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1
图案造型的审美特性释解 图案造型的审美特性释解 ：艺术试论 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 我对美学方法、学科定位及审美价
图案造型的审美特性释解 更多 精品源自 3 e d u 试 题 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审美特征
(一)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高度概括与抽绎苗族图案纹样具有高度概括的特征,这并不能解读为表现手法的简单,相反,高度提炼与概括形象,使之纯粹化是几千年来苗族艺术史的积淀,体现出苗族艺术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高度概括与抽离的审美取向。苗族图案造型中常见的有龙纹、鸟纹、鱼纹、蚕纹、回纹等,尤其是龙纹、鸟纹与回纹(云雷纹),虽然与中原艺术图案存在造型上的酷肖性,但是造型的审美趣味是完全不同的。毫无疑问,苗族图案的审美趣味与神话是密不可分的,苗族图案中的鸟纹样反映的基本上是对鹡鹆鸟的崇拜,但是由于鹡鹆鸟的形象在传说中并无明确限定,所以在实际图案概括上,往往出现多元化的形象特征,苗族艺术家往往汲取孔雀、锦鸡等的造型特征,加以形式上的参考与糅合,却并无统一的审美要求,反映出苗族图案审美中自然、原始、随意的审美特征,它并没有中原相对一元化的造型和审美标准那样严苛。造型的抽离主要体现在对动物形象元素,进行着超象化的变形夸张和抽象概括,例如苗龙造型与任意动植物进行结合,从而形成牛龙、鸟龙、蝴蝶龙、蜈蚣龙、蛇龙、树龙、蚕龙、人头龙、虎龙、鱼龙等怪谲而动人的形象。苗族装饰图案从艺术美学的角度看,比中原地区的审美趣味更具有因拙出古、因古出简古格厚重的审美倾向。(二)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苗族女性装饰图案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苗族女性装饰图案主要体现在何处呢?苗族女艺术家通常更专注于点、线、面与色彩搭配是否合乎规范与美观的搭配,这更加接近艺术创造的本质。由于苗族社会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母系氏族社会遗存,苗族妇女对家族事务与艺术传统的影响力是汉族妇女不能比拟的。这些社会学特征也同样反映在了苗族图形艺术中,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图案的构成方式中得到论证。苗族图案艺术中的人物或动植物形象都通常具有圆弧的外轮廓,具有柔软的形象特征,气氛是追求和谐愉悦的、不具有侵略性的主体在创作中的意志比表现客体更占有绝对的支配地位。这种女性艺术的特征同样可以见于中原地区的剪纸艺术,剪纸艺术作为主要是女性参与的活动,曾深深地影响过西方立体派的发展。剪纸作为刺绣之前的准备工作,并不是中国的主流艺术形式,同男性艺术中或雄奇或秀美的艺术审美形式也存在很大的不同。由于女性本体特征和社会特征所限,苗族女性艺术家大多根据装饰特征要求,结合苗族地区的苗歌文化等日常文化经验,进行大小与形体的安排,她们去除了男性艺术中令人畏惧的形象特征,更多表现出一种母性的柔和与亲切的艺术审美趣味,这样反而让装饰图案具有古拙简率的民族女性装饰韵味。但几者间存在着共通的地方,便是它们都来自于传统艺术史的逻辑体系之内,因此无论作为女性艺术的剪纸还是苗绣,它们的视觉审美中都无所不在地渗透着古拙、简单、朴素,正是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集中体现。重复是设计图案常用的一种基本手法,苗族图案通常都惯于使用重复这一基本手段。但是,应该注意的是,在苗族图案中的主要形象中,重复手法使用得极为频繁。这应该说与女性艺术中不突出对比而重视和谐有密切关系。而且重复手法的使用,始终调和在女性艺术的整体审美基调——拙古、简率之中,因此,凡是我们可以发现在苗族女性艺术家所创作的装饰图案中,无论造型形式如何变换,始终控制在或圆形或方形或三角形的原始构图形式之内,随着几千年的苗族艺术史发展而依然亘古不变,信守着那份古拙而又简率的审美情怀。这种审美特征于作为他者的我们来看或许是单纯的、简单的,但是对于苗族艺术的审美范畴来说却是华丽、厚重与完美的。除此之外,苗族图案风格造型中还有鲜明的古拙、简率的寓意特征,这是与苗人的审美需求密不可分的。
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图案造型寓意转换
(一)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娱神寓意特征苗族图案艺术走向娱神寓意特征的体现主要包含四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族父崇拜。在苗族图案艺术的题材中常常出现某些龙形象像怀孕一样掏空来放置人的形象,不是代表龙把人吃了,而是代表人驯服龙、战胜龙的骑龙形象,而这基本上都是赞颂姜央这一苗族传说中人类祖先的光荣事迹,又如纪念蚩尤的部分,传说蚩尤部落的图腾是龙、鸟与枫香树,而炎黄联军抓住蚩尤后以枫香木作枷锁锁住蚩尤以羞辱三苗,这些图腾纹样在苗族服饰图案中流传至今。其次是围绕农业生产、生殖崇拜与消灾祈福等意象的鬼神信仰,苗族崇拜龙和牛,农业意象是龙主水、牛主力的本体意识功能化、具象化。苗族鬼神不分,万物有灵的观念下,信奉的鬼神数量多不胜数,且每一种都有专门的剪纸神像、祭品、祭祀方式和祷词,而苗族相信鬼神有善恶之分,使用正确的方式对待,就有良好的祈愿消灾效果。再次是有关图腾崇拜的范畴,在苗族人民的图腾形象中,是以多个形象组合在一起表现的,苗族人民对图腾形象的表现是可以多个同时出现的。最后是对巫术祭祀活动进行装饰,增加神秘的氛围,最常见的是在鼓藏节等苗族重大节日中的装饰运用。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显见古代苗族的图案造型寓意深受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辐射,其审美取向和实际功能都是文化史带给其的深深烙印,无论是族父崇拜的寓意指向还是图腾形象中的寓意择取,都没有脱离古拙、简率的统一寓意指向而泛化为娱神。但是,随着本土化艺术的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古代苗族艺术娱神的寓意指向也在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统一形态下,逐渐发生从娱神向娱人寓意的转换。(二)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娱人寓意特征转换在苗族艺术仪式性的发展史中,艺术也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发生着转换,即便如此其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美学基调仍占有支配地位。黔东南苗族图案艺术这种“艺术的衍生品”逐渐减淡或脱离原有的巫术意味,不断增加了“娱人”的意味。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苗族艺术观念正是黔东南苗族装饰图案造型的依据和目的。这些我们均可以在黔东南苗族的图案风格类型和审美特征以及因拙出古、因古出简的图案造型寓意转换中搜寻到苗族艺术家在图案造型艺术上对这一审美特征的终极探索。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2
