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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魏造像迎汉化
秀骨清像至为上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期，佛教造像上的汉化体现得更加明显。孝文帝为了加强对北方的统治，稳定汉族民心，制定了一系列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政策，如，规定鲜卑人改穿体现汉族风格的服装，推广汉语以统一语言文字，学习汉文化及汉民俗，允许汉人与鲜卑人通婚，等等。这些措施不仅有利于北魏孝文帝的统治，更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进程，在稳定了政权的同时促进了社会艺术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佛教造像的世俗性特征更加明显了。此外，北魏孝文帝还选取了一些汉族人士作为朝廷重臣治理国家，间接地将一些汉文化带入宫廷，这对其后来的文化统治有着重大影响。在艺术上，北魏汉化的结果是引进了南朝画家陆探微所创立的“秀骨清像”的图式。与此同时，麦积山石窟的佛教造像总体特征表现出了一种超凡脱俗的南朝风格之美，北方鲜卑游牧民族所推崇的雄伟大气、深厚凌然之风逐渐被代替，转为崇尚和颜悦色、躯体袖长、飘逸洒脱的“秀骨清像”的造像。佛像造型除了开始表现出以瘦为美的气质，其面部表情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微笑之风”盛行，更注重对人性的表达，东晋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等艺术理论也被应用于佛教造像的表现。创作者开始注重对造像神态的表达，用世俗的形式突显佛教造像拟人化的神态，一改过去佛教造像的庄严肃穆、威武大气之风，增添了一些潇洒脱俗的类似文人墨客形象的风格。这种特征在麦积山石窟第121窟和第133窟的佛教造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第121窟一尊弟子与菩萨像中，佛弟子与菩萨身体紧靠一起，似在窃窃私语，颇具人间气息；菩萨的表情慈祥而不失庄重，佛弟子微笑地倾斜着身体，似在向菩萨取经，其崇敬之心溢于言表。而在第133窟的弟子像中，佛弟子头微低，露出会心的微笑，其身着宽大的袈裟，衣纹简洁质朴，造像人物的神情表达和衣饰都极为细腻。由此可见，此时麦积山石窟的佛教造像应用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形象，使其更富有民间世俗气息，不再是一种佛教程式化的艺术。这种佛教造像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中国的佛教文化渐渐地有了汉文化的特色，不再完全是外来佛教的特点。
二、清风微笑吹西魏
珠圆玉润话北周到了西魏时期，除了延续着北魏“秀骨清像”的风格之外，佛像呈现出美丽、善良的母性形象。在麦积山石窟第54窟一尊佛与菩萨的造像中，佛坐在中央，通肩袈裟简练单纯，身体造型完整，两旁的菩萨同样造型简练而面部神情突出。其脸多呈椭圆状，慈眉秀目，身披具有汉文化风格的袈裟，且继承了北魏的“微笑之风”，尤显亲切，仿佛不再是威严肃穆的佛，而是潇洒脱俗、富有生活气息的智者。南朝清新优雅的艺术风格也在西魏时期的麦积山佛教造像上一览无余。而西魏后期，佛教造像的脸部刻画不再是南朝的“秀骨清像”之风，取而代之的是丰满而显喜态的面相，这与秣陀罗艺术风格不完全相同，是西魏后期独有的艺术特色——从清瘦淡雅的形象转变为体态丰润、面部丰满的特征。如麦积山石窟第123窟中的男女侍童造像，童男和童女的造型刻画颇为天真可爱，二者相立而站，面部刻画憨厚朴实、天真烂漫，既有中国古典审美的含蓄之风，又带有自然亲切的生活气息，展现了一种从童真稚气洋溢而出的虔诚与自信。这种珠圆玉润的造像风格影响了之后北周的造像创作。如麦积山石窟第135窟中的泥塑小佛，其造像风格延续了西魏的“珠圆玉润”之风，南朝的“秀骨清像”的风格已渐渐淡化；泥塑小佛的造像体态丰满圆润，面部为童子面貌，稚气烂漫，仿佛刻画的是一位邻家少童，已看不出是与佛教造像有关的素材。这种创作在北周时期非常之多，其世俗性特征一览无余。而这种“珠圆玉润”的风格也影响了唐代的审美倾向与艺术风格。因此，从佛教造像风格的变化上也能表现出当时社会的艺术审美趣味，佛教造像已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崇拜的表现，更多地展现了人们对于雕塑艺术的审美追求。这种世俗化的佛教造像已成为中国古典艺术审美的有力论证，体现的是一种文化多元性的衍变过程，内容丰富，具有探索性。
