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十二则范文1
一、基数
基数词是文言文中表数的基础，即一、二、三……这些数目字。
1．文言文中绝大部分基数词沿用至今。我们在阅读时用现代汉语的语法习惯就能理解。如：
(1)十年春，齐师伐我。(《曹刿论战》)
“十年”即“鲁庄公十年”。
2．整数与零数之间加上“有”(读yu，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又”字)字，连接整数与零数。如：
(2)奉命于危难之间，受任于败军之际，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出师表》)
“二十有一”即“二十一”。
3．用两数相乘表示一个整数。如：
(3)三五之夜，明月半墙。(《项脊轩志》)
(4)秋公回头看时，乃是一女子，年约二八，姿容美丽。(《灌园叟晚逢仙女》)
“三五”指农历十五日，而不是初三、初五；“二八”不是二十八岁，而是指“二”与“八”相乘的积，即十六岁。
4．两个数之间的零位不用“零”，如表示“一百零几”时就用“一百几”的形式表示。这就形成了在“百”“千”“万”等位数后面直接加上零数的表示方法。如：
(5)桂阳郡共管辖十一城，户，十三万五千二十九，口，五十万一千四百三。(《后汉书・郡国制》)
“十三万五千二十九”就是“十三万五千零二十九”，“五十万一千四百三”就是“五十万一千四百零三。
5．基数中的数词“十”“百”“千”“万”前的“一”字通常省略。如：
(6)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小石潭记》)
“百二十步”即“一百二十步”。
二、序数
1．在基数前加“第”。这种情况较少见。如：
(1)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活板》)
2．不用“第”而直接用数词表示。这种情况较常见。
(2)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曹刿论战》)
(3)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家功。(《论贵粟疏》)
“一鼓”“三鼓”即“第一次击鼓”“第三次击鼓”；“一曰”“二曰”“三曰”即“第一是”“第二是”“第三是”。
三、分数
1．与现代汉语一样，用“几分之几”表示。如：
(1)秦地，天下三分之一。(《汉书・地理志》)
2．省略“分”字，用“几之几”表示。如：
(2)然民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过十之一二。(《治平篇》)
(3)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问说》)
“十之一二”即“十分之一二”；“十之八九”即“十分之八九”。
3．省略“分之”，即直接将分母和分子按顺序排列。这是文言文中分数最常见的表示形式。如：
(4)盖予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游褒禅山记》)
“十一”是“十分之一”的意思。不能将它们与基数和约数相混淆，阅读时要根据上下文加以辨析。
四、倍数
文言文中倍数的表示方法与现代汉语差别不大，一般是在基数词后加“倍”字，也有单用数词表示的；如果是一倍则省略“一”字而单用“倍”字表示。如：
(1)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孙子・谋攻》)
“十”即“十倍”“五”即“五倍”，后都省略了“倍”字，从具体语境可以看出，“倍”表示“一倍”，“一”省略。
五、约数
约数表示与实际数目接近的数目。文言文中表示约数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用“十”“百”“千”“万”等整数表示约数。如：
(1)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石钟山记》)
(2)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百人”不是具体数；《诗经》实际上有三百零五篇，这里说“三百”篇，是取其约数。
2．用两个邻近的数字表示。如：
(3)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游褒禅山记》)
3．在基数词前加“且”“将”“约”“几”“盖”“可”等表示约数。如：
(4)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愚公移山》)
4．在基数词后加“所”“许”“余”等表示约数。如：
(5)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从弟子十人所。(《西门豹治邺》)
(6)一车炭，千余斤。(《卖炭翁》)
六、虚数
虚数是带有夸张的数字，它与约数不同，约数表示与实际数目相差不远；而虚数是用来突出数量的“少”或“多”，与实际数目关系不大，有的甚至全无关系。
1．用数词“一”表示“少”的意思。如：
(1)若九牛亡一毛。(《报任少卿书》)
“一毛”是虚数，极言其少。
2．用“三”“九”“十二”及其倍数作虚数，一般表示“多”。如：
(2)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十则 》)
(3)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
3．“十”“百”“千”“万”也常用来表示虚数，如：
(4)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木兰诗》)
(5)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阿房宫赋》)
“百战”“十年”“万世”都是言其多。这种用法一直保存在成语中沿用至今，如“十年树人”“百折不挠”“千载难逢”“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等。
值得注意的是，“三”既可表虚数，又可表基数。如例(2)中的“三”是表虚数，指时间长，“多年”的意思。下面例子中的“三”则是表示基数。阅读时要根据语境作出正确的解释。
