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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融资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金融市场；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演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2-0003-03
一、概述
资金流量表是以全社会资金运动为对象，核算各部门资金的来源和运用。通过分析资金流量表，可以清晰地反映全社会各种资金在各部门间的流量、流向及其相互关系。该表分为实物交易和金融交易两部分，前者反映商品流转状况，称为实物交易部分；后者反映资金流转状况，称为金融交易部分。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如白重恩、钱震杰）、探究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如李扬、殷剑峰），都更多地研究实物交易部分，因为通过该表可以全面地展现收入在各部门之间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而研究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部分，则可以观察到全社会资金流动规模、各部门资金余缺状况及其投融资格局变化、金融市场工具发展情况。正因为资金流量表能够全面反映资金在不同机构部门之间的流量与流向，以及资金的余缺情况，具有许多其他统计报表所不具有的功能。因此，利用资金流量表进行分析，特别是通过研究对比某些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可以很好地发现趋势性、苗头性问题，从而为宏观经济调控，特别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依据。现有的单纯研究资金流表金融交易部分的文献较少。最权威的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在其年报上的前一年度资金流量分析，该分析主要集中在当年度的数据变化情况；此外，如李宝瑜、张帅（2009）试编了我国2000年和2005年两年的“部门×部门”矩阵表，探索性地分析了部门间金融资金流量数据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我国部门间金融资金流量格局、部门间资金流入流出动态及其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林发彬（2010）通过资金流量表考察了各个部门的资金流动和整个经济的融资格局，结果发现我国金融结构不尽合理，存在一定金融抑制现象，但也指出这意味着我国金融发展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上述文献要么集中研究某个年份，要么按照表中分类逐个分析。本文则一是取2000～2009年度序列数据对比分析，二是就某些重要指标重点分析金融发展态势，以期探究中国宏观金融发展的一些
脉络。
二、金融交易项目状况变化
2005年前，资金流量表将金融交易项目分为通货、存款、贷款、证券、保险准备金、结算资金、金融机构往来、准备金、库存现金、中央银行贷款、其他（净）、直接投资、其他对外债权债务、国际储备资产、国际收支错误与遗漏，从2006年开始新增证券投资基金份额、证券客户保证金两项目，并于2008年取消结算资金项目。从金融交易项目状况变化（图1）中可以看出：金融机构的交易项目中，存款和贷款占的比重最大；逐年来直接投资、证券的比重有所提高；金融机构往来突然比重急剧增多；2001年以后国际储备资产、准备金的比重也开始逐渐增加。可见，由于社会分工及部门的细化，交易活动越来越频繁，金融交易项目越来越细致；且随着我国逐渐与世界接轨，资金在国际交易项目的核算也日趋完善。（资料：1999年，将保险公司纳入到金融部门，社会保障基金纳入政府部门，加强了资金流量核算（金融交易）与国际收支的相互协调，提高了整个统计体系的数据质量，使该体系基本符合国际标准。）
三、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变化
现采用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中资金来源中贷款和证券比例指标，从流量角度考察我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的变化，2000～2009年我国间接融资（银行贷款）比例平均为64.47%，直接融资（证券）比例仅为35.53%，表明尽管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很快，市场规模逐步扩大，但融资依然以间接融资为主，我国金融系统属于银行主导型金融模式。
从非金融企业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比例变化看（见图1），2007年直接融资比例相对较高，达到了49.03%，随后2年逐渐下降；2003～2007年直接融资比例呈上升趋势，间接融资比例呈下降趋势，2005年直接融资比例达到48.68%，这一时期也是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繁荣时期；2007～2009年股票市场处于低迷时期，直接融资比例有所下降，2009年低达21.63%。可以看出，直接融资比例的变化与股票市场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股票市场繁荣时期，直接融资比例相对较高，在股票市场低迷时期，直接融资比例相对较低。但尽管在股票市场繁荣时，直接融资比例也不超过50%，我国融资依然以间接融资为主，以直接融资为辅。
四、居民部门资金分配比例变化
2000～2009年我国居民金融资产流量中，银行存款比例最高，平均达到了69.71%，其次为保险准备金，比例为14.23%，证券和通货的比例分别为8.68%和7.38%。从居民部门金融资产流量分配比例变化看（见图3），2000～2005年居民部门存款比重逐年上升，2005年高达76.13%；2006～2007年居民部门存款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07年跌至历年最低值达48.90%，之后逐渐回升；2000～2009年居民证券投资比例波动较大，2000～2005年比例逐年下降，2005年下降到0.98%，为2000年以来的最低点；2006～2009年显著上升，这应与证券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繁荣程度有很大关系；2000～2003年居民部门保险准备金比例平均仅为9.67%，2004～2007年这一比例呈上升趋势，2007年上升到了29.23%，这与我国保险业的发展、社保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关；2000～2009年居民部门通货比例比较平稳，仅2007年高出平均比例5.50个百分点。
五、各部门净金融投资运用变化
从金融交易角度看，净金融投资是金融资产的增加额减金融负债的增加额之后的余额，反映机构部门或经济总体资金富余或短缺的状况。如果净金融投资是正值，那么该部门是资金融出部门；反之，则该部门是资金融入部门。在图4中，零轴之上的部门表示资金融出部门，零轴之下的部门表示资金融入部门。该图较为直观地显示出，国外部门在整个经济融资格局中的位置，非金融部门一直是资金需求部门，住户部门一直是资金提供部门，政府部门则扮演者资金融出和融入两种角色；2006～2008年国外部门对资金的需求超过了非金融企业，成为最大的资金需求部门。
六、结论
金融市场演化趋势取决于资金赢余部门金融资产分配的决策和金融政策的取向。如果资金赢余部门是风险厌恶型的，金融资产中银行存款占较高的比例，这将决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从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可以看出，居民部门是资金赢余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是资金短缺部门，居民部门的赢余资金通过金融中介或金融市场，间接或直接地流向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市场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部门的资金分配取向，因此，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演化趋势估计的主要思路是，根据居民部门资金分配比例的可能变化，来推测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比例的变化。当然，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程度会对居民金融资产结构产生影响，但以往的经验数表明，这种影响不大，而且是缓慢的，即使在资本市场繁荣时期，居民赢余资金的流向仍以银行存款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居民的投资风险偏好。直接融资内部结构，即债券与股票融资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政策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如果政府放松对企业债的管制，推进企业债的发展，那么企业直接融资中债券的比例将会提高。同样，一个稳定繁荣的股票市场也会为企业直接融资提供稳定的渠道，直接融资中股票比例将会提高。因此，直接融资中债券与股票融资比例的演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政府金融政策取向的判断。随着企业债管理与监督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估计未来企业债将成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企业直接融资中债券比例将会逐步
