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本管治论文范文1
关键词:公司治理 文化冲突 交易法则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3-032-03
我国经济界和经济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结构”(以下统称公司治理)改革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4年8月,国家经贸委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课题组在北京举办了题为“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的国际研讨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M.Aoki)教授和钱颖一教授在研讨会上分别发表了论文《对内部人控制的控制: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的若干问题》和《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改革》,首次将“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念框架引入了对中国企业改革的理论分析之中,对我国经济学界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①至此,围绕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企业及企业管理等在我国全面展开。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一些涉及该理论的深层次的问题也随之浮现,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定的阐述,以使得这一理论更加成熟,更能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
一、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笔者以为,任何一种外来理论的引入,都必然存在在“引入国”消化、吸收和再创造的过程。而这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文化冲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文化冲突范畴下的理论认识,决定了该理论“引入国化”的最终归结点,也是该理论能否植根于“引入国”,运用于“引入国”,最终融入“引入国”并得以发展的根本所在。
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既是笔者的有心之作和一种尝试,更是对这一理论在特定的中国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运用中诸多问题的思考,以期这一理论在中国化的过程中融于中国这一独特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又依存于其他文化氛围中的中华文化之中。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它不仅规定了公司的各个参与者的责任和权利分布,而且明确了决策公司事务时所应遵循的规则和程序。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trol)的条件下,由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而产生的委托―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降低成本,使所有者不干预公司的日常经营,同时又保证经理层能以股东的利益和公司的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结构,使之用以设置公司目标,提供达到这些目标和监控运营的手段(OECD,《公司治理原则》,1998)。
目前,通过对公司治理本身的功能和属性的研究,公司治理要达之目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提高企业绩效,主要表现在经理层、内部人(insider)的利益机制(the incentive issue)及其与企业的外部投资者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兼容问题;其二,提高企业管理能力,突出表现为专业管理层的管理能力问题(the competency issue),诸如企业领导层(总裁、董事会)的管理能力、思想方式与环境要求错位而引起的决策失误问题;其三,保护投资者和利益攸关方,最大限度地缓解、控制并有效降低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四,促进企业决策的正确有效,其主要表现为更好地、科学地构筑企业对核心管理层决策的形成、实施、检验、更新、变换的体制机制,达到“分权与制衡”(check and balance)机理的完美运用。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公司治理理论对中国加强企业管理,从而更好地认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运营规律有着相当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就进一步解释了“公司治理”理论一经引入中国为什么在理论界引起较大反响的这一现象。以笔者的理解,尽管公司治理的主要功能是对企业“内部人控制的控制”,但是其根本目的是在企业核心控制者的“决策密室”中安装一个有效的“探头”,以便公司投资者能有效地照看自己的利益,捂紧自己的“口袋”,促使企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者在投资时对企业的经济预期,有效地维护资本所有者的根本利益。
从西方学者提出公司治理理论的人文学角度分析,笔者以为理论的提出与西方固有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民族的思想观、世界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在他们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氛围和环境中而产生的。从思想上说,理论的根本出发点是建立在“人之初,性本恶”之基础之上的,与我国民族教育中的“信”的教育之相反的“疑”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黑格尔认为,“人性本恶这一基督学说,比起另一种学说,即人性本善的学说来说,是更高明的”。西方学者的理论就西方学者而言,理论本身是为社会服务的,理论本身是为满足各方面需要而提出的,符合西方社会的“空气、土壤”的自然条件。但是,就中国而言,公司治理理论虽然对中国公司管理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和借鉴意义,加之中国的公司法从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公司治理理论,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肯定了公司治理理论在公司管理上的作用。毋庸讳言,中国的人文理念中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人之初、性本善”以及“和”的思想观成为人们评判是非的标准,也成为人们行为的标准。事实上,对泊来的“公司治理”理论需要有一个再认识。
第一,公司治理理论的提出,核心目的是对资本的维护,是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本质需要。笔者认为,理论家的理论的提出,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他所处的社会主流的社会意识,从而为他自己的学说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且无法回避的铁律,对于“公司治理”理论而言也不可能脱俗。就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而言,对拥有资本的群体的利益的保护,只是保护目的之一,并不代表全部,中国的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对资本雇佣者的利益的保护是保护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投资者对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的要求。
第二,理论的科学是对理论的要求,而科学的理论是对理论的认定,是建立在理论必须是科学的基本要求之上的。只有理论的科学才能实现向科学的理论的转化,也才能摆脱社会制度的桎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理论。如何认定理论的科学抑或科学的理论?最科学的方法就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作为判断理论的科学和科学的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辨别方法。就“公司治理”这一理论而言,目前,还不能就判断它是科学的,它的科学与否尚需看其能否适应中国的“空气、土壤”等自然条件,并在中国的“自然条件下”有利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尽管在该理论产生的国家的经济领域里被证明具有一定的价值,抑或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我们不能迷信,不能全盘接受,可以借鉴他的概念,进行中国化的改造,进而产生具有中国特色的富有科学内涵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服务。
第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及在此制度下的市场形态既存在差异也存在交集,市场形态下的商品生产离不开资本的运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和规律。基于此,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产生的并被证明有一定科学性的理论,必将对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经济规律的认识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作用,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共同点――即都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所产生的对其活动的规律性认识的结晶。因此,中国的理论界对“公司治理”理论既要以批判主义的视角加以审视,也要以现实主义的求真务实的思想方法加以引进、培植、改造和优化,进而达到为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基础的稳定和发展之服务的目的,任何毫无批判性地接受和机械性的移植,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有违中国学者和管理者应有的责任要求。
第四,必须动态地对“公司治理”理论进行理解,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对理论加以认识。笔者以为,以静态的观点考察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司治理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就事论事,不可能做到决策的前瞻性,不具有符合市场规律的特征,对形成富有个性的企业“DNA”识别标识并没有决定性的现实意义。企业治理的结果往往是原地打转,且容易回到问题的原点,反倒容易促使企业管理顾此失彼,老化加剧,其形式上的意义多于实质上的意义。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理解和运用“公司治理”理论时,必须打破该理论的条条框框的束缚,以动态的思想方法,看待“公司治理”所具有随市场发展而发展的“韵律”特征。在不断变动的信息收集过程中,应对不对称信息的不断变化,促进治理手段“随行就市”,以达到动静结合,变与不变交融,促成富有活力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从而进一步演化出企业的个性特征,使“公司治理”更加合理和科学。动态的“公司治理”更多的是公司组织结构上的动态和股东及管理团队的构成上的动态。公司组织结构上的动态重点体现在公司能最大程度地适应市场竞争和企业的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通过矮化、提升、创立、合并、撤销等手段,不断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结构,达到与市场同步舞动的管理韵律。
二、从交易法则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理论的再认识
现代公司治理的设计必须建立在方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沟通和投资者与经营者相互间有效利用的基础之上。优化以降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为目的的管理模式或手段,通过交易法则的科学运用,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应是“公司治理”理论所要表达的核心和重点。
公司内部的利益冲突其核心主要表现为公司股东委托的专业管理层在经营企业时所产生的“骆驼效应”。即,被投资者驾驭或支配的核心管理者(main insider)――“贴心仆人”(容笔者这样称呼公司的核心管理者)在掌控公司之后,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导致公司投资者,尤其是力单势薄的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丧失对公司剩余利益的分配权,进而丧失对企业发展和营运的控制权、主导权,形成“主人的帐篷”被驾驭和使唤的“骆驼”所占踞,而自己被“骆驼”踢出的结局。
