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区金融扶持政策范例6篇

高新区金融扶持政策

高新区金融扶持政策范文1

一、三省三市片区社会经济发展对比

罗霄山郴州片区四县有 2个国扶县和2个省扶县,国土面积7455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0%,共有重点贫困村481个。2013年末,片区人口共159万人,其中贫困人口54万人,贫困发生率达3534%,比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高2224个百分点,分别比遵义、赣州片区高163和14个百分点,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财政收入等指标郴州都是三片区中最低的,片区农村人均纯收入4909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18%和552%,分别是遵义、赣州片区的722%和876%。这说明郴州片区的扶贫攻坚任务是最艰巨、最迫切的(见表1)。

三、三省三市片区金融扶贫实践比较

(一)扶贫攻坚政策比较

郴州市制定《关于强力推进罗霄山郴州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在2011-2020规划期内,郴州片区规划项目636个,总投资119268亿元。2013年要启动432个片区规划项目,实际已开工项目265个,占应启动项目的61%。这是在整个罗霄片区当中开工项目比例是最高的,比赣州高出8%,比吉安高出13%,比株州高出19%。

遵义市制定了《遵义市扶贫开发纲要》、《关于打好扶贫攻坚战加快“减贫摘帽”的实施意见》等政策和文件,明确提出2015年之前实现4个重点县、100个重点乡(镇)“减贫摘帽”和100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到2016年实现剩余重点乡(镇)全部“减贫摘帽”。

赣州市编制了《罗霄山片区(赣州)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实施规划(2011-2015年)》和《罗霄山(赣州)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产业扶贫规划(2011-2015年)》,总计规划项目4132个,投资规模6140亿元。

(二)共性金融扶贫措施

1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片区金融生态环境

郴州片区:一是推动农村支付体系建设,片区4个县已设立助农取款服务网点1567个;布放自助服务终端3998台,行政村覆盖率100%。二是努力构建农村信用体系。2013年末,片区已为1903万户农户建立信用档案,评定信用农户168万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73%和646%。三是稳步推进金融安全区创建,有省级金融安全区1家,市级金融安全区2家。

遵义片区:3县市共有银行业机构网点数177个,其中乡镇服务网点数107个。2013年末,完成“助农取款服务村村通”工程,片区522个行政村已实现全覆盖,覆盖率100%,机具布放559台,占片区总行政村个数的10709%。

赣州片区:开展中小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推动全省首家企业征信机构―绿盾征信有限公司于2013年7月落户赣州,推动全市527%的行政村完成授信。2013年末,片区12县市723%的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ATM数量达到1675台,POS机数量为328万台,POS机特约商户数量为270万户,行政村覆盖率100%。。

2实施货币信贷政策倾斜,引导信贷资金加大投放

郴州片区:2013年,人行郴州中支组织辖内13家银行机构,到片区开展“扶贫开发行长行”活动。充分运用再贷款、信贷规划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工具扶持片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2013年,发放支农再贷款7000万元,并对3个县的法人金融机构执行低于同类金融机构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增加信贷规划,截至2013年12月末,片区共5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7269亿元,同比增长241%,比年初新增1411亿元。

遵义片区:不断提高支农再贷款的使用效率,2013年累计使用支农再贷款454亿元,较年初增加192亿元,增长7328%;截至2013年末,支农再贷款余额282亿元,较年初增加160亿元,增长13115%,片区小额担保贷款余额198亿元,较年初增加312328万元,增长1856%。

赣州片区:2013年12个片区县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贷款总余额为41510亿元,增速为2619%,高出全市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平均增速258个百分点;全市享受支农再贷款支持的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均位于片区;全市唯一一家实施再贴现支持的金融机构位于片区,2013年累计办理再贴现金额为405亿元。

3开展扶贫金融创新,提升县域金融服务水平 郴州已推广林权抵押贷款、稀贵金属质押贷款、农户贷记卡“一卡通”模式、小额担保贷款+特色种养殖、订单农业贷款、“信贷+保险”模式等创新产品与服务。近三年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累计发放贷款352亿元,余额增长366%,高于全部贷款增速104个百分点,惠及农户142万户,企业344家。

遵义推出扶贫贴息贷款、“公司+农户”、“惠农卡”、“贷免扶补”贷款等支农服务模式。推动基础服务村村通工程,片区522个行政村实现助农取款全覆盖。截至2013年末,赤水市林权抵押贷款余额104亿元,较2011年年末增长872倍。自2010年以来已累计发放贷款近5亿多元,不良贷款率不到1%。

赣州创新大额农贷、小额农贷、惠农卡、林权抵押、果权抵押、仓单质押、猪舍抵押等等新型涉农信贷产品与抵押方式。支持开发新型小微企业信贷产品,截至2013年末,全市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4211亿元,比年初增长2118%,高出全部企业贷款增速377个百分点。

(三)地方特色金融扶贫措施

郴州片区:发展普惠金融,创建“部级”金融扶贫示范县 人行郴州中支以“创业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为重点,发展片区普惠金融,并通过市政府出台了《郴州市推动创业促进就业小额担保贷款工作实施细则》。截至2013年末,片区4县担保基金金额3003万元,小额担保贷款余额9335万元,扶贫贴息贷款2400万元,当年财政贴息金额989万元,扶持自主创业人数1965人,带动就业人数15456人。2014年积极创建“部级”金融扶贫示范县,探索我国金融扶贫新思路、新方法。

遵义片区:搭建农村资源和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共享平台

赤水市以信用建设为突破口,搭建“农村资源和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共享平台”,深入推进林权抵押贷款,实现人民银行、农信社、林业部门联网查询,盘活了林业资源、减少了贷款时间,降低了融资成本,促进了林业产业化发展,化解了林农贷款难。

赣州片区:壮大扶贫金融组织体系,探索财政担保融资

一是恢复国有商业银行县(市)撤并网点,12个连片特困区域共恢复或升级分支机构12个;二是引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目前全市3个村镇银行均位于罗霄山连片特困区域;三是支持证券和保险行业发展壮大,目前12个连片特困区域共有证券分支机构15个,保险分支机构152个;四是引导并规范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运营发展,12个连片区域共有融资性担保公司30家、小贷公司22家;五是通过财政出资组建担保基金、财政牵头成立担保公司以及实施财政贴息奖补等方式,消除金融机构参与扶贫开发的后顾之忧。截至2013年末,12个连片特困区域地方财政性担保贷款余额总计达到68亿元。

四、三省三市片区金融扶贫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金融扶贫政策倾斜不够,信贷资源配置有待优化

目前,国家及省级层面尚未出台针对连片特困地区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差别化的金融货币政策,缺乏明确的融资总量、支持重点、执行标准和考核要求。由于贫困落后,片区商业银行在竞争性信贷资源获取中本来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各金融机构也未在片区实施与发达地区有差别化的考核体系和经营管理方式,使得片区金融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凸显,扶贫开发受到影响。三片区再贷款总余额为1056亿元,每个县市平均仅056亿元;再贴现总余额为185亿元,每个县市平均不到01亿元。从表3知,2013年 “康复扶贫贴息贷款”三片区均未开展,郴州、遵义的再贴现均为0。

(二)金融扶贫部门协调不畅,金融扶贫主动性不强

我国扶贫贴息贷款发放机制改革后,贴息资金由省扶贫办在全省各贫困县间进行分配,各贫困县扶贫部门再根据企业和农户贷款提交利息清单金额进行贴息补贴,操作透明度低、随意性强,同时人民银行和各金融部门无法获知哪些贷款享受到扶贫贴息,部门之间缺少沟通协调机制。由于片区贷款的风险与收益不平衡,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不平衡,随着我国金融机构的经营企业化,追求利益最大化,出于收益和风险等因素,不愿涉足扶贫领域,工作主动性不强,扶贫内在动力不足。