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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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发彬．从资金流量表看我国金融发展的潜力[J]．综合竞争力，201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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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建立充满创造力和竞争力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创新宏观政策工具。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针对性、准确性和前瞻性。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政策体系，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经济运行信息及时性、科学性和准确性。
建立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加快商业性金融机构改革，优化国有金融机构股权结构;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形成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二、坚持协调发展理念，建设多元化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建立多层次金融市场，促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协调发展。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显著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在化解高杠杆率风险的同时实现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完善多层次股权融资市场。以合格机构投资者和场外市场为主建设多层次债券市场体系。
三、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绿色金融体系。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金投资于环保、节能、清洁能源、清洁交通等绿色产业。积极引导商业银行建立完善绿色信贷机制，充分发挥金融市场支持绿色融资的功能。通过绿色金融再贷款、财政对绿色贷款的贴息和担保、对商业银行进行绿色评级等手段，鼓励发展绿色信贷、绿色信贷等产品，创新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投融资机制，发展交易市场。设立绿色产业基金。
四、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提升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影响力。有序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成为可兑换、可自由使用货币。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相适应的会计准则、监管规则和法律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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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从根本上说，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是实物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发展金融市场、设计金融体制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一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的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制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大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杨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成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动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呼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历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术变迁对维持长期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变迁又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正是经济发展对资本积累和配置的需要才产生了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为经济发展高效率地筹集和分配资本。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融资，另一类是间接融资，两者各有优势，互相补充。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发行股票、债券等，资金供需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机构帮助下实现直接交易。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资金供给着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实现社会剩余的动员和资本化。在直接融资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技术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作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着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筹资风险小而且还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进行炒作，以获得溢价发行的好处。但是，间接融资的情况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要将钱存到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在相当大的长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可靠，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离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比较直接投资少。但是直接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连本带利一概亏蚀。