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1
关键词：敦煌学；现状；敦煌文化；人类敦煌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6）06-0009-02
Abstract：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16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ogao Grottoes is of great realistic importance for the field of Dunhuang Studies. The author presents a deep reflection about the current research conditions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considers that current research shows a tendency toward mediocrity and trivialization and lacks convincing theoretical substance. In the case of following this general trend i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a， the author vigorously advocates macroscopic and theoretic researchin Dunhuang Studies.
Keywords： Dunhuang Studies； current situation； Dunhuang culture； Dunhuang of humankind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各位代表、各位领导、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对“纪念莫高窟创建16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1650年前，莫高窟开凿第一个洞窟的乐V法师，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行为会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对于后人来说，我们会永远对创造了莫高窟艺术的先人们充满感恩之情。所以，公元366年是永远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有了莫高窟的第一窟，所以才有了后来的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藏经洞和举世瞩目的敦煌学。
纪念莫高窟的创建，对于敦煌学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莫高窟和敦煌文化的守护者和研究者，我们不仅有责任最大限度地保护好敦煌莫高窟和其他敦煌文化遗产，更有责任将敦煌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简要谈一谈我对敦煌学现状的思考。
和30年前相比，我们的研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就写本而言，绝大部分材料已经公布，电脑、互联网、数据库的发展更是给我们利用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一方面，学术空白点越来越少，经过30年的攻城略地，绝大部分研究领域都已经被研究者所占据，现在的年轻学者想在其间占有一席之地，已经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就成果数量而言，现在每年发表的成果远远高于30年前，但有重大突破的成果却较少。低水平的重复、缺乏深度甚至牵强的解释越来越多，使人眼前一亮的成果却越来越少。
研究条件好了，我们的成果却变得平庸了，这是每一个敦煌学从业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同时，在国际史学界现在正在流行《历史学宣言》一书。这本书的开头是模仿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的时代。”《历史学宣言》的作者提倡长时段的大历史，号召历史学家在政治决策和公共领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本书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重大反响。
其实所谓长时段的大历史，对应的就是所谓碎片化研究。而碎片化或者说缺乏宏大叙事应该说是敦煌学的基本特点。对敦煌学而言，具体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我个人认为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现在国内史学界已经有人倡导历史学家要出思想。我想，我们敦煌学界也应该对这样一些思潮做出回应，多发掘敦煌资料中的人类智慧，多一些宏观的探讨和理论方面的分析。
比如说，如何定义敦煌文化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现在对敦煌文化的定义，歧义颇多。有人认为敦煌文化是地域文化，我个人认为这是有意无意地矮化了敦煌文化。敦煌文化m然产生在敦煌的地理空间，但它太特殊了，地域文化的概念恐怕无法涵盖它。像北京文化、上海文化的内涵都没法和敦煌文化相比。比较而言，我觉得“人类敦煌”的提法就很好，比较恰当地放映了敦煌文化的本质。还有人认为敦煌是有独立系统的文化，甚至还有“敦煌哲学”之类的说法，这是不恰当的拔高。敦煌文化从根本上说属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儒家文化是它的根。从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敦煌文化是不可能有其独立的哲学的。
总之，在类似这样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需要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通过深入的研究、缜密的论证，发出自己的声音。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2
关键词：敦煌；会计文书；史料价值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2-0049-05
