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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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

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范文1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不断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种养大户贷款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而农村信贷由于受农户分散涉及面广、贷款额度小、农业风险大等多种因素影响,放贷难同样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两难问题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紧要任务。__区通过依托供销社组织开展农业担保体系建设,创新扶农促农的新模式,探索出一条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一、开展农信担保体系建设的主要经验做法

__区农信担保有限公司创建于20__年5月。经__区人民政府批准,由区财政和区供销总社共同出资建立,8月1日正式注册成立,公司注册资本200万元,其中区财政出资180万元,占90%,区供销总社出资20万元,占10%。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区农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分别代表财政与供销总社为出资股东。

农信担保公司以服务“三农”和控制风险为重点,建立了一整套适合农村信用特点的规章制度,并依托供销社大力开展经营业务活动。成立至今,为全区224家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种养业农户提供贷款累计担保249笔1605万元,担保涉及粮食、农机、生猪、奶牛、家禽、蔬菜、水产、水果种养殖等种类。据初步测算,农信担保贷款促使农业产值增长近1.6 亿元,助农增收达1000万元以上。对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增加农民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认识统一,定位准确。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催生了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种植养殖大户,成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载体。随着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加快,它们对资金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又同样遇到了资金不足告贷无门的困扰。因此,组建农信担保公司,是发展效益农业、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客观要求和迫切需要。

(二)优化结构,规范运作。一是建立贷款担保业务制度,把好授信对象关。制定了《__区农信担保有限公司担保程序》,把授信担保的范围界定在:全区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规模种植养殖农户、农副产品购销大户及其他涉农相关企业,重点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二是建立风险责任与工作业绩考核制度,把好调查研究关。三是建立分级审批制度,把好担保审批关。四是建立反担保制度,把好防范风险关。通过建立反担保制度,区农信担保公司在目前已办理的249笔授信行为中,有13笔提前偿还贷,目前没有发生一起坏帐。五是建立基层担保窗口受理制度,把好服务关。农信担保公司将全区除大陈镇外其余8个街道划分为四个服务区块,使担保申请受理的覆盖面达到100%。

(三)谋求合作,协力推动。选择与__农村信用合作银行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合作关系,既可推动农信担保工作,又可帮助农村合作银行更好开展农村信贷业务,取得双赢结果。__农村信用合作银行给予了农信担保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10倍的放贷担保权限,由农信担保公司担保放贷的款项,一律按国家基准利率下浮10%执行,如出现呆账、坏账,损失部分,农信保公司承担80%,信用社承担20%。

(四)坚持宗旨,长效扶农。担保服务收费根据服务对象区别,按担保额每月0.5‰—1‰收取,真正体现了扶农支农的宗旨。规定农信担保公司注册资本金区财政出资部分的收益,全部留存公司转为风险准备金,另外农信担保公司从每年的利润分配中计提10%转为风险金。目前,__区政府每年由区财政预算中安排10万元的专项资金建立风险补偿基金,确保开展农信担保这项支农扶农措施不但做得好,又做得长。

二、当前农信担保体系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农信担保为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使我区农村融资环境得到了改善。但是,由于创建和运行时间较短,在担保实践过程中仍遇到许多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业贷款骗保现象逐步呈现,担保资金安全受到威胁。农信担保公司成立一年多来,在农业贷款申请担保调查中发现,有8笔贷款126万元存在骗保嫌疑,被调查人员发现并识破,骗保资金占贷款总额的7.8%。

(二)信用反担保比例过高,存在担保安全风险。目前,我区农信担保公司规定的农业贷款反担保方式有三种:信用、质押和抵押反担保。农信担保公司1609万元担保贷款中,其反担保方式均为自然人为贷款人提供信用反担保,由于对信用反担保人的资信状况缺少全面的了解,对农信担保资金的安全影响很大。

(三)农信担保资金规模过小,担保能力有限。担保公司注册资金为200万元,按照担保公司与农村合作银行的协作协议约定,农村信用合作银行提供的支农贷款总额可达到20__万元。从20__年8月成立以来,农信担保公司已经为229家农村经济组织担保支农贷款249笔1609万元,占可贷款总额的80.5%,贷款总额中大部分贷款期限为一年,而全区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种养殖大户对农业贷款的需求大,担保难以满足。

(四)农信担保公司调查人员缺乏专业性,影响调查报告的质量。目前,农信担保公司调查人员由2名农村信用合作银行退休职工和供销合作社的1名职工组成,对国家农业产业政策、支农资金管理等方面不够熟悉,提供的担保调查报告缺少全面分析意见,影响决策。

(五)信用合作银行配合不够到位,信用担保政策大打折扣。我区创建农信担保公司的时间一年多,在研究农业贷款担保具体业务中遇到困难,农民反映基层信用合作银行信贷人员以国家宏观调控,信贷规模紧缩或其他理由少贷甚至不贷资金,使信用担保政策落实难以到位。

三、发展农信担保事业的对策和建议

(一)增加资金投入,扩大担保规模,增强担保能力,促进担保公司的健康发展。在担保公司现有注册资金的基础上,由财政安排资金向担保公司增加资本金,逐步扩大担保规模,增强担保能力,进一步满足农村融资担保需求。由于担保公司是政府创办的非赢利组织,加上农业贷款额度小

、利率下浮等多种因素,担保公司的收入有限,对保障担保公司的正常运行问题,政府应当区别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自求平衡的做法,财政安排一定的资金补充运行经费,促进担保公司的健康发展。 (二)研究制定农村信贷优惠政策,鼓励银行将资金更多地投放到农村。由于投资农业见效慢、盈利率低,金融机构不愿意将资金投放到农业领域。为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更多地投放到农村,要尽快研究和制定农村金融优惠政策。提高农村信用贷款额度,满足农村对资金的需求,特别是要满足农业企业在农产品收购旺季对资金的季节性需求。对农村贷款实行优惠利率,依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执行下浮的部分,建议政府对金融机构的农业贷款进行财政补贴,使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向农村,做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

(三)完善反担保措施,降低担保风险,保障资金安全。必须在制度上加以规范,在反担保措施上区别不同情况加以运用,特别是对农业企业贷款担保,要求企业尽量以质押或抵押方式提供放担保;对农户则自由选择反担保方式,如果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对信用反担保方式要尽量以合作社提供反担保,降低和防范担保风险,保障资金安全。

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范文2

[ 关键词 ] 农业保险; 社会保险; 商业保险。

近年来,农业保险相关问题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中共中央连续六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发展农业保险作出部署,国务院也早已将农业保险立法工作列入规划①。这一方面表明党和政府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许可以反映农业保险立法工作遇到了一定的障碍,因而迫切需要我们再度审视农业保险基本理论问题,为尽早克服立法障碍,完成立法规划而努力。本文以现行法律为基础,以公、私法区分为视角,分别从农业保险的概念、运行和立法三个方面,讨论农业保险的基本问题。