具体而言，美术的审美特征，可以分为以下三大层面行解读。“美术”一词，又称为“造型艺术”，可见造型性是美术的最基本的审美特征。所谓“造型性”，是指艺术家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出欣赏者通过感官直接感受到的艺术形象。”例如绘画，就用线条、色彩等艺术语言，在二维空间（平面）里塑造形象：书法也是在二维空间（平面）运用笔墨、布白、结构、章法等艺术语言，塑造文字形象，表现神采、气韵;摄影也用影调、色调、构图等艺术语言，同样在二维（平面）空间塑造艺术形象;雕塑则用泥、石、木、金属等材料，在三维（立体）空间塑造形象。所有的造型艺术，无不通过具体形象的造型来塑造艺术形象的基本手段和基本审美特征。
美术的造型审美特征，要求美术家要注意观察生活，善于捕捉生动感人的人物或事物的外部特征，在此基础上，以表现人物或事物的外形为自己的特长，并做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成功的典范：意大利画家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又如我国清末画家任颐，就有惊人的形象观察力、记忆力、表现力，在他年仅10岁时，一次他单独在家，适逢父亲的一个朋友来访，因见不到任颐父亲，便很快告辞，任颐就用纸笔把来客的模样画下来，他父亲归家看到画后，立刻认出了来访者是谁。造型性作为美术的审美特征，至关重要。
美术的另一大审美特征，是它的永固性。
美术必须采用物质材料与艺术语言，将事物发展变化的瞬间固定下来，可以供人们多次、永久性欣赏，甚至流传百年千年。这些美术品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例如西班牙、法国等西方国家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史前时代的雕塑品《奥林多夫的裸女》、《持兽角杯的妇女》等，距今有上万年的历史。我国内蒙阴山地区发现的岩画，距今也有上万年的历史。
当然，世间的万物都是一分为二、辩证统一的整体。美术的永固性审美特征，是与它的瞬间性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美术作品是选取人物或事物的瞬间形态而被固定下来的，这就要求美术家以静显动、以不变显万变，善于寻找恰当的表现方式，在动静的交叉点上，抓住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某种瞬间形象，然后再将其固定下来。例如古希腊阿格桑德罗斯、波利多罗斯、阿塔诺多罗斯联合创作的雕塑作品《拉奥孔》，取材于古希腊诗歌《荷马史诗》中的故事。雕塑《拉奥孔》选择的恰恰是拉奥孔父子三人濒临死亡痛苦挣扎的最后一瞬的形象，表现出入物激情的顶点，达到了“寓动于静”、“寓瞬间于永固”的至高境地。又如我国画家罗中立创作的《父亲》，也选取了勤奋、慈祥的父亲的瞬间形象，创造出震撼人心的永恒的艺术形象。可见，永固性作为美术的审美特征，既是重要的，又是辩证的。
美术的基本特征是再现空间（平面或立体）形象，因此再现性自然也是美术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美术家都十分注重再现生活中的形象，并以写生、速写作为素材的积累，这无疑都是正确的。
许多成功的美术作品，也的确以再现性为基本审美特征。例如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就再现了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神圣的历史瞬间，成为史诗性作品。又如摄影作品中《二次大战时的邱吉尔》、《》等，更凸显出美术作品再现性的审美特征。
当然，这种再现性也是与表现性辩证统一的，即通过再现性体现表现性内涵一表现美术家主观的思想、情感、意愿。正如德国美学家黑格尔所说：“艺术作品比起任何未经心灵渗透的自然产品要高一层。例如一幅风景画是根据艺术家的情感和识见描绘出来的，因此，这样出自心灵的作品就是要高于本来的自然风景。”例如我国国画中的梅、兰、竹、菊“四君子”，就分别寄托了画家的情感、情操、志向、志趣，达到了客观与主观，再现与表现的完美结合。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3
关键词：隐喻，心象造型，装饰
1. 民间剪纸造型的特点
1.1 民间剪纸造型的意念化
在剪纸艺术的创作中，往往能创造出奇怪的幻想中才存在的超然物象来。比如说，这世间本没有龙、麒麟、凤凰等动物，而人们却把这不存在的动物想象出来，并世代流传下来，使其成为饶有意味的形象，或者表达不容易直接表达的现象或概念。民间剪纸艺术的创作者从对事物不同角度出其不意的理解，以形象思维方式确立了剪纸造型的“以意写神”。客观事物的外部形象已不是模拟的参照物，而只是作者产生联想的诱发体。作者的创作源泉从“心里出”，若一定要问为什么，作者只能回答“好看”，而这好看二字正是作者的审美需要，它是一种潜意识的自我教育。“好”与“看”是两个概念的合体，美好而后耐看是真正的用意。
1.2 民间剪纸造型的抽象性
民间剪纸从其表现的内容上来看，并非只简单地对其作品所要表现的事物或生活进行简单直观摹拟，而是超越现实客观性，通过夸大缩小或其他改变对象的性质、形式、色彩等来改变自然原形的惯常标准，从而达到装饰美的目的并在装饰美的效果中表现出她们对生活的理想、愿望等精神追求。当然，民间剪纸造型中所具有的这种抽象性，是和表现现实生活中客观对象真实的具象性相对而言的，这种主观抽象性是一种再现性图案表现形式，并不是完全脱离实际，凭空捏造的如所谓时下流行的“现代抽象”。所以，在剪纸作品中即便是最简单的一条线、一个点都我们都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原型，仅仅从字面上我们就可知这些形象既是现实物象抽象化了的几何图案，又集中地表现出了对象的精神特征。在民间剪纸中，剪纸艺术家们广泛地采用了这种超越于客观现实抽象表现形式，大大强化了民间剪纸装饰的艺术效果。