(三)金融组织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

由于经济总量不足,片区在引进新型、大型金融机构上缺乏动力和底气,金融机构相对其他地区明显偏少,金融组织体系也不完善。以郴州片区为例,郴州11县市区证券机构、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分别有14、18、15家,而片区4县仅1、5、2家,比非片区县市明显偏少。另外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较慢,三片区融资中介机构体系发展滞后,尤其是专业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评估机构等。

(四) 金融产品和服务较为单一,难以满足片区金融需求

片区各县域投资、理财、证券买卖等中间业务开展较少,经济发展过度倚重银行传统间接融资,股市、债券等直接融资手段除赣州市章贡区、遵义赤水市、湖南省汝城县外,其它区域几乎空白。片区直接债务融资总额为1000亿元,平均每个区域仅为052亿元。另外各种中介费用如担保、评估费过高,造成融资成本偏高,也直接影响片区金融对企业的信贷支持。

五、片区扶贫开发政策建议

(一)顶层设计金融扶贫政策,对片区实行差别化管理

建议由人民银行牵头,召开一行三会、财政、税务、民政等部门的部级协调会,各部门就片区金融扶贫制定差别化的金融扶贫措施,出台具有可操作性政策细则。金融管理机构要加大信贷政策工具对片区倾斜力度,如降低机构设立准入门槛、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激励机制、增加信贷规划;增加再贷款、再贴现限额,通过再贷款、再贴现补充片区机构资金来源;降低片区法人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到3个百分点等。各金融机构应实施差别化考核和经营管理制度,对片区实施“特定地区、特定时期,给予特定政策”,要提高贷款风险容忍度、扩大信贷规模、放宽贷款审批权限、制定更灵活定价机制、增设县域网点等。

(二)整合社会资源,实施开发性扶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加强金融政策与财税政策协调配合,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广度,将中央、省安排给市、县、乡的财政扶贫类资金进行整合,集中投入,提高效益。采取“政府拿一点、项目捆一点、银行贷一点、群众筹一点、市场运作补一点”的办法,多元化筹措扶贫资金。加快扶贫方式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

(三)发挥金融“孵化器”作用,大力推进产业化扶贫

鉴于片区金融不发达,金融机构在金融总量上要“盘活存量、引进增量”,实施差别化产业发展政策,扶持发展一批覆盖面广、带动能力强、具有地方特色的农副产品加工、营销企业,积极推行以“公司+基地+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

高新区金融扶持政策范文2

关键词:金融扶贫商业银行扶贫举措扶贫成效

一、引言

精准脱贫是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首要目标。实践证明,金融扶贫是所有精准扶贫中最全面、最有效、最持久的扶贫方式,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等多重意义,能够产生多种溢出效应。“政策的、公益的、单一的”扶贫模式难以延续,因此明确金融扶贫重要性和创新金融扶贫方式就成为实现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形成金融扶贫长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成效,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努力,山东省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随着扶贫的逐步深入,一些制约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和长效脱贫的因素逐渐显露,扶贫工作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境。这就需要我们及时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为啃下贫困这块“硬骨头”创造条件。

二、山东省商业银行的扶贫举措

金融扶贫是扶贫工作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山东省各金融机构充分运用各方面优势,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创新模式体系,密切结合当地产业,充分打造联合扶贫新局面,更好的实现贫困户的脱贫。

(一)支持当地特色产业2009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分别为临沂市费县、蒙阴县光伏扶贫项目审批贷款5700万元和1.5亿元,已累计为临沂市鄄城、平邑、沂水、单县等7个县的光伏扶贫工程项目审批、投放贷款17.8亿元和6.6亿元,帮助贫困人口12万人,并为蒙阴岱崮景区、沂南竹泉景区等3个贫困地区旅游景区发放贷款1.8亿元。与此同时,为做好搬迁扶贫金融服务,济宁泗水、菏泽定陶区、曹县、成武县、郓城县的库区搬迁和土地整治项目审批、投放贷款分别为15.36亿元和6.5亿元,帮扶贫困人口3.9万人①。

(二)开展特色活动,开发创新项目山东省农商行为提升农民金融基础知识,开展了“金融知识走下乡”等项目活动,帮助农民了解金融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这类活动以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为中心,为实现全面、有效扶贫打下基础。农商行还在创新领域推广了一些信贷产品和抵押贷款,如“兴农贷”、“富农贷”等。就是这些支农惠农的扶贫产品发挥了快速又简便的优势,有效满足了贫困群体的当下需求。

(三)优化网点布局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结合“金融知识走下乡”等活动推动农村建设,加强金融知识的宣传,帮助农民明确现代金融理念的同时,还在农村的各服务点针对服务环节和服务点布局进行实时的优化和调整,近距离为农村客户提供有力支持,逐步实现贫困地区持续扶贫目标。

(四)助力产业扶贫山东省农业银行积极开展产业扶贫,以支持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为重心,通过一些突出的产业模式带动贫困户融入发展链。与此同时,通过政府信用增级等金融扶贫模式,农行还加大了“扶贫小额信贷”“富民生产贷”投放力度,也就是加大信贷投入,使产业获得增强脱贫的内生动力。

(五)积极对接政府和市场全省各农商行与区域政府扶贫办等相关部门主动对接和沟通,深入到贫困乡镇、贫困村和贫困户当中开展金融业务需求的实践调查,根据贫困农民的各方面金融服务需求状况,探讨扶贫路径:发展“企业+农户”模式,针对有产业的扶贫村,通过支持经营主体发展带动脱贫;对接市场和企业,针对于无产业扶贫村,根据其现状适度给予全额贴息贷款。农商银行还加强对信贷人员小额信贷业务和技术培训,提升信贷服务水平;强化对全市辖内农金员的培训,有效提升农村贫困人员小额支取、转账、查询等方面的服务水平,提供人性化、便利化的金融服务,严格按照国家金融服务标准开展工作,切实维护贫困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扶贫成效分析

(一)全省扶贫总体情况目前,山东省政府协调发挥各方力量,探索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农村扶贫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山东省并不在国家认定的14个贫困地区之中,也不存在部级的贫困县,但还是存在7005个省级定点扶贫重点村。临沂市和菏泽市,曹县、东平、萃县、沂南等20个县和黄河滩区扶贫安置区为全省的深度贫困地区。依据山东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2020年)”三年行动目标,2018年基本完成,2019年巩固升级,2020年将全面完成。为贯彻落实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指导精神,努力推动精准扶贫基本战略的实施,山东省扶贫工作得到了稳步前进,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扶贫成效也越来越明显。2015年至2017年,全省贫困人口从242万人降至17万人,在全省人口中的占比从2.5%降至0.17%。国定贫困人口数从2015年的111万人降至2017年的8.1万人,占比已不到全省总人口的0.1%。(参见表1)

(二)商业银行扶贫成效从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对山东省近11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计评价数据来看,扶贫贷款规模大幅度上涨,使受益贫困人口大大增多。截至2017年底,全省各类精准扶贫贷款余额646.21亿元,同比增长105.38%,具体成效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贷款类别来看,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4.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7.25%。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产业扶贫贷款、项目扶贫贷款余额和具体增长量如表2所示。其次,从机构类型看,全国大型金融机构贷款占比25.8%,涉农金融机构贷款占比59.23%,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占比如表3所示。第三,从银行账户来看,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水平不断提升,金融机构为贫困人口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银行账户的数量大幅度上涨,体现了银行业务的不断完善和人民对银行业务的认同和支持,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表42017年山东省精准扶贫贷款账户类型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银行账户数量(万)69.8162.2244.24755.82同比增长59.69%55.68%20.65%42.97%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对山东金融机构评价》最后,政策举措不断完善、产品与服务模式更加丰富。2017年山东省商业银行累计制定信贷投放计划、资源配置、绩效考核方面的内部激励措施已达373项,同比增加23项;累计开发金融精准扶贫产品和有效服务模式535个,同比增加49个①。

