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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改动范文1
关键字：物权法定位体系
随着民法典在2002年底被提上议事日程，今年物权法的制定将作为民法典编纂的一部分。物权法作为民法典之一编与作为单行立法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前者是一种法典编纂行为，必须遵从法典编纂的形式和要求，对于后者则无需如此。前者必须满足法律安定性的要求，体现法典的体系效率，不能经常修改和变动，而后者则要简单得多。因此，物权法如何定位不仅直接影响到物权法的体系结构，而且也使得民法典的整个体系结构呈现差异。作为法典之一编的物权法必须在立法的定位与基本体系上与民法典衔接得当，承载民法典的各项功能。近现代以来，随着民法三原则的修正，整个物权法呈现出社会化、价值化的趋势，物权种类急剧增加，从注重物权的归属走向注重物权的利用。因此，我们在制定物权法时，应反映近现代物权法的发展趋势，在借鉴外国法制的同时，充分虑及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文就物权法的定位及基本体系作一些分析。
一、物权法的定位
物权法与整个财产权体系的关系问题，涉及到整个财产权休系中物权法的定位问题:是保留传统规则，继续将物权法的调整范围限定在有体物之上；还是看到现在的发展趋势，将物权法的触角延伸至其他财产权利之上?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对此问题多有讨论。以郑成思教授为代表，倡导采用“财产法”之名称代替“物权法”。而赞成采纳“物权法”名称的学者还是占大多数，王利明教授认为，所谓采用物权法是“见物不见人”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大陆法系多数学者也认为物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法国之所以没有使用物权法之称谓，是因为法国没有严格区分物权与债权，沿袭的是广义物权的概念，所有权、债权和物权没有严格地区分开来。现代无形财产日益成为财产的重要形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形财产要用“物权法”来调整。①就此问题笔者也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对于“物权法”、“财产法”之争，我们可以看到，提出“财产法”的学者正确地看到了现代社会财产权利膨胀的问题，认为单纯采纳传统物权的概念不足以涵盖新出现的财产权利，郑成思教授的“财产法”的观点基本上是基于英美法的角度，从而想将知识产权纳人到民法典的静态财产中，与物权一样作为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这一出发点是积极的。
物权的概念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为物权与债权的区分奠定了基本框架。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明确使用了物权的概念，并以填密的抽象思维和精湛的立法技术建构了物权的制度体系。至此，传统物权的概念得以确定化并通过，《德国民法典》影响了大陆法系多数国家。而债权的概念较物权为晚熟，只是在德国法上作了物权与债权的精致的划分，但是如果把这种划分作为衡量任何财产权利的模式，其弊端日渐明显。在现代社会中，财产权种类和形式日益复杂，主要表现为财产权的多元化、综合性和价值化的趋势，出现了传统民法物权、债权二元划分所无法解释的财产权。其中兼具人身性质和财产性质的知识产权就是一例。财产权表现为庞大的权利系统，既有现实的所有权，又有抽象的无形财产权。无形财产权也是一个繁杂的权利系统，它不仅包括股权、信托权和票据权利等，还包括知识产权、市场经营自由权、政府特许权等，其中大多数无形财产权并不属于物权法调整的范畴。我国民事立法模式与德国立法相近，已经基本上建立了物权法和债权法模式，除对知识产权予以专门规定外，其他无形财产在理论和立法地位上还往往为人们所忽视，所以在民法理论和立法上有必要正视无形财产的自身特点和独立性，逐渐建立适应当代财产权制度实际状况的财产权体系。因此，如何采取适当的方式使无形财产权制度体系化并与民法典恰如其分地衔接，这是学界见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实际上只是上述问题的一个重要侧面。
但是，将知识产权纳人物权法中，并冠以“财产法”之名，这会给立法带来难题。首先，传统的物权法规则是建立在有体物的基础之上，是对有体物占有、使用、处分的特别规则，这些制度不可能适用于知识产权。如果将知识产权纳人，形成财产法，那么财产法内部仍然会形成传统的“物权法”和“知识产权法”两个门类，财产法内部仍然无法整合。而所谓的知识产权法是理论上的一种概括。知识产权法内部体系是开放的.随时都有可能有新的权利加人。因此，对各项知识产权进行整合并作为财产法的一部分，在立法技术上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其次，如果将知识产权制度全部纳人民法典，则大量存在的程序性规范和公法规范将会使民法典在体系上难以协调，相关条文在性质上难以兼容，民法典也无法实现其形式上的审美要求。再次，现代知识产权法正处于不断发展、变革的过程之中，继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后，商业秘密和反不正当竟争也纳人知识产权法范畴。现代知识产权体系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法律规范体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形成，知识产权立法日益呈现现代化、一体化的趋势。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从国际范围上来看，知识产权法领域进人了一个统一标准的阶段。在这一背景之下，各国不得不“修纲变法”，按照《知识产权协议》等国际公约的要求，对本国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修订。而将这种频频变动的法律置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民法典，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从现代民法典体例对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接纳上来看，都存在着巨大的问题，例如荷兰民法典就不得不将知识产权编剔除于民法典之外。②
知识产权既然不能纳人物权法领域，那么其他财产权利(指除物权、债权、知识产权以外的无形财产权)，能否纳人物权编，并冠以“财产法”对之进行调整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无形财产从诞生之日起，始终是沿着非体系化的思路在发展的。在立法上如果企图用财产法来实现对于所有财产关系的调整，必将破坏原有的物权和债权体系结构，由于由“物”、“物权”和“债权”等基本概念所构架的民法规范已经形成了稳固的立法模式，所以，任何概念上的拓展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很难有所突破。在理论上必须承认，物权法只是调整“物权”的法律，债法只是调整“债权”的法律，想在这二者之间通过扩展概念或改变规则以调整无形财产，就目前而言，缺乏技术上和规则上的可能性。因此，笔者赞成仍然沿用“物权法”之名称，其调整范围仍然限于“有体物”。
但是，大量的物权、债权之外的财产权利涌现出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传统物权法的领域，不可能实现对于这些财产权利的调整。那么这些权利需不需要在民法典中予以体现呢?以苏永钦先生划分的三代民法典为例，法国、奥地利民法典为第一代民法典、德国、瑞士民法典是第二代民法典，而中国如果要制定民法典的话，显然属于第三代民法典。如果我们在民法典的财产权制度中，仍然只规定物权、债权两类财产权，面对铺天盖地的新气象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实难担当“第三代民法典”之重任。因此，我们必须发挥创造与整合能力，使民法典充满时代的气息，与社会的进步保持相应的弹性。此外，基于民法典是基本法，其与单行法是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我们也必须在民法典中找到这些财产权利的位置，否则法典的体系性效率无从得到体现。但是，是否在民法典中单独设一编进行规定呢?这是各国在迈入新世纪时，修改民法典所碰到的共同的问题。将物权、债权之外的财产权利全部纳人民法典会使民法典杂乱到不忍卒读的程度。这些财产权利都有一些特殊性，带有强烈的技术色彩，变动较快。因此，详尽地在民法典中予以规定肯定是不合时宜的。然而，只作原则性、一般性的规定也不可取。
笔者认为，只有用整合财产权的方式才能解决这类问题。为此，我们倡导设立财产权总则，以次于民法总则的地位来整合各项财产权利，同时保留传统的物权法、债权法。这样，可以解决理论上无形财产、商事财产权利等在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同时也避免了改动传统物权法这样大的体系之争的问题。遵循此一思路，这里财产权总则的设定也非概念法学意义上的财产权总则，而是在完整保留物权和债权规范的前提下，为知识产权、商事财产权等在财产权总则里留下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以起到法典化的整合效果。至于知识产权、商事财产权和其他无形财产，除财产权总则予以一般规定外，仍应由知识产权法、商法和其他单行法来专门规定。这样，财产权总则将一如既往地统领传统民法领域的物权法和债权法，同时也统领了游离在法典之外的知识产权法、商法和民事单行法的相关财产权规范，物权法、债权法和单行法的地位一样，都是对某一类财产权的专门规定。这样，就能打破大陆法财产权体系的二元结构，建立一种多元结构、富有弹性的财产权体系，使它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需要。同时，也解决了理论上困扰已久的“民商合一”的问题。
如上所述，财产权总则只是一个原则法，相应的财产权利的具体规定必须要到其他各编和单行法中去寻觅。对于财产权总则的大致框架，笔者是这样设想的:以“财产与财产权”为编，其中第一章“财产及其分类”；第二章“财产权及其保护与限制”；第三章“物权一般规则(效力与变动)”；第四章“债权一般规则(效力与分类)”；第五章“物权、债权相互之转化，’；第六章“知识产权一般规则”；第七章“其他财产权”。在这个基本设想框架之下，物权法是由置于财产权总则中的“物权一般规则”与紧随财产权总则之后的物权编构成。
二、物权法的基本体系
在确定好物权法的定位问题之后，我们所要面对的，即是物权法内部结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如何确定物权法的体系问题。关于物权法的体系，目前学界和立法界普遍赞成沿用传统民法的物权法总则、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这种体系。③笔者的设想是在财产法总则中将物权的一般规则予以单独一章进行规定。因此在物权编中，不再设立总则。但是，由于民法典的制定是分编通过的，因此，物权法不能没有总则，只能等待将来对各编进行整合时，再将物权法总则纳人财产权总则。物权法的基本体系也涉及概念的使用问题，所有的体系都是建立在若干概念和制度的基础之上。在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几个草案运用的概念似曾相同，却又略有不同。尤其是在用益物权制度方面，是继续沿用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已经使用的术语，还是完全遵从传统民法的概念或对之进行适当的改造，学界存在很大争议。笔者认为，对于已经在我国立法和实践中长期使用的概念，如果与传统民法中的概念不存在本质性的冲突，是可以继续沿用的，如宅基地使用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对于我国立法上尚未借鉴的制度，如地役权、居住权等，还是采纳传统民法的概念为宜，没有必要再造概念洲；下面以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为例，来阐述物权法的体系问题，并对有争议的制度提出一自己的看法。
(一)所有权
笔者赞同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体、个人所有权分别规定(此问题将在专文中论述)，但是并不妨碍所有权依其他的方式进行划分，因此在所有权一章中规定:第一节“所有权和所有权取得，’；第二节“国家所有权”；第三节“集体所有权”；第四节“个人所有权”；第五节“其他所有权，’；第六节“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七节“相邻关系”；第八节“共有”。
(二)用益物权
关于用益物权的体系，争议很大，主要是用益物权之种类构成方面。居住权在人大法工委的物权法草案中首次提出之后，受到了民法学者的关注。在实践中，由子住房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学界开始对这一国外通行的解决非所有人居住他人房屋制度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居住权制度主要是解决养老、离婚或者丧偶的配偶的住房问题‘我国现在养老的职能仍然由家庭承担，社会承担的程度非常小。这就带来一个问题，老人在贫病的情况下，其拥有的住房应当如何处理?假设老人将房屋出卖，将出卖房屋的价金作为生活所需费用，则老人的居住问题仍然成为一个重大问题。有学者提出来可以进行保留居住权的买卖，如房屋所有权人在其年老时，可以将其房屋出卖，但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保留对房屋的居住权，而房屋的受让人则一次性或分期地向其支付价款，以之作为养老金岁毓丧偶的配偶居住权的问题就更加尖锐。房屋当然属于遗产范围，而我国《继承法》将配偶、子女及父母列为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也就是说，在无遗嘱继承，也即法定继承的情况下，丧偶配偶的住房问题往往因为多个继承人主张权利而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应当允许当事人设定或者法律规定丧偶配偶对于婚姻住房享有居住权，而对婚姻住房的所有权归于法定继承人共有，一旦配偶死亡，再由继承人继承，这样就可以解决丧偶配偶的居住权问题。而住房问题在离婚时表现得尤为显著，实践中法院往往使用“暂住权”、“居住使用权”等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的概念，导致判决生效之后受到各方当事人的权利质疑，使判决得不到切实地执行。因此，居住权制度仍然有很大的适用空间。笔者认为，应当确定居住权制度。但问题是，采纳居住权制度之后，是否能与现行框架融合。由于居住权自罗马法起，就隶属于“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的人役权制度框架之下，因此我们能否单独借鉴居住权，而不采纳人役、地役之划分?这个问题值得讨论，目前学界也有学者对人役权进行了研究，同时认为应当扩充“用益权”的传统含义，引人用益权制度。从居住权与使用权、用益权的关系上来看，居住权与使用权、用益权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各国民法典的诸多准用条款中可以见端倪。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脱离了人役权、地役权二元划分的土壤，居住权就难以生存。立法并非照搬其他国家的法律，在我国一直沿用所有权与他物权的划分，并且将他物权划分为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框架下，将居住权划归为用益物权一类也是合乎逻辑的。
因此，笔者认为，在用益物权中可以这样规定:第一节“土地使用权与资源保护”；第二节“农地使用权”；第三节“建设用地使用权”；第四节“宅基地使用权”；第五节“地役权”；第六节“居住权”；第七节“典权”；第八节“自然资源使用权”。
(三)担保物权
在担保物权方面，由于《担保法》已经规定了抵押、质押、留置三种担保物权，将之纳人不存疑义。但是，让与担保、优先权及所有权保留是否纳人物权法中引起了很大争议。在此，笔者简单谈谈看法。
让与担保，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务履行的目的，将担保标的物的权利(通常为所有权)预先转移给债权人，由双方约定于债务清偿后，将担保标的物返还于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债务人得就该担保标的物受偿的一种担保方式。让与担保在人大法工委和社科院的物权法草案中都有规定。而在王利明教授主持的物权法草案中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应当设立让与担保制度。首先，让与担保与其他的典型担保制度相比，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它能扩大融资的可能性，可以实现集合财产(包括具有流动性的集合财产)和一些不能设定典型担保物权的权利的担保化。如各种新形成或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财产权，诸如电脑软件的权利、电话加人权旧本)、拟购买的不动产、建设中的建筑物、老铺和招牌等特殊权利，在其上设定抵押权或质权尚有疑问，但通过让与担保可实现上述财产的担保化。其次，我国实践中已经出现了类似让与担保的按揭制度，尽管这是英美法系的制度，与大陆法系的让与担保制度存在着区别，但是我们可以将之改造成为让与担保制度，使之与我们的物权体系相吻合。再次，尽管让与担保也有一些缺陷，但是可以通过法律规制克服。比如说，对于“流质契约”缺陷的克服，可让让与担保权人以清算义务予以解决。最后，尽管让与担保制度在德国、日本是通过判例来承认发展的，但是我国适逢立法的良机，刚好可以通过立法对之加以规制。
