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市自评报告范文1
今年“超级女声”除保留了中部的“长沙唱区”、西部的“成都唱区”外，还分别南下增设“广州唱区”，北上增设“郑州唱区”，东进增设“杭州唱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东西南北中”全国范围的势力扩张。
在报名人数上，今年的“超级女声”更是高达十万。其中，新设的“广州唱区”就出现了日报名人数突破千人的火爆场面，以至于导演组一再推迟报名截止时间。“成都唱区”的报名人数更是接近去年全国4个“唱区”（长沙、武汉、南京、成都）报名总人数5万人。
根据央视-索福瑞对全国31座城市进行的收视调查显示，去年“超级女声”在湖南卫视播出时，同时段收视率仅次于中央电视台一套，排名全国第二名，刷新了湖南卫视的收视纪录。今年的“广州唱区”淘汰赛的收视份额最高值也突破了10％，而郑州地区“五一”期间在白天播出的海选比赛，就达到了10％，也就是说，当“超级女声”播放时，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每100个人就有10个在收看这个节目。从湖南卫视公布的2005年广告价格表单价上看，其他节目价格最高的是“快乐大本营”每15秒5万元的随片广告，而“超级女声”的广告价格，每15秒高达7.5万元，年度总决赛的报价更高达每15秒11.25万，超过了中央电视台第1套最贵的19∶45时段11万的电视剧贴片广告。
在国内的电视荧屏上，类似的平民造星“真人秀”娱乐节目并不乏其数，如：央视的《梦想中国》、《星光大道》、东方卫视的《莱卡我型我SHOW》以及今年3月4日宣布正式启动的安徽卫视的“首届华语电视剧歌曲大赛”等。而“超级女声”之所以能够在如此众多的“平民造星”节目中脱颖而出，除了其具有作为在同类节目中第一个被推出率先占领市场的优势外，还在于其成功的全国品牌推广战略。
一、联手各地媒体扩大品牌影响力
今年，“超级女声”在全国开设了杭州、成都、广州、郑州、长沙“东西南北中”五大“唱区”。实行“赛区制”的优势在于给各地观众带来“亲近感”，体现了该活动的“接近性”，扩大活动影响力。但在“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下，省级卫视频道要想进入外省市场往往相当困难。虽然享有了“国内最具活力的电视娱乐频道”的美誉，并且凭借着《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晚间新闻》、《音乐不断》等知名栏目曾制造过“快乐旋风”、“玫瑰花香”的“湖南电视现象”，但从行政级别上看，湖南卫视毕竟还只是一家省级电视台。而在此之前，湖南卫视也举办过一些类似的全国性的选秀活动，如《全国PUB歌手大奖赛》、《金鹰之星》等，但这些活动的品牌影响力往往仅局限于湖南省内。
“超级女声”的全国性成功就在于湖南卫视与各地媒体的成功合作。首先在各“唱区”活动的举办上，湖南卫视选择了与当地的地面电视媒体进行合作。如“广州唱区”的合作媒体是广东电视台珠江频道，“成都唱区”为成都电视台33频道，“杭州唱区”为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郑州唱区”为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等。
就地面电视频道而言，能够参与这样全国性活动的举办，不但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本频道的收视率，增强该频道在当地市场的竞争力，而且还可以学习湖南卫视举办大型活动的经验，提高自身的实力。例如：2004年《超级女声》在成都电视台经济频道播出后，就带动改频道收视率上涨了72%，份额提升了39%。而“成都唱区”决赛当晚，该频道的收视率更是上涨了303%，份额提升了234%。
就湖南卫视而言，选择与当地的地面电视频道进行合作，一方面可以减少前期投入的成本，如削减租借举办场地、灯光音响设备的费用，减少工作人员的数量等；另一方面还可以借助于地面电视频道在当地的各种关系网络，熟悉并且深入当地市场，扩大湖南卫视品牌在当地的知名度、影响力，避免出现进入陌生市场的“水土不服”。
另外，由于覆盖范围的差异，地面频道与卫星频道在市场竞争上往往也不在同一层面。因此，这样的合作对于卫视频道、地面电视频道双方今后各自的发展也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其次，在活动的对外宣传上，湖南卫视还强化了与网络媒体、广播媒体、纸质媒体的合作。选择了诸如新浪网、广东电台音乐之声、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潇湘晨报、东方今报、都市快报等其他类型的媒体进行合作，形成了立体式、全方位的宣传效果，进一步扩大了“超级女声”品牌的影响力。
二、融入地方文化元素强化品牌接近性
“超级女声”在创办之初是作为湖南娱乐频道的一个“选秀”活动，在活动环节设置与风格定位上具有独到而厚实的湖湘本土文化特色。而当“超级女声”品牌推向全国，并且开设了东西南北中五大“唱区”的时候，这种湖湘本土文化特色鲜明的“超级女声”就会在适应全国市场上显得“吃力而不讨好”。因此，必须在保留初始状态“超级女声”中具有全国普适性文化元素的同时，根据每个“唱区”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对“超级女声”进行重新设置与包装，从而强化“超级女声”品牌的地域接近性。而“超级女声”品牌能否突破地域文化的限制也决定其能否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电视品牌的关键。
广东电视台台长张惠建曾公开表示，《超级女声》“广州唱区”的设置就加入了大量的南粤文化概念，让本土文化与娱乐性相结合，以适应广州观众的口味。
今年“超级女声”在强化品牌地域接近性上，首先是引入“城市女声”概念，突出了五大城市各自特色以及五大城市之间联动：
A、根据每个分赛区城市的文化特色，拍摄相关的片花等等；
B、每个分赛区的冠军将代表本赛区，直接进入下个分赛区，通过参与环节、外拍来表现超级女声“城市互动”的主题；
C、网络观众票选：哪个城市的比赛进程最富于戏剧性、最打动人心，以及评选“最佳城市女声”等等；
“城市女声”概念的引入在强化城市文化的同时，也突出了不同区域文化的特色。如“广州女声”所代表的岭南文化的开放，“杭州女声”所代表的江浙文化的婉约以及“郑州女声”所代表的中原文化的豪放等。而这种地域文化特色的突显也使得“超级女声”品牌在突出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强调了全国的普适性。
其次，从评委的选择上强调地域特色。
“尖刻”的评委曾被认为是“超级女声”的吸引观众眼球的一大“亮点”，而社会对于这种异乎寻常的点评方式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
因此，各个“赛区”在对评委的选择上（特别是在“海选”阶段）就需要全面考虑评委点评时的“尖刻”程度是否保持在所在地域文化对于“批评”的容忍度之内，点评的角度是否与当地的文化特色相吻合。例如，海选时的三个“评委”中至少会有一位来自当地，不同“唱区”的“尖刻”程度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还产生了诸如《超级女声评委变脸不再凶》等新闻。
三、依托冠名广告品牌提升品牌知名度
在我国，虽然广告收入的多少直接决定着媒体的经营状态，但是媒体在对于广告商的选择上，不应该单一地通过广告费用投放量的多少来进行判断。那种“有奶便是娘”消极的广告商选择态度，实际上是一种短视行为。曾经就出现过某地的广播电台由于播放虚假医疗广告而被消费者告上法庭的案例。
媒体在选择广告商的品牌时，应该进一步考虑在对广告商的品牌进行推广的同时，对自身品牌影响怎样，是被提升还是有所降低。那种单纯地将广告“冠名”认定为是对于广告品牌的宣传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广告品牌与电视节目品牌之间往往是可以相互促进、相互提升的。
今年“超级女声”被冠名为“2005快乐中国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而作为央视2004年末广告招标会“标王新贵”的蒙牛集团就利用自己在全国范围内的通路优势，将“超级女声”品牌的知名度扩大到了极致。
