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日出教学反思范文1
【关键词】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新闻工作共性
1951年9月至1952年秋，新中国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以上海新闻界为代表的全国新闻界，也开展了相应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通过这场运动，“资产阶级新闻观点”遭到批判和清理，中共党报思想在全国新闻宣传领域的指导地位得以确立，保证了新闻媒体为新中国的各项事业发挥强大的舆论支持作用。同时，这场运动也间接导致了私营媒体在新中国的消亡，媒体机构由多样而趋向单一。建国初期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新中国新闻事业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国内关于这场运动的研究重视不够，相关成果少之又少。在这场运动过去60年之际，有必要对其进行审视和反思，为今天的新闻事业改革提供借鉴。
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1951年暑假，刚刚接掌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有感于部分职员工作自由散漫，思想水准和主人翁意识不高，组织他们进行政治学习，成效甚好，遂和副校长汤用彤等有新思想的教授商议，准备将政治学习扩大到全校教职员。9月7日，马寅初将这一计划写成书面报告呈送政务院。中央认为这种政治学习对于全国高校都有必要，决定先组织京津地区高校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学习，待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为了统一领导这次运动，中央指定由彭真、胡乔木具体负责，并在教育部成立“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由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任主任委员，京津地区高校负责人马寅初、陈垣、蒋南翔、茅以升任委员。京津地区各高校也相应设立了学习委员会分会。
1951年9月29日下午，向京津地区高校1700多名教师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中，现身说法，论述了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必要性、方法和途径，要求大家通过思想改造逐步从“民族的立场进一步到人民立场，更进一步到工人阶级立场”。的报告相当于思想改造学习动员，京津高校迅即发动。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这样，由北京大学发起、针对京津高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发展为全国教育系统的一场运动。
继教育界之后，文艺界、科学界、新闻界等先后加入这场运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派也不甘落后，积极响应。1952年1月，全国政协常委会召开会议，做出《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要求政协各界人士以自愿为原则，参加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至此，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普遍展开，全国各界知识分子概莫能外，集体“洗澡”。其间，全国又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运动，中央要求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由此向纵深发展，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
按照的说法，大多数知识分子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新中国百废待兴，当然需要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进入体制，参加建设。如何使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服务？具有正确的世界观在所必需。认为，世界观在现代基本上只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而无产阶级世界观显然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自旧社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家庭，在解放前受的也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如果不把过去的一套去掉，换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就和工人农民的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感情不同，就会同工人农民格格不入。”那么，采取什么方法才能使无产阶级世界观在知识分子的“头脑里生根”，完全代替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开展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无疑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对此，中共已经有1942年运动的成功经验。
因此，中共在建国初期发动的这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它的目的是要清洗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再给知识分子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 或者说，中共通过对全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建立起马列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绝对统治地位，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
这场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共以社会主导性政治力量，使全国知识分子自觉或被动地转换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对于巩固新生政权，无疑是必需的，也取得了积极成效。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普遍展开，除了政治力量的推动外，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也有希望通过重新学习适应新政权、服务新政权的要求。同时，这场运动也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完成了思想上的准备。但是，随着规模的扩大与问题的深入，这场运动逐渐偏离了利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民主方法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初衷，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来自国统区的高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赎罪”和“过关”运动，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自信心和精神优越感造成了消极影响。
二、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情况
与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相比，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开始得较晚。其中原因，可能是新中国的新闻工作队伍“革命纯洁性”较高，并且已经进行了学习培训，这一点与其他文教领域旧知识分子居多明显不同。新中国的新闻工作队伍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基本队伍是中共原有的新闻宣传干部，其次是吸收和培养的新解放城市中的进步知识青年，第三是经过改造而留用的旧新闻从业者。在这三部分人员中，前两部分是骨干和主流，第三部分为数不多，因为中共对留用旧新闻从业者非常谨慎，专门规定了慎重甄别留用、有步骤使用的原则。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在全国一万多名新闻工作人员中，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占42.5%,平津解放后参加革命的占56.8%；在全国6700余名编采人员中，曾经在旧中国新闻机构服务两年以上的不足800人，仅占编采总人数的12%。为了使他们担负起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重任，中央号召全国新闻界努力实践列宁提出的“学习、学习、再学习”口号，加强在职新闻干部的学习培训。各新闻机构也积极行动，采取多种方式培养了大批具有马列主义修养、通晓业务的记者和工作人员。
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主要集中在上海，其他地区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展开，这一点也有别于教育界、文艺界和科技界。上海新闻界之所以集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是因为解放后获准继续出版的私营报纸和留用的旧新闻从业者最多。城市解放后，各地军管会并没有全部取消私营新闻业，而是根据中共中央1948年11月做出的《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处理办法的决定》，将私营媒体划分为进步、中间和反动三类，反动类予以没收，进步类和中间类向民主政府登记后可以继续出版。所以，建国之初的媒体格局是公营、私营和公私合营并存。根据新闻总署1950年2月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的281家报纸中，私营报纸至少有55家，其中华东区24家，总量为各区之首，而华东区的私营报纸又集中在上海，在全国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的《大公报》《文汇报》也在上海。1950年3月，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上说，全国经过登记的报纸大体上都可以承认是人民的报纸，这在性质上和“时期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报纸以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报纸”完全不同。但是私营报纸在理念、业务和经营方面毕竟和党报不同，需要不断学习改造，消除“资产阶级办报思想”。
在全国知识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鼓舞下，解放日报社副社长、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共党组书记陈虞孙，于1952年6月起草了《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计划（草案）》，上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该草案对上海新闻界进行思想改造学习提出了明确要求：“以检查与批判新闻工作中的资产阶级作风，树立工人阶级思想领导，在思想提高的基础上，联系到检查贪污、浪费、，以改进与提高工作。”7月1日，上海市委宣传部将《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计划（草案）》上报，获得批准。
1952年8月21日，上海新闻界“热烈期待、筹备已久”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正式开始，副市长潘汉年、文教委员会主任夏衍、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谷牧亲自参加了动员大会。在动员大会上，谷牧就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的意义、目的、要求、方针、步骤和方法，以及对待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应有的态度，作了详细的指示。他说：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对于新闻工作者具有特殊重大的意义，新闻工作者必须用工人阶级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才能牢牢地掌握人民报纸这个武器，去和一切思想战线上的敌人作斗争，鼓舞群众向人民民主事业的伟大目标前进。上海各报还没有明确地、坚决地贯彻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去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的方针，许多新闻工作者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批判与抛弃腐朽的、旧的办报思想、方针和办法，这与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教养及未经彻底改造有着密切关系。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的目的，就在于经过学习文件和检查解放三年来的新闻工作，批判早已破产了的客观主义集纳主义、不注意思想内容玩弄形式花样的形式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专家办报”路线、缺乏政治责任心和违反组织性纪律性的自由主义、编辑方针屈服于错误的唯利是图的业务方针，明确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为此，华东学习委员会专门成立了上海新闻界学习分会，由解放日报社社长金仲华担任主任委员，陈虞孙、上海大公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芸生分任副主任委员。