作者：潘沛单位：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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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片头的“北洋年间，中国东部”字幕其实已经交待了影片的背景。在《一步之遥》中，姜文饰演的马走日原是前清的遗老，自称“我睡了一觉，醒过来就是民国了”，也就是说他是在懵懵懂懂中从封建时代跨入民国的。他本人也与发小项飞田从北京来到了号称是“冒险家的乐园”的上海滩，两人都希望能在上海滩狠狠捞上一笔。而在影片开始的时候，两人也已经成为了上海著名的风云人物，能够参与进波诡云谲的各方权力的斗争中了。他本人依靠帮助武七洗钱的机会举办了规模宏大的“花国总统选举”，自己也成为了这个阴谋丛生、权力倾轧的舞台上的表演者之一。上海于1843年在巴富尔发出公告后正式开埠，在随后的几十年中，英美法等国相继在上海设置租界，上海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最为复杂，也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像武大帅这样的政治上与经济上乃至军事上的暴发户出现，这也是武七要从“newmoney”变成“oldmoney”的动因与前提。“花国总统大选”使得几乎所有人陷入疯狂，并间接导致了后来“花国总统”完颜英与马走日的死，因此整个大环境的设置就是要充满浮华与喧嚣。以“花国总统大选”时的晚会现场上海大世界为例，舞台上的造型十分绚烂、豪华和盛大，而台下的观众席也十分华丽。二楼的包厢呈现出一种金色的海葵形状，金色在这里与舞台上的金色灯光交相辉映，从视觉上就传达出在场的那些达官贵人对于金钱的渴求，这些名流们眼下都在为而痴狂，金色充分显示了他们在某种拜金主义之下的腐化和堕落。而对于台上的项飞田而言，他也是追名逐利大潮中的一员。他坚信在这个时代，只有向他人传递出富足的讯息才可能获得尊重，这也是为什么项飞田最后会出卖马走日的原因之一。但是必须要指出的是，《一步之遥》全片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其中的色彩造型并非完全依照历史形象，而是在美术师的想象和借鉴下，采用了“移花接木”的手法。这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影片中的女性几乎都采用的波纹盘发，无论是什么年龄，什么身份地位的女性，如武六、覃赛男、完颜英乃至簇拥着项飞田的们，头发几乎全部采用波纹造型，弯曲的头发贴在额头上，具有一种高贵、浪漫的感觉。例如覃赛男在武大帅的婚礼上，黑色的头发梳成中分呈顺滑服帖的波纹造型，搭配璀璨的白色珠宝项链与肉色礼服，凸显了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当家主母的气势。但事实上，这种发型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在上海盛行，上海的仕女们发现其与旗袍的搭配能使女性显得更加婉约妩媚，后来也成为富贵人家女性成员的发型首选。而在《一步之遥》中，时间还是在20年代，但这很好地达到了一种奢华效果，是无伤大雅的。
二、色彩造型与《一步之遥》的人物形象塑造
除了场景的美轮美奂以外，人物的活灵活现对于一部影片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色彩造型(这里指的不仅仅是人物的化妆、服饰等，也包括道具的设置、建筑的设计等，例如姜文特意给武六加的一个用猴子操控的机器人，是远远超越于时代的，这是为了凸显武六思想上的开明与先进)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一步之遥》中的马走日等人物，影评一般会给予大量的分析，对于项飞田、王天王等人影评界也用墨不少，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那英所饰演的钩儿姐。以至于有观众认为钩儿姐的角色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只要是了解美国著名小说家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读者，同时又看过在《一步之遥》前一年上映的同名电影的观众，就可以明白，在整部电影的风格上，姜文是大量借鉴了同样是反映纸醉金迷的“爵士时代”生活，将财富与权力具体化、符号化的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甚至主人公马走日的悲剧也与盖茨比有几分相似。