如请2004年超级女声季军张涵韵作为其产品的代言人，并在其20亿包产品的外包装上印有超级女声比赛信息，在蒙牛全国各处销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体上宣传比赛，进一步扩大“超级女声”比赛的影响力。据湖南卫视广告部的业务员透露，今年的赞助商除购买冠名权投入了2800万之外，还投入8000万制作相关的灯箱、车身、媒体广告，再加上在自己的产品包装加上“超级女声”的宣传，总的算下来，赞助商为这个节目提供了超过1亿元的资金支持。
因此，电视品牌在获得广告品牌的赞助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与广告品牌实现有效的互动，实现“双赢”。
注释：
①⑤⑩袁蕾：《“超级女声”十万人玩的游戏》，《南方周末》2005年6月2日
②《广州超级女声报名截止日报名量突破1000多人》，《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24日
③朱丽亚：《“超级女声”成都报名：交通拥堵万人逃学》，《中国青年报》2005年5月27日
④付军：《美少女战士到穗作秀超级女声叫板残酷一叮》，《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11日
⑥克顿顾问湖南卫视项目组：《2004超级女声影响力分析》，湖南卫视网站2005年3月8日
⑦李丽：《“超级女声”南下广州》，《羊城晚报》2005年3月23日
超市自评报告范文2
1.1假设演绎
基于市场半强势有效性的假设，即股票价格能够及时并充分反应公开披露的信息，内部控制相关信息的披露是能够引起股价的波动。根据陈宋生，郭京晶（2011）所述，目前学者们对强制与自愿披露信息哪种更能得到市场的认可存在争议，即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博弈。一种观点认为，强制披露优于自愿披露，即支持监管有效。该观点认为市场是存在缺陷的，管理者存在投机行为。现行的管理者薪酬大多是以净利润和股票价值作为衡量标准，为了避免不良的业绩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而降低自己收益，部分管理者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径，少披露或不披露负面信息。这使得证券市场不能有效地反映公司真实价值，误导投资者行为，从而损害投资者利益。在市场缺乏有效性的背景下，要求强制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从外部来讲强制措施能弥补管理者管理者信息披露意愿的不足，使投资者拥有足够的信息加以投资决策；从内部来讲，强制措施能使管理人员意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在披露报告之前，他们会采取额外的措施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从而改善财务状况。但是有投资者担心管理层并不是出于自愿的完善措施只会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相关的报告也只能是其掩盖错误的“遮羞布”。Li＆Madarasz（2008）就认为，强制披露引致各方利益冲突，而不能有效帮助各方达成想要的结果，因为它导致了各方交流的减少。另一种观点认为，自愿披露更能获得市场的认可。该观点源自自我选择理论，在有效市场的前提条件下，市场有足够的内在动力敦促“好公司”披露“好消息”，市场会对披露的“好消息”作出积极反应即股价的提升而对没有披露信息的公司不做反应甚至认为是“坏消息”而使股价下跌。根据学者们的实证研究结论，在自愿披露内部控制信息时，不存在严重内部控制问题的公司更愿意披露内部控制报告，因为管理层将自愿披露信息作为一个有效的工具来降低资本成本。所以，与强制披露相比，投资者更看好自愿披露。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假设1：强制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小于自愿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
1.2研究设计
研究方法：（1）事件研究法。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检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前后的股价波动，对比强制披露和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带来的累计超额收益，同时利用单样本T检验说明累积超额收益偏离0的程度，以此来判断披露的内部控制信息是否具有信息含量，从而验证假设。由于沈菊琴等（2013）认为我国的上海股市和深圳股市属新兴市场，风险系数α和β极不稳定，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较低。而运用均值调整模型可以更有效地达到探测股票价格事件性表现的目的，且非参数符号检验时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因此本文也采用均值调整收益法计算超额收益率，方法如下：第一步，确定各窗口期。本文将时间窗定为（－70，10），共计81天；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披露日定为第0天，事件研究窗口定为前后10天，即（－10，10）；正常收益率的估计期为（－70，－10）。第二步，计算第i种股票的日收益率。Ri，t＝Pi，t－Pi，t－1／Pi，t－1（其中Pi，t和Pi，t－1分别是第i家样本公司第t，t－1天的收盘价）第三步，计算超额收益率：股票i的超额收益率：AR，Ri，t－Ri，T，（Ri，T表示估计期内股票i的平均收益率）样本组平均日超额收益率：AARi，t＝1nni－1ARi，t事件窗口期样本组累计超额收益率：CAR（t1t2）＝t1t2AARi，t股票i的累计超额收益率：CARi，（t1，t2）＝t1t2ARi，t（2）多元回归模型。由于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披露时间往往与年报接近甚至一致，为了进一步检验事件期的累计超额收益是否由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引起，本文在事件研究法的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累计超额收益比较容易受到公司业绩、资产规模、审计意见的影响，因此本文采用了净资产收益率、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是否亏损、审计意见作为控制变量，形成了以下回归模型：CARi（t1，t2）＝β1＋β2MOV＋β3ROE＋β4LNSIZE＋β5LEV＋β6LOSS＋β7AUD＋ε其中MOV代表自变量强制或者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mandatoryorvoluntary），强制披露时为1，自愿披露时为0；ROE代表净资产收益率；LNSIZE是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代表公司资产规模；LOSS表示是否亏损，亏损时为1，否则为0；AUD代表2011年度审计意见，非标准无保留意见为1，否则为0。
1.3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2011年是第一年要求部分公司强制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可获得的样本数量有限，所以本文选择被强制要求出具2011年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境内外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同时选取与研究样本同一年度、同行业、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样本，剔除数据不全、事件公告日出现其他重大事项的公司，最终得到研究样本47家，控制样本47家，共计94家。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数据来源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巨潮资讯网，由手工整理获得；公司每日的收盘价、回报率来自数据库；数据分析和回归检验分别运用EXCEL和EVIEWS3．1软件。