对于资金需求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为了说服资金供给着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人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给投资者的报酬也较高，因此直接融资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过间接融资，因为资金的直接供给者只是一家或数家银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务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关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到E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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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市场金融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产业结构失衡以及包袱过重，黑龙江省国企在经济体制改革这块相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发展较慢,随之差距也越来越大。而市场经济体制下，金融又是核心，只有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风险分散的功能，才能推进经济的全面复兴。
一、黑龙江金融运行状况分析
（一）银行存贷总量增加，各地市均衡发展
2010年黑龙江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2835.7亿元，比年初增加1813.5亿元。其中，企业存款余额3552.9亿元，比年初增加759.8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7254.7亿元，比年初增加824亿元。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7230.5亿元，比年初增加1242.1亿元。在贷款结构上，消费贷款同比增长65.7%，消费贷款的增加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注重了对“三农”及中小企业的支持，涉农贷款同比增长33.1%，全年小企业贷款增长46.9%，高于全部贷款平均增速26.6%。
（二）金融主体日益丰富，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迅速
黑龙江省在积极引进境内外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主体上取得重大进步。2010年共引进7家中外资银行进驻，其中摩根大通和东亚银行，加上2011年准备进驻的汇丰银行，这些实现了黑龙江省发展外资银行的重大突破。与此同时，加大了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设，2010年开办5家村镇银行，批准筹划10家，农村互助社3家。2011年8月5日哈尔滨市平房区张家店股份经济合作社在平房区挂牌成立，实现了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这些都是发展农村金融机构的有益尝试。
（三）金融生态环境得以改善，金融市场结构日趋合理
随着打造“诚信龙江”工作的深入开展，黑龙江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把加强诚信建设、净化金融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010年全省不良贷款率8.1%，首次达到“个位数”，农村信用合作社不良贷款率11.3%，较年初下降3.1%。金融市场结构上，直接融资的比重显著增加，2010年直接融资总量为162.1 亿元，同比增长200%，增速创近年新高。
二、黑龙江金融业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深化程度较低，信贷支持不强
金融深化是指金融和经济发展形成一种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的良性循环，用金融相关率（FIR)衡量，它是由金融资产总量与GDP总量的比值计算得来的。黑龙江省2010年FIR经测算约为1.9左右，而同期我国FIR约为 2.4，比全国水平低近50%,黑龙江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还是较为落后。在信贷方面“十一五”期间，黑龙江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的比重从2006年的1.98%降到2010年的1.48%。而且与东部省份差距越来越大，2010年浙江省人民币各项贷款新增7.95万亿元，贷款规模是黑龙江的10倍。由此可见，黑龙江的金融业对地方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还不够。
（二）金融生态环境欠佳影响金融业发展
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的总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方面，强调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是金融运行的基础条件。一般评价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往往用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基础、信用法制环境等指标分析，前文我们提到黑龙江省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金融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和沿海省份相比无论在金融机构数量还是GDP总量、信用法制建设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以银行不良贷款率为例，2010年黑龙江省为8.1%，浙江省为1.29%，上海市仅为0.8%。
（三）企业融资渠道单一
目前黑龙江省企业融资还是以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渠道，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发展缓慢，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不畅通。黑龙江省目前上市公司30家，占全国总量的1.54%；总市值2054亿元，占全国总量的0.89%；累计募集资金350亿元，占全国总量的0.63%，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名更落后于经济总量相当的其他省份。
三、提升黑龙江金融发展水平措施
（一）加强金融机构体系建设
黑龙江省金融深化水平落后于沿海省市，主要原因还是金融机构规模小，资金实力不强，因此应该坚持“对外引资、对内挖潜”双向并举的策略。对外引资方面应该以建设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契机，给予更多的优惠措施，加快金融开放步伐，积极引入内外资金融机构。在这方面哈尔滨市已经取得很大突破，目前已经有8家外埠银行，7家外资银行入驻哈尔滨，下一步工作重心就是吸引外埠银行、金融机构入驻省内其他城市。在对内挖潜方面应该把地方金融机构做大做强，如支持龙江银行、哈尔滨银行等地方性银行在省内外分支机构的扩张、加快上市的步伐，增强其区域竞争力，此外象江海证券、中融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鑫正担保公司等本地金融机构都应该成为重点扶持的对象，以点带面尽快建立包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在内的完善的金融体系。
（二）着力改善金融环境
金融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良好的信用环境。信用环境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需要政府、金融业、企业及个人紧密协作。政府方面加强制度建设，打造诚信政府，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对于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投融资过程中的违约失信行为，给予相关领导问责；金融行业方面，要配合政府进行信用建设，对于信用优良的企业给予一些优惠鼓励措施，同政府及时沟通实现信息共享；企业和个人信用方面，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建立信用信息网络，督促企业诚实守信经营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三）加快金融市场发展，扩宽企业融资渠道