1.3 民间剪纸造型的完美性
民间剪纸艺术家追求事物真相的天真天性，素朴的观察世界、表现自然的审美理念，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纵横驰骋于宇宙全方位的空间，使她们能表现事物的各个层次、角度与瞬间。创作者对现实世界直接或间接的感官直觉和审美理念通过剪纸这一中介媒质所表达出来的概括化了的艺术形象。这就形成了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在造型上既求全也求美，追求形象的完整与美好的有机结合，以达到装饰美和谐与统一的美学境界的审美特征。[1]
1.4 民间剪纸的线的装饰性
以线造型是装饰艺术的基本特征线是构成民间剪纸造型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剪纸作品中线具有丰富的表现力，与传统线描表现人、物时依据人、物结构和动态去组织线条不同，民间剪纸人、物的造型往往敢于打破自然形体的限制完全用线状花纹来装饰，或者依据人物的动作剪几条线型的纹饰，或用同一向的平行排列的富有装饰性的线条，所有的是为了突出人物的装饰感。[2] 所以，在民间剪纸作品中，我们发现那横竖、穿插交叉、生动活泼的线条，既不是表现对象的结构，又不表现对象体积或动态。但在这长短、曲直的线的组织排列中，既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也增添了作品的感染力。
2. 民间剪纸造型的象征
2.1 心象表现的象征造型
所谓心象造型，即把视觉认知观念转换为可知的图形剪纸艺术的创造过程中不仅渗透了创作者主观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剪纸艺人的艺术心性，是心灵和情感积极参与的结果。 这种心性、情感与愿望是通过象征特性体现出来的。当剪纸艺人用这种造型方式来创作时，他创作的初衷除了好看之外，更要紧的是赋予作品以美妙的含义，而这美妙的含义用象征方式来表达是最恰当的，所以，心象表现的造型象征意向很明确。为了表现作者心中的美好情结，剪纸作品中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形象。根据这样的造型象征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剪纸作品，从而使剪纸作品具有更完美的象征义。
2.2 隐喻的象征造型
剪纸的隐喻象征，主要是作者把传承的文化和被大庭广众所接受的具有民俗含义的符号组合到自己作品中来的造型方法，这种造型也具有很强的象征特点。正如剪纸艺人所认识的一样，如果把一头牛、一条蛇、一只蝙蝠剪得像真的一样贴在家里，就没有了民众所认识的美感。剪纸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只有经过剪纸艺人的“心象”处理，按照剪纸艺人所看的、所想的、进行合理的加工创作，才有一定的美感。同时，这种美感如果有一定的象征义。[3]那么，这幅剪纸才有可能被广大民众所认可、喜爱、才能广为流传。
2.3 民间审美情趣造型
剪纸讲究“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才得人欢喜”。吉利与民众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关系，其中渗透了人们的美好祝愿并得到了群体的肯定。这种集体意愿在这里又转化为一种审美理想和审美标准，剪纸艺术的审美情趣只有遵循这一标准才符合大众的审美观念，那么在剪纸造型中也就必然地做出积极能动的选择，不但是形式美的因素，如人物的形象要俊秀，才能得到大家的欢喜，它也是符合民众的审美情趣的。也就是说，虽然民众认知是较为主观的，但选择却是能动、积极的，只有那种合目的性的创造才是人们创造和表现的对象。民众的认识和表现不是主观、盲目和无目的，某种意义上说，剪纸艺术的这种造型观念是带有一定的功利目的性的。剪纸是艺人思想和情趣的物化表现， 民间剪纸艺人在选择物象进入剪纸创作时，往往也是定位在思想与情趣之间。所以民间剪纸艺人在选择动物形象和安排画面时，不求形似，而求一种精神象征的结果[4]。任何一个艺术门类都是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审美感受和自我满足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左汉中. 中国民间美术造型[M]. 湖北：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2
[2] 钟敬之. 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3] 王海霞. 中国民间美术社会学[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
[4] 吕胜中. 中国民间剪纸[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4
【关键词】巫文化艺术;内涵;象征意义;审美特征;装饰性
远古巫文化时代点燃了人类文明,是人类童年精神与智慧的启蒙、觉醒时代。[1]巫文化则是远古人类在繁衍生息中,创造的一种适应并改造自然的原始图腾崇拜文化。巫文化时期,人类已开始欣赏客观世界的形态之美;观察四季变化,欣赏自然界的物象与色彩的美丽,并且用各种技术与材料将这种感觉到的美融合为一件件奇妙的艺术品,并借助想像和创造的绘画、雕塑形象来完成自己的意志。从目前我国出土的史前文物来看,那些稚拙的艺术品都闪耀着远古人类智慧与勤劳之光,在一些洞窟壁画上,那些质朴、单纯的图像描述了远古的动人故事;一些由陶土烧制、并镶嵌着宝石的神灵头像暗示了祖先们敬神的虔诚;还有那些有着美妙装饰图案的器皿,也展现了祖先们热切表现世间美丽的心。从大量岩画、陶器中,我们看出了祖先们的非凡智慧、勤劳和想象力,他们为巫文化艺术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涵和精神意义,其作品也展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特征与品格。
一.巫文化艺术的丰富内涵
巫文化艺术包容了丰富的内涵,它是人们的多种意识和诸种日常经验的交织体,传载了祖先们的精神追求与生活体验。wWW.133229.cOm
巫文化时期,人类有着强烈的崇神观念,他们通过巫术、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将原始本能和超自然世界的各种意象以独特的方式融合,形成一种古老的象征语言。这种象征语言具有两重意义,即物象本身的意义和它隐喻的观念意义,在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造型上表现出来的通常为物象自身和超越物象之上的幻象。祖先们在两者之间不会作出根本的区别,因此象征形象实际上是想象力把对原始人生存或精神有价值的幻象转化成为形象。这些形象便体现出了巫文化艺术的强烈象征意义。
