下对人的意志起到削弱的作用？在这方面尚缺乏直接的实验证据。
先前的一些研究表明，负性情绪会降低人体活动能力和积极性，降低活动效率，使得个体的执行功能受损。如，负性情绪会对高中生工作记忆广度有负面影响［4］；长期的负性情绪也削弱个体的执行功能，如抑郁症患者识别动态面部表情的执行功能有损害［5］。另外，消极情绪不利于创造性的产生。创造性涉及新产品或者新方法的产生，因此该过程很可能涉及克服习惯、常规及其他自动反应。消极情绪限制人的注意，使人的反应刻板化、僵化。相比之下，积极情绪赋予自我以力量来克服标准化、习惯化及其他非创造性的思维模式。Saxena以高中生为被试的研究发现，创造性和负性情绪（焦虑）之间呈显著负相关；Gazzaniga也指出抑郁、不愉快、焦虑等负性情绪都阻碍创造性问题解决［6］。因此，负性情绪下的个体通过自我调控克服自动化反应的能力可能受损。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通过情绪图片诱发被试的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考察情绪对自我损耗效应的调节。研究假设，当发生资源损耗时，相比中性情绪（即无情绪诱发），负性情绪下被试的空间工作记忆任务完成得更差，而积极情绪下被试的空间工作记忆任务完成得更好。
二、情绪与自我损耗对空间工作记忆的影响
（一）方法。
1.被试
被试为60名本科生（男生31名，女生29名），平均年龄为21.12岁（SD=1.84），视力正常。
2.材料
色词Stroop任务刺激分为色词不一致（词语呈现颜色与词义不一致）、一致（词语呈现颜色与词义一致）、中性（词语本身不带有颜色含义）三种条件，用红、黄、蓝、绿四种颜色书写，对应按键F、G、H、J，要求被试忽略词语含义，快速准确地对词语的颜色作反应。损耗组被试完成不一致和中性色词辨别，控制组完成一致和中性色词辨别。不一致和一致任务分别含有80试次，中性任务含有20试次，刺激随即呈现在白色背景的屏幕中央。任务开始时，屏幕中央呈现黑色注视点“+”1000ms，随后呈现刺激项目3000ms，期间若被试做出按键反应，则自动跳到下一试次，若被试没有反应，则在3000ms后跳到下一试次。刺激随机呈现。正式任务开始前有练习。
工作记忆测验任务，采用经典的点阵运算广度记忆任务。该任务中，被试首先判断点阵式运算是否正确，并作出按键反应，F表示错误，J表示正确；之后记忆5×5网格中黑点的位置并回忆。所需回忆的黑点的个数表示记忆广度，从两个依次递增为六个，每级广度各3次，共15次任务。计分时，等式判断正确，且相应点的顺序和位置完全回忆正确才得分，否则不得分。
积极情绪图片和消极情绪图片选自中国人脸情绪图片，并请30名大学生（男生14名，女生16名）进行再评定。评定后积极情绪图片的愉悦度和唤起度分别为7.57，5.40；消极图片愉悦度和唤起度分别为2.97，6.18。
3.程序
实验程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进行损耗操纵，即3个损耗组进行一致的色词Stroop任务，3个控制组进行不一致的色词Stroop任务。在第二阶段，通过情绪图片分别对积极情绪组和消极情绪组诱发相应情绪。指导语呈现后，出现十字注视点（3000ms），然后呈现情绪图片（8000ms），随后是空屏（3000ms），然后屏幕上出现“？”（6000ms），被试按照1―7级对情绪的唤醒度作评定。每张情绪图片只呈现一次。在情绪诱发后采用Grove J.R编制，祝蓓里1994年修订的简式心理量表（Profile of Mood States，POMS）对被试进行情绪状态测试。对照组在第二阶段作10分钟休息，在休息后完成POMS量表。在第三阶段所有被试均进行工作记忆广度测试。
实验采用装置为IBM PC电脑，分辨率为1152×864。采用SuPerlab2.0版软件编写实验程序和呈现刺激材料。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实验结束后，向被试致谢并给酬劳5元。
（二）结果与分析。
1.损耗任务的有效性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损耗组反应时（M=847.23±184.09）和控制组反应时（M=708.05±169.73）差异显著（t（28）=-3.004，P=0.004），且损耗组的被试反应时显著长于控制组的反应时，说明损耗操作是有效的。
2.情绪诱发的有效性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积极情绪组与消极情绪组的情绪纷扰总分差异达到显著（F（2，57）=32.571，P
从被试自我报告的情绪来看，消极情绪的诱发是有效的，然而，积极情绪与中性组似乎没有差异，但由于量表测量的外显性，不能排除内隐的情绪诱发对资源的影响的可能。
3.情绪对自我损耗效应的影响
变量，进行2（损耗条件）×3（情绪操纵条件）的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损耗组与控制组（未损耗组）的工作记忆广度差异显著（F（1，54）=20.304，P
损耗条件与情绪条件的交互作用显著（F（2，54）=6.108，P=0.004）。对损耗条件与情绪条件的交互作用进行简单效应分析显示（如图1），无论是在中性情绪条件下，还是在消极情绪条件下，损耗组与未损耗组的工作记忆广度差异均显著（t（19）=-6.591，P=0.018；t（17）=-14.51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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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损耗的情况下，不同情绪状态下被试的工作记忆得分差异显著（F（2，54）=8.111，P=0.001）。而在非损耗的情况下并非如此（F（2，54）=0.424，P=0.657）。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损耗的情况下三种情绪下的工作记忆得分两两差异显著（t（19）=5.991，P=0.031；t（17）=5.784，P=0.049；t（16）=11.775，P
三、讨论