《文汇报》《大公报》《新闻日报》《新民报晚刊》《亦报》等五家私营报纸的编采、经理两部门工作人员，参加了这场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这几家私营报纸的负责人，都在大小会议上带头做了自我检查，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文汇报》负责人徐铸成说：“在解放前，我在《文汇报》标榜‘独立’的报纸……在反动统治下这样标榜是可以的，但我的思想上一直认为超然独立是清高的、应该的，认为办报不能有政治目的。”《新民报晚刊》社长兼总编辑赵超构，运动一开始就被拎出来作为“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典型遭到批判。为了争取“过关”，他在小组会、大组会、报社大会、上海新闻界学习分会上不断检查，批判自己身上的改良主义、个人主义倾向。
上海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两个月，到1952年10月21日才告一段落。关于运动的成效，《文汇报》曾做过这样的报道：“经过学习，批判了错误的办报思想，重要的如：无立场的强调‘新闻自由’和‘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标新立异、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新闻记者是‘无冕皇帝’的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作风，以及纯经济观点的‘业务第一、广告第一’的错误经营方针等；……在上海新闻工作者中，不仅树立了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明确了报纸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与任务和各报分工的必要，而且改变了过去长期存在于各报之间抢新闻、抢订户、抢广告等现象；各报之间的合作和各报内部的团结都加强了。”
上海新闻界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全国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的情况。
三、总结与思考
根据学习文件和典型人物的检讨书，在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有闻必录”的客观主义、缺乏政治责任心和违反组织性纪律性的自由主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专家办报”路线、“无冕之王”观念、“抢新闻”的做法、标新立异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业务第一、广告第一”的经营方针，都被视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而遭到批判和清理。通过这场思想改造学习运动，无产阶级新闻观或者说中共在时期形成的以“党性原则”为核心的党报思想，完全成为新中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
一些私营报纸在旧社会确实存在依靠离奇的社会新闻来吸引读者、唯利是图等问题，对此进行批判无可厚非，清理这些办报思想和方法也是势所必然。但是，用简单的无产阶级新闻观点、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二分法，将专家办报、争抢新闻、讲究形式、注重经营等办报思想和方法，都贴上“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标签而予以批判和清理，显然过于武断，也违背了新闻工作的一般规律。新闻工作有阶级性，也有共性和一般规律，并不因资产阶级媒体或无产阶级媒体而有所不同。例如，及时、新鲜是新闻的本质要求，抢新闻是新闻界再普通不过的做法。徐铸成就说过：“新闻”以“新”字领头，就决不是人云亦云的旧闻，时隔三秋的往事。所以，新闻要讲时效性，尽可能快地报道。新闻当然要强调正确真实，但在某种程度上，慢就会挨打。如果出于保证新闻真实性的考虑而禁止抢发新闻还可以理解，否则只能说是无视新闻的本质属性了。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明明已经去世，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已下半旗志哀，我们的宣传部门却不允许上海《新民报晚刊》新闻。上海党政领导机关在人民广场召开追悼大会，读者拿到当天的《新民报晚刊》一看，还是斯大林病况公报，气得当场撕碎报纸大骂。
事实上，上述的一些所谓“资产阶级”的办报思想和方法，正是《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等私营报纸新闻丰富及时、言论独立深刻、形式灵活多样，从而在旧社会受到读者欢迎、实现良性运转的根本原因。这些办报思想和方法，一旦作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被批判和清理，树立无产阶级办报思想、学会党报的办报方法又非朝夕之事，私营报人无所适从，私营报纸曾经的优势不复存在，销路打不开局面，经营陷入困境，也只好主动或被动地进行公私合营、退股公营，最后全部变为公营报纸。可以说，建国初期的这场新闻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间接导致了私营报纸的消亡。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范文2
关键词：晚清；学前教育思想；启蒙；自觉
作者：朱季康(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2)
晚清时期是中国近代化转型的开始阶段，时人称这个时期为“顺应期”，即“历史上之西化东渐期是也。”[1]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也在此时开始“东渐”中国，大量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被引进中国。西风猎猎之下，国人中的部分先进者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的育儿观念，并在中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启蒙与自觉反思方面作出了一些成绩，为民国时期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大起步奠定了基础。
晚清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载体是当时所办的各类刊物。那时的《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时务报》《集成报》《教育世界》《童子世界》《中国白话报》《四川学报(四川教育官报)》《教育杂志》《妇女时报》《东方杂志》等都为当时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刊登了有分量的文章。《知新报》《新世界学报》《江苏》《广益丛报》《岭南学生界》《北洋学报》等刊物也为之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略微涉及这个领域的刊物还有《利济学堂报》《新学报》《蒙学报》《浙江潮》《大陆报》《科学一斑》《河南》《学部官报》等。这其中既有官方的刊物，也有民办的刊物；既有教会的刊物，也有各类教育文化团体所办的刊物。可见，晚清时期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虽不如民国时期体量庞大，但也有一定的舆论与社会基础。从光绪三年(1877)《万国公报》刊载的《日本新设幼稚学塾》(431卷)及《选录保婴简捷章程》(436及440卷)两文开始，晚清时期约有百篇左右的文章专门谈论学前教育思想的各种内容，大部分的文章集中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后，其一半以上的文章涉及到了海外学前教育思想的内容，这是国人对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初步努力。这些文章所引进的海外学前教育思想来自于日本、欧洲、美国、印度等资本主义国家。
从这些文章作者或译者的身份来看，既有张士一这样的教育家，潘光旦这样的社会学者，亦有马叙伦这样的哲学家，更有尹昌龄这样的官僚学者，其中不乏康有为、梁启超这类思想家。可以说，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在中国的初始传播者是以社会中上层知识分子群体为主，局限于学术与教育圈内。
他们为什么要将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引进中国呢？这种群体性的自觉行为根源于近代民族危机下知识分子群体对强种强国的期望。他们发现世界强国其国民的强盛是从幼儿教育开始的，从而关注其中并希望能够通过学习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以达到强种强国的目的。马叙伦就直言不讳道：“振之之术，固非兴教育而莫能为力矣。而兴教育之要，又非重儿童教育不能为力矣。”[2]有无名氏言：“世变深需才，切今日之变，既非一二豪杰所能济事，乃不得不望之一般国民，以谋教育之普及。而教育必自童蒙养正始。吾国教育，近始萌芽。吾未敢谓操术者于儿童心理发展之序。”[3]他们将中国的未来寄托在幼儿身上，“请言儿童教育而示其方法，播兴国强种之种子于今日，以冀收效果于他时，斯则我辈之厚望也夫”。[2]在引进这些思想的时候，学者们也很谨慎，如张士一就谈到他对美国女教育家白莲痕教育思想的引进，“断章取义，草录成篇。因国俗有不同，故于引证取譬之处，微有出入。惟是人性皆然，所以奏功。于教育之道，亦莫能异，是所望于有教导儿童之责者，明辨而笃行之，则庶几矣”。[4]
晚清被引进中国的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以学前幼儿心理及保育思想这个领域的内容最丰富。有些学者认为海外近代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育儿观念有不少共通之处。德育就是其中之一，学者们认为德育是幼儿成长所必须接受的教育，并且这种教育是贯穿生命始终的。“儿童教育自胎育始而德育终，我中国古盛时教育家之通则也，虽然，泰西于此说尤备，吾采其目以表之。”[2]马叙伦曾将海外近代幼儿心理与保育的思想内容一一与中国传统育儿观念内容相对照，认为近代所谓针对幼儿的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离不开中国传统的认识，如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所倡导的学校教育实际分为德育与智育；家庭教育则分为体育与胎育。而德育包含“道德(义侠、仁恕)、性情(温雅、刚毅)”；智育包含“演说(理想、故事)、讲解(拼文、诵读)”；体育包含“运动(器械、柔软)、游戏(玩弄、诗歌)”；胎育包含“饮食、起居”。[2]中外教育的名称有异，但内容相近。就如胎育而言，他以为中西方的胎育观念虽然有所差异，但重视之心却是一样的。“儿童之壮弱皆基于胎育之时，故胎育实为体育、智育、德育之本。胎育良者则体育智育德育易施，而收效亦速。胎育不良者，警诸草木，其根已腐，虽未尝不灌溉之，培植之，生机已竭，而欲其滋长也难矣。”[2]姑且不论其阐述是否得当，这种对比的尝试证明当时的学者们对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认可，也是其能够在中国传播的情感基础。马叙伦所作的《儿童教育平议》也是当时国人关于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的代表作。他虽然坚持中西理念上的共同出发点，但也谈到了由于文化背景及科学发轫的不同，中外学前幼儿心理及保育思想各有其独到之处。如在学前幼儿体育方面，中国显然落后。“体育者，智育之基础也……泰西生子三四龄，即为之设运动场、游戏所，任其舞蹈，率其歌唱。而中国则不然。”[2]然在德育方面，马叙伦坚持认为中国传统的德育更加成熟，对于学前幼儿心理与保育而言更为合适。“泰西各国智育虽盛，而其德育则尚为幼稚时代。”[2]不过，他也对这种“成熟”的德育中的缺陷进行了批评。“我中国之讲德育久矣，虽然，此犹德之私而非其公也；此犹德之狭义而非德之广义也。”[2]此外，中外学者都认识到了情感在学前幼儿的心理与保育领域的作用。早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由秀耀春译、汪振声记的《福若伯训蒙法》就提到：“其相亲之理，不在飞潜动植外著之形象，而在外物内有隐含之真机，使飞潜动植，自能鼓动于不觉。孩提之心，亦有天机之流动，故喜与相亲，有合而同化之理。”[5]这是以中国人的话语方式对福禄贝尔关于幼儿情感沟通理念的解释，实际上是认同了福禄贝尔的观点，并且不自觉地流露出了传统国人育儿观的相同之处。
海外近代幼儿心理与保育思想引进最为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近代科学所带来的关于幼儿生理状况的研究与了解，这方面的成果也部分地被引介进来。晚清新派人物尹昌龄曾撰文《儿童性质谭》，大量介绍了海外关于儿童生理心理发育的知识。如日本学者对于儿童脑部发育的研究，“初生乳儿，其脑量重十三温司(每温司重七钱六分余)，以后其平滑细胞渐增襞皱，及于长成，平均之量为四十七温司。其身长在初生时自四十八乃至四十九生的迈当。体重则初生儿自二千七百格兰姆至二千九百余格兰姆(每格兰姆重二分六厘余)”。[6]这种科学的测量研究是国人所未进行过的。他还将康德等人关于儿童的气质分类进行了介绍，这也是国人第一次接触到这些内容。“德儒康德约分儿童气质为四类：曰多血质，多轻快之举；曰胆汁质，具刚毅气象；曰神经质，是偏于幽郁者；曰粘液质，是偏于迟缓者。德儒浑特，则又以情绪之强度，及时间之关系，以为分类之标准。谓弱且速者为多血质；强且速者为胆汁质；强且迟者为神经质；弱且迟者为粘液质。后之学者，多宗其说。”[6]一直接受传统理家文化性情之说的传统学者们，是能够很快接受这种“东渐”的西学内容的，也很快积极展开了比较研究的讨论。这些经过尹昌龄精心选择的引介内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带动了其他学者的兴趣。
在学前教育体制思想领域，晚清国人以日本、欧美为学习榜样，引进成果也颇为丰富。晚清学前教育体制思想的引进前提是西方教会的学前教育机构在中国的创办。19世纪70年代，法国巴黎耶稣会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前教育机构，拉开了教会学前教育机构在中国的创办热潮。晚清，在上海、福州、厦门、青岛、烟台等城市都有类似机构的出现。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五大洲女塾通考》第十集中的记载，自1880年代至1900年前后，基督教各会在中国共办6所幼稚园，收幼儿194名。[7]这些教会学前教育机构多采用近代学前教育体制而组建运作，客观上为国人了解海外近代学前教育体制思想起到了铺垫作用。国人也从此开始对学前教育机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探索的激情。郑观应就研究过德国的学前教育制度，认为“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8]梁启超也有感悟：“人生百年，立于幼学。”[8]这些介绍为中国官私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出现奠定了思想基础。