平衡公司内外部的利益冲突,引导公司稳定发展,构建企业和谐环境,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公司治理的交易法则应是公司营运过程中的核心规则。交易(transaction)应是“公司治理”理论的应有之义。动态的“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交易”。而这种价值观应是贯穿于把市场规则和法律规则有机结合的富有个性的以“交易”为中心的公司治理活动之中。
首先,“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交易”是市场存在的基本理由,没有“交易”,市场也就失去存在的必要;但是,市场又是“交易”的平台,反作用于“交易”,市场的存在又促进了“交易”的效益和效率。现代公司治理从本质上说,就是投资者与经营者、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生产(服务)商与消费者之间“交易”的集中体现。“交易”的成功,意味着公司的治理达到了符合市场发展要求的实际,是成功的治理。否则,治理是失败的。总而言之,“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分析单位,也是公司治理的基本分析单位。
其次,任何交易都是建立于“合约”之上的。“合约”的实质就是“承诺”(promise)。威廉姆森(O,Williamson)提出交易中的“合约人”的假设,而新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经济人”假设明显地与之有较大的差别。“合约人”与“经济人”的根本区别在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任何有关经济组织研究的努力都离不开与资产专用性相关联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这一对混合衍生物。②
第三,交易的过程是建立互信和尊重的过程,是激励和制衡的需要。没有交易的公司治理,是没有内核的空洞且不切实际的具有乌托邦理想化的公司治理,是不可能达到治理的目的的。从根本上说,交易是公司治理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只有建立在充分的交易基础之上的公司治理,才能建立起科学的富有人本特点的公司治理体系。
毋庸置疑,公司治理的完成,必将是公司各利益相关人之间在“交易”的基础上所达成“合约”的结果。“合约”形成的条件必须有两个关键的因素:平等、合意。在构筑公司治理的架构时,主事者必须以动态的观点,不断更新“公司治理”的基本要素,不断地以市场规则和法律规范去交易,以便适时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需求,以“交易”的形式达到公司治理的目的,最大程度地发挥公司其本来的社会功能,进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促进社会的发展。
公司治理的另一个核心目的是通过科学地运用交易法则,营造公司外部和内部的和谐,即企业的宏观和谐和微观和谐。笔者以为,所谓企业的宏观和谐,主要是指公司营造自身外部的有利公司实现经营目的的,创造有利公司发展条件的,排除发展阻力、拓宽发展空间的通过战略谋划而形成的企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宏观和谐对企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有时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大力营造企业和谐的外部环境,是一个企业成熟的表现。所谓企业的内部和谐,是指企业的经营者、决策者、基本雇员在为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万众一心地为企业发展的共同目标自觉地、能动地、死心塌地地、甘愿牺牲个人局部利益为赢得企业更大发展所需要的和谐的环境。依笔者之见,维系企业内部和谐的经纬相交之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志同道合,一个是共同利益。前者为精神范畴,后者为物质范畴。精神表现为在共同的奋斗中所形成的维系你我的心理上的依存;物质体现在在共同的创造中人的价值实现过程中通过良性的内部交易所体会出的成就感的物质化的度量。
如何营造企业的外部和谐的环境,笔者认为,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企业必须加大自我推介的力度,降低社会和公众的陌生度,积极引导公众参与企业文化的构筑,不断提升企业与消费者的亲和力。同时要善于与公众沟通,在营造“感情流”的同时注意营造“投资流”,使公众中有投资欲望的潜在投资者,在对公司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转化成对企业投资的强大的欲望,而成为企业的投资者和同路人。
其次,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同情心。具有高尚的精神境界的企业家,是无往而不胜的。企业家的行为操守代表了企业的操守,企业家的人格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行为得以充分的体现。企业家的品质特征必将通过企业的市场交易活动传递给社会和消费者,从而形成不容易改变的深藏于消费者内心的企业印象和对企业的信任及忠诚。这些宝贵的印象和感觉,既不容易形成也不容易消失,对消费者而言,有时甚至是很顽固的。这也可以通过有些企业由于其经营者轮换导致企业经营“雪崩”似地走下坡路的现象中得到很好地解释。由于消费者对新的经营者还有个观察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引发消费者的负面影响,其企业的发展必将出现不可扭转的被动局面。
第三,企业必须学会充分地迎合消费者“贪利”的心理因素,于“利”的交换中不知不觉地赢得消费者的好感。笔者非常喜欢中国字中的“舍”字,依笔者的理解,它是指“不要把好吃的东西全拿走,要学会留一些给别人。”虽然,“利”的交易可以为企业交换到和谐的外部环境,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利”有时也是把双刃剑,不当“利”的交易也可以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惑。如何趋利避害,关键在于企业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规则进行交易。
第四,企业必须表里如一地以内外无差别的企业交易行为,营造企业的价值观和人格特征。企业的人格特征和价值观除必须得到企业外部消费者认同的同时,更需得到企业内部员工的认可和尊重。任何表里不一的企业价值观和人格特征所营造出的企业外部形象,必将成为“昙花一现”的颓败的导火索,从而引燃社会和消费者的负面评价的心理情绪,导致企业形象的不可挽回的败落,进而损害企业的发展。
如何构筑企业内部的和谐环境呢?笔者以为:
首先,必须以现实的态度,在充分考虑各利益攸关方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构筑企业股权结构。股权结构的重筑,必须摒弃“血统、地位、金钱”的传统思维,以海纳百川的心态,构筑企业股权结构。凡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都可以用资本这一尺子,丈量出它的价值,成为股权结构中具有活力的分子、原子。
其次,必须在实施企业股权结构优化的全过程贯彻交易法则。股权结构的优化,最终目的是使经营者和股东的目标达到一致,并以高效率的方式加强对管理层的约束和制衡。公司治理必须有效融合股东的投资目的与管理者的经营目的。有些情况下,投资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弱者与强者的博弈,在利益面前,忠实的受雇者往往经不住利益的诱惑,如果公司治理的设计又不能有效地发挥驱人向善的功能,那时,再忠实的受雇者也有可能在良心与诱人的利益面前,演化成股东利益的掠夺者,以致出现受雇者用投资人的钱赚取自己的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说来并不奇怪,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企业家没有与其雇员用交易的思维方式打交道和解决彼此都关心的事务的习惯。
第三,必须利用充分的交易,寻求企业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平衡。传统的新古典企业理论仅把管理者看成人,而人的行为靠“良心”维持,只要尽了“良心”上的义务,人便心安理得地享受报酬。殊不知市场的巨大诱惑对“良心”的玷污力是巨大的,“良心”很容易被改造成“贪心”。因此,“交易论”应是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指导思想。交易论是以囊括“良心”在内的又以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需求为基点的符合人性特点的理论,符合现实情况和社会总体利益。市场规则要求市场参与者遵循的基本规则是:诚实、守信、平等、互利。在公司治理过程中,建立以市场为中心的动态的治理结构,进而构建企业和谐的内部环境,是推动公司进步的关键。只有充分的交易,才能充分地激发公司或与公司有着各种利益关系的利益相关人的创造激情和向心力,持续保持公司在市场中的利益最大化,促进公司“内部和谐”全面发展。
第四,以交易的规则,强化对企业管理者的监督(monitor),以保证维护企业内部的和谐。其实,管理者的“私心”是市场法则在市场参与者身上的“哲学反映”,是市场行为的实践者――企业的管理者对市场机制下的“正常反应”,是在市场交易产生的巨大的利益前景的诱导下产生的。但是,管理者的“私心”往往表现出极端的“利己”特征,对投资者而言,这种极端的“利己”行为的结果,是不能忍受的。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与管理者的利益冲突,必将演变成“生死存亡”的恶斗抑或演变成不对称的管理者任意摆弄投资者的游戏。至于投资者,或忍气吞声,或拍案而起,却无可奈何,最终,无德的经营者饱食离去,而公司轰然,远处的歌声悠然而起。由此,引发了笔者的联想:按理说,企业的投资者与企业经营者抑或经营者之间的利益集合点应是理性上的高度统一,两者之间应是一个绳子上的两只蚂蚱,生死相依应是联系两者的核心所在。但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我们忽视了用交易换取监督的合理性。这是因为我们太相信了人的自律本质――良心。即,良心可以换来“自律”、“自制”和“利他”的美好结果。殊不知,经交易换来的监督――对管理者的监督就必然会对管理者产成一种威慑力,以防止“不断膨胀的私心”成为毁掉管理者美好前程的“毒酒”。
三、结束语
对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又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司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地从文化冲突的角度加以认识和深化;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充分考虑交易法则在治理公司过程中的作用,以使该理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为中国企业的改革发展服务。只有充分考虑了公司治理理论中隐含的文化冲突,才能加速该理论中国化的进程,融入中国企业文化之中;也只有充分地考虑交易法则在公司治理中的运用,才能有利于该理论从“西方的理论高地”走向中国这个新兴市场的“试验场”并得到检验和成熟。
[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高校校办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研究(2006sk199)]
注释:
①郑红亮等,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研究:一个理论综述,管理世界,2000(3),第119-125页
成本管治论文范文2
治安学理论体系研究是治安学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第一主题。自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治安学（后一段时间称治安管理学，1998年教育部在进行本科专业目录时又改称治安学。当然，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但为了叙述的方便，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权且将这两个概念等同使用）以来，广大治安学教学、研究人员和事务工作者围绕该学科特有的概念、范畴、学科体系和治安管理业务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索，治安学理论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使该学科进一步得到了丰富、完善和发展。但是，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至今还未建立起来，不仅理论不成熟，而且体系不完善，学术界对一些根本问题缺乏共识，甚至争论不休，这对于一个期盼走向成熟的治安学科而言是十分不利的。特别是当前，教育部组织开展新一轮本科专业目录修订工作，公安学科有望成为一级学科，治安学作为公安学的子学科成为二级学科之际，积极构建治安学理论体系是治安学基础理论研究所面临的最大的课题！笔者认为，治安学理论体系是治安学理论的集合，是治安学理论按照一定的逻辑形成的有机整体。就治安学而言，在理论体系研究中必须或亟待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主要有构建理论体系的前提性、科学性、本土化等问题。
一、对治安学理论存有疑虑，亟待提高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性认识
治安学有没有理论，有什么样的理论，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事情。而且，来自治安（或公安）学其他领域（俗称“体制外”）和在治安学领域内（俗称“体制内”）的学者，对治安学理论存在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反差：来自“体制外”的学者，由20世纪80年代初治安学提出来时的不屑、不认同，转变到后来以至于目前的主动界入、参与，甚至将自己的理论引入到治安学理论中来，比较有代表性有华东政法学院金其高教授的“猫鼠理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王均平教授的“社区治安群理论”等①；而“体制内”的学者，自国家2008年启动公安院校招录培养体制改革后，由于受此产生的负面影响，除少数学者还在坚持外，绝大多数反而怀疑治安学科甚至公安学科的理论研究，出现了如笔者在2010年全国第六届治安学学术研讨会暨治安系主任论坛上提出的“进行应用（术科）研究的越来越多，从事基础理论或纯理论研究的越来越少”的局面。
