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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审美；西方审美教育；儒家音乐教育思想
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国家对具有综合素质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在综合素质人才培养中，美育是不可缺少的内容。早在1922年，著名教育家先生提出了新式教育理论，他认为“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善的教育”。蔡先生在《美育与人生》中指出：“人人有感情，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之行为，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要转弱为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养。陶养的工具，为美的对象；陶养的作用，叫做美育”。他把美育划为三个方面，一是家庭美育，二是学校美育，三是社会美育。音乐教育是学校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不仅在基础教育阶段，而且在高等教育阶段，美育的实施仍然十分重要。
一、古希腊音乐审美观及音乐教育
音乐体现一种和谐，这是古希腊人对于音乐的传统看法。和谐从两个层面来看，一种是建立在数的结构之上的和谐，另一种则是心灵的和谐。
古希腊最早明确提出和谐思想的哲学派别是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主要是从自然科学观点去看美学问题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大半是数学家，便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的一切现象，和谐由一定的数的比例所构成，音乐的音程就是一种符合比例的安排。在这里，“和谐”作为一种音乐审美观念或者审美范畴，是建立在对音乐形态构成的认识基础上的。该学派甚至认为，“和谐”是宇宙万物的一种属性，处于运动中的宇宙天体，也是一个结构和谐的发出乐声的物体。在这里，和谐的音乐是建立在乐音运动与结构和谐的基础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将自然事物之间的和谐与协调的比例当成一种科学理想来追求，他们认为美就是和谐。他们首先从数学和声学的观点去研究音乐节奏的和谐，发现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数量上的比例组成的；他们还把数与和谐的原则应用到对天体运动的研究，从宇宙当中来看宇宙的规律，并寻找宇宙的和谐，他们认为行星在运行时会产生一种和谐的音乐，遵循一定的数的关系。天体之间、自然界中，存在着一种有秩序的比例关系，宇宙是一个大和谐体，能发出谐音。他们又认为人的肉体和灵魂也按比例构成小的内在和谐，人是小宇宙，因而人和自然界，人和音乐就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音乐是对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和人的内在和谐的表现与反映。
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下，古希腊的教育注重身心的和谐发展。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几何学的研究以及对空间结构和谐比例的推崇，促进了古希腊人对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和谐发展的追求。在古希腊教育的课程体系中，既有科学教育又有人文教育，既注重智力的培养，又注重人格的培养。柏拉图就从道德的角度竭力主张艺术家必须把“真、善、美”带给他人。他赞美音乐，因为“音乐教育比起其它教育都重要得多……节奏和乐调有最强烈的力量浸入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的方式适合，它们就会拿来浸润心灵，使它也就因此美化。”柏拉图关于音乐教育中的道德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希腊的音乐教育很注重音乐的教化作用，即音乐具有陶冶品性的作用。音乐影响性格，不同品种的音乐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性格。毕达哥拉斯的音乐思想开启了西方美学尤其是数一比例一和谐音乐美学的论题，而其中灵魂和谐的音乐观一直到十九世纪仍存余绪。
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审美及审美教育观
德国古典美学以康德、歌德、席勒和黑格尔为代表，其中康德哲学是西方哲学发展的转折点。在康德之前的理性主义美学强调美的理性基础，经验主义美学强调美的感性基础，康德认为他们各有其片面性，康德的理想美是将感性与理性统一起来。康德从审美经验出发，提出了美是一种对表象的，“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悦的对象就叫美”。康德认为美是一种无利害性和无概念性的感性现象，这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美的道德功利性；但借助意识把握事物的理性，他又提出了美的合目的性。“审美无利害”这一学说，常常被当作康德美学最主要的特征，对近代美学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审美是无利害的、超功利的，审美的和客体的性质无关，它没有任何利害上的欲求，是一种自由的愉快。”
审美教育的宗旨在于培养和提高人的审美能力，包括判断美与丑的能力以及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的能力。席勒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美育”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人性”的自由解放与发展。席勒的美育理论继承了康德的哲学思想，康德把感性与理性突出地揭示出来，但对二者的统一并未作透彻的论述，席勒则企图证明感性与理性可以在艺术与审美活动里统一起来。席勒所认为的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完成了这种统一，人“才能对纯粹的形象显现进行无所为而为的自由的欣赏，才摆脱物质需要的束缚。”…席勒肯定了美育在完善人格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性的完善要通过“感性的人”向“理性的人”的提升来实现，而审美则是从“感性的人”达到“理性的人”的不可缺少的桥梁。此外，席勒把审美看成是“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之间的一种“游戏冲动”，在审美游戏中形成了艺术的自由形式的创造。席勒的游戏说是审美的游戏说，是理性原则加入感性中使感性形式飞跃到审美形式而形成，具有从自然的必然到自由的创造的超越性。席勒主张依赖于文学艺术，通过审美教育来达到自由的彼岸。可以说，从席勒开始，美育才真正确立了它的独立的地位。在《美育书简》中，席勒将体育、智育、德育与美育区别开来，而且把美育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并置于其它各种教育之上的重要地位。席勒的美育观对当今的美育实践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站在历史的阶段上看，德国古典美学中的音乐美学思想继承了古希腊以来的哲学本体论传统，超越了艺术摹仿说，向感性与理性的融合迈出了探索的脚步，对现代音乐美学提供了借鉴和汲取的思想基础。
