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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出台过程范文1
观念的革命
制定民法典，首先是一场观念的革命。德国民法典的制定从一开始就充满着坎坷。从法学界看，主张和反对制定民法典的理论争议不断。著名的法学家萨维尼是反对进行法典编纂的典型代表。以他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德国接受民法典的时机尚未成熟。黑格尔则公开宣称，否定一个国家的法学界有法典编纂能力是对这一国家法学界的侮辱。事实上，真正影响形成法典编纂共识的是当时的德国还不统一，它分裂为39个拥有的成员邦的现状说明，德国还缺乏一个足够有号召力的中央权力。19世纪中后期，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带领下，德国逐渐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
随着德意志内诸多小邦各自制定法典的情形逐渐增多，人们对制定统一民法典逐渐达成了共识。1861年，《德国商法典》顺利通过，这使制定统一民法典，减少交易成本，统一联邦市场，并使联邦力量得以加强的认识逐步成为主流的社会认知。1873年12月，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酝酿过程后，德意志共和国国民议会终于被赋予全权对民法相关的所有事宜进行立法的权力。也许正因为经历了漫长的争论和准备过程，德国民法典的最终完成也被看作重建德意志帝国和国家统一25周年的重要象征。
立法过程长达27年
德国民法典制定过程的审慎和科学决定了它跨越几个世纪的影响力。它的立法过程长达27年。草案本身首先经过了长时间酝酿，并几经修订。
1874年，德国议会成立了由11位法律专家、教授和地方法官组成的专业委员，开始法典的起草工作。该委员会采取了各位专家各自分别起草法典的一部分，之后再由全体委员一起审议和修改的工作方法。
在经过13年的艰苦工作后，1887年，委员会才向议会呈交了民法典草案（史称第一草案）。同时提交的还有委员会为民法典的五个部分――总则、债法、物权法、家庭法、继承法分别写就的“立法原因说明”。该说明详细地阐述了具体条款的立法原因，既包括对现行法律的概述、吸收，也包括放弃现行立法并重新制定全新条款的理由等内容。因第一草案公布后遭到了社各界的批评，认为它既非德意志的，也非社会的，仅仅是学说上的法典。
1890年，议会在原委员会4位成员的基础上，增加了非法律职业的委员，尤其是来自农、工、商界的代表，重新组成了22名委员的起草委员会，又开始了长达6年的第一草案修订工作。直至1896年才正式提交国会审议。其次，议会审议通过前，专门成立了代表多方利益的21人政治党派委员会再次审议。该委员会召开了53次会议，在会议中，对法典的具体条款逐一讨论。半年之后，委员会审议通过，才正式提交议会，后又经三读才予以通过。1896年8月24日颁布了《德国民法典》。1900年1月1日，德国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通行整个帝国的民法典正式施行。
精心制定的法律
它是德国有史以来最精心制定的法律。
一方面，它倾尽了当时堪称一流的法律理论和实务专家们的心血，这使它表述精细，在立法技术上首创了异常冷峻的法律范式，是理性的高水准立法的典型范例。另一方面，它通过民主立法的方式，适度平衡了普通民众和法学专家对民法典的期待。针对第一草案所遭受到的社会批评，新起草委员会吸取前车之鉴，采取了向社会公布法典草案，充分掌握社会舆论，并相应地及时修订草案的工作方法。当时，帝国公报上连续报道了草案的讨论结果，使法典编纂过程始终能够吸收社会的反馈。而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其他立法所不能企及的。
德国民法典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语言晦涩。它为追求法律技术上的精确，在具体法律条款的表述中倾向于选择具备准确性、清晰性和完整性的严谨表述方式，因而在普通德国人看来，民法典的内容枯燥，抽象而极具学理化，根本难以让人感觉既清楚又易懂。这是因为，德国民法典在草拟之时就确定了是讲给法律专业人士的，明白而通俗并不是它的目标，它的目标是思想和逻辑的严密。因此，在语言上，它的特点是确切、明晰、整洁而严密，复杂的句法比比皆是。因而被誉为“历代以来最具精确最富逻辑性的法律语言的私法法典”。
德国民法典的另一个重大历史价值在于，它通过立法和司法协调了法典确定性和社会发展客观需要之间的矛盾。
制定得再完备的法律也难免会落伍于社会需求，所以，法学家有言，法律从出台之日起就注定了落伍的命运。对于立法滞后的现实，法国民法实践的特色在于赋予法官以发展法律的机会，以此弥补法国民法典里的缺漏和立法技术上的不完善。
德国人引以自豪的是民法典第138、157、242和826条等被称为一般条款的创造性规定。这些包含诚实信用或禁止违反善良风俗的行为等基本法律原则，不仅奠定了德国民法典的道德基础，更重要的是，它像社会发展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安全阀一样，使德国民法典上的一些僵硬、严谨的条文可以发生与社会变化相随的变化。
以德国民法典第242条为例，它规定，任何人必须考虑商业中的一般惯常做法，按照诚实信用所要求的方式履行其契约。根据该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民法典中关于契约自由的规定发展出了可以与时俱进的新内容。绝对个人主义的契约法内容受到抑制，而更多考虑社会利益的契约关系道德化内容被添加进来。这使得法院通过援用该条款，即可实现对滥用契约自由影响社会利益的商业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德国民法典将法学家们在无数案件中总结出来的法治精髓以一般条款的方式总和进了民法典，使德国民法典实现了确定性和变通性之间的平衡。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范文2
【关键词】民法；商法；关系；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129-01
在法学理论界，民法与商法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论，从本质上来说是民法与商法关系究竟是民商合一还是民商分立的分歧。从学术角度来讲，民商合一是指商法为单独形成法律部门，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出现；民商分立是指民法和商法相互独立、自成独立体系的法律部门。
一、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探究
（一）民法和商法的内在联系
广义的商法包含保险法、海商法、公司法等商事交易活动的法律以及对商行为、商主体进行规范的商法典，狭义商法只是指商法典和附属制度。民法与商法共同调整着商品经济的关系，所以二者联系密切，如商法大量采用了民法的部分规范、制度和原则，而商法的规范和制度以不断被民法吸收利用。但是各国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产生变化，尤其是当中国涌入大量的跨国公司以及交易所等一系列较为发达的经济现象时，简单的商品经济中的民法进行调整则出现瓶颈，必须用商法对其调整，换言之，商法调整的是高度发达商品经济的要求以及规律。
（二）民法与商法的区别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商法是为摆脱现有的法律知识对商业活动过度控制而产生发展的，在历史上商法的发展即是一种自主的发展，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显然这一自主发展模式与民法的发展模式存在区别。与传统的民法比较，商法具有独特的性质特征：
其一，商法具有营利性质。常见的私法行为是为了实现个别的营利，但是企业本质是进行连续稳定的营利活动，商法范围内，企业活动是有偿的，追求高于一般水平的利益报酬，如日本的商法中有这样规定：在一定经营范围内商人为他人做出某一行为有权享有报酬权，在范围内商人还想有为他人垫付款项而获得的利息权利，其中商行为规定的是6分的年利率，日本民法中规定的是5分的法定年利率。
其二，商法推崇快速简易。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企业经营行为存在团体性质以及反复性质，要求实现快速简便缔结契约。在商法规定中包含各种制度以及规则，如商行为的要约及、商行为中瑕疵通知以及买主验货义务、企业票据的交换规定等，目的在于简化行为。民法则要求将民法行为落实到细节，要求坚持完善细节，稳中求胜。
其三，市场经济下特有的产物。作为商品经济发展下的产物，民法是社会成员在进行生活交往过程中应需要而形成的，其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和不断完善，商法是在市场经济前提下，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内，伴随社会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商法成为了对商事活动以及商事组织进行规范的法律制度，而不单单是维护商人利益的一种法律。
二、民商立法模式研究
学术界一直对民法、商法的关系存在争论，民商立法模式的研究实质上是民商法之间的关系归属以及协调关系，即对民商合一以及民商分立两大论题的研究。民商合一是指商法作为依附民法的特别法，而不单独存在和存在；民商分立是指商法、民法互相独立，各成独立的法律体系。
（一）民商合一立法模式
现行的《意大利民法典》作为民商合一的典型法典代表，这一立法模式在传统法律前提下加入了商法中的经济法规、保险法规以及公司法规，内含票据法、诉讼法、竞争法等多项法规内容，内容繁多，体系庞杂，虽然作为是统一的民法典，但是其中商法的制度规范仍作为独立章节出现，这时的商法和民法尚未完全水融。民商合一的法典中还存在完全和不完全合一的两种法规制度。如瑞士将大部分商法内容融入到民法中去，是民商完全合一法典。又如台湾地区的民法将票据、保险、公司等商法内容单独立法，是为民商未完全合一法典。从现实立法的角度出发，民商合一存在明显弊端，所谓合一，只是单纯否认商法的独立形式，民法典无法完全做到将商法规范纳入其中。
（二）民商分立立法模式
