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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古典综合派宏观财政政策
一、新古典综合学派的概述
新古典综合派是在二战以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经济学家的努力下,逐渐形成了的宏观经济学。所谓的“宏观经济学”是在凯恩斯基本理论基础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综合在一起而形成了。而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包括价格理论,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市场理论以及分配理论和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则被冠以“微观经济学”的名称。
新古典综合学派是继“凯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响力的凯恩斯学派,又先后自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Keynesian Mainstream)”和“现代主流经济学新综合”。
反映这个学派理论观点的代表著作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在经济政策上,主张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总需求,以减少失业、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制度方面,主张混合经济论,即公私机构共同对经济施行控制①。
二、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对各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经济已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增长减速、就业压力加大与贸易保护抬头使各国步入“多事之秋”。 美国第四季度GDP下降了4.5%,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下滑显著,个人消费和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制造业遭遇到近30年来最为严重的衰退,新的订单和产量也降到了1948年以来的最低谷。与美国相似,欧盟经济前景堪忧,日本经济也添内忧外患,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②。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中国也不能幸免。我国的GDP已增长放缓,已从以前的两位数增长跌落至个位增长③。
三、从新古典综合学派角度评析我国当前财政政策
从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角度,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和扩张性财政政策思想的基础上,新古典综合派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创新。一是主张采取“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财政货币政策,以减少经济周期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我国目前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现阶段我国应该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正如当下热议的四万亿投资扩大内需之事:
一是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五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六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支持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支持服务业发展。七是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八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1200亿元。十是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④。
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第二个创新是主张在经济上升期实行赤字预算、发行国债,刺激经济快速增长。当前我国四万亿扩大内需资金的来源,中央政府承担11800亿,其它近三万亿。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各有特点,作用的范围和程度不同,因此在使用哪一项政策时,或者对不同的政策手段搭配使用时,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所以政府应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地决定。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方面,新古典综合派有两个基本主张:一是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重要。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相机抉择”。
新古典综合派又提出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实现多种经济目标。实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微观化。即政府针对个别市场和个别部门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区别对待的经济政策。这样可以避免宏观经济政策在总量控制过程中给经济带来的较大震动,使得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节更为灵活有效。例如,财政政策在稳健的前提下可采取有针对性的结构性松动措施。如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及社区医疗等薄弱环节及弱势群体的支出,尤其要加大对灾后重建以及中西部县域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继续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同时提高税率水平,这样也有利于缓解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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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主导型制度；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自主性货币政策；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5；F8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动力源于对中国通货膨胀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国外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当时，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货币创造的变动是通货膨胀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货币创造的变动是源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据上述理论逻辑，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议：若要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尽管理论逻辑没错，但是综观对制度变革前通货膨胀周期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以一个充分体现该逻辑并有着丰富内涵的跨期理论框架――财政主导型制度为基础的。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逻辑及局限