一、“农业保险”的含义。

在学界关于农业保险的定义中,典型的表述为:“农业保险包括种植业和养殖业保险, 即保险人专为农业生产者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过程中, 对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保险。”[ 1 ](P236)或农业保险指“以长期和收获期的农作物、经济作物、禽畜和水产养殖动物为保险标的,在保险标的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害时,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保险”[ 2 ] ( P2 ),或“适用于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林业的保险”[ 3 ] ( P12 )。可以看出,上述定义均采用“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 农业保险被定义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单从概念定义的角度看,如此定义农业保险尚无问题,但从立法角度看,将指代如此含义 的“农业保险”一词作为一个法律术语使用于法律文本,则未必恰当。

我国《保险法》(2009 年) 第186 条第 1 款规定: “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②立该法条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宣示国家对发展“农业保险”的责任,二是厘清“农业保险”与保险法的关系。但现实是,一方面,我国至今没有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对农业保险作出“另行”规定; 另一方面,“农业保险”不但存在,且在政府的鼓励、支持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 3 ] ( P114 )这种状况难免让人产生法律适用上的疑问——— 该法条既然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应“另行规定”,自然应得出“农业保险”不受《保险法》规制,也不受《保险法》确立的主管机关管理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国目前正在试点开办的“农业保险”却确实应受《保险法》规制,并实际由保监会监管。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并不是实务运作藐视或违反立法,而是由于相关概念的混淆和立法技术的粗疏。

实际上,“保险”一词本身并不是一个严谨统一的法律术语。保险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狭义的保险指的是商业保险,广义的保险除商业保险外,还包括社会保险。[ 4 ] ( P19 )商业保险受保险合同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产生私法上的关系; 社会保险一般受专门立法的规制,当事人之间通常产生公法上的关系。只是由于商业保险一枝独秀,以至于人们一般将“保险”与“商业保险”等同。

此外,我国商业保险采取的是合并的立法体例,即将商业保险合同法与商业保险组织法同时规定于一部法律中,并命名为“保险法”。相比单独制定保险合同法和保险业法的立法体例,这种统一的立法体例通常会进一步掩盖保险、商业保险、社会保险等几个相似概念的差异,尤其是容易使人误认为《保险法》是规范一切保险的法律,进而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偏差。

农业保险虽特指农业生产领域的保险,但其既然名为保险,自然在逻辑和现实上都会面临上述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价值,政府往往基于特别的政策考量,对农业保险采取异于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故保险、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概念混淆的问题,在农业生产领域保险制度中有被放大的可能。

无论我国采取何种模式,在逻辑上农业保险都可以被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③前者当事人间属于公法关系,后者属于私法关系。因此,我国《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中所谓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的“农业保险”,实质仅指产生公法关系的农业社会保险。其需要“另行规定”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保险属于公法关系,依据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有特别的法律渊源,不能适用作为私法的《保险法》、《合同法》,[ 5 ]而正在我国如火如荼试点和开展的各种所谓的农业保险,实质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其产生私法关系且不受《保险法》第 186 条第 1 款的制约。据此,上述《保险法》中看似矛盾的现象,便通过对法律文本的限缩解释得到了解决。

区分“农业保险”、“商业性农业保险”、“农业社会保险”这几组概念,我们还必须分析我国《农业法》中的有关条文。《农业法》(2002 年) 第46 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制度。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鼓励和扶持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建立为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服务的互助合作保险组织,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其第 1 款宣示国家对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负有义务,第 2 款区分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赋予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在农业保险中的合法地位,第 3 款明确规定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

与 1993 年《农业法》第 31 条相比,该条文修改的幅度虽然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该条文第 2 款中首次出现了“政策性农业保险”、“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等表述。而对于这里所谓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的关系问题,理论上存在较大的分歧。有人认为,从法条的文义及立法沿革看,“政策性农业保险”与“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并没有交集,前者属于社会保险,产生公法关系,后两者属于商业保险,产生私法关系。还有人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既包括农业社会保险,又包括政府扶持的“互助合作保险”以及“商业性保险公司开展的农业保险”。

我们认为,上述第一种解释显然更符合法条文本本身的表述,④但是,由于当前的农业保险立法和理论研究基本接纳了第二种解释,⑤为了避免立法和研究出现不必要的概念混乱,我们应便宜行事接纳第二种解释。至于第三种解释,因其在与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杂糅之后,更易让人混淆公私法关系,故而不可采。

我们应该认识到,虽然可以通过对法条限缩解释调和实务与法律的矛盾,但法条文本本身存在的争议并不会消失,今后仍可能随着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或创新而重新浮起甚至放大。但遗憾的是,当前有关农业保险的研究往往都忽视了这一点。[ 6 ]事实上,从比较法上观察,各国都极为重视农业保险基本概念的问题,例如,日本于 1947年将其《农业保险法》与《家畜保险法》合并,制定了新的《农业灾害补偿法》

[ 7 ] ( P11 )。虽然该法所规定的补偿制度,实际上仍是不折不扣地以保险基本原理为基础,[ 8 ] ( P776 )但为了彻底区分于商业保险,避免概念和法律适用上的争议,日本立法完全摒弃使用“保险”一词。虽然在具体立法技术上各国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但这种主动避免法律适用争议的意识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二、农业保险的运行模式。

中国保监会曾提出五种发展农业保险的主要模式: 一是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由商业保险公司代办农业险; 二是在经营农业险基础较好的地区如上海、黑龙江等地,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 三是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四是在地方财力允许的情况下,尝试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 五是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 9 ]分析可知,模式一、二、三、五均属于商业性农业保险,区别仅在于保险人分别是专业保险公司、外国保险公司或相互保险公司,模式四我们暂时将其归类于农业社会保险⑥。无论选取何种模式,实际上都逃脱不了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也即公法关系和私法关系的二元分类⑦。

我们首先考察农业社会保险模式。这种模式的农业保险既然属于社会保险的一种,自然产生公法关系,其优势在于直接由政府承保,保险的公益性特征明显。在我国,社会保险部门若能逐步开展农业社会保险,还有进一步促进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权利均等化的重大意义。目前,开办农业社会保险的障碍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全国范围的农业社会保险需要动员极大的社会资源,仅仅以必须设立专门机关一项而言,即可谓工程浩大,难度很大; 二是社会保险虽然收费低廉且不以盈利为目的,但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分散风险,往往表现为强制保险。[ 8 ] ( P733 )但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如果采取强制保险,即便收费低廉,农民也未必认同,反而往往易被认为是“伤农”行为。正是基于这点考虑,《农业法》第 46 条第 3 款明确规定: 农业保险实行自愿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制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但如果不采取强制保险,由于我国大多数农民并没有把农业生产风险列为其受威胁的主要风险,[ 10 ] ( P2、P75 )故而不愿参加农业社会保险,参保人数越少则风险越难分散,保费就越难以逐步降低,如此恶性循环,高效、顺畅的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恐怕永远难以建立起来。

实际上,我国早些年曾经错过了一次全面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良机,若在逐步减少农业税税率时,将合适比例农业税税金调整为农业社会保险的保费,农业社会保险制度或许早已成功建立。而在当前农业生产不需缴纳任何税费的情况下,强制农民购买保险,必然会受到来自农民的强大阻力,这正是我国未来开办农业保险面临的最大障碍。