民商分立立法模式指商法与民法各成体系，实行分开立法，对各自范围内的商事关系和民事关系进行调整。主张民商分立阵营中，存在不同于以往的对民商关系的观点，部分观点认为商法、民法是完全独立的部门，商法独立存在而非作为民法的独特法存在，此二者在价值取向、性质、调整的对象上存在根本差别，另一观点则认为，虽然商法、民法存在特别法、一般法的区别，但仍然必须在民法之外单独设立商法规范。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范文3
法人人格权问题主要应该解决的是法人有没有人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就涉及到人格权独立成编能否自成体系的问题，笔者以为法人没有人格权。法人作为一种法律拟制的人，它的资格是由法律规定的，从民法上谈法人所谓“人格”，也就是一个民事主体资格问题。法人的这种所谓“人格”必须依法设立才能获得。而自然人的人格的存在无须法律的规定，只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受到保护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我们不能说法人在其成为法人以前就具有一些也可以称之法人“人格”属性的东西。因而法人所谓“人格”，只是指一种主体资格，与权利能力为同一概念，而人格（自然人）是人为其人所具有的属性，像生命、健康、精神损害是法人不可能具备的，即便是法人的名称与自然人姓名也不是具有同等意义的概念，自然人姓名只是一个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因为其取了某个名字，才有法律意义上的姓名权，而法人的名称必须经过法定程序，才可能具有名称权，而且更重要的是法人的名称权还必须对其具有经济利益，权利人才会要求保护其名称权，而自然人姓名权则只要权利人认为其姓名权受到侵害，哪怕只是干扰其决定姓名的时候，也可能要求保护其姓名权。因而法人不存在人格的问题，而只存在主体资格的问题，也即权利能力的问题。既然如此，法人也就无所谓人格权。当然，对于这种观点提出的疑问是法人的名称权、商誉权应属于一个什么性质的权利，由哪个法律进行保护？笔者以为，法人的名称权、商誉权从其性质上说是法人的一种无形财产权。法人的名称是由法人确定并由法定机关确认，更重要的是，该名权所具有的商业价值是该法人通过日积月累的信用积累而产生，因而把人的名称权界定为一种知识产权更为准确，这种理论同样适用于法人的商誉权。这种界定，同样解决了法人名称权、商誉权的保护问题，也就应由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或不正当竞争法来保护，而我国现行法律中对法人名称权、商誉权也是通过这些法律加以保护的。据此，笔者以为由于法人没有自然范畴上的人格，也就没有法律范畴上的人格权。
由于我国民法典草案中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为了使作为法典中的“编”具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不得不承认法人人格权。因而有学者认为这种做法是完全混淆法人“人格权”与自然人人格权的本质区别而将并列规定。更有甚者，该草案第二条还不得不扼腕叹息地明确规定，法人的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此等规定，虽无历史可以倒退，但其“创新”却是非理性的4.如果承认法人人格权，那么顺藤摸瓜得出的法人也可以得到精神损害赔偿似乎也就理所当然了5.而事实上也就承认了法人具有精神痛苦，然而这显然是多么的荒谬。
二、人格、人格权与权利能力关系问题
人格由被认识的人之为人的那些属性或性质，例如生命、健康、身体、名誉等构成1，这个关于人格的精辟阐述把人格所应具有的属性完美的展现在我们面前，因而人格是自然人作为人应具有的东西，无论在哪个社会、哪个时代或者说，自从被称其为人时，就具有人格，至于人的人格受不受保护或者说哪些人的人格受保护，却是一个社会制度层面上的问题。而在人格的保护的问题上，却涉及到人格作为一种权利看待的问题，或者说当把人格纳入到法律范畴时，再谈人格问题就已经是一个人格权的问题。当然人格权与人格不可分离，正如梁慧星先生认为人格与人格权须臾不可分离，人格不消灭、人格权不消灭2.当然是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不会把这种观点追溯到奴隶社会。在这里需要明确的一个问题是死者近亲属要求对死者人格权保护的问题，是否说明死者具有人格。卡尔。拉伦次认为，亲属在这里行使的是自己的权利，授予他们权利是为了死者的利益，又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3.笔者认为，对死者的这种保护，事实上它把死者的人格方面利益转为其近亲属的人格的一种属性，而且还是出于一种公序良俗的考虑，并非说明这种规定就承认死者具有人格权，正如所有权标的物消失一样所有权是不存在了，人格权随着人的死亡也既人格的消失也将不复存在。但同所有权的标的物失灭仍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的道理一样，人格权的标的人格的灭失也同样可以请求损害赔偿。因而笔者以为人格是人成为其为人的一种自然范畴，而人格权则是因为社会制度对人格的保护而产生的一个法律上的范畴，因而人格是一个抽象、概括性的东西，而人格权则对人格所具有的属性的具体保护。而由于人格属性不可能列举穷尽，因此，也就有具体人格权对具体人格属性的保护，还有对一般人格权对一般人格的保护。
众所周知，权利能力解决的是民事主体资格问题，当然这也是一个法律层面上的概念。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资格的前提条件，因而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因法律的赋予而具有这种资格。在奴隶社会的奴隶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自然也就没有民事主体资格，因而民事权利能力因民事主体资格是同一概念。而人格权不一样，它所解决人之为其人所具有的权利，它所认定的不是一个主体资格的问题，而是对人格所具有属性的具体保护。人格是一种自然范畴。因而，人格是人为其人所具有的属性的总和，这些属性不是在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受法律保护的，比如人从其被称为人的那个时代起，人就具有人格，而人格是否受保护则是随着进步和发展才出现的，人格权则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从法律上对人格加以保护的问题。而权利能力则是人作为民事主体的资格问题。因人格、人格权与权利能力不是一个层面的范畴，而作为保护权利为己任的民法典理所当然地应对人格权加以规定。
三、人格权是否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的问题
人格权本应是宪法创设和确认的，民法典应当在自然人一章专设“自然人人格保护”一节，从保护而非设权角度出发对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做出规定6.该种观点认为作为自然人一般法律地位的法律人格是由宪法加以确认的，而现代民法上的权利能力是承受民事权利义务的主体资格。就自然人而言，是其法律人格在私法领域中的最具体表现，甚至可以是或是自然人在私法上的一种“人格”。但此“人格”非彼“人格”，权利能力作为私法主体资格的“人格”描述的仅仅是人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能力和地位（故不仅自然人有此“人格”，团体亦得有此“人格”），但根本无法全面表达和彰显人的一般地位，即法律人格所记载的“人成其为人”所包含的人类尊严和社会进步等大而深刻的人权思想。并且认为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未对人格权做出正面的赋权性规定，主要原因是人格与生俱来，先于法律，不能作为法律或然规定的权利而存在而是作为法律中当然的权利而存在，因而人格权是由宪法规定的。并且据此认为，我国民法草案中人格权独立成编的规定错误的，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该草案将人格权与物权、债权、亲属权力加以并列，表面上突出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实质上使人格权降格减等，使其从宪法权利彻底沦落为民法创设的民事权利。此等“大胆创新”，实为历史倒退。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人格权应在宪法中加以规定，这是天经地义的，并且我国现行宪法虽然没有对一般人格权加以概念性规定，但对人格权的应具属性作了具体规定，但并不否认民法典就不能再对人格权的保护做出规定，而在“自然人”一章中专设“自然人人格保护”一节，其实就是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就表明了法律对人格权的确认。而且从法律层面谈对某种标的保护，也就是对该种标的所应具权利的保护。正如法律对财产的保护，就是对权利人的财产权利保护一样，对自然人人格的保护，也就是对自然人人格权的保护。因而，正如宪法有对财产权利保护的规定，而民法典将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规定进行落实一样，民法典对人格权的保护也是对宪法中有关人格权保护规定的落实。而且，我以为对某种权利的保护由哪种法律进行保护，并不能以这种权利重要性为标准，也不能说民法典对人格权进行规定就意味着人格权的降格减等。因而笔者以为民法典对人格权进行规定并不是一个对错的问题，而只是说如何规定更为科学合理的问题。
四、我国民法典草案中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问题