一、引言
敦煌文书的重大历史价值已为世人所知，文书的发现不仅给佛教、艺术、建筑、考古、书法、语言、经济等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带来重大突破，而且形成了以敦煌文书及其相关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敦煌学。在被发现的文书中，会计文书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却给研究公元5～10世纪唐五代至宋初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提供了丰富而巨大的史料依据。自日本学者那波利贞最先开展敦煌经济文书的研究以来，以敦煌会计文书为史料依据的各种研究纷纷在各国展开，至上世纪80年代出现繁荣景象，敦煌会计文书的研究价值和地位也愈显突出。
以账簿物历形式表现的敦煌会计文书反映了当时丰富的社会文化生活情况。如北敦02496(成字96)背面文书中记载的“唱衣”事件，即古代寺院举行的“拍卖”活动。《已亥年(939)十二月二日报恩寺算会分付黄麻凭》及部分会计文书中记载的寺院执仓僧人贪污、挪用寺院的常住斛斗的现象，以及其他敦煌会计文书中反映的当时的户籍制度、僧尼关系、买卖交易等生动而丰富的古代社会生活景象。正如唐耕耦先生所言“可以说如果研究敦煌文献中的任何一个专题，而不利用会计文书中的资料，几乎都将是不完全的”。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敦煌会计文书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古代经济研究，如会计史研究、契约研究、财政赋税研究及其他社会经济研究等，但也常见于社会阶层、社会结构研究、古代户籍及佛寺人员关系和生活状况的研究中。
二、敦煌会计文书的史料价值体现
(一)会计研究的宝贵资料
敦煌会计文书的发现为会计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依据，主要体现在会计史的研究中，但也有关于会计职务、财务管理、审计制度等诸多方面的研究。
国内最早以敦煌会计文书为史料进行会计史研究的是郭道扬教授，他在研究唐宋时代的会计时以敦煌会计文书为史证，考察了“账”字的涵义和使用、唐代的记账方法、四柱结算法的起源、唐代的原始会计凭证和会计报告及民间会计形式等会计史内容。但是，由于当时敦煌文书整理水平的限制，郭道扬教授无法直接引用敦煌文书的残本原件，除部分引证来自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古写本照片之外，其余文书引证均来自刘复的《敦煌掇琐》和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根据对这些敦煌会计文书的研究，郭道扬认为“唐代前期所用会计结算法，基本上还是三柱法。”但是，“唐朝中期已经有了由‘三柱结算法’向‘四柱结算法’过渡的迹象”。
随着敦煌会计文书整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入，韩国磐和杨际平对中国古代记账方法有了更新的认识。杨际平通过对《(吐蕃)巳年七月沙洲仓曹状上勾覆所牒》的缀合及年代考证，证明《(吐蕃)巳年七月沙洲仓曹状上勾覆所牒》是现存我国四柱结算法的最早实例，并进而推断四柱结算法的创立与推广运用，比郭道扬分析的时间要早得多，认为“唐代中期不可能是四柱结算法的初创时期，而应该是四柱结算法的推广应用时期。韩国磐进一步撰文，通过敦煌文书《寺豆课等账》、《乾元寺财物收支账目》、《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正月沙洲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及《吐蕃(巳年?7897年)沙洲仓曹会计牒》几件会计文书残卷的缀合分析，对杨际平提出的观点在史料上进行了补充，提供了更多证明材料。可见，敦煌会计文书为确定四柱结算法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是会计史研究的重大发现，如果没有这些看似残破的文书，也许人们现在还无法确认四柱结算法的产生的真正时期。
台湾学者唐耕耦所著《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研究》对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作了比较全面的整理和研究，详细考察了敦煌寺院会计文书中常住什物历、入历、破历、诸色人破历(含四柱式和非四柱式)算会牒，并对大量敦煌寺院会计文书的残卷进行了剖解和缀合。唐耕耦的研究依据几乎全部来自敦煌会计文书残本原件，因而其中的论述和史证充分丰富，真实详尽。同时，唐耕耦对敦煌会计文书所作的重新整理和缀合，也为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这里有必要提到唐耕耦、陆宏基编著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此书共五辑，对流散在各国(法国、日本、英国、俄国等)的敦煌会计文书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整理、缀合。每件残片均附有原件影照和作者的识别、解释，成为敦煌学者研究敦煌经济、文化、社会活动重要的参考文献。
敦煌会计文书不仅为会计学者提供了研究古代会计记账方法、会计报告形式的历史资料，还为人们研究古代会计职能职务提供了依据。如公文章、文澜对敦煌寺院的会计职务“直岁”进行的研究考察。他们根据敦煌会计文书，对“直岁”的职能、出现的原因、身份地位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分析。由于此时唐耕耦、陆宏基编著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已经出版，公文章、文澜的研究大量依据了《真迹释录》中提供的写本原件。
此外，敦煌会计文书还为研究古代财务管理提供了方便。王祥伟利用《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和北京图书馆敦煌微缩影印资料对归义军时期敦煌寺院的财产管理进行了研究，探讨了敦煌寺院的财务管理机构、管理人员和管理方式，为现代财务管理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敦煌会计文书为国内外会计学家研究古代会计发展史、会计制度史、会计职能、方法等提供了宝贵的史料依据。随着敦煌写本原件整理工作的推进，敦煌会计文书得以更好地整理和完善，将为日后的会计研究工作提供更方便、更充分、更详实的历史资料和研究依据。
(二)古代社会经济研究的历史文献