在做好银行信贷的同时，鼓励证券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快速发展，加大期货、期权、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的比重，多元化筹集建设资金，改善融资结构，分散金融风险。扶持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等在内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提升中介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水平。通过金融中介机构的完善带动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进而推进企业上市，扩大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
参考文献
[1]李播.黑龙江省引进外资银行实现突破 [N].黑龙江日报.201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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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脱媒发展现状
金融脱媒现象最早出现在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发生于欧美，成为全球性的长期趋势。其发生主要是市场环境改变和政策制度改变这两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方面严重的通货膨胀，市场利率飙升，而银行业仍受有关当局严格的利率管制，银行存款实际收益率呈现负值，导致证券市场分流银行存款，进而分流银行信贷资产；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发展，政策出现松动，金融混业经营缓缓启动。
作为一种趋势的金融脱媒，主要表现为：储蓄资产在社会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及由此引发的社会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间接融资并重转换的过程。我国金融数据显示，银行信贷增长呈现低迷状态。2006年2～6月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幅在12%～13.5%之间徘徊，银行的信贷增长呈现低迷状态；而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却呈现渐升趋势，6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达到28.8%，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1%。这种现象说明中国金融脱媒正在逐步深化。具体来讲，我国金融脱媒受以下四个方面影响。一是我国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将推动金融脱媒发展。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的不断深化，市场机制将逐渐消除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的降低有助于资金供求双方的相互了解，从而摆脱高度依赖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中介的局面，促进直接金融的发展。其次，经济市场化的深化，会导致市场主体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的单一信贷业务已无法满足这些新兴的多样化需求，这也为富有活力的直接金融机构提供了市场空间。另外，经济的市场化必将使经济的波动性更加显著，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市场参与主体更希望金融市场能够提供更多的风险管理金融工具，这是纯粹的间接融资所无法满足的。二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需要直接融资迅速扩大。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企业规模的扩大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在这一进程中，直接融资可以更加高效率、低成本地满足新兴产业和大型企业的资金需求。三是政府推动的制度性变革将加快金融脱媒的进程。“十一五”规划指出，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稳步发展货币市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加紧实施金融市场制度改革，其中包括解决股权分置问题、鼓励大型优质企业国内上市、改革发行和交易制度、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产品创新机制、形成价格发展与风险管理并举的直接融资产品结构等。这种政府推动的变革将进一步促进我国金融脱媒的进程。四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影响到金融脱煤现象。自我国汇率体制改革之后，人民币开始小幅升值，并且还有升值空间，这带动了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价值上升，客观上也导致了我国金融脱煤现象的深化。
二、金融脱媒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挑战
金融脱媒现象的不断深化发展给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特别是对银行的传统业务带来了较大的冲击。
一是金融脱媒给商业银行传统业务总量和结构造成负面影响。从资产业务总量看，金融脱媒将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速度降低，银行贷款占非金融部门融资总量的比重下降；从资产业务的结构看，更多的大型优质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股权、债券、资产证券化等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方式来募集资金，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使有潜力的小企业可以通过创业板获得资金支持，从而对商业银行的优质客户造成显著的双重冲击。从负债的角度看，证券市场日益完善，证券市场产品日趋丰富，人们的投资方式更加多元化，这对银行的存款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虽然其中大部分资金会以各种形式回流到银行系统，但由于现金漏损率增加，加上由于贷款需求降低使银行派生存款能力的减弱，商业银行存款总量会受到一定影响。
二是将损失一部分优质贷款客源。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大型优质企业可以更多地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的形式进行融资，这将使这部分企业对商业银行信贷的依存度下降。同时，质地优良的中小型企业可以得到创业板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支持。由于创业板对上市公司的要求比较宽松，一般没有盈利要求，只要求企业有未来三年的业务规划，对企业上市的最低市值规定也较低。直接融资对银行贷款存在着明显的替代性，融资成本低、融资迅速对很多大中型企业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而使银行的客户资源进一步萎缩。
三是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中小企业在未来银行信贷业务中比重的逐渐提高，中小企业的信用风险问题如何管理是商业银行必须解决的课题。另外，商业银行的负债结构也将呈现出短期化的趋势。这将使商业银行主要依靠短期资金来源支持长期贷款发展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出来，资产和负债期限不匹配的流动性风险将成为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商业银行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工具和手段控制流动性风险。此外，伴随着直接融资的发展，商业银行必须重视对市场风险的管理。