在优先权问题方面，肯定优先权的学者认为优先权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特种债权的债权人，就债务人的全部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担保物权。而否定优先权为担保物权的学者认为，优先权是基于立法政策上之考虑，为保障某些特种债权与其他权利的实现而赋予权利人得就债务人的一般财产或特定财产优先受偿的权利。在三个物权法草案中，唯有王利明教授的草案详尽规定了优先权。笔者认为，优先权的实质在于破除债权人平等之原则，赋予特种债权人以优先受偿之权利，但这样只不过是一种基于推行社会政策和社会公益的考量，能否判定其是否是一项独立的担保物权?而且优先权内容庞杂，观之各国法律确立的优先权，猪多规定属于税法、劳动法、诉讼法之制度，统一纳人物权法存在疑问。因此，建议在物权法中不要规定优先权，而置于特别法中予以规定。关于此点，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破产法》、《海商法》已经有了先例。
此外，学界对子所有权保留探讨的也比较多。所有权保留是在买卖合同中，买受人虽先占有、使用标的物，但在双方当事人约定特定条件(通常是价金的一部或全部清偿)成就之前，出卖人仍保留标的物的所有权；条件成就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始移转于买受人。对所有权保留之性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右两种不同看法，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在法律上为一种附条件的所有权移转。此种理论并未将所有权保留作为担保买卖价金受偿的担保权对待，仍然将之作为一种特殊买卖对待，即所有权保留买卖为所有权随着买卖价金的付清而移转于买受人。另一说认为，所有权保留为非典型担保物权，其主旨在通过保留标的物所有权以期保障买受人能按期支付价款或履行其他义务。所有权保留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买受人资金不足和如何保障债权人价金债权实现的问题，因此，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通过立法对之进行确认，只不过名称不一样而已。我国立法对所有权保留虽未有明确规定，但《民法通则》第72条与《合同法》第134条为其存在留下了空间，学者也大多承认有此制度。笔者认为，所有权保留制度仍然置于《合同法》买卖合同中，以特殊买卖合同的形式出现未尝不可，没有必要将之纳人物权法。
基于以上的考虑，在担保物权的种类构成方面，笔者建议吸收《担保法》中抵押、质押、留置三种担保物权，再加上让与担保，而对于优先权、所有权保留则不予吸纳。因此，担保物权之大致结构如下:第一节“担保物权及其担保范围”；第二节“抵押权”；第三节“质押权”；第四节“留置权”；第五节“让与担保”。
注释:
①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X)2年版，第19页。
②吴汉东:《知识产权法编纂体例与民法典编舞》，载《私法研究》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一68页。
③中国政法大学课题组:《关于物权法的整体结构》，载《人大复印资料》(民商法学)2003年第1期，第30页；王利明:《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中国法制出版社20(刃年版，第150页。人大法工委的《中国物权法》(征求意见稿)、梁慧星教授组织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中虽然没有以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名称列出来，而是用各项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单独成章的形式，但是实际上仍是以这两项总的类型来予以区分的。笔者以前曾就民法典的草案结构予以初步设想，在物权编中以所有权、土地使用权、担保物权、占有这四部分来予以规定。在笔者所列专章土地使用权中，不仅包括土地使用权的各种类型，还包括其他不动产使用权，实际上也是在传统民法中的用益物权门类之下。考虑到与传统概念系统的一致性，笔者认为还是改为用益物权为妥当。
民法典的改动范文2
开始是顺利的，但进行到中间的时候，诊所拿出来一份合同，说是所有需要做手术的人都要签。合同厚厚的一摞，随意地翻翻，看到的条款让我震惊，里面提到，就医者要放弃法律诉讼的权利，同意全面豁免并永不诊所及它所有的人员，与此同时，明确放弃加利福尼亚州《民法典》第1542条之规定。第1542条的规定是：全面豁免不涵盖债权人在签署豁免条款时不知晓或疑为对其有利的主张，且债权人如知晓此等主张，必定会严重影响其与债务人的结算事宜。也就是说，如果是在不知情或被蒙蔽的状况下签了对自己不利的条约，根据第1542条的规定，签下的条约是可以不算数的。而诊所的合同，要求患者放弃《民法典》第1542条的保护。这是典型的“霸王条款”。诊所工作人员表示，这就是诊所的免责书，但如果不签就不会给做手术。
请教曾在华盛顿国家卫生中心工作过的朋友，他说条款应该是可谈的，不同意的可以提出来，诊所会让法务部门考量如何改，最后达成双方一致。在我提出对某些条款的异议之后，诊所并没有让法务部门出面，而是让我的医生和我谈。医生很绅士，也很强势，他温和地告诉我，所有在这里做手术的人都要签这个合同，合同不会改动，患者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因为诊所更有“power”。当治疗到一半，手术时间都已确定的时候，不同意合同的某些条款，唯一的选择就是换诊所，但前面的时间相当于全浪费了，一切重新开始，万里迢迢来就医的患者，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浪费。不知这是否也是诊所没有在治疗开始就拿出合同的考虑之一？
费了一些周折和金钱，找到还从来没有接待过中国人的一流诊所的合同，发现完全不存在这些霸王条款。当地华人朋友分析，诊所肯定会尽力避免纠纷，这个诊所有很多中文翻译，可能接待的中国人比较多，中国患者很多并不认真看合同就签了，也并不争取自己的利益，在国外大都很弱势，所以才有这样的霸王条款存在。
民法典的改动范文3
[关键词]改变信息数据，私人复制权，反复制技术保护措施
一、“私人复制”与“反复制技术保护措施”
“私人复制”与“有效的反复制技术保护措施”是《德国著作权法》改革中的两个针锋相对的关键概念。当前，欧盟立法对德国立法有着直接的影响，此种影响在知识产权保护法上也不例外。欧盟议会2001年5月22日的2001 / 29/ E G号决议《欧盟法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1]就现代信息社会中著作权法与相关保护法的协调事宜进行了规定，按此《准则》要求，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德国立法现在也对其“著作权法”进行了改革，[2]以适应现代社会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这次改革，不仅对《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规定的“个人复制权”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定，[3]而且新增了第95a条，首次规定了保护著作权人对作品实施“有效技术保护措施”的权利。[4]也正是在此处，产生了一对矛盾。私人复制一方面是作品购买人的权利，另一方面著作权人可以使用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来防止私人复制。两者间的对立关系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事实上关于私人复制音像光碟和在网上传播被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方面的讨论已经持续很久，如何解决保护私人权利和著作权人利益两方面的问题，决定着这次著作权法改革能否成功。
笔者拟从《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和第95a条的最新立法出发，联系《德国刑法典》有关方面的规定，论述《德国刑法典》的适用是否会对改革后的《德国著作权法》的执行具有影响，反复制的技术保护措施会不会导致立法者没有考虑到的新问题。这里论述的问题并不是与现实无关的法律文字游戏，在2001年德国发生的一起诉讼案件，可以说明此研究的实际意义：某用户购买了被著作权人实施了保护措施的光碟后，既不能在自己的电脑上播放，又不能进行复制，因此用户向在慕尼黑的检察院提起对德国某大型音乐公司（BMG， Bertelsmann Music Group）的刑事诉讼。这个初看不合情理的诉讼，居然把对作品采取保护性技术措施的著作权人卷入刑事调查之中。
二、“私人复制权”的法律背景
虽然科技的发展改变了私人复制的方式和可能性，但德国立法者这次对著作权法进行改革的背景与20世纪60年代的改革情形区别并不是很大。
（一）1965年的著作权法改革
1965年修改前的《德国著作权法》对“个人使用的私人复制”没有作出严格的限制。其原因非常明显，因为在1965年前私人还没有具备这方面技术上的可能性，即使社会上有少数复制现象，也不会对著作权人造成严重损失。私人复制的作品在质量上也无法与原件相提并论。
20世纪60年代初情况有了改变，德国立法机构于1962年提出了改革《德国著作权法》的草案，原因是：近几年来技术的发展使私人复制成为可能，由此给现行著作权法造成适用上的困难。这种新技术有磁带录音机、微型胶片复印和随后改进的更先进的复印设备等。通过录音机和磁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使用廉价的方式来复制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这种复制磁带与原版唱片的质量相差无几。
在此背景下，人们在当时要求对《德国著作权法》进行改革和反对复印就不足为怪。当时的立法者不得不考虑禁止私人通过磁带录音对唱片复制。即便联邦最高法院也认为，依据他们对法律的理解，与原唱片无很大差别的私人录音复制是不合法的：首先，过多的私人复制会影响唱片的销售，使著作权人利益受损；其次，新技术带来的新的利用可能性应该归入惟有著作权人可以支配的创利权之下。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有这种看法，但当时的立法者起码还尊重了个人复制的合法性—虽然立法者承认逐渐增多的私人复制的确会减少著作权人的销售收入，然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将会发现，原先仅仅在录音工业中使用的复制技术会被私人使用。但是，如果禁止私人复制，不可能不影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德国基本法》第13条规定的私人住宅不可侵犯的原则）。所以立法者主张，一方面放弃禁止私人复制的提议，继续承认“不受技术发展限制的私人复制权”；另一方面，作为对版权人的补偿，对其作品的创利占用权进行法律上的保护。其后，引入了复制机器及媒介（如音像及数据拷贝机和空白磁带等）的生产厂家支付版权费来补偿版权人利益的做法。[5]1965年的这种解决办法不仅通过保护私人复制权及生活空间体现了民主思想，而且也可以通过调整厂家付费标准赋予法律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今后技术不断发展的新情况。
如果把当时的著作权法改革的原因与目前著作权法改革的原因相比，不难发现，今天所作出的改革，并没有像1965年那样足够考虑“不受技术发展限制的复制权”。虽然1965年的立法者无法预料到今天数码技术发展对《德国著作权法》的挑战，但是当时所规定保护个人空间和承认私人复制权的基本原则却依然有效。
（二）德国目前的著作权法改革
如果将改革前后的《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第1款单独进行对比分析，可以说，改革后私人复制权仍然得到承认。但是修订后的法律有两点应该在此注意：其一，新法将私人复制权在理论上延用到了数码复制技术上，而本身内容并没有改变；其二，把私人复制的合法性与被复制原版本的合法性联系在一起（如果私人复制的版本不是明显违法制造的[6]）。这一点法律措辞的改动不仅是向“欧盟法案”靠拢，也是联邦议会两院互相妥协的结果：联邦州参议院的意见认为，只允许“复制人拥有合法的原件时的复制”，但联邦议会认为，消费者很难判断被拷贝的原件是否是合法制成的。最后达成的妥协是：如果被拷贝的原件不是“明显”违法制成，私人复制则视为合法。这种表述是否在事实上会达到立法者所期待的“制止当前严重的盗版行为”的效应，还有待于实践的进一步证明。能够确定的是，网上交换复制作品及复制光碟的案例，私人复制者根本无法确定原件的合法与否。立法者通过新的立法改革在这一点上并未达到他们所期待的结果。
1.“私人复制权”与“有效技术保护措施”的矛盾
《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实际应用中的问题在于：它与修订后加入的第95a条的不相容性。第95a条允许著作权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使用技术措施保护作品，但第53条又允许私人复制光碟。理论上如果买主买了一个光碟，依照第53条的规定，他就自动得到复制与播放此光碟的权利，不管以后科技如何发展。这次的立法改革并没有改动这一点，对现代光碟、数码产品依然适用。而第95a条允许著作权人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可在光碟上使用技术保护措施，以免光碟被人复制。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即购买光碟的个人有权复制，而同时其复制权又被著作权人合法地剥夺了。
2.对《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和第95a条的冲突之分析
购买了音像光碟的个人还面对着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在复制光碟问题上何去何从。虽然他的私人复制行为不被列入改革后的《德国著作权法》第10813条的“刑事犯罪”或第11a条的“违反公共秩序”之列，[7]但这并不等于立法者放弃了所有的抵制形式。立法者为了防止出现复制泛滥，选择了《德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权利人要求停止侵权和损害赔偿的权利”来调整此问题。光碟的购买者如果用自己的电脑复制光碟，按现行法律规定，可能会违反《德国著作权法》第95a条，从而被音像业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虽然《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明确允许光碟购买人复制其光碟。
简单地说，需要讨论的是，如何解决《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和第95a条的冲突。有人认为，经过加密保护的音像光碟只是为了能够在一般光碟机中播放，而不是用于电脑播放的光碟。购买者在购买此光碟时就应该有思想准备—光碟不能通过电脑播放或复制。若购买者想复制，则需要得到著作权拥有人的同意和支持。反对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它完全忽视了受法律保障的“消费者对其所购物品拥有自由享用权和复制权”。按《德国著作权法》第54条的规定，复制设备及空白磁带厂家须支付版权费的规定依然存在。这样，一方面限制私人拷贝，另一方面收取整体费用。为了纠正这一点，有关立法将总体付费和附加保护措施联系起来，以防双重付费。[8]
从另一方面看，市场上充斥着日益增多的移动式播放设备，这些设备迫使购买光碟的用户将其光碟通过电脑转移到移动播放设备能解读的数码形式。最有名的此类设备是MP3，如果购买光碟者想通过其MP3设备听他所购买的音乐作品，就必须通过电脑将光碟上的音乐转为MP3通用形式。因此，复制光碟、转换光碟数据与当今快速发展的应用技术有因果联系。
迄今为止，已在德国和欧洲持续数月的讨论忽视了一个重要的有利于复制的论点，即：著作权人为保护作品而加入的技术措施，如Safe Audi.和Cactus Data Shield基本上都是利用“破坏光碟原有纠错功能”来达到光碟“无法被电脑数码识别”的目的。这种保护系统反过来其实导致了私人复制的必要，因为著作权人有意破坏了光碟原有的纠错系统，减少了光碟的寿命，光碟不能有丝毫的磨损。而原来的光碟由于有良好的纠错系统，即使有小的磨损也仍然能被读出，其用户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使用。由于不知道光碟何时会因小的磨损而无法辨读，消费者据此更应该得到复制的可能。同时，著作权人用技术保护系统制造的光碟也缩短了用户光碟播放设备的寿命，因为光碟产生磨损后，如无纠错系统，光碟机会重复试图读取数据，导致定位系统损耗。
《德国著作权法》第95a条不仅在实践中受到批评，在理论上也存在缺陷。问题在于，按第95a条的表述，该法在事实上无法得到应用。这里试举两例：
第一，《德国著作权法》第95a条第1款把技术保护的合法性和保护系统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如果人们完全按此表述形式，则一个可被人们“通过软件绕开的技术保护系统”就失去了它在第95a条第2款的有效性，由此也失去了它的法律特殊保护价值，也就是说一个保护系统可被绕开，而且法律不惩罚这种行为。因此，可被绕开的保护系统也可被视为无效的保护系统。法律只强调子“有效的保护系统”的价值，所以这种绕开保护措施的行为被推理为是允许的。德国立法者在长达数月的讨论中也了解到这种表述的不完善性，但由于他们强调在此问题上要完全按照欧盟的法律方针达到欧盟各国统一的法律解决，所以明知不完善，也没有采取更好的表达方式。