三、中国儒家音乐教育思想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故“礼”、“乐”并称。在儒家看来，乐是从属于礼的，礼与乐密切相关，互为表里，礼需要 乐的配合，乐也需要礼的引导。礼是指儒家所提倡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道德规范等上层建筑。为了维护旧的统治秩序，儒家认为必须强化礼制，而强化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配合以乐的教育，使礼与乐结合起来发挥作用。乐是礼的一种仪式，礼是乐的一种规范，乐让人们在和谐有序中自觉遵守礼。
儒家思想认为通过乐教可以更好地来实施礼教，即伦理道德教育。孔子、孟子、荀子都十分重视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轻视音乐的娱乐作用。孔子认为，乐是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它的政治内容的。儒家乐教的最终目的都是为政治统治服务的，希望通过礼乐教化，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社会。孔子说：“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一切道德规范都在“奏其乐”的艺术教育中得以完成。音乐可以令人内省自己的行为，使人进入气定神闲、和顺优雅的精神状态。要社会和谐，人们必须守礼。而礼是强加于人的，只有通过乐的疏导，使其自然而然地发生与礼互相配合的作用，让人自觉遵守礼，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因此，儒家的美育重在培养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音乐美学强调：“安善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即运用音乐的美感来感染人、教育人，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德育教育。音乐是以感性宣泄见长的艺术，它可以深刻、强烈地作用于人的意识，有效地发挥道德教育的作用。“乐者，通伦理也。”“善”为道德之核心，“美”为音乐之品质。善者，美也；美者，善也。音乐与德育之间，即在善美互生、德乐互化，美好的音乐熏陶美好的道德。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乐教思想和美育践行，为中国古代美育、德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儒家的音乐理论对后世道德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20世纪初中国学者对美育的认识
虽然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诗教”、“乐教”，但现代意义的“美育”则是20世纪初由王国维、等人从西方传人的。
王国维的美育思想以康德的哲学美学学说为基础，又广泛汲取了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尤其是席勒等人的美育理论养分，认为美育和艺术是不为经济利益、政治伦理和社会时尚所左右而自主独立的，但与此同时，人们又可以通过审美实现拯救灵魂、改造社会的目的。
首次提出将美育列入国家教育方针，这对后来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美育不同于德育，更不同于智育，它是美的情感教育，其教育的方式是陶养。既然美育是一种教育，那么它的主旨就应该是提高人的道德情操，培养人的创造能力和献身精神，无论是审美及艺术的鉴赏、娱乐、消遣和享受，都必须强调它的教育意义。他反对把文学艺术当作消遣品，反对毫无社会意义甚至有害的娱乐活动，主张用健康的、具有思想道德教育意义的审美鉴赏活动“代替不好的消遣”。的教育主张可概括为健全人格教育，将德育摆在四育之首，以美育与智育来辅助完成德育的任务。他认为不能离开美的特点去实施美育，美育的范围是全社会，对象是全体国民。美育可以美化人生，校园中应该开展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这样可以使同学们之间的感情融洽，生活丰富，以培养美的心灵。认为音乐教育是美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音乐教育可以促进人的心理、生理的健康发展。对于音乐教学方法，他认为应适合学生的特点，不可机械照搬外国之教法，要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使其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他积极主张学习吸收外国优秀文化成果，但同时又特别提到在教学中要注意运用我国民族传统音乐文化的成果，不可盲目崇洋。
中国近代美育思想是在引进和汲取西方美育思想的背景下，在试图将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现代化，以顺应时代要求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对当代美育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与启示
古希腊和谐教育的实践对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教育传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后世西方和谐教育理论的历史渊源，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价值。孔子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音乐思想代表了中国古代乐论的正统，影响极其深远。作为儒家音乐美学发源地的中国，现在大力提倡音乐审美教育是对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延续，是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在现代教育中的升华。中国近代美育思想是在引进和汲取西方美育思想的背景下，并结合中国传统美育思想以顺应时代要求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的美育思想在中国没有很好地实施，但它确立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基本价值观念，对现代人研究美育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当前恰逢我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时期，音乐教育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审美意识，认真思考和借鉴中西方先进的审美观及音乐教育思想，对开创21世纪生机勃勃的我国音乐审美教育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1 重视美育净化心灵的作用。古希腊和谐教育的重点是美育。和谐发展的最终归结点为培养完美的人格，使人具有至美的品性。古希腊的美育不是单纯地进行艺术技能的训练，而是重视美育对于净化人的心灵、培养人的情感、陶冶人的精神的作用。而我国的美育一直相对落后，主要是美育的观念存在一定的问题。重技能训练、轻性情陶冶。而且，美育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普及。我们的审美教育应从古希腊教育那里得到深刻的启示，审美教育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会学生某种东西，而是要通过对艺术美、自然美的创造、欣赏和审美来陶冶性情、净化心灵、提高素养，从而达到培养大学生具有全面发展的人格的目的。