除会计研究以外，敦煌会计文书应用最多的应属经济研究领域，国外(尤其是日本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即开始了敦煌的经济研究，国内至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了研究敦煌经济的热潮。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敦煌会计文书都是其进行敦煌经济研究最主要的参考史料。谢重光在《关于唐后期五代间沙州寺院经济的几个问题》中认为：“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寺院经济的一批文书，比较具体地记载当时当地寺院经济各方面的情况，可补传世文献记载之不足，为研究寺院经济的极宝贵资料”。刘进宝在《敦煌归义军赋税制的特点》一文中也认为“利用敦煌文书，通过对归义军赋税制度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研究唐后期五代经济史。这些文书记录帮助学者们充分地了解并研究唐五代至宋初敦煌寺院的赋税、职官、商品
货币形态、物价、宗教收入、手工业、种植林业、园囿经济以及私有地产经营、僧寺经济的产生及发展情况。郑炳林以敦煌吐鲁番会计文书为史料，对唐五代敦煌时期的手工、种植业、园囿业、贸易市场物价等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研究，勾画了唐五代时期农林手工业的发展情况；苏金花研究了唐五代敦煌的商品经济、私营经济、赋税制度和僧尼经济等情况；另有法国学者谢和耐、日本学者那波利贞都曾对敦煌寺院经济进行研究。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敦煌经济方面的研究更是出现了繁荣景象，产生了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三)促进契约制度及契约关系研究
随着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以及沙知《敦煌契约文书辑校》的出版，以敦煌借贷会计文书为基础的契约研究逐渐兴起。法国汉学家童丕对敦煌的借贷契约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重点考察了5～10世纪不同时期借贷契约的发展演变，以及这些借贷契约所反映的敦煌农业生活、社会关系、商品交易等各个方面的情况。而童丕的研究所利用的原始资料“一部分依赖于池田温先生和山本达郎先生的大作，另一部分依靠唐耕耦先生和陆宏基的释录。……另外，有些我们认为有用的文书，拙著已加以增补，而他们未注意这些字据”。可见敦煌会计文书在童丕的借贷契约研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除童丕以外，余欣利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借贷契约，研究了唐代民间信用借贷的利率问题，陈永胜探讨了敦煌买卖契约的法律制度，霍存福等研究了唐五代敦煌吐鲁番买卖契约的法律与经济关系。这些研究都用到大量的敦煌契约文书写本残卷，分析和研究了古代契约制度的形成、契约理论的发展、契约形式的演变等问题。敦煌会计文书和借贷契约文书的结合，为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历史资料支持。
(四)为研究敦煌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及社会生活情况提供重要的史料依据
会计的基本职能就是记录经济业务的发生情况，敦煌会计文书从形式上看虽然只是一些账册记录，却反映和折射了当时各种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情况。这为社会学家研究敦煌吐鲁番时期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阶层构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研究涉及敦煌寺院佃户的人身自由、敦煌的寺户与僧官制度、敦煌寺院的牧羊人、敦煌寺院士的身份与地位、吐蕃时期敦煌社会结构、敦煌净土寺与胡姓居民的关系等，研究中均大量引用会计文书作为史料证明。例如谢重光、白文固在讨论敦煌寺院僧官的财产分配处置权时，引用了北京图书馆藏字59号背《报恩寺人户(团)头刘沙沙便种子年粮牒》。陈大为在《敦煌净土寺与敦煌地区胡姓居民关系探析》的研究中，参照了《后晋时期净土寺诸色人破历算会稿》、《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辛未年(911)正月六日沙洲净土寺沙弥善胜领得历》等约10余件敦煌会计文书，研究了敦煌净土寺与粟特裔民之间存在的多种经济交往活动，包括法事与布施、买卖交易、借贷关系、雇佣关系等。他认为“敦煌净土寺与粟特裔民关系密切，体现在他们之间有频繁的经济往来，敦煌寺院会计文书和社邑文书为我们研究净土寺与粟特裔民为主的胡姓居民之间的经济往来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除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研究之外，敦煌会计文书还大量应用于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例如敦煌的社祭变迁、敦煌的酒业、牧羊业、寺院的“出唱”(拍卖)活动等等。余欣在论证晚唐以后社祭在敦煌趋于没落这一观点时说：“我们还可以在官衙的入破历中，找到旁证。……我们在归义节度使府编制的人破历中，从未发现有关社祭的支出账目”。可见，敦煌会计文书对此项研究的重要性。冯培红在研究敦煌的酒文化时，也不止一次以会计文书为参考例证，因为“大量的敦煌寺院文书有许多用酒的记录，如《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某年(981－9827)净土寺诸色斛斗破历》、《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某寺诸色斛斗破历》、《壬午年(982)酒破历》、《光启二年(886)安国寺上座胜净等诸色入破历》、《庚子年(970)二月十日沿寺破历》等”。另据冯培红搜捡敦煌文书中记载到归义军酒司的约有7件，其中会计文书就有4件，分别是《甲辰年(944)二月后沙州净土寺东库惠安惠戒手下便物历》、《丙申年(996)三月十六日见纳贺天子物色人绫绢历》、《年代不明某某造瓦得物历》和《庚寅辛卯两年支出粟账》。
(五)为研究寺院佛教各种关系提供史料依据