谈及商业性农业保险,不少人都将“赔付率高”作为其特点,[ 11 ]我们认为该观点在逻辑上存在问题。实践中并不存在任何以“赔付率高”为特点的保险,某种特定的保险如果在经营过程中,保险公司的统计表明赔付率过高,为了保持正常经营和合理的盈利,其自然会在下一阶段调整保费降低赔付率。其实,商业性农业保险的赔付率高,主要是因为保费较低,而保费低又源于农民支付能力的低下。农民购买商业性农业保险的积极性本来就不高,如果保险人因赔付率高而继续调高保费,必然更加无人问津。近年来,商业性农业保险虽然在保费政策性补贴制度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在保费未提高的情况下,补贴的效果只是减少了农民一方的负担,并没有提高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并未改变赔付率持续居高不下的局面。因此,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最大困境,是面临作为商事主体的保险公司的盈利目标与农民支付能力低下之间的矛盾。也正是这个原因,国外商业性农业保险取得成功的范例并不多见。 [ 8 ] ( P792 )。

无论是建立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在我国均面临较大的困难,其中又以建立农业社会保险为甚。保险贯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念,聚集集体的力量救济遇险的个人,因此,既不愿让农民交保险费又想开办农业保险,恐怕是保险制度不能承受之重。

其次,在论述开办农业保险的优势时,有些学者指出,开办农业保险可以节省政府救灾资金,[ 12 ] ( P2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值得商榷。开办农业保险目的是丰富化解农业风险的机制,并提高农业风险保障水平,从而改变传统救灾模式。仅能弥补农业生产者很少一部分的生产风险的状况。社会保险及社会救济均为社会保障的组成部分,在危难时获得政府救济乃是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因此,农业生产者在遭受灾害接受救济的权利并不因开办农业保险而消灭。

未来我国若要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若无法实现修改法律强制参保,则只能在初期按照自愿保险的模式试点,并采取措施引导农民参与,逐步扩大参与规模,在更大范围分散风险并及时减低保费。而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则应加大保费补贴力度,并对商业保险公司开办农业保险给予税收优惠和运营费用的补贴[ 13 ] ( P58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困难的最终解决,还要靠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民支付能力的提高以及农业生产者风险防控意识的增强。

三、我国农业保险的立法路径。

在公私法区分的基础上,本文论述了农业保险相关概念和开办不同模式农业保险可能遇到的障碍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两类农业保险在立法上的总体规划。需强调的是,探讨两类不同性质农业保险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科学确定两者于法律体系中的定位,并不意味着我国必须同时开办这两类保险。

对于农业社会保险而言,由于其创设公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如果政府决定开办,必须制定专门的“农业社会保险条例”。该法规应该明确此类保险的社会保险属性,并确立基本原则、主办机关、参保条件,同时还需规定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的关系等问题。该项工作可以借鉴《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

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而言,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制定的“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存在两方面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一,法规的主要内容仅包括政府对某些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支持、补助等,法规条文主要表现为政策宣示,形式上并不具备完整法律规范的要素; 第二,忽视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仍属于商业保险这一事实,在“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中重复作为普通法的《保险法》、《合同法》甚至《民法通则》已有的一般规定。

这样的立法除了能使我们拥有一部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的专门法律外,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同时,其忽视普通法与一般法的功能划分,给人以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即政策性农业保险) 是超脱商业保险之外的制度的错误印象,增大了法律冲突的风险,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认为,商业性农业保险领域亟须制定的法律,可以被称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换句话说,我们要制定的法律是公法性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管制法,而不是私法性质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基本法。

商业性保险合同基本问题在《保险法》中早有规定,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商业保险的一种,自然应适用《保险法》的规定。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应该解决的是农业保险的特殊问题,其实质是基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准公共商品的属性[ 6 ],基于农业需要特别扶持、农民需要特殊帮扶的社会政策考量所产生的在私法关系框架中对一方的特别保护。

其实,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与劳动合同的立法十分相似。以台湾地区的劳动“立法”为例,台湾地区“民法”中的雇佣合同确定了雇佣关系在私法上的基本问题,“劳动基准法”则确定了公法对雇佣合同的干预。与商业性农业保险立法略有不同的是,在保障程度不高的初期,政府只能支持商业性农业保险中的一部分,使之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即“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只规范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而“劳动基准法”却约束所有的雇佣关系。我国在劳动立法的过程中,未采用单独制定法律性质属于公法的 “劳动基准法”的立法模式,而是制定了混杂公法私法内容的《劳动合同法》,以致关于劳动合同性质的无谓争议延绵至今,希望在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中,我们能汲取该教训。

至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的具体内容,我们认为至少应该包括: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定义、特别的准入条件、保费补贴制度、税收减免及经营补助、监管方面的特别规定等。

综上所述,无论是农业社会保险,还是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 ( 即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均属公法的调整范畴。

四、结语。

在我国农业保险仍在试点、农业保险的模式仍在探索中的特殊背景下,农业保险一词的含义实际上是很不确定的。因此,为了避免法律适用上的争议,并为将来农业保险模式的创新预留一定的制度空间,我们反对将“农业保险”一词直接用于立法,而应按照产生公法关系抑或私法关系的不同,区分为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分别处理。对于仍存争议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概念,我们也应基于当前通说,将其理解为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以保证概念的统一。

无论是开办农业社会保险抑或完善商业性农业保险,我们都面临农民支付能力较低以及农业风险并不被农民视为生活首要风险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在农业发展和转型中逐步解决。

加强农业保险立法,有利于规范农业保险的发展,开办农业社会保险,基于依法行政的原则,必须制定“农业社会保险条例”,确立主办机关、费率、参保条件、救济等基本法律问题。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不必重复《合同法》、《保险法》已规定的基本问题,而需制定“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确立政府对某些种类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扶持、对农民保费补贴及对保险公司的特别监管等特殊问题。

无论开办农业社会保险还是发展商业性农业保险,均需由公法规制。当然,虽然社会保险产生的是公法关系,但该制度仍是以民法上的制度为基础构建的,[ 14 ](P50)而研究“政策性农业保险基准条例”与《保险法》、《合同法》等一般私法的关系,也是私法学者跨公私法研究的好素材,因此,这个过程少不了私法学者的努力。

注释:

①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09年10月19日) ,其中指出: “( 收到) 关于制定农业保险法的议案1件。国务院已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例列入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

②从法律沿革来看,该规定源于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1995年《保险法》第149条规定:“国家支持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的保险事业,农业保险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在2002年我国修订《保险法》时,该条文变为第155条,内容没有任何改变。2009年我国再次修订《保险法》时,除了将该条前段后的逗号改为句号外,在文字上并没有其他修改。

③关于“农业社会保险”和“商业性农业保险”这组概念,笔者可谓思考良久,在“社会性农业保险”“农业生产社会保险”“商业农业保险”“农业生产商业保险”等词组中反复比对,才选定。选择的主要标准有两点: 一是表述简明、含义精准; 二是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④事实上,在保险法领域,不少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和学者都认为政策性保险与社会保险基本同义。

⑤国务院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工作,交给作为全国商业保险主管机关的保监会牵头办理,显然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一种特例。即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受到政府政策性扶持的那一部分“商业性农业保险”。