第二，《德国著作权法》第95a条第3款第1项和第2项所提到的“禁止性条款”。在这里，立法者为了尽量与欧盟的法律方针靠拢，规定“不得绕开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以达到制造、销售的盈利目的”。第95a条第3款第3项作出了与第2项内容完全相同的重复规定。从《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第1款的角度分析，第95a条第3款的规定则更为糟糕，因为第53条允许“私人复制光碟”，而第95a条第3款不允许“为了达到制造与销售的目的复制光碟”。而实践中怎样去判断复制光碟的目的却是十分困难的。
三、《德国著作权法》是否可以通过《德国刑法典》得以校正？
总之，在《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和第95a条无法衔接的情况下，立法者未能明确解决“私人能否进行光碟复制”的问题，相反还由此增添了许多附加的后遗症。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从《德国刑法典》的角度来理顺这一关系呢？研究结果表明，现行的《德国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在当前和今后都不能对“出于纯个人使用目的的私人复制”进行限制。
（一）关于《德国刑法典》第263a条所指的“电脑欺诈罪”[9]
1986年针对“采用自动化信息处理手段的经济犯罪不断增加”的情况，为了填补《德国刑法典》这方面的空白，德国立法机构制定了《第二反对经济犯罪法》。[10]《德国刑法典》第263a条也在此时增加规定“如果某人为了本人或他人获利而任意改变、影响或损坏信息及信息处理结果，其行为可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此要讨论的是，音像著作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在光碟上加入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是否可按此法条视为违法。
事实上，前述提及的2001年某消费者控告某音乐出版公司对光碟加入防止复制措施的案件就是依据《德国刑法典》第263a条而为。其理由是音乐出版公司扭曲了光碟上的信息。由于《德国刑法典》第263a条的适用前提是造成了被害人经济上的损失，所以不应将第263a条适用于著作权人的前述行为，因为其行为没有给用户带来实质性的经济损失。
（二）关于《德国刑法典》第303a条中的“改变数据罪”[11]
《德国刑法典》第263a条并非《德国刑法典》中惟一的关于电脑犯罪的规定。与第263a条相似的，还有《德国刑法典》第303a条关于“故意改变信息数据罪”的条文。它专门用来针对“非法消除、改变、损坏《德国刑法典》第202a条第2款[12]所列举的信息资料”的行为。按《德国刑法典》第303a条的规定，仅“故意改变或消除资料”本身就构成犯罪的主观条件，而不必有其他特别目的。
本文所谈的刻录在光碟上的音像制品属于《德国刑法典》第202a条第2款所列举的信息类别之一。虽然这里讨论的光碟上的信息只是为了达到娱乐的目的，但是立法者制定相应条文是为了十分广泛地保护信息资料，故意只规定了“存储方式”，而没有规定“信息内容”。《德国刑法典》第30313条关于“电脑破坏行为”的规定主要涉及经济和行政事务方面，而第303a条则包括了社会生活中所有影响正常使用信息的违法行为。
著作权人对消费者的权利通过保护措施加以限制，理论上构成了《德国刑法典》第303a条侵权要素，应该视为侵权事实。接下来自然是要分析行为的违法性是否成立。如果著作权人依据法律规定具有辩护理由的话，其行为才有可能不被解释为违法。该辩护理由的基础是，行为人实施行为时面临着须作出自我保护的紧急情况。但以上分析的著作权人并没有面临这种紧急情况。
采用防止拷贝技术者可能为自己辩护的一个理由是“用户认可保护措施”。但迄今著作权人的技术保护措施并没有在所有光碟上标明，用户根本无从得知这一措施，更谈不上同意与否了。所以上述理由在此不能成立。这次著作权法的改革虽加入了第95d条，规定“著作权人有义务在光碟包装上标明加入的技术保护措施的功能、范围及效应”，以便用户在购买前考虑这些因素，但对通过这种方式期望达到“从刑法上解除违法性”的目的在德国仍是有争议的。在实际生活中，如用户想得到某作品光碟时，并没有选择的可能，他只是出于无奈才购买了这种商品。
《德国刑法典》第17条规定子“误解原则”[13]，要求必须在行为人完全不可能知晓其行为是违法和有过错的情况下才算无罪。《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的规定以及对私人复制权的诸多讨论，就能让著作权人想到其行为损害和侵犯了消费者的权利，据此他不能否认其过错。
以上的分析可以表明，对光碟加入防复制技术保护措施的行为已经满足了《德国刑法典》第303a条规定的定罪要素，而《德国著作权法》第95a条无法影响这一定论。
四、尚存的几点疑问
在对本次著作权法改革的讨论中有人质疑，立法者是否在改革中忽视了《德国刑法典》的有关规定？对此问题他们给予了肯定的回答，即立法者的确忽视了《德国刑法典》的相应规定。《德国刑法典》第303a条能够将新规定的《德国著作权法》第95a条所允许的“著作权人对其作品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纳入非法范畴。如果真有人据此法条提起诉讼，法官们将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对于著作权人是否因此而受到刑法处罚的问题，也将是法官们的一大难题。如果单单按照法律条文，这些行为是应该定罪的。
更为有趣的是，如果著作权人在其作品上使用的技术保护措施是不合法的话，那么设法绕开这种保护措施的行为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所以立法者禁止这种绕开保护措施的法律条款就更为可笑了。
如果立法者在著作权法改革前认真考察了其法律改革与《德国刑法典》之间的关系，就可以避免很多这种相互矛盾的问题。[14]现行立法在私人复制光碟相关事宜的法律判定标准上造成了混乱，这种情况同样涉及受《德国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传播，如在网络上相互交换的行为。现在就可以确定的是，当前的《德国著作权法》，特别是在有关“私人复制”，与“技术保护措施”的关系上还需进一步进行调整。
注释：
[1]europa.eu.int/eu-lex/pri/de/of/dat/2001/1-16720010622de00100019.pdf
[2]修订后的《德国著作权法》于2003年9月13日生效。
[3]《德国著作权法》第53条规定，允许私人为个人使用目的复制作品。本条的题目为：“以私人或其他本人应用为目的的复制”，其第1款在改革前的内容为：“为私人使用对作品进行个别复制是允许的。有权复制者也可委托他人复制，但是对音像作品及艺术作品的复制，受委托人不得收费。”2003年修订后第1款内容为：“如果复制的正本不是明显地违法制成，允许自然人为了私人应用对作品进行任何形式的个别复制，但是此复制不能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获利为目的。在受委托人不收费用或者复制通过机械照相及类似程序以纸张或类似材料为载体进行时，有权复制者也可委托他人复制。”
[4]《德国著作权法》第95a条规定，非经版权人同意，不得绕过受版权保护作品中的有保护技术措施，以达到复制及（不正当）使用等目的。
[5]参见《德国著作权法》第54条之后的几个条款。
[6]参见德国联邦议会刊物（BT-Dr.）15/1353.
[7]《德国著作权法》第108b条列举了著作权法上的刑事犯罪侵权行为及刑事惩罚标准，第111a条规定了著作权法上的判定为违反公共秩序的侵权行为及其惩罚标准。
[8]参见德国联邦议会刊物（BT-Dr.）15/38，第30页。
[9]《德国刑法典》第263a条的内容为电脑欺诈：为了给自己或第三人谋利，使用不正确或不完整的数据，通过错误的电脑程序，通过不正当方式改变信息处理结果，以损害他人经济利益，可处5年以下徒刑或罚金。
[10]参见《联邦德国法律通报》》（1986年），第721页。
[11]《德国刑法典》第303a条的内容是：非法消除、改变、损坏数据者可处2年以下徒刑或罚金；行为未遂者亦应受到处罚。
[12]《德国刑法典》第202a条第款所列举的信息资料类别为：能够通过磁性化和电子化或者其他不能直接靠感官识别的方式传递和储存的信息。
[13]《德国刑法典》第17条的内容是：如果行为人不认为其行为有过失，而这种错觉又无法避免时，其行为不被视为有罪。
民法典的改动范文4
关键词：中国；民商法；刑法；中国古代法发展
自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那一刻起，就揭开了我国法制文明发展的篇章，刑法在我国古代法中占有的重要的地位，从上至夏代的《禹刑》到清代的《大清律例》所有的法律体系都是以刑为主、而民商法却没有明确的地位。在很多学术研究者那里，认为中国古代法律中根本是不存在民法的，但大量的历史资料显示事实并非如此，根据明清朝时期的文献记载，民商法已经逐渐的从刑法中独立出来，并且在古代的法律中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
1 民商法发展的初级阶段：萌芽阶段
1.在先秦时期人类开始拥有私有财产，以财产和商品交换开始民商法律逐渐萌发。人们在交易中会将有关法律的这些内容刻在铜器上，从而形成了人们所见的初步民商法。最初的民商法受宗法制度的影响较大，周天子作为当时的最高的统治者，拥有领土管理和对诸侯间民商纠纷直接处置的权利，而当时的宗法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和父权家长制，这都对后来的婚姻法和继承法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这样说来西周时期的礼法制度实际作用就等同于当时的民商法。
2.在公园前五世纪，宰相李悝根据魏国的实际情况借鉴春秋末期的各国立法和经验拟定出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第一部系统性的成文法典《法经》。这部法典主要是以刑法为主，涉及具法、杂法、盗法、贼法、捕法、囚法，其中盗法与贼法就属于民商法的范畴之中，而在公元前356年，商鞅开始在秦国实行变法，根据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况和改革需要，在《法经》的基础上对其内容进行了扩充，《法经》只有六篇，内容有限，如何调整新的社会关系，商鞅必须充实律法，将出现的新的、非刑事的社会关系用法律加以调整，主要包括将法改为律和制定新的相关法律。伴随着封建社会法律的不断建立和完善，法的公平性已经不能满足当时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要求将法放到更为重要的地位，并且要将他们普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当中，律在此时刚好体现了人们的这一要求。
2 民商法的初步发展阶段：汉唐时期
1.汉朝建立，根据时代的发展以秦朝的法律作为参考，作律九章，以《法经》的六章为基础，添加了《厩律》、《兴律》、《户律》三章法律，从而形成《九章律》这也成为汉朝法律体系重要核心。它与《秦律》在前几章的内容是一样的，主要为刑法上面的规定，后三篇则较多的包含了民商方面的内容，主要针对的是仓库、户籍、畜产、赋税、兴造以及徭役等方面制定的法律规定。比如在汉代统治者的规定下通过制定《田律》和《田租税律》等法律，对土地的所有权加以保护。汉代以后中国经历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多年的历史动荡，最终在隋朝时期再次达成了统一，使得历法得以继续书写。
2.公元581年，隋文帝命人制定新律，以《北齐律》为蓝本，制定了《开皇律》，主要是在原来的律法上去重就轻、删繁为简，制定的内容共十二篇，五百条。后隋炀帝即位后，在此基础之上颁行《大业律》篇目上为十八篇，对《开皇律》内容改动不大。其中户婚律、杂律主要是关于民商事的新规定。
3.唐朝初期统治者认真的总结和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总结出封建王朝生存的关键在于“礼于人心”这一结论。《唐律疏议・名例》说：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而以刑罚制裁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在唐时期户籍制度相当严格，这就体现了户婚律的主要内容户籍和婚姻。在唐代生孩子要报户口，老了免课役，这些在户籍上要都是有如实记录的，如有虚假登记谎报健康状况，来避免逃脱兵役赋税都要受到惩罚。还有在唐律中同姓氏不可以通婚，辈份不同者也不可结婚，良贱更是不许通婚，不许重婚但男子可取妻妾，类似于这样的规定还有很多，这些充分的体现了民商事的新规定。唐代把土地分给老百姓，土地有严格的标准，超过其规定的范围叫做占田过限，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情况，没有按照规定和律法办事的都算是犯罪。还有杂律中的重要内容同样包含于民商事宜之中，比如：维护交通秩序的规定。市场交易的规定，坊正不按规定开闭坊门的规定，老百姓私自铸钱等都有严格的惩罚规定，诸如此类的民商规定都是在建立在古代民商法的基础之上的。这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民法在人格权方面对老百姓的尊重。
3 民商法的快速发展阶段：宋元时期
1.在中国古代的封建史上，宋朝处于新旧交替，承前启下的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宋朝的经济和发展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思想更新方面，都使得宋朝的法律处于世界的前列；随着宋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就必须调整相关法律规范，这样一来就使得宋代的民商法数量大幅度增加，这些法律的规范在《宋刑统》和一些单行法中都有集中的体现。
2.宋朝编例的数量较多，范围较广，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元、明、清法律规范的发展。宋朝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得到了空前发展，统治者针对海外贸易设立管理机构，为了促进贸易活动，统治者还颁布了诸多单行敕令，在各地设置市舶务，使其成为调整海外贸易的专门有效的法律法规，从而构成宋朝的重要商业立法，使得宋朝在商法制度上取得的较快发展。
4 民商法的完善阶段：明清时期
1.洪武元年，为了适应明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民众社会地位的提高，实行《大明律》其中的民商法的范围得到了充分的扩大，打破了传统“民刑不分”的历史特点，在《大明律》中民法和刑法相互独立，互不干涉。其中在调整民众义务与权利之间，民商法的条文占总条文的五分之一。大量史料表明，随着明初社会经济的快速复苏和发展，只要是有关赋税、经济关系和纠纷，作为调整民事的权利和义务民法必须介入其中，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2.清朝的法律制度来源于明朝，内容和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基本是相同的。清朝的《大清律例》就是根据明朝的《大明律》制定而来的，随着清朝社会的发展，社会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人们开始对法律的要求也越来越大，因此在清朝中后期编例成为主要立法形式。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民商事方面的法律规定，但清朝早期的商事立法主要是为了限制民间工商业发展，闭关锁国政策严重的限制了民间资本创业和海外商品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海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的发展。中国古代民商法，在经过长达几千年的漫长发展过程逐步走向完善。事实上，法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国法之外或是之下还存在着各种其他类型的“法”，在一个社会大环境中，都需要不同规范的法律模式来约束人们。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中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非常完备的封建“礼法”做补充和调整，才使得民商法越来越规范越来越集中，促进整个古代中国的发展。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民商法是在以刑法为主、众多封建法律相结合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切始终未从刑法法典中独立出来，但随着古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民商法经历了从少到多、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从分散到集中、从民刑不分到民刑有分的历史发展过程，为中国近代法律的发展和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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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莹. 浅议民商法文化的先进性与局限性[J]. 法制博览，2015，28：222-223.