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问题在我国民法典草案拟定过程中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虽然到现在为止，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九编制的民法草案已出台，但围绕这一焦点的争论毫无尘埃落定的迹象。虽然持不同观点的民法著名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可谓自成体系，但作为一个学习民法刚入门不久的初学者，也想在这里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我们首先来看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人格权应该独立成编。持这种观点的理由表现在四个方面7：第一，人格权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并且认为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第二，由于民法调整的对象是平等主体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人格权自然也应独立成编；第三，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事立法宝贵经验的总结，认为《民法通则》所制定的体系由于其规定了人格权而具有其他国家的民法典难以比拟的立法成果。第四，人格权的独立成编体现了民法典的人文关怀，体现了“重视人、关怀人”的民事立法思想。据此，有些民法学者认为人格权独立成编体现了创新的勇气和魄力8.
（二）、承认人格权应在民法典中的总则中自然人一章中规定，人格权不应独立成编。这种观点的支撑重要表现在四方面9：第一，人格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资格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人格就不是民事主体。第二，人格与人格权的本质联系，人格与人格权相始终，不可须臾分离，人格不消失，人格权不消失。并据此认为世界上的民法均将人格权规定在自然人一章，其法理根据正在于此。第三，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的区别在于人格权是存在于主体自身的权利，不是存在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权利，只有人格受到侵害时才涉及与他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属于侵权责任关系，属于债权关系，认为这是人格权不应单独设编而与其他物权、债权、亲属、继承并立的法理根据。第四，其他民事权利均可以根据权利人自己的意思依法律行为而取得或处分，而人格权是自然人因出生而取得、因死亡而消灭，不能转让、赠与、撤消和抛弃。因而，据此认为，民法总则中的法律行为、、时效、期间、期日，不能适用人格权，而人格权的独立成编的话，那么总则中的相关制定如何用人格权，从而破坏了民法典内部的逻辑体系。
我认为一部民法典是否科学、进步并不取决于人格权的独立成编，而且人格权独立成编也不能说明这部法典对人就有多关怀。一部民法典是否科学、进步，取决于它是否符合基本法理，取决它的逻辑体系的严谨。因而人格权是否独立成编取决于独立成编是否会影响法典逻辑体系的严谨性。因此，我同意本文所列举的第二种观点，人格权不应独立成编。笔者以为应在自然人一章中对人格权进行规定，这种规定不应象现在民法典草案中那样对每一种人格权进行罗列，并对侵害每一种具体人格权的行为以及结果都做出具体规定，这其实是侵权行为法中的事情。只需在这一专节中，对人格权的相关问题做出概括性规定，因为对一般人格权绝对细化是很难的。我们不能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每新出现的一种人格属性，都在民法典中重新补上一条。
注释：
1Suvatier，Mttamorphones，SocialduDroitPrivedandjourdui，III，第355页，转引自（日）星野英一，《司法中的人-以民法财产为中心》，王闯译，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8卷，法律出版社，第176页。
2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3.04.30。
3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晔等译，法律出版社，第173页。
4尹田：《论人格权本质-兼评我国民法典草案中人格权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5参见：王全弟、龚佳，《论对法人的非财产损害赔偿》，载《法学》，2002年第3期。
6参见：尹田，《论人格权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里人格的规定》，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4期。
7参见：王利民，《我国民法典人格权制度的构建》，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第19页。
8杨立新，《民法草案人格法编论述》，载《法学家》，2003.第4期，第19页。
9参见《关于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思考》，载梁慧星著，《为中国民法典而斗争》，法律出版社第33页，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法院报2003.4.30。
内容提要：人格是一个自然范畴上的概念，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的人都具有人格，人格权是一个法律范畴上的概念，而民事权利能力则是一个民事主体资格上的问题；法人由于不具备自然范畴上的人格，法人也就没有人格权；人格权应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但不应独立成编。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范文4
摘 要：人类文明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理性发展的时代，在保护环境前提下发展和在发展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民法在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对私权的制衡和限制，维系权利的动态平衡，以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社会可持续发展；民法；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9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10-0078-04
一、民法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当前，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是公法领域的行政规制，主要是行政处罚、关闭污染源、征收资源使用费、排污费、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行政干预手段。但江苏太湖和安徽巢湖发生的蓝藻事件反映出行政干预的软肋所在，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仍然无法遏制环境污染势头的蔓延，无法避免环境灾害的发生。低成本、低风险与高额的经济利益的巨大反差驱使生产者以牺牲环境利益为代价而获得个人利益，行政干预的非全面性、监督主体的单一性、监督时间上的间断性和一些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默许及放任，这些都是行政干预自身不能克服的弱点。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公法保障，也应发挥私法力量。民法作为私法，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保障法，应当通过民事法律制度的构建，实现社会个体利益的均衡，通过权利制约权利，实现资源合理利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人与人在资源利用中的和谐。
国外最新的民事立法把社会可持续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完善我国民事立法有很多有益的启示。越南的做法主要是对物之所有人处分自己的财产设定了环境保护的义务，规定了违法强制性义务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侧重点在于保护因环境污染遭受损害的受害人的权益，客观上保护了自然环境。越南民法典在“财产与所有权”一编中规定了所有人保护环境的义务，即所有权人在使用、保管和抛弃自己的财产时，应当遵守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的，应当停止污染行为，采取各种措施消除污染后果，并赔偿损害；建设卫生设施、有毒化学原料仓库以及其他可能造成环境污染之工程时，工程所有人必须在适当的距离和位置设立隔离界标，不得对邻人造成不利影响，所有权人排放污水不得造成环境污染。在“民事义务和民事合同之非合同损害的赔偿责任”一编中规定了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赔偿，即个人、法人及其它主体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赔偿损害，造成环境污染者即使没有过错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1］
荷兰主要是在相邻关系中设定不动产所有人对其邻人的民事权益负有保护义务，在“债法编”将物之利用过程中对他人造成的侵害具体化，将特殊侵权行为具体化，使受害人的权益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荷兰民法典》在第五编《物权》中明确了相邻不动产所有人的义务，规定不动产所有人不得对其相邻人施加诸如噪音、震动、恶臭、烟尘或气体、用水等妨碍。在第六编《债法总则》的《侵权行为》中规定了特殊侵权行为责任、危险物致损责任、污染物责任、垃圾场责任和矿物责任。［2］