2 完善、深化美育观念。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对审美教育的指导只要表现在贯彻“诗书礼乐”的原则上，音乐教育就必须与其他相关的教育形式共同完成培养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人才的任务；从音乐的本质和审美功能出发，实现音乐教育的德育功能。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2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2.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2.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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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3
[论文摘要]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礼 乐文化等观念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是巾围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影响着华民族上千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其中庸思想、仁学体系、礼乐文化等观念对当 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哲学ltl煎要的思想范畴之一。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 ，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携手并进，}；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元沦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秋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 ，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 “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 Il要起列撼础性作用。
(一)“仁”者“爱人”
“仁者，爱 人也。”《论语 ·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_r一个最 本的价值要索 ，这就足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已”。在儒者看来，见“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 ， 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予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 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 ·里仁》)
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沧语 ·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三的 予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恕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所谢：“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 ；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 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二 )“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 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
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 1|对人生的发腰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予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 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足“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 ，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 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 ·河南程氏外书》) 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足不讨’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 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 ，为我们构建不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三、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日：“乐民之乐者 ，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 ，忧以天下。”(《孟子 ·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 问的关系 ，使之 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 ·学而》有‘r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 ·学而》。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 ，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 “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礼记 ·乐记》)。“和”，意味着和合 、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 ，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 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 ，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 ，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 ·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 ，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 ·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巾”，就是按“1l1”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也不是 中立 ，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巾正” 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巾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 ”解释为 ：“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 也。”“巾和”一词的含义为按“巾”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荚的理想化状态。
