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学论文范文1
先秦散文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历史散文，一类是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就其本质而言，是哲学、政治论文，但在论述论证中取譬设喻，运用形象化的手段等，则开了中国文学散文发展的先河。先秦诸子散文的风格，各师其心，其异如面。《论语》的简括，《孟子》的雄辩，《墨子》的严密，《庄子》的奇幻，《荀子》的浑厚，《韩非子》的峭拔，其独特鲜明而成熟的风格，无一不令人赏心悦目，击节称赞。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到：“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体备。”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逐步形成，跟百家争鸣肥及诸子散文的出现和发展相一致。《论语》创立的语录体，在《墨子》中得到发展，进而形成了《孟子》的对话式辩论文。《庄子》丰富的寓言和奇崛的想象，成为先秦说理文的瑰宝。《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则标志着我国古代说理文体制的完全成熟。
二、先秦诸子散文的特点
中学语文教学已经不仅仅是语文工具性的教育，更重要的是语文人文性的教育。谈到语文的人文性教育就不得不提到我国文学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百家争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文学、思想史上最耀眼的时期，各学派为了传播自家观点纷纷著书，而这一时期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2000多年。我们将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作品称之为先秦诸子散文。
中学教材中大量出现了诸子散文的选篇，从《论语》，到《孟子》，再到《庄子》，等等。这些选篇是中学语文教学中的重中之重，现在笔者分析之所以会出现大量诸子散文选篇的原因。
其一，先秦诸子散文可谓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典范，后世也不曾逾越。先秦诸子散文成了中华文化的象征，这是为何中学语文教材中会大量出现的关键因素。中学语文教材在选定课文时也是将这一时期的作品看得非常重要，这是语文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具体统一。
其二，先秦诸子散文是我国古代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学派的基本思想都已经非常完整了，后世的变化也仅仅是从前者的思想上进一步地阐述了各家观点，甚至有些学派也积极地学习了、借鉴了其他学派的观点，例如，西汉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学说、法家学说等糅合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并且把儒家的伦理思想概括为“三纲五常”。有学者将这种新儒学思想称之为“外儒内法”。所以学习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根源就在先秦诸子散文。
其三，先秦各家学说都是在讨论君与民、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孟子·尽心下》中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就是典型的在讨论民、国、君三者之间的关系。荀子曾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要学习、继承中国古代思想就必须从先秦诸子散文入手。
笔者认为，中学语文教学中先秦诸子散文的讲述是至关重要的。但笔者观察近年来语文教学在中学阶段已显得较为薄弱了，部分人持一种观点，即语文学习都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然而，语文科目不仅仅指的是母语的使用，而是文化、思想、文明的综合性较强的一门科目。许多教育专家已经发现了中学语文教育正在沦为“鸡肋学科”，从教育的长远发展来看，这是非常不利的。许多学者认为青少年的崇洋的行为，与我国教育中出现了“语文寒流”有一定关系。笔者认为汉语热席卷全球，但唯独中国本土出现寒流，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学语文教育活动应该更加有力度、深度。只有将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放在首位，才能让学生更具人文性。
三、先秦诸子散文的教育意义
先秦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一变革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其精神基础则是由于“士”阶层的兴起而出现的思想活跃局面。这些忧国忧民之“士”，或奔走于诸侯各国之间，宣扬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治国之道，或讲学著书，表达对社会、人生、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哲学思考。先秦诸子散文的人文性是非常丰富的，可以说是中国人文的宝库。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先秦诸子散文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具体统一主要表现在，先秦诸子散文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要篇目，又是学习古代思想的重要途径，而古代思想的学习所占比重更大，这对于先秦诸子散文的教学尤为重要。例如，我国现阶段提出的和谐社会，其根源就是孔子的“仁”的学说，孔子认为“仁”包涵一切美德，是每个人都要追求的思想境界。在语文教学活动中对于“仁”这一思想教育的讲述尤为重要，在《论语》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非常典型的对于“仁”这一概念的具体解释。这是语文教学中需要注意的地方，如何让学生把握“仁”的思想，更形象而具体地理解“仁”，并以此思想作为自己生活中行为的准绳，这就是语文教学中重要的人文性教育。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2
人文素养的积淀是教育效果的立体体现。人文素养包括历史的、社会的等诸方面的知识和修养，高中学生通过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影响到知、情、意、行诸方面。《先秦诸子散文选读》和相关资料的综合性学习，就是德育通过智育的手段进行的教化。通过《先秦诸子散文选读》的学习，学生的收获是多方面的。