远古人类通过生活,对劳动、生产等有了感悟与经验,并且也对自身性情的培养也有一定发展与经验,这些都构成了日常经验,于是祖先们便将日常生活的涵义通过摹仿性造型复制出来,例如,岩画中的狩猎、祭祀和舞蹈图等都是他们的生活写照。子孙后代们通过对这些语言和符号的解读便能在继承“图像”的同时,又能传承各种日常经验,于是远古文化更得以积累与发展。
在日常生活当中,祖先们已有了天象、气候的观察和对大事件的记录行为。伴随这种行为,一种实用性的图像和符号已产生,这种符号被祖先们广泛地应用在巫术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中。祖先们通常将象征性语言与描述性语言结合为一体,他们用“物候历法”来记载对天象的观察经验,他们通过记事图画,将自己从事社会生活的经验记录在岩画之上,随着岩画记事功能的愈趋复杂化,这种抽象符号逐渐由图案转化为文字。这些美丽的图案与神秘文字无不展示出了巫文化艺术之丰富而瑰丽的内涵。
二.巫文化艺术的审美特征
从远古出土文物的造型、装饰纹样和图案中,我们能够解读出巫文化艺术所特有的审美特征。写实性和模仿性便是特征之一,祖先们在摹仿意识的引导下,找到了模拟自然物象的方法,他们以特有的认识和行为方式进行着创造活动,形象真实感是他们试图达到的一个审美标准。但他们并不满足于完全对对象模仿的造型方式,如苏珊·朗格所说:“模仿虽然是忠实于他所见的东西,但它绝不是一种平常意义上的描写,它是建立在表现基础上的。”[2]他们往往会用特定的情绪与视觉形象真实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造型。
从出土文物的几何抽象图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巫文化艺术的装饰性审美特征。祖先们运用几何形象将繁杂、多变的感觉世界都规范到一个理性秩序的范式中。这些带有秩序感的装饰形象与结构不受制于客观世界,意味着装饰性审美特征的成熟。而且这种抽象造型图式与方法还形成了与对象客观属性无关的新装饰形象。这便意味着,祖先们在面对繁复的外界自然,体味若干感觉时,终于能以自由的方式融入自己的程式中,形式已离开了客观对象,自由成为创作精神。
在秩序性的装饰图案中,我们还能感受出美妙的韵律与节奏。祖先通过劳动实践和对客体自然属性的认识,总结出客体规律,并对客体抽象性质有所认识、归纳。例如:韵律、节奏、和谐、平衡、圆的流畅和方形的阳刚等抽象的性质都是随着对客体规律的认识逐渐获得的。韵律和节奏美在巫文化艺术中有纯化作用,形式审美成为主体,从大量出土雕塑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雕塑韵律的具体形态,首先,原始雕塑韵律美的最基本形态来自于整体造型结构的节奏感,其次它还来自于雕塑自身三维空间造型特性,其立体造型与平面装饰之间构成的转换又形成了韵律美的另一种形态。
巫文化艺术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审美品格,即通过综合多种形象,表现超现实的神秘世界,形成幻想、虚幻性审美特征。祖先们通常把不同自然形体在特定的意义中组合,虽然局部表现形态是客观的,但新的综合体已超越了各形体的自然属性。其表现形式一般分为:人兽同体、兽禽同体、不同兽类同体等。这类形象的审美意义是,它们在象征性内涵的驱使下,组合为具有幻想性、超自然性的形体。又如苏珊·朗格所说:“作为完全独立完整的体系。无论是二维还是三维,均可以在它可能的各个方面上延续,有着无限的可塑性。”[3]
祖先的原始宇宙观、生存方式和思维中的情感特征形成了一种本质力量,这种本质力量促成了巫文化艺术审美本质的形成。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巫术就是纯粹用主观意向、语言行为而宣泄了强烈情感的经验。”[4]祖先在艺术创造中,情感引导他们区分不同对象的造型特征,又使造型符号形成相交融的关系,在以情感为目的的前提下,祖先对形象的塑造进行着自由而有规律的创造,在这创造之中,巫文化艺术的独特结构和基质便不断形成。
参考文献
[1]重庆远古巫文化学会.礼巫盛典[m]重庆出版社,2003.86.
[2]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纽约.1957.95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5
关键词：夏代玉器；线刻；浮雕；象征表意；凝重神秘
Abstract: The primitive jade craft in Xia dynasty begins to appear jade-carving technology， such as: enchased， bass-relief and round relief and so on， which make modeling and decorative design in jade utensil towards the formula and the complication possible. The shape of geometry straight and square， detail modeling of dentations and handle， and also the picture of line and side composition， and even three-dimensional decorative design of bass-relief in utensil， which all strengthen artistic form and esthetic meaning of the Xia dynasty’s jade. They formed the artistic style that is symmetrical and neat， combining persity into unification， symbolizing its meaning and the dignified mystical， which has effectively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of the Chinese jade carving esthetic main idea from New Stone Age “adorned jade” to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ritual jade”.