《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 ，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 ·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 ，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 ·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 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 ·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 ，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 ，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儒家思想总的来说 ，它体现了以“仁”为核心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和谐社会，以“中庸 ”为方法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最高的自然法则，在天地人和谐共生的生命系统中，儒者所倡导“仁民爱物”、“民胞 物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礼乐之文化修仁义之德性，正如明朝王阳明所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 ，其与天地万物一也”(《王阳明全集 ·大学问》)。
参考文献
1 《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2
2 《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
3 《周易》．甘肃文化出版社，2006，2003．6
4 《春秋繁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4
摘要：《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一部重要书籍。本篇文章就《论语》中《颜渊》这一章里所出现的成语进行不同角度的分类和浅析，并比较这些成语，熟语在古今不同的时空发生的变化和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
关键词：成语；出处；归纳分类
《论语》是儒家的原始文献，是儒家思想重要体现的载体，也是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成语是我国汉语语言文字词汇中一部分定型的词组或者短语。很多成语都是从古代相承沿用下来的，更有不少直接出于《论语》，这些成语时至今日仍具有鲜活的生命，被运用于生活中。
作为儒家思想中闪光的语句词汇，被人们千年来使用，有的原封不动直接成就了一些今日所用的成语，还有一些减缩而成。它有固定的结构形式和固定的说法，表示一定的意义，在语句中作为一个整体单位来应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辞典》中以严格上意义的成语和由谚语等其他熟语形式转化而生成的准成语为采收的标准，一般的谚语，惯用语，格言名句以及结构松散的语句等则基本不收录，即使如此，这本辞典收录的古今汉语成语1800多条中，直接来源自《论语》的就多达240条，所以可见《论语》中儒家的精华语言原封不动的流传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重要一个方面。
下面就将《颜渊·十二》中所出现的成语逐条理出，并按不同角度分类。此节一共分为二十四章，有“问仁”，“问君子”“问政”几部分，都是关于儒学之用。
一、成语列举
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内省不疚；司马牛之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浸润之谮；足食足兵；必不得已；驷不及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片言折狱；约之以礼；成人之美；风行草偃/化若偃草；察言观色；一朝之忿；举直错枉；以文会友等等。
二、成语按形成方式划分
从上面二十四章出现的成语的形式，我们可以看出千百年来人们使用《论语》中语句的形式并按照这个划分出成语产生的几种情况：
直接出自原文。这类短语从古至今没有发生变化，保留了原貌，很多成语都是直接的源自于《论语》。如《颜渊》中：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内省不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必不得已；浸润之谮；足食足兵；驷不及舌；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人之美；一朝之忿；以文会友。
简缩于原文。所谓简缩，就是将原句或者短语中的虚词或者其他可以省略的成分去掉，压缩简略而成的成语。如《颜渊》中：片言折狱；察言观色；举直措枉。
组合而成。将原文几句话，或者几个短语中的精华部分选出，略去其他部分，组合而成的成语。如《颜渊》中：风行草偃。
由原文派生。在原句原义的基础上，加上后人对语句的理解与归纳，形成一句新的更容易让人使用的成语。基本原义是不变的，因此总结为派生出的成语。如《颜渊》中：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化若偃草。
三、按孔子儒家思想的不同方面划分
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指根本。儒家思想志在从新树立一个理性化的封建社会，因为当时周期的封建社会正在趋于崩溃。所以按这些儒家思想不同的侧重点又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论政从政。这主要是指孔子对于统治者的政策做法的建议与期望，来维护贵族等级关系，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维护伦理纲常的典型建议；如风行草偃，讲的就是从政者的责任问题，在上不在下，下有缺失，当由在上者负责；如浸润之谮，也是对国君用人者而言，择善而用；再如足食足兵，片言折狱。
论待人接物。这里是指与人相处，处理事务的方法方式。如驷不及舌或者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戒不假思索而言他；如恭而有礼，对人和善，亲切；再如察言观色，以文会友等。
论修身。对于自身内心的修养方面，如一朝之忿，约之以礼，成人之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司马牛之叹，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内省不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等。
