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1
关键词:农民增收 ;现实约束; 经济因素
近年来， 随着中央农业政策的调整和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 农民收入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但是， 当前我国农民增收的经济基础还是不稳定的， 农民要想持续稳定地增收也还存在不少难点和障碍，这里既有农业自身发展规律的内在因素，也有市场化、现代化推进过程中的政策和人文因素。其中农村要素禀赋、农业产业特性、农产品市场特征等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要素禀赋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任何社会生产都是多种不同的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商品需要不同的生产要素配置。由于不同国家、地区或行业的生产要素储备或资源禀赋不同，因而产品的相对成本不仅由技术差别决定，而且由生产要素禀赋决定。
(一)土地资源的约束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从土地资源来看，农业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资源约束性行业，包括刚性约束与软性约束。刚性约束是指不断膨胀的人口基数日益受到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制约，使人均土地资源占有量极低。从全国来看，我国土地所承载的农业人口压力过大，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资源的软性约束是指在现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框架下，土地资源流转性差，配置不合理，导致了超小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和较低的收益水平。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谷物生产效率已经接近耕地光热水土条件下的生产潜力，土地增产空间不大。理论上说，在单产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农业收入还可以通过扩大规模来实现，但由于人增地减，规模经营无法实现，如此，靠小规模土地经营并不能够实现农民收入的增加。
(二)资本要素的约束
公共财政理论强调，财政作为一种社会再分配和宏观调控的方式，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投向重要产业、弱势群体、弱小产业或私人资本不愿投资的领域，也就是财政要扶持和保护市场中的弱势产业和群体。但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制约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但现实情况是，脆弱的农村金融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第一，农村金融信贷主体功能发挥不到位，农村信贷支持总量不足。目前，农业银行收缩其在农村的网点，贷款审批权限上收，信贷资金已基本从农村市场退出。农业发展银行应有的农业开发信贷功能未予发挥，对需要政策性金融投入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业务很少。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产权不清、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在硬件设施、经营管理、业务品种、人员素质、服务功能等方面尚不能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相适应。
第二，金融主体信贷服务与创新能力不足，农户联保贷款难。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和农村经济组织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但目前农村金融市场的主体——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却落后于发展的需求。一是农村信用社贷款的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相脱节，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和周转，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金融工具单一，一些新的信贷品种没有系统运用，金融服务效率较低。
第三，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和风险补偿机制建设滞后。当前，我国的农产品由长期短缺变为总量平衡，农业发展由资源约束转变为资源与市场双重约束，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加大。同时，农业发展项目受自然条件和政策因素影响较大，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确定性。加之信用环境较差，欠贷不还问题时有发生，金融部门支持“三农”承担着较高的风险，而目前相应的风险管理和担保机制尚未建立，政策性支农贷款风险也几乎全由商业性金融机构承担，缺乏相应的风险分散、补偿机制，导致支农贷款难以持续快速增长。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趋利性使农村闲置资金大量外流。其中，农村信用社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重要渠道，邮政储蓄被认为是农村资金外流的“高速公路”。农村资金的外流，削弱了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
(三)人力资本的约束
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劳动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农村人力资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农产业就业收入普遍高于农业收入，大批有文化和技能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从而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偏低，严重影响了对先进农业技术的接受能力，进而使科学技术在农村中的普及推广难度增大，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能力的效率不高，最终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由于我国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大批新兴产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使原来许多可以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难以适应新的需求，相对收益下降，甚至因无法找到工作被迫返乡。尤其是在非国有企业，由国家统一制定的工资收入标准已被突破，收入按人力资本水平由市场机制决定在劳动力市场中非常明显，高素质群体收入增加很多，而入城务工农民群体的收入则增长缓慢甚至下降。
二、农业产业弱质性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在我国现
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
(一)农业生产经营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一的生产特点。正因为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产品，而这一过程和外部自然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外部自然条件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
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农民收入风险系数大。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灵敏，因此，即使在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情况下，农产品需求量的增加也相对有限，而不会像对非农产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而且，在农产品的买方市场条件下很容易形成过度竞争的不利局面，造成农民丰产不丰收的现象。
(二)农业形成产业利润的缺失
农民所从事的产业是农业，农业本来是一个古老而完整的产业，而且这一产业还可以凭借自然生产力而实现产业的发育和进步。从理论上说，从事农业产业应该获得较高的收入。然而社会的发育和经济的运行，使农业产业被分割为产前、产中、产后三个产业，并且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利益主体。产业资本通过农产品加工获得利润，商业资本在农产品流通中获得利润，而农民仅占有农业产业的中间环节低于平均利润的收益，形成了产业利益获得的空洞。产业空洞对农民收入的第一个影响是使农民收入以第一产业为主，失去了分享二、三产业利润和剩余的机会。这样当一、二、三产业利益不均衡，工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及农业不景气和农产品跌价时，农民的收入就要受到影响。产业空洞对农民收入的第二个影响是加大了农民收入对农产品供求形势与价格的依赖程度。当农产品卖难和价格走低时，收入增长速度下降和收入减少则成为必然。
(三)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利益低下