⑥但“五种模式”中所谓的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究竟是何种组织形态,不仅让人产生疑惑,这种表述明显与《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独立责任不符。此外,官方在将“政策性农业保险”等同于“政府扶持的商业性农业保险”后,又以其指代产生公法关系的社会保险,无疑是概念混乱的表现。

⑦农业保险可以是多层次的,即农业社会保险与商业性农业保险是可以并存的,至于并存模式下可能出现的跨公法、私法间的“超额保险”等复杂问题,本文暂且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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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范文3

论文摘要: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须考量农业保险自身特点、宏观社会经济政策等多重因素。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主要有政府垄断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而由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等。我国现行由中国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模式利弊兼有。为了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结合,我国应确立“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是一个国际性难题,它并非单纯的保险业问题,而是涉及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农业政策、农业与其他部门或产业的关系甚至各级政府责任划分等,这些因素如果协调得好,就能为农业保险的发展创造一个比较有利的环境和前提条件。因此,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实质上是一个通过立法手段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协调的过程。我们必须进行多重因素的考量,形成不同的类型。任何一种或几种模式的选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发展中的所有问题,这需要立法的不断推进。

一、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考量因素

纵观中外农业保险法律制度变迁史,我们发现,农业保险法定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农业保险自身特点

农业保险具有风险的可保性差、交易费用高、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等鲜明特点,这些特点对农业保险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农业风险的可保性差使保险组织与投保农户在农业保险市场上难以自发成交,从而决定了农业保险不能全盘照搬一般商业保险的模式。由经营技术难度高、逆选择与道德风险特别严重等多种因素引起的农业保险产品的交易费用过高,决定了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应以是否有利于成本控制为一项重要标准,并以组织制度和运行制度的创新为基本原则之一。此外,农业保险产品的准公共物品属性使政府对农业保险市场的干预成为必要,这决定了政府主导或支持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应是各国农业保险模式的理想选择。

(二)宏观社会经济政策

一方面,宏观社会福利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会产生重要影响。发达国家将农业保险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一部分,因而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很强;发展中国家视农业保险为农业自然灾害损失补偿政策的一部分,故农业保险的政策性显得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为经济体制的影响、农业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外贸政策的影响。如在外贸政策的影响方面,根据WTO规则,政府不可以依黄箱政策对农产品进行直接补贴,但可以依绿箱政策对农业保险实施补贴,并向农业生产者提供与产量无关的收入补贴以支持农业。现在,许多WTO成员国正在充分利用这一绿箱政策,在国内以立法形式建立或完善以财税扶持为核心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通过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农业保险中的政府扶持作用凸显。

(三)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体现为该国或该地区政府财政收人和国民人均收人状况,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府财政收人就越好,国民人均收入就越高,反之,则相反。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准公共物品属性,其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尤其是农业保险补贴支持,同时农户也须采取“选择性进人”的方式,即只有付费才能享受相应服务,而不同农业保险模式对政府支持能力和农户付费能力及保障程度的要求有别,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国际比较角度看,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特别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实力差距大,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也就千差万别。而在一国内部,亦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状况,选择多样化的农业保险法定模式。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极不均衡,是此类混合式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

(四)实践经验和教训

在已制定实施农业保险法的国家和地区,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既可能深受该国或该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影响,也可能受他国或他地区相关实践经验和教训的一定影响。以加拿大为例,在1959年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农作物保险法》之前的20多年时间里,虽然该国没有开办农作物保险,但有一些与保险的功能相似的为因灾受损的农场提供经济补偿的政策项目,这些政策项目在实施中均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也有许多不足。这些源于国内的宝贵经验和教训,为

(五)经济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在一定时期内对国家经济生活总是会表现出相应的杠杆指导作用,这点在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中也不例外。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起着直接或间接的指导作用。美国农业保险理论认为,要取得农作物保险的成功,此类保险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并掌握全面可靠的统计资料。受此观点影响,美国政府对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十分慎重,在1938年开办农作物保险之前已对1900年一1938年的灾害损失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对拟采取的模式进行了可行性论证,1938年《联邦农作物保险法》获得通过后,该国政府就设立了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设计、维持和完善农作物保险制度。德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国家农经学界,从19世纪以来就一直认为农作物一切险是不能成立的。受该理论影响,西欧除少数国家(如法国、瑞典)外,迄今一般都不发展一切险农作物保险。

二、外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具体选择

受上述诸因素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在立法上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政策性模式、以市场为主导的商业性模式和合作性模式三大类。从保险体制和组织机构的角度来看,农业保险模式又大致可细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政府垄断的模式

以前苏联、希腊、加拿大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出资设立国有保险公司或者集中统一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在前苏联是国家保险局),对农业保险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为多重险或一切险,保障水平较高;保险实施方式不一,希腊是强制保险,加拿大是自愿保险,前苏联和原东欧国家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二)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以美国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保险组织形式是由联邦政府出资设立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负责农业保险的规则制订、稽核监督并提供再保险,农业原保险业务则全部交由私营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或代理;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与强制保险相结合,但名义上以自愿保险为主,又可称为准强制保险方式。

(三)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有时也被称为民办公助模式,以德、法等西欧国家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充分的政策优惠;政府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业保险组织体系,农业保险业务主要由农业互助合作保险组织和私营商业保险公司混合经营;保险责任范围一般只涉及单一险和综合险,不涉及一切险;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四)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的模式

这一模式也被称为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以日本为典型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政策支持力度大;中央政府的主要职责是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和再保险支持,并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不是政府保险机构,也不是商业性保险公司,而是民间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相互会社—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实行两级再保险体制,即在县级范围内由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为市盯村农业共济组合提供分保,在全国范围内由中央政府农业再保险特别会计(官方)和国家农业保险协会(非官方)为都道府县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提供再保险;保险责任范围为农作物一切险,保障水平高;保险实施方式是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

(五)政府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以国家再保险公司为主经营的模式

巴西为该模式的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财政支持;国家再保险公司是农业保险业务的主要经营者,兼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农业保险再保险业务;其他商业保险公司只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业务,并向国家再保险公司分保。

(六)政府和金融抓构等社会力量联合主办、半官方的政府控股公司经营的模式

菲律宾是这一模式的主要代表。其主要特点是:政府对农业保险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保险组织形式是由政府和金融机构联合出资设立政府控股的保险公司,并由其负责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各有关金融机构可为其代理人;保险险种少,涉及范围小,保险责任范围大多较为狭窄,保障水平较低;保险实施方式大多为强制保险,并且这种强制一般都与农业生产贷款相联系。

(七)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世界农业保险发展史上,商业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基本上是失败的,但也有例外:一是西欧国家等多国商业保险公司承担单一雹灾风险获得了成功;二是在严格限定承保条件的前提下,少数国家的纯商业化经营也取得了成功,这以智利的国民保险集团和毛里求斯的糖业保险基金最为典型。其主要特点是:政府不对农业保险提供任何补贴;保险组织形式是商业保险公司,由其对农业保险业务进行市场化经营;商业保险公司对投保农户(场)严格限定承保条件,并规定较高免赔比例;保险实施方式是自愿保险。