一、学生知识系统化
课改之前的教材编排是诸子散文分散于教材各册中，诸子思想集中介绍。此种教学产生的效果是学生对诸子散文缺乏整体性的理解，对诸子思想的感受不深。比如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他主张积极入仕做官，提倡因材施教；要求忠君，仁义礼智孝；三人行必有我师，谦虚求学不耻下问，温故而知新，对诸子的性格更无从比较差异。选修课集中内容进行编排，加大了容量，学生有更多的空间了解诸子生活经历和思想甚至触摸诸子情感。引领学生学习此教材，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掌握，会形成体系。
先秦诸子生活的时代分裂战乱，现在乱世涌现了许多英雄，折射出不同灵魂的辉煌，却也成就了伟大的思想家。因为立场观点的迥异和环境时代的变迁，确立了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
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人，体察社会众生，思考生存的道理，寻找和外界他人共存的方法。或在寂寞里悲悯众生，或在遥远处独善其身，或想通过王道解救民众，或向百姓宣讲真理，著书立说是最直接的途径。所以按照思想体系编排的诸子散文的教授和综合性学习，消除了时间的隔阂感，强化了感性的认识。通过学习，学生们评价孔子时候这样说：“他就像一个称职的班主任，提出种种苛刻的要求，限制着‘非’的言行”；“而庄子呢，就像心理辅导老师，告诉我们必须珍爱生命”；“孟子是一个精明的政客，很会讲话，他试图在成就‘王’的时候实行仁政”。引导学生走进那个时代，走进思想家的生活年代，了解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各种形式的学习中，让学生的知识储备形成体系，为思想的形成和深化奠定基础。
二、丰厚阅历，升华思想
先秦诸子的生活故事和思想发展历程，极具启发性，教育故事更能举一反三，经典的言论浓缩了生存哲理。比如“孟母三迁”、“庄子葬妻”、“韩非子说难”、“公西华侍坐”等等，提炼了多少人生的阅历和启发人深思的故事，那些讲述哲理的话语，千锤百炼，蕴含真知，意味深远。孔子的谆谆教导、墨子的句句号召、韩非子的犀利析理，即使放在今天，也吻合许多处事原则。当学习活动变成经典的还原，阅读著述品味哲人的思想，一言一行印证先哲的远见，古代的文化和现代的思想意识互为注解，传统与当下呼应，这些内容与思想教育结合，并设法激发学生情感，自然而然地提升学生的思想意识。那些左右言行的修养成分，比如，诚信从孔子困厄于陈蔡可以感悟其原则；人生的际遇从哀骀它的人际关系可以体会自我的言行；对社会的有用无用，从庄子对山中来的经历可以回味。学生的反应是，有些作文材料以前总是读不懂，或者在审题时候不深刻，现在写作文起来，材料多了，切入点也多了。而且想问题不再是一条道走到黑，辩证地看待问题总会看见意想不到的结果。先秦诸子的思想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吃过它的果实后，再品周遭的社会百态，果然丰富异常而且滋味深厚了。
三、提高认知，增强表达
先秦诸子身为哲人都是社会学家，他们以自己的慧眼看待周遭的社会，衡量自己的力量和外界的关系。或勇于承担社会使命，或于黑暗里寻找自己灵魂的安放之地，或者联系弱小者来呼吁倡导自己感知到的真知灼见。他们要么把自己上演成一个传奇，自身就是一个寓言，如庄子；要么让自己成为一个隐者，飘然离去时口授玄机，如老子；要么让自己充当使者，周游列国传经诵道，如孔子；要么发奋从平凡中凭摇曳的笔触崛起，拿凡人的愚蠢幽凡人一默，如韩非子。这些文字自然合了理带了情，融汇了智慧。让终其一生的思想承载于薄薄书册，那些语言如河岸，思想如喷涌急下的流水，河岸自有其千姿百态，流水自有其波涛汹涌，阅读和学习必然能使学生深受启发。在品读后学习，在理解后说出，在捧腹大笑后总结，与个人行为后反思，那些写作技巧，点到却不点破的幽默，不合常理却合事理的分析，就在学生的积累里落地生根了。写作能力的提高，也就不言而喻了。学生作文里说“那些渐行渐远的身影，告诉我，生命终将而去，我不必追，也追不上，我只能看那些哲人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思想如羽毛般片片洒落。”
四、修正学生言行
中学生处于青春叛逆期，经济快速发展及多元文化的冲击和诱惑，都会让一些人行为出现偏激。其实探究其思想根源，就是因为对生活的认识有偏差，看得太远，杞人忧天，容易得过且过；看得太近，离经叛道，容易鲁莽从事。一旦事情猝不及防的发生，道德的考验又冲击底线，人生观和价值观尚且不全面，出错在所难免。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学生的精神家园，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掌握国情乡俗，校规人情，理解当代人人生的出发点，明确自己追求什么，恰切掌握“度”，说话恰切，处事平和，珍爱生命，关心他人，并将社会责任扛在自己肩上。观察学生在学习诸子散文后的表现，言行中多了些文化的味道，语言措辞交流方式有变，讲话能够引经据典，能够避免犯低级错误，也有同学崇尚诸子中某一人，能以其思想调整自己心态，修正了言行，弘扬了传统文明。
五、激发积极性、提高研究力
中学语文教学和文学研究历来是互不搭界，中学阶段的文言文学习，基本是以教学大纲要求的实词虚词入手，选一些经典的散文来学习。而选修课《先秦诸子散文》从思想体系入手编排材料，使文学直接走进“人学”，段与段，篇与篇都有内在联系。从经历中了解作者思想，从作品中印证作者思想，学生边学习叙事边议论，边挖掘材料边印证，化深奥为浅显，还不忘联系现实，寻找幽默，这样的研究性学习模式，值得提倡推广。同时，大量占有文言文材料，对文言文的阅读和理解自然提高不少，有同学已经尝试用文言文来写作文。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3
【摘要】在中国美学史上，由于魏晋六朝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美学思想大转折的关键，这一时代的诗歌绘画都对以后的艺术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于美学史的研究往往就跳过了对先秦和汉代的美学思想的研究而直接从魏晋六朝开始。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曾存在过丰富的美学思想，并且这些思想与六朝以后有很大的不同，这些都能从出土的文物器具和古代的文献资料中得以验证。他们将美的理解倾注于被塑造的物体，即工艺品、古代文献上，从而得到美与工艺、文学相结合的成就。
【关键词】美学；先秦；工艺美术；古代哲学；文学
一、学习中国美学思想时需把握的特点