四、商业银行在扶贫中面临的问题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剩余贫困问题的解决难度更大。目前依然存在一些阻碍商业银行助力贫困地区全面、有效脱贫的瓶颈和障碍。

(一)参与扶贫的金融机构偏少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让很多省内大型商业银行因上市而调整战略,商业银行为了将网点集中在城市,对市场进行收缩,舍弃了大量农村市场,缩小甚至退出了部分城镇和县城的网点。近年来,科技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这又使商业银行网点退出的现象再次扩张,导致县级以下金融网点数量锐减,容易让一些金融组织在一些地方形成寡头垄断地位,农民的选择越来越单一,能够为农村群众提供扶贫资金的金融机构也越来越少。

(二)商业银行扶贫资金不足从主观上看,金融扶贫工作的信贷资金具有高风险、低回报的特点。此外,政府提供的风险救济资金不足,导致商业银行缺乏足够的信心,不愿在金融扶贫领域投入过多的有限资金。从客观来看,由于政府在金融扶贫、支农惠农方面政策匮乏,使一些大型商业银行把在本地吸收的存款贷到外地,使某些地区银行扶贫贷款减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着发达的科技支撑,互联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农村存款的跨地区吸收。另外,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上缴,也导致地方金融机构可用资金总量减少,用于扶贫的资金也会更少。

(三)金融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扶贫过程中政府引导资金的投放,但它只检查贷款额度,对评价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率和效果不够,而银行是扶贫资金的投资者,在保证扶贫信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只对不良率、利率、贷款回收率等指标进行考核,在其他方面监督考核制度不完善,而且农村信用环境差,导致扶贫贷款风险高,这也大大降低了金融扶贫的效果。

(四)农民金融知识素养不高虽然一些商业银行加大了对农民金融知识的宣传,但仍有很多信息闭塞的贫困地区存在大量农民,他们受教育程度低,金融知识缺乏,金融意识淡薄,经常会有借贷逾期的情况出现,导致农户陷入借贷困难的怪圈。农民金融知识缺失对金融扶贫的直接影响有:损害农民客户信用记录,降低农民贷款的几率;财政扶贫效率不高,使得大多数贫困户对财政扶贫的政策不了解,无法参与其中。由于贫困户的金融知识素养不高,没有办法切实树立金融扶贫的理念,将扶贫信贷资金当作救济款,不按时偿还利息本金,损害了自身信用记录的同时,也制约着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

(五)扶贫成果仍需要巩固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农村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大,一夜返贫的现象极容易出现,而且,贫困户的生产意识和获得信息的能力都比较落后,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培训和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实践。此外,由于贫困家庭经济落后,很容易受疾病、灾难、自然灾害等影响出现返贫现象。

五、提升金融扶贫效果的建议

(一)政府方面1.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国家扶贫主管部门和省扶贫办应当通过发行专项债务、再贷款、定向扶贫等方式,向商业银行提供充足精准扶贫资金,并对扶贫资金进行政策性的考核,科学设置贷款;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信用贷款机构,设立农村基金,降低准入门槛,加大扶贫基金供给,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2.对商业银行进行有效激励。为提高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应综合运用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手段,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信贷投入;加强扶贫贷款安全,建立风险补偿基金,让银行贷有保障。对贫困地区的商业和村镇银行,央行应设立专项扶贫再贷款,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大贴现支持力度等措施,促进信贷资金投入,激发商业银行积极性。3.提升农民生活保障程度。政府部门应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贫困地区情况制定教育扶贫政策和医疗保障扶贫政策,减小贫困户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压力;为特定人口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也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降低脱贫户再次贫困的概率。4.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充分发挥地方银行、监管机构、金融机构的优势为,展开扶贫工作,参与建设农村信用体系,为金融扶贫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二)商业银行方面1.健全考核管理机制。一是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完善银行内部考核管理机制,让参与主体明确其权力和义务,按照规范实行金融扶贫;二是建立扶贫项目全过程监督机制,允许第三方进行监督并给予评价;三是商业银行监管部门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金融扶贫资金相关指标的监管容忍度。2.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贫困地区金融需求日益增长,各商业机构需树立强烈创新意识,使扶贫工具和手段多样化。创新金融扶贫信贷产品,拓宽抵押担保范围,加快土地承包权和保险抵押贷款,在抵押方法上进一步创新。加大扶持贫困地区旅游企业,建立扶贫贷款绿色通道,缩短流程,利用互联网开展网上办理,简化手续,使贷款利率执行大幅度领先同类贷款。3.增加项目驱动方式。以龙头企业为重点,围绕银行让利,财政贴息,企业带动贫困户收益的联动扶贫机制,银行可以为当地的龙头企业提供一定的信贷资金,在原有的项目带动基础上加大对微小型企业的支持,让企业发展的带动区域贫困户脱贫致富。

(三)农民教育方面1.加大金融知识的普及与培训,提高贫困地区企业和群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和扶贫资金使用的综合效率。在环境和信息等因素影响下,仍有很多贫困地区金融知识素养低下,金融意识淡薄。因此,展开对贫困地区企业和群众金融知识的培训已成重要任务,对此,下一步需要提升贫困地区群众基础金融知识水平和基础金融能力,帮助贫困地区的企业和老百姓补充精神和能力上的“钙”。2.强化诚信意识,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参与扶贫的各单位部门要大力开展对农民风险意识和诚信意识的教育与培训,提高他们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和诚信品质。同时,司法机关要加强对失信行为的依法惩处,为金融扶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由于金融在服务地方经济中具有独到的优势,政府、商业银行和农户之间也应搭建起联系的桥梁、更多的政策支持、更大的资金投入、更高的金融知识素养,这样才能有效帮助贫困地区加快脱贫步伐、实现农村经济长远持续发展。商业银行对乡镇企业和村民开发创新产品,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引领村民发家致富;政府给予财力的保障,利用专项资金和互助资金,帮助贫困地区稳步高效发展,让农民感受到政府的好政策,利用金融扶贫政策打破脱贫攻坚的壁垒,实现贫困户的脱贫,逐步向全面小康的目标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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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金融扶持政策范文3

【关键词】金融支持 扶贫开发 农业保险 农民收入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有组织的实施扶贫开发,在国家经济政策向西部倾斜的背景下,迪庆州政府也在农村进行了旨在消除贫困的大规模扶贫开发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随着国家扶贫资金的大量投入和脱贫速度的减缓,资金使用效率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究竟怎样的扶贫方式对农民脱贫最有效,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关注财政资金扶贫效率,如:王朝阳等(2012)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行财政扶贫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对GDP增长和农民年均纯收入的推动效果较为明显,但对县域工业经济才增长并没有特别的促进作用;帅传敏等(2008)通过对全国592个贫困县扶贫资金投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国外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优于国内扶贫资金,国内扶贫资金中效率最差的是中央贴息扶贫贷款。而对金融扶贫效果的研究仅仅是从单一角度进行分析,如:褚保金等(2008)以江苏省为例,分析表明农村信用社扶贫小额贷款对贷款农户的家庭纯收入产生了统计上显著的正向影响。那么究竟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整体效果如何,地方支农贷款的投放是否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生活水平,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将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迪庆藏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现状