瑞士民法典中对防止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是通过物权法中的土地所有权限制性规定来实现的，即相邻的土地所有者经营工业时有对邻人的所有权不造成过度侵害的注意义务，对于邻人所不能容忍的因煤、烟、不洁气体、音响或震动而造成的侵害严格予以禁止。［3］
智利规定了用益权的环境保护义务和受到侵害后可以请求赔偿的权利。智利民法典“财产及其所有、占有、使用和收益”一编中规定，享有森林、丛林用益物权的人有维持其存在的义务，对非因自然原因或意外事件而毁坏的树木须进行补植，并对此造成的损失负责。在“债的通则和各类合同”一编中规定了对于遭受物之损害的，除物的所有人、占有人、继承人可以请求赔偿外，其用益权人也可以请求赔偿。［4］
这些国家的民事立法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体现了民法在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和资源有效利用方面所具有的规范、调节、引导和平衡功能，这对我国民事立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的民法要为实现和谐发展而提供保障，在制度的构建上就要体现资源配置的公正性，民事主体权益保障的公平性，弱势群体保障的特殊性，程序保障的有效性，就要通过民法体系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使科学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变成人们的自觉行为。
二、现有民法制度在保障社会
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
我国现有民事法律主要为《民法通则》、《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其他规定散见于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之中，还未形成体系化的制度保障机制。
1.由于我国《民法典》尚未编纂，民法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尚未形成高效统一的民事法律体系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生命健康权，对环境污染侵权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并且规定该种侵权的构成要件是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但没有规定举证责任和归责原则。《物权法》中增加了物之利用过程中环境保护的义务，《物权法》第90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侵权责任法》中规定了环境污染责任，即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的出台较早，且由于其“宜粗不宜细”的指导原则，因此，对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缺乏体系性、超前性的规定。物权法在这方面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对侵害人排放有害物质承担侵害责任也是以违反国家规定为前提的。《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过于原则，只有造成损害才承担责任，损害的认定具有不确定性。这些法律之间缺乏科学严密的逻辑作支撑，未能就民法在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调整的主体、客体和对象形成有机的民事法律体系。
2.民事立法的分散化现状给民事法律的适用带来很大困难
我国民事立法在同一民事行为的法的适用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不仅涉及到新法与旧法的关系，而且涉及到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民法通则》和《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就某一特定事项规定出现不一致时，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适用后出台的法律的规定，这样《民法通则》作为民事法律的“根本法”的地位就被颠覆。同时，相对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而言，环境保护法、水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都属于特别法，但是这些特别法大多都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之前出台，有很多规定与前者相冲突。显然，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选择法律适用则存在明显的不当。
3.环境权作为人格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事立法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我国人格权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以一编的篇幅对人格权进行了界定。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格权未在民事立法中得以确认，不利于民事权利的保护，徐国栋教授在其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第一编《人身关系法》提出了“消除危害生命健康的危险权”和“环境权”，把这两项权利作为人格权的基本组成部分，在第二编第八分编侵权行为之债中规定了环境责任。［5］环境权的保护有赖于民法人格权法、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制度的完善，因此，必须在民法制度中建立环境权制度，以保障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4.民事立法过于原则，不利于法律的具体适用
我国民事立法向来有“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物权法》仅在“相邻关系”中规定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和排放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噪声、光、电磁波辐射等有害物质，但是没有规定对违反该规定的制裁措施，从而使该项规定成为“道德”条款。徐国栋教授主编《绿色民法典草案》在第二编《财产关系法》中提出，“以绿色方式行使物权”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在对所有权相邻关系中的私法限制中规定了不可称量物的适当侵入，即烟雾、热、气味、光、噪音、振动或类似损害即使已经国家许可，如超过正常人的忍受程度也应停止妨碍或赔偿损失。这种全新的思考应当引起立法者的高度重视。《侵权责任法》也有类似的问题，如在“环境污染责任”一章中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没有列明具体环境污染侵权的类型，造成了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及说明》第八编《侵权行为》中设专节《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对其作为特殊侵权行为进行规范，将环境污染分为转基因产品、水、大气、固体废物、海洋、能量、危险品、采矿等，并对破坏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特定环境区域责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6］这种采取列举式的立法模式在具体适用上增强了可操作性。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民法保障是宪法保障人权在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目前，民法对自然资源的配置和环境保护的功能已逐步为人们所认可，国外民事立法和我国理论界的研究成果也为我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指引和借鉴。我们应当充分利用民法在实现社会关系和谐和资源有效利用方面所具有的规范、调节、引导和平衡功能，把环境资源保护的民事立法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切实发挥民法在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实现社会和谐发展。
三、我国民法在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制度完善
21世纪的中国民法必须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对内容、范围和方式的调整。我们必须对民法基本制度进行重新的审视，必须转变过去采取行政手段以权力保障权利的做法，真正实现由权利保障权利，把长期以来人们对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被动应对行为转变为自觉统筹考虑的行为，以制度来克服人性的弱点，向“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民法理念皈依这是当前我国民法在和谐发展中的使命所在。