民法典的改动范文5
关键词：《民法总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法律行为；民事责任
一、关于民法法源
《民法总则》第10条是关于民法法源的规定。法源，亦称法的渊源，其含义是法律的来源或者法律的存在形式。①依据该条规定，我国民法的法源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法律，二是习惯。
在民法典中规定法源，最早始于《瑞士民法典》，《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有规定的法律问题，适用本法；无规定者，以习惯法裁判；无习惯法，依法官提出的规则；同时应遵循既定学说和传统”。《瑞士民法典》的这种做法对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民事立法产生了影响，例如日本、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中都有对法源的规定。这些国家对法源的规定一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法律、第二是习惯、第三是法理。②但是《民法总则》本条仅规定了法律和习惯，却没有规定法理。
本条所谓“习惯”，指民事习惯。现行《合同法》仅规定了交易习惯，而本条中“习惯”的含义涵盖交易习惯及交易习惯之外的民事习惯。《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7条第1款规定：“下列情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同法》所称‘交易习惯’：(一)在交易行为当地或者某一领域、某一行业通常采用并为交易对方订立合同时所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做法；(二)当事人双方经常使用的习惯做法。”第2款规定：“对于交易习惯，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按照本条规定，法庭采用的作为裁判依据的习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不得违背善良风俗，自不待言。
虽然本条明文规定的民法法源仅有法律和习惯两项，但根据我国裁判实践，应当解释为，尚有第三项法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第四项法源“指导性案例”。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很多司法解释，司法解释被认为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在裁判中可以被援引为裁判依据，法庭可以直接依据某一个司法解释的某一条解释文对案件作出判决。除了制定司法解释之外，最高人民法院近年来还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类似于国外的判例。我们的指导性案例是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筛选的，对案件事实、关键词、相关法条、裁判要旨等进行概括和归纳，赋予其某种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9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应当参照相关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依此规定，法官对于指导性案例只能参照适用，而不能直接适用。亦即法庭对于与指导性案例类似的案件，可以按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方案进行裁判，也可以不按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方案进行裁判：当法官选择不按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方案进行裁判，作出与指导性案例不同甚至相反的判决时，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而如果法庭选择按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方案进行裁判，应当在判决书的裁判理由部分引述指导性案例的编号和裁判要点，但不能直接引用指导性案例作为判决依据，而应当引用指导性案例的同一判决依据，作为本案的判决依据。例如，该指导性案例以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裁判依据，则本案也同样引用诚信原则作为判决依据。需要指出的是，在《民法总则》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当中，唯有诚实信用原则以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第132条)可以作为裁判依据，其他基本原则都不能作为裁判依据。
前面谈到，法庭在参照指导性案例之后，可以不采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方案，作出与指导性案例不同的判决，对于这种情形法庭有说理的义务，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这样做的理由。法官当然不能说指导性案例错误，而应当说明本案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有差别，如果采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方案将导致本案判决结果违背诚信原则，即未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公平正义。换言之，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应当以诚信原则作为评价标准：凡采用指导性案例能够使本案判决结果符合诚信原则的，即应当按照指导性案例裁判本案；反之，则不应按照指导性案例而应当直接依据诚信原则裁判本案。
此外，虽然本条未明文规定“法理”为法源，并不等于裁判中不能适用法理。应当肯定，法庭所裁判的案件，既没有可以适用的法律、习惯，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时，是可以引用相关法理作为裁判依据的。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一个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例，*就引用了关于代物清偿的法理作为裁判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的民提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中，就引用了民法关于虚伪表示无效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理作为裁判依据。*
二、关于自然人
(一)自然人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的证据规则
《民法总则》第15条规定认定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的证据规则。《民法总则》第13条规定：“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照此规定，自然人因出生当然取得权利能力，因死亡而权利能力当然丧失。出生和死亡是重要的法律事实，关系到权利能力的取得和丧失。出生和死亡对于继承而言尤其重要，自然人自出生之时就享有继承权，可以继承遗产。同样，自然人一旦死亡，自死亡之时继承开始，其所拥有的财产就变成了遗产，并且成为继承人的共有财产。《民法通则》对于出生和死亡时间的认定未作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则规定“以户籍登记的时间为准”。*户籍登记由公安机关负责，所承担的主要是管理功能，以之作为认定出生和死亡时间的证据，属于额外赋予户籍登记以证据效力。
本条规定，可以作为法庭认定自然人出生和死亡时间的依据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以出生证明、死亡证明记载的时间为准；第二个层次是以户籍登记或者其他有效身份登记记载的时间为准；第三个层次是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按照社会生活经验，绝大多数自然人的出生和死亡均发生在医院，医生是出生和死亡事实的见证人，医生于出生、死亡事实发生当时出具的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理当具有优先于户籍登记的证据效力。而自然人出生或者死亡之后，往往经过或长或短的期间，其近亲属才到户籍登记机关办理出生登记或者死亡登记，办理户籍登记的警察并没有见证出生、死亡事实的发生。此外自然人基于种种不正当目的篡改户籍登记的现象也时有发生，严重影响户籍登记的证据效力。这是本条明文规定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的证据效力优先于户籍登记的理由。所谓“其他有效身份登记”，是指在中国没有户籍登记的外籍人、无国籍人的身份证明，如护照等。
请特别注意，本条第三句规定：“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以上记载时间的，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其意思是：出生证明、死亡证明以及户籍登记、其他有效身份登记的证据效力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前述证明所记载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可以被其他证据所否定。即在诉讼中，应由主张前述证明所记载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不正确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该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被法庭认为足以推翻前述证明所记载的出生时间、死亡时间的，则应当“以该证据证明的时间为准”。
(二)对胎儿的特殊保护规定
《民法总则》第16条新增对胎儿特殊保护的规定。《民法通则》没有对胎儿的法律地位作出规定。按照《民法通则》第9条的规定和民法传统理论，胎儿在出生之前，属于母亲身体之一部。*但随着民法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家开始思考尚未出生胎儿的法律保护问题。例如，亲友将财产赠送给尚未出生的胎儿，是否有效？可否将财产遗赠给胎儿？胎儿应不应该享有继承权？在母体内的胎儿如果遭受侵害，可否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现代民法对胎儿予以特殊保护，大多规定“胎儿视为已出生”，将胎儿作为已经出生的自然人对待。我国《民法通则》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只是在《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这个规定只是说要给胎儿预留份额，并没有说胎儿有继承权，仅仅是一个“打补丁”的规定。另外，我国裁判实务中已经有地方法院判决承认胎儿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有鉴于此，《民法总则》创设第16条第1句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据本条，胎儿可以继承遗产、接受遗赠、接受赠与，条文中的“等”暗示胎儿在遭受侵害时可以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另须说明，“视为”是民法上的技术性概念，其含义是，法律规定将某一事物当作另一事物对待。胎儿尚未出生，并不是享有民事主体资格的自然人，但出于保护胎儿的立法目的，在涉及继承、接受赠与(包括遗赠)或损害赔偿时，将胎儿当作已经出生的自然人对待，使其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具有民事主体资格。“视为”与另一个技术性概念“推定”类似，“推定”也是将某种事物当作另一种事物对待，例如过错推定。但“视为”与“推定”的区别在于，“推定”可以通过反证予以推翻，而“视为”不能通过反证予以推翻。
胎儿毕竟还没有出生，不能像已经出生的自然人那样行使权利，其继承遗产、接受赠与、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准用关于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规定，即由监护人作为法定人胎儿行使权利。因胎儿没有出生，还没有姓名，赠与合同的受赠人只能写监护人的姓名，但实际的受赠人是胎儿而并不是监护人，所以应当在赠与合同中载明该财产是赠与胎儿的。同理，胎儿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也是由监护人以法定人的身份去起诉。此时监护人代为起诉与一般的法定并不相同，当监护人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人起诉时，起诉状上的原告为该未成年人，如果被监护人是胎儿，起诉状上的原告只能为他的监护人。但监护人所行使的是胎儿的权利，因此应当在起诉状中明确表述其所行使的是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指出，胎儿的权利能力是有限的，仅限于享有部分民事权利，不能承担任何民事义务。监护人可以代胎儿行使民事权利，却绝不能代胎儿设定民事义务。
本条第二句还规定：“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自始不存在。”也就是说，当胎儿出生时为死体，就否定了胎儿的民事权利地位，当作其民事权利从来不存在。如果胎儿娩出时是死胎，那么其已经取得的权利应如何处置？按照民法理论，胎儿已继承的遗产、受赠财产及获得的损害赔偿金，应当按不当得利处理。即所获得遗产应当在其他继承人之间重新分配，赠与人有权收回赠与财产，支付损害赔偿金的人有权要求返还该金额。“娩出”一语中的“娩”指“分娩”，不仅指自然分娩，还应包括人工分娩即“剖腹产”；所谓“出”指胎儿与母体分离之时，脐带是否剪断在所不问。
三、关于法人
(一)法人成员的有限责任
《民法总则》第60条规定：“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亦即法人的成员只承担有限责任。我国《公司法》规定了两种公司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无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其股东都只承担有限责任，即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法人以自己的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与法人的成员承担有限责任，是同一含义的两种表述。我国法人都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人的成员只承担有限责任。须注意有的国家的法人制度与此不同，他们既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也有不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他们的公司类型除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外，还有所谓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正是因为我国法人限于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所以有必要在法人之外，规定非法人组织。《民法总则》之所以规定三类民事主体，除自然人、法人外，还规定了非法人组织，关键就在于第60条规定了法人以其财产独立承担责任。
(二)法定代表人
《民法总则》第61条是关于法定代表人的规定。本条第1款规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我国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单一制，一个法人、一个法定代表人。而有些国家的法定代表人采取多数制，一个法人可以有多个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代表机关，法定代表人直接代表法人从事民事活动，法定代表人之外的其他管理人员、工作人员是以法人人的身份法人从事民事活动。
本条第2款规定：“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按照法人组织体说，法定代表人和法人是一个主体，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代表机关，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自己的行为，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其后果都应当由法人承担。这一款的意义有两点：其一，理论意义。表明中国民事立法采法人组织体说，法人与法定代表人是一个民事主体，法定代表人是法人的机关；其二，实践意义。本款明文规定，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是法人的行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后果由法人承受，即法定代表人的行为产生的权利由法人享有、产生的义务由法人负担、产生的责任由法人承担，不受后来法定代表人更换的影响。任何法人不得因法定代表人更换而拒绝承担前法定代表人行为所产生的义务和责任。*
本条第3款新增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规则：“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实践中法人章程或法人的权力机构常常会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做出限制，例如限制签订借款合同的金额，或者规定不得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如果法人章程或者法人权力机构对法定代表人的权限设有限制，而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超越了该限制，该越权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取决于该法律行为相对人之属于善意还是恶意。如果相对人于实施法律行为之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超越了该法人章程或者权力机构对其代表权的限制，即属于善意相对人；反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的行为超越了该法人章程或者权力机构对其代表权的限制，即属于恶意相对人。本款条文“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意思是，如果相对人属于善意，则该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有效。对本款作反对解释，则“可以对抗恶意相对人”，即如果相对人属于恶意，则该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无效。
此外，须特别注意民法关于“善意推定”的法理。因为“善意”是指“不知道”，而按照社会生活经验，“不知道”是难于通过证据加以证明的，而“知道”则是可以通过举证加以证明的。因此，诉讼中法庭不要求主张自己属于善意的当事人举证证明自己属于善意，而直接“推定”其为善意相对人。如果对方当事人对此提出异议，法庭即要求异议方举证证明被告属于恶意相对人。顺便指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应当由主张者举证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之存在，例如主张不可抗力、时效期间经过、存在某种习惯等，均应当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唯有主张自己属于“善意”为例外，不要求主张者对于自己属于善意承担举证责任，而采用“善意推定”。
《民法通则》未规定法定代表人的越权行为，属于法律漏洞。《合同法》制定时，起草人参考表见规则创设《合同法》第50条：“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合同的，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称为表见代表规则，作为法定代表人越权行为的裁判依据。*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后，法院裁判此类案件应当直接适用《民法总则》第61条第3款，而不再适用《合同法》第50条。今后将《合同法》修订编纂为《民法典·合同编》时，建议删除《合同法》第50条。*
《民法总则》第62条新增关于法定代表人侵权行为的责任承担的规定。本条第1款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如前所述，法定代表人属于法人组织体的机关，法定代表人以法人名义实施的法律行为即是法人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均归属于法人承受。同理，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而发生的侵权行为，即是法人的侵权行为，其法律后果同样应由法人承担。而法人作为一个组织体，除法定代表人外还有各类管理人员以及普通员工，法定代表人之外的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责任，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4条关于使用人责任的规定，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按照《侵权责任法》第34条规定，用人单位所承担的责任是无过错责任，其理论依据是民法理论上关于由受利益者负担风险的学说。在《民法总则》制定之前，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管理人员或者普通员工因执行工作任务而造成他人损害都是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4条，在《民法总则》实施之后，法定代表人的侵权行为适用《民法总则》第62条的规定，其他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执行职务致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仍旧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4条。适用《民法总则》第62条与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4条，均由法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二者的法理依据不同。法定代表人的侵权行为由法人承担责任，其法理依据是法定代表人的侵权行为即是法人的侵权行为，而其他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的侵权行为由用人单位承担责任，其法理依据是由享受利益者负担相应风险的法理。