(一)金融支持农村发展情况

农村是扶贫开发的主战场,迪庆州各金融机构在人民银行迪庆中支的指导和推动下,充分认识和把握我州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以服务“三农”为导向,不断加大信贷支农力度。截止2012年末,全州涉农贷款余额为922342万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72.58%)较年初增加140924万元,同比增长18.03%,高于各项贷款同比增速1.99个百分点,其中,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为58323.89万元,同比增长34.12%;农村基层设施建设贷款余额为499105.04万元,同比增长1.36%;农村企业贷款余额为639335.64万元,同比增长4.03%;农户贷款余额为151056.94万元,同比增长26.23%。全州15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迪庆州“三农”发展的信贷融资需求,较为有力地支持了藏区农村扶贫开发。

(二)金融扶贫相关政策实施情况

2012年,人民银行迪庆中支积极与地方政府沟通协调,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指引,从全州实际情况出发,增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针对性,运用再贷款、优惠利率和信贷政策指引等多种手段,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主动做好扶贫开发各项金融服务工作。

1.积极促进扶贫贴息贷款政策实施,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一方面,按照《迪庆州财政局 迪庆州扶贫办关于下达2012年省级扶贫项目贴息计划并拨付资金的通知》(迪财农[2012]130号)等文件的要求,全年共发放贴息项目贷款4200万元,贴息126万元,其中:发放省级推荐项目贴息贷款2000万元,用于建设3000吨精炼菜油加工和示范基地,获得中央财政贴息60万元,带动小中甸、建塘等3个乡镇种植油菜面积44440亩,受益农户达5000余户。

另一方面,按照《迪庆州财政局 迪庆州扶贫办关于拨付2012年度第一批扶贫到户贷款计划及拨付财政贴息资金的通知》(迪财农[2012]18号)等文件的要求,全年共安排扶贫到户贷款贴息280万元,其中:香格里拉县共获得100万元财政贴息①,促进了金江、上江、虎跳峡及五境等四个乡(镇)的种养殖业发展,惠及24个行政村,283个村民小组,受益农户达1028户,受益农民达7564人。

2.积极推动藏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因地制宜做好农村金融服务工作。迪庆中支从藏区实际情况出发,通过下发信贷指导意见等方式,积极推动藏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在人民银行和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当地金融机构积极探索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渠道,截止2012年末,迪庆州共有七种创新金融产品,覆盖全州29个乡镇,贷款余额达67925万元,占全州各项贷款余额的5.34%,占涉农贷款余额的7.36%,使4万农户和12家企业收益;共有POS惠农支付等三种创新服务方式,实现29个乡镇全覆盖,全年办理业务金额达11306.47万元,受益农户数达11.6614万户,受益企业36家。

3.积极推进农业保险服务相关政策实施,鼓励地方发展特色农业保险。一方面,依据州政府下发的《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2012年度全州政策性农业保险续保工作的通知》(迪政办发[2012]42号)等文件,积极鼓励和推动地方保险机构参与针对青稞、藏系羊及牦牛等特色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承保工作,截止12月末,共收取保费收入3516.82万元,其中:牦牛、藏系羊及青稞等三种特色农产品的投保数量分别达到6.76万头、23.36万及9.32万亩;另一方面,鼓励地方保险公司开展创新型服务,推出了针对全州农村学生、城镇低保户及军烈属子女的学生平安险,以及针对基层村官的国寿新简易人身两全保险等特色保险服务。

4.积极开展“一创两建”工作,搭建惠农绿色通道。一方面,积极推动农村支付环境建设。截止2012年末,迪庆州已建立惠农支付服务点108个,各类业务交易及查询笔数累计达到了40752笔,交易金额达408.12万元。惠农支付服务业务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建设,搭建了一条支农、惠农、便农的“支付绿色通道”,惠及27个乡镇、88个行政村、107个村民小组。

另一方面,扎实推进农村信用体系试点建设工作,截止2012年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德钦县已为7157农户建立了纸质信用信息档案,建档面达全县农户数的66%;为5594农户建立了电子信用档案及信用评级,占已采集信息农户的76%,全县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已初步建立。

5.其他金融扶贫政策实施情况。迪庆州政府下发《迪庆州财政局 迪庆州人民政府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下达2012年云南省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拨付资金的通知》(迪财农[2012]20号)等文件,为藏区农民提供生产技能技术培训补助资金,切实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增强贫困地区农民的造血功能,截止2012年末,已开展引导性培训及技能培训两项计划,分别获得财政补助资金18万元及272万元,使4300人受益。

(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金融基础设施是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重要载体。截止2012年末,迪庆州共有15个县级金融机构,73个银行业金融服务网点,金融服务网点密度仅为0.0031个/平方千米,且三个县城金融机构服务网点数为35个,占比高达47.95%,金融机构布局呈现重城镇、轻农村的特点。全州共有银行业从业人员865人,保险业从业人员550人,人均金融服务人员为0.0039人,其中:人均银行业金融服务人员约为0.0024(即:每一名银行业从业人员,需要为大约417个人提供金融服务)。全州自助机具布放数为1356台,人均0.0038台,其中:ATM机106台,人均拥有量为0.00029台;POS机具1234台,人均拥有量为0.0034台,其他自助服务终端仅有16台。可见,我州境内尤其是农村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明显不足,较难发挥金融扶贫的载体作用。

三、迪庆藏区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效率分析

由于扶贫针对的是特别贫困地区的农民,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此,本文试图从迪庆藏区金融扶贫开发政策入手,以迪庆辖内三个部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县域经济金融数据作为考察金融扶贫效果的主要指标,并选用藏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计量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为金融对藏区扶贫开发的推动提供实际证据。

(一)模型及数据指标简介

由于迪庆藏区辖内仅有3个县,金融数据统计口径又于2008年发生变化,因此仅可获得2008~2012年连续5年的数据,为解决样本容量不足的问题,同时,为了克服时间序列模型可能会忽略个体差异,而截面数据可能无法反映经济的动态变化趋势这两种缺点,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并假设在样本区间内,各县的经济结构、人口素质等不可观测的特质性因素是固定不变的,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采用的统计软件为stata11.0。

从理论上来说,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林牧渔业贷款,是对农村的物质资本投入,而增加农村企业贷款及农户贷款,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业企业和农民提高自身技能水平,相当于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因此本文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建模依据,模型中,因变量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对数(linc),而自变量包括各项涉农贷款的对数(详细指标参看表1)。

表1 实证数据指标说明表

注:(1)实证分析中l* 表示对指标*取对数;

(2)由于因变量采用的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达到一致性,在实证分析中将各项金融数据按照各地区农业人口数进行平均,从而得到农村居民人均值。

模型具体形式为:

lincit=β0+β1linfloanit+β2lfarmloanit+......+μit

(i=1,......,3; t=2008,2009,......,2012)

其中,βk表示各项支农贷款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

(二)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对数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详细分析各项涉农贷款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效应,以期对金融扶贫效率做出实证判断。回归结果归纳在表2中,其格式为:每列报告不同的回归结果,而每行则报告系数的估计值、标准误,F统计量、P值或其他相关回归的信息。

首先,观察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扶贫效力。表2第(1)列给出了在地区固定效应下,迪庆州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影响的双对数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可知,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各项贷款及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均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模型整体识别度较高,具体而言:每增加1%的各项贷款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将分别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4031%和0.0223%。

其次,观察涉农贷款扶贫效力。考虑到各项贷款中能直接对农民收入产生正向影响的应该是涉农贷款,因此在第(2)列中,用涉农贷款代替各项贷款,结果发现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每增加1%的涉农贷款,将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287%,而每增加1%的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可增加0.0597%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最后,为详细分析涉农贷款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扶贫效力,从而为改进涉农贷款结构以更好的发挥扶贫作用提供依据,第(3)列用农户贷款、农林牧渔业贷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村企业贷款来替代(2)中的涉农贷款,结果发现模型的整体识别度提高,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和农村企业贷款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显著,因此在第(4)列回归中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回归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农林牧渔业贷款的影响效应为负,即其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存在消极影响,每增加1%的农林牧渔业贷款,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将下降0.0709%,而每增加1%的农户贷款,将促进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0.3695%,每增加1%的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可增加0.0315%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表2 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归纳表