敦煌会计文书中所记录的经济活动，绝大多数与寺院有关，因而为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的寺院佛教中僧尼关系及佛教团体状况等提供了很好的历史资料。最早利用敦煌会计文书进行寺院佛教研究的是日本学者那波利贞，他著有《中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碾石畏经营》，对中晚唐时期敦煌地区佛教寺院的碾石畏经营状况进行了发现与研究。郑炳林研究了敦煌粟特人与佛教关系，其中大量引用了敦煌会计文书作为例证。他的研究认为，“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敦煌不但有大量粟特僧伤活动在佛教教团中，而且有许多粟特尼姑居住在各个尼寺。吐蕃时期敦煌粟特僧人势力在佛教教团中的发展是与粟特人信仰佛教分不开的。”这一论证中依据了大量会计文书记载，如《年代不明僧义英等唱卖得人支给历》等。在研究吐蕃时期敦煌粟特人的佛教信仰时，列有粟特人康秀华一例，认为“其先通过经商而发迹，富贵起来后再施舍大量财物给寺院”。这一推断是根据会计文书《某年四月八日康秀华写经施人疏》而做出的。
敦煌会计文书还为判断寺院中僧尼身份提供了依据，如郑炳林在研究敦煌粟特名僧康贤照时，根据《唐中和四年正月上座比丘尼体圆等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以及《唐光启二年(886)安国寺上座胜净等诸色斛斗人破历算会牒残卷》的记载推断两算会牒中所载之康僧政应是康贤照。除此之外，郑炳林在文中论述粟特人对佛教的贡献，其与佛教教团的关系，在敦煌寺院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角色等问题时，都大量引证寺院人破历算会牒等会计文书。
敦煌会计文书还出现在敦煌寺院僧尼关系的研究中，郝春文所著《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一书中有大量采用。郝著在研究敦煌僧尼的税役负担时，用到土地契约、会计文书等近10件，其中包括《天复四年(904)僧令狐法性出租土地契》、《净土寺人破历》、《吐蕃时期某寺破历》等，这些文书中记录了土地买卖典租、僧人日常饭食供应等情况。研究敦煌僧尼与寺院常住物什关系时，依据的常住什物历、点检历等共计29件。郝著研究敦煌僧尼与常住斛斗的关系更主要依据大量的入历、破历、入破历、诸色入破历算会牒等，因“反映敦煌寺院常住斛斗情况的主要是敦煌文献中的寺院常住斛斗入破历”，这类文书“包含的学术信息十分丰富”。这里引用的人破历等会计文书共计约40余件。除此之外，会计文书还出现在敦煌僧尼的宗教收入、遗产处
理、各寺间经济往来与联系等研究中。
(六)户籍制度研究的参考史料
敦煌文书中有大量的户籍残件和断片，这些残片部分是户籍记录，部分是会计文书记录，为史学家研究唐代户籍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早期这一领域的研究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如那波利贞、仁井田升、池田温等。其中尤以池田温的研究最为著名，他的《中国古代籍账研究》译成中文后，被国内研究者广泛参阅，成为研究敦煌文书的重要参考文献。池田温关于中国古代籍账制度的研究中引用敦煌会计文书无数，其中部分文书被会计史学研究者再次引用作为会计史研究的证明材料。以敦煌会计文书作为研究依据的还有藤枝晃《敦煌的僧尼籍》、姜伯勤的《唐代敦煌寺户制度》等。
三、敦煌会计文书重要史料价值的原因分析
敦煌会计文书成为研究会计史、经济史、社会发展史等重要的史料依据，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记账方式是分不开的。
(一)文书的形成年代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
敦煌会计文书形成于公元5～10世纪之间，即唐代中后期至宋初，经过了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达到了鼎盛。
1.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背景。唐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最发达时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商业的发展，唐代对商业经济的重视和发展为历代王朝所不及。中国封建王朝一向重农抑商，唐朝尤其是贞观王朝是唯一不歧视商业的封建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唐代商业经济的繁荣从唐诗中也可见一斑“客行田野间，比屋皆闭户。借问屋中人，尽去作商贾”。在全社会重视商业的背景下，敦煌寺院僧尼与信徒、佃户之间的各种商业贸易行为也表现得丰富多彩，如借贷、租赁、买卖、施赠、唱衣(拍卖)等。此外，由于唐代实行更为宽松的土地政策，将南北朝时期建立的均田制加以改良，除放宽土地买卖限制以外，寺院僧侣道士、尼姑女冠均可受田，从而使得寺院与信民之间的经济往来成为可能。敦煌寺院的商业活动，以土地为依托，衍生出麦、粟、油、面、麻、豆、布等各种商品交易对象，这些繁荣丰富的商业经济活动，在敦煌会计文书中得到了真实而生动的再现。
2.丝绸之路与对外交流环境。举世文明的“丝绸之路”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这条商业通道在唐朝时达到了最高使用价值。唐朝的疆域空前辽阔，在西域设立了四个军事重镇(安西四镇)，西部边界直达中亚的石国(今属哈萨克斯坦)，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不绝于途，品种繁多的大宗货物在东西方世界往来传递，使丝绸之路成了整个世界的黄金走廊。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中心，也是商队、游僧东西行走的必经之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大批国内外商贸团队、僧旅游客、艺人匠者，他们在敦煌不仅留下了珍贵的佛教经文、瑰丽的石窟壁画，还带动了敦煌寺院佛教、经济、文化的繁荣，在佛教地位倍受推崇的隋唐时代，为促进敦煌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宗教背景。敦煌会计文书真实记载了这一时期东西交流的异域宗教和文化思想，而其背面所记载的经文、论释亦对研究当时的佛教思想、经济状况、社会结构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3.佛教寺院的特殊社会地位。隋唐时期的佛教寺院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独特的寺院文化，这一时期的佛教寺院，早已不是“去世资财，乞求足矣”的苦行僧寺，由于隋唐统治者推行佛教复兴政策。佛教寺院规模急剧扩大，有唐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同时，佛教寺院的地位也得以提高，寺院经济因此而极速膨胀，至唐代后期，甚至到了“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除土地之外，寺院还拥占有房产、佃人、店铺等大量财产，为寺院从事布施、借贷、租赁等经济活动提供了丰实的物质基础。敦煌寺院作为东西方佛教传播和交流的中心，在隋唐佛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与中原寺院相比毫不逊色，在与信徒、佃户、往来商旅的经济交往中，形成了独特的敦煌寺院经济和文化特色，在敦煌会计文书中，寺院的经济规模和文化特色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特殊的记账方式