须说明的是，并不是法定代表人所实施的一切侵权行为都由法人负责，法人仅对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侵权行为负责。判断法定代表人的行为是否属于“因执行职务”，应当采取所谓“外观理论”。所谓“外观理论”，是判断法定代表人的侵权行为是否“因执行职务”，及用人单位工作人员的侵权行为是否“因执行工作任务”，共用的判断标准。
另一个问题是，法人在承担责任之后能否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民法总则》第62条第2款对追偿权进行了规定，即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后，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章程的规定，可以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可见法人承担责任之后向有过错的法定代表人追偿是有条件的，即须法律或者法人章程有关于追偿的规定。但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此项追偿的规定，所以在制定或修改法人章程的时候可以增加此类规定。《侵权责任法》第34条关于使用人责任的规定，将单位承担责任之后能否向有过错的被使用人追偿问题，委托法官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裁量。这是《民法总则》第62条与《侵权责任法》第34条的另一个区别。
(三)法人的登记
《民法总则》第65条新增规定：“法人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法人登记是法人公示方法，是相对人了解法人情况的根据。但法人存续期间，法人登记事项难免发生变化，因此《民法总则》第64条规定，法人在存续期间登记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依法向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如果法人登记事项发生变化而未及时向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即出现法人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的情形，如相对人根据登记事项与法人实施法律行为，其效力如何，即应适用本条。
本条所谓“善意相对人”，指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法人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信赖法人登记事项而与法人实施法律行为的相对方当事人；反之，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人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却仍按照登记事项与法人实施法律行为的相对方当事人，为“恶意相对人”。所谓“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的意思是，如果与法人实施法律行为的相对方当事人属于“善意相对人”，则法人不得以法人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为由主张该法律行为无效；反之，如果与法人实施法律行为的相对方当事人属于“恶意相对人”，则法人可以法人实际情况与登记事项不一致为由主张该法律行为无效。须特别注意，本条的适用范围限于登记名义人以法人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案件，而登记名义人以自己名义实施法律行为的案件，不适用本条。
(四)法人的清算
《民法总则》第70条是关于法人清算的规定。《民法通则》未规定法人清算的清算义务人，本条第2款规定法人的董事、理事等执行机构或者决策机构的成员为清算义务人，弥补了法律的空白。须特别注意本条第3款的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主管机关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
关于第3款有两个问题需做解释。第一个问题是，第3款第二句关于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的规定，人民法院指定的清算组成员，是否限于在本条第2款规定的清算义务人的范围之内指定？与第3款第一句联系起来看，应当肯定，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成员，应当不受本条第2款规定的清算义务人范围的限制，人民法院有权指定第2款规定清算义务人范围之外的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所谓“有关人员”，应与该法人有关，例如该法人执行机构、决策机构之外的管理人员、法人的债权人、律师等。本条第2款第二句“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是考虑到法人类型不同，非营利法人和特别法人如何清算，应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第二个问题是，本条第3款第一句规定“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那么所应承担的是什么性质的责任，对谁承担责任，如何追究责任。应当肯定，清算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所损害的是法人的债权人的利益，应当由清算义务人向受损害的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依据第3款第一句的规定，受损害的债权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追究清算义务人的侵权责任。但是，法庭判决清算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一个条件是，原告所受损害金额必须确定。须待该法人清算终结，才能计算出债权人所遭受的损失金额。因此，遭受损害的债权人，应当先依据第二句的规定，以利害关系人身份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对该法人进行清算，待清算终结、计算出自己遭受损失的具体数额之后，再依据本款第一句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怠于履行义务的清算义务人，追究其赔偿责任。
(五)法人的设立人
《民法总则》第75条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债权债务问题。考虑到设立活动有两种可能，一是设立成功、法人成立；二是设立未成功、法人未成立。按照本条第1款规定，如法人成立，则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民事活动，其法律后果由法人承受；如法人未成立，则设立人为设立法人所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由设立人承受，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此规定是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适用于包括公司法人在内的一切法人。但要注意的是，在法人设立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并不限于债权债务关系，例如当设立人为设立法人而购置不动产时还会涉及物权关系。所以，条文中设立人为二人以上的，“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的文义过窄，应当做扩张解释，解释为“享有连带权利、承担连带义务”。
按照本条第2款的规定“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第三人有权选择请求法人或者设立人承担。”同样是将《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的规定适用于所有的法人。但条文中的“民事责任”一语含义过窄，应当做扩张解释，解释为“民事义务和民事责任”。此外，第三人选择请求法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条件须是“法人成立”，自不待言。
(六)出资人权利滥用与法人人格否认
《民法总则》第83条第1款规定：“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出资人权利损害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的利益。滥用出资人权利给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所针对的是现实生活中控股股东、大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法人和小股东利益的社会问题。实际是将《公司法》第20条第1款和第2款的规定，适用于全部营利法人。条文所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当然是滥用权利的出资人向受损害的法人或者其他出资人承担侵权责任，而向人民法院起诉、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应当适用《公司法》关于小股东直接诉权和派生诉权的规定。
如果大股东滥用权利侵害了小股东的利益，受损害的小股东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追究滥用权利的大股东的损害赔偿责任。此即小股东的直接诉权，规定在《公司法》第152条。如果大股东滥用权利侵害法人的利益，本应由受损害的法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追究滥用权利的大股东的损害赔偿责任。按照《公司法》第151条的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书面请求监事会或者董事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监事会或者董事会收到该书面请求后拒绝提起诉讼，或者自收到请求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提起诉讼，或者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即小股东的派生诉权。
《民法总则》第83条第2款是关于“法人人格否认”的规定。前文已述，《民法总则》第60条规定了法人独立承担责任，亦即出资人承担有限责任。实践中有的出资人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的债权人的利益。第83条第2款的规定，是对《民法总则》第60条的法定限制。须注意的是，条文所谓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按照民法原理和国际经验，也可以包括公法上的债权，如果出资人利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将境内法人(子公司)的利益转移到境外的法人(母公司)以逃避税法债务，严重损害国家税法债权，当然可以依据本款规定，使境外法人(母公司)和境内法人(子公司)对该税法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所谓“长臂管辖”*，采用的是同一法理。
《民法总则》第84条是关于滥用关联关系的规定，是将《公司法》第21条规定适用于全部营利法人。本条规定，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滥用关联关系损害法人利益的，应当对法人承担赔偿责任。条文仅规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未明示行使追究加害人赔偿责任的诉权主体。鉴于本条滥用关联关系侵害法人利益与第83条第1款规定的滥用出资人权利侵害法人利益类似，本条亦应采用小股东派生诉讼方式行使请求权。
(七)法人决议的撤销
《民法总则》第85条规定法人决议的撤销，实际是将《公司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于一切营利法人，并增加“但书”规定对善意相对人加以保护。条文所谓“召集程序、表决方式”，应当包括：会议通知、股权登记、提案和议程决定、会议主持、投票、记票、表决结果宣布、决议形式、会议记录及签署等事项，但不包括修改法人章程的决议。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条末句“但书”规定：即使该决议被撤销，“营利法人依据该决议与善意相对人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不受影响”。换言之，依据本条规定撤销营利法人的决议，不能对抗依据该决议实施法律行为的善意相对人。
四、关于民事权利
(一)人格权
《民法总则》第109条规定的是一般人格权：“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虽然条文使用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两个概念，但并不是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规定为两个特别人格权类型，而是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概念表述一般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为人格关系的法律表现，其标的为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之总和。*一般人格权确定了应受法律保护的人格利益之基本属性，即凡属人格所生之合法利益，均受法律保护。同时，一般人格权为特别人格权的渊源。在对《民法总则》所规定的特别人格权(第110条)进行解释时，一般人格权便成为解释之标准。一般人格权之主要功能，在于弥补法定的特别人格权(第110条)之不足。本条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与《民法总则》第110条关于特别人格权的规定，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法庭审理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案件，应当优先适用第110条关于特别人格权的规定，只有在案件事实难于纳入第110条规定的特别人格权类型、不能依据该条予以保护时，才能适用第109条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
《民法总则》第110条是关于特别人格权类型的规定。请注意，《民法通则》采用的“生命健康权”概念，本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将“生命健康权”区分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鉴于这些特别人格权类型，在《民法通则》列举规定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出台相应司法解释，已经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且对于一些特别人格权很难定义或者很难准确定义，因此《民法总则》放弃了为每一种人格权类型下定义的做法，采纳《侵权责任法》的经验，采取直接列举特别人格权概念的方式。如前所述，在法律适用上，本条关于特别人格权类型的规定，应当优先于第109条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
《民法总则》第111条新增关于自然人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规定。鉴于非法获取他人个人信息、滥用他人个人信息成为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有必要规定对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但因对个人信息的本质及权利属性的研究不足，还难于明确界定自然人个人信息的性质及属于何种权利。设立本条的立法目的，主要是宣示对个人信息予以法律保护的原则，并为人民法院裁判侵害个人信息的案件提供裁判基准。
本条第二句前段为需要获取他人信息的组织和个人设定两项基本义务：一项是“依法取得”的义务；二是确保所取得的“信息安全”的义务。本条第二句后段，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属于禁止性强制规定，为人民法院裁判侵害个人信息案件，确认侵害他人个人信息的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追究侵害人的侵权赔偿责任，提供裁判依据。此外，本条也为今后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提供立法依据和基本原则。
(二)禁止权利滥用
《民法总则》第132条新增关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规定。《民法通则》未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宪法》第51条对禁止权利滥用设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学者和法官采合宪性解释方法，认为禁止权利滥用也当然是中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本条明文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弥补了民事立法的不足。禁止权利滥用属于诚实信用原则的下位原则，考虑到此项原则是对权利行使的限制，因此规定在民事权利一章。*
所谓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指一切民事权利之行使，不得超过其正当界限，行使权利超过其正当界限，则构成权利滥用，应承担侵权责任或其他法律后果。权利滥用与侵权行为的区别如下：其一，构成权利滥用，须有正当权利存在，且属于权利行使或与权利行使有关的行为；而侵权行为事先并无正当权利存在，不属于权利行使或与权利行使无关。其二，禁止权利滥用之立法目的，在于对民事权利之行使予以一定限制，通过对权利滥用的禁止或制裁以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而侵权行为制度并无限制民事权利的目的。其三，权利滥用以当事人有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利益的故意为要件，在行使权利时仅因为过失造成他人或社会公共利益损害的，不构成权利滥用；而侵权行为不仅以故意为要件，仅因过失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亦可构成侵权行为。
据此，构成权利滥用须四个要件：一是行为人享有合法权利；二是其行为属于权利行使行为；三是因行使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四是行为人以故意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为目的行使其权利。具备这四项要件，即构成权利滥用行为。权利滥用的效果，视权利行使之方法而有不同。如权利行使为法律行为，则应判决该法律行为无效；如权利行使为事实行为，该行为尚未进行，则应判决禁止其行使；如该权利滥用之事实行为正在继续，则应判决责令其停止；如权利滥用之行为已经造成损害，则应判决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另外还有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如何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损害国家、社会和他人的故意。法庭并不要求原告举证证明行为人具有故意，而是采用客观判断方法：比较行为人行使权利所获得的利益与因此给国家、社会或者他人造成的损害之大小，如果行为人因此获得的利益微小，而给国家、社会或者他人造成的损害巨大，法庭即应认定行为人具有损害国家、社会或者他人之故意。另一个问题是，当权利滥用行为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时，应当由谁行使诉权。目前，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将来国家开放纳税人诉讼，亦可由纳税人提起公益诉讼。权利滥用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由受害人行使诉权，自不待言。
五、关于民事法律行为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
《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是以《民法通则》第55条规定为基础，文字稍有改动。须说明的是，在关于制定民法总则的讨论中，一些学者建议删去本条。理由是，法律已经明文规定了法律行为无效的条件、可撤销的条件，没有必要再正面规定有效条件。的确，多数立法例并不规定法律行为的有效条件，而仅规定各种瑕疵法律行为的效力。但考虑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即使立法当时对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案型均设有明确规定，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动，仍然还会出现一些在法律上没有具体规定的新型案件。法庭遇到法律没有具体规定的新型案件，可以直接引用本条作为裁判依据。*这就增加了法律的灵活性。《民法总则》保留此项规定的理由在此。
本条属于从正面规定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概括性规定，本条以下的条文(第144条至第154条)属于从反面规定违反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具体规定。在适用顺序上，应当优先适用违反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具体规定(第144条至第154条)，只有在待决案件均不能适用第144条至第154条具体规定的情形时，才可以适用第143条关于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概括性规定。请特别注意适用的效果，适用第144条至第154条的效果为确认法律行为无效或者可撤销；而适用第143条的效果是确认法律行为有效。亦即对于社会发展变化产生的新型案件，不属于第144条至第154条的适用范围，可以依据第143条认定法律行为有效。从民法解释方法上说，对于第143条不能做反对解释。*
(二)无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
《民法总则》第144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民法总则》第20条规定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必须由法定人，本条进一步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未成年人年满六周岁即应上小学，难免要独自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购买学习用品、玩具和零食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往往玩网络游戏、进行手机购物等，按照本条规定这些行为均应一律无效，显然违背社会生活经验，并且不合情理。*可见本条存在法律漏洞。建议类推解释《民法总则》第145条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规定，认定不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独立实施的这类行为有效。