注:这些回归是使用迪庆州三县,从2008年至2012年(总共15个观测值)的面板数据估计而得。标准误在系数下面的括号中给出,p值在F统计量下面的括号中给出。个别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或**1%的显著性水平下在统计上显著。

(三)实证分析结论

总结第二部分的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金融涉农贷款对农村扶贫开发有正向促进效应。从回归分析中可知,金融机构发放的涉农贷款,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就是说金融支持能够改善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且从回归的组内R2也可看出,涉农贷款的增加确实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解释近年来迪庆州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其中,第(4)列回归结果表明,在各项支农贷款中,农户贷款的发放对提高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最有效。

第二,目前迪庆藏区金融扶持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效率较低。从回归结果可知,对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最有效的农户贷款,其影响弹性也仅为0.3695,而有的解释变量的弹性甚至未达到0.1,如此小的影响弹性表明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效率是较低的。以农户贷款为例:2012年迪庆州农业人口数为30.27万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769.1元,农户贷款余额为151056.94万元,假设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即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9元),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户贷款余额需增加2.71%(即增加4078.59万元),巨额的农户贷款增长,仅能促进农民增收47.69元,可见效率较低,金融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效率仍有待于提高。

第三,政策性农业保险对于保障农民生活,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显著正向效应。由于农民是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支出的直接受益人,因此相对于保险费收入和保险金额而言,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更直接,因此分析中选用理赔支出作为计量农业保险效果的指标,回归结果表明,虽然影响弹性仅为0.0315,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政策性农业保险理赔支出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确实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第四,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和农林牧渔业贷款余额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效应为负,这与预期相悖,可能是因为在迪庆州财政扶持力度弱,在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发展农林牧渔业的过程中,金融贷款不足的部分,往往需要由当地农村居民来承担,这反而增加了农村居民的负担,对当期农民收入的影响呈现出负效应,但从长远来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扶贫开发应该是有促进作用的。

第五,农村企业贷款余额对农民收入未体现出明显的影响效果。回归结果表明农村企业贷款余额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但笔者认为农村企业带动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是推进农村扶贫开发的一个有效途径,该计量结果的产生,可能是因为:(1)目前迪庆州农村产业化程度普遍较低,农村企业覆盖范围有限,使得运用现有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无法体现出农业产业化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的优势;(2)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因此本文只考虑其当期效果的分析方式,无法体现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长期影响效应。

四、迪庆藏区金融扶贫开发效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迪庆中支与地方政府配合协调,积极推广实施藏区金融扶贫相关政策,但迪庆州经济基础薄弱、支农贷款品种少、支农资金短缺及配套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因素,共同导致了辖内县域金融支持扶贫开发效率较低的现状。

(一)金融支农贷款品种少,创新不足,缺乏有效促进扶贫开发的金融产品与服务

一是支农贷款品种少,难以满足农村居民贷款需求。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各项涉农贷款中,农户贷款对于农村扶贫开发最有效,但目前迪庆州直接贷给农户的贷款仅有农户小额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及少量的林权抵押贷款等,适合农户的金融产品匮乏,且已推行的贷款利率偏高、期限偏短、金额偏小,农民负担较重,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需长期、大额投入不相匹配,因而扶贫开发效率偏低。

二是金融创新不足。金融机构基层行社虽然处于金融扶贫开发的前沿阵地,真正贴近农村市场,最了解县域“三农”的信贷需求,但由于缺乏专业性人才,加之对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目前已有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创新均为吸纳性创新,没有能力开发原创性的、针对农村地区扶贫开发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方式。

(二)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单一,信用社独木支三农,面临较大金融扶贫开发压力

迪庆藏区金融机构经营规模小、基础薄弱,且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网点逐渐收缩,农村资金大量外流,乡(镇)一级仅保留有农村信用社的分支机构,农村信用社承担着大部分农村金融扶贫服务的重任。随着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逐渐多元化,且农业产业化发展使得对农业信贷资金的需求量逐步扩大,而各乡镇农村信用社自身经营实力有限,业务规模小,盈利能力差,抗风险能力较低,面对日益增长、逐渐多元化的农村金融服务需求,需独木支三农,支农力不从心,存在较大的金融服务供给压力。

(三)扶贫贴息贷款发放门槛高、涉及面窄,企业及农民的自主性融资需求较难获得财政贴息

一方面,国家扶贫贴息项目贷款的申请门槛较高,只有规模较大、贷款金额较高的企业项目贷款才能获得财政贴息,迪庆藏区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特色企业经营规模较小、基础薄弱,较难满足扶贫贴息项目贷款申请条件,目前已有的项目贷款贴息,也是以自上而下的安排分配为主,地方企业自主性融资需求较难满足。

另一方面,目前扶贫到户贷款主要安排在金江等经济状况相对较好的乡镇,涉及面较窄,且利率贴息易导致寻租行为的产生,在缺乏完善的贷款发放后续监测机制的情况下,扶贫到户贷款资金存在难以瞄准贫困客户群、资金安排随意性较大等问题,最贫困的乡镇及最需要资金扶持的农民往往较难获得贷款贴息。

(四)政策性农业保险成本高、险种少,保障农民生活水平效率不高

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风险大、成本高,盈利能力较弱,各家保险公司参与积极性不高。据了解,由于迪庆藏区经济基础薄弱,财政收入增长迟缓,收支差距较大,造成政策性农业保险中的州、县一级财政补贴较难落实,加之藏区农民收入不高,农业产业化程度低,农民自担部分的保险费用也较难收讫。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成本高、风险大、盈利能力弱,因而各家保险公司开展特色农业保险的激励不足。

另一方面,政策性农业保险覆盖面窄、险种少,弥补农民损失能力不足。以农民专业化养猪为例:目前迪庆州政策性农业保险仅涉及能繁母猪,而对于生猪养殖则不涉及,一旦发生灾害和意外,由于生猪养殖比例远大于能繁母猪,相应的生猪损失也较大,但却无法获得补偿,农民的养殖风险得不到弥补,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农民生活水平的能力明显不足。

(五)农业资金供给不足,金融支持农村地区“造血”脱贫的能力较弱

农业产业化发展,有利于增强农村地区的造血功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然而目前迪庆州农业资金供给不足,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能力较弱。

一是迪庆州地方财政扶持能力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迪庆州地方财政困难,境内山高谷深,大多数贫困山区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改善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重担基本落在农民身上,加重了农村居民的负担,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发展。

二是金融机构审贷权普遍上移,出于信贷资金安全性考虑,仅有的信贷资源也向大项目、大企业倾斜,而规模相对较小的农业企业,由于经营管理机制不完善、财务制度不健全、抗风险能力弱,又难以达到金融部门发放贷款所需的担保、抵押条件,使其难以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也难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五、增强迪庆藏区金融扶贫开发效率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农村金融创新,依托藏区优惠政策,积极研发推广扶贫开发金融产品

一是切实加强对农村金融创新工作的支持,树立金融机构创新意识。以农村金融市场为导向,以政策扶持为支撑,健全和完善正向激励机制,转变金融机构观念,强调创新对促进金融机构拓展经营业务和提升竞争能力的重要作用,充分调动和激发金融机构内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是建议各涉农金融机构积极培育农村金融创新人才,增强金融服务原创能力。建立农村金融产品及服务方式创新激励机制,鼓励信贷人员根据农村居民信贷需求变化,创造符合地方特色,有针对性的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例如:针对农户缺乏合格的贷款抵押担保品等现实问题,建议金融机构适当扩大贷款抵押担保品范围,增加支农贷款品种,围绕农民的切实需求,探索研发结合当地实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及农产品抵押等围绕农村“三权三证”的新型抵押方式,增加信贷品种,提高金融产品的适应性,为农民提供更加实际、更加完善的金融服务,为农业发展、农村繁荣注入资金和活力。