农业产业化作为一种经营制度是农业生产力和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针对家庭小规模经营和市场之间的矛盾对经营体制的一种创新，主要是以当地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通过发挥比较优势建立支柱产业，目的是通过农户与农户、农户与企业之间的联合形成集体组织力量抵御市场对农业的冲击，并使农户与企业分享农产品加工、销售环节的利润。这种方式必然会带来农业的增效和从业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是一条适合当前中国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农业发展道路。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农业产业化发展并不十分顺利，除了在少数发达地区发展比较迅速之外，其他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经营规模小，目前还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小生产格局，缺乏大规模的企业，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农产品加工。第二，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原料收购和被收购的关系。大头利益一般都在工、商环节，农民不是平均利润的分享者，在市场竞争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市场风险基本上由农民消化和承受。第三，进入市场的初加工产品多，附加值低，产业链条短，比较利益低。第四，生产手段落后，以手工劳动为主，产品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力弱。可见，在原始农业——传统农业——现代农业的农业发展道路中，目前我国农业仍然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阶段。
三、市场风险对农民收入增长的约束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经营必须面对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
(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市场风险
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分离，因此现实的供求状况并不代表未来的供求状况，生产决策的市场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趋势，人们对农产品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们的消费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产品市场的进一步开拓。第三，农产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市场影响农民增收主要通过以下因素:一是市场容量大小。二是市场供求结构。三是市场开放度。这三个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往往又是通过农产品的供求价格弹性发生作用的。一般说来，农产品弹性系数同市场容量成正比，同市场需求结构和本国市场开放程度成反比。在农产品弹性系数一定的条件下，扩大市场容量，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可以形成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格局。如果农产品受国外同类产品的冲击，势必造成农产品市场容量的相对减小和农产品市场弹性系数下降，于是出现了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悖论。
(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自我保护能力差
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历来没有规模经营的传统，农户家庭经营分散狭小，市场组织化水平低下，这种小生产组织形式，不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的需要，严重阻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一方面，超小型土地资源环境格局显然不利于农业市场谈判地位的强化，农民不可能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收者。因为农业人口过多，且经营分散，使农民通过适当的形式组织起来形成利益团体的成本过高，致使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形不成对损害农民利益行为的抗衡力量和制约机制。而作为需方的国家或农产品加工和流通机构却组织严密，这种非对称性导致农民利益受侵害，表现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是农户势单力薄，在交易谈判过程中处在弱者地位。作为买者，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卖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高的工业品购买价格。作为卖者，又要受到来自专业商人和工业厂家的“买方垄断”，从而不得不接受比自由竞争条件下较低的农产品出售价格。农民因此受到具有垄断地位的市场主体的盘剥，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加入WTO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
(三)农村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市场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健全与否对农村生产要素的配置，农民收入的提高具有很强的关联和影响。经过近30年的改革，应该说，农村市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农村市场体系发育还不健全。一方面，市场基础建设差，不能及时为交易方提供准确的供销信息，许多农产品价格形成没有经过充分竞争。市场中介组织发育缓慢，基本上以户为单位进行经营，没有形成规模，导致成本高、效率低。农产品流通渠道不畅，环节过多，造成流通成本高，农民在经济生活中利益损失严重。另一方面，作为市场交易基础的产权制度仍不健全，农民作为市场主体，并未真正拥有独立的受法律保护的产权，市场机制运行的效果也不理想。同时在供求机制方面，以市场调查和预测为指导的结构调整和农作物品种改良等工作进展相当缓慢。在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方面，农资价格与质量的市场调控不力，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困难，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些对农民增收目标的实现是很不利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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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2
一、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
“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利用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浙江模式”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以区域局部突破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本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资源从以农业为主的初级产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即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在不同的地区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资源从广大分散的农村地区向城镇及中心城市等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聚集，即城市化过程。
区域的经济制度创新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迁过程，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变化——民营经济部门的企业取代国有经济部门的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即民营化过程;另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市场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即市场化过程。
从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四个方面的互动关系来看，“浙江模式”也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浙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是，民营企业的起步和市场的发育较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领先一步，且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的扩张极为迅速，新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新的经济运行方式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一旦当国家整体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确立后，在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加速的过程中，原先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已成长到相当规模的民营经济部门，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反客为主”，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量。
由于区域经济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并非存在着统一的模式，不同的区域内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地域性差异。浙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前具有较强的农村集体经济力量和较好的社会队工业基础，在相当的时期内，浙东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是由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推动的，非常接近“苏南模式”。相比较之下，浙东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启动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农村家庭经济基础上起步的，逐步地发展起了农村家庭工业，然后是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形成了具有区域自身特色的“温州模式”。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发展非公有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基本消除，浙东北地区和浙东南地区的制度创新和“红帽子”企业的“正名”，个体私营经济得以迅速扩张，民营企业规模进一步升级，专业市场和民营企业成了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由此开始逐渐形成了具有较大共性的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浙江模式”是一种“准需求诱致”的制度变迁模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浙江模式”是一种新古典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二、“浙江模式”的启动条件