而钩儿姐的复古妆容更与乔丹•贝克极为相似，两人都有着柳叶挑眉、烟熏妆以及暗色的唇膏，这些造型和色彩凸显的是一个女人的精明干练和心机深沉。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乔丹似乎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她其实是尼克之外的故事的另一叙述者，她将盖茨比和黛西联系到了一起，而在书中，她是个冷漠、自私、不诚实的人，这同样是钩儿姐的写照。钩儿姐外号竖弯钩，是英文SwanGirl的缩写，这个复旦毕业的外语博士充当的是完颜英的老鸨(在案件中凶手阎瑞生正是复旦毕业的，这里暗示了钩儿姐的真凶嫌疑)，自称只有28岁。在完颜英死后，钩儿姐和项飞田一起虚构了马走日的“暴力史”，以便落实马走日的杀人罪名，两人甚至还发生了关系。虽然马走日和项飞田是发小，但是马走日和一个已经彻底“蜕变”了的项飞田之间，其联系人正是钩儿姐。
三、色彩造型与《一步之遥》的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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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塑造型艺术美学之所以能够在水彩绘画上得到应用，是因为彼此存在着多个契合点。这不仅取决于雕塑造型艺术美学的包容性，还与水彩绘画的容纳性有着密切联系。而对于这些契合之处的分析，将极大地促进彼此结合形式的多样性以及结合程度的密切性。首先，我们应当明白艺术之间的审美价值理念是相通的。雕塑造型艺术美学是从雕塑艺术的审美鉴赏中得到的，需要在全面审视雕塑艺术后，进行合理的评定。这对于水彩绘画来说亦是如此，创作水彩绘画需要创作者基于美的角度进行设计思考，鉴赏时则需要欣赏者以一种审美的眼光加以品味。这使得雕塑造型艺术美学与水彩绘画产生审美价值的契合，因而探讨雕塑造型艺术美学对于水彩绘画也就有了契合的基础。其次，雕塑造型艺术美学并不是假想。雕塑造型艺术美学对水彩绘画具有现实的价值。这种美学涵盖了较为广泛的美学定理，将其原理运用到水彩绘画的创作中去，不仅可以丰富水彩绘画的表现力，而且能够提升水彩绘画的艺术审美的能力。反之，这种提升对雕塑造型艺术美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促使其产生有益的改变。最后，应当明白雕塑造型艺术美学在水彩绘画的应用并不是偶然。雕塑艺术来源于生活，更要回归于生活。随着时代的变迁，雕塑艺术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雕塑造型艺术美学也不再局限于雕塑艺术的范畴，转而朝向不同的艺术领域进行辐射，以其美学观影响着其他艺术的再创造，水彩绘画亦是如此。伴随着艺术探究的深入，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这对水彩绘画及雕塑造型艺术美学的发展是十分有力的，这也使两者的相互配合有了契合的未来。
二、如何在水彩绘画中应用雕塑造型艺术美学
既然我们已经了解到雕塑造型艺术美学与水彩绘画上能够如此完美的匹配，那么就有理由将雕塑造型艺术美学运用到水彩绘画上。事实上，在水彩绘画中应用雕塑造型艺术美学有着许多必然的合理性，而且雕塑造型艺术美学也能够应用到水彩绘画的方方面面。
（一）水彩绘画的构思
和其他绘画一样，水彩绘画也应有必要的构思，这对水彩绘画的合理布局以及进一步创造都是必不可少的。从雕塑造型艺术美学的构思角度来说，这种美学往往注重整体风格的塑造，开始雕塑的那一刻便定下了基本的格调，此后各种反复、转折，都是在为这种基调定型，一旦出现差错便直接影响整体和谐及美感。在水彩绘画上运用这种构思，可以将整体的思想运用到对绘画画面的把握，做到心中有数，每一步都在为整体而服务。
（二）水彩绘画的创作
从雕塑造型艺术美学看来，任何艺术活动的开展都有其最为恰当的表达方式。如不同的题材使用不同的材料和表达方式、不同的主题需要不一样的表现形式和技巧等。而对于水彩绘画来说，水彩画追求色和水相混合、色彩上的搭配和光影上的协调。将雕塑造型艺术美学的原理运用到水彩绘画的创作上来，使整体协调、主次分明，实现水的灵动、色彩的鲜丽、光影的体感交相呼应。
（三）水彩绘画的思想
可以说任何事物的形成必然存在其最初的诉求，对水彩绘画来说绘画的目的是想要表达某种思想。而就雕塑造型艺术美学想要传递的美学思想就是通过某些物象的展示传达理念。这种场景或许是真实地再现，或者是经过艺术化加工的再创造，但都真切地传达了雕塑艺术想要表达的真挚思想。这对于水彩绘画思想上的启发必然是巨大的，渐渐的水彩绘画的思想开明起来，将创作者的真切表达融入到水彩画作当中，赋予作品以深邃的思想。
三、雕塑造型艺术美学在水彩绘画中应用的意义