Brandt等(2000)认为，非充分的经济分权和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通货膨胀周期的制度根源。他们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但由于没有承诺的硬预算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相比有承诺的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效率优势，因此，享有金融分权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把贷款贷给非国有企业，从而放大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产出增长率缺口。这样，为了维持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中央政府就必须给予国有企业转移支付。但是，由于财政分权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权又剥夺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贷资金给国有企业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货币创造。正是货币创造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之所以下降而出现通货膨胀周期，是因为对货币创造存在最大值的考虑和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贷资金配置的权力。货币创造减少，通货膨胀下降。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也是弥补转移支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视了中央政府在国债、信贷、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货币创造之间进行跨期选择的可能以及这种选择对通货膨胀周期的含义。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没有对引起货币创造的因素进行彻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释通货膨胀周期。因为，除了给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会导致财政赤字外，还存在其它导致财政赤字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货币创造。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政府跨期预算方程才是解释通货膨胀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财政主导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们展示该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预算方程。经过简单推导，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跨期预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周期时，为什么还需要对跨期预算方程进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讨论的制度背景赋予了银行信贷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式的合理性。经过变换，我们容易得出如下的经过修正的跨期预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银行信贷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献专注于对赤字对货币增长的影响做经验估计。但是否存在财政主导性，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沃升，2004）。有一种反对此类实证文献的观点认为，将货币增长对赤字做简单回归，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来评估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对未来货币增长的预测信息），这都忽视了跨期预算平衡所蕴涵的关于税收、债务和铸币税长期行为的信息。跨期预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债务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赤字成分和债务存量之间的这种联系限制了开支、税收和铸币税的时间序列行为，而这表明对这些变量行为的实证建模应当采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一个可借鉴的文献有Bohn(1991)。不过该文献考虑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税收和铸币税之和）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而非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就不能直接显示政府赤字和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的关系。考虑到实际需要，我们认为，只要构造经过银行信贷修正的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检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对中国1981―1994年期间通货膨胀周期的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1981年作为考察期的始点，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复发行国债年。
三、FTPL的经验合意性、检验策略及其制度变革的方向
（一）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种：Leeper意义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认为，通货膨胀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这个条件就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对Leeper中的政策性质作出了如下具体的定义：积极型货币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超过1，否则是被动型货币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积极型财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税收对债务的反应力度不足以支付实际利息成本，否则为被动型财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取决于Leeper的模型结构，对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质的具体定义将会有所区别。在上述组合下，财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PM/AF），则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其中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以非传统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在起作用指紧缩性\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未来高\低通货膨胀现象。这是一种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价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这就是Leeper意义上的FTPL。以上两个组合是在可使一个模型经济获得局部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的意义上定义的，又常被称为“政策诱导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定义比下面的第二定义更加适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Creel等（2006）认为即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积极型财政政策依然影响着价格水平，只不过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经过扩展的Leeper意义上的FTPL：只要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它都将在价格水平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种：基于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定义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不是约束，而是均衡条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债务或政府负债（政府债务加基础货币存量）期初的名义值与价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实际基本盈余加铸币税的现值。，则该理论就是FTPL或被称为非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货币政策必须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认为，所谓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量作出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量作出反应。否则，货币政策就从属于财政政策，这样，现值预算约束完全可以通过当前或未来的铸币税来平衡，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依旧是一种货币现象Sargent 等（1981）曾对此情形加以探讨。。