讨论美学思想学习的特点前我们要先明确一点，即美学与美学思想是不同的，朱光潜在其晚年著作《美学拾穗集》里,作出了这样一种用语上的区分:“美学”与“美学思想”。他认为, 1750 年鲍姆加登的《美学》这本书出版,“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 而“美学思想”却与“人类历史一样的古老”。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美学作为学科的时间并不很长久，但美学思想却一直都存在，无论是魏晋六朝时代的诗歌、绘画还是书法，比如谢灵运、顾恺之、王羲之等人的作品，对于后世艺术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而这个时代所酝酿的各种艺术理论，如钟嵘的《诗品》、陆机的《文赋》等都为后世的文学、绘画理论奠定了基础。正因如此，过去对于美学思想的研究就从魏晋六朝开始。而先秦两汉时的美学思想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其实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这段时间里，美学思想也曾如花朵般静静绽放过，并且这些思想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世。因此，为了对中国的美学思想有更全面与深刻的了解，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的时候就要注意两个特点：第一，中国历史上，美学思想不仅仅是存在于哲学作品中，而且历代的诗人、建筑学家、画家……所留下的各种理论中也都有丰富的美学思想。这样就要求我们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开阔眼界，广泛涉猎，搜寻更丰富的材料来分析研究；第二，各门传统艺术，比如绘画、诗文、戏剧、建筑等各自都有自己的独特体系，而且各门艺术间相互影响，有时候甚至会相互包含。因此，在学习美学思想时要充分认识到各门艺术之间的相同之处和相通之处。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美学思想研究的难处变为它的优越之处，并且赋予这一研究更特殊的意趣。
二、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若论造物工艺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那时由于生活的需要，人类对各类的石、骨、角进行加工制作，并在这一过程中在脑子里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器物形态，形成了造型的观念。
先秦时期的雕刻艺术充分展示了古人对于美的追求。如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石峡遗址出土的几件玉琮，其中一件就是在简单的转动轴上机械操作得来的，这证明当时的人类已有了简单的玉饰钻孔打磨的技艺了，并且对于玉饰的造型有所考虑，尽管只是处于极简的形态。到了商周时代玉器的制作则不仅是只考虑其用途，其外形也更加精美，如河南殷商妇好墓中出土的755 件玉器，有各种礼器、柄形器及配饰等，其中多是平雕、圆雕的动物、人物，形象生动，线条流畅。
先秦时代的陶器制作也是艺术与美学的巧妙结合。人们在打磨光滑的陶坯上以天然矿物颜料描绘，再经高温煅烧，经过这般制作纹饰色彩愈加鲜艳，与器物的造型形成高度统一，从而达到了美化装饰的效果。原始陶器的造型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快轮工艺的出现，陶器的造型才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龙山文化黑陶中的“蛋壳陶杯”，造型挺拔规整，器壁匀薄。这一时期的陶器造型技艺均是原始审美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因为人们不仅表现了高度的技巧，同时还表现了他们自身的艺术构思以及对美的理想追求。陶器在商代后的发展，又出现了贵族专供的高级陶器，如白陶，是由高岭土烧制而成的，扣之有声，色泽皎洁，代表着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也是我国瓷器的前身。在这些陶器的制作中，工匠们从技术结构的设计到外形的设计都必须达到合理、美观，这就要求他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思维艺术使得作品既要体现出工艺美、形式美，又要具备时代的特色。因此在先秦陶器制作工艺中，美学思想始终贯穿其中，美与生活在工艺文化中相互结合，相互发展。
青铜器是先秦时期人们的又一重要发明，主要是利用采冶或铸造的方法制作。青铜礼器的制作在商代可以说是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1939 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做工极其考究。《周礼·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剂）。”即铸造钟鼎一类的器物，铜与锡的比例应为6 : 1( 铜占85 .7% ，锡占14 . 3% ) ，这样可使器物呈橙黄色，比较美观，并且可以敲击出美妙的音响。由此可见，古人在青铜器的制作中，首先考虑的是其造型、色彩是否符合审美，然后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更高的理想即创造新技法力求使青铜器的敲击声响亦达美境。
先秦时期虽无明确美学思想提出，但每个人、每件工艺作品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推动着社会的进步、观念的发展、新作品的创作。而通过对各种新作品的外形、原料、合理性的考虑，工匠们在先秦工艺作品中不断融合了文化的精髓以及审美的观念，从而使每件作品都成为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三、古代哲学文学及其中体现的美学思想
中国古代人民不仅在创造新式器具上展示了高超的技艺，在哲学文学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与体验。在先秦时期就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哲理中不可或缺的都有探讨关于美的问题，谈到对艺术的理解。其中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儒家学派的代表孔子和孟子，以及先秦著作《淮南子》《礼记》等都提出了各自对于艺术及美的个性理解，比如孔子善用绘画来比喻礼，用雕刻来比喻教育。当然中国哲人的思想中体现的美学思想与西方哲学中的美学有着相当大的悬殊，中国古人惯以自身的生活与自然结合的体验而得出哲理，而西方人则非亲身感受，而是根据已有的经验规则利用严密的逻辑来演绎推导出观念与哲学体系。在先秦诸子哲文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古人的哲学思想中有着与自然相契合的浑然天成的大气之美，即美学中的“自得”思想。从美学的角度看，“自得”意味着审美体验的超越前人，不依藩篱，更意味着个性的独立，破除已为僵硬外壳的既成模式。当这种自得思想被先秦诸子百家所吸收后，表现出来的就是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孔子之类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此类尊重艺术尊重美，寻求礼乐的本质和根源，于自然之中体验大道而得真理。另一类则是墨子、庄子之类的“非乐”、“见独”思想，他们对于艺术与美持有的是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认为对于艺术与美的追求是物质欲望的表现，应该坚持精神的朴素与升华。但是一言以蔽之，无论是尊重美和艺术，积极探寻美，还是持否定批判的态度，都为先秦时期中国美学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对后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四、总结