因为国人最早创办的近代幼稚园是以日本教师为指导的，加之日本学制对于中国的影响，故晚清引进海外学前教育体制思想伊始，是以日本为主要学习蓝本的。正如时人所说的：“东瀛既尝兼采泰西之长，度其所以然以善用其长矣。”[9]《万国公报》431卷上登载了《日本新设幼稚学塾》一文，对日本的学前教育机构进行了详细介绍。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取日本人所论教育次第”为榜样，设置了“教育期区分表”。他也成为了第一个将日本学前教育制度引入中国的学者。康有为流亡日本期间，也依据日本的幼教现实，对自己的《大同书》进行修订，提出了设立“胎教院”“育婴院”“慈幼院”等机构的设想。光绪二十九年(1903)，《教育世界》第46号、77号相继刊载了日本学者关信三《幼稚园二十游戏》、东基吉《幼稚园保育法》等作的译文。但随即福禄贝尔式的学前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与日本式一样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晚清学者们在学前教育体制思想方面最大的进步是对学前教育实体的认识更加清晰与具体。很多学者提到了福禄贝尔对近代幼稚园的首创之功。“至于幼稚园，则皆为保姆，无所谓教师也。德人福兰摆尔创为斯制。盖以为幼儿比之植物，保姆比之园丁。”[10]他们对近代幼稚园的功能有了大致的认识，如对幼稚园的目标及入学幼儿的年龄标准等认识都较明晰。“幼稚园专注意于幼儿身体之发育，兼立寻常小学校之基础为主，幼儿自三岁至六岁入之。”[9]对外国幼稚园的介绍在不断深入，如：“(英国)伦敦有幼稚园百余所，均系该处有势力者所设，其小儿之数约占伦敦学堂学生百分之一。”[11]“(日本)幼稚园者，市町村立或私立，其学额多至百五十人，保姆一人所保育在四十人以内。”[9]理性认识之余，对近代幼教机构的感性认识也在增加。晚清曹氏一家开办幼稚园之前，就曾参观过外国人所办的幼稚园。“初不识雷夫人，未见西人在都城所立幼稚园，仅于西城蒙养院迭次参观。”[12]其时，参观外国人所办近代学前教育机构的国人不在少数。海外学前教育师资的职业化观念也受到了中国学者的肯定。学者们更新了以往育儿的传统观念，对学前教育师资的职业化有了初步的认识。“西国高等妇人，各有职业，无瑕自教其子女，故保育之事，多托付于幼稚园，或特延女师任之”。[12]他们认识到这是一个随社会进步而不可逆转的趋势。由于国人自办学前教育机构的师资极其缺乏，一些日本学前教育专业人士进入中国服务。如曹氏家族创办的家庭幼稚园“延致日本饭塚、加藤两女士、美国雷夫人、高教师，时相往还，讲论教授”。[12]光绪十八年(1892)，美国监理公会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创办了幼稚园师资培训班，招生20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美国卫理公会传教士金振声创办苏州英华女塾，也从事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工作。除幼稚园之外，与学前教育制度相关的一些内容在中国也开始受到关注。如蔡文森对外国儿童图书馆的介绍，“欧美各国，凡万家之市，十室之邑，无不有儿童图书馆。日本东京近开日比谷图书馆，特设儿童阅览室，此为日本设儿童图书馆之嚆矢”。[13]客观而论，晚清学者们对海外学前教育制度思想的引进极大地丰富了国人的认识，直接推动了晚清学前教育事业的启蒙。
在具体的学前教育教育思想领域，晚清学者们也有很多贡献，其中以对福禄贝尔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最为关键。光绪二十五年(1899)，《万国公报》第122期登载的《福若伯训蒙法》一文首度对福禄贝尔的生平进行了介绍，对其在学前教育领域的地位也作了肯定。“欧洲……自一千七百九十年，至一千八百九十年，此百年间，改正学校者，颇不乏人，其中最为切要者，当以福若伯首屈一指。”[5]他们总结福氏的学前教育理论是以自然为原则，认为其合乎幼儿天性的自然发展。“福君以其教法合乎天然之理”，[5]其教育方式“不可过于严肃，不可视为轻藐，须察孩童嬉戏时所最爱之事，即从此中引诱之，于游戏之中，增其学识，使其知有滋味，而不觉厌苦。其法依其年岁，及其所有之知识，循序而引导之”。[5]但同时也认为福氏的教育方法有着严格的程序。“福君所著教法书内，论及人之一生，所用功夫，俱有次第，须随时调和，不可一刻怠忽。”[5]接触到福禄贝尔思想的国人一般对其持赞同意见，认为这是近代科学的产物。“余于福君所参悟之理由，虽未能窥其奥蕴，但觉示人之途径，乃学校中步步向前之正路。”[5]这也是福氏教学法很快在中国代替了日本式教学法，成为晚清乃至民国学前教育主要教学法之一的原因。在一些具体的教学附属方法上，国人也有触动，如对待童话的态度。“泰西自德国富洛伯尔(Froebel)创兴幼稚园以来，童话即认为一种教育材料，吾国此道尚孤，亟宜提倡。”[4]
引进中国的近代海外学前教育幼儿关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幼儿的自立方面。一些学者首先认识到在幼儿自立方面，中外存在着巨大的认识差距，而导致这个差距鸿沟的原因就是学前教育指导思想的偏差。“泰西人多自立，中国人多依人，此固基于儿童教育时矣。”[2]徐澄比较中外幼儿的自立程度与年龄。“泰西各强国，子生期年，即离父母之怀，嬉戏自如，居然习惯。”[2]西方各国父母是创造条件以鼓励幼儿尽早自立的。“虽有保姆之提携，然仆则必任其自兴也。行则必令其前驱也，其意以为异日自立之基。”[2]中国幼儿恰相反，“三尺之童，依父母不舍昕夕，然且喜泣不时，起居无节”。[2]行动不能离人，父母须时刻关心。“仆则号啼，不知自兴。行则以婢仆共之，而为之父母者又徙而时时扶拥之、追随之。”他评价道：“夫此固父母爱子之心哉，然爱之为祸。”[2]此外，对于学前教育中父母角色的探讨也从晚清开始起步。“西儒弥勒巴有言曰：‘教子之道，惟在父母。’”[14]虽然和中国传统育儿观的“子不教，父之过”相类似，但近代西方社会的父母教育理论已经远远超越了中国的传统经验育儿观。一些学者开始介绍西方妇女职业教育的内容，希望通过妇女的教育与解放来解释西方学前教育思想的进步。“德意志称教育极盛之邦，百人中受教育者，可得九十八人。亚洲以日本为最著，号称受教育者，得百之八八至百之九十。”[10]不少人认识到中国民众受教育程度的不足也是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障碍，相关论述较多，《教育杂志》1910年第7期发文《英国女子职业教育》就是典型之作，此不赘述。
在晚清海外学前教育思想引进的过程中，本土传统育儿观念在经验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特别是随着清末新政的开展，本土传统育儿观念也在冲击中开始了自觉的回应与提升。
首先是近代学前教育的理念开始在中国生根，传统育儿观念开始出现新的内容。一贯将幼儿当作缩小版成人看待的观点开始松动，部分先进的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幼儿的地位以及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价值。他们认为因近代中国学前教育事业的落后，而使国人的整体素质直接受到影响。“夫七尺头颅，巍然高大，而或蠢如鹿豕，愚如牛马，贱如奴隶，弱如妇女”，原因就在于“儿童教育不良之所致”。[2]学者们重新评价学前教育的价值，重新反思幼儿的地位。“儿童者，我中国大豪杰、大英雄，大圣贤之父也、祖也、不祧之宗也。”[2]“中国而欲自强，其可不讲儿童教育哉？”[2]这些言论是对几千年来轻视幼儿地位观点的有力反动。针对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反思也开始出现。如学者张士一对欧美童话的评论就很实际，他认为欧美童话编著者太过拘泥于科学内容，失去了童话应有的旨趣，即“助儿童表张其活泼之精神”，一旦失去了这种精神，“则科学不过死智识”。[4]张士一的批判勇气体现了当时部分学者已经开始进行国情与海外近代学前教育和谐发展的探索。“中国儿童教育之不讲也，久矣。”[2]对于中国近代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必要性，有学者表示了积极的期待。马叙伦称：“泰西儿童教育合胎育、体育、德育、智育而其用始全。”[2]这是对近代学前教育思想整体观的评价。亦有时人对现状表达了不满：“我国就学之风未盛，常人之情，宁可将其幼儿安心付之婢媪，而不轻易托之师保。”[12]他们反思中国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落伍：“中国之不兴，我儿童之辱也；黄种之不强，我儿童之耻也。”[2]一些学者从实际出发，关注学前教育中的具体细微问题。如在幼儿身体发育方面，有学者在国外学者的启发下，研究中国幼儿与近视的关系。“德国逊遂尔氏曾发现六岁儿童有百分之二点八为近视，十岁者有百分之十二为近视……吾国近时近视眼人亦日益增加。”[15]又有无名氏以读书为例谈及幼儿情感发育问题：“儿童至能读书之时，其精神即渐渐飞跃。虽然，道德上身体上精神上堕落之危机，亦即发生。故于此时之儿童，万不可使其精神衰弱昏昧，且须留意其所读之书。”[16]甚至注意到随着年龄的增长，男女之间读书旨趣的不同。“男女读书趣味之不同，在幼童时代，初无分别，至二十岁左右，其差异之点渐见。”[16]更宝贵的是有人对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产生反思，认为应该谨慎地加以取择，不能全盘接受。晚清近代学前教育的实践者曹斐等人就曾有过这样的感触：“东西保育家精义甚多，近人虽颇有翻录，然苟不知其所以推行之。”[12]如何去“推行之”，是需要在对国情的摸索下进行大量的实践，方能有实际的效果。这些都说明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在海外近代学前教育思想的引进下，受到启发并有所领悟与创造。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范文3
当然，要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需要教师从思想上重视，从高一到高三，循序渐进，落实到每一堂课的教学中。每一阶段、每一堂课，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的特点，分别有重点地进行某一项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
以下笔者从试题入手，分析如何通过“对比”教学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一、讲评课中进行对比教学，提高学生思维迁移能力
例1：地―气系统（大气和地面）吸收太阳短波辐射（能量收入），又向外发射长波辐射（能量支出），能量收支的差值，称为辐射差额。下图示意沿海某地多年平均辐射差额的月份分配，看图完成下列2题。
6.若只考虑辐射差额对气温的影响，该地气温最高的月份是（ ）
A.4月 B.6月 C.7月 D.8月
7.该地年总辐射差额为负值，年平均气温却未逐年下降。产生该现象的主要因素是（ ）
A.大气环流、大洋环流
B.大洋环流、海陆分布
C.地形起伏、海陆分布
D.大气环流、地形起伏
第6题失分较多，学生反映：如果没有上面这幅图，凭着“沿海某地”气候的海洋性特征，可以得出最高气温出现在8月这个正确答案，而看了这幅图，受误导，反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针对这种情况，在讲评第6题前，可以对比展示另一组出现频率更高的题目。
例2：下图是“某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随时间变化示意图”。读图回答1～3题。
1.关于该国人口特征的叙述，正确的是（ ）
A.①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
B.②到③期间，人口总数不断增加
C.④时期人口变化幅度最小，人口总数稳定
D.③与⑤时期相比，人口总数一定相等
2.目前人口增长特点与②时期可能相符合的国家是（ ）
A.尼日利亚 B.韩国 C.中国 D.美国
3.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④时期人口问题最不突出
B.②时期是经济水平最高的时期
C.③到⑤期间，人口数量不断减少
D.②到④期间，受人口数量的影响，经济水平不断下降
讲评：
第一步：读图“三步曲”（一图名、二图例、三注记）。本图为“某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随时间变化示意图”，横坐标为时间，纵坐标为自然增长率的高低，表示增长速度的快慢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第二步：读主图，抓关键。分析图要抓住几个关键点，其中①-③之间为正增长，而②点为正增长最高值（即人口增长最快之时），既然是正增长，人口总数不断上升，所以③点为该国人口总数最多之时；③-⑤之间为负增长，④点为负增长最大值（即人口下降最快之时），从③-⑤人口总数持续下降；③和⑤两点为零增长，增速为零，但人口总数并不一样，⑤的人数要比③更少。
第三步：逐题分析得结论。第1题，①时期人口出生率未必最高；④时期人口总数下降最快。第2题，②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2.8%，人口再生产类型判断为传统型，与尼日利亚一致。第3题，④时期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②时期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发展形成压力；②到④期间，人口数量先增后减，但经济水平未必下降。（答案 1.B 2.A 3.C）
学生理解了以上3道题，再对比分析第6、7题，通过思维对比和思维迁移，很容易理解。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让学生自己解析这道题。
学生解析：4～8月，辐射差额为正值，热量支出小于收入，气温逐渐上升，7月上升最快，8月气温达到最高；9月～次年3月，辐射差额为负值，热量支出大于收入，气温逐渐下降，12、1月下降最快，4月气温达到最低。（答案：6.D 7.A）之后，教师补充：根据海洋性气候，进一步验证，该地气温最高值应该出现在8月份。第7题，只要教学生如何从教材去寻找答案即可，分别在必修1第二单元和第三单元，大气环流和大洋环流的意义中都有涉及。
这样做的目的是：（1）通过对比教学，加深学生印象，培养学生比较思维能力；（2）通过对比教学，教学生学会思维迁移，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3）通过学生去教材寻找答案，提醒学生复习要回归教材，培养学生由教材的已知知识推理出未知的知识的能力；（4）通过教师的教、学生的学，培养学生有条理表达能力。