治安学理论研究出现这种非常尴尬的境地，源于治安学理论建设的薄弱。从历史上看，我国虽然正式提出治安学概念的时间并不长，但对今天治安学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却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对警察科学的研究，其背景是西方警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产生，以及警察高等教育的发展。[1]然而，将其作为一门学科对待，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以1984年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编写的《社会治安管理学》教材为标志，并打破了长期以来治安工作无学问（学科）的局面，使治安理论得以真正起步。正是治安学学术研究起步晚，加之本研究领域的人员习惯于从治安管理业务分工的角度或治安管理工作层面来讨论、研究治安学，而不是将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了理论抽象，这就导致了治安学的理论积累是非常欠缺的，而不是像哲学、教育学、法学那样具有理论学科的性质。因此，有学者早在本世纪初就指出了治安学“理论无特色，概念不系统，专业术语少，知识欠规范”的理论研究现状。[2]继而，有学者针对治安学理论研究的现状，进行了原因分析，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试图为治安学理论研究“号脉”、“开处方”。①当我们构建治安学理论体系的时候，应该优先回答如下的问题：治安学理论生成的条件是什么?治安学有哪些理论？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治安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只会是一厢情愿、自说自话而已。
首先是治安学理论生成的条件。任何学科理论的生成条件有三个：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发达的文化和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治安学理论的生成条件也不例外。第一，我国有丰富的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经验。综观我国3000多年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践，从以夏启“家天下”政权的确立为标志，经过夏、商与西周三代的发展，逐步孕育出一种政刑不分、军警一体的国家维护社会治安的管理体制开始，经历了封建社会和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到新中国更加丰富的治安管理、治安防范和刑事司法实践以及不断改革创新的经验，为我们进行治安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材料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第二，我国有较高度发达的治安文化。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与治安活动、治安思想有关的治安论著《显学》，以及东汉时期的《史记》。此后，历代的统治者和治安实践人员在长期的治安实践中摸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治安对策和管理方法，并不断系统化、理论化，使中国古代治安管理活动的文明化、科学化水准始终居于世界前列。20世纪初，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组建全国警察机构，引进西方的治安管理制度，兴办警察（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大量翻译、出版西方警政理论方面的著作。此后，我国学者开始对中外治安学与警政理论进行研究，出版了一批具有操作性较强的教材，如《警察勤务须知》（1928年）、《行政警察》（1929年）……《派出所工作教材》（1956年）、《治安管理工作》（1981年）等，并成为了治安学诞生的先奏曲。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当时公安部公安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编写的《治安行政管理学总论》、《治安秩序管理》、《治安基层基础概论》②等9本治安管理业务教材理论研究的全面展开为标志，经过30多年的发展，治安学研究课题与内容一直紧扣时代的脉搏，为治安实践服务，出版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点、反映治安实践及其基本规律的教材、专著、课题、论文（集）。[3]第三，治安学科自身发展与建设的需要。到目前为止，我国16所部属、省属公安（警察）本科院校均设立治安学系，并开设了治安学本科专业，有的还招收了治安管理与安全防范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然而，在我国的学科设置中，治安学一直被作为管理学门类中一级学科公共管理学所属二级学科行政管理学之下的一个三级学科。治安学科的这一定位，已经完全不符合当前治安学学科发展的现状，也不适应社会对治安学学科发展的需求。因此，以我国公安工作中具有预防、发现、控制犯罪职能的社会治安控制与安全防范工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治安学科，作为我国急需发展的最具有公安特色的学科，需要有更丰富、更厚重、更科学的理论来丰富和完善自身的发展，并不断提升学科层次，以满足更多层次或更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需要。#p#分页标题#e#
其次，治安学有哪些理论？所谓理论，《辞海》的解释是“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化了理性认识”。[4]综观治安学理论发展过程，经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广大治安理论研究人员和实践人员近30年地潜心研究和不断探索，目前已经形成了治安、治安管理、治安秩序、治安管理原则、治安管理手段、治安管理方法、治安管理措施、治安效益、治安管理主体、治安管理客体、治安管理对象、治安勤务、治安防控体系、户政管理、公共复杂场所管理、特种行业管理、危险物品管理、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群体性治安事件、治安案件、安全防范等基本概念或范畴，以及由这些概念或范畴所包含或衍生出来的治安问题、治安巡逻、堵截、盘查、安全检查、安全保卫、户口调查、户口迁移、大型群体活动、管制刀具、交通疏导、消防监督、治安区域控制等一系列专业术语。同时，还形成了“治安管理主客体关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区警务”、“治安工作社会化”、“治安动态稳定”、“治安秩序控制”、“治安防控体系”、“治安效益及评价”等原理或理论。①这一系列特有的概念、范畴、术语、原理或理论，是行政管理学及其他部门法学所不能包容或取代的，其中有的原理或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治安实践并指导着治安实践。
当然，治安学原理或理论是否完全具有乔纳森•卡勒(JonathanCuller)所认为的“理论”应当具备的四个属性，②是否科学和完备，这还需要广大理论研究人员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并进一步梳理、完善。因而可以说，治安学不是没有理论，而是有理论或者说理论的雏形已经出现，只是我们没有找到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结合点或逻辑关系，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治安学逻辑起点不确定，亟待解决理论体系构建的科学性问题
逻辑起点是理论研究的最基本问题。特定学科是关于特定研究对象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是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形成的逻辑结构。一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就其逻辑顺序而言，首先应当明确其逻辑起点，然后从逻辑起点开始，演绎出概念、命题和原理，从而形成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内聚性强的理论体系。如哲学学科是以“存在”为逻辑起点构建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商品”为逻辑起点构建的，教育学是以“学习”为逻辑起点构建的。因此，认清了学科的逻辑起点，在理解学科定位或进行理论体系构建时也就有了理论“归宿”。因而在建构理论体系时，逻辑起点的选择显然是无法回避的理论前提和基础，这也是评价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
何谓学科的逻辑起点？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工具书都没有作出解释！但人们对逻辑起点有许多不同的认识，许多人认为它是“学科的最基本的概念”、“学科的出发点”、“学科的开端”，“是构建学科基本框架的基石范畴”等。这样的论述或认识，虽然没有太大的缺陷，但有不够深遂的理论浅析。因为，学科的开端或出发点与学科的逻辑起点并非一个概念，学科的起点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以起点概念而论，就有一般起点与逻辑起点之别。而一般起点是指依据学科自身所研究的特定对象而圈定的概念，是一个较为容易触及的概念且多为自然形成，如法学，往往将什么是法作为其起点，但它并非法学的逻辑起点，它仅仅告诉人们其研究本学科的自身概念（当然，也有许多学科是从什么法学———学科本身概念论及的）。但所有这样的研究都不能认为一般起点概念能代替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概念，那是因为二者的价值存在质的不同：一般起点有着自身特征———它仅仅是一种研究的开端，是研究的入手，是一种研究的手段与方法；而逻辑起点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手段与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理论内核。它告诉人们的是学科建设的理论“基因”。因为，逻辑起点是学科理论大树的“胚胎”与“萌芽”，它孕育一门学科的内核。显然非学科开端所有替代。[5]根据黑格尔对逻辑起点问题的相关论述，学科意义上的逻辑起点有三个质的规定性：第一，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之中；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6]因而，我国学术界或理论界通常将黑格尔对逻辑起点问题的阐述当作权威解释，并把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奉为科学研究方法的精典，并以此为依据或范式展开对特定学科逻辑起点的探讨。然而，对于各学科均予以高度重视的逻辑起点问题，治安学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一方面与治安学作为一门新学科起步较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治安学在发展中遇到的层出不穷的焦点难点问题需要解决而无暇顾及本学科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有关，但根本的还是学术界没有充分认识到逻辑起点问题对治安学科理论体系构建的重大意义！综观林林总总治安学方面的论文、专著（或教材），到目前为止，明确提出治安学逻辑起点或对治安学逻辑起点进行论述的还非常少，主要有下列四种观点：第一种认为“治安”是治安学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治安学及其体系的逻辑起点；①第二种认为治安学的研究对象似乎可以从社会安全与秩序的含义中推导出来，应当以社会安全与秩序为逻辑起点来构建治安学的学科体系；[7]第三种认为社会治安现象的核心是治安秩序，治安秩序是治安学的基本范畴和最基本的价值所在，理应成为治安学的核心范畴和逻辑起点；[8]第四种认为“治安”的本意就是秩序，是对复杂的社会治安“最简单的抽象”，秩序内在包含的矛盾性和丰富内容为治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秩序概念的始终一贯的历史性特点正是治安学逻辑起点所要求的，因而，秩序是治安学的逻辑起点。[9]显然，第一种观点说的是学科的一般起点而非逻辑起点，而第二种观点将社会安全与秩序作为逻辑起点，并非是治安学这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第三种观点将治安秩序作为治安学的逻辑起点，似乎接近逻辑起点的“本源”或“本质”，基于治安秩序与治安问题都属于“治安”概念的外延即本质属性的对象这一基本认识，②从话语逻辑上看，治安秩序也只能作为学科一般起点的一部分；至于第四种观点将秩序定为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则有将概念严重泛化之嫌。因为基于秩序而生发出来的学科，绝非只有治安学科！治安学究竟选择哪一个逻辑起点比较科学呢？#p#分页标题#e#