三、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与评价

像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我国农业保险迄今仍处于试点阶段。这一时期的农业保险模式在类型选择上虽变化不定,但总体上由单一性渐趋多样化和特色化。鉴于诸具体试点模式所产生的功效不尽一致,其对我国今后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均具这样或那样的借鉴意义。

(一)我国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分类

自20世纪80年代初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我国已试验过多种农业保险模式,从时间序列和影响程度来看,以如下三种为主:

1.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之前,全国范围内的农业保险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这家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是营利性的商业机构,主营商业保险业务;另一方面又行使着政策性保险公司的职能,兼营农业保险业务,农业保险的亏损最终由其他险种的盈利来弥补。 2.纯商业化经营的模式。1994年起的随后十年时间里,随着《公司法》的实施和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赔付与农民支付能力有限却希望得到高保障水平的保险服务的矛盾,以及农业保险的非赢利性特点与保险公司的营利性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而导致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全面萎缩。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经办的农业保险,虽然在公司内划人政策性保险的范畴,但实际上是一种既无国家强制性又未享受财政补贴的纯商业性保险。

3.政策性和商业性相结合、内资和外资相结合的模式。为改变农业保险的颓势,在中国保监会的设计和推动下,2004年10月起我国在若干省市开始了以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签订协议代办、设立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设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经营、设立由地方财政兜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经营、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保险等具有农业险经营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经营等五种模式为主体的新一轮农业保险试点。

(二)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的利弊分析

我国现行农业保险试点模式利弊兼有。政府主办并经营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最能体现出农业保险的政策性,缺陷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难以科学构建,总体运行成本偏高,容易造成政府失灵。商业保险公司为政府代办及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联办的发展模式的优点是使政府服务与经济补偿两大优势有机结合,缺陷是容易导致商业保险公司与地方政府间权义不分,两者争抢利益但互推责任,最终损害投保农户的合法权益。合作保险的发展模式虽然在理论上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大幅降低道德风险等优点,但存在着组织基础差、政策背景不成熟、风险过于集中难以应付巨灾等缺陷;在纯商业化经营的条件下,虽然商业性保险公司具有明晰的产权、科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及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经营机制也较为灵活,但由于缺乏财税和再保险的有力支持,该模式极易造成保险风险过大,市场失灵。外资模式的推行显然有利于保证国内农业保险市场的适度开放性,有利于引进域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技术等,但“如果让外资或合资商业保险公司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营主体,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总之,上述诸种模式或公平性缺乏,或效率性不够,故其中任一单一模式都不宜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广。

四、我国农业保险法定模式的选择路径—以公平与效率为视免

笔者认为,为解决农业保险中出现的“三难”问题,我国应按照公平和效率兼顾的改革取向,对由保监会设计和推动的五种农业保险模式予以改革和完善,通过专门的农业保险立法,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下的“多层次体系、多渠道支持、多主体经营、多地区共同发展”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混合发展新模式。

(一)政府主导

我国农业保险总的来说应为政策性保险,依公平原则的要求,政府在农业保险制度变迁和农业保险产品供给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即,政府应对政策性经营的农业保险提供统一的制度框架,各级政府和各种允许的经营组织应在这个框架内经营农业保险原保险和再保险业务,政府则对规定的农业保险产品给予较大的财政支持及其他方面支持。实践表明,我国农业保险发展顺利的时期,也是政府的积极参与期。

(二)多层次体系

依地域范围,我国应分层次建立全国性与区域性的农业保险制度,分别开发相应的农业保险险种,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体系应循序渐进,逐步扩大,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性质,应建立政策性与商业性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范围,应建立传统的种养两业保险与现代的“以险养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资本来源,应建立官资与民资相结合、内资与外资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实施方式,应建立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但以强制保险为主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依业务承保方式,应建立原保险与再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制度体系,原保险与再保险又可分别自成独立的多层次制度体系。

(三)多渠道支持

政府可借鉴国内外农业保险的先进做法,通过制度供给,对农户予以保费补贴和农业生产优惠贷款,对保险组织予以经营管理费用补贴、税收优惠、利率优惠、再保险,对农业巨灾保险基金予以补贴,对农业保险理论研究的组织,予以相关教育培训服务和信息服务费用的支出补贴等等,通过各种方式对农业保险予以支持。市场可以通过企业章程和企业内部业务规则的制定、农业保险和再保险共同体的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中间组织可以通过行业自治规则的制定、集体谈判机制的构建等方式对农业保险进行支持。社会公众则可以通过农产品消费税的缴纳、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和农业保险彩票的认购等多种方式来支持农业保险的发展。其中,政府的支持最为关键。

(四)多主体经营

因不同的农业保险条件要求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相匹配,而不同的农业保险组织形式又各有其利弊,故农业保险一般应实行多主体经营。但我国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国内农业保险到底由哪些主体经营众说纷纭,主要有“政府经营论”、“互助合作经营论”、“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论”、“多主体经营论”等观点,迄今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保监会第三轮混合模式试点所确定的诸经营主体也有相互重叠和疏漏之处。鉴此,笔者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主张应在政府的推动下建立一个由一般商业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和互助合作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社、联合共保体、外资保险公司、专业性农业再保险公司等构成的,但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农业保险的多元化农业保险经营组织体系。之所以主张以商业保险公司为主经营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一是因为该经营模式具有独特而显著的效率优势,二是因为该经营模式的缺陷也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予以矫正或将其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范文4

儋州美丽的山水河海、神奇的兰洋温泉、丰富的瓜果菜鱼,强烈地吸引了韩国参观考察团——

生态农业产销、韩国城等建设项目签订合作意向书

1月30日-2月2日,韩国高丽亚资源开发株式会社(韩国K&PNG公司)会长朴泰权等一行在我市先后考察了春江流域右岸灌区的冬瓜基地、北门江上游(雅拉河、天角潭部分地段)的南瓜基地及其所经的部分新农村建设的现场,以及滨海新区、那大市区、兰洋温泉区等,为合作开发“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2月2日,我市与韩国高丽亚资源开发株式会社(韩国K&PNG公司)会长朴泰权等一行在新天地宾馆举行了投资洽谈会,并共同签署了生态农业产销、韩国城等建设项目合作意向书等。

市委副书记、市长张琦,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时祥,市委常委、副市长郭全茂,副市长郭钊、张广英,海南宝丰公司董事长罗昭政等出席会议。

罗时祥、郭钊分别主持洽谈阶段和签约阶段的会议。

张琦重点介绍了我市的区位优势和各种资源的投资开发潜力与方向,以及国务院出台关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政策给我市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他表示,要热烈欢迎、全力支持韩国K&PNG公司到我市投资开发第一、二、三产业,我市有关单位、部门要组成精干的队伍,在一定时间段内专门为该公司在我市的具体投资活动提供优质服务。

朴泰权重点阐述了在我市投资开发的总体设想。他说,通过今几天的实地考察,特别是美丽的山水河海、神奇的兰洋温泉、丰富的瓜果菜鱼,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所以,这里特别适合的开发目的地,特别是在生态农业与生态旅游及其配套领域,将具有广阔的合作开发前景。随后,他还就《意向书》及其附件中的具体细节问题进行了解释、咨询,并表示还要派出具体工作人员到儋州进行前期筹备工作。