四、按现如今这些成语的使用广泛与否进行划分
虽然时隔千年，有些词语的已经在被人们使用的过程中渐渐发生了变化，但是那些触及生活跟生活密切相关的词语却一直被人熟知，讲话中写作中常常用到，所以这些也可以按照是否关系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来划分：
1.生活中常用。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察言观色，成人之美，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四海之内皆兄弟，内省不疚等等。这些成语对于人们来说，非常熟悉，大部分在生活中，学习中都能够用到，并且延伸出很多深层意味。
2.特殊语境中使用。如足食足兵，片言折狱，风行草偃等。这些成语可能在日常的生活中用处较少，但是特定场合的使用还是很适合，所有这些成语依然具有生命力。
五、小结
本文通过对《颜渊·十二》中成语进行不同角度的划分并解析，可以看出《论语》对于现代汉语言发展的影响力是很深的，虽然时光流逝了千年，那些精粹的语汇依然活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跟据它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度如何，也可以看出古往今来中国的群众关注的重点在哪些方面，这些儒家思想有哪些被人们认可而代代相传下去。所以对于这些熟语的分析是非常必要的，本文也就这些浅浅的方面进行探讨。虽浅薄，但不妨引玉，让更多的人了解今日我们的语言变化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过程以及那些息息相关于生活的词汇的最初来源。（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论语》，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5
儒家 五常思想 理想人格
一、引言
儒家思想中的“五常”思想即“仁”、 “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其精辟的思想精髓和优秀的传统道德内涵就是儒家思想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理想人格即圣贤人格。儒家思想强调在内圣基础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在儒家文化里的理想人格建构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儒家对理想人格特别关注。因此，儒家“五常”思想就构建立理想人格提供了可以值得鉴赏的思想资源和现实启迪。
二、儒家的“五常”思想对塑造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
1. 以“五常”思想中的“仁”来培养个人的爱心
“仁爱”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仁爱”思想对构建理想人格重要的启示。“仁”是“五常”思想的核心，“仁”是孔子确定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孔子终身追求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目标。“仁”的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其本质规定是“崇尚仁道，追求博爱”；外延归结起来由四个层次所构成，即“爱身”、“亲亲”、“仁民”、 “爱物”，不但有人类的爱，也有自然的爱。论语中孔子对“仁”作了几种诠释。首先，孝悌者也，是为仁之本质也。父母亲而又尊，要先之又先，必须孝敬。兄长同胞，又先我生，必尽悌道。其次，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有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将“仁”视为做人的根本，孟子将“仁爱”之心归于人之天性，“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侧隐之心，非人也。”两位圣人的主张为人们自觉行“仁爱”，自觉维护“礼”提供了最根本、最有力的理论基础。再次，克己复己为仁。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
2. 以“五常”思想中的“义”来增强个人的正义感
儒家所说的“义”主要指道义、正义和公利。“义”作为“五常”思想中的德目，是孔孟等人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前正义、公平、无私等思想的基础上概括提升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标准。
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一方面承认人有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不否定利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儒家形成了明显的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强调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取”。 孔子在义利观上抬高义而贬低利，具有轻功利的道德决定论倾向。
其次，在利益关系上，主张“先公后私”，认为公利大于私利、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善群则善生”（《苟子·王制》），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主张“兴天下之同利”（《苟子·正论》）；孔子主张富国富民，要求权贵“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日》），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谋福利。 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要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集体就像是大海，个人就是其中的一朵浪花。有了大海的宽广，才有浪花的多姿多彩；也正是因为有了壮美的千万朵浪花，才为大海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最后，在构建理想人格上，要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以天下为己任”，注重人的尊严和气节。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人更加需要雕琢、修养，才能构建出理想的人格，才能成为大器。在实践中不断的磨炼出自己的意志和道德品质，千锤百炼，才能造就一个有作为的人。
3. 以“五常”思想中的“礼”来培养人的文明感。