三是依托藏区优惠政策,积极研发有针对性的扶贫开发金融产品。迪庆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辖内三县均属部级贫困县,中央及省级财政对迪庆贫困人口和低收入群体采取的扶持类政策较多,把握政策倾斜优势,用好用活现有政策,积极进行政策扶贫范畴的金融产品创新。

(二)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促进金融支农体系多元化发展

一是完善现有农村金融体系,缓解农村信用社金融扶贫压力。一方面,强化农业发展银行政策功能,使其成为资金回流农村的流转枢纽,在农田水利、农业科技开发、农业机械化普及等商业性金融服务薄弱领域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改革农业银行运行机制,将农行定位于服务农业的商业银行,授予其县级分支机构更大的经营自。

二是本着竞争激励的原则,适当放开农村金融市场限制。适当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门槛,积极培育发展竞争性、多样性和有效率的农村金融组织,努力构建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小额贷款组织相互竞争、相互补充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

(三)加强支农政策与金融信贷业务的结合,积极完善农村地区财政扶贫贴息贷款运行机制

一是扶贫贴息项目贷款方面。建议政府部门继续加大对迪庆藏区的政策倾斜力度,适当降低迪庆藏区特色企业扶贫贴息贷款发放门槛,且由于当地政府对藏区企业及项目的发展状况及资金需求情况较为了解,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金浪费,建议给予地方政府适当的扶贫贴息贷款项目审批权限,以便及时、有针对性的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

二是扶贫贴息到户贷款方面。规范扶贫到户贷款运行机制,尤其需完善扶贫到户贷款发放监测机制,建议规范采用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制度,对扶贫到户贴息贷款采用“政府部门初审——金融机构审查放贷——贴息统一补给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由金融机构结合农户的信用及经济情况,进行扶贫到户贴息贷款贷前审查和贷后监测工作,以便真正地瞄准贫困客户群,降低贷款发放随意性,拓宽财政贴息贷款覆盖面。

(四)适当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完善农村保障体系

一是建立和完善地方保险公司承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激励机制。建议适当提高中央和省一级的政策性特色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降低州县补贴及农民自担部分,从而保障政策性保险公司保费收入能及时收取到位。同时,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公司的政策和税收优惠,吸引更多的保险公司投向农业保险行业。

二是建议适当扩大政策性农业保险范围,对商业性保险公司办理的农业保险和农业企业保险提供一定比例的财政补贴,鼓励和支持其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和规模,增强弥补农民损失的能力。

三是为了弥补现有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不足,建议政府建立农业保险保费补偿专项基金,完善农村保障体系。

(五)加大农业资金投入,增强农村地区脱贫“造血”功能

一是建议适当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改善农村地区交通、通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有时间和精力发展农业产业,实现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

二是建议适当放宽对农村金融分支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制,强化其金融支农能力,同时培育和扶持农业企业发展,完善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和财务制度,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吸引金融资源投向农业产业发展。

三是建议政府财政建立专门的信贷风险补偿金,对金融机构在支持扶贫开发金融服务过程中产生的风险给予一定的补贴;同时,督促金融机构不断加强经营管理,增强经营实力,加强金融服务,充分发挥支持扶贫开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作用。

注释

①据了解,目前迪庆州扶贫到户贴息贷款财政贴息的提供方式为农户向乡镇一级金融机构营业网点申请贷款并自行偿付贷款及利息后,再向乡镇财政所申请贴息,而非直接将财政贴息拨付金融机构,因此各家金融机构无法专项统计该财政贴息贷款的相关数据。

参考文献

[1]王朝阳,余玉苗,袁灵.财政扶贫与县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12年第6期:23-25.

[2]帅传敏,梁尚昆,刘松.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投入绩效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08年第6期:84-86.

高新区金融扶持政策范文4

关键词:金融扶贫商业银行扶贫举措扶贫成效

一、引言

精准脱贫是现阶段扶贫工作的首要目标。实践证明,金融扶贫是所有精准扶贫中最全面、最有效、最持久的扶贫方式,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等多重意义,能够产生多种溢出效应。“政策的、公益的、单一的”扶贫模式难以延续,因此明确金融扶贫重要性和创新金融扶贫方式就成为实现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形成金融扶贫长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成效,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经过长期的努力,山东省金融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随着扶贫的逐步深入,一些制约贫困地区全面脱贫和长效脱贫的因素逐渐显露,扶贫工作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境。这就需要我们及时思考,探索解决问题的对策,为啃下贫困这块“硬骨头”创造条件。

二、山东省商业银行的扶贫举措

金融扶贫是扶贫工作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山东省各金融机构充分运用各方面优势,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创新模式体系,密切结合当地产业,充分打造联合扶贫新局面,更好的实现贫困户的脱贫。

(一)支持当地特色产业2009年以来,中国农业银行山东省分行分别为临沂市费县、蒙阴县光伏扶贫项目审批贷款5700万元和1.5亿元,已累计为临沂市鄄城、平邑、沂水、单县等7个县的光伏扶贫工程项目审批、投放贷款17.8亿元和6.6亿元,帮助贫困人口12万人,并为蒙阴岱崮景区、沂南竹泉景区等3个贫困地区旅游景区发放贷款1.8亿元。与此同时,为做好搬迁扶贫金融服务,济宁泗水、菏泽定陶区、曹县、成武县、郓城县的库区搬迁和土地整治项目审批、投放贷款分别为15.36亿元和6.5亿元,帮扶贫困人口3.9万人①。

(二)开展特色活动,开发创新项目山东省农商行为提升农民金融基础知识,开展了“金融知识走下乡”等项目活动,帮助农民了解金融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这类活动以坚持扶贫与扶智相结合为中心,为实现全面、有效扶贫打下基础。农商行还在创新领域推广了一些信贷产品和抵押贷款,如“兴农贷”、“富农贷”等。就是这些支农惠农的扶贫产品发挥了快速又简便的优势,有效满足了贫困群体的当下需求。

(三)优化网点布局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结合“金融知识走下乡”等活动推动农村建设,加强金融知识的宣传,帮助农民明确现代金融理念的同时,还在农村的各服务点针对服务环节和服务点布局进行实时的优化和调整,近距离为农村客户提供有力支持,逐步实现贫困地区持续扶贫目标。

(四)助力产业扶贫山东省农业银行积极开展产业扶贫,以支持贫困人口增收脱贫为重心,通过一些突出的产业模式带动贫困户融入发展链。与此同时,通过政府信用增级等金融扶贫模式,农行还加大了“扶贫小额信贷”“富民生产贷”投放力度,也就是加大信贷投入,使产业获得增强脱贫的内生动力。

(五)积极对接政府和市场全省各农商行与区域政府扶贫办等相关部门主动对接和沟通,深入到贫困乡镇、贫困村和贫困户当中开展金融业务需求的实践调查,根据贫困农民的各方面金融服务需求状况,探讨扶贫路径:发展“企业+农户”模式,针对有产业的扶贫村,通过支持经营主体发展带动脱贫;对接市场和企业,针对于无产业扶贫村,根据其现状适度给予全额贴息贷款。农商银行还加强对信贷人员小额信贷业务和技术培训,提升信贷服务水平;强化对全市辖内农金员的培训,有效提升农村贫困人员小额支取、转账、查询等方面的服务水平,提供人性化、便利化的金融服务,严格按照国家金融服务标准开展工作,切实维护贫困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扶贫成效分析