雕塑造型艺术美学能够在水彩绘画上得以广泛运用，不仅显示了雕塑造型艺术美学强大的生命力，而且展现了其应用的价值。可以说雕塑造型艺术美学能够运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一方面，雕塑造型艺术美学能够在水彩绘画上应用，验证了其美学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而且应用也较为合理，这又反映了雕塑造型艺术美学理论的正确性。因此，雕塑造型艺术美学的应用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当水彩绘画运用这些理论进行创作时，将会对美学理论作进一步验证。这样便会使得雕塑造型艺术美学发现其适应过程中的不足，反过来促进雕塑造型艺术美学的自我完善。由此可见，雕塑造型艺术美学与水彩绘画是相互辩证发展的，而雕塑造型艺术美学能够在水彩绘画上得以应用，也是具有应用的迫切性与应用的现实性——即应用的意义鲜明。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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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学习，让学生了解中国的瓷器是传统艺术中的瑰宝，它代表了中国在世界制瓷领域中高超的工艺制造水平，是中国伟大的发明之一。使学生了解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制瓷工艺、造型、装饰及不同窑场产品的艺术特征，学会运用正确的方法去观赏陶瓷艺术。培养学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情趣。
教学重点：
1．中国瓷器的生产和发展，瓷器与陶器的区别。
2．瓷器的造型、装饰、色彩及艺术特色。特点。
3．主要名窑的产品特征。
教学难点：
主要是有关历史知识和历史背景，除了在教学内容资料作些简要介绍外一些专业名词和有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教学时间：1课时
教具准备：教材、多媒体课件、录象带
教学过程：
一.组织教学：（常规）
二.导入：
提问：
1.什么是陶器？什么是彩陶？
2.中国古代陶器的造型特征是什么？
放映幻灯（贯耳瓶）
提问：这是陶器吗？应是什么器物？
三．讲授新课：（出示课题）
我国是瓷器的故乡和原生地，瓷器是我国传统的工艺美术，其工艺水平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1.瓷器与陶器的关系
陶瓷工艺是陶器工艺和瓷器工艺的总称。陶器和瓷器有下列区别。
（1）烧制的原材料不同；
（2）烧制的温度不同；
（3）陶器质地疏松有一定吸水性，瓷器质地密实不透水。
2.瓷器的发展
商代出现原始瓷，东汉至三国是我国瓷器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三国以后到南北朝，瓷器进入了一个辉煌的发展时期，南方有青釉瓷，北方有青瓷。隋唐时期是我国瓷器的一个重要的成长时期，这时瓷器普遍用较高的火候烧成，胎质较硬。瓷器在社会生活中日渐受到重视。唐代开始有了“窑”的专称，它象征着瓷器产量的增长。宋代瓷器产量高且质量好，为明清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元代，我国瓷器大批量行销海外。明清是我国制瓷业的鼎盛时期，造瓷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胎釉细腻，色泽鲜明移植珐琅彩和创造粉彩是当时杰出的成就。
3．我国瓷器在造型和装饰艺术上的特色
从东汉到南北朝，我国青瓷逐步成熟起来，但这一时期的瓷器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都与青铜器有联系，这时瓷器的造型特征是清秀挺拔，与当时人们的审美爱好相一致。
隋代瓷器造型有以下特征：
（1）胎体的可塑性和耐火性能加强，显得秀气。
（2）罐类器形一般为短颈、直口、圆腹。
（3）器物为小平底,底下有圆饼状实足。
隋代瓷器的纹饰常见的有几何纹、花卉纹、动物纹、人物纹，色彩也比较丰富。（重点介绍《白釉象首龙柄壶》）
唐代烧制瓷器的地域扩大，产品增多，青瓷、白瓷、三彩陶代表了唐代陶器工艺的最高水平。唐代瓷器作为商品广泛流传的海外，瓷器“自唐代始而有窑名”，这种传统习惯一直沿用的现代。唐代瓷器造型繁多，装饰更加丰富，采用手法有绘画、刻花、印花、捏塑等，内容包括日月、花草、树木、动物、人物、建筑等。五代时期继承了唐代的制瓷风格并有所发展，其中密色瓷为当时瓷器的最上品。五代时期一些重要的瓷窑体系基本形成，如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