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存贷款的利差收入。在利率市场化环境下，金融脱媒将导致商业银行利差变小，影响营利能力。此外，上述分析的几个方面都会对商业银行的要营利能力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金融脱媒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机遇
一是在传统信贷业务被直接融资所替代的同时，金融脱媒的发展也催生了新的资产业务。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加大对债券及各种结构性产品的投入可以提高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增强资产营利能力。通过为企业提供资产管理、投资银行、信息咨询等高附加值的中间业务可以改善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这些都将改变商业银行依赖传统存贷业务的经营模式，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业务转型。
二是脱媒有利于商业银行更加有效地管理风险。证券市场的发展为商业银行管理风险提供了更为丰富、有效的工具。通过贷款转让、贷款互换等工具，商业银行可以更为有效地管理信用风险。通过互换、期权、期货等工具，商业银行可以更有效地管理市场风险。通过发行债券、证券化等工具，商业银行可以更有效地管理流动性风险。
三是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合作大有可为。首先，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功能特征存在差异产生了合作的可能。商业银行在机构网络、客户资源和支付清算上有优势，而非银行金融市场更擅长专业化运作。其次，在综合经营仍然处在“积极稳妥”推进阶段、补充外源资本渠道不够畅通的情况下，密切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业务层面的合作对于中小银行来说是一个较为可行的选择。
四、面临金融脱媒机遇和挑战的商业银行业务经营策略
如果商业银行不能主动趋势，金融脱媒的深化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甚至出现银行危机和金融危机；如果商业银行应对得宜，外在条件也允许，商业银行也可能转变成为综合性的金融机构，其非利息收入占比会大幅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也将大幅提高，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健康发展。关键是从现状和优劣势出发，最大限度地利用或创造内部优势和外部环境机会，避开自身的劣势，应对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把这种不利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
一是转变经营理念。金融脱媒已经成为我国金融发展的长期趋势，商业银行应该主动适应这一趋势，在新的环境下积极更新观念，增强创新意识。在经营理念上，商业银行要改变过去忽视直接融资市场的观念，建立从单纯重视信贷市场到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并重的理念，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的客户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在巩固间接融资市场地位的同时，积极参与直接融资市场的投资，发展与直接融资相关业务，强化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作用。
直接融资对金融市场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融资；经济发展；格兰杰因果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2.7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017-05
关于金融体系是否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国内外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金融体系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McKinnon和Shaw（1973）各自的研究表明，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1]。King和Levine（1993）对于银行和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关系[2]。以上研究都表明，金融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发展呢，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一种反映”[1]？从这个命题出发，本文集中研究金融的融资功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求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发掘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内在机制。
1.问题的提出
金融，对其最狭义的理解同时也是最为本质的理解是“资金的融通”，也就是说金融体系最为基本和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便利了不确定环境下资源的跨时空配置”。一般而言，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提供投资――储蓄转化机制、提供资产的流动性、创造信息和降低风险功能。
正是考虑到融资功能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提出了发展金融产业、建设金融中心的目标，以期通过金融的发展带动经济的发展。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提出了发展金融产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发展金融产业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上海的经济发展呈现稳步增长的势头，GDP保持了稳定增长的态势；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金融产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态势（见图1）。
很明显，上海市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步伐并不是那么一致。那么，上海市金融产业的发展究竟是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上海市金融产业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从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入手，按照不同的融资方式（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对于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进行分解，利用跨年份的统计数据更加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的融资方式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数量分析，并对以下的具体问题做出进一步的解释：
1.1 不同的融资渠道与上海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回顾已有的研究，我们发现研究上海经济发展的文献多从要素分析入手，按照传统的要素增长理论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定量的分析（郭磊、吴冲锋，2003）[3]。将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要素进行分析的文献也主要集中于定性分析（马强，1996；陶硕，2005）[4] [5]，关于定量分析的文献则较为少见（刘桂荣，2006）[6]。而将金融体系进行分解、研究金融体系内部各组成部分与上海经济发展关系的文献就十分鲜见了。本文着眼于金融体系的资金融通功能，将金融体系按照不同的融资渠道进行分解，研究不同的融资方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深度解析发展金融产业对于上海经济发展的贡献能力。