从民间的视角来考察，“浙江模式”的启动与区域内的自然禀赋密切相关，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是解释“浙江模式”的启动的一个比较适用的理论框架。
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是由区域内经济主体的行为决定的，而所有经济主体选择行为都会受到一组特定的约束条件的制约。因而，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启动，一定与该区域内当时的一组初始选择条件的约束有关，在这一组初始约束条件中，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是两个最重要的选择约束条件。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韧于农村地区，民营经济部门的企业大多数是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考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初始约束条件时，重点是区域中农村地区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
农村地区的自然禀赋中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农村的人口与农村的土地，农村的人口关乎到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农村的土地关乎到可利用的耕地面积。1978年以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展开后，浙江省大部分农村地区都较早地实施了农户联产承包 责任制，尤其是温州和台州等不发达地区又相对地先行一步。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近似于欧洲经济史上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变，农民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所属的生产大队及生产小队的统一调配，农民自己开始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就为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农民是否真正地能作出从农业生产活动转移到非农生产活动的选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区域中的人均耕地面积。浙江省的自然地理条件被概括为“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一自然禀赋条件就决定了在实行农户联产包责任制度后，一方面农民的农业生产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农业迅速增产;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技术短期内无法有较大改进的条件下，土地的边际产出及相应的农民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开始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作为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农民，在面临着由于区域自然禀赋所产生的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条件下，自然就开始逐步地从单纯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出来，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非农生产活动。
农民开始转向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后，这种非农生产活动在一个区域能大规模迅速扩展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区域的历史禀赋，具体地说，这种历史禀赋就是该区域居(农)民从事手工业制造和商业贸易活动的历史传统及相应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农民的非农生产活动，与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相比较，前者与市场交换的关系远比后者要密切得多。由于非农生产活动的经济收益大于单纯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收益。加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严重的短缺经济条件下，简单的制造业消费品生产和商贸流通就能带来较高的收益，这种现实的经济利益能够极为有效地激活区域的经商传统。毕竟这些区域中的经商传统在人民公社制度中仅中断了20余年，况且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也没有完全中断，事实上断断续续地仍旧存在，许多有手艺、懂制造、善经商的人力资源仍在区域中保留下来(例如永嘉县的弹棉花，义乌县的“鸡毛换糖”和永康县的补锅碗等);此外，作为区域经商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金融，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些历史禀赋因素一旦条件成熟，人们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意识就被激活了，大规模的非农生产活动就在区域中迅速扩张，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由此启动，区域的制度变迁由此发生。因此，从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观察，浙江区域经济中特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是启动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浙江模式”的演变进程
同样地，从民间的视角来考察，“浙江模式”的演变进程与浙江区域内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及两者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专业市场与专业化产业区的关系本质上是市场与企业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最终是由不同改革发展阶段的政策条件及由此形成的“交易费用”的变化决定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用“交易费用”概念来研究企业的性质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一般并不以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规模变迁为背景，侧重用比较静态的方法来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但是，从动态的视角来观察，在存在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同样也可以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企业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等区域中，最早出现的非农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商业活动(例如“百万销售大军”现象)，由此产生了浙江经济中享有盛名的专业市场现象(例如永嘉的桥头纽扣市场和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专业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最初的专业市场发展阶段，专业市场主要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场所，仅仅充当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商品流通主要载体的功能。在专业市场的扩张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商贸活动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区域内各种家庭工业和各种规模较小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发展起来了，专业市场一方面开始发挥其作为一种“共享式”的销售网络的作用，成了家庭工业和中小企业共同依赖的市场;另一方面开始发挥着“中间品市场”的作用，协调着区域中个体私营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大致上在90年代中期之前，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可以看到的是高度发展的专业市场和遍地开花的家庭工业及中小企业。
专业市场的高度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有关。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经济政策最先是有利于鼓励流通领域的体制外因素的成长，而在生产领域中体制外因素的成长所受到的政策限制相对比较多。所以，对于个体私营经济而言，利用专业市场的发展来从事商贸流通经营活动，从制度角度来看的交易费用比较低。同样地，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个体私营经济在制造业领域的企业，无论是在工业用地、工业设备、工业原材料的购买和劳动力雇佣方面，存在颇多的限制，使得民营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过程中，从制度角度来看的交易费用相对较高。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中，从制度角度来看的交易费用起到了鼓励民营企业利用专业市场这种“中间品市场”来实行专业化分工和协调生产的作用。