中国历史的划分使得中国美学的研究呈现出阶段性，先秦时期中国虽未正式出现美学的分类，但美学思想已然萌发。诸子百家常用艺术作比喻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思想，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对后世的艺术创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工艺品中所表现的无论是《考工记》中所形容的错彩镂金、雕缋满眼的一种状态，还是魏晋六朝之后“初发芙蓉”以素为美的理想追求，都是中国古人对美的感悟与理解。乃至后世其与文学、绘画等艺术形式重叠交织共同演变发展出今时中国的独特美学思想。可见，先秦时期的工艺美术与哲学、文学是中国美学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朱光潜《美学拾穗集》.百花出版社，1980.8页.
［2］范琪. 论先秦工艺文化中的科技与艺术.焦作大学学报，2011 年第4 期.
［3］宗白华.《美学散步》.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33 页.
先秦文学论文范文4
一
地处西陲的秦，所以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之世迅速崛起，并最终以所向披靡的武力扫灭山东六国，南平百越，北遏匈奴，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封建帝国，原因是很多的，而其不仅遵循当时国际间“得士则强，失士则亡”的律则，而且更打破血缘、地缘限制，广延四方贤士以为己用，则不能说是一重大原因。这正如洪迈《容斋随笔》卷二所说：“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皆其宗族及国人，……独秦不然。其始与之谋国以开霸业者，魏人公孙鞅也。其他若楼绥，赵人；张仪、魏冉、范睢，皆魏人；蔡泽，燕人；吕不韦，韩人；李斯，楚人：皆委国而听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皆诸人之力也。”
这些为秦“委国而听之不疑”的士人中，有的是建构起思想体系或有着非常深刻思想的学者和政治家。如商鞅于公元前359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后两次在秦国实行变法，使秦国迅速走向强盛，改变了过去与诸侯交往中的被动局面，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战国策·秦策一》）的强国。他是位有着一整套政治思想观念的法家人物。他依据其“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商君书·更法》）的历史体认，认为“先王当时而立法，度务而制事。法宜其时则治，事适其务故有功”（同上《六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同上《更法》），故当今之世，“反古者未必可法，循礼者未足多（肯定）也。”（同上）在列国都在谋求更化开新的背景下，他所提出的“不法古，不循今”（同上《开塞》）的口号，无疑是当时时代的最强音。商鞅是位悲剧性的人物，但他以进化、利益、力量为理论基础而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思想主张，如重耕战、尚君权、崇刑罚及“民弱国强”说，大多付诸实践。这是对战国史事稍有常识性了解的人，便耳熟能详的事实，无庸熬述了。
秦王赢政年幼初立，国事委于大臣，而吕不韦则被任为秦相。这位具有商人般精明的政治投资意识的相国，“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史记·吕不韦列传》）他在执政期间，注重武力，把秦统一六国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后来秦始皇的统一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他还有感于秦只讲武道，不事文治的现实，一改过去文化封锁局面，搞了大量的文化引进，在他拥有的三千多门客中就有一大批各色各样的文化人。正是在他的主持和诸子百家人物积极参与下，编写而成荟萃了儒、道、墨、阴阳、法、纵横、兵、农、名诸家学说的《吕氏春秋》一书。吕不韦主持编写此书，既是为了给实际政治提供理论依据，找出治乱存亡之因，从中吸取教训或引行借鉴，更是欲“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同上）即藉此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积累。这就不仅使此书兼收并蓄诸家学说而又形成了其自身的理论体系，而且内中还有着许多极有意义的思想。如其指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吕氏春秋·责公》）“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同上《恃君》）要求君主必须顺从民意，而若民意与君主私欲发生矛盾，君主则须弃私欲以从民意：“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事)。”（同上《行论》）与之同理，在公与私关系上，君主亦须贵公而抑私：“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同上《贵公》）尽管这样一些思想观念，同日益专横独裁并严格坚持一统天下的至高利益原则的秦王相
牾，但不仅在秦代，而且即便置诸于整个中国历史上，也都是闪烁着夺目光彩的。这怎么能说有秦一代是一个无思想的时代呢?（当然，秦未用《吕氏春秋》思想治国而造成了诸多的历史遗憾，这又是另一个很耐人寻味的话题。）
二
秦国崇法，以力治而统一天下，但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发展起来的诸子百家的思想传统对统一后的秦帝国也还是有着重大影响的。