自我调控能力是人类所独有的一种心理特质。Baumeister认为，自我调控依赖于一种数量有限的能量，且该能量使用之后会出现损耗，导致个体随后的自我调控任务的失败［7］。前人研究表明，积极情绪能够补充自我调控系统的先前损耗。而在认知领域，尚未有关于消极情绪对自我调控系统先前损耗影响的研究。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探讨了自我损耗条件下消极情绪对个体的认知活动的影响。
（一）自我损耗对工作记忆的影响。
本研究得出，自我损耗降低了个体的工作记忆广度。根据自我损耗模型，个体在自我损耗状态下，可用于新的执行控制任务的心理能量大大减少，表现为个体的工作记忆广度明显下降。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执行控制的神经机制有了进一步了解。Mario Beauregard和Johanne Levesque等用fMRI技术考察情绪的自我调控机制，发现让被试者看片段时，性唤醒激活了右侧杏仁核、海马等边缘系统，然而抑制性唤醒则激活右侧额上回以及右侧前扣带回等脑区［8］。D.J.Sharp，V.Bonnelle等用fMRI技术、停止信号任务（Stop Signal Task）发现，前额叶的辅助运动区在反应抑制中起了关键作用［9］。也就是说，自我损耗现象可能是由于对反应的抑制占用了额叶的资源，导致额叶的执行控制功能受到影响。
（二）负性情绪对自我损耗的加剧。
在资源损耗的情况下，积极情绪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损耗，消极情绪加剧了资源损耗。对于负性情绪对损耗后的自我调控的影响，有以下一些解释。
首先，消极情绪对于高认知资源的执行控制任务本身具有负性影响。进化心理学认为，消极情绪是种系在发展过程中，个体在面对威胁、危险情境的适应性生理反应。这种紧张的应激状态使个体迫切地产生应对危险情境的行为，缓解应激，如愤怒引发攻击，恐惧引发逃跑，厌恶引发远离。个体通过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性反应得以逃脱危险，因而消极情绪具有非常重要的适应性意义［10］。当诱发消极情绪的威胁性或危险性刺激出现时，个体的资源被高度占用，注意范围变窄，思维容易陷入被动刻板。相关研究表明，消极情绪确实损害个体工作记忆、破坏执行功能、耗费注意资源、污染认知作业。因而与积极情绪相比，消极情绪下工作记忆广度成绩更差。
其次，根据任务转换理论，消极情绪不利于自动化反应的控制。一般的自我损耗任务都需要个体做出自控反应，抑制优势化反应，如Stroop效应中要抑制色词语义的自动化加工，报告色词颜色的控制加工。这个过程需要任务转换。由于积极情绪下个体更偏好新的刺激和信息，故减少转换损失，促进任务转换；消极情绪状态下，个体更不能够打破旧的刺激―反应联结，仍然固守优势化反应，因而损害了任务转换［11］。因而自我损耗下，消极情绪加剧了自控能量的损耗，从而削弱了工作记忆广度。
也有一种解释是，情绪调控可能优于了其他的自我调控任务。处于消极情绪时，个体对情绪的本能调节会得到自动化优先，因而占用了其他需要自我调控任务的资源。故消极情绪下，个体的自我损耗后的工作记忆任务完成得更差。
（三）局限与展望。
尽管本研究验证了自我损耗对个体空间工作记忆广度产生削弱作用的假设，然而由于本文中情绪测评环节采用被试主观评定，可能不能准确地反映被试的情绪反应。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皮肤电等方式更好地收集被试的情绪反应。
另外，对于情绪对于自我损耗资源的影响的内在机制仍有待探讨。消极情绪对自我损耗的促进作用是否是人脑对情绪调节相对于其他执行控制的优先作用所致？如果是，那么情绪调节与其他执行控制是否是独立的？还是只是消极情绪对于执行控制功能造成了损伤，相反积极情绪促进了执行功能？那么情绪对于执行控制的影响是如何实现的呢？未来研究可以对这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四、结语
本研究表明：（1）自我损耗会降低个体的工作记忆广度。（2）在资源损耗的情况下，积极情绪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源损耗，表现为促进工作记忆；消极情绪则加剧了资源损耗，表现为工作记忆广度的降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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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控制论文范文3
【关键词】反生产行为;理论模型;整合模型
工作行为分为产生任务绩效的角色内行为和包括组织公民行为、反生产行为在内的角色外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创造的是对周边绩效有益的部分，而CWB则是周边绩效中有损于组织的部分，会降低工作的整体绩效。笔者认为要想使CWB得到改善和解决，提高绩效，最根本的是要对其理论和产生机制研究透彻，厘清反生产行为的产生之源。
一、CWB的产生机制模型
（一）压力源―情绪模型。Spector和Fox（2005）提出了压力源―情绪模型。该模型有一条因果链条：环境压力源―感知压力源―消极情绪―CWB。在这个因果链条中，环境压力源来自于多方面刺激，如组织限制、人际冲突及组织不公等。而消极情绪是导致CWB的直接原因和动力，连接两者的是对压力的感知。另外，认知评价、主观控制感和人格是模型中的三个中介变量。认知评价是对客观压力的主观感受。控制感是指感觉到的环境是否是可控的。人格特征是指情绪特质、控制点、焦虑特质和自恋等。