哪种逻辑起点能够演绎出一整套逻辑严密、思路清晰的概念、命题和原理呢？可以肯定的是，已有的治安学理论体系并没有明确的逻辑起点，有的学者虽然也提出了逻辑起点，但并没有按照这一逻辑起点来构建理论体系。现实的情况是这样的，理论界一方面需要确立逻辑起点来证明治安学理论的科学性，而另一方却又没有能够按照已经确立的逻辑起点来构建治安学的理论体系。这样就导致了一个结果：许多人认为治安学逻辑起点的讨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没有价值。只要治安学理论想靠近科学，那就不能回避逻辑起点问题的讨论，只要想构建科学的治安学理论体系，那就不能不选择经过论证并确认是科学的逻辑起点。对于一个还没有成熟的治安学学科来说，只有通过选择科学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否则，所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就很难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三、治安学理论中西结合得不够，需要解决理论体系构建的本土化问题
构建本土化的治安学理论体系是治安学学科健康发展的内在诉求。所谓治安学理论本土化即中国特色，应当是一种使国外的治安学理论的合理成份与本土治安或治安管理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增进治安学对本土社会的认识和在本土社会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治安学理论、方法的学术活动和学术取向。因而，要实现治安学理论本土化必须解决二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治安学理论的内容以我为主，同时结合并吸纳国外或境外的合理成份，二是理论体系构建的方法论———演绎和归纳相结合，即在逻辑起点的基础上演绎和在实践基础上的归纳，两者缺一不可。
新中国对治安学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与公安教育的发展密切相关，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前，主要是治安管理工作层面的研究，其中有零星的理论研究，但不是主流；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末，主要是围绕治安管理学进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初步形成了治安管理学的理论体系或学科体系，虽不尽完善，但初具规模；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由于治安学的提出，主要围绕治安学，结合治安管理学进行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治安学的理论研究或学科体系得到初步发展，已经初见端倪……目前，在我国已有的治安学理论体系中，已被绝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治安学者接受并在学理界或实践中应用了的理论（或学科）体系框架，主要有两种：一是以治安管理概念为依据、归纳我国治安管理实践而形成的治安管理学理论（或学科）体系框架；[10][11]另一种是以治安概念为依据、归纳我国治安实践或司法实践而形成的治安学理论（或学科）体系框架，[3][12]并提出了相关治安学理论或原理。③因而，这是一种“自生自长”的本土治安学理论体系框架。这种理论体系框架，一方面由于实质上是以“治安管理”或“治安”为一般起点而非逻辑起点演绎的，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充分地借鉴与吸收西方警察（或治安）实践基础上的归纳，虽然具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离治安学理论本土化即中国特色还有一定的差距。当然，这种理论体系框架，要比那些既不是依靠演绎方法提出来，也看不出归纳的痕迹，既没有进行任何的论证，也没有自洽性的说明而非常随意地提出的治安学理论体系要可靠的多、科学得多。
成本管治论文范文3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学生管理 思想政治教育 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C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9(a)-0062-01
思想政治教育是长期系统的教育工程,应该说各个国家、各个行业及人生成长的各个阶段都不同程度地进行或接受着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是培养人才的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教育阶段。近年来各高校在增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实效性方面进行了许多探索和实践,笔者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是增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教学和科研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如何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笔者进行过一些探索和实践,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增强教学实效性。
1.1 关于教学针对性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目的是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形成共同的思想基础。要及时掌握广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同时把握内涵的准确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现党和政府的意志和主张,具有政治性;思想工作主要是解疑释惑、疏导情绪、化解矛盾,具有广泛性。实践中,既不能忽视原则去淡化甚至抽掉应有的政治内容,又不能一概用政治标准去对待一般性的思想认识问题。要突出理想信念这个核心和思想道德这个基础,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既加强反映时代精神、适应实践要求的新理论和新知识的学习教育;又立足学生需求,带着责任和感情做好教学工作,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疑虑和现实问题。要区别对象的层次性。教师除了要把握好教材及理论前沿,更重要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就是要把握好学生。教师必须深入学生,了解学生,最大程度地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这样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才能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增强教学的针对性。
1.2 关于教学感染力
增强教学感染力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其中的很多因素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和被发现的。教师在课堂上通过驾驭教学机遇、运用教学场景展现个人魅力这是一种能力,通过真诚地与学生交流、关爱学生的生活、关注的学生的成长同样也能展示出师者的风范,从而提高教学的亲和力、凝聚力,感染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无疑是拉进师生感情、促进师生交流、增强理论教学感染力的最有效办法。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
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开发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是相对于显性思想政治教育而言的,是指在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中,教育者将教育的意向、目的隐藏到大学生周围的生活环境和特定形式的活动中,使大学生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之外的校园生活中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的内容,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目的。”[1]包括校园文化、学校管理制度、教师师德等。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一般的专业教育和技能培养,教育的效果不会立竿见影也很难用量化的标准来衡量。在当前大学生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影响作用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开发思想政治教育隐性资源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2.1 优良的班风、校风是最好的也是最有价值的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总书记在对北大老师和同学们的四点希望中指出:“校风反映一个学校的整体形象,一流大学应该拥有一流校风。希望老师们加强师德修养,淡泊名利,甘为人梯,认认真真教书,扎扎实实治学,带头营造良好的学术风气。希望同学们尊敬师长,关心同学,热爱学校,热心公益,为形成蓬勃向上、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氛围共同努力”。[2]这也为我们培育良好的班风、校风指明了方向。班风、校风的形成离不开学校制度、传统,更离不开教师、学生管理者,蓬勃向上、文明和谐的班风、校风,对课堂灌输的思想政治理论和道德规范能够起到巩固和内化作用,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2.2 科学的评价方法也可以看作是隐性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学生考核及评价办法目前来看还存在很多问题。隐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科学的评价方法,同样需要教师深入了解学生,单纯靠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
3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利于提高辅导员、班主任队伍整体素质
作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和管理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辅导员、班主任本身就应该具有教师和管理干部的双重身份。有别于其他专业教师,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是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线,寓教育与日常管理,党建、团建,学生社团服务等活动中,这不仅要求辅导员、班主任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还要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目前我国各高校真正深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高。
3.1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有利于提高辅导员、班主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本身在专业领域教学和研究方面,就有较高的要求,在多年从事教学实践过程中,其研究成果和思想理论可以逐渐渗透到课堂中,学生的头脑中。如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直接兼任学生管理工作,可以拓展思想理论的渗透渠道,通过班会、讲座、谈话及开展班级活动等各种渠道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同时又可以直接举办针对于全体辅导员、班主任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讲座和研讨活动,为学生管理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指导。这种有效的形式以点带面推广到整个学生管理工作中,就会推进辅导员、班主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素质。
3.2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有助于推进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
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实质就是依托专门的机构及终身专业训练体系,对辅导员进行科学的管理和培养,使辅导员掌握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实施专业自主,体现专业道德,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全面有效地履行辅导员职责的过程。[3]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需要有专业的培训和持久的理论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教学本身不会放弃理论学习和专业研修,如果学校能够恰当地利用现有的教师资源,一方面鼓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兼任学生管理工作,另一方面调动理论功底深厚,专业素质较强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本校辅导员、班主任长期培训指导,不仅会推进辅导员队伍整体的提高,还会形成团队学习风气,对于整个校风也会起到很好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晓芳.大学生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06.4.