90年代中期之后，一方面由于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专业市场仍在发挥着“共享式”销售网络和“中间品市场”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对生产领域的体制外因素成长的限制不断地放松，甚至开始更多地鼓励制造业领域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例如逐步取消了民营企业工业用地的限制，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劳动力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机制也逐步形成，缓解了民营企业的招工用工约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进一步深入推进。在这种条件下，从制度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交易费用大幅下降，民营企业开始迅速成长，并且部分地开始逐渐地减少了对专业市场的依赖。
在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当一部分企业逐渐减少对专业市场这一“中间品市场”和“共享式”销售网络所特有的市场外部性依赖后，企业在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中开始自然形成了新的专业化分工和生产协调的机制，由此产生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另一明显的特色，即以专业化产业区为代表的区域内产业的聚集，或者说，制造业领域中的中小企业集群。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要求某种同类的制造业企业在一个特定空间中集聚，这一条件的产生与完善与地方政府推行城市化战略关系极大。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级地方政府的主动作用愈来愈大，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需要相当的财政支出，推动工业化进程(招商引资等)也需要相当的财力，因此通过建立工业园区的方法用土地来换取资金，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企业在依赖专业市场的专业化分工生产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区域内不同地区的专业化生产特色，现在这种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进一步通过同类行业企业在工业园区的大规模聚集得到了强化;而专业化产业区由于能够为企业带来一种类似马歇尔所说的行业外部经济性，又进一步加速了企业的集聚。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以及两者间的互动，是剖析“浙江模式”演变进程的一条重要的主线，这条主线反映了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中经济环境和政策所形成的制度方面的交易费用，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方式选择的影响。
四、“浙江模式”的战略选择
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来观察，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是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对区域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本文所说的“发展战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第×个五年计划与远景规划”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而是指政府对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判断和确定)。当然，毋庸讳言，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发展战略选择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清晰和坚定的，有时也会出现含混和动摇的情形。但是，从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来看，在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实施方面在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通常可以被归纳为六大类型，即：货币主义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工业化发展战略、绿色革命战略、再分配战略和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经济及国有部门主导的发展战略)(格里芬，1992)。尽管地方政府从未选择单一的发展战略来引导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发展战略的选择常常处于变动与交替和交融的过程中，可是，从最本质的方面来判断，“浙江模式”的发展战略可以用货币主义战略来解释。货币主义战略的精髓是充分调动经济活动中个人的主动性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经济的进步。具体地说，货币主义战略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创造出运转完好的市场，建立起经济成长所需要的相对价格结构，来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产出和收入水平;二是为私人企业部门的成长与运行提供充分的空间，把私营经济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重要的推动力量(格里芬，1992)。但是，问题在于是何种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做出了有利于顺利推进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影响地方政府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开始成为全党和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影响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发展经济可以被视为是各级的地方政府共同具有的偏好。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较早地和较好地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两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而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却没有发生相同的情形。
首先，地方政府的行为显然与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在具备特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的区域中，计划经济体制外的民间经济活动从未真正地中断过，即使在计划经济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高压下，人们仍在从事着与区域商业传统相关的民间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对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心知肚明，也曾经花费气力去限制和打击过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可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努力大多是徒劳无益。地方政府清楚，区域商业传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且，在自然禀赋条件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同样清楚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是当地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维持生态必需的手段，故实际上已多多少少开始逐渐地默许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的存在。一旦条件成熟，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伴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开始成规模地发展起来后，地方政府持有的宽容(部分地也许是无奈)的态度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就会形成一种比较有利于民营经济在区域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宽松环境。
其次，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也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计划经济的遗产有着很大的关系。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及相关的经济部委在不同区域中推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时，在各个区域中国家有关部门投资的差异性极大，由此导致了不同区域中地方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相当的不同。具体地说，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投资相对较少的区域，地方政府就相应地很少会期望通过“跑步(部)前(钱)进”的方式来争取上级部门的投资，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地方政府对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程度低，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实施类似于联邦财税制度的“分税制”条件下，就会比较容易摆脱对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的路径依赖，倾向于探索非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新道路，从而更有积极性重视、鼓励和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的发展。