(三)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总则》第146条新增关于虚伪表示和隐藏行为的规定。本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以虚假的意思表示隐藏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处理。”所谓虚伪表示，是大陆法系民法采用的法律概念，指当事人与相对人双方所作虚假的意思表示，亦称假装行为。虚伪表示的特征在于，虽然具有法律行为的外形，但双方当事人明知该法律行为是虚假的，都不想使该法律行为发生效力。例如以逃避债务为目的的虚假财产赠与，双方当事人都不希望发生赠与的效力。所谓“隐藏行为”，是指虚伪表示所掩盖的真实的法律行为。例如为规避房屋买卖的税负而订立赠与合同，赠与合同为虚伪表示，而房屋买卖合同为隐藏行为。隐藏行为是与虚伪表示联系在一起的，无虚伪表示也就无所谓隐藏行为，有隐藏行为也就必定有虚伪表示。但存在虚伪表示，却不一定有隐藏行为，例如为逃避债务、规避法院执行而订立虚假赠与合同、虚假买卖合同、虚假抵押合同，属于虚伪表示，但没有隐藏行为。*
本条第1款仅规定虚伪表示的民事法律行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无效，而未规定在当事人与第三人之间是否无效，因此留下法律漏洞。关于虚伪表示在当事人一方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效果，应当按照民法原理及参考《日本民法典》第94条、《韩国民法典》第108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7条第1款等立法例，分为两种情形：第三人知道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为虚伪表示的，即属于恶意第三人，则虚伪表示的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虚伪表示无效对抗该恶意第三人；第三人不知道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表示为虚伪表示的，即属于善意第三人，则虚伪表示的双方当事人均不得以该虚伪表示无效对抗该善意第三人。
按照本条第2款规定，虚伪表示所掩盖的隐藏行为之是否有效，取决于该隐藏行为本身是否符合该行为的生效要件。*例如伪装赠与而实为买卖，赠与行为属于虚伪表示应当无效，所隐藏的买卖行为是否有效，应依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判断。如隐藏行为符合法律关于买卖合同生效要件的规定，则应有效，否则即应无效。
《民法总则》第148条至第150条规定欺诈和胁迫的法律效果。其中第149条新增了有关第三人实施欺诈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民法原理和立法例，欺诈和胁迫的法律效果为可撤销。但《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欺诈、胁迫的法律效果为无效。《合同法》将欺诈、胁迫的法律效果，分为两种：第52条第(一)项规定为无效；第54条第2款规定为可撤销。《民法总则》根据民法原理和立法例并总结裁判实践的经验，将欺诈、胁迫的法律效果统一规定为可撤销。
《民法总则》第151条规定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所谓显失公平行为，来源于《德国民法典》第138条第2款规定的“暴利行为”。构成暴利行为须具备“双重要件”：第一，须双方给付显失均衡，称为客观要件；第二，须一方乘对方窘迫、轻率或无经验，称为主观要件。《民法通则》制定时，将传统民法暴利行为一分为二：一为“乘人之危”行为，其法律效果为无效(第58条)；二为“显失公平”行为，其法律效果为可撤销(第59条)。《合同法》维持这种区分，而将两者的法律效果均规定为可撤销。《民法总则》制定时，总结裁判实践的经验，注意到乘人之危的构成要件过严，而显失公平的构成要件过宽；主张乘人之危很难获得法院支持，而主张显失公平容易获得法院支持。并且，绝大多数当事人均选择主张显失公平，而不选择乘人之危。有鉴于此，民法总则遂将乘人之危与显失公平合并为一个条文，仍称“显失公平”。
按照本条规定，显失公平行为的构成要件是：第一，须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显失均衡。学说上称为客观要件。第二，须一方利用了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不利情势。学说上称为主观要件。其法律效果为可撤销，法律赋予因法律行为显失公平而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以撤销权。须注意的是，显失公平之判断时点，为“法律行为成立时”。法律行为成立生效之后因情更导致双方对待给付显失公平的，不能适用本条，而应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情更的解释规则处理。*
请特别注意，《民法总则》第147条至第151条关于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条文，统一规定其法律效果为可撤销，而删除了“变更”效力。按照民法原理和立法例，于法律行为的意思表示存在瑕疵情形时，赋予受损害一方撤销权，通过撤销权之行使，消灭有瑕疵法律行为的效力，使当事人双方恢复到该法律行为成立之前的状态，以纠正当事人之间的不公正。但现行《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却在撤销权之外更赋予变更的效力。此项“变更”效力，亦可解释为附着于撤销权的另一项形成权，即“变更权”。《民法总则》制定时，总结裁判实践经验，注意到当事人主张变更，很难获得法院的支持，而绝大多数当事人均选择主张撤销，而不选择主张变更。有鉴于此，《民法总则》从重大误解、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第147条至第151条)中，删除“变更”效力。
(四)民事法律行为违法无效
《民法总则》第153条是关于民事法律行为违法无效的规定。按照民法原理，法律行为制度是民事主体实现意思自治的手段，但民事主体之意思自治并非毫无限制，意思自治不得超越法律和道德的容许限度，实施法律行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及公序良俗，即是对民事主体意思自治的限制。《民法总则》第143条已经将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不违背公序良俗，规定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本条再进一步从反面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及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民法总则》设置本条的立法目的，是授权法庭和仲裁庭主动审查当事人之间的法律行为的目的和内容，凡违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强制规定的，即依据本条第1款确认其无效；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未有禁止性强制规定的情形，授权法庭和仲裁庭主动审查该法律行为的目的和内容是否违背公序良俗，法庭或者仲裁庭认为违背公序良俗的，即依据本条第2款确认该法律行为无效。
本条第1款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但书”所谓“不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强制规定，是指民法理论中所谓的“命令性规定”，亦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说的“非效力性规定”。除去不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命令性规定”，“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的”强制规定，是指民法理论中所谓的“禁止性规定”，亦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所谓的“效力性强制规定”。*
关键问题是，如何区分一项法律规定究竟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或者非效力性强制规定。区分标准如下：1.效力性强制规定所规范的对象是法律行为。例如《民法总则》第144条规范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第146条规范虚伪表示的法律行为，本条第2款规范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第154条规范恶意串通的法律行为；《合同法》第52条规范各种目的和内容违法的合同，第53条规范合同中的免责条款，第40条规范免除自己一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合同。2.效力性强制规定所规定的法律效果，或者直接规定该行为无效，或者明文“禁止”该行为。其中，明文规定该行为无效，例如《民法总则》第144条规定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第146条规定虚伪表示行为无效、第154条规定恶意串通行为无效、第197条规定变更诉讼时效的约定无效、事先放弃时效利益的行为无效，以及《合同法》第52条规定违法合同无效、第53条规定免除人身伤害责任的免责条款无效、第40条规定免除自己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合同无效；明文规定“禁止”该行为，例如《民法总则》第111条第二句后段禁止非法收集、买卖他人个人信息，第168条禁止自己、禁止双方，《合同法》第172条第3款对建设工程“禁止分包”给没有资质的单位及“禁止再分包”。请注意，民法上的“禁止”和“不得”，是禁止性法律规定的标志性用语。凡是法律条文采用了“禁止”或者“不得”，表明法律禁止该法律行为发生效力。
凡符合上述两项判断标准，即规范对象为法律行为并且直接规定行为无效或者禁止该行为的，均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不符合此两项标准的，一般应视为非效力性强制规定。须特别注意，所谓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判断标准，是针对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而言的，不包括原则性规定。但按照民法原理及裁判实务经验，若干可以作为裁判依据的原则性规定，例如《民法总则》诚实信用原则(第7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第132条)、法律行为有效要件的概括性规定(第143条)以及物权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第5条)、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生效原则(第14条)等，亦应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此外，刑法关于犯罪行为的规定、行政法关于行政违法行为的规定，当然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自不待言。*
本条第2款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无效。公序良俗，包括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公序良俗，属于不确定概念。民法学说采类型化研究方法，将裁判实务中依据公序良俗裁判的典型案件，区分为若干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类型。*法庭或者仲裁庭于案件审理中，如果发现待决案件事实与其中某一个类型相符，即可依据本条第2款认定其行为无效。
(五)法律行为部分无效
《民法总则》第156条是关于法律行为部分无效的规定。因违法无效的法律行为可以分为目的违法和内容违法，如果法律行为的目的违法，整个法律行为无效；如果目的合法、只是内容部分违法，则法律行为的内容仅违法的部分无效，不违法的部分有效。例如《合同法》第53条规定，免除造成他人人身伤害责任的约定无效，虽然此免责条款无效，合同中的其他条款仍然有效；《合同法》第39条规定，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应当对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尽到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如果没有履行此类义务则该免责条款无效，而其他条款依然有效。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撤销、解除，绝对不发生部分成立、部分生效、部分撤销、部分解除的问题。
《民法总则》第157条以《合同法》第58条为基础稍加修改，规定在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的情形下，对于已经履行的部分如何处理。本条规定：“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按照民法原理，法律行为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生效，双方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所欲实现的目的注定不能实现，尚未履行的不得履行，已经履行的必须恢复原状，即恢复到该法律行为成立之前的利益状况。本条所谓“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可称为返还请求权。须注意下面几点：第一，本条规定属于就事论事之处理办法，不再进一步分析返还请求权的性质，经《合同法》实施以来的长期实践证明，具有简便易行的优点。第二，条文所谓“不能返还”，包括事实上不能返还和法律上不能返还。其中法律上不能返还，例如禁止买卖物等。条文所谓“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中的“不能返还”，仅指事实上不能返还，不包括法律上不能返还。事实上不能返还，如有形财产中的消费物和无形财产(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第三，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仅指财产损失赔偿，实行过错责任原则，由对该行为被确认无效、被撤销或者不发生效力有过错的一方承担；双方都有过错，则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分担。第四，须特别注意，本条不是一个独立的裁判规范，必须与据以认定法律行为无效、撤销或者不生效的法律规范一并适用。换言之，法庭或者仲裁庭一旦依据《民法总则》相关条文作出确认法律行为无效、撤销或者不生效的判决，如果该法律行为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无论当事人是否请求返还，均应依职权适用本条判决相互返还财产，不能返还的折价补偿，有损失的按照过错分担，于当事人请求返还时，不得令其变更诉讼请求或者另案起诉。第五，本条末句“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现今仅有《物权法》第106条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但该条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无权处分合同(《合同法》第51条)被确认无效的案型，此外的法律行为无效案型，以及法律行为被撤销案型、法律行为被确认不生效案型，均无适用《物权法》第106条善意取得制度的可能。
此外，按照民法原理，法律行为被撤销的效力，包括对法律行为当事人的效力，及对法律行为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的效力。《民法总则》起草人考虑到法律行为被撤销即成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因此将法律行为的无效与法律行为被撤销合并规定为第155条，却未规定法律行为之撤销对第三人的效力，留下法律漏洞。按照民法原理及立法例，法律行为因胁迫被撤销，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法律行为因重大误解、欺诈、显失公平被撤销，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六、关于
(一)职务
《民法总则》第170条新增关于职务的规定。按照民法原理，委托的基础关系可以是委托合同关系，也可以是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内部组织关系或者劳动合同关系。基于委托合同关系的，人与被人为两个平等的民事主体，鉴于委托事务须实施法律行为，故被人须授予受托人权。权之授予，性质上属于单方法律行为，其书面形式为“授权委托书”(第165条)。基于法人、非法人组织之内部组织关系和劳动合同关系之，依通常习惯，权之授予，并不采用签发授权委托书的形式，而是与特定职务结合在一起：担任该特定职务即在其职权范围内拥有权。例如法人、非法人组织之总经理、项目经理、部门经理、推销员、售货员等，拥有以法人、非法人组织名义，就其职权范围内的事项，与其他民事主体实施法律行为的权，此即职务权。须注意，条文“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工作任务的人员”一语，文义过于宽泛，应当限于承担与其他民事主体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职务的人员。担任内部管理事务、技术工作的人员，并无此种职务权。本条第1款所谓“职权范围”一语，是指在内部组织关系、劳动合同关系中各种特定职务通常的“职权范围”。
本条第2款规定“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执行其工作任务的人员职权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所谓对“职权范围的限制”，是指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内部对该通常的“职权范围”所进行的特别限制。例如公司总经理通常的“职权范围”是以公司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该公司内部规定总经理不得签订担保合同，即是对总经理“职权范围”的限制。假如该总经理超越此内部限制为其他公司向银行借款担任保证人、订立保证合同，则该公司不得以其内部限制对抗善意相对人。
(二)狭义无权
《民法总则》第171条规定狭义无权，系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本条第1款规定：“行为人没有权、超越权或者权终止后，仍然实施行为，未经被人追认的，对被人不发生效力。”该款是对无权人实施行为的原则性规定，即明确无权的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经被人追认不发生效力。本条第2款规定相对人的催告权和撤销权，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一个月内予以追认，被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这实际是《合同法》第48条第2款的原文。本条第3款规定，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请求行为人予以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这是《民法总则》的新增规定。本条第4款也是《民法总则》的新增规定，“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请特别注意本条第3款和第4款规定的适用。按照社会生活经验，相对人不会自己承认属于恶意相对人，在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没有被追认时，相对人当然会依据本条第3款向法院起诉要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损害请求行为人赔偿，并且在起诉状中声称自己属于善意相对人。前文已经谈到民法关于“善意推定”的法理，法庭应当推定相对人属于善意。这种情形，如行为人对于相对人之声称属于善意未主张异议，或者虽主张异议而未能举出足以证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的证据，法庭即应支持相对人的请求，判决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在被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范围内予以赔偿；如果行为人举证证明相对人属于恶意，法庭在驳回该恶意相对人的履行或者赔偿请求的同时，应当依职权适用本条第4款的规定，判决行为人与恶意相对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七、关于民事责任
(一)因保护他人使自己遭受损害的补偿责任
《民法总则》第183条新增关于因保护他人使自己遭受损害的规定。区分为两种情形：其一，侵权人能够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本条第一句的规定，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条文使用“可以”一词，表明受益人的补偿不具有强制性，应出于受益人的自愿，受益人不自愿的，不得强制其补偿；其二，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本条第二句的规定，受害人有权请求受益人补偿，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条文使用“应当”一词，表明受益人有给予适当补偿的义务，只要受害人请求，受益人就必须给予适当补偿。但即使在这种情形下，法庭也不能判决受益人“全部补偿”，因为毕竟不是受益人直接造成受害人损害。
(二)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免责
《民法总则》第184条新增自愿实施紧急救助的规定。本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所谓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应指不承担救助他人义务的一般人，未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委托，见他人(限于自然人)处于紧急危险状态而自愿、主动实施救助的行为。实施紧急救助他人的行为，却反而造成受助人损害，本应构成侵权责任，但考虑到行为人的目的及《民法总则》鼓励帮助、救助他人之政策目的，故本条规定，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须注意两点：其一，本条所谓自愿实施紧急救助的人和受助人，均应当限于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实施救助行为，不应适用本条。根据民法的价值取向，不应当允许任何人借口所谓“自愿实施紧急救助”干涉法人、非法人组织的事务。其二，本条性质上属于法定免责事由。如严格贯彻本条，即使因救助人重大过失造成受助人重大损害也不承担任何责任，难免有以目的正当性代替社会正义之虞。可见本条存在法律漏洞。考虑到现行《刑法》有过失伤害犯罪，于救助人的行为已足以构成刑法上的过失伤害罪时，建议不适用本条而直接追究行为人过失伤害的侵权责任。
(三)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民事责任