Key words: The Xia dynasty’s jade; line carving; relief; symbolizing meaning; dignified and mystical
根据《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和碳十四技术的年代测定，夏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其年代可基本框定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囊括了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四期的中国早期文明。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并波及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夏县东下冯，内蒙古的夏家店，山东的岳石地区，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以及内蒙古亦峰夏家店遗址的夏代文明，出土了丰富的石器、陶器、玉器、青铜器、骨蚌器、木漆器等原始器物，其中尤其是玉器，以其独特的玉料、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造型、别样的纹饰以及极富时代特征的艺术审美风格，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形式感、想象力和社会风尚，这些无疑构成了夏代玉器的基本审美特征。
一 玉料和工艺特征
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为代表的北方玉器玉料以及良渚文化为代表的南方玉器玉料相比，夏代玉器所用玉料无论在外在色泽还是内在质地上，都表现出中原玉料独特的审美风貌。据考证，“古代中原地区用玉多为软玉，其结构一般为交织的纤维显微结构的闪透石－阳起石系列矿物集合体。玉的质料致密坚硬，外表又显示出柔润，体胎半透明而又具有光泽”[1]。夏代文化的典型代表——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玉器就鲜明地体现了中原软玉的审美特征。二里头玉器玉料的来源有新密的“密玉”，属白玉；南阳独山的“独玉”，属青玉；还有淅川的绿松石等。因而制成的玉器有的呈乳白色，如二里头遗址四号坑出土的玉柄形器；有的呈淡青色、嫩绿色以及灰褐色等，如二里头遗址三号坑出土的绿色夹白斑的玉戈。这种五彩斑斓的玉料色泽正好满足了夏代先民多种玉器品种的制造。同时，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代，基本处于黄土高原地区，玉石作为山地的精英，自然有别于随手抟来的一捧泥土，故而成为某种神秘灵物的表象，承担着原始礼制统治的功能。夏代玉器也正是首先凭借这一玉料的外在特征和内在质地而一跃成为国家重器，承载着礼仪的功能，成为专制社会的代言。因此，夏代玉料以其纯美的色泽、温润的质地，以及神秘灵物的表象，体现了愉悦的艺术审美形式和神秘的宗教礼仪内涵的融合。
极具中原地方特色的二里头玉料同时也促进了夏代琢玉工艺的审美化进程。夏代玉器的制作工艺，由于青铜工具的引入，在新石器时代玉器打磨、刻纹、镂空、抛光的基础上，开始向着更加精细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镶嵌、勾彻、浅浮雕、圆雕等工艺及其所形成的审美效果上。
虽然镶嵌工艺在新石器时代早已出现，如红山文化女神塑像中的嵌陶工艺，使得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自然、古朴。但真正能体现镶嵌工艺的高难度的嵌玉和嵌铜技术却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如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片圆铜器、铜牌饰以及绿松石片、云母片镶嵌漆器等镶嵌工艺不但均属首创，而且制作精良，尤其是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其凸面为二三百块不同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成饕餮形兽面纹，极具形式美感，且营造出庄严神秘的氛围。与女神塑像的眼珠相比，它不仅在镶嵌物的数量上体现出优势，而且还开始讲究镶嵌中纹饰的构图。这不仅是夏代先民对不同质料器物驾驭能力的体现，也是他们对装饰的形式构图的审美追求，故而代表了夏代镶嵌工艺的最高水平，开启了后代青铜器镶嵌绿松石工艺的先河。
勾彻法的运用，主要体现为夏代玉器上的阴阳线刻纹。至二里头文化三期，夏代已出现被称作“砣子”的青铜质料的圆形琢玉工具，它一方面可以在玉器表面刻画出条条细阴线，另一方面在阴线沟槽的一个立面，向外扩展，形成较宽的斜坡面，形成阳刻凸纹。这种阴凹线和阳凸线的形成过程即玉器制作工艺中的勾彻法。夏代玉圭上精致的琢刻菱形雷纹带花纹以及玉柄形饰表面复杂的兽面纹、花瓣纹等纹样图案即为其见证，丰富了纹样的形式，且其精致性有效地提升了玉器的审美品格。
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在夏代玉器的琢制中一般是搭配使用的。浅浮雕是在阴线刻纹的基础上凸出阳纹而使其具有立体的表现效果，一般用于纹饰的构图；而圆雕则多是为造型美观而使用的雕刻技巧，是整体形象的立体雕刻。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即可构成玉器纹饰和造型相搭配的整体审美艺术风格，如夏代玉柄形饰的制作工艺虽然综合了研磨削切、勾线阴刻、阳刻浮雕、钻孔、抛光等琢磨工艺，但最能体现其艺术风格的却只是两种：在柄形饰的四面用浅浮雕琢出繁复的纹饰，粗节用单线或双线雕成兽面纹，中节及顶部琢成花瓣纹，细节则有二至三周阳刻凸线纹；在柄形饰的四楞用圆雕技术琢出立体的造型，玉柄的四楞处为鼻梁，两侧为半张兽面，相邻柄面结合为一张完整的兽面。这样，浅浮雕与圆雕工艺形成了多样的纹饰图案和独特的立体三维造型，使得整个玉柄形饰柄面上的勾线饕餮花纹中点与直线结合得自然、流畅、舒展，造型和纹饰搭配得圆润、细腻，相得益彰。
总之，夏代先民在玉器制作工具和制作方法上的提高，尤其是双线浮雕纹样和兽面铜牌饰上的绿松石镶嵌工艺，有效地促成了夏代先民审美理想的物化，使他们的审美意识得到了较充分的展现。具体到玉器纹饰的雕琢过程而言，大致经历了由“勾彻法”向“浮雕法”演变，由平面线条向立体浮雕演变的过程。其实这正好体现了夏代纹饰雕琢工艺的审美特征，它一方面体现了夏代玉器雕琢工艺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达了夏代先民日益细腻的内心情感和审美理想。
二 造型与纹饰特征
极富中原特色的软玉材料和琢玉工艺，使夏代玉器的器形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许多造型都还是模仿当时某些动物、植物、人物等现成实物而成形的，如红山文化玉龙、崧泽文化鱼鸟形玉璜等。到了夏代，玉器的创造则基本上走出了对自然物象的直观模仿，更多的是依据人们生活的审美风尚而进行其造型及细部处理的。夏代玉器在造型上趋于程式化，器形大而薄，以几何直方形为主，流行在玉器边缘装齿扉或安柄，并镶嵌异物，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征。