最后，地方政府对意识形态或政治风险的评估及回避政治风险的能力，也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税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权衡民营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与民营经济发展可能诱发的政治风险成本两者孰大孰小。在两者的权衡中，地方政府倘若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戴红帽子”、“股份合作制”、“挂户经营”等等)将个体私营经济“包装”成符合一定意识形态标准的“公有制经济”或“集体经济”，那么，地方政府就可能有效地降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所诱发的政治风险，更为大胆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简言之，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行为这一经济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微观经济主体，同样也适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只要必需的约束条件成立，地方政府支持本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行为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事实上，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就是一个较好的证明。
五、“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
作为一种至今来看仍属相当成功的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同样也必须从改革和发展两个视角来观察和判断。具体地说，“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浙江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的进程。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来看，浙江经济已率先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的转换，制度变迁的新历史任务是推进区域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即改革的阶段转换。为了顺利地推进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换，浙江区域经济面临三大艰巨的任务：一是完成从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向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现代的企业制度;二是完成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向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用法制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交易来取代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三是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把区域中发展型的强势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高效率政府。
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3
经过对古胜村自然、经济和社会基本情况的调查分析，对古胜村的本底及资源条件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再比较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几个指标，即人均纯收入、人均耕地、户均劳动力、人口受教育程度等，表明2008年古胜村的各项本底值绝大部分低于当年的全国平均水平（表2），加之地处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岩溶山区，古胜村属于低本底山村，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同时，在上述本底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本底评价，尽量遵循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以系统论的方法，从生态与经济的持续性、组分与资源的协调性、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合理性等方面，对古胜村农业生态系统进行了本底及资源条件的综合评价，从而明确了古胜村农业生产发展的优势和制约瓶颈。
2古胜村本底评价及农业技术开发的基本思路
2.1本底及资源条件评价①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雨热同季，有一定的立体小气候条件，但冬春易干旱。②岩溶地貌，生态脆弱，水土流失，生产生活用水困难，坡陡土薄。③农业废弃物多，用途单一，生产技术落后，农村环境条件差。④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难以为古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⑤人均收入水平低，较为缺乏资金和技术力量。⑥大部分村民市场和商品意识滞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小农经济占主体，产业化进程缓慢。⑦集体经济基础薄弱，难以形成具有拉动效应的支柱性产业。⑧青壮劳力外出打工或就地转移比重大。⑨一定的区位、政策和技术优势。⑩有一批“能吏”和“能人”。他们思想较为解放、对新生事物的接纳能力较强，眼界开阔，敢想敢为。
2.2发展优势/制约瓶颈①适宜发展林果业为主体的山地农业。②不宜发展对自然扰动剧烈的农耕生产活动。③具有技术开发上的“后发优势”。④生活保障不充分，生产及经营活动不便。⑤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和经济扩大再生产能力弱。⑥小农意识导致的目光短浅“，等、靠、要”思想严重。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全面深入建设有极大制约。⑧土地撂荒或粗放经营。⑨有利于发展与城市对接的市场农业、观光农业。⑩有利于发展农村“能人经济”。
2.3技术开发策略①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最终以1~2业为主形成规模和产业。②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建立以生态农业技术为核心的农业技术体系，减少常规农作物规模和农耕强度，增加林草覆盖，提高单位土地面积产量。大力发展小水窖和蓄水池，截留降水。③引进、集成和开发相应的农业技术和资源化技术。④引资、集资、融资改善。⑤拓展增收项目和技术，提高农民素质和农业技术水平。⑥支持、引导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开展以现代农业经营理念和知识为重点的教育培训。⑦强人治村、能人富村，争取支持和帮扶，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多种形式，努力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落实责任、强化考核。⑧土地流转，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⑨融入城市的“菜篮子工程”和“休闲圈”。⑩发展能人的“农户经济”，辐射带动全村。
2.4技术开发途径与目标①山上保山下，山下促山上，林-牧-农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适度发展旱地节水农业和设施农业。②在山上增加经果林和牧草种植面积，在农地大力推进间作套种，提高复种指数，生产优质有机肥，发展特种养殖，实现增收与生态共赢的目的。③发展农业循环经济，集成生态农业技术，整治农村环境。④开发适宜农户小规模经营的农业技术。⑤针对市场需求发展高附加值农产品，积极开展农民技术培训。⑥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发展（近期以“能人”经济发展为突破口，引导全村经济发展）。⑦推进农业产业化，结对帮扶，异地发展“物业经济”等。⑧设施农业技术、循环农业技术、农业产业园区技术。⑨绿色食品生产技术、观光农业管理技术。⑩“短、平、快”的高效益农业生产技术。
3古胜村农业生产技术开发的基本对策
针对上述本底判析结果，进一步确定了古胜村农业技术开发的基本对策和发展目标，表明古胜村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托生态农业为核心的农业科技开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古胜村生态农业技术设计的思路。
3.1以开发能够促进农户生态经济发展的技术为主在古胜村现阶段，农业的主体大多数是农民，组织形式多为家庭、农户模式，主体分散，缺乏规模经济支撑。所以要想发展农业生产，推进农村经济，就要从这些微观主体着手，构建个体农户的农业技术体系和农户经济模式。
3.2发展和扩大现有经果林面积目前，通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古胜村大部分退耕地已经种植了大量的生态防护林，对遏制当地生态恶化和石漠化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从打造古胜村产业支柱、促进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角度，结合古胜村的资源特点，必须扩大经果林面积，优化经果品种结构，大力发展林果经济，最终实现经济林果的产业化经营。因此在发展生态农业时，要在加强现有经果林管理的基础上，积极引进在当地适生的新品种，扩大经济林果面积。
3.3扶持农户养殖经济的发展畜牧业是农业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是丰富系统养分循环、增加系统产出的重要组分，也是提高农户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柱。就古胜村而言，应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为此，一要种草，以草促畜；二要强化农户自我发展养殖的能力即培育农户基本的养殖技术、饲料的贮藏和加工能力、种禽种畜的孵化繁殖条件等，三是延长畜牧业内部的食物链和营养级，如“养畜粪便养蚯蚓（蝇蛆）养禽……”。