“礼”指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和道德规范。从广义上来看，“礼” 泛指典章制度。“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苟子·劝学》） “礼”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必要保证。小到从人际交往，大到治国，都需要我们各自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则，以形成一种有序化的状态。在“礼”的规范要求下，我们每个人都在严格的等级序列中明确好自己的位置，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通过“礼以定分”而达到一种“和”的状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高度概括了礼的核心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和”。“礼”强调在不同个体之间要彼此尊重，要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氛围。这种和谐是一位总揽全局的决策者，让万事万物各就其位，让他们演绎真实的自己，成就真正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人和和谐的社会，就是“礼”的终极目的。狭义的“礼”是指最高的道德规范。首先，明“敬让”之礼。谦虚礼让，尊老爱幼。第二，明“和谐”之礼。和谐是一种合力。踮起脚尖往果皮箱里扔糖纸的孩子；采血车中无常献血的小伙子……这是一幅幅和谐之美的图画。我们一直在宣传“构建和谐社会”。什么是和谐 我想这就是和谐。和谐不一定非要是行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时候仅仅是流过心灵的涓涓细流，于细微处给人以温暖。第三，明“约束”之礼物。要遵纪守法，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凡事有个度，不做违法犯纪的事情。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行“小”礼，恪守尊老爱幼，谦虚礼让之礼；还要行好为人处事、遵纪守法的“大”礼。
4、以 “五常”思想中的“智”来培养人的聪慧感
在儒家思想中，“智”的核心作用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是故夫智，仁资以知爱之真，礼资以知敬之节，义资以知制之宜，信资以知诚之实。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彻乎六位之终始。”说明了仁的实质、礼的节文、义的适度、信的诚否，都必须由智来认识、理解，只有通过智才能使它们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观念。智慧有先天的遗传，更有后天的努力。努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更需要巧，要动脑筋。这就需要发挥智慧，而不是做无用功，盲目、盲从、盲干，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增长智慧，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将知识活学活用。经过动脑思考，将所学的知识从“学会”变成“会学”。智慧是维系机遇和努力，获得成功的纽带
5、 以 “五常”思想中的“信”来培养人的诚实感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遗产中的瑰宝。诚信思想对修身养性、塑造理想性格和追求高尚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诚信”之礼，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德。诚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要求我们言行和内心所想的一致统一，不虚假，它也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无形的但又最具有说服力的“通行证”。 塑造诚信要从小事着手，不仅包括做错事情要勇于承认，还包括不欺骗人，还有就是在荣誉面前不把人家的功劳揽作自己的等等。让诚信发挥其必要的现实意义。 远离尔虞我诈，远离圆滑世故，多一份真诚的感情和信任的目光，脚踏一方诚信的净土，就可以浇灌出人生最娇艳的鲜花，夯筑起人生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
参考文献
[1]康宇.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J].求实学刊，2007，（3）.
[2]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儒学十三经[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
论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范文6
(3.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质量控制处 266003 4.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人民医院266555)
作者简介：王大文，教授，青岛大学，硕士生导师 , 主要研究医院文化建设与可持续发展。
摘要：儒家思想的主要内涵体现在医院文化建设方面就是：“仁”就是医院以患者、员工为本；“和”就是和谐的员工、医患、社会关系和积极健康的精神追求、价值观和院风；“义”就是病人效益最大化；“信”就是对患者的真诚和负责；“克己内省”就是医护员工要完善自我、内心省察自己的言行；“时变”就是创新医院经营理念、规章制度、技术和服务等；“礼”就是加强医院的管理、技术操作、培训等制度；“智”就是医疗科技以伦理道德为最高目标，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文化；儒家思想；医院建设
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是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中，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则反映着思维方式。医院文化，是指一定社会背景下的医院，在长期医疗服务中逐步形成和发育起来的日趋稳定的价值观和医院精神，还包括以此为核心而生成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理想信念、医院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医院服务意识、服务理念、经营战略等，是医院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也是医院综合竞争力、人员向心力和基础管理底蕴的外在表现。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几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品格。建设积极、健康、富有中国特色的医院文化，不能不借鉴传统文化，重新审视医院文化建设，从儒家思想中汲取智慧和灵感，加快推进和谐医院进程，为满足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需求营造优质、高效的医疗环境。