《民法总则》第185条新增关于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条文所谓“英雄烈士”指生前或者死后被公权力机关授予“英雄”和“烈士”称号的自然人，后面的“等”字，究何所指，是否涵盖中华民族历史上抗击外国侵略的英雄人物，不无疑问。本条所谓“侵害”，应当解释为采用文字作品、音像作品形式等，损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的行为；侵害人应当是该文字作品、音像作品的作者及出版人、发行人。依据条文，此项责任构成要件有二：其一，采用文字作品、音像作品形式损害英雄烈士姓名、肖像、名誉、荣誉；其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民法典的改动范文6
本文以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为基础，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探讨。首先，概述了什么是夫妻财产制，归纳了夫妻财产制的种类，更讲述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的完善。在对夫妻财产制度作了概括阐述后，分析了《婚姻法》对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新的《婚姻法》中完善了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及约定财产制的规定，确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使我国夫妻财产进一步健全。同时，由于《婚姻法》受立法技术、认识因素的影响，仍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没有通则性规定，约定财产制规定不明确，欠缺特殊时期财产的规定，等等。针对所发现的以上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的立法建议，以期望更加完善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共同财产制约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非常法定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财产关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婚姻家庭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夫妻共同生活中，必然牵涉财产关系；而在夫妻财产关系中，又以夫妻财产制度最为显著。它不仅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重要法律依据；也是评判男女是否平等的重要标志，因为财产权的平等是男女平等的基础。再者，由于夫妻双方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必然与他人有着各种经济交往；所以，夫妻财产制度又关乎与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及其利益保障。基于夫妻财产制度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下文中或称之为新《婚姻法》）中，顺应社会形势的发展与人民生活的变化，对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作了重大改动，使其进一步完善。作为新时代的法律学习者及未来的法律工作者，在即将完成学业进入社会之际，结合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与有限的生活观察就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发表一下个人的认知及见解。
一、夫妻财产制度概述
（一）概念与种类
夫妻财产制（matrimonialregime），又称婚姻财产制，是关于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间权利义务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的婚姻家庭法中都作有详细的规定。同时，各国由于受自身立法传统、风俗习惯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影响，在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中又各不相同。夫妻财产制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就当代的夫妻财产制度而言，有着多种形式。对其从不同角度可作以下分类：
1、从各国关于夫妻财产的立法形式来划分，有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两种类型。
（1）法定财产制，就是指法律明文规定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的形式。具体说，即指在夫妻婚前或婚后均未就夫妻财产关系作出约定，或所作约定无效时，依法律规定而直接适用的夫妻财产制。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及民族传统习惯不同，各自规定的直接适用的法定财产制形式也不尽相同。如日本采用分别财产制作法定财产制，德国民法中采用剩余共同制，我国台湾地区以联合财产制为法定财产制等。
（2）约定财产制，是相对于法定财产制而言的。是指法律允许夫妻双方以协议的方式确定使用的财产制的形式。现今，大多数国家都允许夫妻缔结财产契约，如英国、法国、日本、瑞士等国家。许多国家的立法中都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具有优先于法定财产制适用的效力。
2、按夫妻财产制的内容，可分为统一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共同财产制、分别财产制与妆怒制。在各国有关夫妻财产制的立法中，它们有的被作为法定财产制直接适用，有的被作为约定财产制供选择适用。
（1）统一财产制，是建立在夫妻一体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财产制。即指除特有财产外，将妻的原有财产估定价额，转归其夫所有，妻保有对估价金额的返还请求权。这种财产制带有浓厚夫权主义色彩，多为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民事立法所采用，如1804年《拿破仑法典》将其作为约定财产制之一种予以规定。现今瑞士民法将其附加规定在联合财产制中作为约定财产制之一种。
（2）联合财产制，又称管理共同制，指除特有财产外夫妻各保有其财产所有权，但财产联合一起由夫管理。这种制度从夫妻别体主义出发，已开始注重妇女权益、讲究男女平等。瑞士民法典中称之为夫妻财产合并制，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采用其为法定财产制。
（3）共同财产制，是指婚后除特有财产外，夫妻的全部财产或部分财产依法合并为夫妻共同共有财产，夫妻共同行使权利、承担义务，婚姻终止时加以分割的财产制度。依共有范围的不同，又可分为一般共同制、婚后所得共同制、动产及所得共同制、劳动所得共同制、剩余共同制等多种形式。这些形式为世界上不少国家分别采用，如我国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德国民法中采用剩余共同制为法定财产制、一般共同制列为约定财产制等。
（4）分别财产制，是夫妻独立财产制。即指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及婚后所得财产全部归各自所有，并各自行使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夫妻财产制度。该制度不排斥夫妻一方将其财产以契约形式交另一方管理，也不排斥双方有共同财产。英美法系的多数国家及大陆法系的少数国家如日本，以此制为法定财产制；也有部分国家将其作为约定财产制供选择。
（5）妆怒制，是关于怒产的提供、所有、管理、处分、收益及返还等的法律制度。妆怒又称嫁资，即妇女因结婚而陪嫁到夫家的财产。妆怒制影响深远，近现代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巴西、意大利等，曾经或仍在法律中规定妆怒制。
3、按夫妻财产制的适用情况不同，对夫妻法定财产制可作通常法定财产制与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分类。
（1）通常法定财产制，指在通常情况下，婚姻当事人双方无约定时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适用的财产制。大多数国家的法定财产制即属此类，我国的《婚姻法》中就有此类法定财制的规定，见其第19条第1款规定。
（2）非常法定财产制，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当出现法定事由时，依据法律的规定或经夫妻一方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依法定或约定设立的共同财产制改设为分别财产制。该制度是对通常法定财产制的必要补充。
（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的类型
以来，我国夫妻财产制的立法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1950年的《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制是一般共同制；1980年《婚姻法》将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且允许夫妻财产可自由约定，也就是说：我国的夫妻财产制是法定制与约定制的结合。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即依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出的规定，有共同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这也是我国婚姻法学界对夫妻财产制的分类。
1、共同财产制，在我国专指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即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所得财产归夫妻共同共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夫妻财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夫妻关系缔结后，双方或一方所得财产，夫妻双方享有平等的共有权，构成共同共有的财产所有权关系。该制度内容上淡化了夫妻双方作为单独个体的权利，但最能反映夫妻之间的本质关系。所以，据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状况，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分工角度及我国民族特色、传统观念；现行婚姻法仍以其作为夫妻财产制的基础。《婚姻法》修改时期，全国妇联调查结果有77.1%的人同意上述规定。
2、个人特有财产制，是指对专属于夫妻一方单独所有的财产作出特别规定的法律制度。它排斥任何形式的夫妻共有，又称夫妻特有财产制。凡属于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财产，一般来说应该由其本人管理、使用和收益；在离婚时仍归个人所有，不予分割；在财产所有人死亡时即作为个人遗产，按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处理。它是我国2001年对《婚姻法》修改时新增设的一项夫妻财产制度。
3、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以契约方式，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分割等事项，并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制度。依照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约定财产制优先于法定财产制；只要约定合法，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约定财产制是现代社会夫妻财产制度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对财产所有权的保护力度，强调财产所有者独立的支配权。我国现行婚姻法扩大了约定财产制的内容，进一步完善加强了约定财产制。
二、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新《婚姻法》中得到的完善及其意义
（一）新《婚姻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日益提高，夫妻婚前婚后的财产日益丰富，财产关系也日趋复杂。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已不足以调适日益变化的夫妻财产关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客观的需要，夫妻财产制度作为婚姻家庭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需完善。因此，2001年的新《婚姻法》在综合原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基础上，同时参考婚姻法修正案反馈的意见及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使其相关规定更具体全面且增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形成我国现行的夫妻财产制度。
1、明确了共有财产范围，完善了夫妻共同财产制。
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权，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规定表明，我国在夫妻共有财产上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简单化、平均化倾向。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财产日益丰富多样化，该规定的弊端也显现。即对共有财产范围规定的不明确，使之与个人财产的界限也不明确，进而忽视了夫妻一方的独立性，无法满足各自权益要求。而新《婚姻法》第17条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该规定在婚姻家庭立法上有重大进步。它以列举式和概括性规定具体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且明确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知识产权属于共同财产的条件，即解决了其既得利益的规属问题。此项规定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完善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使其作为我国法定财产制的主导地位不变。
2、明确界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完善了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
我国1950年《婚姻法》均未设立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度，但在1980年《婚姻法》第13条规定中可推定夫妻双方婚前财产归其个人所有，且对婚后财产可约定为个人所有。此后，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明确规定“专属个人专有的物品，一般归个人所有”，再次承认夫妻双方的某些财产为其特有财产。新《婚姻法》将司法实践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正式规定了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制。该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四）一方专有的生活用品；（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而且，新《婚姻法》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出：属夫妻一方的财产不因婚姻延续而转化为共同财产。这就有效地防止和减少实际生活中有些人利用婚姻谋取不当利益。可见，新《婚姻法》满足了个人特殊经济生活要求，划定了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界限，有利于及时有效地解决夫妻财产权益纠纷；它对个人财产的法律保护进一步完善了。
3、补充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在我国1980年《婚姻法》中得到的正式确立，该法第13条第1款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夫妻双方共有，但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出台，原是为适应日益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人们对财产制的要求，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最终确保夫妻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处理财产，维护交易安全及第三人权益。但该法中的规定过于自由宽泛，使得法律适用不当、立法本意得不到保障。为此，新《婚姻法》趋利避害对约定财产制的有关规定进行了完善，单列一条进行专门具体规定，即第19条。在新《婚姻法》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的范围为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约定的种类为各自所有，共同所有和部分共同、部分特有；约定的效力及于夫妻双方，不可对抗善意第三人；约定的方式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还作了救济措施规定，即无约定或约定无效适用法定。这样一来，夫妻处理财产的自利得到尊重，交易安全和第三人权益也得到了维护，也防止了夫妻间订立不公平财产协议。
4、完善了离婚时夫妻各方财产权益的保护。
新《婚姻法》的离婚制度中，考虑了我国目前农村的现实情况，作出了特别规定即第39条第2款：“夫或妻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中享有的权益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在我国，农民大多数以土地为重要生产资料、生活来源；而在农村，离婚后的习俗是女方离家且丧失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大多如此，赘婿例外）。她在娘家没有土地耕种，前夫家有其地却种不得。长期以来，此处的妇女权益即为法律真空地带，无明确规定也就不受保护。新《婚姻法》此番作出了明文规定使人们有法可依，使夫妻离婚后各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益得到有效保障。新《婚姻法》增设的“救济措施与法律责任”一章中，更把对夫妻一方财产权益的保护延至了离婚时共同财产分割上；且赋予了各方在离婚后维护各自财产权益的诉讼救济权利。即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综上所述，足见新《婚姻法》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极尽所能，可谓面面俱到。
（二）新《婚姻法》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的意义
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在新《婚姻法》中得到的完善，对我们社会生活意义重大。归纳了以下几点：
1、新《婚姻法》中对夫妻财产制度的明确具体规定，有利了法律与实践的结合，其实务性更强。该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内容的充实，个人特有财产的界定以及约定财产制的明确；都使法官在解决夫妻财产纠纷的法律实务中有法可依，也限定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了法律适用的争议。
2、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全面规定，健全了法制，更有力地体现了私法的公平正义原则。该法第39条、第47条的规定中，把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规范延至婚姻关系解除后各方财产权益的保障。这使私法的公平正义原则在离婚夫妻的财产分割中得到实现，且对依法判决后受损方财产权益的维护给予了诉讼补救，完善了诉讼法制。
3、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有力地倡导了个人合法创造财富的风气，保障了婚姻缔结长久。该法对个人特有财产制的规定就，有效遏制了生活中以婚姻谋取他人财富的不正之风，保证了婚姻缔结的纯洁，有利于夫妻关系稳固长久。该法的司法解释（一）中对婚前财产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否定，满足了个人财产权利的独立要求，也倡导了个人合法创造财富的风气。
4、新《婚姻法》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度，较好地促进了市场经济稳定发展。因为，该法完善的夫妻财产制度融入了民主意识，充分尊重了个体的独立权利，使意思自治得到较好体现；同时，这也保证了社会交易安全，维护了第三者合法权益。这都是在该法的第19条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中得到证实的。
三、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立法不足之我见
我国新《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完善，使得新形势下的夫妻财产关系有了较合理的规范，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要求。但任何法制的建立、健全都有其局限性，并非十全十美、包罗万象，更不可能一劳永逸、一蹴而就。同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尚无法解决一切有关夫妻财产的社会问题，即无法完全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它还没有形成一个较完善的法制体系，某些规定不够全面严谨。现在看来，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立法具体存在以下几个方面不足：
（一）通则性规定缺乏
夫妻财产关系涉及夫妻双方的财产利益及第三人的权益和交易安全，应该有一个通则性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通则性一般规定，体现了夫妻财产制的立法宗旨，是夫妻处理财产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夫妻财产制不可缺少的内容。陈苇认为，它应该涵盖夫妻对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间财产的知情权、夫妻间造成财产侵权的救济及日常生活债务的承担等方面的原则性规定。而我国新《婚姻法》在完善夫妻财产制度时，却没有对夫妻财产关系作出通则性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一个立法缺陷、不足之处。