（二）因果推理模型。Martinko和Gundalch（2002）提出的因果推理理论认为，CWB是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之间复杂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个体对不利结果的认知解释，即将自己的CWB动因归为内部或外部，稳定或不稳定因素，会导致不同的情绪反应，进而会引发指向自身或指向外部不同形式的CWB。因果推理模型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Martinko等人将CWB分为以个体对外部所实施为基本特征的报复性CWB和以个体对自己实施为基本特征的自我破坏性CWB。第二，CWB动因分类：如果归因为外部，则可能会产生报复性的CWB，反之，则会产生自我破坏性的CWB。倘若归因为自身不稳定因素（个人努力不够），他自己将会感到羞愧从而自己承担责任;如果归因为自身相对稳定的因素（外貌或能力），他会感到无助感而产生针对自己的CWB。第三，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性别、控制点、自尊、神经质、核心自我评价等;环境变量主要表现在政策、环境的竞争性、领导风格、经济条件、组织文化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认知加工，从而导致CWB。
（三）自我控制模型。自我控制理论是由Marcus和Schuler（2004）提出的。Marcus等人通过研究犯罪学中的普适性理论，并在反生行为领域里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CWB未能发生的原因在于个体的某种克制力。该模型主要有四类：激发源（情境―激发）、机会（情境―控制）、内在控制（个体―控制）、天性（个体―激发）。而Marcus 强调的“自我控制”归属于“个体―控制”类。
二、CWB模型的整合依据
（一）三个模型都认为CWB产生的直接因素是消极情绪。“压力源―情绪”模型表示的即感知到的环境压力会产生自身的消极情绪;“因果推理”模型换了一种说法，认为归因的过程导致个体出现消极情绪;“自我控制”模型更进一步说明情绪是由自己的控制点决定的。
（二）三种模型都强调个体差异和环境变量共同影响CWB。“压力源―情绪”模型的“压力源”体现的就是环境变量，“情绪”反映的则是个人差异;“因果推理”模型则是将个体因素置于了自变量的位置上，更加重视个体因素对归因的影响;“自我控制”模型中的激发源（情境―激发）和机会（情境―控制）也反映了个体和环境的相互作用。
（三）三种模型都有各自的中介变量。“压力源―情绪”模型是将感知到的压力源作为中介变量，“因果推理”模型把不平衡性作为中介变量，“自我控制”模型则是将自我控制感作为中介变量。三个模型，三种中间变量，似乎看起来不同，其实本质上是保持一致的，并且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不平衡性其实是感受到了不利的结果，自我控制感强的人就会对其归因，当归为环境压力时就会导致CWB。鉴于此，三个中介变量是相通的。
三、CWB模型整合后的结果
鉴于以上分析，得到整合模型的示意图如下：
对该模型进行阐述：由于环境的变化和个体特征的差异，个体会感知到压力，从而会影响到自己的情绪，然后对感知到的压力进行评价，首先要做出的是与己有利还是不利的判断，再根据计划行为理论的三个成分，行为控制感、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形成CWB的行为意愿，意向确定后就会做出CWB。
四、结语
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绩效表现，近年来，CWB逐渐凸显它的重要性，成为组织行为研究者追逐的热点。由于理论之间互相嵌套、兼容的特点，会使CWB理论模型整合是一个必然发展的趋势。那么在模型整合过程中，还需要注意许多问题。比如研究视角有待多元化，可以从群体视角出发，加强对群体层面互动机制的关注;研究方法也需要创新，可以考虑心理实验等方法;组织文化或者地域背景也会使得员工的CWB不同，所以整合模型的适应性需要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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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控制论文范文4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 100871
[摘要] 研究通过视频诱导的方式，诱导出孤独症儿童悲伤的情绪，探讨被诱导的情绪对孤独症儿童在最后通牒任务中决策行为的影响。被试为13名情绪诱导组孤独症儿童及13名情绪控制组孤独症儿童参与实验。结果发现，孤独症儿童作为接受者时，诱导出悲伤情绪的孤独症儿童比控制组的孤独症儿童在面对2:8、3:7、4:6的不公平分配比例时，表现出更多的负性情绪，并倾向于做出拒绝的决策。但是面对极端的0:10、1:9不公平分配时，视频诱导的情绪对决策是没有作用的，两组被试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呈现视频的方法诱导出与最后通牒任务无关的情绪也会影响孤独症儿童在最后通牒任务中的表现。
[
关键词 ] 孤独症；公平；最后通牒；情绪诱导
[中图分类号] R17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7（c）-0048-04
情绪是人类对一系列主观认知内容的体验，我们对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物都会产生一系列的情绪反应。人们几乎所有的满足都来自于情绪感受。日常生活中，自我情绪的表达和对别人情绪做出恰当的识别有助于我们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1]。