3.4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经济一是在农户经济基础上的生态农业，二是选准生态农业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转换枢纽，三是体现循环农业的“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再利用原则和再循环原则。具体而言，古胜村户均1.5口沼气池，利用沼气生产和综合利用为切入口无疑是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优先选择，目前也有良好的物质基础。但仅以沼气为主来发展循环农业尚未能充分发挥古胜村的自然和经济资源禀赋。古胜村发展的定位之一是经果林专业村（基地），加上大量的生态林，每年古胜村都将产生大量的枯枝落叶和修剪下来的枝条，而这些是难以进入沼气循环的。同时，用畜禽粪便和作物秸秆直接入池生产沼气，仍未能充分发挥这些农业有机废弃物的生产潜力，循环农业的循环链仍显单一。因而在“沼气枢纽的基础上，再发展一个以转换作物秸秆和果木枝条为核心的新枢纽。结合古胜村实际和市场需求调研，选择的新枢纽就是“食用菌栽培”，并藉此开创古胜村“能人经济”的新局面，进而为带动全村经济发展和提高古胜村集体经济水平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
4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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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中丘陵地区农业资源的局限性
川中丘陵地区由于不平坦，其资源条件对农业生产而言，存在许多局限性。
1.生产规模、集约化难度大
由于不同程度存在坡地和谷地，地势不平坦，不易进行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不利于农业生产技术的大幅度提高，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存在局限性。
2.蓄水、保水功能差，干旱现象较严重
由于地势不平坦，同一地域落差大，一遇下雨涨水，雨水很快就从坡地流入沟地，进入小溪、小河、大河，不易蓄水保水。遇到天旱，由于蓄水保水功能差，蓄积的水量有限，很容易出现旱灾。抗旱一般都要一级甚至几级提灌，成本极高，农业生产严重受挫。
3.土壤墒情严重恶化
川中丘陵地区除河坝地段有一些平坝外，可耕作地基本都有一定坡度，有的坡度还相当大，泥沙冲刷严重，肥水流失大，土壤墒情变差，农业生产条件逐渐恶化。
4.生产成本高
无论是保持农业生产的水、肥等生产资料成本，还是农作的劳动力成本或是运输成本，都相当高，很不经济。
二、川中丘陵地区的自然优势条件
川中丘陵地区地理条件特殊，地形条件差，但气候、降水等自然条件有一定优势。大都分布在温带及亚热带季风气候的件下，无霜期较长，热量丰富，雨量充沛，年降雨量一般都在1000mm左右，年平均气温16℃左右，海拔高度一般在300～1000m范围，对于许多温带和亚热带农作物而言都是较好的自然生长环境。
三、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的现状
由于地理和历史等原因，为了解决人们的温饱，川中丘陵地区绝大部分都是以农作物栽种为主、经济作物为辅、渔牧副业补充的农业经济格局。长期以来，尽管农业生产成本相当高，但以粮为主的格局始终未打破。究其原因：①由于人口急剧增加，粮食需求量剧增，农民迫于维持生计，所以不愿放弃粮食生产。②农民素质不高普遍，文化程度低，对新技术、新的生产模式及项目不易接受。即使接受了，也不易产生出很好的效果。因此，不想也无力去改善传统的生产模式。③改变传统的生产模式，调整农业结构的初期成本高，农民无法承受。④对不利自然条件缺乏切实可行的改良方案。长期以来，各级地方政府都在花大力气改田、改土、改水，都是想将坡田地改为可耕种的耕地，但由于成本太高，投入又有限，收效甚微。
四、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优化的原则
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成本高，效益差，加之对环境的破坏不断加剧，这样的经济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和时展的要求。因此，应遵循一定的原则，对现有经济模式进行调整优化。调整优化应遵循的原则：①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当前农业生产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做代价。在追求产量及收益的同时，要考虑到不能给生态及环境带来负面的影响，能耕则耕，不能耕种则不要强求。②效益最优原则。发展农业要算好经济账，要尽可能以低成本去开发和发展，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及费用要尽可能低。多年来，由于处于温饱线之下，粮食需求为第一需要，农业的最大目标是提高粮食产量，往往忽视了劳动力、自备农用生产物资等生产资料的投入。有时即使考虑了，也计算得很低。实际上，许多农业生产是处在亏本经营的境地。③是注重生态效益的原则。要充分认识到川中地区在全国生态系统的位置，特别是水资源及环境的保护要给予充分重视。川中地区泥沙冲刷严重、肥水流失大，不仅对当地，对长江中下游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态和环境都有极大影响。④市场化的原则。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农业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则，让市场机制在农业生产资料的配置、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农业综合服务等诸多环节发挥作用。
五、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最优模式
针对川中丘陵地区的自然资源条件，本着可持续发展和效率最优等原则，其经济模式应确定为：旱地以种植林果业、草业为主，水地以种植水稻和养鱼为主。增大经济林果业种植，扩大森林覆盖面积，特别是大幅度减少土上作物的种植，尽可能避免耕作坡地造成的水土流失和高成本，以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面积，达到固沙、保墒和改善生态的多种功效。
六、川中丘陵地区农业经济模式优化的途径
川中丘陵地区自然条件特殊，气候条件好，适宜动植物生长；地形及土地条件相对较差，极易造成环境及生态破坏。要实现经济模式的优化，就必须从多方面考虑，多角度入手。
1.积极实施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抓住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是当前川中地区经济模式优化的捷径。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将25℃以上的坡耕地，尽可能地退耕还林（还草），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面积。25℃以下的旱地，以种植蔬菜和优质农作物为主，水田以种植水稻和稻田养鱼为主。这样，水土流失少，利于生态的优化，也避免了农业生产的高成本。
2.抓好工业经济的发展
无工不富，没有一定工业基础，仅仅依靠农业或第三产业，经济仍发展不起来。经济基础差，农业投入就很少，农业的负担也会加重，农业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制约。
3.抓好农业产业化经营
将农业生产要素市场化，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农业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服务为手段，实行种养加、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用管理现代企业的办法，进行农业生产和开发，可以极大促进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现代农业转变，以切实优化农业经济模式。
4.加快小场镇建设
小场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小场镇发展起来，一方面为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服务场所，也为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提供了场所，能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农民群众收入增加，需要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水、电、气等基础设施齐全的小场镇是较理想的选择。因此，要不失时机地加快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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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是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区域中心城市是指在一定地理区域内，相对于小城镇。城市基础设施和功能完备、文化凝聚力较强、产业结构合理、有一定特色产业。对周边农业区有较大“极化”作用的中心城市。它是在小城镇建设起步后，发展举步维艰的困境下，实现农村城市化，带动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大部分地方人口密度小。自然条件和交通条件差。不具备发展城镇的条件，而欠发达地区现有的大城市和中心城市都处于自然条件、交通条件较好的地方。本身具有发展的优势。我们应当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优先在有利于城市发展的地方发展区域中心城市，避免在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地方建设城镇
(二)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使更大范围的财力得以集中起来，增强城市的自我发展能力
远离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小城镇经济效益差。不易解决自身的财政问题。难以发展。中外历史和现实经验表明，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大城市较少。小城镇过于分散的特点，使得小城镇难以接受大城市的辐射。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使更大范围的财力得以集中起来。增强城市的自我发展能力。