最后,郭全茂、朴泰权、罗昭政三人共同签订了《海南省儋州市韩国城等建设项目合作意向书》及其附件。在《意向书》附件中,还计划在温泉、滨海和那大市区靠近西联农场等地区进行投资开发,同时在生态农业、有机产品方面合作进行鲜花、水稻、畜牧等产品或加工产品的产、运、销;《意向书》载明,韩国城项目投资为15亿元,项目用地约200公顷,包括多个高级酒点、公寓式住宅、高尔夫球场、海洋休闲设施及其配套系列设施设备,以及美食、购物街、综合服务中心等。

市农委、海洋渔业、畜牧等有关单位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

解读三农政策发展生态农业

儋州市新农村建设论坛在那大举行

罗时祥温铁军等出席论坛并为“儋州市新农村建设促进会”揭牌

1月30日,由

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儋州市新农村建设论坛首次会议在那大镇石屋村石屋农村社区大学举行。

出席论坛首次会议的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时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还为“儋州市新农村建设促进会”揭牌。

出席论坛首次会议的还有国家农业部农村研究中心原主任缪建平、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孔祥智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孟加拉乡村银行代表海德尔.阿里,副市长林强等。

罗时祥、林强分别主持了论坛首次会议和揭牌仪式。

罗时祥在致辞中说,儋州市委、市政府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在省委、省政府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与支持下,我市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指导方针,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社会参与,综合创建”的工作机制,以文明生态村建设为有效载体,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制定并实施《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增收典型示范200例工作方案》,进一步促进农民人均收入逐年递增10%以上;积极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升基层党员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整合社会资源,多形式、多举措培育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和科技致富能力;注重民生工程建设,着力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加快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丰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通过几年来不懈努力,我市的新农村建设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极大变化。

罗时祥强调,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我市能和中国人民大学建立密切的联系与合作,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才智优势,与大家一道,共同探索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加快推进城乡统筹,逐步将儋州建设成为生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独特、社会文明祥和的海南西部中心城市,推动儋州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组织建设各项工作更上一层楼。

温铁军为论坛作了开坛演讲。他主要解读了国家“十二五计划”和2010年的一号文件精神等,重点论述党的“以农民为本”的“三农”新政策。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温铁军也特别有感触。他认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是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有机产品的最佳契机。温铁军建议,儋州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机遇,已发展服务于生态农业、有机农业和有机产品的农村第三产业为突破口,把“三农”问题解决好,推

动儋州城乡和谐发展,为建设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夯实基础。

参加论坛的20多位专家学者也在当夜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和31日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上作了精彩演讲。

温铁军的《生态文明与两型农业》,海南省委党校教授夏鲁平的的《海南农村合作组织研究》,福建农林大学教授王松良的《无碳化生态农业》,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石嫣的《生态型都市农业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北京市海淀区“小毛驴市民农园”运作的参与式研究》,王景新的《江浙地区资金互助研究》等,都反复直接指出我市发展生态文明与生态农业的巨大优势和开发潜力、开发前景。

除解读三农政策、发展生态农业外, 论坛的重要内容还包括讨论发展生态农业的资金来源与组织化问题,比较多的倾向于政府贴息、金融单位贷款、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与会代表还现场参观了那大镇石屋村和和庆镇美万新村新农村建设的新成果。论坛由海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海口市科学技术与工业信息化局、黑龙江省禹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办,儋州市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石屋农村社区大学承办。

市相关部门、各镇分管农业副镇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新农村建设儋州实验区各村负责人参加论坛。

瓜菜简报

第34期

(2010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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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时祥检查瓜菜产销工作时要求及早规划长年发展

2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罗时祥在检查瓜菜产销工作时指出,我市瓜菜产业要及早规划,长年发展,以此促进农民增收。

罗时祥先后检查了木棠养发瓜果专业合作社成员何良才、何良杰开发建设的木棠镇黑皮冬瓜基地、春江冬瓜专业合作社位于王五镇春江右岸的黑皮冬瓜基地、排浦镇逢秋瓜菜合作社的黑皮冬瓜与西瓜基地以及东成镇的长坡瓜菜批发市场。各基地的冬瓜长势十分喜人,在40天后,即可陆续上市;西瓜在四月底也可上市。

在仔细了解各个基地的运作现状后,罗时祥指出,我市瓜菜产业在时间、空间布局上要及早作出整体规划、坚持长年发展。不要等到秋季、而是现在就着手部署长年的瓜菜产运销工作。木棠养发瓜果专业合作社要向峨蔓地区发展壮大产业规模;春江左右岸全部灌区的几万亩农田,包括临近的排浦镇,都可以继续发展以黑皮冬瓜、无籽西瓜、紫色地瓜等地域特色产品为主的瓜菜产业;部分水田甚至可以长年交替种植特色瓜菜而不种水稻,同时要采取提高甘蔗单产等办法,逐渐腾出一部分甘蔗土地,代之以瓜菜,赢得较高效益。

罗时祥强调,瓜菜产品销售贵在持之以恒,能够经受得起市场正常波动的考验。在东成镇长坡市场,在向茅坡村委会长春村

民小组组长唐豪英和长坡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主任唐恩才等瓜菜经纪人了解收购价格、市场运作等情况后,罗时祥要求,在此关键时刻,更要坚持决不放弃,几天后必会行情“回暖”。

罗时祥要求,发展瓜菜产业要继续加强以水利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以贴息贷款为特色的融资平台建设。有关单位部门要大力进行渠井配套建设,推广设施大棚、地膜覆盖及其配套设施和技术,夯实技术支撑体系;农行、农信社、邮政银行要与各农民专业合作社密接接触,形成借贷双方的共赢;扶贫等单位在扶贫地区要积极探索实施小额贷款贴息等产业扶贫新举措。

市农委、扶贫办、农行、农信社、邮政银行,以及各基地所在镇负责人参加检查。

张广英到长坡瓜菜市场检查指导工作

2月20日,副市长张广英到长坡瓜菜市场和温氏禽畜公司检查指导工作。

春节刚刚过后的长坡瓜菜市场上,车水马龙,市场交易呈现出一片兴旺气氛。当天,大宗的尖椒市场收购价格为每公斤1元,今后一段时间还会走高。其它的茄类、瓜类等收购价格均持续走高。

张广英要求,要千万百计的解决产运销过程中的实际困难,积极提供全方位服务,使我市冬种瓜菜能够卖得出、卖出好价钱;同时,要对儋州农产品批发市场作出切合实际的中、长期规划,积极招商引资,进行分期建设和高效管理,从而推动儋州瓜菜产业乃至整个农业的迅速升级;要努力形成一个资源连基地、基地连市场、市场带加工、加工促物流的瓜菜产业带,从而实现资源有效整合、产品优势集中、农民明显增收和产业迅速升级的目的。

温氏禽畜公司是我省重要的农业龙头企业。去年,我市积极协助温氏公司新建了一个6万头的种猪场和一个年生产500万只鸡苗的生产线。通过推广温氏公司“公司+农户”的模式、利用猪苗直补及银行小额贷款的支持,带动了1100多户农户发展养鸡、养猪。 全市现已有各类规模养殖专业户2768户,其中,新增千只养鸡户43户,百头养猪户87户,千头养猪户6户,万头猪场3家。预计三年内将实现生出栏猪100万头、鸡3000万只的生产目标。