公平（fairness）是指抱着不带偏见的态度去处理事件，以便双方都能够获得他们应得的利益[2]。公平性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如果个体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会表现出愤怒等负性的情绪。在最后通牒任务中，个体的决策与由分配结果所诱发的情绪（task-related emotions）有密切的相关。当典型发展个体得到不公平分配时（自己得到的比分配者少），他们会表现出负性情绪（厌恶、愤怒、伤心），并做出拒绝的决策；而面对公平分配时，他们会表现出积极的自我情绪（高兴），并做出接受的决策[3]。与最后通牒任务无关的情绪状态（ambient moods）也会影响被试的决策行为[4]。以往的研究表明在进行最后通牒任务前，若被试的情绪受到了诱导，他们的公平决策会受到影响。之前的研究者通过呈现视频的方式去改变和控制被试的情绪状态，并探讨诱导出的情绪在个体公平决策中的作用。如在Barraza和Zak的研究中，让两组大学生被试分别观看两个视频：一个是发生在真实情景中的悲伤的视频，视频呈现一位父亲讲述他陪伴疾病晚期儿子的经历。另外一个是一个控制的中性视频，讲述的是父亲和儿子在公园的故事。在看完视频之后，用情绪量表评估被试所感知到的不同情绪程度，然后让他们参与最后通牒任务。结果发现，与试验任务不相关的情绪唤起会影响个体的行为和决策。相对于观看控制情境视频的被试，观看负性情绪诱导视频的被试，对自身以及主人公的情绪状态评估更加负面，并且在最后通牒任务中展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更加愿意和别人分享[5]。在另外的研究中发现，如果个体出现负性的心理状态，他们会更加倾向于拒绝一个不公平的分配方案[6]。
孤独症，又称自闭症（autism）是一种始于3岁前的广泛性发育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al disorder, PDD）[7]。在Sally 和 Hill的研究中，通过最后通牒任务，发现相对典型发展儿童，孤独症儿童的公平意识是受损的；故而只能做出刻板的接受行为或进行不公平分配。当作为接受者时，孤独症儿童倾向于选择接受极度不公平的分配，如自我他人收益比例为2:8、1:9甚至自己什么都得不到的0:10分配[8]。相对于典型发展个体，当他们所得到的资源多于或等于40%时（4:6）才会被接受分配[9]。另外，有研究指出，尽管孤独症儿童与公平性相关的心理能力，如心理理论、共情等能力都有所损伤[10]，但是在高功能孤独症群体里，有证据显示他们能够识别和表达基本的情绪，比如说喜悦、悲伤、愤怒。总体上能像典型发展儿童那样表达情感[11]。
公平性行为对孤独症儿童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之前的研究表明与实验任务无关的负性情绪会影响典型发展个体的公平性行为，同时孤独症儿童能够表达自己的情绪以及可以在实验环境中对基本的情绪做出识别，但是没有研究探讨被诱导的情绪是否会影响他们在最后通牒任务中的表现。我们的研究将考察通过视频诱导出孤独症儿童的负性情绪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公平性决策。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实验一共招募了26名孤独症儿童，本研究中孤独症儿童都来自北京市城区的培智学校。研究开始于2013年12月，于2014年1月完成。将这些孤独症儿童随机分类为两组，分别为情绪诱导组（13人; 12男）和情绪控制组（13人; 12男）。通过言语智力测验（PPVT-R）、瑞文智力测验（CPM）对两组孤独症儿童进行匹配，两组儿童在的言语能力（F（1,24）=0.81,P=0.38,ηp=0.04）和瑞文测试得分（F（1,24）=0.07,P=0.78,ηp=0.08）没有差异，说明孤独症儿童的言语智力和一般智力互相匹配。孤独症儿童的基本情况以及他们在皮博迪言语智力测验（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Revised,简称PPVT-R）[12]和瑞文彩色图形推理测验（Colored Raven´s Progressive Matrices,简称CPM）[13]的得分如表1所示。
2.2 研究材料
在情绪诱导方面，实验采用的视频是根据Barraza 和 Zak在研究中采用的视频内容改编。情绪诱导的视频时间长度为1分5秒（65000ms），故事叙述一个小女孩丢失了自己心爱的小熊的故事（图1）。视频中小女孩和小熊的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一起看电视、做作业、吃饭等），随后小女孩会去睡觉，但是小女孩醒来以后，却发现小熊不见了，于是坐在床头哭泣。情绪控制的视频长度为56s（56000ms），在视频中，前半段和情绪唤起视频一样，但是后面是小女孩睡醒后发现小熊仍然在身边，随后继续睡觉。
2.3 程序
实验程序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给被试呈现视频，当孤独症儿童没有集中精力观看视频时，研究者会用语言给他们提示，确保他们观看了视频。在观看完视频之后让孤独症儿童用情绪图片[14]（图2）评价视频中小女孩的情绪（-3~3）及自己的情绪（-3~3）。
第二步，再让孤独症儿童进行最后通牒任务。在最后通牒通牒任务（Ultimatum Game; UG）中，由实验助手和孤独症儿童进行资源分配游戏，实验助手作为分配者（Proposer），孤独症儿童作为接受者（Responder）。实验助手按照不同的分配比例将资源分给孤独症儿童。如果孤独症儿童对分配的结果满意，并做出接受的决策，两人都能得到相对应的资源；但是如果孤独症儿童表示不接受这种分配的话，那么分配无效，两人都得不到资源[15]。在最后通牒任务，实验助手以（0:10、1:9、2:8、3:7、4:6）的比例呈现不公平分配，然后让他们报告自己的情绪及决策。情绪的计分范围为-3~3，记分方式为负性的情绪记为负分，正性情绪记为正分，绝对值越大代表程度越深。对孤独症儿童的决策计分方式为1或0，接受记为“1”分，拒绝记为“0”分。
3 结果
3.1情绪诱导视频诱导情绪的情况
本研究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分别使用t检验和χ2检验对计量数据和计数数据进行分析。受到情绪诱导的孤独症儿童普遍将自己的情绪报告为负性（M=-1.54, SD=1.76），而情绪控制组的孤独症儿童普遍报告出正性的情绪（M=1.61,SD=1.33），两组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t(24)=-5.16,P<0.01）。说明观看负性情绪视频的孤独症儿童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情绪。