2实证研究
2.1市场反应检验
图1和图2分别反映了样本公司和对比公司在公告日前后十天的AAR、CAR的波动情况，比较图1、图2和表1可以明显地发现：强制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CAR值除了披露前第十天以外都是负值，越接近公告日CAR越低，公告日前两天CAR为－3．1991％，显著为负（在5％水平上显著），公告日当天CAR达到最低值－4．5％（在1％水平上显著），然后CAR在－4％左右徘徊3天后迅速回升，此过程说明市场对强制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反应是消极的，如果投资者在事件窗口期前购买强制披露内控审计报告公司的股票将会损失4．5％。相比之下，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CAR在公告日之前基本呈上升的态势，公告日前第三天CAR为1．5099％（在10％水平上显著），公告日当天为2．7423％，公告日后一天CAR达到最大值2．8594％，此后CAR迅速回落，到第七天CAR值已不再显著，根据有效市场假说，证券市场能够反映已公开的信息，但是在公告日之前市场已经做出积极反应，说明存在消息提前泄露的可能或公司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投机的可能。经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强制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小于自愿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验证了假设1。但是强制披露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的负累计超额收益却出乎了我们的意料，经分析原因可能如下：首先境内外上市公司的股价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2011年低迷的国际金融市场也影响了国内股票价格；另其次根据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的统计，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的披露内部控制缺陷的比例最高，为26．47％，但是只有一家公司（新华制药）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否定意见，但是据统计当年出现财务问题的远不止一家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低质量以及对强制披露措施的可行性的质疑导致了投资者对强制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不看好。最后，由于这些公司在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中披露的内控缺陷即“坏消息”使得股价有所下跌。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具有一定信息含量的结论与前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但是强制或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累计超额收益则需要进一步的检验。
2.2多元回归分析
表2是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检验结果。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都较小，均在可控范围内，说明各变量具有相互独立性，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不会影响回归结果。本文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表3是回归结果。回归结果表明：D－W检验值为1．6824，说明个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F统计量为2．745，P值为0．017209，说明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F检验，模型整体的显著性较好，具有统计意义。根据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发现MOV的P值为0．5943，并不显著，说明强制或自愿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不是形成超额累计收益的主要原因；净资产收益率（ROE）和审计意见（AUD）与CAR均不相关；资产负债率（LEV）和是否亏损（LOSS）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资产负债率高或者亏损的公司的累计超额收益较低，说明公司的杠杆水平和业绩会对累计超额收益产生一定影响；公司规模（LNSIZE）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由于规模较大的公司更容易受到投资者的关注，其信息泄露较为严重，市场早已消化信息，使得信息公布后引起的累计超额收益较少（陈共荣，刘燕，2007）。
3研究结论
超市自评报告范文3
新余市重拳出击破除“红顶中介”，建设全省乃至全国领先的中介超市网络平台，打造“淘得省心、用得舒心、管得放心”的“三心”中介超市，打好了涉审中介服务领域的“破题、树旗、强基”三场“放管服”战役，有效促进了中介服务减时降费提质，助推行政审批提速提效。
一、放开市场强活力，破“红顶中介”垄断之题
“红顶中介”垄断高收费、低效率、权力寻租等现象是行政审批的毒瘤，必须彻底铲除。新余市委、市政府敢于刮骨疗毒，剥离政府部门下属单位中介职能，全面放开中介市场，组建成立全省首家中介超市，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破解了“红顶中介”垄断难题。
1.剥离职能回归市场，解决“红顶中介”垄断源头。从政府部门下属单位着手，开展清理整顿中介服务工作，先后剥离了市环科院、市白蚁防治所等11家政府部门下属单位的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职能，严禁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在中介机构任职，切实斩断政府部门与中介机构的利益链条，让中介服务回归市场，改变了政府部门以往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局面，实现了中介市场的公平竞争。
2.放开市场引进中介，消除“红顶中介”滋生土壤。新余市全面取消了区域性和行业性执业限制，全面放开行政审批中介服务市场，面向全国引进中介机构，“无差别、零门槛”入驻中介超市。要求每个事项入驻机构至少达到3家以上，不足3家的，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引进，引进不力的，进行绩效扣分处理。目前，中介超市共入驻中介机构156家，比原来的53家翻了近2倍，平均每个事项中介机构基本达到5家，促使中介市场百舸争流、千帆进发，消除了“红顶中介”滋生土壤。
3.中介服务公开选取，防止“红顶中介”死灰复燃。要彻底铲除“红顶中介”，就必须让中介服务在阳光下运行，让“红顶中介”无所遁形。出台《新余市建设项目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管理办法》，规定政府投资项目都在中介超市公开选取中介机构，明确中介收费和时限，有效保障中介选取的公开透明，引导和带动了一批社会投资项目在超市自主挑选中介服务，防止了“红顶中介”死灰复燃。