成本管治论文范文4
关键词：政治关联 研发投资 高管平均薪酬 高管持股比例 调节作用
经济转型时期，法律制度还不完善，市场化程度还有待提高，政府对企业干预大，对于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情况下，企业通过与政府建立关系从而获得一定的便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通过政治关联，企业可以获得有关技术创新多方面的扶持便利，如融资、税率等，而这些便利有助于企业拥有更多资金进行技术创新。所以政治关联作为一种独特社会资源，将会对企业技术创新行为产生影响，研究二者之间关系也就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已有少数学者开始探讨政治关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但并未得到统一结论，也有一些学者对二者起作用的中介变量进行了研究，如外部融资、进入壁垒等，但对二者关系起调节作用的调节变量研究还较少。基于此，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根据资源基础理论、高层梯队理论以及委托理论，利用高新技术企业数据，探索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希望通过研究可以找出对二者关系起调节作用的“第三方”，从而为企业管理建设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一、文献综述及假设提出
（一）政治关联与研发投资
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之间存在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关联是企业一种独特的资源，资源基础理论表明独特的资源是企业保持永久竞争力的源泉，因此如若企业能利用好政治关联这一资源则可以使企业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扶持，甚至可能获取政府所拥有的某些稀缺资源，从而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Hambrick & Mason（1984）的高层梯队理论提出高管团队的个人特征会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影响，高管政治关联作为高管的社会资源也必然会对企业决策产生作用，在现有研究中，已有不少学者对政治关联与企业治理结构以及决策行为进行了研究，主要包括政治关联与企业业绩、税率、融资、政府援助以及行业进入壁垒等方面的关系研究。企业研发投资程度已成为企业战略决策的一部分，不可避免会受到高管政治关联情况的影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领导可以更快、更准确地获取政府有关技术创新的政策或者新项目申报信息，从而在决策过程中可以抓重点以获得来自政府的支持。王珍义（2014）、徐学霞（2013）、李传宪（2013）、蔡地（2014）等学者的研究都表明企业政治关联可以促进技术创新，甚至可以更容易地获得政府研发创新补贴。本文认为，政治关联是企业稀缺的资源，使得企业在融资、税率、政府补助等方面都获得了方便，让企业有更多的资金用于技术创新投入，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政治关联与研发投资具有正相关关系。
（二）高管激励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的调节作用
调节作用是指存在第三个变量对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产生影响，它可能正向影响这一关系也可能负向影响这一关系。在研究政治关联与研发投资关系时，也存在一些变量对这一关系进行调节，张平等学者的研究就发现高管平均受教育水平会对这一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委托理论表明当企业两权分离时，所有者与管理者的目标存在差异，股东作为所有者追求的是企业利益最大化，而管理者在追求企业利益时还需考虑自身职位晋升、个人名誉等，因而当管理者进行管理决策时，一旦发现存在较大风险，就可能会为了避免失败带给自己不好影响而放弃机会从而保护自身利益。所以，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就应该采取激励措施，通过长短期激励使得管理者能够将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趋同化，从而促使企业更好发展。企业研发决策是一个高风险行为，投资周期长，一旦进行大强度研发投入就会很大程度影响企业流动资金周转情况，从而影响其他投资行为，所以对于管理者而言，进行研发决策是谨慎的，即使拥有政治关联这一资源，如果研发投资行为影响到个人未来发展，也会放弃政治关联所能带来的研发投资方面的便利。但是当企业能够给予薪酬或者股权上的激励，使管理者与企业命运联系起来，能站在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从而选择对企业发展有利的研发投资项目。何霞（2012）、蔡逸轩（2014）、于雪然（2104）等学者研究都发现高管激励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且高管激励也能对高管团队背景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本文认为，高管激励是一种对管理者肯定的行为，在激励下管理者更能考虑企业长期发展利益，不仅会加大研发投资，而且也会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为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会。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高管激励会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关联产生调节作用，且产生的是正向调节作用，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高管薪酬激励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3：高管股权激励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高新技术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更注重技术创新，对其进行研究更具有指导意义，因此本文选择创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评定以三年为一个周期，因而本文以2011年至2013年期间被评为或通过复审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剔除2013年企业研发投资和高管政治关联信息不完善以及出现ST的企业，最终选定239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具有政治关联企业107家，不具有政治关联企业132家。
研究中所需的数据可以分为四类：企业研发投资数据、政治关联数据、高管激励数据以及控制变量数据。其中，企业研发投资数据中的研发投入和主营业务收入数据手工搜集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企业年报;政治关联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中的高管简历，为了保证政治关联信息准确性，还利用“证券代码+董事长或总经理名称+简历”或“证券代码+董事长或总经理名称+人大代表”“证券代码+董事长或总经理名称+政协委员”等方式通过新浪财经网、东方财富网、网易财经网等网站对政治关联信息进行核对;而高管激励和控制变量数据中所需的高管平均薪酬、高管持股比例、总资产、总负债、营业收入、企业年龄、两职合一等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
1.企业研发投资选取。当前研究中，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测量主要为：研发支出/主营业务收入、研发支出/总资产、研发人员/企业职工总人数等。本文认为，企业研发投入主要包括人、财、物三大部分，而人、财、物最终都将以资金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主要考虑研发资金投入情况，但由于各个企业规模各不相同，如果仅以研发资金投入的绝对量作为研究变量，则缺乏对比性，因此本文采用研发资金投入的相对量指标来衡量企业研发投资情况，即采用研发投入/主营业务收入这一指标，用RDR表示。其中，研发资金投入数据主要搜集于年度报表中董事会报告披露的研发支出或者研发投入金额。
2.政治关联的选取。关于对政治关联的度量，当前学术界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使用哑变量，这是众多学者常用的衡量标准，即如果企业高管具有政治关联就用1表示，否则用0表示;二是比例法，用高管中具有政治背景的人数/高管总人数表示;三是赋值法，即根据政治关联程度不同进行赋值，如徐学霞（2013）等学者将高管具有中央级政治关联赋值为-1，无政治关联赋值为0，省级、地市等级别政治关联赋值为1。本文研究目的是为了验证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而企业研发决策主要是由高管团队决定，其中董事长和总经理在这一决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考虑政治关联时主要考虑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政治背景。此外，本文研究的是政治关联是否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影响，而不是影响程度，因此借鉴张平（2014）、罗明新（2013）等学者的研究，对政治关联的度量采用哑变量，即如果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具有政治关联用1表示，否则用0表示，其中，董事长或总经理在人大、政协、军队或政府部门中任职或曾经任职就认为具有政治关联。
3.调节变量的选取。在企业管理过程中，高管激励主要可以区别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大类，物质激励包括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精神激励包括职位晋升、带薪休假等。由于精神激励难以客观衡量，因此本文主要考虑物质激励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采用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这两大指标。其中，高管薪酬用高管团队成员的平均薪酬表示，高管持股比例为高管团队成员持股总额占总股数的比例。
4.控制变量的选取。除了政治关联外，影响企业研发投资情况的变量还很多，为了更好地揭示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对这一关系的调节作用，在借鉴王珍义（2014）、彭忠文（2015）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还引入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企业年龄、两职合一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规模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资产负债率为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企业成长性主要从营业收入方面考虑，用样本年份营业收入减前一年营业收入的差与前一年营业收入的比值表示;企业年龄为样本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两职合一为哑变量，如果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则用1表示，否则用0表示。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所采用的各变量定义如下页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根据上文的假设分析，具体模型构建如下：
模型1：RDR=α+β1PC +β2Ctrol+ε
模型2：RDR=α+β1PC +β2MI+β3（PC×MI）+β4Ctrol+ε
模型1用来验证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模型2是引入高管激励与政治关联的交叉项来验证高管激励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调节效应。模型中，RDR表示样本企业的研发投资，PC表示政治关联，MI为高管激励，包括高管平均薪酬（AC）和高管持股比例（MSR），PC×MI为政治关联与高管激励的交叉项，Ctrol为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TH）、企业年龄（AGE）以及两职合一（DUAL）;α表示常数项，β1、β2、β3、β4为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用来修正模型。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
表2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1）企业研发投资方面，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均值达到了7.44%，高于我国平均水平，说明高新技术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更注重技术创新投入，总体上处于较好的创新状态，但与西方企业达到10%以上投入强度还有一段差距，因此大部分企业还要加大创新投入力度;而从极大值0.4672和极小值1.45E-06来看，不同企业重视程度各不相同，有些企业的研发投入资金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几乎为0，造成企业间两级分化现象严重。（2）政治关联方面，均值为0.4477，表明董事长或总经理不具有政治关联的样本企业数量要稍高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但是从另一面也反映出企业寻求政治关联成为了一个普遍的现象。（3）高管激励方面，高管平均薪酬的均值为209 763.7元，高管持股比例的均值为36.78%，总体处于一种中等水平，而极大值和极小值则表明了企业间的差距，少数企业的高管平均薪酬和持股比例较高，极大值达到了1 158 356元、73.86%，但也有部分企业的高管平均薪酬较低，而高管持股比例甚至为0，说明不同企业对高管的激励力度有所不同。