宋代制瓷业比唐代规模更大，名窑众多，工艺水平超越前代，达到繁荣的新阶段。这是本课的重点内容。
它的主要标志是全国已形成了有代表性的瓷窑体系。影响最大的是被后世称为五大名窑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和“定窑”。
“汝窑”的窑址在今河南省临汝，宋代属汝州，故称汝窑。
“官窑”一般指官方办的窑厂。
“哥窑”是因相传南宋时有兄弟二人均在今浙江省龙泉烧制瓷器，各有特色，兄所烧制的瓷器称“哥窑”弟所烧制的瓷器则称“弟窑”。
“钧窑”的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县，古代属钧州，因而得名。
“定窑”的窑址在今河北省曲阳，古代属定州，故称“定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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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造型遗产；借鉴；传统；创新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经了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形成了十分丰厚的造型艺术遗产。这些遗产是我国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创造积累的精神和物质财富，承载了中华文化的信息，它不仅是民族自我认定的历史凭证，也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在现代语境下，绘画创作怎样去创新，促使艺术家不断的考问自己；如何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华民族造型艺术遗产对艺术创作的借鉴意义，在于对艺术遗产的借鉴运用，取舍糅合，使得传统文化适应社会展现出新的生机和活力。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对于传统文化和知识的积累是创新的基本前提，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的文化的特质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
一、造型艺术遗产的魅力
中国传统造型艺术遗产是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的彩陶纹饰和岩画；新石器时代已具有初步造型能力，对人物、鱼、鸟等外形动态亦能抓住主要特征，展现了中国造型艺术的黎明。商代殷墟遗址及陕西扶风西周墓葬的发掘中都曾发现壁画残迹，这一时期的绘画形象可从青铜器及玉器上的装饰纹样表现，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帛画可看出造型艺术在当时已达到较高水平，为秦汉时期造型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造型艺术空前发展与繁荣。汉代宫廷官署及政治性建筑物上多有壁画，如西汉麒麟阁，东汉云台画功臣像、鲁灵光殿壁画包括天地神灵历史人物等。汉代墓室壁画及画像石生动地塑造了现实、历史及神话人物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长期分裂混乱之中，但却是绘画史中的重要阶段。佛教造型艺术勃然兴盛，石窟壁画如新疆克孜尔石窟，吐峪沟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特别是敦煌莫高窟都保存有大量的壁画，展示出高度的艺术造诣。东晋画家顾恺之，他给寺院画壁画:“遂闭户往来月余，画维摩诘一躯，工毕，将就点眸子，乃谓寺僧曰:不三日而观者所施，可得百万钱；乃开户，光彩陆离，施者填咽，俄而果得百万钱。”他所绘壁画多么生动，看的人无不惊叹。隋唐时中国绘画进一步成熟，宫廷衙署及寺观壁画占相当比重，石窟及寺观壁画较南北朝有着更大的发展，其规模之宏伟、技艺之卓绝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如表现西方极乐世界美好图景的《西方净土变相》，其中穿插描绘有大量的生活场景，塑造的佛教形象中人性化的成分明显增强，展示出佛教绘画适应社会好尚而趋于世俗化的倾向。吴道子的壁画于佛寺壁上画怪石崩滩，达到“若可扪酌”的真实效果，而与李思训之作“皆尽其妙”。