1.单式记账发展的最高水平。现有的研究已证明，“四柱结算法”最早产生于唐代，其史证便来自于敦煌会计文书，另据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整理，敦煌会计文书中近半数以四柱结算法记账，“四柱结算法”代表了单式记账法的顶峰时期和最高水平。在簿记发展史上，“单式簿记演进的历史跨度最长，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然经济存在多少个世纪，单式簿记的历史演进过程便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敦煌会计文书尽管采用的是较为原始的单式记账法，却是单式记账法发展的顶峰时期和最高表现，它在反映和监督5～10世纪敦煌社会各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无论对经济发展、文化表现及社会状况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3
论文关键词 敦煌本 儒家文献 分类
论文摘要 敦煌儒家文献以写本为主,不仅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还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但是,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一直被学界忽视。为了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就要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类。敦煌儒家文献可分为经典、历史、蒙训和杂着四大类。 其一,敦煌儒家文献主要是写本,有六朝本、北朝本、隋唐本、五代宋初本,时间跨度长达五六百年,比我们现在所用的宋元善本为早,为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和历史价值。
其二,敦煌儒家文献具有浓郁的敦煌地域特色,其中不仅保存有学校的教材、学郎的作业, 还有一些明显体现着敦煌地区特点和编撰特色的史学文献。这些文献, 对敦煌地区的历史、教育、语言文字及社会风俗等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目前,敦煌儒家文献作为一个类别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缺乏整体的把握。近年来,敦煌儒家文献的专题研究如儒家经典、蒙书、书仪等有较为深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专题研究代替不了总体研究。总体研究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对敦煌儒家文献进行分类,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分析、把握敦煌儒家文献的前提,而这项工作目前却做得不如人意,属于薄弱环节。 随着专题研究的深入和细化,四部分类法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于是,学者们开始寻找新的分类方法。张弓主编的《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一书,就打破了四部分类法,将敦煌典籍分为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等九大类。这种分类法显然比四分法涵盖的内容和类别更加全面,而且还把儒学作为一大类特别单独提出,这值得充分肯定。但是,儒学在此书中作为一个类别,仅仅包括儒典和蒙书,又有遗漏,不够周全。
以上两种分类法都是针对整个敦煌遗书而言的。至于敦煌儒家文献,则迄今不见专门的分类研究。
敦煌儒家文献,数量庞大,内容繁杂,必须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以类相从,理出头绪,以方便研究和利用。这就需要一个为其“量身制作”的分类法。制定这样一个分类法,前提是要对敦煌儒家文献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认识其性质、特点,然后考察每一写本的具体情况。主要有三点:一是认真分析写本的内容、性质和功能;二是根据写本原有的序文,以窥知其编纂目的与动机;三是依据写本的实际流传与抄写情况、抄者身份等,弄清其作者、时代、内容等等,在此基础上,综合判定每一写本的性质②,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仔细斟酌、推敲,制定出大致合理的分类原则和标准,最后对敦煌儒家文献作出明确而合理的分类。笔者据此把敦煌儒家文献分为四大类,即:经典类、历史类、蒙训类、杂着类。这个分类是粗略的,未必完全适当,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尝试。相信今后随着对敦煌儒家文献研究的不断深入,一定还会总结出更为科学和严谨的分类方法。
经典类 儒家“十三经”,敦煌遗书中留存九经,即:《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年代最早为六朝,最晚为北宋,主要属于唐五代时期的写本。除此之外,与这九经相关的一些注、疏、义、解、音等文献均属此类。
敦煌现存儒家九经,可再细分为八类:周易类、尚书类、诗经类、礼记类、春秋类、论语类、孝经类、尔雅类。
周易类,主要有王弼《周易注》、孔颖达《周易正义》、陆德明《周易释文》等。尚书类,包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陆德明《尚书释文》等。诗经类,有白文《毛诗》,毛亨、郑玄《毛诗传笺》,孔颖达《毛诗正义》,佚名《毛诗音》等。礼记类,主要包括白文《礼记》、郑玄《礼记注》、孔颖达《礼记正义》、唐玄宗《御刊定礼记月令》、陆德明《礼记释文》以及佚名《月令节义》和《礼记音》等。春秋类,包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魏征《群书治要·左传》、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范宁《春秋 梁传集解》、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节本》和《春秋 梁经传解释》等。论语类,主要有白文《论语》、郑玄《论语注》、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疏》、佚名《论语摘抄》和《论语音》等。孝经类,主要有白文《孝经》、郑玄《孝经注》、唐玄宗《孝经注》、佚名《孝经注》、《孝经郑注义疏》及《孝经疏》等。尔雅类,主要有白文《尔雅》和郭璞《尔雅注》等。