(一)全省扶贫总体情况目前,山东省政府协调发挥各方力量,探索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农村扶贫体系,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山东省并不在国家认定的14个贫困地区之中,也不存在部级的贫困县,但还是存在7005个省级定点扶贫重点村。临沂市和菏泽市,曹县、东平、萃县、沂南等20个县和黄河滩区扶贫安置区为全省的深度贫困地区。依据山东省委、省政府制定的“打赢脱贫攻坚战(2018-2020年)”三年行动目标,2018年基本完成,2019年巩固升级,2020年将全面完成。为贯彻落实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指导精神,努力推动精准扶贫基本战略的实施,山东省扶贫工作得到了稳步前进,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扶贫成效也越来越明显。2015年至2017年,全省贫困人口从242万人降至17万人,在全省人口中的占比从2.5%降至0.17%。国定贫困人口数从2015年的111万人降至2017年的8.1万人,占比已不到全省总人口的0.1%。(参见表1)

(二)商业银行扶贫成效从中国人民银行2017年对山东省近110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统计评价数据来看,扶贫贷款规模大幅度上涨,使受益贫困人口大大增多。截至2017年底,全省各类精准扶贫贷款余额646.21亿元,同比增长105.38%,具体成效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从贷款类别来看,帮扶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4.69万人次,同比增长137.25%。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贷款、产业扶贫贷款、项目扶贫贷款余额和具体增长量如表2所示。其次,从机构类型看,全国大型金融机构贷款占比25.8%,涉农金融机构贷款占比59.23%,股份制及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村镇银行贷款占比如表3所示。第三,从银行账户来看,贫困地区普惠金融水平不断提升,金融机构为贫困人口开通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银行账户的数量大幅度上涨,体现了银行业务的不断完善和人民对银行业务的认同和支持,具体数据如表4所示。表42017年山东省精准扶贫贷款账户类型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银行账户数量(万)69.8162.2244.24755.82同比增长59.69%55.68%20.65%42.97%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对山东金融机构评价》最后,政策举措不断完善、产品与服务模式更加丰富。2017年山东省商业银行累计制定信贷投放计划、资源配置、绩效考核方面的内部激励措施已达373项,同比增加23项;累计开发金融精准扶贫产品和有效服务模式535个,同比增加49个①。

四、商业银行在扶贫中面临的问题

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剩余贫困问题的解决难度更大。目前依然存在一些阻碍商业银行助力贫困地区全面、有效脱贫的瓶颈和障碍。

(一)参与扶贫的金融机构偏少城市化的不断发展让很多省内大型商业银行因上市而调整战略,商业银行为了将网点集中在城市,对市场进行收缩,舍弃了大量农村市场,缩小甚至退出了部分城镇和县城的网点。近年来,科技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这又使商业银行网点退出的现象再次扩张,导致县级以下金融网点数量锐减,容易让一些金融组织在一些地方形成寡头垄断地位,农民的选择越来越单一,能够为农村群众提供扶贫资金的金融机构也越来越少。

(二)商业银行扶贫资金不足从主观上看,金融扶贫工作的信贷资金具有高风险、低回报的特点。此外,政府提供的风险救济资金不足,导致商业银行缺乏足够的信心,不愿在金融扶贫领域投入过多的有限资金。从客观来看,由于政府在金融扶贫、支农惠农方面政策匮乏,使一些大型商业银行把在本地吸收的存款贷到外地,使某些地区银行扶贫贷款减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有着发达的科技支撑,互联网金融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农村存款的跨地区吸收。另外,农村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的上缴,也导致地方金融机构可用资金总量减少,用于扶贫的资金也会更少。

(三)金融扶贫的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扶贫过程中政府引导资金的投放,但它只检查贷款额度,对评价财政扶贫资金的效率和效果不够,而银行是扶贫资金的投资者,在保证扶贫信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只对不良率、利率、贷款回收率等指标进行考核,在其他方面监督考核制度不完善,而且农村信用环境差,导致扶贫贷款风险高,这也大大降低了金融扶贫的效果。

(四)农民金融知识素养不高虽然一些商业银行加大了对农民金融知识的宣传,但仍有很多信息闭塞的贫困地区存在大量农民,他们受教育程度低,金融知识缺乏,金融意识淡薄,经常会有借贷逾期的情况出现,导致农户陷入借贷困难的怪圈。农民金融知识缺失对金融扶贫的直接影响有:损害农民客户信用记录,降低农民贷款的几率;财政扶贫效率不高,使得大多数贫困户对财政扶贫的政策不了解,无法参与其中。由于贫困户的金融知识素养不高,没有办法切实树立金融扶贫的理念,将扶贫信贷资金当作救济款,不按时偿还利息本金,损害了自身信用记录的同时,也制约着金融机构贷款的积极性。

(五)扶贫成果仍需要巩固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农村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大,一夜返贫的现象极容易出现,而且,贫困户的生产意识和获得信息的能力都比较落后,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进行培训和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生产实践。此外,由于贫困家庭经济落后,很容易受疾病、灾难、自然灾害等影响出现返贫现象。

五、提升金融扶贫效果的建议

(一)政府方面1.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国家扶贫主管部门和省扶贫办应当通过发行专项债务、再贷款、定向扶贫等方式,向商业银行提供充足精准扶贫资金,并对扶贫资金进行政策性的考核,科学设置贷款;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建立信用贷款机构,设立农村基金,降低准入门槛,加大扶贫基金供给,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2.对商业银行进行有效激励。为提高商业银行的积极性,应综合运用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手段,激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信贷投入;加强扶贫贷款安全,建立风险补偿基金,让银行贷有保障。对贫困地区的商业和村镇银行,央行应设立专项扶贫再贷款,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加大贴现支持力度等措施,促进信贷资金投入,激发商业银行积极性。3.提升农民生活保障程度。政府部门应加大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贫困地区情况制定教育扶贫政策和医疗保障扶贫政策,减小贫困户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压力;为特定人口提供特定的政策支持,也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降低脱贫户再次贫困的概率。4.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充分发挥地方银行、监管机构、金融机构的优势为,展开扶贫工作,参与建设农村信用体系,为金融扶贫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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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疆三地州;扶贫开发;金融

一、南疆三地州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南疆三地州包括新疆喀什、和田以及克州地区,总面积45.92万平方公里,人口652万人,其中94%是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一)经济水平低,发展动力不足。南疆三地州79%的县(市)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占新疆扶贫人口81%。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初级阶段,农牧业生产仍然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工业生产加工主要集中于资源开采和初级产品加工,产业结构呈现低级化特征。且由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牧民缺乏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劳动技能,“靠天吃饭”现象严重,自然灾害的时有发生导致农牧民难以形成原始的资本积累,自身发展动力不足。

(二)财政收入少,投资力度积弱。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农牧业发展,工业化水平低,南疆三地州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自给率较低,目前南疆三地州财政收入占全疆财政收入比例不足5%,导致多年来政府支出对农业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严重不足,经济的自我积累发展能力弱,经济增长起步困难,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二、金融支持南疆三地州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困难

(一)金融机构体系单一。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南疆三地州金融机构运营投入大,开发和管理成本高,运营成本是平原地区的2-3倍,利润率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甚至出现亏损,金融机构设立网点的意愿不高,各类金融组织缺乏,企业融资渠道以来银行贷款为主。

(二)金融产品供给缺乏。金融产品和服务缺乏,企业依赖银行贷款间接融资,债券、票据等直接融资产品匮乏,股权融资尚属空白。如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仍以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主,贷款金额较低,难以满足种养殖大户、专业合作组织、家庭农场等新型农村生产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