张僧繇画延祚寺，张善果画楼霞寺，董伯仁画白雀寺……都在美术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唐代人物画《步辇图》反映政治事件；《西域图》、《职贡图》描绘了功臣勋将；《玄宗试马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描绘皇室贵族；《醉学士图》描绘文人雅士等。萌芽于东晋南北朝的山水画至此时有了明显的进步，富于装饰性的青绿山水在这一时期出现，水墨山水也相继开始。隋代展子虔所画山水具有咫尺千里之妙。五代两宋之后，造型艺术成为中古绘画的鼎盛时期，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兴旺的阶段。文人学士把书画视为高雅的精神活动和文化素养，在创作和理论上都开始形成独特体系。社会、宫廷、文人士大夫之间的绘画创作各具特色而又互相影响，使宋代绘画在内容、形式、技巧诸方面都出现群彩纷呈、多方发展的局面。表现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如《清明上河图》、《货郎图》、《盘车图》、《耕织图》等；借描绘历史传说反映人们对现实生活态度的历史故事画，如《文姬归汉图》、《采薇图》等。五代时期中原的荆浩、关仝，江南的董源、巨然分别以不同的笔墨技巧塑造了不同地区的山水画，对后世山水画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北宋李成的塞林平远，范宽的崇山峻岭和雪景，许道宁的林木野水，郭熙描绘四时朝暮、风雨明晦的细微变化，惠崇、赵令穰的抒情小景，米芾、米友仁父子的云山墨戏，李唐、马远、夏圭富有诗意的山水反映了山水画艺术的不断变革和发展。五代时江南徐熙的田园花果和西蜀黄筌的奇花异鸟分别具有野逸和富贵两种不同风格。辽金地区的文人士大夫绘画在北宋文人画传统基础上加以发展，对元代文人画有着直接的影响。黄公望画法有董(源)、巨(然)的温笔披麻皴，也有干笔皴擦，用笔简练，使水墨发挥了极大作用，对以后水墨山水画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沈周取于王蒙技法，善于组合稠密高叠的石岩，复合为整一的自然美。明清的绘画通过山水花鸟画艺术以寄情寓性以及对笔墨的状物抒情的追求创造上，如高雅、古拙、稚朴、天真、泼辣等审美情趣的追求。明清画家运用笔墨的方法，包括皴擦点染用笔的快慢、轻重、正锋和侧锋，用墨的浓淡、干湿等，这些技法的传授和影响，促成了许多画派的形成。有唐寅、郑變、潘天寿、石涛、朱耷、山人、吴昌硕等至今仍是家喻户晓的人物……所有这一切均构成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遗产的无穷魅力。
二、绘画创作对造型艺术遗产的借鉴
怎样把造型艺术遗产的借鉴上升到当代绘画的创作层面，这是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造型艺术遗产是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所在。探讨绘画创作的“创新”必然要联系到对传统的“借鉴”。在现实绘画创作中强调借鉴，是因为我们新的创作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是可以在造型艺术遗产找到的。继承和创新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借鉴是基础，创新是突破。
绘画创作的审美意象从孕育、形成到物态化。其中生活的审美感受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步，是萌发创作冲动的必要环节；艺术构思是艺术创作的中心环节，是将生活素材转化为审美意象，并将审美意象凝聚力完整、独特的艺术形象，这是决定艺术创作成败的最关键的阶段；今天，绘画创作一方面浸透于母体文化，另一方面又受到世界多元化的影响，艺术家对绘画创作的理解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利用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质将其作为观念来处理，造型艺术遗产就变成了绘画创作的资源，与造型艺术遗产的对话，是因为造型艺术遗产的内涵联系着艺术家的生存感受，这才是本质的。前人的艺术遗产还能潜移默化地提高艺术家的创作构想和表现力。可见，没有借鉴绘画创作就犹如空中楼阁，没有创新，也谈不上艺术创作了，因为创作本来就包含创新。绘画的历史继承性，首先表现在对本民族艺术遗产的吸纳和接受。艺术遗产的继承性，在艺术的形式与技巧、内容、审美观念和创作方法等方面均有突出的体现。