对比两组孤独症儿童在最后通牒任务中的个人情绪（图3），情绪诱导组的孤独症儿童在分配比例为2:8（M=0.08,SD=2.60）、3:7（M=0.08,SD=2.84）和4:6（M=0.46,SD=2.73）时所报告的情绪都显著的低于情绪控制组孤独症儿童在2:8（M=2.0,SD=1.41）、3:7（M=2.2,SD=1.41）和4:6（M=2.7,SD=0.50）比例时的情绪（t(24)=-2.37, P=0.03;t(24)=-2.36,P=0.03;t(24)=-2.91,P<0.01）。即在2:8、3:7和4:6比例下，情绪诱导组孤独症儿童比情绪控制组的孤独症儿童报告出更加负性的情绪。在极端不公平的分配情况下，当儿童面对0:10和1:9比例分配时，两组孤独症儿童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都会报告出负性的情绪。
3.2孤独症儿童的公平决策
情绪诱导组和控制组的孤独症儿童在最后通牒任务中的表现不同（图4）。在分配比例为2:8、3:7和4:6时，情绪诱导组的孤独症儿童接受率分别为53.8%、61.5%、69.2%，情绪控制组孤独症儿童的接受率为92.3%、92.3%、100%，出现天花板效应。情绪诱导组的接受率显著地低于情绪控制组（χ2=4.89,P<0.05;χ2=3.47,P=0.08;χ2=4.73,P<0.05）。只有在0:10和1:9的极端比例下，两组儿童的接受率没有显著的差异（χ2=0.20,P= 0.50; χ2=0.72,P=0.40），都会普遍拒绝分配。可见，当两组孤独症儿童获得的资源是多于一个的时候，他们的接受率都普遍地会有着明显的提升。但情绪诱导组孤独症儿童由于体验到了不高兴的情绪，他们的接受率会比情绪控制组的儿童低；做出了更多拒绝的决策，让双方都得不到资源。
4讨论
研究通过视频诱导出孤独症儿童的负性情绪，发现孤独症儿童在最后通牒任务中的公平性决策表现，会受到诱导出的情绪影响。总的来看，孤独症儿童在面对只得到1或0个资源时会报告出更加负性的情绪；而得到2个或以上分配时会报告出更加正性的情绪。孤独症儿童会普遍的将他人的情绪识别为正性。
以往的研究通过呈现视频的方式影响典型发展被试的情绪。本研究尝试在孤独症群体中用同样的方式诱导孤独症儿童的相应的情绪，研究结果表明通过观看视频的方式可以诱导孤独症儿童的悲伤情绪。在2:8、3:7和4:6时，情绪诱导组的孤独症儿童比控制组的孤独症儿童会表现出更加负性的情绪。但是在分配比例时（0:10和1:9），这两组之间没有差异。当面对极度不公平分配时，两组儿童都会报告出负性情绪。
负性情绪的诱导会影响孤独症儿童面对不公平分配时的表现。相对于情绪控制组，诱导出负性情绪的孤独症儿童会在比例为2:8、3:7和4:6时表现出更多的拒绝行为，反映出他们意识到了更多的不公平，这表明负性情绪诱导似乎能够激活他们的公平意识。当面对极度不公平分配时（0:10和1:9），两组孤独症儿童都会感受到负性情绪，并拒绝接受分配。这与Hewig等人的结论相似，说明当孤独症儿童面对极端不公平时无论他们的个人情绪怎样，他们都会普遍地做出拒绝[16]。这可能是因为孤独症儿童本来就能够意识到极端不公平，因此在这里表现不出负性情绪诱导的作用。孤独症儿童在极端不公平条件下会表现出公平意识。
诱导出的、与实验任务无关的负性情绪也能够影响孤独症的公平性行为。这与典型发展个体的研究结果一致[4]。情绪系统是直觉的、自动化的、快速的加工系统，往往不需要认知系统的参与就会自动产生情绪反应，并影响人们的决策和行为[17]。负性情绪对个体有保护和适应的作用[18]，对孤独症个体也有同样作用。负性情绪促进孤独症惩罚不公平行为, 使自己不至于在与人交往中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另外孤独症儿童能够识别出自己的情绪。在以后的研究中, 可以尝试让孤独症个体在面对不公平时, 识别自己的负性情绪从而使得他们表现出更多的对不公平的拒绝行为。有利于他们在社会中与人更加平等公平的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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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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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控制论文范文5
愉快教育 学生 学业情绪
一、学业情绪的内涵
学业情绪是由德国心理学家Reinhard Pekrun提出的，他认为学业情绪是学生在课堂学习、课后学习、考试等学习情境中所体验到的各种复杂多样的情绪，如在学习过程中享受到的愉悦感，由成功带来的自豪感，失败导致的羞愧感，对考试的焦虑感，预期学习失败导致的失望感等。Pekrun根据情绪的效价和唤醒度把学业情绪分为4类，分别是积极高唤醒情绪：愉快、希望、自豪；积极低唤醒情绪：放松；消极高唤醒情绪：气愤、焦虑、羞愧；消极低唤醒情绪：失望、厌倦。相对于一般情绪，学业情绪与学业成就的相关更高，学业情绪不仅影响到学生的认知加工和动机水平，而且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都有长远的影响。Reinhard Pekrun等对学业情绪的前因、学业情绪的效应等做了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澄清了“愉快教育”的理论基础和教育心理机制，并有助于对学生积极学业情绪的培养及对消极学业情绪的预防和消除。[1]
二、学业情绪与学习