张广英要求,要更加积极地推广温氏公司“公司+农户”的模式,带动更多户农户发展养鸡、养猪,加快农户增收致富步伐。

市农委、畜牧、供销等部门、单位和东成镇党委政府负责人参加检查。

南丰镇南丰村委会青瓜进入上市旺期

2月23日收购价为1.5元/公斤

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范文5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5-041-03

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国家对农业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农业领域日益成为社会资金投资的热点,为科学引导工商资本进入农业,农业部将农业领域划分为“红、黄、蓝、绿”四大区域,本文通过分析“绿区”、“蓝区”、“黄区”、“红区”这四大区域中典型的农业信托投资案例,对有效的农业信托投资情况进行分析,分析其投资现代农业中农产品的选择方向,为政府引导农业信托投资农业提供政策参考,为信托公司在进行农业信托选择方向时提供依据。

一、农业信托相关理论分析

农业信托主要指的是一种通过发行信托产品集中社会资金投资农业项目上去的投资方式。

(一)农业信托分类

目前,在国内实施比较成功的农业信托种类有农业财产权信托、农事服务一体化信托、农产品价格指数投资信托。

农业财产权信托,主要指的是一种将以土地为载体的果园、鱼塘等农业生产资料的承包经营权作为信托财产,委托给信托公司作为信托产品向社会吸引资金,将所得收入分配受益人的农业信托方式。

农事服务一体化信托,主要指的是一种将农产品产前的土地流转环节,产中的种养环节以及产后的加工销售环节整合起来,由信托公司提供信托资金支持,以保证农业生产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的农业信托方式。

农产品价格指数投资信托,主要指的是一种通过龙头企业与信托公司共同商定农产品基准价格指数,并以此引入社会投资者的农业信托方式。这类信托将投资收益与权威部门监测发布的农产品价格指数挂钩,生产企业愿意接受,投资者也容易理解。

(二)农业信托运作模式

目前,农业信托的运作模式主要有:双合作社模式、政府代理模式、合作社+信托+农业企业模式等。

双合作社模式。通过成立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和信托农产品合作社,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把信托产品经营权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信托公司再把土地租赁给信托农产品合作社收取固定的租金模式。

政府代理模式。村集体把信托产品经营权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信托公司与政府合作,由政府作为中间人,向农户以及信托公司提供必要的资金、技术、仓储等产销环节全方位支持,以保证信托项目的有序运营的模式。

合作社+信托+农业企业模式。村里成立农业信托专业合作社,合作社将信托产品经营权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吸引农业企业投资入股的模式。

(三)农业信托资金筹集方式

农业信托资金筹集方式主要有单独管理资金和集合资金信托两类。

单独管理资金。主要包括信托公司存放金融机构的存款或信托资金;投资国债或企业债券;投资短期票券;国内上市股票;国内证券投资信托基金,以及一些结合信托机构自身信托投资及农业开发业务专长,引导信托资金投资于政府编列预算执行的开发项目。

集合资金信托。主要包括向社会公众或者社会不特定人群作为委托人,以购买标准的、可流通的、证券化合同作为委托方式,由受托人统一管理农业信托资金的业务;向有风险识别能力、能自我保护并有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的特定人群或机构为委托人,以签订农业信托合同的方式作为委托方式,由受托人集合管理信托资金的业务。

二、农业信托在现代农业“四个领域”的投资模式分析

(一)农业信托投资“蓝区”的模式分析

“蓝区”鼓励投资的项目包括产前的商业性研发和生产销售,产中的设施农业、畜水产品标准化规模化养殖、全程农业机械化服务,产后的农产品检测、加工、储藏、物流、销售等方面。

农业信托投资“蓝区”的信托资金投资方向倾向于全程农业机械化服务的投资项目,具体投资的农产品多为具有当地特色的果蔬类农产品,农业信托类型为农事服务一体化信托,信托模式多为双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即信托公司负责产品的投资以及运营管理,而当地合作社则更多需要承担起果蔬的种植和生产工作,这类产品在当地有着较好较快的销量保证,考虑到“蓝区”投入风险大,但利润较高,回收较快的特点,北京信托公司在蓝区农业信托投资力度较大,收益也相对较高,正是由于高利润带来的公司和农户的积极性,使得政府在这一区域不论生产还是经营环节,承担的工作相对较小,但高回报也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政府需要起到宏观调控、降低风险、保证市场有序公平运营的工作。

(二)农业信托投资“绿区”的模式分析

“绿区”鼓励投资的项目包括农田水利、农业科研能力条件建设、农产品市场流通、农业信息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用于农业生产的“四荒地”开发等方面。

对农业信托投资“绿区”的信托资金投资方向倾向于农田水利基础项目,具体包括农田、土地等项目,农业信托类型采用农业财产权信托,信托模式多为政府代理模式,即由信托公司负责产品的投资,而政府代理农产品经营管理以及土地租赁工作。由于土地是国家生产经营的根本,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加上信托公司在这一区域的农业信托投资力度较大,考虑到“绿区”投入高,风险大,且回收慢的特点,政府不能与在“蓝区”一样仅仅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就行了,还需要政府在这一区域更多地经营服务,为农户的生产经营和土地租赁以及信托公司的收益提供支持。

(三)农业信托投资“黄区“的模式分析

“黄区”主要涉及大田种植和休闲观光农业等领域。农业信托投资“黄区”的信托资金的投资方向倾向于大田种植项目,农业信托类型为农事服务一体化和农业财产权两种方式,信托模式更倾向于政府代理的运作模式,即由信托公司负责产品的投资,而政府代理农产品经营管理以及土地租赁工作,由于大田种植的玉米,水稻等作物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同样需要在政府再生产经营上给予保证,考虑到“黄区”相比于“绿区”投入期更长性,比较效益偏低,回收周期又同样长的特点,亟需政府承担起这一区域的中间人任务,一方面,代理信托公司进行经营管理工作,另一方面,为农户再生产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技术服务以及政策支持。

(四)农业信托投资“红区“的模式分析

“红区”主要包括高毒高残留农药制售、高污染的超大规模畜禽养殖、粮食转化乙醇、食用植物油料转化生物燃料、珍贵濒危野生动植物加工、湖泊和水库投饵网箱养殖等领域,由于“红区”本身高污染、高消耗的特点,这一区域是不允许工商资本进入的,所以无法进行农业信托投资,在此不作分析。

三、农业信托的典型案例分析

(一)山东青州绿色蔬菜种植项目的“双合作社模式”案例分析

1.案例简介。山东青州何官镇的蔬菜种植项目是以农民自发组织的土地合作社为基础构建的,目前青州的家庭承包地88万亩,土地流转面积达35万亩,土地确权面积也达到一半以上,中信信托投资公司为主要的农业信托投资方,当地种植的蔬菜主要有西葫芦、山药、胡萝卜等多种绿色蔬菜项目。项目实施中,中信信托不直接经营农村蔬菜生产,而是为项目合作社引入先进企业,将先进企业与合作社、农户联系起来,与当地土地合作社签订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土地合作社负责绿色蔬菜的种植和生产工作,而信托公司则主要负责信托产品的投资运营工作,中信信托公司介入土地流转信托的具体运营和盈利方式正在呈现。