绘画创作具体到借鉴和创新的问题，可以归纳于几个方面:在对造型艺术遗产的创新上，题材的可变性最大，其的空间也是最广阔的；传统造型材料在今天社会科技发展的状况下，有些已经可以被新材料所取代；要将传统的造型艺术遗产技艺进行记载和整理，在此基础上来创造新的技艺；形式和风格，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形式和风格是唯一不能变的，是造型艺术遗产的标志和符号，是传统文化遗产的底线。造型艺术遗产还表现出延续性这一特征。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就如同是在滚雪球一样，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继承性的文化，以某种精神、文化为核心，在“滚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添砖加瓦”。最终结果是使传统造型艺术在一条相对固定的道路上稳定发展，并会在外部条件的形式、模式、技术、材料的更新中不断爆发出新的生命。造型艺术遗产还表现为其适应性上；强调精神的传承。要求艺术的内在精神不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不论外在条件有多么大的改变都必须延续下去。所以，中国文化与自然相和谐的特质也使其具备了这种适应性。但是，造型艺术遗产是旧有的生产方式的产物，如年画，是传统的过年标志。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其产生的必然条件，社会生存条件的改变必将改变和影响其生存。现当代社会的文化性质是一种大众文化，并且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这一切导致年画的生存环境已经改变。因此不能再以过去的态度来对待这些造型艺术遗产，如何把握这个“度”是借鉴的核心。当然，创新就是要对过去的造型艺术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在尚存的创造上开始新的创造，找到新的发展空间。
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也表现了人类多种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融合也就意味着艺术概念的全面开放。但开放并不意味着与文化的继承积累无关。有一句诗给当代的文化继承以极大的启示:“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涵养转深沉”。新知学包含着旧学才显深邃，“善学者，能于旧学中知新知，新知中见旧学，则深邃，深沉可兼而得之”。可见开放只是艺术的表象，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什么是“里”——内涵。传统文化才是造物的基础，是它的内在动因。中国造型艺术遗产的发生、发展历史表明，它是中华各民族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艺术结晶，是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造型艺术遗产既有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又体现独特的审美精神和审美价值。中国传统造型艺术遗产是在民族的土壤里长期形成和发展起来、在世界造型艺术领域中自成体系。用特殊的材料，出色的技巧和手段，对造型艺术遗产的借鉴把绘画创作推向高潮，逐渐为世界现代艺术所借鉴吸收。
参考文献:
造型艺术论文范文6
一、“丰腴之美”:厚积薄发的盛唐气象
经过隋代的过度，李唐帝国政治经济文化进一步繁荣，人们不用再逃难避乱，不用仅仅寄情于山水之间而求得慰藉，开始尽情享受生活。贵族阶层中更流行着崇尚物质享受的享乐思想。这种安定富庶且显奢华的社会氛围，为人物画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精深的文化养分，张萱、周昉的绮罗人物画派就是产生于这一时代趋势中。仕女画的兴盛过程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对现实生活中的妇女形象的描绘为标志，真实地反映出唐人肥的现实及唐人尚肥这一审美时尚。第二阶段以张萱、周昉等仕女画家的创作为标志，是仕女画丰肥样式兴盛及流行的的时期。这两个时期各出现一位起关键作用的女性，分别是武则天和杨玉环。她们的出现为社会妇女地位的改变，同时也为仕女画提供了权力支持，为“丰腴之美”铺垫了通途。仕女画的兴盛，也是政治在艺术上的折射。关于唐代以丰腴为美观念的形成原因，学术界有几大看法:首先是唐代生活习性的胡化。