一、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和创造性转换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发轫于春秋时期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经世致用即应用性为主要特点，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宗旨，提倡仁爱、亲民、执中、忠恕, 强调“修己”、“向善”，讲求礼序，主张入世，追求人之身心、人与人、人与他人和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超越的“天”或“道”之间的普遍和谐统一的最终价值理想。儒家这种从个人的德性养成到国家天下平,从而实现社会和谐的思想资源, 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命信仰、道德精神和人格风范，与时代精神契合，对当今社会价值取向仍有借鉴价值。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一书中所言，全世界的文化发展终归要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一方面，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国的传统和现实、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至今产生着几乎是决定性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近现代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以及当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因此，我们既要以儒家思想重塑当代文化结构和社会心理，以实现和谐社会的伟大理想，又不能固步自封、刻舟求剑，不思改革和进取。这就要求我们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阐释，挖掘对建立现代社会有积极意义的因素。医院是一个现代化的产物，是传统文化所不曾面对的事物。但构成医院的最基本的元素仍然是人，医院所面对的服务对象也是人，儒家思想对人的本质、发展、理想的思考就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二、医院文化建设的儒学观照
要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诸多问题，当然最根本的是医疗体制的改革，但加强医院文化建设也是医疗改革的决定性环节。因为目前医院的市场化本来就是为解决十几年前计划经济下的痼疾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如果不从医院文化的层面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对市场化的否定又将回到原来的老路上去。1988年，全世界75位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会后发表宣言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纵观全球，遍览古今，儒家思想已被成功应用到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医院是社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医院文化是医院医疗与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条分缕析当前医院文化建设的得与失，应将儒家思想古为今用，在医院文化建设方面应发挥它的作用。明代陈实功在《医家五戒十要 》中第一要就开宗明义主张“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同道之间要“和为贵”。
(一)仁爱思想与医院和医务人员的天职
“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核，是人类共同应具有的基本道德精神财富。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第十二》）,就是要对思想和行为进行自我制约,以达到符合社会规范和要求，成就君子人格。孟子说:“仁者,人也”，指出“仁”的本质就是人道原则,即肯定人的尊严;另一方面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仁者爱人”，不是某种具体的对人的关心爱护，而是终极意义上的把人当人来对待，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把人当作目的，即以人为本, 注重从人的角度来观照人生、社会和自然,认为天、地、人三者中人为主导。“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第九》)，“人有气, 有生, 有知,亦且有义, 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正如方立天教授所言:“儒家人本主义传统以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2],道出了儒家思想的本质。而这正是现代医学伦理的根本原则，即人的生命和健康是最珍贵的。《论语・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马厩失火，孔子首先关心的是人有没有受伤，认为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孔子在讨论赡养父母的问题时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不仅是把父母养活就行了，而是要让他们有尊严，像父母之为父母那样活着。
中国古人对医疗提出了“大医精诚”、“人命至重”（孙思邈语），“活人为心”、“医乃仁术”（陆宣公语），“医贵贤达”（寇宗语），晋杨泉夫说：“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物理论・论医 》）医院应把“人”当作最高价值，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以人为“本”的核心是把人的本身全面发展看做管理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不仅仅把他们当成生产要素或资源。”[3]③在医院，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患者为本。就是站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角度，真正把他们当作需要特殊照顾的人，而不是“利润的增长点”，站在尊重和重视“人”的角度，要根据就医者的疾病特点、经济状况及自身需求等，帮助其选择最经济适宜、疗效最好的检查治疗方法。应坚持诊疗方案最优化、检查化验合理化、因人而宜个性化的原则，全方位满足患者需求,将医疗服务导向满足人们多样化、个体化需求的发展方向,并将服务延伸到院前的预防、健康教育指导和院后的随访、心理咨询等。此外,人性化的细节服务也必不可少，如简化工作流程、完善便民服务措施、实行全程优质服务、网络医疗咨询、远程会诊系统、健全的导医和顺畅的就医诊疗流程都能大大提升患者对医院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要像《大医精诚》中所言“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见彼苦恼, 若己有之, 深心凄怆”，对待患者“皆如至亲之想”。“恻隐之心”本身就是孟子所言善端之一。还要常怀宽容之心，甚至是“以直报怨” (《论语・宪问》)，对患者及家属多一份理解、宽容和体恤之情，提倡奉献、利他,在无私的奉献中体现个人价值，相对弱势人群患者得到生理或心理的帮助，即孔子：“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温暖礼貌的话语及行为，是进行良好医患沟通的基础，是建立平等和谐医患关系的保障。”[4]是以员工为本。医护员工是医院的主体,是医院的最大资本和最好资源，人力资源是医院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态度和意识上尊重他们的“本身”，而不单单是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本”，医院应以所有员工的利益为重，营造鼓励员工开拓创新的氛围,建立公开、公正的业绩考核评价机制和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员工潜能，帮助他们提高能力，实现他们所能实现的最佳目标。首先,要充分尊重员工,培养员工的责任感、使命感、成就感,把造就人、善用人作为医院发展的着力点,为医院员工的发展构建一个坚实的平台,从而实现医院和员工发展的双赢。其次,在管理上善于分权,强调员工的参与,给员工充分的主动权,把他们的积极性和潜能充分发挥出来。再次,在管理方式上,强调柔性管理,为员工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一个宽松、愉悦的环境。