在这堂讲评课中，教师的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比较逻辑思维能力上。如果教师在每堂课都能有目的地培养学生某方面的逻辑思维能力，从高一持续到高三，通过类似这种题组对比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有目的性地培养学生的某项逻辑思维能力，学生积累的解题能力应该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
二、将不同学生的答案进行对比教学，培养学生表达的逻辑思维能力
学生在综合题上的失分，则反映出学生逻辑表述能力的欠缺。
上新课注重培养学生对比思维能力，而讲评课则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对比表达能力。教师在讲评试卷时，可以同时展示几份学生同一试题的答案，由几位学生依次对不同学生的答案进行分析、评分，并说出得分的原因。
例3：说明A地气候类型及其形成原因；分析影响该地谷物生产的不利气候条件（8分）
[学生答案1＼&学生答案2＼&参考答案＼&温带海洋；受大西洋的气流影响，降水平均；受副热带气压影响，雨热不同期；全年温和湿润，不利于种植谷物，利于牧草生长，温差小，热量不足。＼&①气候类型：温带海洋气候。
②成因：西邻大西洋，且沿岸有暖流经过；位于中纬度，终年受中纬西风影响；地势平坦，利于西风深入。
③不利影响：阴雨天多，云雾多，光照不足；夏季气候偏低，不利于作物成熟。＼&温带海洋性气候（2分）；终年受西风带控制（1分），受暖流的影响（1分）；夏季气温较低（2分）；日照较少（2分）。＼&]
点评：
学生的主要失分点在于语言表述不严密，将“温带海洋性气候”表述为“温带海洋气候”（答案2）或“温带海洋”（答案1）――扣2分；将受暖流影响表述为受“海洋”（答案1）影响――扣1分；将“夏季气温较低、日照较少”表述为“全年温和湿润，不利于种植谷物”或不表述（答案1）――评分标准规定这些说法不得分。答案2相对条理性更强，逻辑思维能力较强，除了气候类型表述错误外，其他表述合理、到位，可以更简练一点。不少考生反映该题较容易，满怀信心，却不得分。语言描述的规范性、严密性是知识要求，更是能力体现，考生在备考中要注重语言表述能力训练，准确阐述地理事物，真正做到“会做的题不失分”。
这种由学生学着改试卷的方法，既可以让分析的学生学会如何寻找得分点，又可以让卷子的主人（匿名的）对比分析自己失分的原因。通过这种对比教学，训练学生口头表达和书面表达的能力，从而加强学生答题规范训练和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当然，教师要引导学生如何审题。例如，对比辨析设问的行为动词（分析、简析、描述、说明、写简述、对比、比较、评价、概括、运用、指出等），不同的行为动词，其要求也不同，对学生答案的评分也不同。
三、课堂适当引入题组与新课内容进行对比教学，提高学生对比思维能力
教师若利用教材案例，在课堂上适当引入一些题组进行对比教学，既调动学生思维的积极性，又培养学生对比思维能力。例如，必修1第四章《地表形态的塑造》、第三节《河流地貌的发育》，在介绍三角洲的形成时，引用“案例3黄河三角洲的发育”，可以引入高考题进行对比教学。
资料1：黄河三角洲的发育
黄河是一条多沙的河流，据20世纪90年代统计，中上游每年输出泥沙16亿吨，经河口入海的约有12亿吨。而黄河在入海口的潮流作用很弱，河口潮流的落差通常只有0.8～1.0米。由于潮流弱、搬运能力差，黄河入海的泥沙约有40%在河口附近淤积，河口两侧的堆积体以每年2～3千米的速度向海洋延伸，黄河三角洲也以很快的速度向海洋扩展。
[资料分析]
（1）黄河河流中的泥沙来源于哪里？
（2）依据资料分析黄河三角洲快速发育的原因是什么？
（3）以黄河三角洲为例，概括总结河口三角洲形成的一般过程。
[设计思路]
学生阅读资料1和卫星影像图――在资料中划出关键字词――提出需要教师帮助解决的几个专业术语――展示三个问题的答案――教师点评――知识迁移。
通过资料1展示给学生黄河三角洲比较宏观的发育过程，给学生做一个基础知识铺垫，使学生较为容易地解决资料分析中的第一个问题。同时，在资料中引入较为专业的知识，例如入海河口潮差大小、潮流搬运能力强弱等。学生通过思考，可以得出它们与泥沙淤积之间的关系，回答资料分析中的第二个问题。通过第三个问题，可培养学生归纳总结问题能力以及语言表达方面的能力。
通过以上资料及问题分析，要求学生对河口三角洲的发育，抓住3个本质问题：（1）淤沙来源；（2）沉积条件；（3）河口潮流强弱。
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对黄河三角洲形成的分析之后，展示下题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进一步检验学生的掌握能力。
例4：看下图，指出G河没有形成明显三角洲的原因，并加以分析。（16分）
解题思维导图：
・质疑――发挥联想――调取信息――有据可依――知识迁移
这道题在当年高考中得分率较低，但将它与“黄河三角洲的形成”进行课堂对比分析，难度就降低了。学生有据可依，只需将前者迁移到后者中。
[黄河三角洲快速发育的原因＼&G河没有形成明显三角洲的原因＼&（1）黄河下游地势低平，流速缓慢，河口附近潮流弱，搬运能力差，泥沙易沉积。
（2）黄河是世界含沙量最大的河流，特别是中游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入海泥沙多。
（3）入海口海水较浅，潮流弱，泥沙快速沉积，三角洲发育快速。＼&（1）入海泥沙较少，因为G河在M点以上多流于盆地中，流速较小，易于泥沙沉积；且从纬度位置和地形看，流域内热带雨林广布（植被覆盖率高），水土流失较轻。
（2）入海口附近，泥沙不易沉积，因为地形高差大，河流落差大，流速大。
（3）入海口海水较深，潮流强，泥沙不易沉积，没有形成明显的三角洲。＼&总结：
（1）淤沙来源；（2）沉积环境；（3）河口潮流强弱。＼&]
有的教师会认为，必修1教学进度紧，教学任务完不成，没有时间补充高考题；有的教师认为，高一渗透高考题，难度太大……其实，通过对比教学，已经将难度下降，另一方面，学生对比思维、对比表达能力提高，就不需要教师将每个知识点全部都讲到，学生已经学会举一反三。正所谓“教是为了不教”，学生学会了“质疑――联想――迁移――分析”，还担心不会解题、不会考试吗？
对比教学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应的知识点结合在一起进行教学，找出异同，使原来枯燥、抽象且难于理解、接受的内容变得生动、有趣，一目了然，易于接受和掌握，既丰富了课堂教学，又激发了学生的思维，变教师“填鸭式”说教为学生的自主的轻松理解，从而使“教”与“学”得到统一。
通过对比，教师可帮助学生串联相关知识，构成知识的有机体，有助于丰富学生的知识网络，能由此及彼，触类旁通。学生还可在比较中进行筛选和吸收，将知识内化，形成自己的个性。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范文4
1927年秋的一个晚上，杨贤江从武汉返回上海，回到余姚，徐步跨上通济桥。他摇着一柄纸扇，低头沉思上海“四一二事变”，残酷镇压共产党人的情景，武汉“七月事变”，跟着的暴行，很多同志被反动派杀害……一幕幕让他阵阵心酸，更激起了他心中无限的悲愤，他深深地感到了作为共产党人的责任重大。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月光里，杨贤江远望姚江水面星光点点，近看纸扇上的山水画面，口占一联：
脚踏一天星斗，
手摇万里江山。
这副对联，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低潮时的不屈精神和凌云壮志，体现了一个具有渊博知识、勤勤勉勉的革命家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风范。
一、刻苦攻读，立志教育救国探求真理，投身革命运动
杨贤江，字英甫，1895年4月出生于浙江余姚县云和乡杨家村(今慈溪市长河镇分江市村)。父亲杨树芳，是个贫苦的成衣匠(裁缝)，母亲方氏，常年纺纱织布，并种些蔬菜出卖，以补助家用。杨贤江有三弟两妹，因是长子，父母节衣缩食供其读书求学，7岁时在本村私塾启蒙。一天，杨贤江随母亲去邻村范樵生老师家，刚进门，恰巧范先生的儿子不慎打破了饭碗，范先生顺手打了孩子一个耳光，孩子哭了起来，弄得方氏很不好意思，连忙去帮着收拾破碗和残饭，并哄孩子不要哭。范先生静下来问杨贤江几岁了，喜欢不喜欢读书，小贤江一一作答。范先生想到刚才打孩子的事，问杨贤江：“假如你家里有人打碎了碗，怎么办?”小贤江想了想，回答道：“打破了，要看打破碗的是谁?是有意还是失手?打破的碗值不值钱?”范先生听了杨贤江的回答，对方氏说：“这孩子真聪明!”后来，杨贤江就由范先生推荐，跟随范先生到余姚郑巷奚山初等小学堂插班读书。
1909年，14岁的杨贤江转学到余姚泗门镇诚意高等小学堂，16岁毕业，因品学皆优，留母校任教。不久，在父母的包办之下，杨贤江与比他大2岁的邻村姑娘张淑贞结婚。杨贤江对这种缺乏爱情基础的婚姻颇为不满。当时，父亲因生活拮据，希望他当个小学教师，但杨贤江一心求学，终于说服父亲，于1912年考入膳食全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浙一师是浙江最有声望的学校，校长经享颐是位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人称“蔡元培第二”。经享颐富有政治远见，锐意进取，敢于接受新事物，是“五四”时期浙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延揽一批学者如李淑同、夏丐尊、胡公冕等，不仅知识渊博，教学认真，而且思想进步，有强烈的爱国热忱。杨贤江在名师熏陶下，发奋读书，立志教育救国。每天清晨，他总要抽一段时间独自在校园里高声朗读英文。入学第三年，他不但能阅读英文书报，还开始写译关于新教育的著作，并经常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投稿。1915年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五篇文章，其中《我之学校生活》一文是杂志的特别征文，被评为第一。文章里除了进一步阐发他对主动学习的见解外，突出提到了德智体三育兼备的思想，认为“必兼有三育，融合精彻，始能成完人”。除了学好学校规定的全部功课以外，他还在课余跟从夏尊先生学会了日文。浙一师有藏书楼，楼中多日文书，他借书借得最勤，他翻译的日文书籍准确流畅，很受夏先生赞赏。杭州有规模很大的省立图书馆，星期天，他总是上孤山去阅读。在浙一师的五年间，他获得《学生杂志》征文比赛第一名，是全校优等生奖学金的获得者。因他功课好，品德好，全校师生都默认他是模范生。
1917年夏，杨贤江在浙一师以优异成绩毕业，经校方推荐，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学监处事务员，并旁听大学课程。他一面工作，一面读书，旁听了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又参加商务印书馆举办的英文函授学习。其间，他与恽代英相识，建立通讯关系，成为挚友。
1919年5月，北京学生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在“”巨浪的冲击下，杨贤江大量接触新思想、新学说，不断深入思考社会问题，结交了不少新朋友。同年8月，经邓中夏介绍，杨贤江参加了等发起的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的“少年中国学会”，并被推选为南京分会书记。
1920年8月，杨贤江受聘去广东肇庆任高要县国民师范补习所教务主任，并讲授教育学、教育史、心理学、伦理学等课程。但事与愿违，到肇庆后正值粤桂军阀混战，兵荒马乱，补习所和其他学校都无法开学，他被困愁城50多天。在肇庆，杨贤江亲眼目睹了军阀之残暴，士兵公然出卖抢劫来的还带着血迹的金银首饰。这使杨贤江多年来谋图教育救国的信念受到很大打击。他在写给同学的信中说：“我从四千里外，专程到此，终算冒了个险……唯一念及教育前途，则不禁恻然耳。”就在杨贤江对国家前途、个人事业彷徨的时候，他意外地接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的邀请信。朱聘他担任商务编译所和《学生杂志》社的编辑工作，杨贤江欣然前往。
当时，商务编译所聚集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如沈雁冰、胡愈之、郑振铎、董亦湘等。1921年10月，杨贤江进了编译所，并担任《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与他们志趣相同，意气相投，他如饥似渴地钻研马克思主义，探求革命真理，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由沈雁冰、董亦湘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二、铁肩担道义，接编《学生杂志》妙手著文章，指引青年奋进
“”以后，杨贤江接编《学生杂志》。他顺应时代的潮流，对《学生杂志》的内容和形式都作了彻底的改革：一、全部改用白话；二、主张青年应关心国家大事，适应世界潮流，反对埋头读书；三、文学应对社会起促进作用，反对一切新旧八股；四、青年谈恋爱是可以的，但必须认识到恋爱只是生活中的一个方面，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事要做，不应该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杨贤江锐意变革，从1921年开始，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专论和社评，引导青年学生树立革命的理想和生活目标，对青年的各种切身问题给予全面的关心和指导。这些文章立论新颖，简要生动，揭露深刻，批判尖锐，富有时代精神，大受青年学生的欢迎。这个时期《学生杂志》的发行量一跃而居全国同类杂志之冠，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为当时“思想最高尚、最纯洁、最切实、最缜密而又是最富有革命精神的杂志”，成为“指导青年走向光明之路的明灯”。杨贤江因而受到青年学生的爱戴。