4.实行执业保护机制，杜绝“红顶中介”暗中指定。实行中介机构执业保护机制，审批部门对中介机构出具的成果报告一视同仁，不搞区别对待。对无正当理由不予受理或审批不通过的，中介机构可提出异议，并组织专家认证，专家认证与审批结果有分歧的，责成审批部门向监察机关解释。切实杜绝部门或个人借审批环节搞区别对待，暗中指定某些特定中介承接业务，造成事实上的“红顶中介”，解决了投资者后顾之忧。
二、减时降费优效力，树“中介超市”品牌之旗
2014年，新余市在全省乃至全国率先成立了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服务中介超市，在此基础上，利用“互联网+”思维，于2017年底又建成了全省首个中介超市网络服务平台，打造投资者“淘得省心、用得舒心、对管理放心”的“三心”中介超市，进一步促进了中介服务减时降费，树立了中介超市“公平公正、优质高效”的服务品牌。
1.提供“一站式”网络服务。一是中介事项全覆盖。将涉审中介事项全部纳入中介超市，投资者可在超市找到从项目立项到竣工验收的所有33个涉审中介，还能公开查询入驻中介机构的证照、电话、人员、收费等信息，方便投资者对比挑选，让投资者进“一扇门”，就能选齐所有中介。二是实现在线选取。通过网络平台，项目单位可在线选取公告，中介机构无需到场，通过手机就能报名参选，极大方便了双方办事。据统计，今年超市共选取了167个项目，平均选取时间仅23.46小时，最短的只有16小时，比原来的现场选取效率大为提高。三是构建三级服务网络。在高新区、分宜县、渝水区建立了中介超市网络终端，并将终端延伸至县区所有工业园区，让项目单位就近享受选取、跟踪、评价等综合服务。
2.推行“承诺式”公开选取。实行定价摇号、均价比选、最低报价等在线公开选取方式，让项目单位自主确定中介价格和服务时限，中介机构自愿报名参选，并按照公告确定的价格和时限签订合同，履行服务承诺，有效降低了中介收费。3年多来，超市共公开选取了868个中介服务项目，总成交金额3608.01万元，对比市场价4741.7万元，节约资金1133.69万元，资金节约率达23.9%。
3.开展“保姆式”跟踪服务。依托中介超市网络平台，对所有中选的项目网上建档，每5天至少跟踪一次，直至项目办结。推行服务承诺制和投诉限时办结制，督促中介机构按承诺履行服务，规范中介执业。今年以来，全市共跟踪服务172个中介选取项目，及时介入和处理了23个服务不及时、执业不到位的问题。在中介超市的“保姆式”跟踪下，中介机构都能按承诺时限提交成果报告，平均每个项目完成时间比原来提前8天左右，服务效率大为提升。
4.实行“综合式”执业评价。对入驻机构执业进行综合评价，每季度评价一次，年底进行总评。具体由项目单位、行业主管部门、中介超市三方，根据服务满意度、行业规范和日常跟踪情况对中介机构执业情况进行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在中介超市公开。做到了全面、及时、客观反映中介机构服务水平，为投资者选择优质中介提供量化参考。
三、综合施策促动力，强制度保障之基
从实行中介事项清单管理、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创新选取方式、建立评审监督机制等方面入手，因地制宜，综合施策，进一步强化中介服务市场监管，激发了中介机构做好服务的动力，保障了中介服务整体质量。
1.实行清单管理，严禁随意增设事项。根据法律法规“立改废”情况以及国务院、省、市权力事项调整，分别在2016年、2018年向社会公布了《市级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清单》，未列入清单的中介服务事项一律不得作为行政审批受理条件，明确涉审中介服务受理范围，防止审批部门随意增设涉审中介事项，中介机构搭车收费，切实为投资者减负。
2.严格规范管理，清退淘汰不良机构。建立中介机构清退淘汰机制，实行中介机构宽进严管。对季度评价不合格的，做出限期整改处理，整改期间禁止参与中介超市公开选取。对年度评价不合格、严重违法违规、受到行政处罚等不良中介机构，列入黑名单予以清退，不再入驻中介超市。三年来，中介超市累计清退淘汰中介机构21家，淘汰率达13.4%，有效提高了整体中介服务质量。
3.创新选取方式，促进竞争优胜劣汰。进一步优化中介超市选取模式，将中介机构每季度三方综合评价结果作为选取条件，全面推行择优直选模式，让评分越高的中介机构中选几率越大，进一步激发中介机构做好服务的动力，促进中介机构优胜劣汰。
超市自评报告范文4
【关键词】 会计信息； 债券定价； 公告效应； 债券市场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6）08-0010-04
一、会计信息在债券定价中的作用及其研究意义
会计信息泛指信息提供者通过财务报表、财务公告、财务报告及附注等形式向资本市场中股东、债权人和其他信息使用者提供的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信息。自Ball and Brown[1]及Beaver[2]给出会计盈余公告具有信息含量的结论以来，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已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对于会计信息在股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国内外已有了较为充分的讨论，具体研究会计信息与股票价值相关性的代表包括Collins et al.[3]，Dechow et al.[4]，陈信元等[5]，党建忠等[6]。但研究债券市场中会计信息作用及会计信息和债券价格相关性的文献还较为有限，尤其是我国债券市场中类似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
实际上作为资本市场中的不同品种，资本市场中股票与债券定价上存在一定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具体分为个体层面差异和市场层面差异。个体层面上看，债券具有非线性收益的特征[7][8]。持有债券相当于持有一组由公司资产和以公司资产为标的的看涨期权空投构成的证券，这一投资组合具有收益上限。因此，作为固定收益产品债券持有人的收益浮动非常有限。而公司业绩发展良好时，股权投资者能享受更多公司业绩上涨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当投资者预期公司资产现值小于债券面值时，理性债务人可能会选择违约而使投资者遭受利息或本息可能无法偿付的风险。因而在收益结构上股票收益结构和债券收益结构是有所差异的。市场层面上看，债券与股票差异主要指市场规模、市场流动性等差异对投资人造成的影响不同，这种差异在我国债券市场中更为明显。从成因来看：（1）我国债券市场发展晚、起步慢。以企业债券市场为例，直至2007年《企业债券管理办法》，企业的债权融资渠道才正式通畅，而中小企业规模性发行短期融资债券和中期票据的时间还要更晚。（2）我国债券市场体量仍过小。从成熟金融市场的经验来看，目前我国债券市场整体规模占资本市场整体规模的比例还较小。如美国债券市场规模与股票市场规模的比例一度稳定在3∶1，即便在经济下行时债券融资占比也高于我国同期水平很多。（3）我国市场债券发展不规范。由于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债券市场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债券市场的发展，诸如“两个类型、两个中心、一个平台”①的特殊体制、地方政府债券与城市投资类债券并存的特殊现象屡见不鲜。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制度不断完善，问题不断解决，目前债券市场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综上所述，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功能，有利于纠正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中的不合理定价，这对于促进我国债券市场发展、稳固债券市场地位无疑有着重要意义[9]。
二、会计信息在债券定价中的作用研究现状及主要成果