在作物生产方面上,目前企业引入德国拜耳作物科学,通过多种方式向农户引入创新的农业技术和产品,有效提高绿色蔬菜农产品的产量和收益。

在物流方面,信托公司引入顺丰物流,在青州建一个物流基地方便从当地运营绿色蔬菜产品,可以有效提高鲜活农产品质量,提高收益。

在投资方面,发放类似银行卡的信托收益凭证给农户,中信信托将土地流转费用发放到卡中,同时该卡具有透支贷款信用凭证,农户可凭此卡片透支贷款。

2.经验借鉴。山东青州何官镇的绿色蔬菜种植项目是属于农事服务一体化的农业信托类型,在运行模式上属于双合作社模式,即项目合作社将绿色蔬菜种植项目的经营权委托给信托公司管理,由信托公司负责这一项目的经营投资工作,信托公司再将具体的生产销售工作委托给土地合作社负责的一种运行模式;信托公司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选择了绿色蔬菜项目这一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产品作为投资方向。

从整体来看,该公司从生产、物流、资金投入等多方面进行投资,科技、资金投入相对较大,资源消耗量大,不过也可以有效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加之当地土地合作社的绿色蔬菜种植已经占据一定市场,而蔬菜项目本身回收期又相对短,收益大,有着良好的前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由于该项目回收快,效益高,可以给农户以及信托公司带来更多的生产经营上的积极性,并不需要政府太多的干预也能顺利实现项目的运营,但考虑到该项目投资较大,投资风险也相应较大,需要政府在风险控制、宏观调控上给予大力支持。

(二)黑龙江兰西玉米种植项目的政府代理模式案例分析

1.案例简介。黑龙江兰西的玉米种植项目主要投资的农业品种为当地大面积种植的玉米作物,该项目的投资方为北京信托投资公司兰西分公司,兰西中信公司主要是由中信信托公司、省农科院、哈尔滨谷物交易所共同出资3000万元成立的。信托公司通过与政府在生产经营以及技术物流等方面合作,在政府的保证下,进行生产经营工作。

在投资方面,信托公司通过对合作社农民发放信托凭证,作为农民获得土地收益权的一种法律证明的方式向农民提供农业信托投资。

在技术方面,信托公司主要通过与当地政府合作,开办中信兰西农民学校,讲授农技课程,培训职业农民,有效地提高了当地农民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玉米产量的提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在生产方面,兰西在榆林镇辟建万亩国家级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与集成示范园区地块,将全县的40万亩玉米纳入土地信托化改革,整合34个农机合作社,全程提供农业机械化作业服务,整合省农科院、兰西农技推广中心科技人员全程进行技术服务。同时,国家政策和技术上的支持有助于玉米的进一步增产,从而提高玉米销量。

在物流方面,对兰西国有粮食收储企业进行整合,发挥谷交所市场资源优势,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物流的保证可以有效提高鲜活农产品质量,提高收益。

固定收入方面,兰西中信公司引导农民自愿将承包的集体土地委托给合作社经营;合作社受托农民承包地后,经过整理,再二次信托给中信信托公司,由中信信托公司对合作社农民发放信托凭证,作为农民获得收益权的一种法律证明。

2.经验借鉴。黑龙江兰西的玉米种植项目属于“政府代理模式”的农事服务一体化的农业信托类型,即由政府作为信托公司与农户之间的中间人,负责在技术、物流、仓储等生产经营各个方面与信托公司合作,大力支持和帮助信托公司的生产投资的一种运行模式;该信托公司在投资项目选择上,充分考虑当地玉米产业的地区特色,选择了玉米项目作为投资方向。

从整体来看,该公司从提高农民技术、生产、物流、资金投入等多方面进行投资,科技、机械、资金投入相对较大,但可以有效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兰西玉米作物的收益,信托公司组织农民承包土地的方式可以有效帮助农民保证稳定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加之当地土地合作社的玉米种植已经占据一定市场,有了相对稳定的收益,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投资和产业升级,又有了当地政府在技术、服务、物流上的大力支持,投资风险小,市场前景巨大,从政府的角度来看,由于玉米这类粮食作物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再加之这类作物本身投入大,生产期长,收益低,需要政府与信托公司大力合作,大力支持其经营投资工作。

四、政策建议

首先,“蓝区”最适应的信托类型为“农事服务一体化”信托,信托模式为双合作社的运作模式,全程农业机械化服务项目较多,收益好,信托公司积极性强,但投资风险大。政府应建立明确的动态监管制度,减低风险,保证市场有序运行,保证农户的稳定收益和农业正常发展

农业公司与农业合作社区别范文6

第二条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遵循政府引导、政策支持、部门配合、农户自愿、市场运作、稳步推进的基本原则。

第三条区成立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制定我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规划,根据我区各时期农业生产的需要确定险种和保障范围,选定承办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的保险公司,协调各部门、各社区的关系,落实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各项措施和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及审核投保人的资格。

各社区相应成立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负责制定本社区政策性农业保险投保计划,对投保人进行资格初审,协助保险人做好承保、防灾防损和出险后的理赔工作。

第四条从*年起,区财政连续三年每年划拨20万元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专项资金。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区级财政对投保政策性农业保险项目的农户进行保费补贴。

第五条区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根据当年农业保险发展的规划,提出政策性农业保险专项资金的使用计划,由区财政在专项资金内据实拨付,当年有结余可滚存下年度使用。

第六条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品种:水稻、香蕉、杂果、蔬菜、花卉、水产、能繁母猪、牲畜、家禽以及农机具综合保险。区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根据各时期农业生产的需求确定或调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品种。

第七条政策性农业保险财政补贴的标准:水稻、能繁母猪保险,市、区财政补贴保险费的80%;其他保险项目,市、区财政补贴保险费的40%。

第八条按比例应由农户缴交的保险费,由专业保险公司在出具保险单的同时向农户收取。市、区应承担的保险费补贴,由市、区财政在次月10日前向专业保险公司统一汇缴。

第九条各社区推进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应协助专业保险公司在本社区开展农业保险及其他涉农保险业务,为专业保险公司开展业务提供便利。各社区要指定一名人员参加协调小组,负责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广工作。

各社区要指定一名干部负责协助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配备一名人员担任农业保险的协保员,负责宣传农业保险政策、组织农户投保并代收保险费。

第十条专业保险公司要依法经营,按主动、迅速、准确、合理的原则履行保险合同义务。

第十一条区将财政救济、救助与农业保险理赔工作结合起来,提高救灾工作效率和财政支农资金的效用。

第十二条为增加政策性农业保险金的透明度,各社区应定期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投保及赔付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各社区负责督促检查投保人落实防灾防损的各项措施,降低自然灾害给保险标的带来的损失。

第十四条各社区要利用各种方式,开展对投保人的诚信教育,特别是发生大面积的自然灾害后,要利用人缘地缘的便利条件,协助保险人及时、合理地开展理赔工作。依法处理骗保骗赔行为,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