1.2 直接融资市场对于上海经济发展是否具有促进作用
金融市场具备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所在区域的经济增长。上海市具备目前全国最为齐全的市场结构：证券市场、同业拆借市场、黄金市场、外汇市场、商品期货市场以及正在建设的金融期货市场。这些全国性的金融市场对于上海的经济是否具备促进作用？本文选择了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市场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全国性直接融资市场，从一个侧面来研究直接融资渠道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1.3 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战略的实施现状
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试图通过发展金融产业来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本文对金融体系的融资功能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目的就是判断上海市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经济发展，从而间接地评估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战略的实施情况。
2.不同融资方式与上海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检验
2.1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在时间序列的情况下，如果单纯采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方法对于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检验时，由于回归方程中不包含差分项，即不考虑不同时间滞后期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影响，因此无法检验变量之间在时间序列上的前后影响关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明确时间序列情况下不同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因果关系，美国统计学家Granger于1969年提出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他将两个变量之间X和Y之间的因果关系定义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的过去信息的条件下，对Y的预测效果要好于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引致变量Y，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7]。
为了检验在时间序列中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需要构造如下含有Y和X的滞后项的方程：
其中RSS1和RSS0分别表示方程的残差平方和以及方程在H0成立时的残差平方和，F在H0成立的情况下服从第一自由度为n，第二自由度为N－2n－1的F分布。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1－α上，如果F＞F1－α，则拒绝H0假设，从而认为X是Y的格兰杰原因，否则认为X不是Y的格兰杰原因。
2.2 指标的设定与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取上海市的银行系统、股票市场的融资情况来研究金融体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的指标选取如下：
(1)GDP。本文选取的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为各年的上海市生产总值，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数据可获得性好且连续，同时能够反映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而如果采用人均生产总值则涉及关于人口的统计口径变化的问题，不利于检验的进行。
(2)BANK。BANK指标在这里代表的是各年份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增加值。参考现有的文献，采用的比较多的是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作为衡量间接融资方式的指标，但是考虑到GDP是增量的概念，而余额只是一个存量指标，二者之间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所以本文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增加值（BANK）这个指标。
(3)RAISE。通过资料查证，上海市公开上市的企业均在上海证交所上市交易，而RAISE在本文中代表了不同年份上海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资额，该指标衡量了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对于上海区域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
(4)EXCHANGE。EXCHANGE表示上海证券市场的年度股票成交额。这个指标主要是用来分析上海股票市场的发展与上海经济发展的关系。
本文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上海统计年鉴》（1992~2006）、《上海金融年鉴》（1998~2005），本文全部的检验过程通过EViews3.1软件实现。
2.3 检验过程与相关结果
在时间序列下，对于变量之间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于数据的平稳性有很高的要求，对于不平稳的数据则要求对其进行差分变换；同时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对于滞后期比较敏感，需要选择最优滞后期。本文的检验过程按照平稳性检验――滞后期选择――因果关系检验的顺序进行。
2.3.1 平稳性检验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对于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对于不平稳的序列数据采用差分变换，并对其变换后的差分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
2.3.2 最优滞后期选择
对于各变量进行差分变换后，还需要确定变量之间的最优滞后期，以便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采取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利用最小二乘法建立相关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经过计算，各个变量关系内的最优滞后期选择如下：
由于滞后期的选择过程中，要求两两变量之间具有相同的差分阶数，在保证序列稳定的前提下，关系2中的ΔGDP与关系3中的ΔGDP都是二阶差分变量。
2.4 因果关系检验及其结果
首先是对GDP变量（一阶差分变量ΔGDP）与BANK变量（一阶差分变量ΔBANK）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里选取的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变量，滞后期选择为1，检验结果输出如下：
从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根据F检验量的值在1-α=0.95的置信水平下我们拒绝“BANK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假设，接受“GDP不是BANK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因此，可以认为是BANK因素导致了GDP因素的变化。