就统治思想而言，法家理论固然居于主流，但秦廷也把所谓“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为必须遵循的伦常规范和基本社会准则。《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的简文中吸纳了很多儒家思想，如主张“宽俗(容)忠信，和平毋怨”，“兹（慈）下勿陵，敬上勿犯”，提倡为人臣者忠、为人父者慈、为人子者孝等等。在秦始皇的诸多石刻中，更多次表达了要以渗透着儒学传统精神的良风美俗来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愿望，如公元前219年的泰山石刻云：“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静，施于后嗣。”同年所作的琅琊石刻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尊卑贵贱，下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敬忠，事业有常。……六亲相保，终无寇贼。”（俱见《史记·秦始皇本记》）秦始皇对孝道极为推重，并常以忠孝礼义观念教育子弟，以至始皇殁后，赵高伪造遗诏迫公子扶苏自杀，大将蒙恬疑其有诈，劝扶苏了解真象后再死不迟，而扶苏却说：“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公子高请求殉葬说：“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胡亥篡位，尚有犹豫，谓：“废兄而立弟，是不义也；不奉父诏而畏死，是不孝也。”（据《史记·李斯列传》）由此可见，秦代的统治思想虽以法家为主导，但受传统影响，儒家思想也还是居有一席之地，以至多少显示出一点儒法合流的倾向。当然，这并未成为秦朝统治思想的主流，但无论如何反映出至少一度时期，秦朝的统治思想有多元并存的局面。这又从一个侧面表明秦代是有思想的时代。
就用人而论，为秦效力者固然多为讲求功利的法家者流，但儒学之士及其他学派的人物也参与了秦的统一大业及统一后的秦朝政治。战国末年，士人们即已大多自主地选择了秦王，向他献计献策，助其完成统一大业，如大梁人尉缭明知“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但仍向秦王献计以图兼灭诸侯。（据《战国策·秦策》）秦甫统一天下，建立专制帝国，即有一批“诵法孔子”的儒生以博士身份参与朝廷最高决策的廷议，如淳于越即为其时的著名人物之一。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当时秦有博士七十人，其职掌是“通古今”和掌管《诗》、《书》及百家语，可见其中既有儒家，也有神仙家和术数家。即便是经历了“焚书”、“坑儒”之后，也并没有彻底拒绝儒学，没有完全排拒儒生和废除博士官职，如叔孙通还“以文学征待诏博士。”甚至陈涉起义时，秦二世还召集在威阳的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询问情况、商讨对策，叔孙通对策合帝意而获赐“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后来叔孙通投靠汉王刘邦时，还带着儒生一百余人。（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直到秦末，“诵法孔子”的儒生仍然在秦廷占有一定的地位。毫无疑问，这些出自于儒门或其他学派的士人，其自身的思想及由其传承着的历史文化传统自然会对秦代的思想和政治产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影响。
秦政残暴，其运短祚，二世而亡。“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秦始皇，尽管也任用士人，但他根本无法认同士阶层抗礼君上、批判政治的价值及其作为社会舆论和社会良知承当者的合法性。“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同上）是其最基本的理念，故“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史记·高祖本纪》）、“不可以妄言，妄言者无类”（同上《郦生列传》）便成为昭彰于史的秦代法令。在这种势态下，“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名种私学“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史记·秦始皇本纪》）自然要激起秦始皇的雷霆震怒，而李斯提出的“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种之书”（同上）的建议，则很自然地被秦始皇欣然采纳，于是，“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列传》）甚至演化出了“焚书”、“坑儒”的惨剧。
“焚书”、“坑儒”对思想文化的破坏力很大，对士人的精神、心灵影响也很深重。就典籍而言，“焚书”所毁者多为史部，儒家典籍亦受其难。经过秦火，秦之外的诸侯史记焚毁严重，官私悉烧，“为其有所刺讥也。”（《史记·六国年表》）儒门六经典籍多残为灰炭，其中，《礼记》大坏，至汉而难毕补缀之功；《易》托兹于筮卜，故不禁而全；《尚书》赖故秦博士伏生壁藏，然兵乱、流亡，终亡佚数十篇；《诗》以其讽诵，不独在竹简，故遭秦而全。不过，秦火虽烈，诸子百家之语却未受大损，王充《论衡·书解》曰：“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刘勰《文心雕龙·诸子》云：“烟燎之毒，不及诸子。”赵歧《孟子章句题辞》亦有秦不焚诸子之说。所以，我们可以说“焚书”是意在确立以法家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统治，而不能说其完全毁灭了文化，斫断了历史文化传统。明乎此，我们才能读懂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所说：“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后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与之相类，“坑儒”当然是一暴行（所坑者尽管未必尽为儒者，内中实有不少方术之士），但文人学士对此事的描述亦多有夸张，汉代王充即已对此有所察觉，说：“传增言坑杀儒士，欲绝诗书，又言尽坑之，此非其实而又增之。”（《论衡·语增》）不过，虽有夸饰，“坑儒”毕竟是件公开而集中、专戾而严猛地对待士人的暴行。这暴行引致了士人对秦政的怨恨，孔鲋为代表的邹鲁诸儒怀抱礼器投奔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大军，参加革秦之命的行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至于后世依据道义与文化使命的士人，更将企图以专制权威压制士人言行、慑伏士人思想的秦始皇毫不客气地钉上了历史史耻辱柱。
三
余英时先生论断历史文化传统对始皇帝为核心的秦朝统治集团没有真实意义。这无论从理论上，或者是从历史事实上来论究，都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武断之论。