据后代史书记载，夏王朝是在战争基础上形成的，这也可以从出土的夏代玉器的器形得到验证。夏代玉器造型表现为:少祥和平静的模仿性装饰玉器，而多抽象的直方形兵器。玉钺为长方形或近圆形，玉圭为平首形，玉刀为长条梯形，尤其是多孔玉刀较以前更薄，更为长大、平滑。这些造型肖似兵器，至少与当时的“尚兵”习俗联系紧密，社会化的审美创造体现了其满足自身功能需要的理性化和观念化。夏代玉器的形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自然的直觉体验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的抽象想象能力。除此之外，夏代玉器形制还有出齿，即在玉器两侧雕出繁复的齿扉，如玉璋滋乳而成的牙璋，其扉棱显得华美异常。程式化的造型使得玉器在既有质料美的基础上充分流露了夏代先民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感，体现了先民的理性创造精神和感性生活情趣。
夏代玉器的审美发展主要体现在纹饰上。由于玉材的创新以及几何直方形的平面化造型，尤其是青铜轮工具的引进和勾彻、浮雕、圆雕等工艺的运用，使夏代玉器的刻饰纹饰向多样化、复杂化方向发展成为可能，其独特的审美价值也获得了新的突破。
夏代玉器大多局部饰以平行或交叉的阴刻细线，并以此构成简略而精炼的纹饰构图。夏代玉器纹饰主要有直线纹、斜格纹、云雷纹和兽面纹，仅有少量的动物纹和植物纹。其中云雷纹见于玉圭，兽面纹见于兽面纹柄形饰、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而直线纹、斜格纹见于玉刀、玉戈、玉圭等，这些简约的刻纹装饰，实际上是夏代先民承载和表达其观念和信仰的痕迹，不同的纹样和构图，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审美心理。
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是夏代玉器中最常见的装饰纹样，以平行的阴刻细线为其典型特征。斜格纹是由直线纹成组交叉刻成菱形状，整体上使图案更加紧密，强化了渲染的效果。如多孔玉刀两端，以及玉牙璋的内与援相接处就有成组的阴刻直线，线形细劲有力，深而直，使得玉器形象的美观化和礼仪性均得到了强化。
云雷纹在各种纹饰中尤为突出，用柔和的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二者配合，形成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审美效果。该纹饰多饰于玉器两端的穿孔之间，两边再饰以阴线刻纹将其框住。如二里头遗址三区二号墓出土的玉圭，其二圆穿间有以细阴线刻划的菱形四方连续式云雷纹，琢刻精致，立体感强。夏代的玉圭一般用于社祭，礼云神。因土地需山川之气而致时雨，云行雷响方能有雨，故可是云雷纹以象征之。尽管要借助于“神物”，但其控制自然，驾驭天地的朴素人本意识和人的主体精神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再如七孔玉刀，其近两端处也常琢竖直阴线纹与菱形云雷纹，风云雷电听其号令。
兽面纹为橄榄形眼眶，圆眼珠，宽鼻翼，阔口，这在龙山文化石锛上可找到源头，而且与新寨陶器盖上的饕餮纹饰极为相似，更是夏代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头部的简化或抽象表现。兽面纹以象征手法夸大其头部，强调五官，尤其擅长抓住其眼部特征局部放大，作“臣”字形眼，钻圆圈眼瞳。该纹饰“主要突出它们的头、目、齿等主要器官的特征，省略不重要的细部或对其只作象征性的表现，重要细部圆润婉转的阳线”[2]，其中装饰趣味与象征趣味相得益彰，使礼的威严和审美的情感融为一体，后来更多地见诸商周时期的青铜容器。同时，这一脉相承的兽面纹饰的演变也彰显了夏代先民的宗教信仰和对龙崇拜的社会风尚。龙纹图案起源于远古的族徽，最早出现的是红山文化玉龙，而到了夏代，龙形兽面纹饰的手法和主题，经过长期的酝酿，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并且为帝王专用。
总之，夏代玉器的纹饰呈现为两种主要形式：一种主要以线条为主，采用线面结合的方法，构成整个玉器的平面纹饰图案，如细劲的直线纹、斜格纹，回旋的云雷纹；另一种就是浅浮雕式的立体纹饰图案，如立体感极强的兽面纹。纹饰上的线刻和浅浮雕更进一步突出了以上各种纹样的装饰功能和文化意蕴，对商周的玉雕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艺术与审美风格
关于夏代玉器的整体艺术风格问题，杨伯达先生曾谈到：“从其前后玉器工艺美术的发展情况来看，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器可以窥其一斑”[3]。对此说法我表示赞同。一方面，夏代玉器的艺术风格承袭了新石器时代的审美风尚。就造型而言，玉圭的方形结构和钻孔的审美处理是龙山文化玉圭的延续，玉牙璋则是龙山文化铲形器的进一步完善化和复杂化，玉琮的方圆构形更是受到了良渚文化的深远影响。就纹饰而言，浅浮雕式的兽面纹，其橄榄形眼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相似，其宽鼻翼和阔嘴巴又直接脱胎于龙山文化石锛；另一方面，夏代玉器在继承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基础上形成的抽象直方的独特造型和神秘威严的兽面纹饰，又均系商周玉器制作的根据，对后代玉器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夏代玉器的过渡性风格十分突出。但我们若仅仅把夏代玉器的艺术与审美风格定性为一种过渡性，无疑是忽略了其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至少，夏代玉器还体现了以下极具鲜明时代性的艺术与审美风格。
一是匀称规整性。对称、均衡、规范、平整，是玉器造型艺术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因素。夏代玉器的这些形式美感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结构造型设计上，而且也显现于局部的细微纹饰图案雕饰中。夏代玉器在整体构形时，为补充直方形在美观上的相对不足，常在两端装以繁复的齿扉以及饰以细线纹饰，它们均成对出现，且左右对称。最典型的是玉七孔刀，就造型而言，玉刀扁长呈梯形，上部背端相对厚而窄，下部刃端相对薄而宽，而且近刀背处镂有平行、等距的圆孔七个，使得上背下刃重量均匀得体。同时刀的左右两端又装有齿扉六对，显得极其对称；就纹饰而言，玉刀近两端处表面琢了竖直阴线纹与菱形纹，其下有两条平行阴线与刃相隔。整个玉刀在造型和纹饰的搭配上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二里头遗址五号坑出土的创新形玉钺，呈圆弧背，两侧逐渐外侈呈宽刃，每侧有扉牙两组，每组为三齿，呈对称状，刃呈莲弧形，分四段，左右均衡对称。另外，更多的玉戈、玉圭，以及装饰类玉器，其造型和纹饰也常显示出对称规整的韵律美和整体和谐的审美风格。