其次是对GDP与EXCHANGE之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EXCHANGE变量使用的是二阶差分变量ΔEXCHANGE，因此这里使用的ΔGDP也应当是二阶差分变量。滞后期选择为2，检验结果输出如下：
从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根据F检验量的值在1-α=0.95的置信水平下我们拒绝“EXCHANGE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假设，接受“GDP不是EXCHANGE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因此，可以认为是EXCHANGE因素导致了GDP因素的变化。
最后检验GDP与RAISE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里的ΔGDP与ΔRAISE也都同样是二阶差分变量，也都满足了平稳性的要求。滞后期选择为2，检验结果输出如下：
从检验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根据F检验量的值在1-α=0.95的置信水平下我们接受“RAISE不是GDP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同样也接受“GDP不是RAISE的格兰杰原因”假设。因此，可以认为RAISE因素与GDP因素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3.研究结论
从以上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来看，传统的银行信贷对于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全国性的股票市场的规模扩张对于上海市经济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与上海市的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的因果联系，二者在时间序列上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也就是说，上海市金融产业内部的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分化，那么这种分化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3.1 间接融资方式促进了上海经济增长
首先是金融机构的间接融资功能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渠道，在计划经济时代如此，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是如此。这种状况与我国的经济发展进程有关。
自改革开放起，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方向在发展，但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经济发展的节奏。金融部门尤其是银行部门作为现代经济体系的核心部门之一，承担着为经济建设提供资金的重任；而政府为了能够掌握经济发展的节奏，实行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对于银行部门贷出资金的流向具备话语权。在这种思路的影响下，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尤其是以国有大型企业为经济支柱的地方政府，无不将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视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并对其施加各种影响，并且相关的研究表明，这些地区的银行体系确实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8]。
上海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通过银行体系来直接推动经济的痕迹同样非常明显（见图）。我们可以发现，在上海市这个“强政府主导”的区域中，银行贷款的增长与GDP的增加呈现同步上升的趋势，结合前述的数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于银行贷款。
3.2 直接融资方式对上海经济增长没有促进作用
从本文的格兰杰检验结果来看，上海市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张（以成交量来表示）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这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机制形成的：第一，股票市场的发展能够吸引大量的金融机构并产生集聚，从而直接给区域经济带来就业、产值等方面的利益；第二，由于股票市场对于资金的吸引作用，大量的资金集中到上海，形成资金洼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区域内资金要素的供给，为经济发展注入充足的动力；第三，由于股票市场发展而产生的信息集中也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信息的集中使得上海成为各种市场信息的集散中心，导致大量的经济活动向上海集中以便降低获得信息和传播信息的成本，这样就使得上海成为国内各类市场信息的集散地，同时也成为资源配置的中枢。
最后是股票融资与上海经济发展之间的无关性。上海所有的境内上市企业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也就是说上海股票市场为上海的优质企业提供了便利的直接融资的渠道，但是检验的结果却发现经济发展并没有得益于这种融资渠道的便利。这与股票市场规模的扩张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上海股票市场的发展陷入了一种规模扩张、功能缺失的低效发展困境。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股票市场处在建设的初期，诸多制度性的漏洞以及明显的行政干预都直接影响到了股票市场融资的功能，无法为上海本地的企业提供广泛、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来源，无法支持区域经济的发展。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央政府为了保证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曾经暂停了沪深两市的IPO，这直接导致2005年上海市企业股票发行额为零，股票市场完全失去了融资功能。
基于前述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不同的融资渠道对于上海市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传统的间接融资方式（信贷融资）成为上海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渠道，而直接融资方式（股票筹资）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对于经济的推动作用上都远不如间接信贷方式。这种效果上的差异能够直接在融资结构当中反映出来（图3）。
4.对于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对策建议
4.1 上海融资结构对于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
自从1992年我国提出建设上海金融中心的国家战略以来，上海金融产业发展虽然经过了近20年的发展，但是仍然处于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一方面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体系获得了牢牢占据金融体系的核心位置，甚至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直接融资渠道却一直未能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力量。融资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单极化趋势。而在金融产业发展比较成熟的西方国家，融资结构呈现向直接融资渠道倾斜的现象，直接融资渠道甚至超过了间接融资渠道成为社会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以美国为例，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直接融资便超越了间接融资方式。在这一时期，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商业银行资产的比重从1960年的41.4％下降到1994年的29.9％，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比重则由42.3％上升到62.2％[2]。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融资渠道演变状况相比，上海金融产业明显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融资结构不合理、市场的融资功能缺失、银行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等等。在这样的产业发展基础上，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目标必然会受到诸多的掣肘。