表3是将样本企业区分为政治关联和非政治关联两类进行描述性统计对比分析。表3数据表明，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无论是极大值、极小值还是平均值都高于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这说明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具有政治关联不仅不会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反而会起到弱化作用。而从高管激励来看，无论是高管平均工资还是高管持股比例，具有政治关联企业与不具有政治关联企业间的差距并不大，表明政治关联并不会对企业高管激励政策产生过多的影响。
（二）相关性分析（见表4）
表4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变量的容忍度在0.75以上，个别变量的容忍度在0.2左右，但都大于0.1，不存在太低的容忍度;而在VIF值方面，大部分变量的VIF值都小于1.5，少数变量的VIF值在4左右，但数值都不太。从这两个指标结果可以看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见下页表5）
表5中，模型1是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资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2、模型3分别是高管平均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调节作用的回归结果。三个模型都通过了F检验，且调整R方分别达到了0.1196、0.1182、0.1152，因此，可以用来分析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的关系以及高管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模型1数据表明，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在5%水平显著负相关，回归系数为-0.019，这表明在控制了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企业年龄、两职合一等变量的情况下，董事长或总经理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研发投入水平要比不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来得低，即政治关联削弱了企业研发投入力度，假设1未通过检验。
本文选取高管平均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表示高管激励情况，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表明无论是高管平均薪酬还是高管持股比例，其与政治关联交叉项（AC×PC、MSR×PC）均未通过t检验，且模型的调整R方也未得到提升，也就是说高管平均薪酬、高管持股比例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并未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即高管激励对二者关系不存在调节效应，假设2、假设3均未通过检验。
回归结果还表明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分别在1%、10%水平上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负作用，即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研发投资就越小;企业年龄越大，研发投资也越小。而企业规模、企业成长性和两职合一未检测到它们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见表6）
通过以研发人员投入代替研发资金投入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发现与前述结果没有出现太大的差别;同时还通过减少控制变量个数进行分析，也得到了相同结论，由于篇幅有限，结果未列出。以上检验均说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合理的。
四、结论与讨论
（一）相关结论
本文以创业板的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企业，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了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在这一分析基础上，借鉴委托理论，提出了高管激励对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的调节作用，根据相关数据分析结果，得到以下结论：（1）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相对较大，但与西方发达企业高达10%的研发投入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且企业间存在着严重的两级分化现象;（2）企业政治关联已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象;（3）在控制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企业年龄、两职合一等变量的情况下，政治关联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了负向作用，即政治关联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力度;（4）高管平均薪酬和高管持股比例未对政治管理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即高管激励不能调节政治关联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
（二）管理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对企业管理具有实践意义，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决策、追求政治关联行为、激励机制设计等方面有了一定指导性。
1.企业要提高创新意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虽然从均值上看，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投入相对较高，但不可忽略两级分化现象以及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差距，因此大部分企业要想获取竞争优势就必须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1）要提升员工的创新意识，制定相关制度对员工新思想、新思维进行奖励，从而构建良好的创新氛围;（2）培养一支善于挖掘市场信息的队伍，能够通过消费者消费信号分析未来的需求，从而开发满足需求的新产品;（3）要关注国家政策导向，分析研发风险，能针对性地进行研发创新;（4）研发周期长，有后续追加资金需求，因而要追踪研发各个阶段，了解研发实时情况，有效追加研发投入。
2.企业不可盲目追求政治关联行为。虽然政治关联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便利，但是追求政治关联是一个高成本的行为，企业需要花费大量资源去维护这一关系，从而导致创新资本不足，不利于企业技术创新，而且伴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大，政府干预也会越来越弱，因此企业要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不可盲目追求政治关联这一行为。（1）企业高层团队作为企业决策的参与者，要充分分析政治关联作为社会资源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财力不足的创新型企业，不能为了追寻政治关联而使得企业资金出现困难;（2）已经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不能过分“依赖”于政府，要积极通过各种融资途径获得企业周转资金，从而为创新投资储备更多资源，另一方面，政治关联企业要发挥政企关系的良性作用，接受政府的公共思维，但也要提升自身创新自主性，主动寻找市场需求。
3.合理设计高管激励机制。加薪、持股、晋升等都是一种对高级管理者肯定、激励的行为，但由于激励机制具有复杂性，并不是说激励越多就有利于企业发展，因此企业在设计高管激励机制时要充分考虑各方面。（1）要考虑高管成员的个人特征，分析高管性格类型，针对不同个性设计不同的激励方案;（2）从本文结果来看，虽然薪酬和持股都不产生调节作用，但持股数据表明要比薪酬效果好，所以企业要强化股权激励，通过持股使高管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联系起来，提升高管为企业长远发展考虑的意识;（3）企业要导入卓越绩效，把企业研发创新情况作为绩效考核的因素，通过绩效因素合理设计激励方案，从而强化激励效果。J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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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治论文范文5
学风思想政治理论课对策教育部关于本科教学评估的指标体系中，将学风建设作为一级指标加以规定。学风建设是高等院校办学质量、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而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历史以高职高专为主，本专科学生同时在校就学，教师学生学术视野有待拓展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学风状况不理想的情况普遍存在。
为了深入了解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风情况，我们调研组对河套学院本专科学生进行了随机抽样问卷调查，调查包括学风整体状况、学习动力、课堂纪律与学生旷课情况、对待考试态度等几个方面。
一、河套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1000份，收回有效问卷921份，有效率为92%，是有效的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有56%的被调查者认为河套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良好，41%认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一般，3%认为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较差。从以上数据显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现状不容乐观。专科和本科学生学风差别较大，本科生的学风状况明显要优于专科生，其中整体比例可以高十一个百分点（被调查的本科生中67%认为，我校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学风的总体状况良好）。
配合在学生中开展的访谈，我们发现，我校学风状况不理想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同学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浓厚的兴趣（占56%），导致学生学习消极、被动，但调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毫无兴趣的同学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占13%），这一部分学生要重点关注，加强对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通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不理想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调查，主要问题集中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缺乏学习动力（占82%），学生迟到旷课现象严重（部分专业达到8%）；课堂学生学习纪律性较乱（被调查学生中62%的学生认为课堂学生学习纪律性较乱，需要教师不停地中断讲课维持课堂秩序）；考试前突击复习（占64%）；考场作弊等现象。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不良的主要表现
河套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的总体是良好。特别是升本以来，本科生生源素质较好，学校对学生的专业指导及时深入，常规教学管理更加规范，部分学生又有考研的压力，大部分本科学生对待专业课程学习能积极进取，勤奋好学，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上也有明显体现，但作为艺术类专业的本科生和大部分专科专业学生，学风问题依然突出，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目的不够明确