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归为李嘉图制度的范畴即上文中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都属于李嘉图制度。。基于以上考虑，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Woodford，1996， 2001）。当实际基本盈余外生变动时，政府现值预算约束得以实现的机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仅在上述Leeper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意义上给出FTPL的三个机制。我们给出的机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积极型货币政策意义上来探讨FTPL的三个机制。或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义比第一定义更具一般性。更详细的比较参见Woodford (1995)的注脚12和30。：其一，货币政策内生变动货币存量―创造铸币税，以使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尽管在自主性货币政策的隐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并发现了第一机制不重要的证据。然而，我们不应试图以比较三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来怀疑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决定中的重要性，因为第一机制只是内生于由财政扰动所影响的价格水平，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受启发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财政冲击导致的不可预期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减少（或增加）未清偿的政府负债的实际值；其三，政府债务应付实际利息成本的变动。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是个必须满足的约束，则价格水平由自主性货币政策决定，而财政政策只是被动地满足这个约束，这种情形常被称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从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则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图制度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预期均衡解。同样，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也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不可决定性理性预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经验上，只要真实世界中出现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和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种，则FTPL将被证实，否则被证伪，此时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将被证实。
（二）FTPL的经验合意性
之所以认为FTPL而不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具有经验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实的逻辑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实行自主性货币政策时期，而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的正式依据为：谢平等（2002）和蔡辉明（2005）认为在1992―2001年间中央银行执行的是被动型货币政策；樊明太（2004）给出了1992―2003年间以三大利率工具（银行间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估计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为被动型货币政策。第三，张茵等（2005）通过1985―2000年真实工业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SVAR发现，总需求的一个正向冲击也生成了通货紧缩现象。这与Kim(2003)识别FTPL的条件完全一致。下面将给出Kim的识别条件。第四，与制度成熟的美国相比，用FTPL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现象风险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认为，美国1979年之前的不稳定性通货膨胀，可以不用太阳黑子均衡来解释，建议用FTPL来解释。因为在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搭配下，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而不必通过太阳黑子均衡去获取一个自我实现性预期均衡。其中用太阳黑子均衡（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结果）解释那段历史的典型学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国而言，在主要以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政治激励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自然更多地表现为扩张冲动，进而倾向于选择积极型财政政策，而这正好满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再结合被动型货币政策，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借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下面基于正式检验策略所给出的正式经验证据，将强化我们的信念。
（三）检验策略与正式经验证据
方红生（2008b）认为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现有检验策略中最好的一种，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还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识别条件是，若在一个系统中一单位正向税收冲击造成了实际利率的显著正向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若为显著负向反应或不显著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从而被证实。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五变量VAR，其变量分别是实际GDP、实际财政收入、实际政府支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实际政府债务；所用样本为美国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适用性。Kim(2003)的识别条件是，若一单位总需求的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负向冲击造成通货膨胀的逆转现象（reversal）（指先高于稳态然后低于稳态的现象），即先为通货膨胀时期后为通货紧缩时期。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否则为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其变量分别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用样本是美国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是，FTPL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两个样本期间最具有适用性。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在他们共同的考察期内的发现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基本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因此，同时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是锁定制度类型所在时期最稳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变量VAR和Kim（2003）的两变量SVAR方法，方红生（2008a）发现了以下从不同角度支持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的正式经验证据：（1）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2）不仅显著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而且还显著存在产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由于数据限制，我们的考察期间仅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变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制度变革方向是基于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第一，根据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第二，Woodford(2003)通过严密论证后发现，只有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指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实现价格水平稳定；第三，我们在经验上证实，中国现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本文的一个重要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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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财政政策范文3