1.社会可持续发展之民法保障的范围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其实质是消除由于资源稀缺而导致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来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实质是人与物的关系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在遵循统筹兼顾原则、公平原则、私权保护优先原则、环境责任国家最终承担原则、环境保护优先原则和程序简化有利诉讼的原则的基础上，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民法制度进行完善：重视保护民事主体个体权益，将环境权提升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完善物权制度，对所有权人和用益权人的权利进行限制和平衡，主要涉及到土地、水流、矿藏、海域、森林、草原、荒地、渔业、珍稀动植物、滩涂、山岭等资源的利用和保护问题，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从事工业经营的限制如核辐射、噪音、无线电辐射对不动产相邻关系造成的影响；完善商事制度，将环境保护纳入公司融资和上市的必要考虑因素，建立从业禁止或限制的相关规定。通过限制污染严重的单位的经营规模、甚或禁止其经营及限制其高级管理人员一定年限内从业，完善侵权责任法，逐步扩大权利保护的范围，提高保护意识，畅通权利救济渠道，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公平正义。
2.民法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构建
首先，应当建立人格权法，确立环境权的法律地位。随着社会发展，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的民事权利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现在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不直接规定环境权，而将其纳入生命权和健康权内涵之中；二是在人格权中明确规定环境权。对环境权的正确定位直接关系到民事法律所保护的范围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环境权是一个既包括人身权又包括财产权的概念，环境权的内涵是保护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其保护的范围既包括对人生命健康权又包括人的财产权利，环境权的性质如同知识产权一样，属于一种独立的权利。
其次，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物权制度。一是把和谐发展的理念作为物权行使的基本原则。在民法典《物权编》中应当明确“物权的行使应当有利于资源的持续利用、生态改善、保护物种的多样性，应当最低限度降低环境污染，不得影响其它权利人合法权利的行使”。二是构建新型相邻关系和用益物权、地役权制度。对不动产相邻关系加强义务性规定，所有人、使用人在其不动产上从事工业生产和经营不得造成其他权利人生活和生产之妨碍；对涉及水污染、噪声污染、空气污染、易燃易爆设施、强辐射的生产经营活动，将告知义务作为一项强制性义务，潜在的受影响者有知情权；设施所有人应当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尽量减少和排除危害的发生；即使相关经营活动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且符合相应的标准，但是不影响受害人要求排除妨碍并要求赔偿的权利之行使。在用水、采矿、放牧、渔业、采伐林木、草原利用等方面，构建完善的用益物权制度；要加强用益权权利行使之禁止的规定。如水权用益物权中规定使用者不得超过自己的限定份额，实行无害排放制度，不得影响同一水源其他用益人的权利；采矿权的行使不得影响地面其他权利人的权利，并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防护；地役权用益人应当无害通过，不得对地役权人造成环境污染。三是明确所有人的责任和义务。在我国由于国家所有权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因此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对所有人进行权利限制以保护用益人的权益更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应当明确规定不动产及动产所有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得对该权利上设定的其他用益物权权利人的权利行使造成妨碍，如国家在实施跨流域调水时，不得影响其它用益权人对水的使用。
再次，重塑侵权责任法。在侵权责任法中对环境侵权的制度构建，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一是确定环境侵权的归责原则为无过错责任，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侵害行为且存在因果关系，而不论侵害人是否存在过错；二是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具体侵权行为的类型，尽量使其明确化，强化对受害人的保护；三是环境侵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有关规定；四是明确规定国家侵权所应承担的责任，如国家从事公共性事务侵权的赔偿问题。
第四，重构商法制度。将社会可持续发展纳入商事法律之中，在公司法中规定，公司的设立必须进行环境可行性论证，提交环境评价报告，建立环境保护应急机制；公司上市或发行债券应当提交中介组织出具的环境评价报告，只有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才能准予上市及其他融资；社会中介组织对其出具结果的真实性负责，其对因出具报告不真实承担连带责任；公司因环境污染多次被给予行政处罚的不得上市和发行债券；建立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从业之禁止的规定，因污染被国家责令关闭或停止经营之企业其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自关闭或停止经营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任何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保险法中建立环境污染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对从事生产经营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实施强制保险，由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要从收取排污费中抽出一部分资金作为环境受害人赔偿基金，弥补保险金不足赔偿部分，这样可以避免因一些污染企业注销或终止民事主体资格而使受害人的权利失去保障。
最后是完善民事诉讼程序制度。对于这类问题的要对提起方免收诉讼费，受理后由被告方根据责任大小承担诉讼费用的支付，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原告方承担基本事实举证义务，被告方承担主要举证义务；建立环境侵权公益诉讼制度，减低案件受理的门槛，任何人都有权提起环境侵权的诉讼，法院应当公告保障其他受害人参与诉讼的权利；建立政府法律援助制度，对于需要提供法律援助的，由政府司法部门承担法律援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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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出台过程范文5
关键词：物权变动 物权行为 公示公信原则 善意取得
一、物权变动理论的比较
物权变动就是物权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总称。由于物权是对物直接进行支配的权利，并且具有优先权和物上请求权的效力，所以民法上对于物权的变动必须规定一定的变动规则，使得民事生活能够顺利进行。
物权变动的原因很多，各国民法规定得比较一致，如依法院判决、的规定、政府指令、继承、事实行为、取得时效等均可以发生物权变动，但是最重要的是民事法律行为。关于物权变动原因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立法例上有不同的做法。
1、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意思主义
该立法例认为，物权变动是债权合同的效果，在债权合同之外不存在引起物权变动的其他物权行为的存在，而交付和登记不过是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已。例如《依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就其标的物及价金达成合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标的物的所有权即依法由出卖人转向买受人。由于合意是当事人之间的内部行为，不易被外人所知晓，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法国民法典》同时规定对于不动产以登记，动产以交付为对于第三人发生效力的要件，但是对于当事人双方没有任何。法国的这种立法模式为日本所接受，《日本民法典》176条：“物权的设立及移转，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
这种以“公示对抗主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变动“债权意思主义”立法模式的优点就在于有利于简化交易的过程，易于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并充分体现了当事人之间的自由意志。但是其缺点在于使物权变动在实际上被架空，转移的物权会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例如，当事人双方达成合意，所有权移转，但是没有交付或登记，此时，买方将所有权再次出让，则第三人获得所有权，那么原买受人的所有权被架空。