学生在长期应试教育影响下，脱离高中紧张的学习生活，进入相对宽松的大学学习，使学生产生学习惰性，对专科生来说没有了进一步升学的压力。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促进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重要途径之一。部分学生意识不到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其提高政治理论素养的重要作用，学习的功利性较重，觉得思想政治理论课对未来职业没有用，就不愿意学。也有部分学生的功利性表现在为了得到奖助学金而不得不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基于全面和谐发展，素质的综合提高的角度思考问题。学生中普遍存在只对专业课有较浓厚的兴趣，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人文素质课或公选课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学习目的不明确，学生会表现出消极被动、对教师授课，布置作业等抵触。
2.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和中学相比大学教育没有了升学压力，部分学生没有端正学习态度，只追求成绩合格。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性质特殊，这类课程更强调意识形态性，培养学生的政治素养和政治敏感度，因为不具有专业课程的直接实用性，部分学生学习上缺乏好学勤奋刻苦钻研的精神，消极学习，课堂上听讲不认真，笔记懒得做，应付课后思考题和课下作业，考试存在侥幸心理，希望有作弊机会。这一部分学生严重影响了学风的健康发展。
3.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纪律较为松懈
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存在学生纪律观念淡薄，自由散漫，迟到、吃早餐、旷课、上课注意力不集中，随意说话聊闲天，玩手机，看小说等现象时有发生。
上述情形在不同专业年级和不同学生上表现程度有个体差异，其中艺术类学生和专科生学风问题更加突出。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不佳的原因分析
河套学院作为新建本科院校，学风问题不仅存在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各个专业的专业课教学中也有所体现。由于各高校的扩招计划，使河套学院招收的学生普遍文化课成绩较低，作为大众化教学为主学校，均存在生源文化素质较低的现象，这些学生中部分在中学时就没有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就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的学风，做以下几点分析：
1.社会浮躁的负面影响
当今社会正在转型期，价值多元化价值取向，使学生难免产生思想困惑与冲击，在现实中不切实际想法的落空带来信仰危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的主阵地。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片面理解，不主动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理论缺乏兴趣，学习动力不足。
市场经济使人们的物质欲望膨胀，也使社会成员的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剧增，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冲击，学生也不同程度上受社会的影响，急功近利，社会的浮躁反映在学生身上希望快速成功，不愿意付出辛勤努力，不肯坚持不懈艰苦的学习上。新形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面临的新状况是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改进教学。
2.学生管理教育方面缺乏齐抓共管
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学风状况不佳，和学生管理的观念不统一有关系，专业任课教师多强调专业的实用性和重要性，专业学习似乎只为了学习一门谋生的技能，学生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与各自的专业没有太大关系，对今后的职业发展没有直接影响，学不学关系不大。甚至有同学还觉得，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类似的政治教育类课程，所讲的道理和理论大家都知道，上不上课无所谓，学了也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浪费时间。在院系学生教育管理中缺少细致深入的思想教育，全方位育人的观念没有在教育中体现，对那些纪律松懈的学生没有进行引导教育。
现存的学生评教和教学评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客观公正性，教师严格要求学生，工作认真负责的老师评教结果，不如放任学生管理，工作不认真的老师，放松学生纪律管理的课堂和学风不良并没有直接联系，但学生评教的成绩排名会影响教师对学生管理的严格性。
另外，平时成绩在结业考试的比例、对考试的重视程度、补考和重修的严格性这些常规教学管理，也对学生良好学风的建立有一定的影响。
3.教师教学中没有建立学生主体机制
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性、政治性较强，教学内容为教育部规定的固定内容，具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性，期望学生入心入脑，现在的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兴趣低落，部分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有逆反心理。教师的教学需要找到政治理论讲解、现实社会、学生实际生活状况的切合点，如果教学内容枯燥无味，学生自然缺乏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部分教师教学方法单调，填鸭式满堂灌，不讲究改进教学方法手段，如探究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参与式教学、案例教学等，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个别教师忽略了课堂纪律的管理，没有课堂考勤记录，对学生的不守纪律的表现放任不管；考试提前划范围划重点，降低试卷难度。直接导致忽略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导致学风不良的现象出现。
4.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还有待建立
从河套学院学情状况分析，学生在学习动力和良好学习习惯还存在欠缺的地方。学生学习动力不足，主要源于对自身社会责任和未来激烈的社会竞争没有充分认识。普遍缺乏对自己职业生涯的系统规划，没有终身学习的意识，没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和进取的要求，没有独立意识，在学习上表现为没有学习动力，没有良好的预习复习的习惯，自学能力差，没有阅读专业论文和专业书籍的意识。部分学生学习能力不强，表现在政治素养低，人文知识积累不够，热衷于快餐文化和网络阅读。学习自律性差，大学教育的宽松和学生管理不严格，自我惰性的支配下，学生必然是不爱学习、课堂纪律松懈。部分学生不追求真才实学，而把学习成绩作为评奖助学金的基础；对思想政治理论考前死记硬背的学生数量很多，突击式学习，使大学生理解理论的能力较低，进一步提高能力受到限制。
四、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生不良学风的对策分析
1.系部齐抓共管，加强思想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
学风建设重点要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用正确的观念抵御社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明确自身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明确人生目标和职业规划，让学生摆正大学学习和未来职业生活的关系。通过学生所在院系学习指导、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多层教育引导下，发挥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调动学生学习的内驱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针对社会思潮和社会热点问题，引导学生改变浮躁思想，让学生了解个人发展没有捷径，未来要依靠真才实学，让学生了解大学学习是终身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
建立教务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和一线辅导员的联系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及时就学生学风动态进行沟通和合作，对出现的问题探讨改进措施。把监督和日常管理结合，发现问题及时汇报，及时调查研究，及时协调解决。
建立辅导员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联系制度，双向沟通交流，任课教师就班风学风、经常迟到旷课学生等情况及时与辅导员反馈。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多为多班授课，任课教师对学生没办法深入了解，可以通过和辅导员的交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学生管理。
多渠道全方位的教育引导，要统一到以学生为主体和教书育人的大前提上。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开展文化周文化月活动，提高教师学生的文化品位，经常举办高水平的学术报告会，培养良好的育人、治学环境。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作用，进行学风优秀集体和学风优秀个人的评选，明确正确的学风导向，树立学生学习楷模。通过辅导员班主任组织主题班团会，主题演讲，主题竞赛、读书会和课堂强化教育等方式，促进良好班风学风的建立。
2.加强教风建设，发挥教师的主导地位
教风是学风的前提，通过深入开展教学、科研评比，培养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教师跟踪学术前沿，更新知识结构，参加学术交流和教研科研活动，以科研促进教学。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要用渊博的专业知识，很强的质量意识，严谨治学态度，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教育学生。鼓励教师参与教学改革，丰富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吸引力，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成为学生成才的引路人。
在课堂教学中以教师为主导，坚持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主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让课堂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培养能力。教师需要充分挖掘教材内容，精讲多练，确保学生有足够的主动学习和实践的时间，创设生动活泼的教学情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严格要求学生，进行课堂考勤，及时组织教学整顿课堂纪律，严格考试制度、严格按照规定评定学生成绩。
3.抓学生学习，培养良好学风
首先，抓学生学习，要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在学生管理中，教学管理中和授课课堂上等多方位多渠道强化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历史使命感和个人成才意识，让他们自觉将个人成才与民族复兴和人民富强结合起来，积极主动对待学习。
其次，抓学生学习，要让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对刚入学学生做好专业思想导入，让学生及时知晓人才培养目标和计划，行业发展方向与前景。让学生了解学校学分制度、主修辅修制度，明确学习的方向、重点和兴趣点。让学生很快了解我为什么学和怎么学，明确大学学习要依靠自修研得，努力开拓学术视野。解决学生生活和学习上的困惑，通过辅导员、任课教师引导，优秀学生影响等逐渐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再次，抓学生学习，还要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教育。我校为新建本科院校，学生入学成绩较差，部分学生学习习惯较差，学习能力较弱。要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制定个性化的学习计划，对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程均要课前预习，掌握重难点，有针对性的听课，加强课堂自我调控能力，学会记忆和自主思考，提高学习质量。高质量完成作业，牢固掌握和灵活运用知识。引导学生拓展课外阅读，提高人文素养。
4.建立有效的学生考核制度和教师考核制度
要注重学生学习过程管理，平时考勤考核、学习过程考核。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规范教学管理，在考勤考核，课堂提问、学生项目任务完成情况、课堂纪律表现，作业，结业考试等方面，并鼓励教师创新考核考试方法，如面对面答辩等方式，综合评定学习最终成绩，让学生更重视学习过程而不是学习的最终成绩。改革学生评教制度，不是单一的学生评价表或者单一的学生座谈来评定考核教师，通过部系听课评课、教案、作业、试卷等教学文件的规范管理，学生座谈会、教师座谈会等多种方法，平衡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关系，达到改善学风的目的。