【关键词】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产业政策 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1 【文献标识码】A
目前，我国处于经济新常态和全面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时期，货币政策与以往相比肩负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也面临更多的挑战。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存在诸多模糊、边界不清的问题，只有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深层次挖掘存在的问题并予以解决，才能进一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货币政策和财政、外汇、产业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
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关系
我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一是在宏观调控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各有特点，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在实际操作中相互配合、优势互补。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政策时效，所以二者可以形成合力，共同对经济进行调控。二是同是资金分配的渠道，都与货币流通密切相关，二者的出发点都在于对资金流通中出现的对有悖于货币流通和市场供求的现象进行调控。三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通过调控流通中的货币量和采用税收增减、发行国债、调整支出规模与结构等手段实现对全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二者都是主要通过实施扩张性或者紧缩性政策，调控总体经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使之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但同时二者的调控范围存在差异，在流通领域中货币政策起主要作用，在分配领域中财政政策起主要作用。四是货币政策具有鲜明的总量特征，而财政政策的结构特征较为突出。二者虽然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呈现出明显的差异。货币政策具有更鲜明的总量特征，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全国的货币供给总量。财政政策具有更鲜明的结构特征，财政政策可以调节不同地区、产业、企业甚至个人的收入水平①。五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侧重于货币稳定，而财政政策的目标则更为广泛。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政策，经济增长、物价稳定、收支平衡等都是二者调控的目标，但各有侧重。其中，货币政策侧重于价格和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财政政策起着调节产业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的作用。在调节收入分配公平方面，货币政策也往往显得无能为力，一般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手段来解决②。
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的关系。一是外汇占款的增加会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供给结构改变及供给内生性增强。近年来，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外汇占款持续增长。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外商直接投资及热钱的流入也导致了外汇占款的增加。截止2014年3月末，央行口径外汇占款余额为272149.14亿元，较2014年2月末的270407.88亿元增加1741亿元，为连续第九个月增长。可见，外汇占款是货币供给的主渠道之一，其对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首先，外汇占款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量扩张。随着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增加。根据货币供给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随着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增加，货币供给量扩张。其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结构发生改变。外汇占款导致对外部门资金充裕，对内部门资金匮乏，从而对外部门发展较快，对内部门发展受到限制。我国的外向型企业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内向型企业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远好于内陆地区，这将加剧我国的“二元结构”，地区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再次，外汇占款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增强。大量企业或个人的外汇收入卖给商业银行，中央银行不能独立自主地控制货币供给量，增加了货币供给的内生性③。二是汇率的灵活有助于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随着我国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资本流动加剧，汇率的灵活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另外，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微观主体适应汇率变化的意识增强。
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一是产业政策为货币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程度的指引，起到方向性作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把握产业政策的调整方向，把产业政策的方向作为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二是货币政策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引导资金流向政府希望发展的行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为产业政策提供支持。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配合，实际上是通过信贷政策来最终实现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控制产能过剩的行业的信贷投放力度，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另外一方面货币政策从信贷政策出发向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倾斜，降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金融门槛，通过贷款优惠鼓励行业投资。三是产业政策作为结构调控政策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货币政策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具有总量特征。而产业政策是指向产业的特定政策，从而可以作为结构调节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弥补货币政策总量调节的不足。