历史类 敦煌文献中与儒家有关的正史、编年、儒家人物传记,以及包含有儒家思想或儒家伦理道德内容的一些图谱、族志、地理、诏令、奏议、刑律等都属于此类。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敦煌文献中的刑律文书基本属于唐代,内容丰富,涉及到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其中不少有关文书就包含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应当属于敦煌儒家文献,因而把它们在历史类中列出。
这部分参照《四库全书》史部的分类法,略作调整、改动,可分为正史类、编年类、谱牒类、地理类、诏令奏议类等五类。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4
2014年1月21日，将值段文杰先生仙逝三周年纪念日。本刊特刊发段先生两篇遗作及一组纪念文章，以缅怀一代敦煌学大师。
段文杰先生1917年8月23日生于四川绵阳。194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从杭州迁往重庆的国立艺专五年制国画科，师从林风眠、吕凤子、潘天寿、陈之佛、李可染、黎雄才等先生学习中国画。由于学习勤奋努力，在绘画基本功和文史知识方面都打下了坚实基础。1944年，在重庆观看了张大千先生临摹的敦煌壁画展览，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同时也了解到地处边远荒漠的敦煌石窟艺术遗产需要有识之士去保护和研究，就下决心要担当一名志愿者。他的想法得到林风眠、潘天寿、陈之佛等先生和同学们的支持。1945年毕业后，几经曲折，义无反顾，于1946年到达敦煌莫高窟。在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事敦煌艺术保护和研究工作，并担任美术组组长和考古组代组长。1950年后，历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组长、所长、副研究员。1957年后，遭错误处理。1962年，经上级组织甄别，恢复原有职务和待遇。“”期间又遭迫害，1969年，下放敦煌农村劳动。1972年，回所工作。1980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一副所长。1982年，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4年，任敦煌研究院院长。1998年以后，任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段文杰先生是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还曾担任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甘肃敦煌学会会长、甘肃省对外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甘肃省国际传播交流协会名誉理事长、甘肃省社科联副主席、甘肃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1986年，被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聘为名誉教授。1993年，被日本创价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还被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授予名誉研究员。曾获日本东洋哲学研究所学术奖、东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5
非常荣幸，能参加今天的《敦煌研究》发展研讨会。
在20世纪初藏经洞被发现之后，在敦煌边塞的汉简被发现之后，人们就把敦煌学和简牍学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学科相提并论。主要可能是出土方式不同、文字载体不同、所代表的时代内容不同、研究的方法和程序不同，其实在本质上，它们是相通的，它们反映和记录的都是同一片蓝天下不同历史时段的事实，是从不同角度对敦煌历史文化的展示。
记得饶宗颐先生早就强调过，为了拓宽敦煌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敦煌学应该把出土简牍纳入自己研究的范围。
其实，《敦煌研究》几十年来一直陆续不断地有简牍学文章发表，其中也不乏好的文章。只是简牍学研究的作者队伍没有形成一个可观的阵容，高质量的文章不多，没有形成气候。今天就《敦煌研究》如何把简牍学研究的内容纳入其中的当然范围，谈一些个人的看法和建议。
一般认为把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作为敦煌学研究的内容，这在学术界并没有多大异议。问题就是敦煌之外出土的汉简，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在敦煌学的研究范围，似乎还不甚明确，不甚肯定。我个人认为，把河西地区出土的所有汉简都应该理所当然地纳入敦煌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从地域空间上讲，河西应该是一个单独的文化圈。自然地理、气候生态、人文习俗、文化心态都没有根本的区别，很多历史都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所以，把河西出土的全部汉简都纳入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对扩大敦煌学研究的空间视野极有意义。
从历史时段上看，敦煌莫高窟_凿于公元366年。在此之前一直延伸到汉武帝开拓河西，有四五百年的历史，除了史书记载的情况外，主要还得靠出土的汉简和考古发掘的东西。把汉简纳入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大大延长了敦煌学研究的历史时段。
从内容上看，敦煌莫高窟的建筑、雕塑、壁画多侧重于佛教题材，藏经洞的文书也大多是佛教经典和部分的汉文典籍，而汉简则大多数是零散的日常生活记录，主要涉及军事戍守，交通邮驿和日常生活。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敦煌文化的历史意义范文6