目前对债券定价实证分析的最主要方法即要素分解法，这种方法的核心思想是将影响债券价格的要素分成宏观层面（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利率变动等）、债务主体层面（包括债务主体财务会计信息、债务主体经营状况、债务主体所处行业背景等）和债项层面（包括债券期限、久期、凸性等）等多个层级并逐一分析。在要素分解框架下，信用债价格可以看成是无风险利率债价格与风险溢价之和，财务会计信息对债券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财务会计信息对风险溢价部分的影响上。从会计信息的功能上看，会计信息的主要作用包括定价功能和治理功能[10]，特别是其定价功能会对债券最终价格产生直接影响。具体而言，财务会计信息的定价功能主要反映在债务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和财务报表中。此外，会计信息还具有公告效应，因此研究财务报表中盈余公告信息对债券价格作用的影响也成为债券定价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会计信息定价功能研究现状及成果
由于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中信息来源较为有限，特别是一些中小机构投资者获取债券信息的来源仍通过财务报表和信用评级报告，这两类信息对债券价格的影响研究也是最丰富的，因此，财务会计信息的定价功能主要反映在债务主体信用评级报告和财务报表中，学者也围绕信用评级报告与债券价格的关系展开了深入探讨。
信用评级又称资信评级，是一种社会中介服务，为社会提供资信信息，或为单位自身提供决策参考。评级机构在进行信用评级时不仅参考企业行业信息和宏观经济环境，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也是重要的判别标准之一。同时参考国内主流评级公司给出的评级框架，财务会计信息也是其度量债券价格和债券风险的主要标准。换言之，信用评级水平对债券价格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由债务主体财务会计信息反映出来的。早期研究主要考虑评级迁移和评级变化对债券价格的影响。如Katz[11]等最早研究了公司债价格对信用评级改变的调整过程，发现评级改变之前债券的价格没有表现出任何预期，而评级改变之后需经过6―10周价格才会调整到新的合理水平；Copeland and Ingram[12]研究市政债券发现，债券自身的财务会计信息对信用评级变动具有较强的预测作用；根据不同机构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不同理解，Hsueh and Kidwell[13]研究发现投资者可根据美国两大主流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穆迪的评级报告差异赚取16至21个基点的超额回报。之后学者逐渐将研究重心转移到评级自身特征上。由于一旦债券发生违约投资者只能获得部分本金和利息，因此违约率也是衡量债券价格水平的领先指标。Fons and Kimball[14]研究了信用水平和实际违约率的关系，结果发现不论是标准普尔作出的评级还是穆迪作出的评级，与违约率都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衡量证券价格的另外两类常用利率包括债券到期收益率（Yield rate）和债券即期利率（Spot rate）。Ziebart et al.[15]研究债券交易时到期收益率变动对债券价格造成的影响，结果表明二级市场中信用评级与到期收益率成正向的相关关系；Hofmann and Watrin[16]则关注与信用评级对债券即期利率的影响，发现信用评级的差异会影响债券在市场中的回报率。此外，他们还发现债券流动性的变化及可征税收入的变动也是影响债券回报的一类重要指标。从经验来看，债券市场中同样符合“高风险高回报”②的逻辑。从投资组合的构建来看，Blume et al.[17]横向对比了美国1977―1989年间股票市场、高评级债券市场和低评级债券市场的具体情况，发现以投机级债券为代表的低评级债券其回报率要低于同期股票市场回报率并高于同期高评级债券市场回报率，并且这类债券具有较低的凸性，实际收益率与债券所剩期限并无直接联系。
我国对评级信息与债券价格关系的研究开展较晚。齐寅峰和李礼[18]在回顾西方学者企业债券评级的方法、企业债券评级与违约率之间的关系、企业债券评级与权益投资回报率之间关系这三个问题后，总结了我国学者对其研究现状，为较早研究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情况的规范性研究；实证研究方面，何平和金梦[19]利用2007―2009年间发行的企业债数据研究我国信用评级在债券市场上的影响力，较早研究了我国债券一级市场债券发行成本的相关问题。研究表明债券评级和主体评级分别对发行成本具有解释力，但债券评级对发行成本的影响力大于主体评级；债券评级市场的另一优势是可通过债券评级机构给出的信息研究分析我国一些非上市公司的情况，如周宏等[20]利用2008―2011年中国非上市企业债券数据，实证检验企业债券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债券发行者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而针对财务报表中会计信息与债券价格关系的研究目前仍较为有限。Elton[21]通过时间序列分析和横截面分析对会计信息与债券价格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回报、违约风险、期限结构风险和未预期波动等指标能决定债券价格。Barth[22]基于含权债券价格估计和公司债基本面分析等方法研究发现选择不同会计信息和不同基准对债券价值估计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指标基本要素包括债券的买入价格、卖出价格、转换溢价等；王博森和施丹[9]较早尝试研究了我国债券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中会计信息是否有用，结果表明会计信息无论在发行市场还是交易市场都是影响债券价格的重要指标。同时他们进一步考察了会计信息在我国不同债券种类、不同债券市场中的有用性程度。研究表明产业债券相比城投债券其价格对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更强；银行间市场相比交易所市场更关注会计信息对债券价格的影响。
（二）会计信息公告效应主要研究现状及成果
会计信息对债券价格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公告效应上，如不少学者指出盈余公告后漂移（PEAD）现象。盈余公告后，未预期盈余较高的企业其证券超额回报率在盈余公告期内持续增加，而未预期盈余较低的企业其证券超额回报率在盈余公告期内持续降低。如Beaver[2]对盈余公告信息含量进行了定义：当盈余公告使投资者对股票未来回报（或价格）的看法发生改变，从而使市场均衡价格波动时，盈余公告被认为具有信息含量。股票市场中盈余公告信息含量的实证研究最早开始于Beaver[2]、Ball and Brown[1]。相比之下，公司债市场中盈余公告信息含量的实证证据在2009年才被学者系统地发现。Easton[23]首次用实证数据证明了会计盈余信息在债券市场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在公司盈余公告日附近公司债券的交易量有显著的增加，债券的回报率与盈余信息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Easton不仅证实了盈余信息的有用性，还发现了债券作为固定收益证券所具有的区别于股票的收益支付方式对盈余信息有用性产生了影响。类似研究还包括Bartov et al.[24]、Battalio and Mendenhall[25]、Sadka[26]、Pollet[27]。国内关于债券市场的盈余公告研究仍较为有限。付雷鸣等[7]利用2007―2009年的公司债样本研究了债券市场对公司债发行公告效应的反应。其结果表明，公司债发行会产生负的公告效应，但在公告之前的累计超额回报率为正，而在公告之后的累计超额回报率为负。高碧云[28]利用2008至2012年的公司债样本实证分析并检测了债券市场对于好消息和坏消息的反应，探寻不同债券特性产生的影响。因此，研究公司债市场对盈余公告的反应对进一步了解中国公司债二级市场以及盈余信息在中国公司债市场的有用性具有重要意义。王博森等[29]通过交易量分析、价格分析和盈余反应分析等方法研究发现同时发行股票与债券的公司，投资者会对不同的盈余公告期内债券和股票的超额回报率作出不同反应。盈余公告期内债券和股票超额回报率呈不同变化趋势，未预期盈余较高时债券超额回报率高而股票超额回报率低。