货币政策受到的挑战和限制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的挑战。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最重要目标在于控制通货膨胀，政府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增长。物价稳定与经济增长总体上是一对矛盾，只要增长速度、不顾物价稳定，或只要物价稳定、不顾增长速度都相对容易，难的是二者兼顾。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往往会追求快速的经济增长，如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增加投资，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造成物价上涨，这样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就出现了矛盾④。如何平衡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把二者的目标设计在一个合理的波动范围内，将是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面临平衡独立性与政府干预的挑战。央行独立性的提高，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扩张经济的冲动，提高中央银行的信誉，更低成本地遏制通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不断提高，这主要体现在目标独立性和经济独立性上，而政治独立性依然较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实施货币政策的这一安排是合适的，当前这个体制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也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未来货币政策对独立性的要求会逐步提升，如何平衡与政府干预的问题将成为货币政策未来重要的挑战之一。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存在“缺位”、“越位”及配合协调机制不充分问题。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缺位”主要表现在：近年来社会资金总量、结构存在扭曲现象，一方面资金总量持续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资金结构不合理、资金供求失调现象较为普遍。二者“越位”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在使用过程中界限模糊、互相挤占。第二，银行在宏观调控中代行财政职能，如在有些地区用银行贷款充任财政拨款和补贴，财政与信贷存在扭曲现象。另外，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缺乏充分的协商研究和紧密联系的机制，政策配合不够，容易形成政策效应的相互抵消。
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外汇政策的考验。在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央银行有时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而被动吸收外汇，此时货币投放量会增加；而有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供给量，又无法维持汇率稳定，使得货币政策陷入抑制通货膨胀与维持汇率稳定两难的境地。为解决货币政策与外汇政策之间的冲突，中央银行只能采取再贷款进行冲销。但是目前，同时把握这两个目标难度也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资本账户的不断开放，资本流动不断加快，中央银行既要协调内部均衡又要协调外部均衡，还要不断应对外来冲击，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峻考验⑤。
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货币、财政与产业政策之间缺乏协调。在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财政部希望中央银行能够实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降低其财政借贷的成本，而货币政策最重要的目标在于维护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这样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愿景就有所冲突。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可能会存在互相扯皮的情况，相互间的政策协调可能演变为政策内耗，这会进一步影响产业政策实施的效果⑥。
理顺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建立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发改委、外管局等部门的协调机制及信息共享平台。目前，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和外管局等部门之间没有真正建立起各政策部门的交流通道。长远来看，我国应该考虑建立持续性的货币、财政、产业、外汇政策之间的磋商机制。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可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成员由中央银行、财政部、发改委及外管局等部门的相关负责人构成，定期召开政策协调会议，就不同调控政策进行协调。评估前期不同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再针对下一阶段的预估从政策协调的视角提出改进政策措施的意见，并向其他部门通报下一阶段本部门拟采取的政策措施，征求其他部门的意见，避免不同政策之间的冲突或内耗。另外，要建立各部门间统一的政策信息数据库，完成对各部门政策实施信息的汇总、整理及分析，为各部门下一阶段的政策提供依据，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以避免决策口径的偏差，提高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的组合效应。
货币政策应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但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等的倾斜。第一，货币政策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引导商业银行减少对过剩、落后产能的贷款，加强信贷管理、着力优化信贷结构。第二，适当加大对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等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服务业等的贷款投放，降低这些行业的金融门槛，并给予优惠的贷款利率。
政府应加强金融信用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目前，社会已进入信用经济时代，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信用成为信用经济中重要的一环。但目前，我国金融信用体系建设还不完善，金融信用建设处于起步阶段。政府应加强金融体系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一是建立金融信用法律体系，使得金融信用能够有法可依，在法律框架下实现信用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二是以中央银行作为依托，建立金融信用平台，既包括对企业的信用管理，也包括对个人的信用管理。三是完善信用奖惩机制，惩罚不良信用的同时，对信用良好予以奖励，以保障信用体系的高效运作⑦。
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在《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中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为“咨询议事”机构，但这从法律角度来讲是不够明确的，从其近年来实际发挥的作用来看，是一个“准决策”机构。短期内，应当从法律的角度明确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准决策机构”的地位，从法律上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逐步由“咨询议事”机构、“准决策”机构向专门的货币政策决策机构转变⑧。
调整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一是调整成员结构。为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可进一步优化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成员结构，增加中央银行内部成员、工商业界的代表及学术界代表。同时，要明确委员的任期，并且要增加一定比例的专职委员。二是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并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信息披露制度，并向社会公布货币政策决策的程序、决策过程所依据的经济金融信息，披露会议记录及投票的情况，以让市场和公众更好地了解货币政策趋势，从而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