首先是金融市场发展制约了融资方式的多元化。金融市场的发展是金融中心建设的安身立命之本，成熟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能够有助于拓展各种融资渠道，帮助金融中心吸引各种金融资源。但是从上海目前的现状来看，金融市场的建设还远未能满足金融中心发展的需要。第一，市场功能缺失。上海具备较为完备的金融市场结构，但是各个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停留在量的扩张上，市场的诸多功能缺失，股票市场融资功能的缺失体现得尤其明显。第二，市场的层次性不明显。上海的金融市场虽然较为多元化，但是社会参与面较为狭窄，金融市场无法满足社会不同层次的融资需求，导致金融市场之间缺乏互补性。
其次是单一的融资结构抑制了金融创新。由于以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必定会对于其他的融资方式产生替代作用。一方面，企业和政府习惯于信贷融资，一般会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不愿意承担由于改变融资渠道而产生的相关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信贷融资方式具有高度标准化的特点，对于金融创新的要求较低，一旦其成为主流的融资方式，会在客观上压抑其他金融产品相关的创新活动，导致其他融资渠道发展缓慢，缺乏国际竞争力。
最后是政府行政干预较重。政府行政干预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上：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第一是中央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行政干预，这主要体现在监管部门对于金融市场的制度安排、交易行为、政策等方面的直接干预和影响。过于直接和频繁的干预使得市场发展的基础环境时刻处于变动之中，导致市场发展的步伐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在这种缺乏确定性的预期之下，金融市场的基础性融资功能难以得到正常发展，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和稳定。第二是上海地方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干预。上海的金融市场虽然是全国性金融市场，但是上海市政府在金融市场中拥有相当的发言权，尤其是对于银行而言经常会受到地方政府的行政干预，影响着信贷资金的发放和流向。
4.2 对于上海建设金融中心的建议
从融资结构的演变来看，上海的金融发展仍然停留在量的扩张上，其质的发展远未达到建设金融中心的要求，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从融资渠道的角度来看，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重点应当是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完善金融市场的融资功能，而且应当健全和完善各种市场的基础制度（如利率市场化、加强市场监管），保证金融产业能够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健康、持续的发展。
第一，鼓励金融创新,拓展融资渠道。表面上看，上海已经拥有较为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但是其中交易的主要是一些较为传统的金融产品，新型金融产品推出的速度很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我国金融体系的制度设计有关，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下，利率这一金融产品的定价基础没有完全市场化，导致在设计金融产品的时候无法完全通过价格信号来反映相关产品的结构以及风险和收益情况；管理层严格和控制性的监管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不利于金融创新行为的开展。另一方面，由于银行信贷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在客观上挤压了其他融资方式发展的空间，使得市场对于金融创新的市场需求不足。为了提高上海金融产业的创新能力，上海必须具备全球视野，积极学习和研究国外金融发达地区的金融创新活动，追踪金融创新成果以及相关的制度保障，积累上海市金融产业的核心能力；同时，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制下，积极开发适合不同类型企业的融资工具，摆脱对于信贷的单纯依赖。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由于上海近年来大力发展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而这一领域的众多中小企业难以像大型企业一样获得银行的资金支持，因此可以从这一领域入手，开发适合中小企业的创新型融资手段或金融产品，为上海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
第二，大力扶持本地企业通过银行以外的其他融资渠道进行资金筹集。上海市应当制定有关政策，鼓励本地有条件的企业寻求银行之外的资金来源，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加需要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通过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逐渐改变单极化的融资结构，利用上海国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盘活各种集中于上海的金融资源，并且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第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市场的融资功能。以股票市场为例，虽然建立的相关的资本市场，但是由于各种历史和制度的原因，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严重的缺失，导致这一市场仅仅有交易功能而缺乏融资功能，市场的发展仅仅停留在规模的扩张而非质量的扩张。改善这一状况首要的任务就是完善资本市场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的完善，为资本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而不是频繁的政策变化和行政干预；其次还要改革企业上市融资审批制度，为企业融资提供更加宽松和自由的融资渠道，避免审批过程的层层过滤导致资本市场成为只有少数握有特殊资源的企业的融资渠道。
基金项目：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社会文化环境差异对上海地区中德企业网络构建的影响》（项目批准号：40371033）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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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薛文理（1983-）男，江西南昌人，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发展。
曾刚（1961-）男，湖北武汉人，华东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扩散、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