三、会计信息在债券定价中的作用研究总结与展望
债券作为金融资本的重要工具，在现代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近年来，我国的债券市场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如美国比较起来，无论是它的市场规模、种类，还是它的流动性、竞争性等，都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政府颁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积极发展债券市场”。这为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制度保障。
从目前学术界对债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特别是对于会计信息在债券市场定价中的作用研究来看，现有的研究已不能满足债券市场的变化形势。结合目前我国债券中一些趋势和热点话题来看，关于会计信息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第一，研究我国现有的评级制度：从成熟市场的经验来看，目前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水平相对过于集中，如企业债主要集中在AA、AA+和AAA水平上，但同评级下债券价格有着较大差异。以投机级（AA）债券为例，同评级下五年期债券收益率差异可达6.04%，超过最低即期利率（3.76%）的1.6倍。因此，单纯地使用信用评级水平作为债券价格的分析标准已不能满足现阶段我国债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要求，有必要研究同评级下债券价格形成差异；此外，随着债券在我国资本市场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债券投资者获取、分析会计信息的途径也逐渐丰富起来。一些未涉及在信用评级框架下的额外会计信息是否对债券价格产生影响也值得探讨。第二，债券市场规章制度的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债券市场托管结算制度的日益完善，债券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基本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发行和交易体系。与此同时，会计信息的治理功能也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挥。一方面，已有文献表明在我国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可以降低企业债务成本，但显然债务融资成本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企业发行债券的成本。直接研究企业债券价格与公司治理水平的关系，特别是与会计信息之间的关系对发债企业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另一方面，随着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监管、投资者债务诉讼下的价格形成机制仍有待探索。第三，信用违约事件频现：自2014年超日债发生利息违约后，至今债券市场中已有多只债券发生本息违约。随着我国经济下行，目前仍有较多债券面临偿付困境。一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中信用违约率为0，伴随着信用违约的出现，对债券价格信用模型的探讨与修正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是否应当在衡量债券价格时重新调整违约概率的权重，是否需要考虑债券市场中其他信息对债券价格的干扰等值得深入思考。
【主要参考文献】
[1] PAY B，PHILIP B.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68，6（2）：159-178.
[2] BEAVER，WILLIAM H. The information content of annual earnings announcement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1968，6（3）：67-92.
[3] DANIEL W C，EDWARD L M，IRA S W. Changes in the value-relevance of earnings and book values over the past forty year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7， 24（1）： 39-67.
[4] DECHOW P M， HUTTON A P， SLOAN R G.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he residual income valuation model[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9， 26（1）： 1-34.
[5] 陈信元， 陈冬华， 朱红军. 净资产、 剩余收益与市场定价： 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J]. 金融研究， 2002（4）：59-70.
[6] 党建忠， 陈军， 褚俊红. 基于Feltham―Ohlson模型的中国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影响因素检验[J]. 统计研究， 2004 （3）： 57-61.
[7] 付雷鸣， 万迪， 张雅慧. 中国上市公司公司债发行公告效应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10 （3）： 130-143.
[8] ROBERT C M. An intertemporal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J].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1973，41（5）：867-887.
[9] 王博森， 施丹. 市场特征下会计信息对债券定价的作用研究[J]. 会计研究， 2014（4）：3.
[10] 郑国坚， 魏明海. 股权结构的内生性： 从我国基于控股股东的内部资本市场得到的证据[J]. 中国会计评论， 2007， 4（2）： 189-204.
[11] STEVEN K. The price and adjustment process of bonds to rating reclassifications： a test of bond market efficiency[J]. Journal of Finance，1974，29（2）： 551-559.
[12] RONALD M C，ROBERT W I.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municipal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bond rating change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2，20（2）：275-289.
[13] HSUEH L P， DAVID S K. Bond ratings： are two better than one？[J]. Financial Management，1988，17（1）：46-53.