历史文化传统的存在并深植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客观事实。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不管其自身理论素养如何，不管其对历史文化传统采取怎样的认知方式或有着怎样的认识，也不管其居于社会生活的何种层面，都必然会被动的、自在的或主动的、自为的承受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后者会自觉地产生主动意识和行为，而前者亦会被动地形成盲从意识和行为，这两者合并起来，则自然使得历史文化传统对现实社会及处于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人们有了有形或无形的巨大的支配性、规范性的影响力量。任何时代的人都无法摆 脱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秦始皇以至整个有秦一代的人们，何尝不是如此呢?余英时先生说历史文化统对秦人没有真实意义，这首先在理论上就说不通。
秦始皇没有留下多少风雅篇章，对士人既用又忌，心态颇堪玩味（这当然属另一论题了），但他又非仅仅只是依恃武力的铁血人物。他与其谋士们继承、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构建起帝王权威至高无上的王权理论，并以之作为统一的秦帝国的统治思想。这至少可以从下列三端予以阐析：
其一，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道”是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它作为理性的最高范畴（与“天”作为神性的最高体现有本质区别）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理论原点。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思想有异，但都高扬“道”的旗帜。他们不仅把能“知道”、“得道”、“修道”、“体道”、“备道”者视为最聪慧、最高尚的圣人，而且都认为只有有道者才能据有天下，故从不同角度鼓倡“圣者为王”之说。这样，“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得天下，失道者失天下”就成为普泛性的社会公理。
秦始皇是以武力一统天下的，这无疑是军事上的巨大胜利。他试图以严刑酷法来巩固其胜利成果，但他也深知是需要以深植人心的历史文化传统来论证其权力的合法性的，故其将武力征服天下的军事胜利称之为“体道行德”、“诛戮无道”。（《史记·秦始皇本纪》）建立起统一帝国而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临察四方”，“听万事”、“理万物”，（同上）更以“体道”、“得道”的圣者自居，所以，在他的政治理念之中，其所行之法自然是圣法：“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圣法初兴，清理疆内，外诛强暴”；（同上）所做之事自然是圣事：“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圣智仁义，显白道理”；（同上）所行教化自然也是圣教：“宇县之中，承顺圣意”，“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治。”（同上）他把圣恩施及天下；“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哀众”、“振救黔首”；（同上）他更希望自己开创的圣制传之万世：“后嗣循业，长承圣治，群臣嘉德，只诵圣烈。”（同上）秦朝的一班大臣也纷纷盛赞秦始皇“原道至明”，（同上）将之视为圣道的实践者或人格楷模。
本来，先秦诸子发展历史文化传统，以“道”为最高理性，而将“圣人”作为“道”的人格化。现实政治生活中握有权柄的王，与“道”、“圣”并无直接的内在关联。而且，在观念上“道”是至高无上的，比现实的王更具权威，“道高于君”，士人也就应该“从道不从君”。依理想，最好的社会政治生活应该是圣者为王，从而实现“道”与“王”的合一。崇尚武力，并致力于刑名法术建设的秦始皇，对于这样一种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思想氛围并没有等闲视之，他也高倡仁义，举起作为历史文化传统之核心的“道”的旗帜，这表明他没有、也不可能自外于传统，相反地，他仍受到传统的深刻影响。只不过他又从专制帝王之学的立场上对这传统有了超越性的发展，这就是将士人理想的圣者作王变成了王者理所当然地为圣。既然王而为圣，专横暴戾的君主所行的“治统”居然同充溢着强烈的文化理想精神的“道统”合而为一了。
其二，中国历史久远，文化传统根基深厚，而有关“三皇”、“五帝”的种种说法则无疑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并非如“五四”时期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所认为的只是虚构的传说，应该说其本身投射着中国上古社会历史的印迹，并内蓄着富有理想色彩的思想文化传统。先秦诸子大多弘扬三皇五帝的宏业伟德，并主张以他们为榜样建功立业，如《吕氏春秋·贵公》谓：“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样一种有关三皇五帝的历史文化传统对秦朝统治者及参与秦廷政治的士人影响甚大。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方统一，就有过关于如何给君王奉上尊号的廷议：“廷尉李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秦始皇批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尽管确实存在着神话传说色彩，但有关三皇五帝的德行业迹也确已成为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对这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论议，则不仅极大丰富了这传统的内涵，而且其本身又有着新的时代意义，就是说，诸子对三皇五帝的讨论，与其说是在重述历史，毋宁说是在借助对这历史文化传统的重新诠释，探讨着关系人类自我历史，理想与批判意识的重大课题。秦始皇与其朝士们如此着重地讨论着君王之尊号，始皇更钦定自号为“皇帝”，这反映出他们既没有、也不可能超逸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又没有、也不可能绕开春秋以来的时代课题。号称“皇帝”，绝非简单的名号之事，而是标示着秦始皇对历史文化传统的既继承，又超越：一方面表明秦始皇承继了先秦“三皇”、“五帝”历史文化传统中“皇”与“帝”观念所蕴含着的政治文化价值理念，另方面又表明他对古代帝王的超越，即其德行功业高于古帝，应比古代帝王更加受人尊崇。