(三)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比小城镇经济效益更高，更易谋生。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发展机会，有更好的科学教育文化环境和基础设施
在农业入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流动过程中，大城市和中心城市比小城镇有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人口容纳能力。同时，区域中心城市容易形成较高的人口聚合效应和规模效应，客观上有利于第三产业上一个新台阶。
(四)积极发展区域中心城市。能够创造出较多的就业机会。可以促使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
区域中心城市能呈现给城乡居民真正的城市形象，通过产业聚集，商机凝聚，科技发展，功能完善，成为区域内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势必对城乡居民在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创业产生巨大吸引力，促使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同时。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有利于打破原有的条块分割，突出产业特色，凝聚商机人气，有利于区域内产业合理布局。突出产业特色。提高规模经济效益。
二、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发展区域中心城市的可行性分析
(一)传统地缘关系和频繁的民间交往，构成了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的可靠基础
地缘临近不但促进了频繁的民间交往。而且深化了感情。增强了相互包容性，同时使经济交往更加密切和富有成效。如武城县的老城镇、杨庄乡和甲马营乡，都地处本县的西南一隅。老城镇是传统老镇。自古以来就凝聚了大量的人气和商机。再加上这几个乡镇都以棉产品加工和棉纺织业为主要支柱产业，老城镇成为了这几个乡镇重要的人才和商品物流中心。同时，民间自发的农户间土地承包和民间借贷等经济活动，早已打破了乡镇界限的束缚。在大范围内频繁进行。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已具备了可成熟的潜在群众基础。
(二)现代交通通讯的发展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欠发达平原农业区虽然没有取得沿海发达地区那样辉煌的发展成就，但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各项事业都有了大幅度改观。道路交通、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特别是一些地区村村通目标的实现以及信息网络的逐步普及。再加上随着收入增加，交通工具的改善，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原有的空间和时间距离已大大缩短。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扩大其辐射和带动范围。提供了前提条件。
(三)经济发展正在促成相邻乡镇事实上的地城和市场连接
如武城县的滕庄镇和鲁权屯镇，两镇相距只有8公里。传统上以集市贸易为基础的经济来往本来就很多，再加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玻璃钢这一颇具生机的产业同时兴起于两镇。共同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特色，不但客观上促进了两镇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也产生了积聚产业、共同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如今坐落在两镇之间的玻璃钢工业园已初具规模，相关的配套基础设施正逐步完善。一个以玻璃钢工业园为中心。以两个镇所为两翼的区域中心城市雏形已赫然在目。
(四)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符合政府精简高效的意愿，势必得到政府的大力推动与支持
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负担。焕发了农业和农村的生机，但同时造成了欠发达平原农业区乡镇机关正常运转的财政障碍，建立精简高效的乡镇机关，成为地方政府费尽心机努力完成的任务。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将一些产业趋同、联系密切、经济来往频繁、群众基础具备的乡镇合并。不但会整合利用各种资源，促进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与繁荣，带动区域经济共同发展，而且能整合人力资源，优化政府部门人员结构，这非常符合政府精简高效的意愿，政府应大力支持和推动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
(五)各地乡镇合并的实践证明。乡村城市化进程由小城镇为基础的遍地开花，向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为主的重点突破
对区域内产业布局、产业调整，对凝聚商机、凝聚人气，对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提高政府工作效率都有重大意义，符合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了民意，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拥护。事实证明，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是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实现城市化。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可行之路，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产业基础条件
地域宽广辽阔，现代交通通讯便利，文化背景相同，经济往来频繁。是欠发达平原农业区显著的地域特色。这些特色决定了欠发达平原农业区某一产业的发展。往往不是一乡一镇所独有，而是呈现出区域内共同发展的特点。这就为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产业基础条件。以山东省武城县为例，该县现有10个乡镇，改革开放后，各乡镇都大搞小城镇建设，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上世纪90年代初。小城镇建设已初具规模。但如前所述的问题大量存在，城市化发展出现了近年来徘徊不前的局面。由于具备了重要的产业基础条件，发展县域内区域中心城市成为该县城市化走出困境的重要选择。
(一)以老城镇为中心的棉花交易、棉花加工、棉纺织、地毯编织、手工艺品制作产业区。包括现在的老城镇、甲马营乡、李家户乡、杨庄乡
这几个乡镇位于武城县西南部，是著名的棉产区。地域相连，产业趋同。互相渗透，已形成了实际上的一体化产业区。
(二)以滕庄镇为中心的玻璃钢产业区。包括现在的滕庄镇、鲁权屯镇
这两镇位于武城县西北部，是该县产业特色最明显，经济实
力最强的镇。两镇相距只有8公里。共同的产业基础和发展特色，不但客观上促进了两镇的经济联系与交流。也产生了积聚产业、共同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发展以玻璃钢产业为基础的区域中心城市已正式进入规划实施阶段。
(三)以城关镇为中心的建材、酒类、食品、粮食加工、小商品流通为主的产业区，包括城关镇和原来的大屯乡、马庄乡
这几个乡镇位于武城县中北部，临近县城。耕地面积大。粮食产量高，以粮食为主要原料的各项产业，服务县城的商品流通和服务业发展较快，为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提供了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产业基础。
(四)以都王庄镇为中心的造纸、印刷、室内装修、木器加工、动物养殖产业区。包括郝王庄镇和原来的董王庄乡、蔡村乡
这几个乡镇位于武城县东部。由于土地贫瘠，粮食及各类经济作物产量低，群众有经商的传统。所以利用种植效益很低的土地，发展经济效益高的生产服务产业和养殖业，成为发展共识。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区域化的产业得到了更快发展，特色更加明显。
四、欠发达平原农业区发展区域中心城市的政策措施
(一)做好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规划
规划是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蓝图。没有科学的规划，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就会无章可循。就会变成一团乱麻，也将给区域中心城市的长期发展和未来建设造成隐患。要用改革和发展的观点，使发展规划既科学又超前。
(二)适当合并乡镇，增强城市对资源的集聚能力
乡镇的合并要尽可能按照经济区域来进行，不能平均化。合并时就要尽可能把处于同一经济区域的乡镇归到同一行政区域。而不要人为割裂。否则。将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结构优化。要通过乡镇合并使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大化。而不是简单地把几个乡镇合并在一起。
(三)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强化主导产业地位
发展区域中心城市必须以主导产业为经济依托。主导产业是在一定经济区域内形成的，它的确定。应该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原则。以资源条件为基础。要打破原有的区域界限。加强原有主导产业之间相互配合。与渗透融合，在较大的范围内形成规模经济。
(四)通过工业团区建设促进原来分散的企业集中连片发展
地方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对于新建企业，一方面从严审批在村里企业的用地，或者新建企业原则上不予审批，迫使其在工业园区内落户；另一方面，对于在工业园区内落户的企业要给予各种优惠政策，使在工业园区内集中的企业既能够享受到集中服务的好处，又有成本优势。并且不影响原来的产权关系。对于老企业，应该本着自愿集中的原则；以相应的优惠政策和一定的利益来调动人区的积极性。
(五)积极推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区域中心城市集中，强化区域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
积极推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小城镇的集中，这是从根本上强化和扩大区域中心城市功能的需要，也是新形势下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把区域中心城市建成欠发达平原农业区经济增长极的需要。为此。要克服单纯把区域中心城市视为培育市场、聚集人口的场所。而应从实现现代化、社会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高度。着眼于从提高区域中心城市的整体功能上去完善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坚决突破传统的小城镇单一低功能模式的束缚和影响。