(6)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出师表》)
“十”“百”“千”“万”既可用来表示约数，也可用来表示虚数，也要注意辨别。
七、问数
询问事物数的数量叫问数。文言文中常用“几”“几何”“几许”等表示。如：
(1)罗敷年几何?(《陌上桑》)
论语十二则范文2
[论文摘要]法语语法教学在目前存在诸多弊端,根据相关语言和教学理论以及教学实践经验,对高职法语教学中新的语法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随着交际教学思想的传播,一直在语言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语法在教学中的地位被严重削弱。在我国,甚至有人把学生口头交际能力较差的原因归结于语法学得太多,因而也出现了“淡化语法”的现象。在法语教学中,语法是研究词形变化和句子结构的规则体系,它是为培养技能,形成语言交际能力服务的。语法知识对高效率的交际起着制约的作用,语法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语法教学要重视,决不能淡化和排斥。因此,怎样使枯燥的语法规则具体化、生动化,并力求使学生在运用语言的实践中比较轻松地逐步熟练和掌握语法就成了法语教师在当今的教学中不断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一、语法教学的理论基础
在外语教学史上,围绕该不该教语法以及如何教语法曾有过长期的争论。语法教学受不同教学法理论的影响几经兴衰。由于krashen的语言监控理论的影响和交际法的盛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语法教学在西方外语教学中受到严重削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外外语教学界对语法教学的重要性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语法教学又重新受到重视。教育专家提出了两种方法:显性语法教学(“explicit grammar teaching”)和隐性语法教学(“implicit grammar teaching”)。
显性语法教学是指通过学习语法规则来达到掌握语法的目的,侧重在教学中直接谈论语法规则.语法教学目的直接明显,强调的是教师一方的作用。在显性语法教学课堂上,首先要求教师呈现或描述语法结构或语言点,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语法练习。显性法把法语语法看作一套知识体系。通过教师的系统讲授和学生有意识的学习操练达到掌握的目的。隐性语法教学是指在教学中避免直接谈论所学语法规则,主要通过情景让学生体验语言,通过对语言交际性运用归纳出语言规则,强调的是学生一方的作用。隐性教学法强调学生学习语法必须置身于有意义的可理解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尽可能自然地习得目标语语法。随着显性语法教学与隐性语法教学这一对立概念的出现,语法教学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语法教学最有利于学生交际能力的形成。
二、法语语法教学的现状分析
在过去的语法教学中,法语教师通常依赖于传统的显性教学法,即采用演绎法来教授语法规则。演绎法的教学模式为:规则-例句-练习。尽管演绎法直截了当,省时省力,学生压力较小,但它也会养成学生消极的学习态度。对于教师灌输的语法知识,他们更多地依赖记忆。在客观上,这就造成法语教学中长期存在重视语法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学生交际能力培养的状况。其结果是学生讲起语法来头头是道,口头交际的能力却很差。
如今,在以培养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为目标的高职法语教学中,语法不再是教学的出发点,取而代之的是一整套按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等级来划分的培养目标。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是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五种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上。语法能力的培养只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中语言知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为了达到培养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这一总体目标,这就要求法语教师重新认识语法教学的目的,改变语法教学的方式。不要把语法学习当成是简单地记忆一些语言规则,而是应将语言的形式、意义和交际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内化语言规则,从而使学生能正确地运用所学语言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法语语法教学 显性语法教学 隐性语法教学
[论文摘要]法语语法教学在目前存在诸多弊端,根据相关语言和教学理论以及教学实践经验,对高职法语教学中新的语法教学方法进行探讨。
随着交际教学思想的传播,一直在语言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语法在教学中的地位被严重削弱。在我国,甚至有人把学生口头交际能力较差的原因归结于语法学得太多,因而也出现了“淡化语法”的现象。在法语教学中,语法是研究词形变化和句子结构的规则体系,它是为培养技能,形成语言交际能力服务的。语法知识对高效率的交际起着制约的作用,语法是交际能力的一部分,语法教学要重视,决不能淡化和排斥。因此,怎样使枯燥的语法规则具体化、生动化,并力求使学生在运用语言的实践中比较轻松地逐步熟练和掌握语法就成了法语教师在当今的教学中不断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一、语法教学的理论基础