Pekrun提出了学业情绪的认知-动机模型，认为学业情绪通过认知和动机的中介机制影响学业成就，学业情绪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认知资源及自我监控，从而最终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首先，对于学业情绪与学习动机之间的关系，学业情绪影响学生对学业情境中自我及任务相关信息的加工，从而对学生学习动机起到激发、维持或降低的作用。如在积极情绪影响下，学生会关注与自我效能感有关的信息，而在消极情绪中，消极的自我信息会得到关注。[2] Pekrun等实证研究也发现愉快等积极的学业情绪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内部学习动机和外部学习动机。其次，学业情绪和学习策略之间也关系密切，愉快、自豪、希望等积极高唤醒情绪与元认知策略、分析、组织、批判性思维等灵活创新的思维模式高度相关，而气愤、焦虑、羞愧等消极高唤醒情绪与重复等刻板的学习策略高度相关。这说明在积极愉快的情绪状态中，学生更倾向于采用灵活有效、创新的学习策略。再次，学业情绪和认知资源之间也有密切的相关，积极情绪与任务无关的思考呈负相关，而消极情绪与任务无关的思考呈正相关。[1]说明在积极情绪中，学生更能专注于当前的学习任务，而消极情绪会导致学生学习时的分心。如对考试焦虑的研究发现，考试焦虑会导致学生工作记忆容量的下降，从而影响学生在完成复杂或较难任务时的表现，考试焦虑总体上与大学生和中小学生的学业成就呈负相关。[3]最后，学业情绪还会影响到学生学习的自我监控，积极情绪与学习的自我监控高相关，而消极情绪与学习的外部监控呈高相关，带有积极情绪的学生更倾向于采用计划、评价、控制等自我监控的学习模式，而消极情绪的学生更倾向于依赖被动的外部监控。总之，通过学习动机、学习策略、认知资源、学习监控等中介机制，学业情绪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积极学业情绪能预测高学业成就，而消极学业情绪预测低学业成就，尤其是失望、厌倦等消极低唤醒情绪与学业成就呈高负相关。不仅如此，消极学业情绪还能长期预测学生将来在大学期间的退学率。[4]
Pekrun等人的研究也为“愉快教育”的命题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我们的教育应使学生在学习中感受到更多的愉悦、希望、自豪，而不是焦虑、紧张、羞愧、厌倦，教育应是愉快的，学习也应是愉快的。
三、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
根据Pekrun等人的“控制-价值”理论模型，环境、认知评价、情绪、学习与学业成就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因果循环系统，其中认知评价“控制-价值”是一个关键的中介变量，其他因素通过影响这个中介变量进而作用于情绪。
“控制-价值”模型提出两种对情绪产生起主要作用的认知评价因素，分别是主观控制感和主观价值感，主观控制感指个体对于他自身对其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的感知，主观价值感指个体对其行为及其结果的价值的感知和判断。主观控制感主要有因果预期和因果归因两种形式。[5]因果预期可表现为：个体感到能控制自身的行为，如坚持有效地学习，并预期自身的努力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取得良好的成绩。因果归因可表现为：个体把已取得的成绩归因为自身的努力、能力等因素，感受到正是由于自身的努力等内因导致了良好的学习成效。个体还会对其行为及结果的意义、重要性等进行感知和判断，这是主观价值感，如学生在数学学习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认为数学学习非常有意思，这是一种内部价值判断。主观控制感和主观价值感的共同作用是促使情绪产生和维持的关键因素。主观控制感对学业情绪的影响很大，一项对大学生的纵向研究发现，具有较高主观控制感的大学生报告较少的焦虑情绪发生，在学习中会投入更多的努力，并具有较好的学习成绩。[6]
学业环境也是影响学业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包括教学质量、学习任务、价值观导向、自控支持、学习目标、期待、学业成就及其反馈等因素。但主观控制感和主观价值感是重要的中介变量，调节了环境因素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即环境因素通过改变主观控制感和主观价值感从而对学业情绪产生影响。Pekrun等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证实了主观控制感和主观价值观对环境和学业情绪之间关系的中介效应。[7]环境、认知评价、情绪、学习及学业成就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因果循环系统，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如在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中，通过教师、家长等的努力，学生学会自律、对学习有一种胜任感，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这样学生能产生积极的学业情绪。而在积极的学业情绪下，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认知资源、学习策略、自我监控等都能得到提高和完善，从而获得良好的学业成就。而良好的学业成就和学习模式又会对学生的主观控制感和主观价值感产生影响，环境、认知评价、情绪、学习及学业成就处于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因果循环系统中。
四、学业情绪理论对“愉快教育”的启示
1.教育应是“愉快”的
Pekrun等人的研究为“愉快教育”命题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学业情绪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处于积极学业情绪中的学生有更强的学习动机，能采用灵活创新的学习策略、集中认知资源、自我监控学习，从而能获得更高的学业成就。反之，消极学业情绪总体不利于学生的学习。积极学业情绪尤其是学习本身带来的快乐对学生的长远发展非常有利，在学习中体会到快乐的学生有较高的动机水平，尤其具有较高的探求知识的内部动机水平，他们对学习充满了兴趣，学习方法有效，并能长时间自律地专注于学习，学习效率高。而近年来“虎妈”、“狼爸”的所谓“成功”实际上反映了焦虑和学习之间的复杂关系，“虎妈”、“狼爸”式高压教育下的孩子焦虑程度高，高焦虑的孩子会形成较高的避免失败的外部动机，但其内部动机弱，对学习的兴趣低，在外部动机和内部动机的权衡中外部动机可能占上风，于是表现为孩子可能具有较高的学业成就，但从长远来说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身心健康发展。所以总得来说教育应当是“愉快”的，“愉快教育”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和长远发展。