（二）法定财产制不完善
新《婚姻法》可看出，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实行法定与约定相结合的双轨制。而由第17条和第18条又可知，我国的法定财产制包括婚后所得共同制（这是主流，处主导地位）与个人特有财产制。虽然，此次《婚姻法》修改中增设了个人特有财产制，明确了夫妻共有财产的范围，对法定财产制有了较好完善；但仍有不足之处。
1、未对夫妻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产生的孳息、增植的归属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我之所以认为这是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立发不足；是因为婚前财产的此种孳息与增值，它们既是婚前财产的添附又是夫妻的婚后所得，对其性质认定及归属问题争议较大，不利于夫妻和睦、交易安全。特别是像股权、股票之类的婚前财产的增值的归属，它们的产生需夫妻的经营，若得到对方管理，其归属认定更必要，否则，易有财产纠纷、争议。有的认为，原有财产（即婚前财产）的孳息为共同财产，特有财产的孳息仍为特有财产。而依新《婚姻法》第18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为个人特有财产。上述主张即为婚前财产孳息为个人特有财产。还有的认为，在婚姻家庭法领域，由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限制，婚前财产在婚后所生的孳息虽仍由原物所有人收取，但这些孳息的所有权归属于夫妻双方而不仅仅归属于原物所有人个人。也就是婚前财产的孳息认定为共同财产。这些不同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中是存在的。特别是在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中，法官判决依据不足就易导致当事人对判决的不服，判决难以执行且有不公平现象产生的机会。所以，此处法律漏洞应予弥补，作出明确规定，让人们有法可依。
2、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形成的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归属问题，在新《婚姻法》中未予明确规定。这对夫妻离婚时分割财产意义重大，若存有争议却无法规可依就又形成法律空白。在新《婚姻法》中第17条把知识产权的既得利益归为夫妻共同所有。众所周知，知识产权的财产权与取得实际经济利益有时并不同步，其财产期待利益到底有多大在离婚时处于不确定状态。而一般情况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知识产权的取得离不开另一方的支持，进行研究的投入往往包括大量夫妻共同财产。依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夫妻一方婚后所得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离婚时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可根据具体情况，对夫妻他方予以适当的照顾”。这就是说，该知识产权的财产利益期待权归夫妻一方所有。该规定与婚姻法的精神相抵触，《婚姻法》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它以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为依据，而不以实际取得为依据。那么，夫妻一方婚内所形成的未取得财产利益的知识产权，也就不仅是一方的财产。同时，该司法解释也明显违背公平原则，不利于保护弱者或牺牲较大一方。
3、新《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对夫妻关于共同财产管理权的规定步甚明确。虽然，司法解释对此作了补充规定，对“平等的处理权”作出了解释。但它仍未明确“处理权”的内容，亦未设立夫妻财产管理制度。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处理权”没有具体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夫妻对财产的处理就具有很大随意性，不利于保护另一方的财产权及第三者的利益和交易安全。
4、对法定财产制的规定不够严密。新《婚姻法》第19条规定有“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的规定”，而第17条和第18条分别规定的是共同财产与个人特有财产，两者并不兼容。更严重的是，第17条第1款第5项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第18条第5款规定“其他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两款都为口袋型条款，都可作扩张性解释；且二者作为概括性规定相互冲突，从而导致法官对列举之外的新型财产如何处理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指向。这样就易引起适用法律的混乱，在司法实践中给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认识的不统一就造成裁判的不一致，影响法律的权威和统一。
（三）约定财产制有关规定不明确
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内容作了较大的补充和完善，符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生活。但约定财产制的立法表述在实践中还存有欠缺，许多方面还不全面、不明确，没有形成系统的体制。
1、对约定财产制的约定时间，新《婚姻法》未作出明确规定。关于约定时间，世界各国基本上有两种立法例：一种是只允许在婚前订立；另一种是既允许在婚前订立，也允许在婚后订立或变更。如《瑞士民法典》第182条规定“婚姻契约可在婚前或婚后缔结”；法国民法规定“夫妻间的的七月应在结婚前订立”，婚后对财产契约的变更只有在经判决确认后有效力。而《日本民法典》则不允许婚后约定，该法第75条规定在婚姻申报后，不得变更。但我国新《婚姻法》对此未作任何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虽然我们可以推定夫妻双方“可以于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但却失去了法律应有的严谨性。。
2、新《婚姻法》对约定成立的条件未作出规定。新《婚姻法》规定了约定的几种情形却未规定成立条件，不得不说这是起立法的不完善。任何合同、契约都应有其成立的要求，不然难以适用法律保护。我国《合同法》就对合同成立的形式要件及实质要件作有规定，某种具体合同又有不同成立条件要求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也可说是一项契约，自然应有其成立的条件对起生效予以规范。就其成立条件来说，首先要考虑的是约定主体。约定财产制中的财产约定只能是夫妻双方就其财产所订的协议，这是特定主体之间的财产契约关系，其人身性极强；所以，必须由婚姻当事人亲自订立，且具有缔约能力。其次，就是约定的原则，即约定应遵循自愿、诚信、公平合理原则。婚姻当事人应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作出财产约定，且意思表示真实的，对约定不可附以不合理的条件，如以不结婚或离婚相要挟订立财产协议自始无效。任何一方不得以欺骗、胁迫手段将个人意志加于另一方；明显对一方不利的显失公平的约定无效；因一方重大误解而作出的约定也无效。这才有利于维护夫妻合法财产权益。第三，约定应合法，不违背社会公共道德；所作约定不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合法利益。
3、对约定的对外效力规定不严谨，约定的确认程序缺乏。新《婚姻法》未作出约定的确认程序规定，也就使约定缺乏公信力。约定虽为夫妻之间对财产作出的协议，但它关系第三人的利益与交易安全。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为二人合意，若无公示确认即可作任意解释；第三人不知情，其权益难以保障。还有，就是新《婚姻法》虽规定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以及约定不对抗善意第三人；但是，一纸书面约定很容易被毁的，第三人善意与否也难知，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难度大。这就给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合伙侵害夫妻另一方权益提供了法律空隙，不利于保护夫妻一方的合法财产利益。所以，新《婚姻法》的约定财产制立法不完善。应对约定的确认程序予以规定，这也明确了约定的对外效力。夫妻约定应予以公示，这才能对抗第三人，也遏制了夫妻以财产约定逃避债务。目前，我国在夫妻财产约定的公示程序问题上，主要有登记、公证和律师见证三种主张。
4、财产约定既为契约，就应有变更、撤销等一系列相关程序。而我国新《婚姻法》对约定财产制的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不能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也就意味着法律不禁止。但从维护财产约定的严肃性出发，应对当事人的此项权利作出必要的限制，不可如此放任。没有义务何来权利，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新《婚姻法》此处不足，即为没明确规定财产约定可变更或撤销；更没对当事人变更或撤销约定时加以限制规定，如原则、程序等内容的规定。
（四）相关规定对债权人保护不利
从夫妻财产制的定义中，我们知道夫妻财产制度也包括有关夫妻债务清偿问题的规定。那么，新《婚姻法》中就应对债权人合法利益作出保护措施。可是，纵观新《婚姻法》只在其第19条第3款、第41条中对夫妻债务有所规定，而这两个条款对债权人的保护是不利的，出现了立法的不足。
1、新《婚姻法》对夫妻个人债务的承担没有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如何清偿，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在第19条第3款中仅规定了夫妻约定财产各自所有时，各自所负债务，他人知道约定的，各自清偿。如果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夫妻个人债务由个人偿还，对债权人而言利益难于得到保护。因为婚姻法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个人特有财产制，但婚后所得共同财产制仍占大多数，夫妻个人财产仍然有限，而夫妻共同财产只有在离婚或一方死亡时才能分割，变成个人财产。这样，在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无法偿还个人债务时，虽然另有夫妻共同财产，但只要夫妻关系存续下去，债权人就无法要求以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夫妻个人债务，这显然不合情理。然而，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来清偿夫妻个人债务，却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许从第19条第3款中可推定出该依据，但毕竟没有具体规定，从而成为法律对债权人保护的不足。
2、新《婚姻法》未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虽然，新《婚姻法》第41条中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但却并未明确夫妻的清偿责任如何，况且它只针对夫妻解除婚姻关系时；并未提及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债务的清偿作何处理，特别是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共同债务时，应如何解决。这样一来，债权人的利益难以实现，特别是夫妻婚姻关系一直存续下来，而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时。还有，若夫妻恶意串通财产约定或假离婚规避共同债务时，对债权人的更难以保障。
3、新《婚姻法》对夫妻双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协议，以及法院对夫妻共同债务承担作出判决的效力能否及于债权人未作规定；也就对债权人的利益实现存在隐患。在离婚案件的审理中，诉讼当事人为夫妻双方，其中任何一方均可在诉讼中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以维护自己各项权益，当然包括财产利益。而作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债权人，虽可提起民事诉讼成为债务纠纷的当事人，却不能成为离婚案件的诉讼当事人，也不能成为其诉讼参与人，因此无法在离婚案件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况且，在离婚诉讼中由于许多原因，夫妻共同债务常处于难以确定状态。一方面，夫妻双方在离婚诉讼中是相对立的当事人，对夫妻共同债务的有无、多少存有争议；另一方面，夫妻作为共同债务人，双方存在共同利益，与债权人是利益对立的饿双方。在与债权人存有争议的情形下，如允许夫妻对共同债务进行协议或法院进行判决，势必涉及债权人的实体利益，而债权人却无法行使抗辩权。其结果是承担债务一方无力偿还或死亡时，就会出现原夫妻另一方据这种不完整的法律规定，以债务的承担已由原夫妻协议或法院作出的判决为免责事由，主张只协议或判决书规定承担部分夫妻共同债务或根本不承担债务；从而使债权人繁荣债权落空或难以实现，损害债权人利益。造成上述情形，既是对协议或判决效力的不明确的原因，也可说是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不明确的后果。
（五）特殊时期财产的规定欠缺
在此所说的特殊时期财产，其实是指夫妻分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依新《婚姻法》规定，我国实行婚后所得共同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始于结婚，终于配偶死亡或离婚。夫妻分居期间，仍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其财产性质的认定，依司法解释规定，夫妻分居两地分别管理、使用的婚后所得财产，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说明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仍为夫妻共同财产，我国法律对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性质未作特别调整。新《婚姻法》没有改变这一规定，它忽略了这类财产的特殊性质。夫妻分居解除了夫妻同居的义务，夫妻间的经济联系也减少；若仍把夫妻收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已不合理。且新《婚姻法》把分居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法定事由，只要满一定期限。那么，我们就应对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作出相应的规定；相应的也应对此期间的债务承担问题作出规定。如此以来，可谓是对法定财产制的例外规定，也就是我国《婚姻法》中须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
四、完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个人见解
就上述所发现的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存在的问题，作出以下相应的解决问题的立法建议。
（一）增加夫妻财产方面的通则性规定
法律应规定夫妻有维持家庭的责任，夫妻双方有以共同财产或个人财产负担家庭生活费用的义务；还应规定夫妻间有财产及债务知情权，特别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管理情况，双方应相互告知；还要规定夫妻应正确行使管理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一方恶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夫妻共同财产或他方个人财产损失的，要承担赔偿义务。最后，应规定夫妻就以上规定发生纠纷的，双方有申请调解或诉讼的权利。
（二）增加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认定和管理的规定
1、对夫妻婚前财产所生孳息、增值的归属问题，我们知道目前学者有许多主张。有位学者主张，由于我国的婚前财产是包括在个人特有财产中，而没有列为单独的一个种类；因此，对孳息的归属不应按婚前财产与特有财产来区分，而应按孳息的性质来区别对待。同意此种观点，对属消费性的天然孳息，如果实、粮食等应以属共同财产为益；不需投入时间精力的法定孳息，如利息等应为个人财产；而对双方都投入了时间精力后所取得的孳息，则属共同财产。换言之，就是无论天然或法定孳息，应以双方是否投入了时间与精力来区分；投入了的属于共同财产，没有投入的仍属个人财产。简而言之，法律应明确规定：夫妻一方婚前财产所生孳息、增值，若另一方付出了时间精力的，视为共同财产；另一方未付出的，则为个人特有财产。
2、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形成的作品，离婚时其知识产权经济收益尚未实现的，法律应明确规定知识产权的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财产。同时，由于该财产权与实际收益具有不同步性，法律还应作出可操作性规定：夫妻离婚时，对该期待利益要进行评估，由夫妻一方对另一方作出补偿；难以评估的，则留待知识产权经济利益实现后原夫妻再行分割。
3、法律应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管理作出明确规定。新《婚姻法》应增加以下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包括使用、收益和处分；夫妻一方在处分共同财产时应征得另一方同意，夫妻双方应协商一致；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另一方有善意维护的义务，且双方间可委托管理并适用民法通则有关委托的规定。
4、对夫妻法定财产制的规定加以完善。即取消新《婚姻法》第18条第5项的规定，把第19条第1款改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规定”。也就是，改第17条中第1款第5项的规定以限制夫妻共同财产范围：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得的其它财产，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或主张个人财产的一方无证据证明的，推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这样一来，即避免了适用法律的混乱。
（三）进一步健全夫妻约定财产制
1、新《婚姻法》应明确规定夫妻间的财产约定可以在婚前约定，也可以在婚后约定；而且，婚前约定的，婚姻成立时生效；婚后约定的，协议达成时即生效。这样一来，就体现了法律的严谨，对夫妻约定财产制在约定时间方面作了完善。
2、健全夫妻约定财产制应规定约定成立的条件。即规定：夫妻的财产约定必须由本人签订，并且夫妻双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约定内容不得违反法规和社会公俗，不得恶意逃避夫妻个人债务或共同债务；约定的签订双方应遵循自愿、诚信、公平合理原则；约定若违背以上任一项，应视为自始无效。
3、增强约定的效力，应对约定予以确认。法律中应规定：夫妻婚前财产约定应当向婚姻登记机关提交财产清单和协议，进行登记备案；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约定，应当到公证机关公证；夫妻以上的财产协议和清单可以公开，第三人可履行一定手续后查看。这样一来，夫妻的财产约定就取得了对外效力，可对抗第三人了。当然，夫妻一方与他人交易时，应诚信告知他人夫妻间的财产约定；未尽告知义务而给他人或夫妻另一方造成损害的，要进行赔偿及补偿。
4、既有约定的订立，就要完善其变更、撤销程序。法律中应明确规定：夫妻可对财产约定进行变更或撤销；夫妻变更或撤销财产约定，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变更或撤销婚前所订财产约定的，还要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登记备案；变更或撤销婚后所订财产约定的，须到原公证机关进行再次公证；违反上述规定对财产约定进行变更或撤销的，视为没有变更或撤销。如此以来，我国现行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可说体系完整了。
（四）加强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
1、法律应明确规定夫妻个人债务由夫妻个人偿还；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须偿还的个人债务，夫妻个人财产不足清偿时，夫妻须协商以共同财产偿还，而后另一方有权追偿。这就保障了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2、新《婚姻法》中应明确提出夫妻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负有连带责任；夫妻共同财产不足清偿共同债务时，应以夫妻一方个人特有财产先予偿还，而后由其向另一方追偿；上述规定适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时及解除夫妻关系时。
3、夫妻离婚时的债务分担协议及法院对夫妻承担债务所作的判决仅对夫妻双方有效，效力不及于第三人（债权人）。也就是说，法律应规定夫妻离婚后债权人仍可向原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完全债权，其任一方都有清偿义务；但他可在清偿后以分担协议或法院判决及清偿证明向另一方主张债权，进行追偿。这也是实现夫妻债务连带清偿的一项有力措施，是其效力的伸展。
（五）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
就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及债务问题作出的考量。分居期间本也是夫妻关系的存续期间，期间财产、债务问题无明确规定理应有法定财产制规范。但由前所述，鉴于其特殊性，我主张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对这一特殊时期的财产、债务问题加以规范。其内容有夫妻分居其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各方所有，而其间夫妻各方所负债务为个人债务，由各自承担，法律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以上全文，就是对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认知及见解。其中，不乏有对众多学者理论的参悟。学艺未精，理论修养有待提升；所作的立法建议也就不怎么具体，仅作出粗略的概述予以探讨。
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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