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人的生命健康是第一位的。在政府财政支持不能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医务人员经常要面对社会义务和经济利益的选择。显然，在儒家思想看来，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社会义务是无条件的。任何现实的、具体的经济原因都不能影响到对人的生命健康的维护和救治。
(二)“和而不同”与医院文化建设目标
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和”就是要吸纳不同以达到平衡和谐,相互顺应而不冲突，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中庸》）。这是儒家基本的价值取向之一。儒家强调“人人之和”、“天人之和”、“人地之和”,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应达到一种普遍的群体的和谐状态、和平环境、和洽气氛，注重“修己”、“修身”的人格和谐，“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仇必和而解”的天下和谐。在另一处，《中庸》将此意表达得更为明确：“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明确表示，建立在“中”这一天下之大本基础上的“和”是天下之达道，人能够达致天下之达道，则可以使天地万物达到各安其所、物各付物的理想境界。朱熹对上引《中庸》解释说：“致，推而极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就是通过人的践性成德以致中和，其极致即可达到“天地位”而“万物育”的理想境界。建设现代医院文化的目标，按照儒家思想考量，就是要建立和谐的员工关系、医患关系、社会关系和积极的精神追求、正确的价值观和健康的院风。
同时，孔子还提出“君子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就是只有善于协调、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又能形成新的意见，最终达成共识，而决不是盲从附和，这样的人才是君子；而小人则不能正确对待不同和分歧，只会盲目附和，去追求毫无原则的统一，因而也就达不成新共识。建设现代医院文化的目的,就是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努力营造一种富有活力的医院氛围、畅通的民主渠道，形成言者无罪、闻着足戒的风气，思维活跃、决策民主的氛围，而不是搞一言堂。
(三)“义以为上”与医院道德文化
西方医院文化相对中国至少有两个优势，一是严密的法律体系，二是宗教精神。法律是强制性的，而宗教和道德依赖于个人的自觉。西方医学界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体现了西方医学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医学文化中是缺少这种精神资源的，因此必须把儒家的宗教性道德，作为建设医院文化的本土资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家对士人的道德要求，但中国缺乏宗教精神的文化背景中，恰好可以充当医院文化的精神资源。因为医院的社会职责要求它的主体具备一种宗教担当精神。
儒家对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根本价值的思考与追求,体现为对义的思考与追求，把义作为人的根本特点和价值取向,是儒家道德精神的精髓。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第四》),“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论语・述而第七》),“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第十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提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大丈夫”人格。儒家还认为，义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德性,而是应当、适宜、合适的行为方式;而利为万物所生,为天地所载,乃公共之物,故不可专为己有,否则,其害无穷。孔子认为以义为重，义中生利。主张“义以为上”，“以利从义”“以利导义”“以义制利”。孟子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个人与国家、集体发生利益矛盾时，应以国家、集体的利益为重，在保证国家、集体利益的前提下谋求个人的合法利益。作为差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医院不可能不需要“利”的支撑,但对利的追求要有合理的边界和限度,要有基本准则。它首先是一个社会组织,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与发展,如果背离了职业特性,即使再赚钱,也得不到病人与社会的信任,医院也就远离了其社会使命。医疗服务的基本目标是社会公众利益最大化,在医院就是病人效益最大化,优先满足群众对这种利益的追求,这是医疗服务中始终应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因此,医院的经营应与社会协调发展,以社会卫生资源、医疗服务形式为公众健康服务,并获取社会回报。
(四)“无信不可”与医院发展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第二》)又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也。”孔子把诚信放到做人之根本和天道的高度来认识，可见其重要性。尤其是现在处在信用时代，做人做事都要讲求诚信，以诚信为本，有时甚至把诚信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医院从事医疗活动，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患者求医，是对医院的信任和渴求，医护人员更应讲求诚信，倍加珍惜，尽最大努力，挽救患者的生命健康。“诚信作为医院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是医院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医院的第一核心竞争力。诚信是医院对社会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高度体现和集中反映了医院主要领导的职业操守和医务人员的品质修养。从医学伦理学范畴看,诚信的内涵表现在:对患者给予应有的真诚和负责;对患者给予的治疗不应以纯经济利益为目的,并给予患者安全权和知情权等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