[14] JEROME S F，ANDREW K. Corporate bond defaults and default rates 1970-1990[J]. The Journal of Fixed Income， 1991， 1（1）： 36-47.
[15] DAVID A Z， SARA R. Bond ratings， bond yields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2， 9（1）： 252-282.
[16] RONNY K H，CHRISTOPH W. The Role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in the Debt Market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D].Working Paper，2012.
[17] BLUME M E， KEIM D B， PATEL S A. Returns and Volatility of Low-Grade Bonds 1977-1989[J].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1，46（1）：49-74.
[18] 齐寅峰，李礼.企业债券评级之研究综述[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9）：12-17.
[19] 何平， 金梦. 信用评级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力[J]. 金融研究， 2010（4）： 15-28.
[20] 周宏， 林晚发， 李国平， 等. 信息不对称与企业债券信用风险估价――基于2008―2011年中国企业债券数据[J]. 会计研究，2013 （12）： 36-42.
[21] EDWIN J E，et al. Fundamental economic variables， expected returns， and bond fund performance[J]. The Journal of Finance，1995，50（4）：1229-1256.
[22] MARY E B，et al. Option pricing-based bond value estimates and a fundamental components approach to account for corporate debt[J]. Accounting Review， 1998，73（1）：73-102.
[23] PETER D E，et al. Initial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n the bond market[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9， 47（3）： 721-766.
[24] ELI B，SURESH R，ITZHAK K. Investor sophistication and patterns in stock returns after earnings announcement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0， 75（1）： 43-63.
[25] ROBERT H B，RICHARD R M. Earnings expectations， investor trade size， and anomalous returns around earnings announcement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2）： 289-319.
[26] RONNIE S. Momentum and post-earnings-announcement drift anomalies： The role of liquidity risk[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0（2）： 309-349.
[27] STEFANO D，JOSHUA M P. Investor inattention and Friday earnings announcement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2009，64（2）： 709-749.
超市自评报告范文5
安徽省质监局第三季度对合肥等四市五十组化妆产品样品抽查，部分不合格产品的“汞含量”超过国家标准两万倍。
【据2006年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
点评：从食品到衣物再到化妆品，“毒”无处不在，人们无所遁形。人类的进化方向将是眼能识假、舌能品毒、铝合金的皮肤、不锈钢的胃、铜肠铁肝、百毒不侵。
超级学生
11月19日0时，北京林业大学评优短信平台开始启动，学生可以按照报纸、网络上公布的参选信息发短信投票，评选该校的北京市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对于这种类似“超女”模式的投票选举方式，有的学生认为简单方便，能让更多人有投票机会，“是一种进步”；有的学生则称，此举已使三好生的选举“变味”，不是在比“谁成绩好”而是在比“谁认识人多”；甚至一些学生对短信平台的商业利益存在疑问。
【据2006年11月21日《新京报》】
点评：超级女声火遍全国。不仅超级学生，超级医生、超级警察、超级工人、超级农民也可按此复制。
重要一课
甘肃金昌干部选拔实行“不孝敬父母”一票否决，组织部门通过发放征求意见表、深入拟任用人选家庭所在社区和乡村实地调查，以走访楼道代表、街坊邻居、片警等多种形式，了解其社会生活、邻里关系、赡养老人、夫妻关系等十二个方面，已对三名在孝敬父母、关爱家庭方面存在问题的干部人选，在换届选举中实行了一票否决。
【据2006年11月14日《北京晚报》】
点评：这一举措也算拿住了一些干部的“软肋”，因为在他们的惯性中，该孝敬的人是上级而不是父母。
“房价”者在涨
浙江经济最不发达地区之一丽水市某公墓一平方米价格竟高达八万元，相当于杭州西湖边住房均价四倍。
【据2006年11月29日《东方早报》】
点评：那人挣扎着活，这人奢华地死。太多的资源都在为一小部分人准备，在为一个特定的阶层准备。
海归人员也有就业问题
近期一项统计结果显示，有35％以上“海归”存在就业问题，40％“海归”感觉自己的职业方向出错。
【据2006年11月17日《北京晨报》】
点评：“镀金”归来，要么找不到工作，要么工作得不舒心，是金子总有发光的时候，难道镀金的却不行?如此多的人面临就业问题，是机制存在弊病，还是自身的原因?