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
从1900年6月22日敦煌文书重见天日算起，敦煌文献的搜集、 整理、刊布、研究，经历了百年沧桑。先是英国人斯坦因于1906年从看守千佛洞的王道士手中连哄带骗地收买了大批经卷（有人估计在15000 卷左右），其后法国人伯希和于1908年也来到敦煌弄走大约6000多卷遗书。到清朝学部1910年下令把敦煌遗书运回北京，还有大约一万多卷。接踵而至的还有日本人、俄国人，又收集到一批散落在民间的卷子。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在千佛洞土地庙新发现一批文书，丰富了敦煌文献的内容。目前估计敦煌遗书写本总数达五万卷之多，还有少量木刻本。它们大多数为汉文文献，也有其他西域文字，内容除了大量佛经外，还有许多世俗文书，如契约户籍、儒道经典、诗词曲赋、医术方志之类。它们是研究四至十一世纪中古社会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敦煌学是史料学，当今学科分类中，敦煌学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敦煌资料从敦煌学专家到历史学者手中，依赖于敦煌文献整理的进展。百年来敦煌文献的整理成绩斐然。无论是目录的编制，还是录文刊行，乃至影印出版，都有高水平的成果问世。最初，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人只能把从伯希和那里抄写的文书或者伯氏寄赠的卷子照片编辑公布于世。罗福葆《沙州文录补》（1924）、刘复《敦煌掇琐》（1925）不仅主动辑录了英、法等域外敦煌文书，而且开始跳出四部书的范围，注重收录社会文书和民间通俗文学作品。陈垣的《敦煌劫余录》（1931）编辑了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的目录，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1936）从北图藏品中辑录出社会史、文学史和语言史资料，为世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敦煌文献提供了便利。
从三十年代的《食货》杂志刊登《唐代户籍薄》辑丛，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六十年代编写的《敦煌资料》第一辑，汇集社会经济史专题性内容的敦煌文书日益受到重视。日本池田温教授的《中国古代籍帐》的录文更加精审，范围也有扩大。而目前最实用的录文本则是唐耕耦、陆宏基合编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986—1990），收录内容更为广博。分类编辑的则有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校录丛刊》，有关于天文历法、社邑、书仪、契约等专题出版。利用缩微胶卷影印出版敦煌文书的有台湾黄永武的《敦煌宝藏》，可惜其图版不甚清晰。影印本的上乘之作乃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英藏敦煌文献和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法藏、俄藏和上海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等地所藏的文书。此外还有许多带有研究性质的专题录文，如台北新文丰出版的《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敦煌文献丛刊》和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些汇编录文等。总之，不仅当年英国人斯坦因、伯希和等弄走的敦煌文书早已经有缩微胶卷供世人使用，还有高清晰度的影印本可供翻检，更有高水平的录文本能够为一般学者使用。经过几代敦煌学者的努力，敦煌文献已经逐步从少数学者的“专利”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的财富。
百年来敦煌社会史研究
研究中古历史，其资料无疑较上古秦汉为丰富，然而较之印刷术发明以后的宋元明清以来的近世却相形见绌，因此或谓治中古史乃以不多不少之资料研究不今不古之学问。由于社会史主要关心的是下层社会、民间社会，而官方记录大多重视“帝王将相”的荣辱兴衰。所以要研究中古社会史，特别是地域史、人口史、婚姻史、家庭史等，单凭官方记载便有捉襟见肘之虞，而敦煌文献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中外学术界都有许多利用敦煌文书研究中古社会的著作。日本《讲座敦煌》有《敦煌的社会》（1980）一卷，分社会构成与发展、生产与流通、寺院与生活三个部分，是研究敦煌中古社会的奠基之作。姜伯勤《敦煌社会文书导论》（1992）就礼仪、氏族、学校与礼生、选举、良贱、城乡、教团、社等八个方面概略地论述了敦煌文书中所展现的中古社会风貌。台北学者的《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1974）从敦煌通俗文学作品中搜集有关社会风俗的资料归纳为十四大类，即饮食、衣饰、建筑、行旅、家族与奴婢（附妇女之家庭生活）、婚姻、丧纪、教育（附生育、养育）、信仰、经济、娱乐、社交礼仪、俗谚俗典、狱讼。日本金冈照光《敦煌的民众——其生活与思想》（1972）研究了敦煌民众的佛教信仰和布道方式。法国谢和耐《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中译本1987）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寺院教团及僧尼税务、财产、土地经营与商业借贷方面的问题。高国藩《敦煌民俗学》（1989）、《敦煌古俗与民俗流变》（1989）、《敦煌俗文化学》（1999）等系列著作，集中研究了敦煌地区的社会风俗史。
就敦煌社会史的专题研究而言，以对基层社会群体如寺院的研究最有特色。如所周知，中古佛教寺院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组织，寺院里的僧尼和各种依附人户有着复杂的社会关系。姜伯勤《敦煌的寺户制度》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寺观依附人户及其身份地位的变化做了总结性的研究。郝春文《唐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除了以很小的篇幅叙述敦煌僧尼的宗教活动外，着力勾勒出了敦煌僧尼世俗活动的诸面象。敦煌文献中展示的工匠职业类别就有石匠、铁匠、木匠、索匠、瓮匠、皮匠、鞋匠、金银匠、玉匠、泥匠、灰匠、塑匠、鞍匠、弓匠、箭匠、胡禄匠、画匠、纸匠、笔匠、染布匠、毡匠、帽子匠等等。马德《敦煌工匠史料》（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开了一个好头。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农民问题的研究简化为农民战争研究的不足，敦煌文献中关于农民的资料十分丰富，但迄今仅仅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一瞥——敦煌吐鲁番资料阅读札记之一》（1963年）等少数论文专门论述到这个问题，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古敦煌地区农民的生活与生产状况留下了极大的空间。