杨贤江认为青年运动是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生运动又是“我国青年运动的先锋”。他经常抓住时机，组织专题讨论，宣传革命的真理，团结教育青年。1923年，他在《学生杂志》上接连组织了学生入党、学生参政问题的专题讨论，和主编《中国青年》杂志的恽代英一起，发表了不少文章。他指出学生求学的目的，在于改造社会，使群众获得幸福的生活。这两次专题讨论震动了整个教育界，澄清了学界不问政治、关门读书的糊涂思想，对于广大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投入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1924年2月，杨贤江针对上海颇有名气的澄衷中学举行策问式会考事件，发表署名评论《国故毒》一文，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考试乃是国文教育上的复辟行为，凡不甘受束缚教育的青年学生，应该对于这种行为竖起反叛之旗，大喊一声‘革命’!”这篇评论文章，击中了复古派的要害，急得封建学阀、澄衷中学校长曹慕管咆哮如雷，在报刊上公开指名攻击杨贤江，并纠合顽固势力向商务印书馆施加压力。“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杨贤江不为其汹汹气势所吓倒，继续发表文章反击。当时，恽代英、肖楚女、陈望道、曹聚仁等著名人士也著文声援，封建顽固势力掀起的复古读经逆流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1924年1月24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噩耗传来，杨贤江立即在同年2月号《学生杂志》上及时插入了有关这一重大事件的报道。他在卷首最显著位置刊登三幅列宁遗像和他亲自撰写的悼念列宁的文章。他在题为《列宁与中国青年》的社评中指出：“我以为像列宁这样一个人，实在可以作为我们中国青年的模范……列宁的刻苦力行，列宁的勤学研究，列宁的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谋解放的革命行为，都是我们做青年的好模范。”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在一个刊物上刊登几幅列宁照片和发表两篇纪念列宁的文章，是平平常常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在大革命前夕，在反动政府统治之下，看红皮书都有被当做“赤党”遭杀头危险的年代，杨贤江把个人安危得失置之度外，以高昂的战斗姿态，号召读者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学习，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胆识，是难能可贵的。
杨贤江懂得青年的心，善于瞄准青年中普遍存在的实际问题。他在1921年春创造性地开辟“通讯”专栏，公开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从世界大势、国家命运、人生前途到婚姻恋爱、职业选择、处世交友等青年学生面临的特有问题，杨贤江总是耐心地给予解答指导。这样的通讯简明扼要，有的放矢，极受读者欢迎，同时也加强了读者与编者之间的亲密关系。后来，提的问题多了，而通讯的方式又难以满足广大青年学生的求答要求，杨贤江干脆在1923年11月号《学生杂志》上开辟“答问”专栏。尽管工作量大，然而他总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努力去做。有时一期杂志上刊登80多则答问，最多的一次达109则。通过这些通讯、答问，我们可以看到杨贤江对广大青年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对中国革命的一片赤诚之心。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处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双重统治下，要想办个进步的宣传革命的刊物谈何容易。杨贤江集组稿、编辑、校对于一身，为办好《学生杂志》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一时期的《学生杂志》生气勃勃，销路大增，遍及全国大中学校，甚至远销海外，影响极为深远。不少青年学生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参加了革命，有的后来成为中共的高级干部。李一氓在《纪念杨贤江同志》一文中评价说：“他与恽代英同志的工作是相辅而行的。代英同志对于青年工作的实际指导多，而贤江同志则对于学生运动的教育工作多。当时比较进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大体上都受《学生杂志》的影响，而实际则是受杨贤江的影响。”
从1921年到1926年的6年中，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署名的论文、社评190篇，通讯130篇，答问1500多则，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全人生指导”思想。杨贤江认为，青年人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他们的生活应当是“全人”的，既包括肉体方面，也包括精神方面。但是，由于“向来的学校教学，大都偏于知识的传授，而对于良好习惯的培养，青年问题的探索，未尝加以留意”，以致产生种种畸形的人生。为了帮助青年过健康、圆满的“全人生活”，为了培养“中国社会改进上适用的人才”，就必须对青年进行“全人生指导”，使他们成为“有了肉体，又有精神；有了个性，又有群性；有了现实，又有理想的‘完全的人’”。
三、叱咤风云，组织参加武装起义指点江山，宣布成立“临时政府”
1923年，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成立，杨贤江与沈雁冰、林伯渠、董亦湘等九人任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共中央与各地方党组织的秘密通讯与联络工作，并与恽代英一起分工负责青年学生方面的工作。1924年，杨贤江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选补为委员。国共合作后，杨贤江参加，并担任上海市党部青年部长，同时，曾先后兼任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及上海大学附中教务主任。
杨贤江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个人生活极为节俭。他没有嗜好，饮食简单。菜汤里加一点“味之素”(味精)，周末喝一小杯五加皮酒，已经算是奢侈了。这固然是他的穷学生出身所养成的习惯，也与他的家庭负担较重有关。在经济上如此拮据的情况下，他还和沈雁冰、侯绍裘等同志一道捐助中共江苏省党部光洋各100元，以帮助解决他们的经费困难。
1924年，杨贤江回宁波、余姚等地发展中共组织，与宣中华等到杭州建立中共浙江省省委。
在编译所工作期间，由于缺乏爱情基础，他和张淑贞离了婚。但双方关系处理得较好，离婚以后，杨贤江继续供她在绍兴明清女子师范读书，直到毕业。1925年，杨贤江与杭州女子师范毕业的姚韵漪结婚，建立了新家庭。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杨贤江站在领导运动的前列，和沈雁冰、董亦湘、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上海教职员救国同志会”，积极参加爱国反帝运动。当时，杨贤江兼任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他们印发宣言，组织演讲团，到工厂、学校和郊区农村宣传反帝救国的道理。这样，引起了――西山会议派的妒恨，竟然非法开除杨贤江、沈雁冰、恽代英等的党籍。为此，在广东的中央派筹备员到上海，于1926年1月成立上海特别市党部，宣布杨贤江、恽代英、沈雁冰、杨之华等九人为执行委员。
1926年，北伐军从广东出征，大革命进入高潮，杨贤江担任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任东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当时恽代英、沈雁冰等已离开上海，杨贤江的责任更重了。他不得不离开工作了六年的《学生杂志》，全力投入革命的领导工作，从此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
1927年2月初，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的两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又派军委书记到上海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杨贤江积极参与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1927年3月21日，震惊中外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杨贤江亲临战斗现场，指挥上海大学工人纠察队和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攻占了天通庵车站。起义胜利后，杨贤江参加筹备上海市临时政府的工作，被选为上海市政府委员。3月29日，上海市临时政府举行市政府委员就职典礼，杨贤江代表上海特别市党部主持会议并致词。当时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百般阻挠，拒绝出席，要求取消市临时政府。也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致函市临时政府“暂缓办公”。担任会议主席的杨贤江不畏武力威胁，毅然宣布上海市临时政府成立，并致词说：“临时市政府产自民众，受民众监督，为民众谋幸福……誓死反对帝国主义，坚决收回租界，铲除劣绅土豪、贪官污吏等封建残余势力，实现政治民主。”
在上海工人浴血战斗之时，已在暗中接收了原市政府各局，临时市政府只接收了一个教育局，杨贤江担任教育局长。上任后，他立即发表改革教育的谈话，但这时人心惶惶，他的这些正确主张无从实施。
4月，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杨贤江被列入“通缉要犯”名单，在浙江省当局发出的“通缉”名单中，杨贤江名列第三。受中共中央指派，他秘密离开上海前往武汉。5月13日，杨贤江在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愤怒揭露反革命的罪行。他在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是封建买办和大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与帝国主义勾结的新军阀，其残忍比孙传芳、张宗昌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他又满怀信心地指出，如果对进行讨伐，上海工人就会有第四次武装起义。这一主张与建议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意见不谋而合，给处在低潮时的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在这次会议上，中央委任杨贤江为苏浙沪三党部驻武汉办事处委员，并担任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报《革命军日报》的总编辑。
当时政治形势日趋逆转，武汉的步的后尘，密谋。为了揭露这些人的庐山真面目，杨贤江冒着极大的风险，在7月14日的《革命军日报》上刊登宋庆龄的《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第二天，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提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
四、呕心沥血，撰写新教育理论著作积劳成疾，革命先驱者英年早逝
大革命失败后，杨贤江从武汉秘密返回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一度参加过大革命的知识分子，有的失意，悲观消沉，有的悲愤暴躁，有的离开了革命甚至变节叛党，出卖自己的同志。但杨贤江的革命信念却更加坚定了。他认为：“中国革命这样伟大的变革事业，并非一蹴而就，它要经过多次的涨潮与退潮，然后才能达到最后胜利。”一次，他与张秋人等隐蔽在上海绍敦电气公司楼上，性格刚烈的张秋人拿着一张登满脱党声明的报纸，怒气冲冲地对杨贤江说：“这几个人，我早就看出他们是投机分子。可是，这个人我把他看作好人，现在也做出这种事来!”杨贤江听了只淡淡一笑，然后低声说：“让所有的投机分子离开，有什么坏处?”夏衍后来回忆说：“在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的时候，我从他的这种安详镇定的态度中，深切地感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气概与庄严。”
这年秋天，杨贤江从上海秘密回余姚重建中共党组织，在通济桥上吟出了“脚踏一天星斗，手摇万里江山”这为后人传颂的对联，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时所描写的情景。
到了年底，上海的政治形势更加恶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指示处境极为危险的党员出国隐蔽。杨贤江和夫人姚韵漪东渡扶桑，暂时避难。在居住日本京都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过革命工作。由于杨贤江在浙江第一师范时就已掌握了英、日两种外文，能够阅读和翻译外文书刊，他利用手中的笔，从事进步教育论著的研究，撰写和翻译了许多教育论文。特别是撰写出版了《教育史ABC》这部著名的教育论著，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联系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解释教育的本质，说明教育的作用，辟除对教育的迷信，纠正对教育的误解”。他对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教育政策，给予无情的揭露和坚决的打击，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与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分析批判。这部论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奠定了中国新兴教育科学理论的基础。
《教育ABC》这部著作像一发威力巨大的炮弹，击中了旧中国反动统治下的教育制度，像一把锐利的解剖刀，解剖了改良主义的教育理论，也像一把火烛照亮着青年前进的道路。许多教师和青年学生，在他的启发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大道。杨贤江的著作，政府列为“禁书”，然而却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当时，《教育ABC》一书被多次再版重印，是极为少见的。
杨贤江在日本期间，担任中国留日学生中的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机智地进行地下工作。董必武、林伯渠等先后去日本，都是在他的巧妙安排下，躲过日本警视厅的监视，取道海参崴去苏联的。