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在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中，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的引导作用。首先，要进一步提升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这样能够使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有迹可循⑨。其次，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深化，在制定国家的产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性，要充分考虑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并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为其他政策的制定提供最新的方向。
新时期，可以利用深化金融改革的时机，进一步理顺我国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总体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汇政策、产业政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同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但四者既有着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货币政策如何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成为当前货币政策提高有效性的重要途径之一。
同时，货币政策与政府之间仍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如何理顺货币政策与政府的关系的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顶层设计方面，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专门的宏观调控政策协调委员会；在行业层面，引导商业银行的贷款投向，增加对新兴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服务业的贷款投放力度；对于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方面要明确其定位，进一步厘清与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调整其成员结构，增强货币政策透明度；金融信用方面，要加强信用体系的建设，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最后，要以产业政策为导向，合理调整各项政策配合的重心。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释】
①《中国金融》编辑部：“金融改革发展建言录―两会经济金融界部分代表委员谈金融”，《中国金融》，2014年第6期。
②贾康，孟艳：“现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几个问题”，《财经问题研究》，2008年第7期。
③王爱俭，王Z怡，武鑫：“国际资本流动对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基于外汇占款传导路径的分析”，《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④黄燕芬，顾严，翁仁木：“近期我国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效应研究”，《经济研究参考》，2006年第1期。
⑤朱亚培：“开放经济下国际收支对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
⑥吴盼文，任碧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汇率政策协调配合问题研究”，《华北金融》，2007年第9期。
⑦岳隆杰：“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途径”，《济南金融》，2004年第3期。
⑧何运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性的作用与边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1期。
最新财政政策范文4
关键词：欧债危机；经济；方案
中图分类号：F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3-0-01
一、欧债问题产生的根源
1.统一的货币与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欧债问题的核心所在
货币同盟缺乏财政同盟，是自欧元区建立以来便一直是货币同盟的软肋。欧元与欧洲央行是欧盟统一货币政策的体现，但欧元区的统一货币并不符合成员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目前，部分成员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要避免出现经济衰退，就必须采取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但由于货币政策制定是由欧洲央行统一行使的，各国央行只能执行既定的货币政策，因而各成员国发挥货币政策作用的余地不大。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很难自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刺激经济。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有约束而分散决策的财政政策机制，影响了欧盟各国两大调控杠杆的效率，这也是欧元内在的制度性问题。
2.超出其经济生产能力的高福利是导致政府财政赤字的主要因素
由于经济增长多年来徘徊不前，欧元区堪称奢华的福利待遇已经远远超出其经济生产能力，而历届政府又不愿冒得罪选民的风险对现有福利体制做出重大调整，结果导致国库亏空不断扩大。政府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只好靠不断举债来维系整个国家经济的运转，终于走到今天沟壑难填的地步。负债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长期过度负债行为长期的负债投资导致了巨额政府财政赤字。
欧洲经济增长缓慢使得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缓慢，同时，出生率的下降导致老龄化问题严重，从而使得欧洲面临由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例如劳动力短缺现象，政府在财政、养老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的福利支出快速增长。为了维持高福利，政府又难以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增长上，从而令欧洲的经济越来越失去活力。随着政府赤字像滚雪球一样快速攀升，债务问题浮出水面，欧洲高福利制度难以持续。
金融危机以后，欧洲各国经济下滑，政府收入减少，但为刺激经济不得不实施财政刺激措施，导致欧洲各国的财政赤字严重，几乎全部主要政府债务负担占GDP的比重超标很多，债务的风险加大。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欧元区2010年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为6.0%，低于2009年的6.3%。然而，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从2009年的79.3%攀升至2010年的85.1%。这早已超过《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欧元区的财政纪律已经松弛，欧元的基础已经动摇。欧洲各国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差距的扩大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力量的均衡。
欧洲各国财政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
3.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差距的扩大打破了欧共体内部力量的均衡
从目前的情况看，欧元区各国的经济差距正在扩大。作为核心国的德法占欧元区济总量的近一半，它们的经济表现亮丽；而其他南欧国则表现不佳。围绕救助与否、如何救助，不仅双方官方的看法不一，而民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大。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核心国认为陷入的危机的国家是咎由自取，自己不应该为它人的懒惰与过失买单；而以希腊为代表的国则认为要求它们减少福利是对自己的剥夺。
二、解决欧债应遵循的原则
根据《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欧盟成员国减少赤字的主要方式是消减支出，而不是增加税收。《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各成员国在制定和实施各自的财政预算政策时，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通过限制预算开支，而不是增加税收，实现减少财政预算的目标；2.赤字率和债务率相对较高的国家，必须加快降低赤字率；3.预算支出必须提高效率，改革和控制公共消费支出、公共养老金支出、医疗保健和失业补贴、加大国有企业民营化步伐等。