这与唐皇室中融有胡人血统有一定的关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通婚形成的血统互融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的审美风尚。其次是唐代帝后审美的影响。唐代绝大多数皇室后妃都是关中人或中原人，使她们形成了丰态健貌的审美追求。这其中对盛唐绘画艺术影响较大的就是杨贵妃姊妹，丰腴的形貌直接影响人物绘画造型及审美标准，成为盛唐艺术中的普遍风习。再次是外来宗教观念、宗教艺术之审美意趣的沁润影响。佛教艺术传入初期人物造像皆为天竺犍陀罗风格。这种外来风格曾和我国魏晋时代人物画的秀骨清像相得益彰。而两国经历隔断、交流停滞，后而复起的传入，人物造像变成了面短而艳。这正是“丰腴之美”的特点。隋唐是中国人物画民族形式得以高度发展和成熟的时代，它的演变历程，正是画坛佛画典范样式张家样到吴家样到周家样的发展过程。尽管他们都是佛教美术的式样，但吴周二家样式已彻底摆脱天竺式(超脱)的影响，完全形成了中国式的风格(来自现实的、富有生趣的世俗美)。唐代人物画给人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弥漫在作品中的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深层次精神内涵的刻画。张萱、周昉的功德，不仅在于他们能适时地从画坛主流佛像画热中分离，扛鼎世俗人物画，推动了用画笔反映现实的局面，带动仕女画也成为当时画坛的主流。更在于他们开创了宫怨体裁，巧妙地把宫中仕女们的冷清寂寞、空虚迷茫连同作者的同情惜悯，掩藏于丰腴美的光环中，交于天下人去解读。二人笔下的“丰腴之美”，有着比整个大唐气象更深刻的审美意义、社会意义。
二、宗教观念、宗教艺术风貌的时代变化及渗透
一种样式不可能永远不变，魏晋名士服药的时代已过，那种越瘦越美的观念也已改变。佛道造像艺术在经历了南北朝的急速发展后，更进一步形成了适合国人审美意趣的佛像风格和造型体系:其一，二戴像制和张曹样式一方面得到工匠的效仿和丰富，同时又与新传入的佛像式样相融合，至隋唐逐渐脱去秀骨清像而具有方正丰圆的样式风格。其二，李唐尚丰腴之美，佛道造像随时代风气的转变，更呈现出取法世俗的趋向。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传入，推动了石窟艺术的兴起。也成为人物造像由“清癯美”向“丰腴美”过渡的忠实见证。北魏西魏北齐的麦积山佛教造像秀骨清像成为主要风格。143窟的交脚弥勒眉细目长，鼻尖唇薄，造型俊逸清秀。这种飘然自得，似乎褪去了人世间的一切凡俗，这正是晋魏时期世人形体、神情、风貌的理想凝聚。隋代早期的菩萨像继承了北周的风格，头大身短，面相丰圆，肩宽腹圆，体态健美。但比例不够协调，有头重脚轻的不稳定感，后期的形象身材渐修长，逐步出现女性曲线姿态。随着社会的发展，佛菩萨逐渐从类似苦修的形象中解放出来，走向世俗化。唐代早期的一些石窟，如敦煌328等窟的彩塑还是很清秀的。到盛唐以后人物形象开始丰满。第194窟的几身彩塑是盛唐晚期泥塑的完美代表。南北两侧的菩萨面如满月，体态丰腴，面带笑容，让人感觉不到神的威严和肃穆，给人一种庄严而又带有人间气息的美妙体验。与前朝相比，艺术家更倾向于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灵感。佛像中的神性少了，人性的因素则不断增加。宗教与世俗社会的交融，正是安定富庶了的隋唐人民不愿再效仿晋人修道成仙而面向现实的审美追求。外来的佛教艺术学会了迎合中国人的审美意趣。佛教题材中与中国传统观念相悖的都退去了。李泽厚《美的历程》:“……这里没有流血牺牲，没有山林荒野，有的只是绚烂华贵的色调，圆润流畅的线条，丰满柔和的构图，热闹欢乐的氛围。衣襟飘动的舞蹈美代替了动作强烈的运动美，丰满圆润的女使代替了消瘦超脱的士大夫，绚烂华丽代替了粗狂狂放。马也由瘦劲而丰肥，飞天也由男而女……”周昉及中唐以后的绘画，宗教美术开始出现世俗化的趋势。其结果是使孕育其中的现实性因素充分显露出来，成为世俗美术的营养，最后世俗美术摆脱了宗教的羁绊得到独立的发展。这一发展趋势是造型艺术的进步，它代表着艺术进一步走向了现实。魏晋六朝与隋唐时期，是人物画发展衔接成熟的阶段。两时期体现出不同的审美情趣，简言之即“清癯之美”和“丰腴之美”。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的出现和转换，缘于复杂的契缘，也缘于画家们睿智的努力。其间经历了曹不兴、卫协、顾恺之、陆探微等立清癯倡神韵;到张僧繇、曹仲达等一改前朝出俗超脱之风，回返世俗;至阎立本、吴道子、张暄、周昉等挥洒出丰腴的大唐气象。
作者：朱文晶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