1929年5月，杨贤江由日返沪，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发起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为了粉碎反动派的文化围剿，中央文委决定编写一套《新兴社会科学丛书》，分配给杨贤江的任务是撰写《新教育大纲》。杨贤江一向以思维敏捷，文笔流畅，治学严谨，作风踏实著称，而且通晓英、日两种外文，再加上他对教育素有研究，接受任务后，他就日夜赶写，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以惊人的毅力，用了半年不到的时间，就写出了20多万字的《新教育大纲》，是这套丛书中最早交稿的。这部著作于1930年2月以李浩吾的笔名，由南强书局出版。《新教育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科学地提示了教育原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提出了教育的本质和作用、教师和学生的社会关系，指明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方向和前景。杨贤江在这部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是本通俗的教育书，但决不是陈词滥调的教育书，至少有些未经中国人道过的新说，未经中国人指摘过的事实。你若是已在或有志于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便可以从这儿得到一些武器；即使你是不一定志愿在教育阵地上工作的青年，你也可以得到不少新见解。”
《新教育大纲》和早先出版的教育专著《教育ABC》一起，奠定了杨贤江作为我国新兴教育理论先驱者的历史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世界教育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世界教育史大系》这部书中，对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代表人物列了蔡元培、陶行知、杨贤江三位，其别注明杨贤江是“共产党人”。
杨贤江是被反动派通缉的“共党要犯”，只得蛰居地下，深居简出，他用笔战斗，并以此来维持一家最低限度的生活。大革命失败后的四年中，他还用柳岛生的化名，编写出版了《今日之世界》，用李膺杨、柳岛生、李浩吾等化名，翻译了恩格斯的名著《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日本山下德治的《新兴俄国之教育》和美国荷尔的《青年的心理和教育》等书。同时，还用李谊、姚应夫、李洪康、叶松朴等化名，在《教育杂志》、《东方杂志》和《新思潮》上，热情地宣传苏联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抨击的所谓党国教育的反动实质。
四年的地下隐蔽工作，杨贤江以写作和翻译为生，然生活仍穷困又不安定。尽管如此，一旦党有什么任务交给他，他就会立即停止为维持生计所进行的写作，尽力去完成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可是生活的折磨和工作劳累，使他本来很健康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1931年7月，他终于积劳成疾，患的是肾结核病。由于他是一个被通缉的人物，又鉴于当时国内的医疗水平，1931年7月，党组织和朋友们帮助他去日本医治。同年8月9日，在日本长崎的一家医院里，杨贤江不幸逝世，年仅36岁。
杨贤江逝世后，党组织派李一氓去日本运回他的骨灰，葬于上海永安公墓，立了一块由经享颐先生手书的“杨贤江之墓”碑。新中国成立后，杨贤江墓迁葬于上海龙华革命烈士公墓。
1958年，浙江省民政厅批文追认杨贤江为革命烈士。1984年在北京成立杨贤江教育思想研究会以及杨贤江教育基金会。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范文5
俞秀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的早期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的5个发起人之一，也是当时最年轻的成员(时年21岁)，他对发起组的建立及以后的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之一，参与筹建中共上海发起组
俞秀松在17岁那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于1919年参与并领导了“浙江一师”，他和战友们先后创办了《十月》、《浙江新潮》等杂志并任主编，旗帜鲜明地宣传新思想，抨击反动当局，刊物发行到湖北、湖南、北京、黑龙江，甚至日本。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上著文大加赞赏“这班可敬的小兄弟向穷困和黑暗斗争的锐气”，“使杭州城地动山摇”。1919年底，俞秀松到北京见到陈独秀，经陈独秀介绍，俞秀松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在1920年3月给骆致襄的一封信中写到：“我此后不想做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
此时，中国的引起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注意，1920年3月，受共产国际的指派，维经斯基携夫人库兹涅佐娃、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和韩人安氏来到中国，以了解中国情况。4月，经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介绍，维经斯基一行从北京到达上海，他们邀请《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的陈独秀、俞秀松等举行座谈，向他们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的状况，并商讨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此时，俞秀松担任维经斯基的助手，积极促进党组织的建立。同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找了《星期评论》社的李汉俊、由浙江来沪的陈望道与主编《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邵力子以及在《星期评论》社的俞秀松、施存统等人。他们经常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社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今西门路泰和坊)《星期评论》社聚会，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陈望道回忆说：“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便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是一个秘密的组织，没有纲领，会员入会也没有成文的手续。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一成立，俞秀松便加入了该组织。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其他成员还有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沈雁冰、邵力子、杨明斋等。俞秀松在这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同志，感到十分快慰。
随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开展和共产国际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陈独秀、俞秀松他们把建立一个更严密的以建党为宗旨的筹备性质的组织提上了议程。1920年8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等，来到陈独秀家里集会。被沈玄庐拉去的戴季陶声明自己由于孙中山的关系，不能参加共产党组织，俞秀松等人则表示愿意加入党组织，会议因意见不统一没有开成。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再次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发起组成立后，陈公培和施存统先后出国留学，俞秀松又继续与陈独秀、李汉俊进行建党的筹备工作，并相继吸收了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加入组织。俞秀松加入党组织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的起草工作，“不是，共十余条”，主要表明了共产党用劳工和生产合作手段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同时规定要有严密的组织，党员要过组织生活等。这时，上海共产党组织基本上已经形成，其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陈独秀担任书记。
二、创建并领导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第二次青年国际会议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的影响下，浙江、湖北、湖南、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一些进步青年，或因被迫离校，或为摆脱封建家庭的束缚，怀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离开家庭和学校，还有一些参加“工读互助团”失败的青年，都来到上海找《新青年》社、
《星期评论》社和《民国日报》社，要求陈独秀、李汉俊、邵力子等给予指导和帮助，渴望通过他们寻找真正的出路。为了团结和教育革命青年，准备社会革命，中共上海发起组决定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的年纪最轻，又具有较丰富的青年运动的经验，党的上海发起组就派他主持筹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同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沈玄庐、袁振英、金家风、叶天底共8人，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青年团的成立大会，把青年团的名称定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诞生了。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提议团的负责人称为“书记”，大会选举俞秀松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团的办公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门口挂着用魏碑字体书写的“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以防反动当局的搜捕与破坏。
俞秀松非常热爱团的工作，日日夜夜地为团的事业奔波操劳。第一，他积极发展团员，先后吸收了汪寿华、王一飞、梁柏台等一批革命青年入团，将他们引上了革命的道
路，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党在党务、工运、军事等方面的革命骨干。第二，由于上海青年团非常重视政治学习，俞秀松经常组织团员学习马克思主义，每星期还举行一次政治报告会，报告的内容多半由党决定。报告会上他经常作政治形势和团工作的报告，团员青年们通过这些活动提高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第三，热情帮助和妥善安排各地来沪的青年，给青年人以出路，提高了团组织对青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第四，领导青年团有力地配合了党开展各项工作。比如，上海发起组在俞秀松领导的青年团的配合下，在工人比较集中的上海、天津、唐山、长辛店、广州等城市，领导和组织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人运动：发动团员声援1921年3月法电工人的罢工斗争；参加“五一”集会散发传单；协助党组织在工人中建立党团及工会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俞秀松主持和领导下开展的各项活动，不仅扩大了上海青年团的影响，对团本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筹建全国统一的党组织作出了贡献，为我党后来开展工人运动积累了宝贵经验。国际青年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谷林曾经赞扬：“上海青年团是中国青年团中最好的一个。”
俞秀松筹建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全国青年团的发起组，事实上起到了团临时中央的作用，推动和指导了各地团组织的发起和建立，所以有“上海总团”之称。俞秀松主持制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还向各地社会主义者寄出团章和信件，要求各地进行建团工作。他还亲自去杭州、宁波、绍兴、福建等地开展建团工作，并亲自兼任杭州团组织的书记。不到半年时间，北京、天津、济南、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先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为了统一各地团的组织，党的上海发起组于11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l晦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担任书记职务。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导和推动下，到1921年3月，全国共有青年团员1000多人，其中上海的团员就发展到200多人。