家庭及家族史研究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中古时代尤其是中古前期，世家大族的势力举足轻重。敦煌文书中有丰富的反映地方豪门大族的资料。北京图书馆藏位字79号文书“天下姓望氏族谱残卷”是贞观八年高士廉向太宗条举氏族的抄件，足以弥补传世文献的缺失。《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记载了九道九十一郡七百七十七个姓氏和郡望，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唐代氏族郡望的新变化，可以与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中的记载相互补充和印证。杨际平、郭锋、张和平搜集了公元5 世纪至10世纪敦煌户籍资料中的126户相对比较完整的家庭资料， 详细讨论了这一百多个家庭形态、人口结构和婚姻状况，是敦煌地域家庭史研究的重要著作。
妇女与婚姻是家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历来研究古代婚姻礼俗的资料都以《礼记》中的有关章节为依凭。敦煌文书S1725 号记载了初唐时代官方的婚礼范式，婚礼基本遵行六礼。先是纳征。男家给女家送去“雁、羊、酒、黄白米、玄楞、束帛”等六种财礼，如果女方收纳，则婚姻成矣。接着就是迎亲。婚礼分通婚和成礼两个阶段。赵守俨曾经依据《下女夫词》讨论了“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遂就妇家成礼”的婚姻习俗。周一良也依据敦煌文献对婚姻礼俗作了精湛的研究。谭蝉雪《敦煌婚姻文化》一书首先搜集了敦煌壁画与文献中的婚姻资料，然后概述了婚姻制度、形态和礼仪。《邓家财礼目》列举了亲家送的彩礼清单。《荣亲客目》是阴家举行婚礼时宴请宾客的一份详细名单。多份《放妻书》表现了当时民间男女和离的情况。《太公家教》、《崔夫人训女词》等透露了中古传统家庭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研究其时大众心态与民间意识的重要资料。
敦煌学的未来：总体史与地域史
百年敦煌，成果斐然！面对未来，除文献整理与刊布的进一步完善之外，从历史学的角度看，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课题值得我们重视。
首先是关于敦煌地域社会史的研究，即从整体史到局部史的研究。敦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汇集之地，自古以来即胡汉杂居，汉族、吐蕃、突厥、大食及中亚昭武九姓等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的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共同体。它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民族大融合的缩影，又构成了有别于内地的一个独特的地域社会。研究敦煌地域社会史就是要充分利用敦煌文献研究中古时期敦煌这一独特的社会的历史，不仅是要个别地研究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民俗和社会生活，而且要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去从总体上把握这一特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历史形态。
其次是从敦煌地域社会史看中古社会史，即从局部史到整体史的研究。如上所述，敦煌虽然是偏于一隅的边民社会，但是它毕竟属于中古社会的一部分。了解敦煌地域社会史对于认识中古社会历史的整体仍然具有一斑窥豹的意义。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均田制度是研究内地均田制度的重要材料。敦煌地区的租佃关系是理解内地租佃关系的一个线索。敦煌文书《下女夫词》里的婚姻礼俗有助于解读唐人传奇《游仙窟》的故事内容。
敦煌地域史的研究与中古总体史的研究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例如，中国古代民间社会组织在强大的专制主义权力压迫下总体说来呈现萎缩状态。但是中古时代的社邑却是一个例外。唐宋笔记中都记载了中原内地的佛社组织，房山石经中也有社邑的活动，但是都很简略，不足以了解其全貌；而敦煌文书中保存了丰富的社邑资料，各种社条、社司转帖、社历、社文、社人状帖等展现其时忙碌的社邑活动和多采的民间结社形态。社邑组织具有提供社区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社会慈善事业等功能。研究社邑组织的内部形态，进而探讨它与地方官府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古时代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由于征收赋役的关系，正史、政书里不乏人口资料，一些学者的人口统计和人口研究都主要依赖于正史文献。墓志中也有一些人口的资料，依据墓志讨论唐代人口年寿问题已经有专著出版。但是，敦煌文书中的人口资料则提供了对西北农村青年、妇女、儿童和老人等不同人口类别进行分类研究的可能性。以僧尼这类特殊人口为例，敦煌地区有相当的僧尼是与家人住在一起的，他们参与分家析产，甚至还有子女侍侧。北京《房山石经题记》中也有高级僧官有妻儿的记载，两相印证，为我们了解中古僧尼的生活实态提供了新线索。
敦煌发现的若干“房基帐”或“地基帐”类文书可以说是中古时期独一无二的材料。墓志里有阴宅墓地的尺寸记录，但这里则是人们实际居住地的记录。它不仅显示了房屋地基的方位与尺寸，而且也记载了诸如堂舍、厨舍、院落、庑舍、东房、西房、入门曲子、外门曲、内门道、暖房子等建筑部位的名称，为我们考察中古人们的住宅状况与居室结构提供了依据。敦煌分家文书（如S5647、S4374）和遗嘱文书中的析产遗嘱揭示了其时的家庭财产分割关系，可以与唐代法律文献记载相互发明与补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