其三，阴阳、五行是起源甚早的两个哲学概念，至晚在春秋时期哲人们已很普遍关注五行与万物的关系及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战国之世，阴阳与五行更形成一体，以至产生了以研究天人关系，“序四时之大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为主要内容的阴阳五行家学派，生活于战国后期的齐人邹衍就是这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概论其学道：“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由近及远以至上推到洪荒时代地描述历史并努力探寻历史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提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说，以为历史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在发展变化中有一个所谓的必然规律起着支配作用，这规律就是“德”，故而每一德（金、木、水、火、土）支配着一个朝代，而每个朝代又都据其德有特定的制度和政治，此即所谓治各有宜，亦即所谓“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汉书·严安传》引《邹子》）邹衍著作今已亡佚，但其人其学在当时甚为显赫。他综结历史文化传统中的阴阳、五行观念而建构起来的五德终始政治思想理论体系，影响是十分广泛而又深刻的，战国后期的诸子百家几乎都受其影响，程度不同地参与了“五德终始”的再创造。由此可见，以古老的阴阳、五行观念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五德终始”说，也是先秦历史文化传统中的一大重要内容。
秦始皇认同、信服这一传统，尤将邹衍之说尊奉为官方思想。当然，如同对待其它传统一样，他对邹衍思想也是既有继承、发展，又有修正乃至曲解。邹衍五德终始理论中的“大九洲”说，五德终始所主张的朝代在一定条件下应更替，这都是秦始皇深信不疑的，因为前者为秦的大一统提供了重要依据，而后者则为以秦代周的现实革命做了极有力的论证。当然，邹
衍“尚德”，其说之要旨“必止乎仁义节俭”，（《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秦始皇对这方面的思想就要予以修正了，他在五德始终说中新增神化秦祖宗的内容：“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史记·封禅书》）尚水德的秦始皇，依水德更改礼仪制度，如把河(黄河)改名为德水等，又将水德同法家的重罚思想胶合在一起，倡言水主阴、阴主杀，于是，“刚毅肩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之数。”（上书《秦始皇本纪》）
毫无疑问，首创大一统君主专制帝国的秦始皇，是从实用主义立场，以帝王之学的眼光来看待应对历史文化传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并未能脱离传统影响之范围，相反地，正是在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他的君权至上的思想。上述三例均说明了这一点，由此能说历史文化传统对其“没有真实意义”吗?不知读者诸君以为拙见当否?亦未审余英时先生慎思细察之后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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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对秦印的认识
在明清人的印论中，由于人们对秦印的认识不够，不能准确的识别秦印，因此也谈不上如何学习秦印艺术了，更谈不上深层次的研究。明代张学礼集辑的摹古印谱《考古印文正薮》序中说道：“至于先代玺文印章，湮于水土、暂出人间者，犹可考文 ，其间世迁代易，或各相同，衔相类者，亦无能辨其孰为秦、汉，孰可隋、唐也。”疑问的背后，却道出了当时的印人学者思考如何区分秦汉、隋唐古印。甘在他的印学论著《印学集说》中提出“秦之印玺，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但未及二世，其传不广”。对秦印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明确的提出了秦印“少易周制，皆损益史籀之文”。《印学集说》在论及印制时说：“秦汉印有方者，也有条者，皆正式”。这里说的“条者”即是长方形（或扁方形），这正是秦印的一种最为常见的形式。而明代的徐上达在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2年）完成的印学专著《印法参同》，总四十二卷，其中第五卷“量材料，审措置”一节中有这样几句：“格式既定，自决从速，如从秦则用秦文，从汉则用汉篆。”看来，似乎晚明部分学者印人，已将秦汉印的特征区分开来了。但其观点并未对后来的印学造成多大影响。一直到清代诸多印人学者，如夏一驹的《古印略考》，孙光祖的《古今印制》等印学专著里，还对秦印汉印的区别不甚明了，经常将秦印称“秦玺”或“秦小玺”，并将其特点描述为“小方阳文，多边阔。”实际从文意一读即知这说的是战国印的特征。而与真正的秦印相差甚远。清代著名的篆刻大家赵之谦在他创作的作品“郑斋”（绪图1）一印的边款铭文是这样记述的：“悲庵拟秦印为均初刻郑斋记”，从印蜕来看，一望便知是战国小玺的风格，与秦印风格差别很大。到了晚清民国年间，著名篆刻家黄土陵在他刻的一方印“遁斋”（绪图2）的边款的铭文中这样记载：“有秦小印面目”。这方印的风格面貌实际上也是战国小玺的面貌，而不是秦印的面貌。后来，他虽然也创作了不少优秀的秦印式的作品，但他此时对秦印的认识还是模糊的。
二、秦印的源流及艺术特点
秦国的先世是西戎的嬴姓部族。西周灭亡时，秦襄公救周有功，被封为诸侯，从此秦国在周的故地兴起，并逐渐繁荣强大，秦以陕西的渭河流域为中心，先后以泾阳、栎阳、咸阳为都。但直到战国时期，秦国的疆域并不大，且地处中国的西部，与中原各国的交流并不多，《史记》中说：“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狄遇之。”可见中原各国对秦的歧视。在与东方各国少交往而半封闭、半隔绝的情况下，秦国的自身发展自然有着独特的地域色彩，从秦墓葬出土的器物与秦墓的葬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李学勤先生在《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中谈及秦墓时说：“秦墓主要是方形竖穴土坑，下肢屈肢特甚的屈肢葬，在秦墓中非常普遍，几乎可视为秦墓的特殊标志。”而墓中常出土的如蒜头壶、茧形壶、浅腹粗足鼎等，均为秦墓中的典型器物，同时期其他地域的墓葬中所罕有。秦国的发展比中原各国要迟缓，且有一定的保守性，较多保留了周的传统。在这样的情况下，秦国的文字自然有着独特的面目，作为权力及凭信的印章，使用的印文，其自身同样具有独特地域色彩。明人董说曾谓：秦国“有司之赐印，自秦孝公变法始耳。”从出土的秦简中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秦国已经普遍施行了任官赐印制度，印玺在当时已经使用得非常广泛了。