2.什么是“愉快教育”
“愉快教育”并不是简单的寓教于乐，也不是单纯的“减负减压”，一味地轻松玩耍、或者是现代教育技术带来的感官刺激并不能给学生带来真正的快乐和长远的幸福感。“愉快教育”的命题有着深厚的内涵和理论基础。Pekrun的“控制-价值”理论为我们揭开了“快乐”的真谛，当学生感到学习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而且他们能控制自己的行为去努力学习，并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这时他们会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快乐不仅仅来自于轻松玩耍，真正的快乐来自于良好的自律和自控，来自于通过自身的力量获得成功。这也是教育的真谛，教育的宗旨并不是让学生承受无休止的紧张、挫折、焦虑、失败。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能力倾向和强项，教育者应帮助学生寻找属于他们自身的力量，帮助他们学会自律、从而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成功”，都能感受到自身的力量和价值，都能在学习中体会到愉快、自豪和希望。
3.如何实现“愉快教育”
根据Pekrun的“控制-价值”理论模型，在环境、认知评价、情绪、学习及学业成就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因果循环系统中，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对其他环节产生影响，因此作用于系统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对情绪产生影响，这为我们实施“愉快教育”提供了原则和方法。如教师自身在教育教学中具有积极的情绪，营造愉快的教育环境，用积极的情绪感染学生。教师在教学中给予学生与他们能力相匹配的学习任务，使学生能胜任学习，提高他们的主观控制感，从而使学生体验到积极情绪。教师和家长应引导学生对学习及学业成就做出正确价值判断，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言行向学生传递学习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并可通过把学习任务与学生真实生活结合起来等方法，使学生意识到学习的意义和价值，培养学生对学习正确的主观价值感和积极情绪，因为主观价值感是影响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鼓励引导学生进行自律学习可提高学生的自我控制感从而影响情绪。教师引导学生对学习进行计划、组织、监控，并向学生提出合理的学业要求和期待，对学生的进步及时反馈，这些都有利于积极情绪的培养。
此外，还可通过帮助学生树立合理的成就目标导向和进行归因训练来推动愉快教育。不同类型的成就目标导向，对学业情绪有不同的作用。个人的成就目标导向以个人的能力发展和对学习内容的掌握为指向，即学生以超越自己和掌握知识为目标；竞争的成就目标导向以群体参照为标准，在这种成就目标导向下个人成就取决于他在群体中的相对位置；而合作的成就目标导向以群体的成功为参照标准，强调群体合作和互动。教师应引导学生树立个人的成就目标导向，鼓励学生专注于完成学习任务、不断超越自我，而不是总与他人比较，让每位学生都能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进步，使每位学生都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所在，从而不断地在学习中体验到快乐。[5：315-341]
人们通常都会探寻他们行为结果的原因，为什么获得成功或是什么导致了失败？不同类型的归因会进一步对以后的认知、行为、情绪产生不同的影响。心理学家Weiner把归因分为3个维度：位置、稳定、可控性。位置指的是把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归为个人还是环境，即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稳定性指的是影响成功或失败的因素是稳定的还是暂时的，人们可以把失败归因为能力不足这些稳定的因素，也可把失败归因为缺乏努力这样可以改变的因素；可控性指的是影响成功或失败的因素是可人为控制的，还是不可控制的，是否努力是一个可控的因素，而运气则是不可控的。这3种维度构成了共8种不同类型的归因模式，其中内部的、不稳定的、可控的归因是一种良好的归因模式，如把成功归因为努力，这种归因可激发积极的情绪，提升动机，促使更为良好的行为表现。而内部的、稳定的、不可控的归因是一种不良的归因模式，如把失败归因为能力不足，这种归因可导致羞愧、无望、抑郁等消极情绪及低自尊。众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归因训练有助于帮助学生提高学习动机，改善学业情绪，从而提升学业成绩。[8]
学业情绪理论及大量相关的实证研究充分阐述了“愉快教育”的内涵和意义，并为“愉快教育”提供了原则和方法，我们应对“愉快教育”进行深入地实践和探索，使我们的教师“乐教”，学生“乐学”，遵循“教育是愉快的”这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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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控制论文范文6