2、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形式主义
该立法例认为，债权合同仅发生以物权产生、变更和消灭为目的的债权和债务，而物权变动效力的发生，直接以登记或交付为条件，即在债权合同之外还存在一个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物权合同。《德国民法典》第873条规定，为了让与土地所有权、为了对土地设定权利、以及为了让与此种权利或对此种权利再设定其他权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应有权利人与相对人对于权利变更的协议，并将权利变更登记入土地登记簿册。这种立法将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进行了区分，并将该物权行为作为物权变动的依据，而不追究其原因行为。第921条：“为转让动产的所有权，所有人必须将该物交付给取得人，并且所有人和取得人必须达成关于所有权应移转的合意。取得人正在占有该物的，只需要有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合意即为足够。”
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使得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相分离，同时也使得物权变动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这种立法例的优点在于可以使法律关系明确，有助于法律的适用。同时，能够很好的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保障交易安全，迅速，并有利于减少举证困难。但是，这种立法例最大的缺点就在于严重损害出卖人的利益，有违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在原因行为有瑕疵的时候，买受人仍旧能获得所有权。
3、以《瑞士民法典》和《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的折衷主义
这种立法模式介于上述的两种做法之间。一方面，它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另一方面，它又认为仅依债权行为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还必须有登记或交付等形式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如《奥地利民法典》在否认物权行为这一点上，与《法国民法典》相同，但依该法典地380条、第424条和第425条的规定除债权契约外，还需交付或登记等形式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
这种立法模式，避免了债权意思主义使物权被架空的危险，又回避了物权行为理论不利于保护出卖人利益的缺陷，符合实用和功利的要求。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两者的缺陷，交易过程不如“公示对抗主义”简便，同时理论分析上也没有物权行为逻辑严谨。
二、我国物权变动理论分析
在物权法出台之前，通过对我国民法体系中关于物权变动规则分析，很容易看出我国采取的是一种相当于折衷主义的立法模式。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担保法》41条关于不动产和准不动产的抵押规定为：“当事人依本法四十二条规定的财产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43条关于动产抵押规定：“当事人以其他财产抵押的，可以自愿办理抵押物登记，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当事人未办理抵押物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等等。我国的这种立法模式，一方面认为债权的意思表示即为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不承认物权行为；同时又认为仅有物权变动的意思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还必须经过登记或交付，也就是公示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动产抵押上，我国民法规范采取的却是登记对抗主义。
总体说来，我国民法现有规范关于物权变动采取的变动规则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但是却缺乏理论和制度上的逻辑性。
我国目前正在讨论中的《物权法草案》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未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同时规定，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第二十七条规定， 动产所有权的转让和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第二十八条 规定船舶、飞行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等等。
物权法草案采取的立法模式大体上是继承了我国民法原有的立法模式，采取的是折衷主义，不动产的公示为登记，动产的公示为交付，经过公示后，物权才能发生变动的效果。由于准不动产的价值大小不一，对其无论是以登记为公示方式还是以交付为公示方式，都不能完全符合流转关于交易安全和迅速的要求，所以对于准不动产物权的变动，物权法草案以交付为物权发生变动的要件，以登记作为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要件。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范文6
论文摘 要：我国民法学界以法人实在说承认法人的独立意志为理由，论证了法人承担侵权责任能力的合理基础，继而对拟制说进行批判，而事实上法人承担侵权责任完全是基于特定利益衡量的立法构造，与其意志的有无没有必然的关联。法人的侵权责任是法人机关的侵权责任，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而言，它与法人的工作人员的侵权责任是有本质区别的，但就立法构造而言二者区分并无实际价值，在法人侵权责任具体承担方式上应该采取让法人机关与法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
在传统民法的法人本质理论中主要存在着实在说与拟制说之争，[从实质意义上而言，作为否认说的法人本质理论其实是拟制说的一个分支。关于这一问题的论述参见笔者的拙作。（蒋学跃法人制度法理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但在现代民法中这两者的争论逐渐被淡化，主要原因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一争论的无意义性，不能为具体的法律制度构造提供有益的指导。在笔者看来，法人制度中任何一个具体的规则和制度设计都是以特定的法人理论作支撑的，同时也只有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去省察法人理论，才不至于使该理论流于空泛，而对于法人侵权责任制度的讨论恰恰就是一个反思传统法人理论的契机。传统民法理论一般将法律上的行为区分为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对于法人从事法律行为的后果承担问题，传统民法是不存在争议的，事实上如果从法人的存在价值基础来看也确实不应该有争议，因为法人就是为了集散权利义务的工具，如果质疑法人承担法律行为的法律后果的话，那其实就是质疑整个法人制度存在价值。争议或质疑倒是经常出现于法人对于侵权行为责任的承担上，因为此时会出现法人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的问题，以及法人如何承担侵权责任的问题。前者涉及法人责任承担的基础理论问题，后者为法人侵权的具体法律制度。
一、法人的责任能力与意志
传统民法为了能够为法人构建起承担侵权责任的理论基础对法人理论中的拟制说进行批判，基本理由是拟制说坚持了法人是法律拟制的人格，所以也就不具备意志能力和行为能力，继而也就无法为法人在理论上建构起一种责任能力［1］。在具体的论证过程中，批判者一般指出拟制说眼中的法人的行为是被其机关的，而只能是法律行为，而侵权行为自然不能属于的范围，法人自然也不能对超越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法人不能承担责任［2］。相反，实在说认为自己由于承认了法人的意志的存在，继而自恰地建立起了法人责任能力的基础。所以，传统民法在讨论法人的责任能力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其与法人的意志联系在一起。有学者对这种论证思路提出批判，认为“上述两派对于法人侵权行为之成立要件，所以斤斤计较者，盖均圜于侵权行为能力乃侵权行为之成立要件。有之则侵权行为成立，侵权行为成立，斯负损害赔偿责任；无之则侵权行为不成立，不成立亦无赔偿责任可言之一点。抑知时至今日，无过失责任盛行，侵权行为能力一项，已非侵权行为成立之绝对要件，因而吾人只问法人有无损害赔偿责任可也，至侵权行为能力之有无，已非问题关键所在矣”［3］。这一观点被大陆学者称为法人侵权行为能力与过错的“无关说”。[刘士国先生分别将持拟制说而否认法人侵权责任能力与持实在说而肯定法人侵权责任能力的学说归纳为“否定说”与“肯定说”。（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00.）]