二是多样统一性。夏代处于中国国家形成的初始阶段。首先夏代诸方国的玉器受各地区文化生活的影响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格。如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的夏代玉器多为装饰类的臂环、玉管等，而少礼仪器，呈现出祥和的氏族审美风味；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的夏代玉器则多璧、牙璋、钺和多孔刀等，形制和风格倾向于庄重和威严，使灵物与政权统治、等级礼仪紧密相连，巫术性与人文性相交织。同时，受特定时代和地区间相互交流的影响，夏代玉器又形成了统一的艺术审美风格。如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玉器在吸收陶寺遗址文化玉器祥和优美风格和石峁遗址玉器庄重威严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自身的王权等级色彩，形成了既庄严肃穆又装饰美观的大一统风格。与此相应地，中原二里头的主体审美风格又借助国家的统治王权向四周传播和辐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代表社会等级象征的牙璋、圭、钺等玉礼器，这类玉器的传播过程实质上也就是夏王朝礼制观念和审美风尚的传播过程。
正如杨伯达先生所说，“到了夏代，出现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之后，玉文化的形式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遂而出现了统一的玉文化，或与地方玉文化暂时并存、对峙”[4] 。夏代玉器糅合了史前各地文化的诸多因素，其文化也必然是多元性和统一性并存的文化，其艺术风格也必然呈现出多样统一的审美特征。这种由多样趋向统一的玉器审美风格展现了夏代王朝的宏大审美情怀、独特审美趣味以及鲜明时代特色。如玉器器形一般大而薄，流行的齿扉装饰也由简而繁，且有了细劲的阴刻直线纹；异物镶嵌工艺开始应用于青铜器制造，十字纹青铜方钺上镶有多块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中的兽面纹由200多小块绿松石镶嵌而成，均代表了夏代这一独特时代的审美艺术风格。
三是象征表意性。宗白华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的个人人格、社会组织以及日用器皿都希望在美的形式中，作为形而上的宇宙秩序，与宇宙生命的表征”[5]，这句话精要地揭示了古代器皿的象征性特征，夏代玉器也体现了这样一种象征表意性的艺术风格。首先，夏代玉器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玉兵形器增多，这类玉器只是形制似兵器，而非真正的兵器。如数量众多的玉戚、多孔玉刀，以硬而脆的玉石为原材料，一般宽大体薄，也无使用痕迹，结合其特殊的纹饰以及两边的扉齿考虑，它们应为仿兵器形的非实用玉器，是一种象征权力和威武的礼仪玉器。另外，玉刀穿孔均为奇数，从一个到三个、七个不等，这可能与当时偏于阳刚之数的审美风尚有关。再如玉戈、玉钺等，也在这种特定的时代传达着等级礼仪的精神特质，并上升成为一种 “有意味的形式”。这些玉器的形式中积淀了社会的价值和内容，远非简单的实用器具所能比拟，是对外在自然的升华，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审美价值。这一点，尤仁德先生在《古代玉器通论》中揭示得尤其精到：“二里头所出玉戈、玉钺和玉刀，都是作为‘兵杖’形式出现的，它们象征夏朝君王的军权及其在战事中的胜利与凯旋…….夏王朝是经过血雨腥风的长期战争才得以建国和巩固政权；它们所反映的是战争与征服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促使王权强化的主要精神力量”[6]。一言以蔽之，在夏代，礼玉的形制已成为个体身份的标识码，也是社会地位尊卑的具体体现，它同社会意识形态有着明显的联系，充分展现了夏代玉器的象征表意性风格。
四是凝重神秘性。夏代的许多礼仪玉器，造型相对规整，它们凭借自身的高贵地位进入夏代先民生活之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同时，后者又反过来促进了前者的发展，使玉器向着礼仪化和程式化的方向发展。夏代社会浓重的礼制风尚和等级观念，造成了其玉器所突现的人文意识之中始终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庄重感和神秘感。“三代时，玉质礼器是贵族们的‘权杖’，朝享会盟，用以表征其身份地位；又是通神的礼器，用以祭拜神灵祖先”[7]。夏代玉器就兼有礼玉和瑞玉的双重身份，既带有朴素的原始崇拜的巫术色彩，同时又孕育着夏王朝等级身份的人文色彩。这尽管只是一种扭曲的人本意识观，但毕竟代表着其觉醒，人本意识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上了一种礼的枷锁，显得凝重而庄严。以夏代玉器的纹饰为例，由光素无纹向直线斜格纹再向云雷纹和兽面纹的发展，尤其是变形的兽面纹，两眼圆瞪，有一种狰狞的庄严美。这就使夏代玉器逐渐转为沟通天地的宗教法器和社会生活中的仪仗礼器，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夏代先民审美心理由朴素的自然观向极具抽象化的礼制观念的转变，从而形成了夏代玉器神秘化、庄重化的人文风格。
“形而下者谓之器”，夏代玉器集合了中原地区的玉材，开启了青铜工具雕琢玉器的工艺，形成了直方、规整的审美造型和独特而多样的纹饰图案，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中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形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夏代玉器同时又与先民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与他们的时代审美风尚相合拍，并且玉器的造型和纹饰本身就是这些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构成了玉器审美艺术想得到悟得出的内在意蕴。总之，考古发掘的夏代玉器既是具体的形而下的器物艺术形式，同时又反映了抽象的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内涵，充分展现了夏代先民的审美形式感、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将夏代玉器独特的时代审美特征再现于4000多年后的今天。 参考文献
[1]郑杰祥.新石器文化与夏代文明[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377.