三、欧债问题解决途径
要解决欧元区内部各国竞争力的差异和发展失衡、分散的财政政策和统一的货币政策的矛盾，欧盟实施财政体制改革和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来重建产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债务和财政问题。
最新财政政策范文5
但不发达的金融市场不仅损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一定程度上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往不同方向前进的现实可能性。
目前浮现的几个财政的积极信号，有的影响有限，有的力度不足。假如“宽财政”最后真能有效释放利好，恐怕只有宏观环境恶化催生信贷再次整体放松了。
迟来的“积极财政”
年中时，国家发改委一位司局级官员在一个半公开场合曾表示，虽然名义上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政府为了防止投资过热，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项目审批和财政拨款时间都有所拖后。北方地区天气寒冷，一些工程11月后已不能开工，如不能早些得到款项，年底突击放款已没有意义。
光大证券也在近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财政赤字相比去年却有明显收窄。截至9 月，财政赤字仅为GDP的0.7%，不仅大大低于去年年末的水平，也明显达不到今年3月设定的全年2%的财政赤字目标。
当然，时近年底，各层政府突击花钱势不可免。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此表示，年末突击花钱是常态，对年末的财政数据要经过季节调整，只可看年同比变化，而不能依据月环比增减来认定财政开始进入扩张。
疑似利好
11月以来，一些疑似“积极财政”的政策相继浮出水面。
财政部表示，11月1日起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上调到月销售额（营业额）5000元到2万元，而之前的起征点不到5000元。
11月2日，“全国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视电话会议”又透露，今冬明春结束全国农田水利建设总投资较上年要增加10%以上，超过2400亿元，同时力争新增节水灌溉面积3000万亩以上。
这种变化配合了官方之前在不同场合提出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三农和民生等“定向宽松”的政策意图，市场也借此更加期待由“宽财政”派发的“红包”。
光大证券近日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此评论说，国务院常务会议给出的关键词是“减税”与“民生”，但财政放松的重点可能不在于此。
光大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高表示，从微观层面上讲，增值税和营业税上调对企业减税的幅度非常有限。因为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很低，所以此次减税仅对微小企业有意义。但因微小企业（小规模增值税纳税人）本来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就只有3%（营业税税率也差不多），所以对单一企业来说，月降低税负不超过500元。对于月销售额上千万的企业来说，区区1万多元的起征点上调则更不会有明显影响。
对于加大农业投资，徐高也表示，这一支出规模仍然有限，并不足以支撑基建投资企稳回升的态势。
实际发力点还看基建
光大证券研报表示，在外需走弱、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下行的时候，财政仍然只有通过基建投资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保增长效力。因此，预计基建投资中的铁路和公路投资增速可能会有明显提升。
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此前曾公开表示，为地方融资平台留出缓冲空间，在满足一些条件后，经批准可以适当延长还款期限或展期一次；未来更加关注在建项目的信贷支持，确保不要有烂尾楼和半吊子工程出现，缓解了市场对于大批高铁项目因缺钱停工的担忧。
最新数据显示，1~10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9%，超出市场预期，反映出政府对在建项目的支持，以及信贷控制小幅放松的政策效果。
“财政资金先期投入基建的迹象已非常明显，这从9月中央项目投资同比增速的大幅跳升中就可窥见一斑。而为保证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资金需要，基建投资中信贷资金的后续跟进也许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徐高说，至于如何摆脱靠巨额信贷支撑、政府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一个中长期解决的问题。
汪涛认为，中国确实还有放松政策的余地，尽管空间可能较小，由于铁路公路机场在上一轮刺激方案中已得到提振，未来保障房建设可能将成为首选领域。
但难题是，整个“十二五”期间预计建设的3600万套保障房工作已高调开展1年，但资金和土地供给是否能得到保障还是个未知数。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任兴洲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按每套住房50平方米，每平方米2600元的成本计算，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整体需要资金4.7万亿元――又是一个4万亿！
受困货币紧缩
回顾近年历史，受金融市场欠发达等因素制约，很难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进行。金融危机时的“4万亿”最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除了1万多亿元是中央财政掏钱，算是货真价实的财政刺激，其他都不得不靠地方政府变着法子去银行套钱来解决。
“财政政策只有通过信贷这根杠杆才能撬动宏观经济，发挥出最大的效力。”徐高说，因此，与财政放松配合的一定是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宽财政、紧货币”的组合应该不会出现。
但正如前文所述，目前的利好仅限于公开市场操作上的“预调微调”和信贷的有限放松。记者采访和查阅的多数机构都认为，除非出现严重的危机事件，否则不适宜进行政策转向，起码年内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最新财政政策范文6
政策将使投资继续高增长
2009年国内政策宽松程度明显高于预期，财政政策对投资的拉动作用也显著显现。这些因素将促使2009年投资增速将明显高于预期。首先，信贷高速增长为投资提供了宽裕的资金环境，其次，基础设施等项目的全面展开将促使投资继续高增长；最后，农业、交通以及环保等经济薄弱环节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迅速提高，而制造业投资增速相对较小。
消费增长将比预期略好
收入和就业压力将导致消费趋势性下降。首先，居民未来收入增速将放缓，是导致消费回落的最主要原因；其次，就业压力所带来的预期改变将影响消费增速的提高。2009年1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6.0，比上年同期大幅下降了8.8个点；同时，消费增速也从2008年1月的21.2％，下降到2008年12月的19％，下降了22个百分点。
政策力度加大将导致消费增速略高于预期。2009年全年消费不会出现明显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对消费增速的就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中央财政将大力投资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保障性安居工程、文化方面的民生支出，这些都将促进消费，有助于减缓消费增速的下滑。其中，政府将采取两项最重大的举措一医疗改革和教育改革，正在征求意见，如果这两项措施出台，将对中国的消费市场产生积极效果。近几个月，商务部也在加大力度，积极采取措施搞活流通，扩大消费。政策重心是在农村消费市场方面，拉动农村消费。比如，全面推广“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电脑下乡”等。
外部经济恶化可能超预期
根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在2008年最后三个月里，经济调后的GDP年增长率被向下修正至-6.2％，远低于原先报告的初值-3.8％。种种迹象表明，此前对全球经济的预判过于乐观，全球经济恶化的程度很可能超出预期。
我国的出口一直与美国为首的OECD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而经合组织(OECD)最新公布的综合领先指针显示，OECD的经济前景进一步趋弱、，这轮经济周期的放缓程度为十年来所未见。最新公布的OEcD领先指数已经从前期的93.27下降到了92.33，而在2008年3月时OECD领先指数依然保持在101.07。基于以上的观察，我们认为我国出口增长存在着更大的下行压力。
其次，周边国家货币贬值和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加大出口压力。目前部分经济体，特别是亚洲国家货币贬值，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这都将严重影响中国出口。
经济将出现“U”形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