(三)扶贫贴息贷款落地难,政策有待完善。贷款期限过短与种养殖业生产周期不匹配,难以满足贫困农牧户持续生产资金需求,影响扶贫贷款政策的实施效果;贷款贴息比例偏低,贫困户虽享受贷款贴息,但仍需负担较高利率水平的贷款利息,付息压力大;贴息资金缺口较大,目前贴息额度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牧业贷款实际贴息需求。

(四)农业保险覆盖程度低,补偿作用有限。尽管属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先行试点省区,但新疆地区农业保险的险种设置和保险责任覆盖面低。近年来,南疆三地州林果业、畜牧养殖等高效、高附加值农业快速发展,农户面临的生产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大,随之带来对相关农业保险需求的增加,但是与之对应的覆盖林果、畜牧业的农业保险产品缺失,农牧民参保相关农业保险途径缺乏。

三、金融支持南疆三地州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健全金融体系建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鼓励支持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发展,放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条件,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发展直接融资,支持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融资,支持中小企业通过集合票据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供应链融资。

(二)鼓励金融产品创新。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产品类别,根据贷款对象资信水平、所处行业等的不同,细化产品和服务方案,创新产品和服务类别;引导金融机构制定差别化的授信审批政策,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对畜牧业和林果业的贷款进行财政贴息,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畜牧业、特色林果业等特色产业的金融支持。

(三)优化贴息贷款管理,扩大政策受益主体。一是延长扶贫贷款贴息的最长期限,尽可能满足农牧业生产周期资金需求;二是进一步提高贴息比例,减轻农牧民、企业还款压力。三是提高贴息资金计划规模,放宽扶贫贴息贷款中项目贷款的比例限制,实现应贴尽贴。

(四)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一是将农业保险列入政策性保险范围,发挥政策性农业保险增强农牧民抗风险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作用。二是创新农业保险产品,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三是创建“财政+保险公司+农民”的新型保险模式,合理分担各方风险,进一步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开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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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金融扶贫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

长期以来,由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滞后,农户相对贫困,扶贫对象的弱质性带来的是金融活动的高成本、高风险、低收益,金融机构缺乏在贫困地区增加金融供给的内生动力,而且开展金融活动后,如果完全由金融机构来承担风险也难以做到持续经营。如何破解金融扶贫的动力缺失及分散风险的难题,需要积极完善金融扶贫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这就要求加大对金融扶贫的政策支持和引导的力度,即通过税收优惠、风险补偿、费用补贴、财政贴息等政策工具和手段,给金融机构适当的利益补偿,减轻扶贫贷款对象的弱质性与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的冲突性,激励金融机构增加贫困地区的金融供给。实践中,一些地方通过开展财政金融配合互动新机制试点,通过对扶贫资金互助社批发资金给予财政贴息、对金融机构在金融空白乡镇提供流动金融服务给予费用补贴等方式,鼓励涉农金融机构向贫困边远地区金融服务空白乡镇提供金融服务,收到了良好效果。新时期完善金融扶贫的激励和风险分担机制的着力点在于:一是完善扶贫信贷的财政激励和奖补机制;二是不断完善扶贫贷款担保资金补偿和风险分担机制;三是加大贫困地区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支持力度,建立农业风险转移机制。

积极探索贫困地区小型金融机构与大银行的对接合作机制

地处贫困地区的小型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扶贫性质的NGO小额信贷组织、资金互助社等,由于具有良好的人缘、地缘关系,能够利用社会网络和软信息筛选及管理客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防控风险,具有所谓“小银行优势”,但小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资金规模有限,限制了其提供金融服务的范围。要使这些小型金融机构得到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起与大型商业银行之间的对接合作机制。通过与大银行的对接合作,将大银行的资金通过小金融机构转移到贫困地区,搭建起“大型商业银行农村小型金融机构小额贷款者”的资金批发―零售模式,即大银行向小型金融机构进行批发贷款,小型金融机构向农户、农村微型企业进行零售。这一模式能够整合大银行的资金优势和小型金融机构联系贫困农户的操作优势,既有利于破解大银行服务贫困地区零散农户的难题,又满足扶贫小额信贷组织的融资需求,有利于扩大农村金融的覆盖面和普惠性,对于推进金融反贫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某大型商业银行将河北省易县扶贫合作社确定为信贷支持扶贫小额信贷组织试点,2010年向易县扶贫社发放了100万元批发贷款。该笔贷款的发放,解决了扶贫小额信贷组织的后续资金不足问题,通过支持扶贫小额信贷组织,有效放大了服务贫困农户的覆盖面,而且在扶贫方式上进行了由零售向批发转变的新尝试。现实操作中,推进贫困地区小型金融机构与大银行间的对接合作,尚需政府支持和双赢机制的构建,需要制度激励与政策创新,如对扶贫资金互助社批发资金给予财政贴息、成立银行业批发贷款担保有限公司等。

积极创新金融扶贫融资担保机制

对金融机构而言,担保是弥补客户信息和信誉不足、降低信用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我国欠发达农村地区居民和小微企业往往是物产上的“贫困者”,难以提供可用于抵押或担保的财产,缺乏有效的物保,也难以落实有效的保证担保,“担保难”造成农户“贷款难”、银行“难贷款”。破解这一难题,不仅要求各级政府推动建立多层次信用担保体系,更需要创新担保机制。一是拓展扶贫信贷抵押物范围,最大限度地盘活贫困地区农村生产资料。我国相关法律将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以及股权、应收账款等动产资源纳入担保范围,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都可以设定为抵押物。这些为拓展农村抵押担保物范围提供了法律基础。对贫困农户而言,除土地使用权外,林权、农机具和蔬菜大棚等是其主要生产资料。要结合农村综合配套改革,积极试点,出台政策,组建服务平台,破解这些资产抵押过程中存在的评估难、抵押登记难以及处置难等问题,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林权、农业机械、活体养殖物、大棚等抵押贷款新方式。二是探索以农村内生机制代替抵押担保制度,探索完善诸如“银行+农业龙头企业+农户”“银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户”“银行+联保小组+农户”等新型融资模式。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或企业联保小组等内生组织可以通过多方面机制对融资活动产生影响:首先,联保小组和一些农业龙头企业可以直接为农户提供信贷担保;其次,通过统一采购、生产技术指导和统一销售,使得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更易于监督,有利于及时发现或控制借款人事前和事后的道德风险行为;再次,农户在借贷上的道德风险行为会被其他交易中更严厉的惩罚措施所克服。因此把农村内生组织纳入信用担保体系,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信用或第三方监督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积极完善科学的金融扶贫地方性法律法规

政府政策引导向来是促使产业发展的主导性因素,金融扶贫新机制的建立也是如此,需要从宏观上确立法律制度,制定科学的金融扶贫地方性法规,才能保障这一机制的良性发展和长效运行。各地方的区域特征、行业领域、运作的方式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异,单单靠金融机构或者扶贫对象本身是难以做到的。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在统揽全局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金融扶贫地方性法规,借以规范金融扶贫的各种行为,使其每个环节的运转不出现偏差,对提高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主动性会有较大激励作用。同时,也会对扶贫的对象主体从法律上约束借贷、投资等金融行为,提高责任意识,由“输血”促生“再生功能”,形成金融扶贫大环境的良性循环机制。

河北省基层建设年活动开展以来,特别是今年的农村面貌改造提升行动,全省上下联动,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为打造“美丽乡村”建设群策群力,建立金融扶贫新机制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势在必然,尤其是这个制约“瓶颈”,已经成为农村面貌改造提升后续发展的桎梏和障碍,这一难解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如何破解这个“瓶颈”,从而有效地调动金融服务和资金流向贫困地区的积极性,政府和金融机构、扶贫对象都迫切需要和盼望有一套科学完善的地方性法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