“无关说”可能就是下文所要坚持的观点，但是对于“无关说”的论者所提出的理由和理论思路却是笔者所驳斥的。无过错责任的盛行并不能说明法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合理性基础，给人一种回避争论的印象。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在自然人领域中由于受到康德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熏陶，通常强调责任的基础在于自然人的意志或认识能力。[这一结论只能限制于大陆法系领域，在英美的侵权法中注重的被害人的救济问题，关注的是不法损害本身，而不是侵权的故意（intent）。当然，如果完全否定英美侵权法中的意志性要素也是不准确的，因为在出于故意的侵权行为时，如一个欺诈行为（这在大陆法上不能成为独立的侵权类型）同样还是需要主观方面的要件的。这些现象说明了英美法注重具体案件的要件，而很少在形而上的层面去整体性地思考侵权法的理论根据问题。(阿瑟·库恩. 英美法原理［M］.陈朝壁,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14.)]勿庸置疑，在自由主义思想勃兴的历史时期，传统民法的这一理论倾向是极具社会妥当性与合理性的，因为法律如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让自然人形成市民社会中的应有品质，即自我责任。即使在今天，过错主义仍然是侵权责任的主要归责原则，可见主体的意志能力或称认识能力至今还是左右着侵权法领域的。但是在这其中一个重要的现象被忽略了，即传统民法强调在侵权领域强调意志主要是针对自然人，更加具体而言是植根于自然人的伦理性基础，其目的非常明显的是，让每个自然人在进行民事活动的时候兼顾他人的利益，同时也豁免已经为此谨慎行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免除其进行民事活动的后顾之忧，激发民事主体积极活动的热情。即使如此，强调主体的意志性也不能过分夸大，因为现代侵权法还肩负着如何对他人进行保护的重任，所以传统侵权法中强调主体意志性的要素只具有理念上的意义，并且由于社会本位思潮的兴起已经受到很大的限制。在法人领域讨论其侵权责任能力与其意志性的有无更加显得无意义性。因为法人制度的价值基础不是伦理性，而是一种技术性，是一种为了有效调控社会关系的手段，正如狄骥所说的：“对个人以外的其他实体赋予一种理智和意志，这只能是花言巧语和博取欢心的比喻，而丝毫没有其他意义。”［4］所以，“设计法人的责任能力，其必要性在于，如此设计，是否有利促进法人价值的合理发挥。如果有此必要，则可不问什么意思问题，直接拟制即可。”［5］可见，传统民法中多数学者将法人的责任能力与意思联系起来的思维模式是错误的，是对法人价值基础认识的重大偏差。正如凯尔森所言：“对法人归责是一个法律上的构造，而不是自然现实的描述。所以，没有必要徒然企图论证法人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是一个法律上虚构，以便证明不法行为，尤其是犯罪行为可以归责法人。”［6］因此，各国民法不管是对法人本质理论采取何种观点，都无一例外地承认法人具有侵权责任能力的。[《德国民法典》第31条规定：“社团对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或者其它依章程任命的人因在执行其权限范围内的事务时实施使其负担损害赔偿义务的行为而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负责。”《日本民法典》第44条规定：“法人对于理事及其它人因执行职务对他人所加的损害，负赔偿责任。”《瑞士民法典》第55条规定：“法人对其机关的法律行为及其他行为承担责任；因法人的目的范围外的行为，有损害于他人时，于表决该事项表示赞成的社员、理事及实施该行为的理事或人，负连带赔偿责任。”《葡萄牙民法典》第165条规定：“法人应对其机关（代表人）、人员或受托人的行为负非合同责任。”我国台湾“民法典”第28条规定：“法人对于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权之人因执行职务所加他人之损害，与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韩国民法典》第35条规定：“法人承担理事或其它代表人就其职务而加于他人的损害的赔偿责任。理事及其代表人不得因此而免除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在法人侵权责任的承担问题上，对于其意志或者说过错的有无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无意义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哪种观点更能服务于损害补偿的实质公平要求”［7］。至此，我们发现回答法人具有侵权责任能力的根本，在于回答让法人承担侵权责任是否比让充当法人机关的具体的人承担更加有利于实现实质的公平要求，或者这一问题可以简化为法人侵权行为能否全部还原为个人的行为以及是否合理。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法人的经济赔偿能力要强于自然人，因此让法人承担侵权责任是合理的；其二，在法人因为生产过程中污染环境、产品瑕疵造成他人损害的时候，此时可能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的行为，而是法人的集体行为［8］。此时很难将其还原为具体的自然人的行为，或者说对受害人的救济是极其不利的，因此，确立法人侵权责任能力的合理基础是充分的；所以，我国学者所坚持的法人实在说论证法人侵权责任能力方面并没有他们自己想象那样的优势。[在刑法学界也存在类似的倾向，即为了论证法人犯罪能力，刑法学界的学者挖空心思去杜撰一个法人“意志”出来。
但是，有学者由此进而得出法人制度具体内容的设计与坚持何种法人理论无关的结论［8］，具体而言，对于法人侵权责任能力的确立与坚持何种法人本质理论无关。在上文中我们只是证明实在说并不能为法人责任能力的确立提供逻辑上的有效论证，相反它的确立来源于现实的需要，但是我们没有给出将原来适用于自然人的责任能力类推到法人领域这一过程的论证逻辑和法律技术，而法人本质理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笔者认为，拟制说恰恰能够非常圆满地回答这一问题，即这一过程是法律将法人机关的行为看作是法人自己的行为，法人机关有过错需要承担责任由法人承担责任，这里适用法技术方法就是“拟制”。
此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必须澄清的是，传统民法中的法人实在说并不都是坚持法人具有意志的。也就是说，我国民法学界用法人实在说来论证法人侵权责任能力合理性的理论基础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在法人实在说中分为有机体说与组织体说，有机体说倡导者基尔克在《合作社理论与德国司法》一书中这样说：“集体和个人一样，它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从法律获得一种法律行为能力的性质，但决不是由法律创造出来的。法律所发现的这种能力在事先就存在的，它不过是承认这种能力并限定这种能力的作用而已罢了。”［9］但是，在我国民法中一直都是坚持组织体说为通说，而组织体说始作俑者米休德在他的《道德人格的理论及其对法国法的适用》中指出：“承认一个团体为合法，这就是承认它所谋取的利益是有资格受到保护的；这也间接承认它的法律人格。”[转引自莱翁·狄骥.宪法论：第1卷［M］.钱克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354.]可见，在我们称为“组织体说”的学者这里已经把有机体说中民事主体的基础更换，[这里之所以说“我们称为组织体说的学者”，是因为在大陆法系的很多国家，至少是在德国法中有机体说是法人实在说中唯一存在的学说，在德国的各大民法典评论中对法人实在说的介绍仅仅提到基尔克的有机体说。]不再强调是意志，而是利益。事实上，组织体说正是基于对有机体说中法人具有意志的不满才发展出自己的学说的。[关于组织体与有机体的各自论点的差异与联系在笔者的博士论文中有详细介绍。（蒋学跃.法人制度法理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113-115.）]因此，我国民法学界一方面坚持法人实在说中的组织体说，另一方面又用这一学说中所不承认的法人具有意志来论证法人侵权责任承担的合理性，这在论证逻辑上本身也是不周延的。
二、法人承担的侵权责任的类型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把法人承担的侵权责任分为两种：一种是视为法人自己行为产生的责任，一般称为“职务侵权”；另外一种是法人对他人的行为产生的责任，一般称为“转承责任”或“雇主责任”。对于这两种责任构成的共同要件一般都是由侵权行为法加以规定的，对他人行为承担责任一般也是作为特殊侵权类型由侵权法加以规定的。唯独法人对于自己的行为产生的侵权责任中的特殊问题则属于法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主要是涉及什么人的行为被归属于法人自身行为的问题。[《德国民法典》第31条、《日本民法典》第44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28条都是涉及法人侵权责任的规定，都是设置在“法人”一节中的。]从责任承担的角度而言，法律对于法人对自己的侵权行为责任的承担规定较为严格，一旦被视为其自身行为很少有免责的可能，而对法人对他人侵权行为责任的承担规定较为宽松，赋予法人一定免责的可能。由此，传统民法理论认为正确区分这两种不同的侵权行为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国民法理论一直混淆了二者的关系，这种混淆的消极后果就是司法实践中无法区分职务侵权与雇主侵权的关系。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2月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这一混淆得到了延续，职务侵权与雇主责任在适用对象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参与起草的学者在所撰写的书中也没有作严格区分。（张新宝.