美蒙冤律师获赔二百万美元
美国司法部在2004年将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名律师错当成马德里火车爆炸案嫌疑人关押了两周。事后，这名律师将司法部告上法庭，今年11月29日此案达成庭外和解，美国司法部同意赔偿梅菲尔德二百万美元，向他正式道歉，并销毁与他有关的窃听录音和监视录像。梅菲尔德说，庭外和解之后，他还将继续把有关美国《爱国者法案》违宪的官司打下去。他说，这项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可以毫无根据地进行搜查，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
【据2006年12月1日《扬子晚报》】
点评：俺敢肯定，这百分之二百是条假新闻，因为俺隔壁的二狗受了村长的欺负都不敢去告，何况这人要告一国政府了。
如何老有所养
浙江省绍兴市在市区西边投资近一亿元，建起了一座占地一百二十五亩、中心建筑面积五万四千平方米、绿化率达54％的绍兴市社会福利中心。中心除了内设带有卫生间和厨房的老年公寓房二百五十八套、高标准的托老床位一百六十八张外，仅绿地就达四万平方米，另外还配套有六千平方米的公共活动中心，三千平方米的购物和休闲设施，一千平方米的餐厅和门球场、地掷球场和户外健身器械。这样一股大建豪华示范性公办养老机构的风气在全国不少地区蔓延。
【据2006年11月22日《新华网》】
超市自评报告范文6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发现，在根据iFinD统计的2011年共计24154次对上市公司股票的评级中，“卖出”评级（本文的“卖出”包括“回避”、“弱于大市”等类似明确不看好的评级，下同）仅有76次，占比0.31%。
而这一年，是举世皆知的A股大熊市，上证综指全年下跌了21.68%，深证成指下跌了28.41%。在评级报告的展望时间一般都不超过半年的情况下，券商分析师们还是更愿意用“买入”、“推荐”等激励人心的字眼给股票们戴上“高帽”。
内地资本市场缺乏“卖出”评级的现象并非2011年所独有，它由来已久，且到了2012年仍旧如此。
截至5月24日，今年以来iFinD公开的14818次上市公司评级中，仅有25次“卖出”评级，比例比去年更低，仅占评级总数的0.17%。
本来，资本市场上的“买”和“卖”是孪生一对，券商分析师的评级本也应该成对出现，既然呼吁了“买入”，总该会有“卖出”的时候，但用一位受访的不愿具名的内地某券商研究所研究员的话说：“在利益的驱动下，券商分析师即便知道了需要卖出，也不会以报告的形式对外‘卖出’”。
去年仅0.31%报告喊“卖出”
“券商分析师就是个最不负责任的导游，从入口带你进去了，就再也找不到他的踪影了，需要游客自己寻找出口，安排出园的时间。”笔者参加私募投资圈聚会时，一位资深的股票投资者如此看待券商分析师这一职业群体。
从他们给上市公司的评级中，的确能看到这些不负责的导游的影子。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显示，有99%的分析师只会作出“买入”评级，仅有极少数分析师作过“卖出”。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目前内地券商基本都有自己的研究所，每个研究所均有各个行业的分析师，这些分析师定期或不定期地推出研究报告，并对行业和上市公司的投资进行评级。
目前市场上的评级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买入”评级，同等级评级用语还有“强烈推荐”、“推荐”、“强于大市”等，第二类是“中性”评级，同等级评级用语还有“观望”、“与大市同步”等，表示既不看好也不看坏，第三类是“卖出”评级，同等级评级用语还有“回避”、“弱于大市”等。
理论上说，在一个中长期时间段内，“买入”评级和“卖出”评级的数量应大体相仿，因为市场交易是相对的，有买就有卖，就如市场有上涨也会有下跌一样，在上涨的年份可能会出现“买入”评级多些，而在下跌的年份应该出现“卖出”的评级多些。
但统计数据显示，现实并非如此，不论是股市牛气冲天的时候，还是近些年沪指从6100点杀奔1600点的惨烈年份，券商分析师作为一个整体始终没为投资者提供与市场走势吻合的投资建议。
以2011年为例，在iFinD上，有1196位分析师发表了24154次对上市公司的股票评级，主要为“买入”类评级，其中“超强大市”、“强烈买入”、“强烈推荐”等这类强烈推荐买入的评级共有1331次，普通的“推荐”类买入评级共有19087次，两类合计20418次，占报告总数的84.5%。
而当年给予股票“卖出”评级的仅有76次，占评级总数的0.31%。这里所说的“卖出”评级包括所有明确不看好的评级，如“回避”、“弱于大市”等。另外还有3660个中性评级，占比15.15%。
渤海、高华最敢唱空
“哪家券商给了卖出评级，他们不担心得罪机构吗？”一位券商研究所所长在得知这个数据之后反问记者。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共有19家券商在2011年作出了“卖出”评级。作出“卖出”评级最多的两家券商分别是渤海证券和高华证券。
渤海证券共作出了27次“卖出”评级，值得注意的是，这少见的以至于有些惊人的“卖出”评级均来自一份名为《寻找能源、民生、粮食、出口主题：引领的新一轮投资热点》的报告，其署名作者为任宪功。但当记者联系该作者时，该作者称实际作者应为杜朴，因为后者为该公司入职不满一年的新员工，因此不具有署名资格。
报告的刊发日期为2011年6月22日，该日杜朴对晋亿实业、广船国际、太原重工、昆明机床、中南重工、中国船舶、巨力索具等公司给予了“回避”评级。在渤海证券的研究报告末尾，附注了对上市公司的评级说明，“回避”指未来6个月内绝对收益率小于10%。
《投资者报》对这27次评级在满6个月时的股票表现进行了验证。数据显示，共有25次评级符合股票收益率低于10%的限定，如果再结合大盘检验，有20次低于同期上证指数的涨幅，其中跌幅最大的依次是巨力索具、中国船舶和中南重工，半年内跌幅均超过50%。
如果持有上述股票的投资者恰好阅读了这份卖出报告，且按其操作，那么或可避免一笔巨大损失。
推出“卖出”评级第二多的是高华证券，共有25次“卖出”评级。不同的是，这25声“卖出”来自多份报告和多位研究员之手。
高华证券的评级相对简单清晰，该公司只给出三类评级：买入、中性和卖出。买入和卖出是相对于所在行业的潜在回报率决定，低于潜在回报率的即为卖出。潜在回报是指当前的股价与未来一段时间的预测价之差。
数据显示，这25次评级中，半年之后有16次被评价股票低于同期大盘涨跌幅。
除了这两家公司外，上海证券、中信证券、国泰君安和国金证券分别也作出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卖出”评级，其他公司分别作出一次“卖出”评级。
总体来看，在76次卖出评级中，共有61次喊“卖出”的股票在评价后的半年内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共涉及58只股票，其中中国远洋、光明乳业和海普瑞分别被评价了2次；此外的15次被喊“卖出”的股票，在低迷的市场中逆势上涨。
市场需要“卖出”评级
作出“卖出”评级真的就那么难吗？
正如本文开篇那位研究员和上述研究所所长所言，喊“卖出”的难处并不在研究技术上，而在经济利益上。
对于一位长期跟踪某个行业的分析师而言，“买入”和“卖出”评级在技术上完全是相同的。
因为在评价一家公司的投资价值前，一位负责任的研究员需要走访上市公司，了解上市公司的生产和经营情况，对财务数据进行分析，预测未来的增长情况，同时考虑当时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股票市场状况，然后给出合理估值，再根据该股票估值与同行业公司股票的估值比较，最后作出相应的评断。
显然在评级前，分析师不知道应评在哪一档，而是在研究之后才能确定评在哪一档上，但在评级展望时间一般都半年的情况下，理论上，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被评在“买入”档的会多些，而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情况就会相反，如在2011年市场全年整体走跌的行情中，应该会出现众多的“卖出”评级，而不是有高达84.5%的“买入”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