关键词：小学数学；课堂管理；情绪管理；理性管理
随着我国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小学教育成为教学中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小学数学课堂中教师的情绪管理与理性管理，学生的情绪管理和理性管理，以及情绪与理性之间的相互转化。
一、小学数学课堂管理中的情绪管理与理性管理研究目的和意义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小学数学课堂管理采用的方法是制定严厉的校规来约束学生的行为，方法传统，模式单一。这种管理虽然能够使数学课堂形成良好的纪律，但是却间接地扼杀了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提倡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实施情绪管理与理性管理，教师的行为对学生起到引导的作用，教师要控制好自身的情绪并促进理性的建设，同时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引导学生对情绪加以控制，促进理性的发展。
二、小学数学课堂管理中的情绪管理与理性管理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
1.学生的情绪管理
小学生处在一个特殊的年龄段，具有活泼好动、调皮可爱等特点，在课堂上，如果没有进行有效的情绪控制，就会起哄捣乱、不注意听讲。学生建立有效的情w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自制力，促进身心的全面发展。
2.教师的情绪管理
面对学生在课堂上起哄聊天、乱打报告、大打出手等行为，很多教师会烦不胜烦、忍无可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大发雷霆，训斥的话语脱口而出，这种面对问题时潜意识的表现被称为“教师的情绪”。教师对情绪的控制是一种艺术，体现教师的经验与智慧。
3.学生的理性管理
小学生受到年龄的影响具有孩子的本性，但是要使学生明确在学校是一名学生，要有学生应有的样子，受到校规、校纪约束的同时也受到道德情感的约束。不要强调自身的个性，上课要认真听讲，遵守课堂记录，按时完成作业，尊重老师的教学成果；与同学之间要友好和睦相处，不打架，促进课堂的和谐建设。
4.教师的理性管理
想要管理好小学数学课堂，教师必须具有理性的思维能力。面对学生的不良习惯与行为要加以正确引导，老师的言行与解决问题的方式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发展和人生价值理念的确立。
三、小学数学课堂管理中的情绪管理与理性管理整体工作进度和计划
作为一名教师，在小学数学课堂管理中首先要控制自身的情绪，促进理性思维的建设；其次，依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再次，对学生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引导；最后，有效地指导学生对情绪加以控制，促进学生理性思维与情感的形成。
四、小学数学课堂管理中的情绪管理与理性管理研究方法和技术线路
1.研究方法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通过经验总结，通过对小学数学课堂情绪管理与理性管理的研究，找到了既提高小学生控制情绪的能力，又提高小学生理性管理能力的方法，通过二者的共同作用，促进小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行为，并共同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自制力和控制力得到有效的提高。
2.技术路线
利用身为教师的优越条件，对所要研究的课题进行一番详细的调查，并依据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列出相应的计划，大量地阅读相关的参考文献，收集资料，最后完成本篇论文的著述。希望通过此文，给小学数学课堂管理提供借鉴参考。
五、小学数学课堂管理中的情绪管理与理性管理预期研究内容及成果展示
1.小学数学课堂管理中理性化的情绪
在小学数学课堂管理过程中，任由学生的个性，使用情绪化管理，就会使管理走向极端，影响小学数学课堂整体的纪律与风气的形成。这样，既保证了课堂的宏观调控，同时形成一套自律的管理模式。
2.小学数学课堂管理中情绪化的理性
在小学数学课堂管理中，若只强调理性，严格执行校规校纪，缺少弹性的空间，就会限制学生的活动，同时教师一味地告诉学生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以及什么是对错等，学生就不会形成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性格特点，这是教育的悲哀。在理性的管理下，要形成一种情绪化的管理，并且在理性的指导下，展现教师在课堂管理中的智慧与艺术，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并对学生进行授权，让学生自主地管理课堂与控制个人情绪，要求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课堂的日常管理中，既享受到权利，又承担了义务，让学生明确权利与义务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总之，小学数学课堂管理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任务，通过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促进老师的教育、学生的学习与性格发展，使课堂管理达到应有的效果与境界。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