(六)以制度创新促进区域中心城市发展
小农经济形成的条件范文6
效益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的一个根本问题是要实现规模经营，如果不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浙江有限的土地资源中解脱出来，并为他们创造稳定的非农就业的机会和新的生活空间，农业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农业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现在，传统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农业创造就业的能力也在弱化；受世界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加入WTO后，部分农产品的竞争优势不强；而且农业的发展还受自然生态条件的客观制约。所以，浙江农业现代化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减少农民，实现非农化，使农业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率显著提高，以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
长期以来，由于二元的经济结构形成的制度安排，农民进城就业受到体制的障碍。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大量农民进城打工，但他们的生活基础仍然在农村，一旦城市就业环境受到影响，这部分民工又重新返农。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地在农村寻找农外就业机会，形成星罗棋布的乡村工业、乡镇企业，出现了农村工业的非城市化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只实现了劳动的就地转移，并没有实现人口空间上的稳定转移。另一方面，浙江人多地少、农村工业零散不成规模，成了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在买方市场形成后，高度分散的农村工业迫切需要寻求规模经济。因此，加快调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消除体制障碍，有利于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的产业整合，发挥规模效益。城乡经济的整合还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城市现代文明的传播，这也是“以人为本”经济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二、城市化的进程为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载体，拓展了空间
城市化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途径。一是解决二元经济空间转换的问题；二是解决要素集聚的问题；三是解决现代文明的传播问题。推进城市化，就是要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促进农业向非农产业、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浙江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寻找产业集聚的载体，以进一步增强产业的竞争优势。浙江城市化问题的提出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化为农村工业融入城市工业化轨道创造了条件，成为农村工业实现空间转移、形成集聚效益的有效载体。因此，浙江许多乡镇和村办工业开始进入工业园区，这种集聚比分散的农村工业获得了更好的外部经济，并节约了土地，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获得了新的竞争力。但由于受制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障碍，这些农村工业仍然大多集聚在小城镇上。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它还不是效益最好的空间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仍沿袭传统的城乡分割的模式，乡镇、村经济被牢牢打上非城市经济的烙印。
浙江省推进城市化在实行区划调整，政策推动以后，大中小城市的发展空间都有所拓展，为集聚生产要素、增强辐射功能创造了条件，也为农村工业与城市经济的对接创造了条件。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破除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障碍，在全社会更合理的配置资源。行政区划经济不等于区域经济。必须从整个区域的生产力布局来整合农村工业和城市经济。农村工业应进入大中小城市的工业园区，非农化人口进入城市定居，人口的集聚会带动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城市移民将带给城市新的活力，创新意识和文化的交融将使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不断提高。农村工业集聚和农业剩余人口迁移后，将给效益农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资源条件，农村的土地整治、现代园区建设将会给浙江农业一个崭新的发展面貌，也会吸引工商企业投资农业，形成规模经济。
三、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基础，为加快调整二元经济结构创造了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文化根源，走了一条非常有特色的经济发展之路：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形成了区域特色经济。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目前浙江区域特色经济广泛分布在工业中的110多个大小行业，这种区域特色经济具有很强的区域一致性、柔性专业化、竞争与合作的共存、信息的迅速扩散、经济和社会的融合等特征，为产业的集聚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但问题是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特色产业为支撑、区域集聚为基础的产业群受制于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障碍，仍然难以走上城市经济的发展平台。农村的出路在于工业化，而现代工业的发展特色是集约化、规模化和区域化经营。因此，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根据浙江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基础，合理规划市郊的特色工业园区和基地，形成现代化新城区，为区域特色经济找到新的发展平台，是下一步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
四、调整二元经济结构要从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双向推动
调整二元经济结构首先是经济发展的过程，要依靠经济的长期发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从现在看，体制创新的问题更为突出，要从经济发展和体制创新双向来加快调整二元经济结构。
1.探索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政策障碍和体制安排最主要的两个因素：二元的土地制度和二元的人的身份
浙江粮食市场放开以后，为解决二元的土地制度创造了条件，农村出现的土地流转是突破这种二元的土地制度的一种萌芽。浙江省最基本的省情是人多地少。城市化、工业化的推进，使城市地价居高不下，土地资源制约了经济要素的流动和集聚；另一方面，一些经济发达的县市，种植业比较效益下降，出现农业人口非农化和农田抛荒现象。这种反差如果不从二元的土地制度上有所突破，将制约浙江的经济发展。可从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土地转移后部分收益用于社会保障等方面做些改革探索。二元的土地制度又带出一个二元的人的身份。出生在农村的人可以获得一块宅基地，一块耕地；出生在城市的人可以获得社会保障和长期因剪刀差、各种补贴所带来的差别利益。如何最终打破城乡差别户籍，实行统一户籍制，并配套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流动创造条件，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可选择若干个经济发展基础好的县市，进行城乡户籍一体化试点。
2.城关镇和中心镇应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联结点
农民进城，当然可以进大城市，但大量的人口转移仍然有个梯度转移问题。在城市化过程中，县域经济布局应统筹考虑，以城关镇和中心镇为结点，集聚工业企业，这是现阶段浙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选择。只要产业形成集聚，就能实现人口的转移和集聚。
3.城镇规划要把农村这一块带进去，城、镇、村一起搞
现在浙江农村的建房杂乱，基础设施更薄弱。随着城市面貌的改善，城乡反差更大。农村人口也要合理集中，要建设中心村，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实现人口向中心集中，土地向大户集中。有了统一的规划，基础设施可以通盘考虑，合理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可以延伸到农村。农村的教育布局也要因此作适当的调整。工业布局也可以打破各自为政，向县城和中心镇集聚。有了人口合理集聚规模，第三产业也会发展起来。
4.要对二元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积极探索
二元经济结构带出我们行政管理的一系列二元化，工业在农村的，冠名为乡镇企业，由乡镇企业局管；冠名为集体企业的，由二轻局管；在城市的由经委管。商业在农村的由供销社管；在城市的由商业局管。金融也是这样，商业银行不能到农村，农村信用社不能进城。更麻烦的是二元经济结构和行政管理方式，带来了人们长期的二元思维方式。这种二元的管理体制，在浙江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城乡经济在糅合的过程中，反差尤其大。结合市县机构改革，在行政管理体制上要作些调整。
5.加快产业的融合，为解决二元经济结构创造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