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20号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78.）]大陆法系各国立法对于两者的区分规定非常明确。如《德国民法典》第31条规定：“社团对董事会、董事会的成员或其他组织上任命的人因在执行其权限范围之内的事务时实施使其负担损害赔偿义务的行为而给第三人造成的损害负责。”很明显，德国民法将董事会及董事会成员的行为看作是法人自己的行为，这些行为产生的责任也就自然由法人负责。其中《德国民法典》中“其他组织上任命的人”一词是指法人在破产、重整情况下的清算人、重整人以及在章程中规定的在特定事项中的监事［10］。所以，这里的“人”并非我们通常认为的基于普通授权而产生的人，而是具有特定地位的法人机关。这些人由于是法人的机关，被视为是法人的必要组成部分，在法律地位上具有特殊性，即它们的行为被视为法人自身的行为，法人对其侵权行为自然要承担责任。但是，在立法上这不被视为法人对他人承担责任，法律采取了拟制的方法认为法人其实此时是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除此之外的人员与法人仅仅具有一种雇佣关系，在法律上被视为两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所以在法律上法人被视为对他人的行为承担责任。我国台湾“民法典”第28条的修改明显体现了立法者强调法人机关与普通工作人员的区分。原来的第28条规定为“法人对其董事或其他职员因执行职务所加于他人之损害，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后来“其他职员”被修改为“有其他代表权之人”。其修改理由是：一是原条文与董事并列之“职员”一词，含义有欠明确，容易使人误读为法人的任何人员，但是解释上只能指与董事地位相当而有代表权之人，否则，难以确认为法人的侵权行为，为贯彻“机关说”的理论，应严格区分“法人自己责任”与“雇佣人责任”；二是法人就其代表人的责任无免责规定，所负责任较重，故其适用范围宜小，否则，“民法典”第188条规定的雇主责任鲜有适用余地［10］131-133。德国民法与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这些规定，被我国学者作为他们坚持了法人组织体说观点的重要佐证。[龙卫球先生认为，在《德国民法典》第26、27条采取的拟制说所持的“说”的观点，而在第31条转而采取了实在说所坚持的“机构说”的观点，所以，《德国民法典》采取的内外有别的处理方法。（龙卫球.民法总论［M］. 2版.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359.）]
但是，德国与我国台湾民法这样区分法人机关与一般雇佣人的立法例最近遭到我国学者的批判，理由是这种“分拆式”立法在实践中没有任何实际价值，进而主张在我国未来民事立法中采取“一体式”的立法模式，即不再区分法人机关与一般雇佣人而一律让法人承担责任。[（蔡立东.论法人之侵权行为能力［J］.法学评论，2005(1):35.）对于这位学者的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是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此学者认为在分拆式立法中法人对机关承担责任后无法向具体责任人进行追偿是值得商榷的，因为按照《德国民法典》第27条第3款的规定，董事会的业务执行，准用第664条至第670条关于委任的规定。这成为法人追究其机关责任的法律依据，只是德国民法的这一处理仅仅限制于内部关系而已。]应该说这一观点确实符合了现代民法的发展潮流［7］233，224。但如此一来，原来用来支撑分拆式的法人组织体说就显得底气不足了，因为原来只有能够代表法人的机关才能被看作是法人的行为，现在连法人的雇佣人的行为也被看作法人的行为了。在笔者看来，此时只有适用拟制说才能越过这一障碍，即为了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有效调整这一价值，可以将雇佣人的行为看作是法人的行为。
反观祖国大陆民法的相关规定，似乎有种歪打正着的感觉。祖国大陆民法理论虽然一直贯彻组织体说，但在立法上由于对于法人机关地位的认识模糊，导致了对这两者区分的不清，同时也造成了理论上的诸多争论。《民法通则》第43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条文似乎与《德国民法典》第31条是相同的，但是我国《民法通则》由于没有对“其他工作人员”作进一步的限制，所以很多学者将其解释为所有的工作人员［11］。有学者认为，“其他工作人员”是指“有代表权或权的人员，如董事长之外的公司董事、监事、经理、清算人、重整人、以及其他有权的职员”。[（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134）应该说这一解释还是接近传统民法的定义的，但是由于这一解释没有对权产生的原因作出限制，使人容易产生基于一般授权产生的人是否也隶属于这一范围的疑问。这种解释可能是受到德国民法的影响，因为《德国民法典》第26条规定了董事会的地位，其具有法定人的地位。这一法条的设置颇具考究，立法者只是规定董事会具有法定人的地位，而不是直接规定就是法定人，其真正用心在于用的原理解决法人活动现实的推动力量问题，通过引入外部的人来实现，但是由于它与真正的法定是不同的，所以只能说是“具有法定人的地位”，更不能将之等同于一般的意定人。由此可见，传统民法只是使用了拟制的方法使法人的机关近似于人的地位，而不是真正的就将其与人等同起来。所以，这种其他工作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能包含基于普通授权产生的人 ，而仅仅是法人机关在特殊条件下的替代人，主要就是清算人、重整人以及依法（源于法定理由）可以代表法人的其他人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2月出台的《关于审判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将《民法通则》中的“其他工作人员”改为“工作人员”，由于没有对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的解释，所以司法解释中仍然延续了《民法通则》的做法。祖国大陆民法的这种规定必然使一般的工作人员如不属于法人代表机关的雇员也被纳入到这一范围中，从传统民法的角度而言，确实是混淆了法人自身的侵权责任与转承责任的区别，不适当的扩大了法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但它却正好符合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
三、法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
法人侵权责任的承担方式是指法人对其侵权责任是单独承担还是与具体的自然人承担连带责任。对于法人的侵权责任，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存在着两种承担方式：一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主张法人单独承担；[参见《德国民法典》第31条和《日本民法典》第44条第1款。]一种是以瑞士和我国台湾民法为代表，主张法人与其代表人承担连带责任。[参见《瑞士民法典》第55条第3款和我国台湾“民法”第28条。]学者认为就理论而言，前一种立法是合理的［12］。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后一种做法在理论上的矛盾性，“如果承认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即为法人自身行为，则不承认法定代表人存在其自身独立的人格，所以无法出现一方面是法人的行为，一方面又是自己的行为。”［13］如果从纯粹的形式逻辑的角度进行推理，很明显前一种方式在逻辑上是周延的，但是笔者认为，法人承担何种责任，完全是一个立法选择问题，而不能陷入抽象的形式逻辑的推理之中。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一推理本身也是不成立的，因为即使在德国民法中还是存在着将法人机关独立看待的情况，按照《德国民法典》第27条第3款的规定，“董事会的业务执行，准用第664条至第670条关于委任的规定。”这成为法人追究其机关责任的法律依据，只是德国民法的这一处理仅仅限制于内部关系而已［5］360。所以，正如前文中我们已经看到法人机关只是被视为“法人自身的一部分”，而不是真正就是其自身。如果法律上有需要可以随时抛开而随之将其视为独立的主体，这恰恰是拟制说的基点所在；所以，法人承担何种责任方式完全取决于法人责任制度追求何种价值目标。
在这两种责任方式中，很明显的是，后一种责任方式更加有利于法人责任制度的价值诉求，正如我国台湾“民法典”第28条的立法理由所言：“可以促使法人机关的注意，借以保护交易安全。”［12］111具体而言，这一责任方式首先可以更加有效地督促充当法人机关的自然人约束自己的行为。尽管在《德国民法典》中可以依照第27条第3款的规定来追究充当机关的具体人员的责任，但是这毕竟是事后追究，当事人没有直接的外部追诉的压力；而在连带责任的责任方式之下，当事人直接面临受害人的追诉。其次，这一责任方式更加有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我国有学者认为，这一责任方式对于受害人有效救济意义不大，认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采取法人人格否认的方式［13］。但是这位学者没有考虑到在法人破产的情况下，连带责任方式还是非常有利于受害人的。此外，在具体的诉讼过程中，很多受害人是直接提起共同诉讼，这样经常是充当机关的具体当事人承担了责任，也避免了法人再次提起追偿之诉，所以在诉讼资源上也是非常节省的。《民法通则》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都没有确立法人机关与法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制度，因此在未来民法典的起草中我们应该确立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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