那么秦印是个什么样的面目呢？它与其他各国的印章风格又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将秦印来作一个界定，从严格的定义来讲，秦印应指秦统一之后即公元前221年到秦灭亡的公元前207年这十五年间的印章。但秦统一之后虽然遗留了大量的刻石、度量衡器、诏版铭文等，但就流传至今的秦印实物来看，因无款识纪年，很难断定其绝对年代。即便是秦15年间墓葬中出土的印章，其墓主人早年生活在战国晚期，所以其使用的印章仍然有可能是制作于战国晚期的。在考古学上把统一前后的秦印明确地划分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认为秦印应包括秦统一六国前的数十年在内。罗福颐先生在《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之发展》一文中说：“秦汉私印之断代，过去是比较模糊的，《十钟山房印举》不分秦与西汉私印，而称作周秦，要知此类印，只应称作秦汉，今天我们的秦印标准是据秦权量上文字书法来断定的。”王人聪先生在《秦官印考述》中说：“秦印分官印私印两大类，秦官印的辨认，除了根据印文字体的特点之外，还可以通过对印文所署官名、地名沿革的考证来确定。”这些方法为断定秦印提供出有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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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诸子选读》教学内容的主要特点
首先，高中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中选择的教学内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辩证方法论，对当前高中生的人生成长与发展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先秦诸子选读》中的教学内容，大多是先秦先贤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感悟，其中有很多有深度的思想观与价值观，能够教会高中生如何待人接物，辩证地看待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等，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意识。
其次，在高中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中，其选择的教学内容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原创性、最深邃、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品，是对社会、历史、人生进行深度透析和参悟的精品散文，其中不仅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还有着时间沉淀的历史哲思，有助于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提高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再次，高中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一个很重要的教学目标就是让学生更好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在《先秦诸子选读》中，有很多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辩证讨论，这对学生健康的思想价值观念的形成有促进作用，是高中语文教学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载体。
二、高中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有效教学策略
（一）转变选修课程的教学观念
在高考压力之下，很多语文教师都将教学重点放在了必修课程的教学上，对《先秦诸子选读》等选修课程就是让学生利用课外时间自主学习，这样显然难以实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为了更好的发挥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的综合教育功能，高中语文教师必须转变对选修课程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态度，要加强《先秦诸子选读》与必修课程内容在教学上的横向比较和纵向联系，做好对学生课外学习的组织和引导工作，这样才能实现传道、授业与解惑的并举。
（二）发掘选修课程的德育功能和人文内涵
《先秦诸子选读》中的散文一般不直接阐述道理或下结论，而是通过对话、故事等形式揭示社会现象或表达人生哲理。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先秦诸子的思想难免有过时的内容，如愚忠愚孝、消极避世、因果报应等，这些内容都应当在教师的带领下进行选择性的学习和辩证性的阅读。整体而言，《先秦诸子选读》闪烁着大量的智慧哲学和人文精神光芒，所以语文教师要积极发掘高中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中的带有人文内涵的教学内容进行重点教学，进一步发挥其德育教育功能，并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教学，实现抽象知识的形象化、生动化展现，这样更有助于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情感，净化学生的心灵，帮助学生实现道德品质的升华。
（三）丰富和活用选修课程的教学方法
由于高中选修课程《先秦诸子选读》的教学内容具有情感性、形象性、人文性等特征，所以高中语文教师不要将它单纯看成是文言文教学的典型文本，进行传统灌输式、讲解式的教学，而是应当丰富和活用选修课程的教学方法。一方面，语文教师必须多采取启发式、探究式的教学方法，由于语文教师对于选修课程很难做到“精讲”，所以要将教学重点放在教学引导上来，通过启发式、探究式的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多进行独立学习与思考。另一方面，高中语文要多采取形象化、生动化的教学方法，如通过多媒体教学手段导入历史故事、视频资料、flas等，都能避免传统教学模式的直白与刻板，营造出轻松愉快、生动活泼的《先秦诸子选读》教学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此外，语文教师还应当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性学习和互动性学习，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相互借鉴、相互帮助，形成一个良好的集体学习氛围，这对《先秦诸子选读》教学效果的提升也会大有帮助。
总之，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应当有意识的渗透情感教育和人文素质，教师要让学生的精神与心灵得到洗礼，思想价值观念得以升华，进而更好的体现其语文教学价值和综合教育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