优良学风对学生会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对学校育人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学风建设是学校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良好学风的培育，需要常抓不懈，需要综合协调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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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管治论文范文6
关键词：中小企业；专业治污；监管机制；博弈
一、 引言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有4 000万家，贡献了全国60%的GDP、50%的税收和80%的城镇就业，中小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中小企业这一成绩的取得是以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民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提高，环保意识日益增强，强化中小企业污染物治理及排放的监管成为我国环保工作中的重点任务。
由于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数量众多（占我国企业总量的99%以上），且分布非常分散，几乎每个乡村都有中小企业存在，因此，由中小企业实施现行常用的分散治污会导致以下问题：（1）中小企业无力支付治污设备购置成本；（2）治污设备重复投资；（3）治污技术不过关，治污不达标；（4）治污量小，达不到治污经济规模；（5）中小企业过于分散，环保部门无法进行全面监控。而通过将中小企业集中到一起进行生产（如集中到工业园区），并由专业的治污公司对所有中小企业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治理，则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因此，集中生产，专业治污，成为我国许多地区广泛采用的中小企业治污模式之一。
随着集中生产，专业治污模式的广泛实施，国内外学者也对其展开了研究。Zhu通过对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实证研究发现，集中治污是小型电镀企业治理重金属污水的最优模式；鞠建林以浙江省绍兴县集中治污工程为例，分析了浙江集中治污实践所取得的成效；张景明则以江苏省常熟市服装水洗企业污水处理为例，研究了集中治污模式的主要优势；刘天蓉通过对宁夏吴忠市采用集中制浆，专业治污策略治理造纸企业所产生污染物的实证研究发现，该市造纸企业污水治理在“十一五”期间取得明显效果；胡新平和黄波通过建立集中治污模式下的博弈模型，研究了集中治污模式下中小企业排污监管机制。但以上文献均未研究专业治污模式下政府如何通过监管成本、检查频率、违规排放处罚金额及守法治污奖励金额等常见监管策略的制定，设计出具有可操作性和针对性的中小企业排污监管机制，来防范中小企业的偷排行为，并对专业治污企业的治污定价行为进行规范。
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专业治污模式下政府和中小企业间的排污监管博弈模型，研究如何针对专业治污模式下中小企业生产及排污行为的特征，通过监管成本、检查频率、违规排放处罚金额及守法治污奖励金额等常见监管策略的制定，设计出可操作性强的中小企业排污监管机制，防范中小企业排污行为和专业治污企业定价行为，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环保政策的制决策借鉴。
二、 中小企业专业治污监管模型
1. 问题描述。某地有多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中小企业，其生产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污染物，污染物的生成量与企业的产品产量正相关。污染物若直接排放到环境中会造成一定的环境破坏和社会福利损失，且污染物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社会福利损失与污染物排放量相关。
由于中小企业的数量多且分布广，不利于政府进行规制监管，加上中小企业难以独立承担购买治污设备的费用，且由其分散会因达不到规模经济而导致治污资源浪费，或因治污设备或技术落后而达不到治污标准，因此，政府将这些中小企业集中在一起进行生产，并引入专业治污企业治理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治污企业根据中小企业向其排放的污染物数量收取治污费用。
由于污染物造成的环境破坏和社会福利损失是由整个社会承担，中小企业所承担的部分几乎为0，而治污费用则是由中小企业自己承担，因此，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中小企业，在面临众多竞争对手和激烈的市场竞争时，自然会选择偷排污染物，以此降低治污成本和总成本，提升其竞争力。为此，政府需要强化对企业的排污行为的规制和监管。但是，政府的监管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若要完全杜绝中小企业的偷排行为，政府所付出的监管成本可能过高，甚至高于因污染物减少而增加的社会福利，反而得不偿失。因此，政府需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制定对中小企业偷排行为的规制和监管策略。
此外，治污企业的治污收费也会对中小企业的生产及排污策略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政府也不能完全由其自主制定收费价格，需要对其定价策略进行相应的规制和指导，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2. 模型建立。某地有n家生产同一产品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i（i=1，2，…，n）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数量？着i为其产量qi的函数，即？着i=？着i（qi）。中小企业i为了降低成本，可能会偷排污染物，其偷排概率为？兹i。污染物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ci为偷排量？着′i的函数，即ci=ci（？着′i）。
政府将所有中小企业集中到一起进行生产，并引入专业治污企业对其污染物进行治理，治污企业按中小企业向其排污量以单位价格p收取治污费用。
为了防止中小企业i（i=1，2，…，n）偷排，政府对其进行规制和监管，其监管策略为：按？酌i的概率对其进行检查，检查成本为si，发现偷排行为的概率为？准i，且为检查成本的函数，即？准i=？准i（si），且满足？准i（0）=0，？准i（∞）=1，？准′i（si）>0，？准″i（si）
由此可得，中小企业专业治污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1所示。
三、 中小企业专业治污监管机制
由表1可以看出，中小企业环境规制博弈没有纯战略纳什均衡，只存在混合战略纳什均衡，求解可得政府的检查概率？酌i和中小企业i（i=1，2，…，n）的偷排概率？兹i分别为：
由（1）式可得结论1如下。
结论1中小企业的偷排概率随政府奖励金额、单位污染物罚金、污染物偷排量及偷排行为被发现概率的增加和降低；随政府检查成本的增加而提高。
证明：分别求中小企业的偷排概率关于政府奖励金额、单位污染物罚金、污染物偷排量的一阶偏导数可得， ？坠？兹i/？坠？琢i
结论1表明，随着政府对按规定排污行为的奖励金额的提高，中小企业遵守排污规则的收益提高，因此，中小企业偷排的意愿和概率就会降低。而随着偷排导致的单位污染物罚金提高，偷排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就会降低偷排概率。污染物偷排量提高意味着偷排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偷排次数减少，即偷排概率降低；此外，一旦偷排被发现，面临的罚金也越高，偷排成本越大，偷排概率就会降低。而偷排行为越可能被发现，中小企业自然会减少偷排行为。随着政府每次检查成本的增加，政府为了降低总检查成本，自然会减少检查频率和次数，虽然检查成本的增加会提高政府发现中小企业偷排行为的概率，但是由于检查成本的边际效率递减，政府发现偷排行为的概率并非与检查成本成比例增长，随着每次检查成本的增加，中小企业偷排被发现的可能性降低，中小企业自然会提高其偷排的概率。
由结论1可以发现，随着政府检查成本的降低，中小企业偷排的概率也会降低，由（1）式还可以看出，当政府检查成本趋近于0时，中小企业偷排的概率也趋近于0，因此，为了防止中小企业偷排，政府可以加大排污监管的固定投入，从而尽可能降低政府的检查成本。如国内外一些地区通过建立排污在线监控系统，对排污企业进行24小时在线监控，环保工作人员只需能登录在线监控中心网站就可以随时检查企业排污情况，将政府的检查成本降到几乎为0，从而使得企业没有机会偷排。由此可得结论2如下。
结论2政府应加大中小企业排污监管的固定投入，以尽可能降低检查成本，从而杜绝中小企业偷排行为。
证明：结论2的证明可由以上分析得出。结论2证毕。
由（2）式可得结论3如下。
结论3政府进行检查的概率随治污企业单位治污收费和中小企业偷排数量的增大而提高；随政府检查成本和发现中小企业偷排的概率，以及中小企业单位污染物罚金和由政府奖励所获收益的增大而降低。
证明：分别求政府进行检查的概率关于治污企业单位治污收费、中小企业偷排数量、政府检查成本、政府发现中小企业偷排的概率、中小企业单位污染物罚金、中小企业由政府奖励所获收益的一阶偏导数可得，？坠？酌i/？坠p>0，？坠？酌i/？坠？着′i>0，？坠？酌i/？坠si
结论3表明，随着治污企业单位治污收费的提高，中小企业的治污成本增大，为了降低其治污成本和总成本，提高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中小企业就会提高偷排的概率，增加偷排次数，为了降低中小企业的偷排概率，政府就会加强监管，提高检查概率。随着中小企业每一次的偷排量的增加，中小企业偷排行为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和社会福利损失增大，为此，政府就会提高检查概率，以降低中小企业偷排概率，降低环境破坏和社会福利损失。随着政府检查成本的增加，政府发现中小企业偷排的概率提高，同时，政府为了降低监管支出，就会降低检查概率和频率。随着政府发现中小企业偷排的概率的提高，中小企业就会减少偷排行为，政府自然就会降低检查概率和频率。中小企业单位污染物罚金或中小企业由政府奖励所获收益的提高，意味着中小企业偷排成本的提高或按规定排放的收益增加，中小企业自然就会减少偷排行为，以降低偷排带来的成本或提高按规定排放带来的收益，因此，政府也就会随之降低检查概率和频率。
由结论3可以发现，治污企业单位治污费用的提高会使得中小企业治污成本增加，中小企业就更有可能进行偷排，为了防止中小企业偷排，政府就不得不提高检查的概率和频率，就会因此付出更高的监管成本。此外，由中小企业的支付函数可以看出，单位治污费用的提高还可能使中小企业降低产品产量，以减少污染物生产量，从而降低治污成本，而中小企业产品产量的降低也会导致社会福利的降低。因此，政府不能完全由治污企业按照市场机制来制定治污收费，而应该对其治污定价行为进行适当干预，如设定治污收费上限等。由此可得结论4如下。
结论4专业治污模式下，政府必须对治污企业的治污定价行为进行适度干预，以此提高社会福利。
证明：结论4的证明可由以上分析得出。结论4证毕。
此外，由结论3还可以发现，中小企业由政府奖励所获收益的提高可以降低政府的检查概率，从而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因此，政府应该更多地将奖励给予能够因此获得更大收益的中小企业。如，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融资难，政府就可将为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担保为奖励，这样既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又可以激励其按规定进行污染物治理和排污，杜绝中小企业偷排行为，实现中小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由此可得结论5如下。
结论5政府应该更多地将奖励给予能够因此获得更大收益的中小企业。
证明：结论5的证明可由以上分析得出。结论5证毕。
四、 仿真分析
某地区有10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中小企业，每家企业的产品产量均为qi=20，i=1，2，…，10，污染物产生量均为？着i=0.9qi，中小企业为了降低治污成本，以？兹i的概率进行偷排，偷排数量为？着′i=0.3？着i，污染物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为ci=2？着′i。中小企业的污染物由专业治污公司进行治理，其单位治污收费为p=15。政府以？酌i的概率对中小企业i进行检查，检查成本均为si=10，发现中小企业偷排的概率为0.8，一旦发现中小企业偷排，将对其处以？籽i=20？着′i的罚金，反之，若未发现偷排行为，则奖励中小企业？琢i=10，中小企业则会因此额外增加收益ri=20。
由（1）式和（2）式可得中小企业的偷排概率为10.59%，政府的监管概率则为79.10%，政府、每家中小企业及治污企业的支付分别为-11.14、-250和2 614.19。
若政府限定治污企业单位治污收费上限为10，在此条件下，中小企业的偷排概率为10.59%，政府的监管概率则大幅降为52.73%，政府、每家中小企业及治污企业的支付分别为-11.14，-160和1 742.8，因此，政府通过干预治污企业治污定价使得社会福利上升28.61。
五、 结论
本文构建了专业治污模式下的政府与中小企业排污监管博弈模型，通过理论及仿真分析，得出了政府的最优监管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应加大中小企业排污监管的固定投入，以尽可能降低检查成本，从而杜绝中小企业偷排行为。专业治污模式下，政府必须对治污企业的治污定价行为进行适度干预，以此提高社会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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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号：11YJC6300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