[2]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8.
[3]杨伯达.中国玉器的发展历程[A].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6:6.
[4]杨伯达.中国和田玉玉文化叙要[J].中国历史文物，2002(6):70.
[5]宗白华.宗白华全集·第2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12.
造型艺术的审美特征范文6
关键词：工艺美术；概念；种类；特征
中图分类号：J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1-0054-01
一、工艺美术的概念
工艺美术，又叫“实用工艺”，一般是指“在造型和外观上具有审美价值，与人类的日常生活相关的一类美术品的总称。”
工艺美术受物质材料与生产技术的制约，所以具有技术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性质。
二、工艺美术的种类
工艺美术品种繁多，通常分为三大类：
（一）艺术化的日常生活实用品
所谓“艺术化”的日常生活实用品，指的是经过艺术加工或艺术处理的日常生活实用品，例如绣花枕套，精美的被面、床单、门帘、窗帘，美观的玻璃器皿等。它们多以实用为主，以装饰为辅，即在实用的基础上兼具观赏价值。
（二）民间工艺美术品
这是流传在民间的工艺美术品，一般制作材料比较普通，制作工艺也比较简单，价格也比较便宜，既可以供实用，也可以供观赏。例如竹编器件、草编器件、柳编器件、蜡染织物、泥塑、木雕、剪纸、刺绣、折纸等等。
（三）特种工艺美术品
这是制作材料比较珍贵、制作技术比较复杂、价格也比较昂贵的工艺美术品。例如瓷器、陶器、漆器、玉雕、玉器、景泰蓝器皿、象牙雕刻、金器、银器等等。
三、工艺美术的特征
工艺美术具有自身独有的审美特征，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实用性
工艺美术的第一大审美特征是它的实用性。所谓“实用”，就是坚固而拥、使用方便、经济适用，兼具美观特点。
（二）造型性
工艺美术作为造型艺术之一种，造型性特征是它的根本属性之一。我国先秦古籍中的科学文献《考工记》中，就强调工艺美术的制作必须“材美工巧”，强调只有优质的材料与精汇成的工艺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出精美的工艺品。例如河北定州出土的金银错工艺品《狩猎放车饰》是汉武帝时代的作品。作为一种金属工艺品，它是用金银丝、片嵌入铜器表面，构成花纹，然后用错石（或磨石）错平磨光而成。它是车子的附件装饰品，其花纹均系与狩猎有关的图像，如猎人骑马、猎犬逐鹿、搭弓射虎等等，光是人禽兽畜就有123个之多。上面镶嵌的金银丝，色彩灿烂，细如毫发，体现出制作工艺的高超。又如玛璃雕《虾盘》，原材料是一块淡青色的玛璃，当中有一处为赭红色。制作者就巧妙地把整块玛璃雕成一个淡青色的盘子，盘子中盛放一只赭红色的大虾。其造型独特，色彩协调，称得上是匠心独运。再如核雕《夜游赤壁》，在果核上雕出苏轼、黄庭坚等人乘舟夜游赤壁的情景，还在舟头刻一条锚链，由40多个小如朱粒、细如发丝的椭圆形小环连结而成，环环相扣，转动自如，可谓巧夺天工。
（三）审美性
工艺美术品作为美术品，审美性特征也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创造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即用线条、色彩、造型、图案、装饰等外部形式，来传达和表现一定的情感、格调、情趣、意味，唤起观赏者的审美与审美享受。
（四）民族性
民族性也是工艺美术品固有的审美特征之一。其实，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所有艺术，都以民族性为生命与灵魂。19世纪俄国作家赫尔岑说：“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说：“谁要是考察一下所有其他各种艺术，他就可以发现每种艺术都具有某种标志着产生这种艺术的国家的特殊气质。”中国工艺美术品的民族性特色十分鲜明，为全世界所瞩目。例如著名的中国瓷器，英文为“caina”，已成为“中国”的同义词，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眼中，瓷器即中国，中国即瓷器。
（五）时代性
时代性也是工艺美术品的重要审美特征之一。许多工艺美术品，都表现出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情感和理想。例如我国殷商时期的青铜器，大多都是“饕餮”纹饰，即像牛头、又像虎头，还像某种凶猛的怪兽，更像恐怖狰狞的妖魔鬼怪。它们显示出一种神秘的威力，具有一种狰狞之美。实际上则反映出奴隶社会中奴隶主统治者的权威与秩序。
（六）收藏性
许多工艺美术品，因历史久远而成为文物，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例如元青花瓷器、汉代漆器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