由俞秀松负责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的第一个团组织，在它的基础之上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的成立、发展以至壮大，对党的事业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正如1949年4月12日任弼时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里所讲的那样：“1920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1921年3月，青年共产国际东方书记部书记谷林邀请北京、上海两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各推选一名代表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经上海发起组研究，决定委派俞秀松为中国代表，同时推举他为留俄学生的代表。他于3月29日上午9点从上海乘特别快车北上，经北京、奉天、哈尔滨抵达俄国。他去苏俄有三个任务：一是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二是作为留俄学生代表为党联络派学生赴俄留学事宜；三是去俄国学习新知识。他于5月抵达莫斯科。1921年7月9日至23日，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在莫斯科隆重召开，俞秀松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他详细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产生、中国青年革命运动情况、上海的工人运动以及全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建立等内容，并对中国社会作了初步的阶级分析。他说：“中国的青年运动发轫于1919年。这场遍及全中国的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同时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它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开端”：“第一个青年团建于上海，其原则是准备社会革命”，“此后，在许多大城市也逐渐成立了这样的青年团”。还说：“最初曾带有知识分子特点的学生运动，已逐步开始加入工人运动。工人阶级中有觉悟的人热烈欢迎学生，承认他们是工人运动的先锋队。”从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其他各国青年团开始发生了联系。
在这次大会前后，俞秀松还设法了解和学习与会各国党团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身份，积极为中国青年赴苏留学而奔波。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后来成长为我党骨干的任弼时、刘少奇、肖劲光、华林、彭述之、罗亦农、汪寿华、卜士畸、蒋光赤、曹靖华等青年于1921年4月开始，才得以分批前往苏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俞秀松在参加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后，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4个月。6月22日至7月1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俞秀松受列宁的邀请列席参加了这次大会，亲耳聆听了列宁的讲演。他还出席了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和1月30日至2月2日召开的远东革命青年代表大会。会后俞秀松离苏回国传达汇报，以期尽快地把苏俄革命的丰富经验介绍到中国来，指导中国革命。
三、兼任外国语学社秘书，为外国语学社培养干部
为了培养干部和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革命经验，回国后投入革命斗争，在共产国际维经斯基等人的援助下，1920年9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创办了对外公开招生的外国语学社，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杨明斋为校长，俞秀松担任外国语学社秘书，协助办学，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同时进修俄语。外国语学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起办公，都在新渔阳里六号(今淮海中路)经杨明斋租赁的原为戴季陶住宅的1幢2楼2底的房子里。由于刚成立不久的党团组织属于非法组织，党和团的活动都处于秘密的地下状态，所以党团组织的大部分活动和会议都是在外国语学社召开和进行的，因而这里既是外国语学社学员学习和活动的场所，又是党、团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机关。外国语学社起初开设英、俄、日语3个班。俄文是外国语学社的主要科目，先后由杨明斋、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以及陈独秀友人、老同盟会会员王维祺的女儿王元龄教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李汉俊教法文；李达教日文；陈望道教马列主义；青年团员袁振英教英语；俄国青年记者斯托比尼义务教世界语。通过自己的刻苦学习和组织的指导帮助，俞秀松提高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外语能力，为其以后的留俄学习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俞秀松与杨明斋的领导下，许多革命青年通过在外国语学社的学习与生活，增长了知识，经受了锻炼。并从这里开始茁壮成长，振翅奋飞。从1920年冬到1921年春，俞秀松和杨明斋共同负责安排、选送了30多名学生分3批奔赴由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斯维尔得洛夫担任校长的俄国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学习深造，这所大学是共产国际为培养亚洲国家的革命力量而建立的。其中的很多人像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成长为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俞秀松领导的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设立的第
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是一个新型的教育青年的革命基地，是革命的摇篮，也是共产主义者们学习、生活、参加革命斗争的地方，它为培养党的干部、造就革命人才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上海教育史和中国革命史增添了光彩，而创建和领导并对外国语学社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俞秀松，更应为我们所铭记。
四、积极参加工人运动。负责职工运动委员会
因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俞秀松于1920年初在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失败后于同年经介绍，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安身工作。他认识到“要改造社会，终不能一时离开社会”的道理，不久就有了“我就要离开星期评论社，去进工厂，改名换服”的想法，化名为王寿成到了上海虹口厚生铁工厂做工，以深入调查和研究工人们工作和生活的现状，同时也为了向工人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他是最早深入到上海工人群众中去开展工人运动的先驱。在厚生铁工厂，他一面做工，一面向工人宣传新思想。他与工人朝夕相处，学习工人阶级的高贵品质，体会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况，自觉地向广大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讲解工人阶级受剥削、遭压迫的原因，以及如何摆脱剥削和压迫等道理。他与工人打成一片，同甘共苦，走上了真正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有力地促进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他所在工厂的一些工人受他的影响和启发，后来成为上海机器工会最早的会员。他还非常关心工人运动。1921年3月初，法租界电车工人为改善待遇举行了同盟罢工，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积极支持工人斗争，俞秀松受组织的委派，带领团员们到电车工人中去，声援他们的斗争。在俞秀松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下，工人取得了罢工的胜利，沉重打击了外国资本和国内资产阶级，增强了工人阶级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的信心与勇气。1922年9月16日，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在职工教育馆召开成立大会，俞秀松同高君宇、陈为人、邵力子等人参加了大会，并发表了演说。
1922年在杭州建立团组织后，俞秀松创办了《浙人与世界》刊物，向青年学生与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同时，他还与宣中华、沈定一等在杭州太平门外，创办了平民夜校，讲授社会发展史、劳动创造世界及其他一些课程，就读的有黄包车夫、泥瓦木匠、机织工人以及男女菜农等约五、六十人。俞秀松亲自讲授社会发展史，讲解劳动大众受苦的原因，鼓励大家团结起来，为自身的解放而斗争，深受广大工人欢迎。
为了有组织地对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与宣传，1920年8月15日，全国第一份以工人阶级为对象的通俗读物《劳动界》创刊，俞秀松参加了《劳动界》的编辑工作，并为该刊积极撰文。被誉为工人的喉舌的《劳动界》，在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道理，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成为了党和工人联系的桥梁与纽带。俞秀松还和陈独秀、李汉俊联名在《劳动界》1920年第8期上给工商友谊会写信，邀请从事店员工作的工人们到渔阳里六号开会，一起商谈筹办商业系统工人自己的《店员周刊》及出版事宜。在他们的奔走与努力下，1920年10月10日，
《上海伙友》(即《店员周刊》)正式出版。由此可见，俞秀松在促进工人运动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是很积极热心的。
海上日出教学反思范文6
随着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传播，从1894年首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的成立，到首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从海外的美国、日本到国内湖南、浙江，世界华人革命团体纷纷建立，成为清政府专制统治的重要力量。
兴中会民主共和，革命标志
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严格地说，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而孙中山开始革命，又以他创设革命团体兴中会为标志。
1894年，孙中山去美国檀香山，在华侨中宣传反清革命，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被通过。这个章程没有明确提出武装反清主旨，是为了广泛争取华侨商人的同情和支持，以便募集资金。但在入会秘密誓词里则规定会员必须坚守不渝、忠实履行的斗争任务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是第一次提出了清朝君主专制政府、建立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
1895年1月下旬，孙中山抵达香港，与杨衢云、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积极筹建革命组织。2月21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宣告成立，通过了修订的《兴中会章程》。这个章程更加猛烈地抨击了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深刻指出当时“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中国社会现状，从而更加明确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清朝宫廷和官府，公开揭示了兴中会反清的宗旨。不过，香港兴中会总部则对外挂起“乾亨行”招牌，以经商形式作掩护。
1895年2月下旬，孙中山等赴广州建立兴中会分会，陆续入会者达百人。兴中会会员，多数是华侨中小资本家、公务员、自由职业者(教员、医生、传教士等)、工人等。兴中会是一个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团体。
兴中会成立后，积极策划在广州起义，后来，起义计划泄露，陆皓东被捕牺牲，孙中山流亡国外。1899年兴中会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宣传革命。1900年兴中会派郑士良在惠州发动起义，史坚如在广州策应，结果起义失败。兴中会还在国外设有许多分会，在华侨中发展组织。1905年，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
兴中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它在艰苦的10年战斗历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兴中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在传播民主革命思想方面起了先锋作用。兴中会的宣传工作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清朝政府的昏庸腐败，懂得“革新之机”完全“遏绝于上”，抛弃对现存政权的幻想，逐步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在1900年后，兴中会还必须同保皇党论战，揭露他们“假革命、真保皇”的反动面目，唤醒惑于“邪说”的人们。其次，兴中会还把武装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1895年的广州起义虽因事泄流产，却以革命民主派“战争事业”的发端而载入史册。1900年的惠州起义取得了很大的战果，队伍曾经发展到两万余人，虽然结局仍归失败，而其政治影响是深远的。兴中会在相当程度上为同盟会的建立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的准备。华兴会兴办革命，发动会党
《辛丑条约》订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扩大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筹建的华兴会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
黄兴，原名轸，字廑武、竞武，号杞园，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长沙)龙喜乡凉塘人。少时受儒家传统教育，1898年入武昌两湖书院，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1902年春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这里黄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先后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等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和阵地。为了团结同志，他在学院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土曜会”，每逢周日，会员即开秘密会议，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低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成为之动容”；课余他又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做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1903年沙俄违约，拒不从东北撤兵。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后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为“运动员”，于5月31日离日归国开展革命活动。
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并入圣彼得教堂受洗；该堂牧师吴国光把他介绍给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以便他利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相约一同归湘进行革命。至长沙后，黄兴任教于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任中学的历史、体操和小学的地理、博物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不仅在课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了进步学生胡瑛等人，并与长沙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农历九月十六(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生日，黄兴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长沙高等学堂教务周震霖、民立第一中学监督柳聘农、教员彭渊恂、柳刚、实业学堂监督福建人翁巩、长沙学堂教员徐佛苏、明德学堂教员江苏人秦毓鎏及胡瑛等12人，齐集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喻“扑灭满清”的意思。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建议各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清政府的战略方针。
鉴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的力量却相当雄厚的客观形势，黄兴等人确定除了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外，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当时湖南会党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最高首领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2万多人。刘揆一同马福益具有深交，黄兴通过刘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他们商定：预埋炸弹于省城玉皇殿下，趁11月7日西太后70寿辰，全省城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进行爆炸，宣布起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
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会党群众予以协助；在军、学界党人指挥下，以马福益能调动的会党群众为主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五路响应，然后进攻北京。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派人同浙江党人、四川会党、江西防营等取得联系，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结果风声泄漏，九月十六日，长沙清军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在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掩护下化装出走，经汉口转赴上海，不久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先是逃往广西，后返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不幸被清军截捕，于1905年4月20日遇害。就在这一年，华兴会主要成员均集于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等团体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
光复会制度严格，思想复杂
清朝入关取代朱明政权后，在长达260多年的统治中，中国社会上“反清复明”、“驱满复汉”的秘密反清斗争一直绵延不绝。清兵入关后，曾对江南地区官僚地主的反抗和具有反满意识的文人士子进行残酷打击，企图以此压制汉族反抗。所以，许多人誓死要为浙江父老报仇雪耻。章太炎与他同属浙江的徐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人大都具有类似的思想。徐锡麟说：“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新建国……报往日之深仇。”陶成章少时主张救世之学，痛异族之专制誓志反清报仇。
为了把会党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陶成章拟联络东南各地会党，组织革命协会，名为“一统龙华山”。他为革命协会起草的《檄文》和《会规》，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光复会的政治倾向，其中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赶去满洲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但又说“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指君主立宪)，还要再起革命”；在经济上则“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参加光复会的有各阶层的成员，尤其有较多的会党头目，所以光复会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但它的革命总目标却是以清朝统治为核心，争取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做准备。在国外，陶成章在日本建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在国内仍以会党为发展的重点。先是陶成章、龚宝铨协助原中国教育会成员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州)、台(州)、处(州)会馆，作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不久敖因遭家难，经费发生困难，光复会中心转移到徐锡麟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绍兴人。1901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算术讲师，次年升任副监督。1903年春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受到留学生的影响，坚定了革命信念。1904年在上海由蔡元培邀请加入光复会，随即回乡发动会党。在寻访过程中，他深受鼓舞，说是“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但又感到“会党知识浅暗，莫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于是决心创办武备学堂，训练会党骨干。在徐锡麟、陶成章的共同努力下，大通师范学堂于1905年8月25日在绍兴正式开学，金(州)、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头目均入校受兵操训练，且校规确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友。”此后光复会本部事务，由上海迁至绍兴，浙江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1906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多数成员加入同盟会，部分会员则继续独立活动。1907年和1908年，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以光复会名义在安徽、浙江先后发动两次起义。1910年章炳麟、陶成章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李燮和在南洋组织光复会南洋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武昌起义后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镇江等处响应。1911年3月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人刺杀，光复会解体。
同盟会众望所归，发展迅速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举行，有国内17省的代表100多人出席。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会议以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黄兴担任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同盟会总部设在东京，下设国内上海、重庆、香港、烟台、汉口五个支部，海外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就此，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
同盟会的会员主要来自于农、工、商各界，以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居多。同盟会成立后发展很快，不到一年会员便扩展到一万人以上。正如孙中山所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度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同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对“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口号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完整纲领，鲜明地揭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斗争是一场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称赞孙中山的思想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
此后，同盟会以《民报》为阵地，与君主立宪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就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民主共和制度，要不要改革土地制度等问题驳倒了立宪派，宣传了革命主张，使许多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主义的影响，站到了革命立场上来。同时，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武装起义，如1906年的萍乡、浏阳、醴陵的矿工、会党和士兵大起义；1907年到1910年的潮州黄岗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钦州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钦廉上思之役、云南河口之役以及广州新军之役等。1911年4月27日，更爆发了英勇；壮烈的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政治上和精神上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给革命人民以动员和鼓舞，为颠覆清朝统治创造了条件。同盟会的前身是湖南华兴会和广东兴中会。继兴中会之后，全国各地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相继出现，主要还有江浙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多个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