在外语教学史上,围绕该不该教语法以及如何教语法曾有过长期的争论。语法教学受不同教学法理论的影响几经兴衰。由于krashen的语言监控理论的影响和交际法的盛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后语法教学在西方外语教学中受到严重削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外外语教学界对语法教学的重要性有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语法教学又重新受到重视。教育专家提出了两种方法:显性语法教学(“explicit grammar teaching”)和隐性语法教学(“implicit grammar teaching”)。
显性语法教学是指通过学习语法规则来达到掌握语法的目的,侧重在教学中直接谈论语法规则.语法教学目的直接明显,强调的是教师一方的作用。在显性语法教学课堂上,首先要求教师呈现或描述语法结构或语言点,然后组织学生进行语法练习。显性法把法语语法看作一套知识体系。通过教师的系统讲授和学生有意识的学习操练达到掌握的目的。隐性语法教学是指在教学中避免直接谈论所学语法规则,主要通过情景让学生体验语言,通过对语言交际性运用归纳出语言规则,强调的是学生一方的作用。隐性教学法强调学生学习语法必须置身于有意义的可理解的语言环境中,才能尽可能自然地习得目标语语法。随着显性语法教学与隐性语法教学这一对立概念的出现,语法教学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语法教学最有利于学生交际能力的形成。
二、法语语法教学的现状分析
论语十二则范文3
古代文学论文白居易讽谕诗的语言分析
白居易诗一向被称为“浅切”（李肇《国史补》卷下）、“俗”（苏轼《祭柳子玉文》，《东坡前集》卷三五），甚至有“老妪能解”之说（惠洪《冷斋夜话》）。这些评论和传说都是就白诗的整体印象而言，而且有夸大贬斥之意。“老妪能解”更明显出于宋人臆造，与白诗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白诗按照作者本人所划分的类别，其语言运用和风格也存在着一定区别。其中，在语言斟酌上用力最多的，当属讽谕诗和长篇排律（当然，与白居易的艺术天性更为吻合、写得最为优美的应该是《长恨歌》、《琵琶行》等长篇歌行）；写得比较随意的，则是闲适诗和其他律体诗。 一 讽谕诗的用典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对语言运用提出过明确要求：“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新乐府序》全篇其实都是言必有据，这里提出的质、径、直、切四条标准都有来历，其涵义与所谓“俚俗”绝不相同。《荀子•性恶》称：“少言则径而省。”《论衡•正说》有所谓“径直之文”。《汉书•司马迁传》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辩而不华，质而不俚”（3）。《文心雕龙•明诗》称古诗“直而不野”，“怊怅切情”，《体性》赞赏“辞直义畅，切理厌心”，《比兴》谓“比兴虽繁，以切至为贵”。根据以上典据，可知“质”的意思是质实、真实，“径”的意思是不费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 切”的意思是表达（包括运用比兴等手法）真切易晓。这四条标准都是就文人创作传统而言，并且以某些经典作品为典范。它所排斥的，仅仅是文人创作传统中的另一类华丽、空洞、繁缛、迂曲的风格；不但不排斥典雅庄重的风格，相反，恰恰要以它的方式努力达到这一风格。此外还应注意，《新乐府序》所言还不能涵括讽谕诗中的另两卷五言古诗，五言古诗中由于包含大量兴寄体作品，其风格当然更显得古雅典重。
这种风格要求直接体现在讽谕诗的修辞和语言选择上。与人们可能有的“俗”的印象相反，讽谕诗中大量使用了来自经、史、子及前代诗文的典故和书面成语。有些作品为追求特定效果，几乎句句有经典来历，如《贺雨》。当然，《新乐府》中也有少数作品几乎不使用典故，如《卖炭翁》、《阴山道》、《紫毫笔》。但这样的作品数量极少，不能代表讽谕诗的总体情况。以下是对讽谕诗中五言古诗与新乐府杂言两类作品使用典故（事典）和书面成语（语典）情况的统计结果： 《杂兴三首》：楚王多内宠。（昭七）吴王心日侈。（哀元）伍员谏已死。（哀十一）《赠樊著作》：虽有良史才。（宣二）《感鹤》：况乘大夫轩。（闵二）《赠内》：冀缺一农夫。（僖三十三）《寄唐生》：功高虞人箴。（襄四）《寓意诗五首》：白水指为盟。（僖二十四）《答桐花》：雄鸡自断尾。（昭二十二）使用其他书面成语的，约930例（4）；其中《诗经》77例，《尚书》25例，《周易》23例，《礼记》37例，《左传》40例，《论语》29例，《老子》15 例，《庄子》29例，《楚辞》29例，《史记》39例，《汉书》35例，汉代文（赋）约40例，古诗20例，六朝诗约140例，六朝文（赋）约90例（其他略）。下面也给出《左传》的用例：
论语十二则范文4
2.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诗经大序》)
3.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
4.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诗经大雅抑》)
5.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
6.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
7.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8.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团将愁苦而终穷。(屈原《涉江》)
9.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楚辞卜居》)
10.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楚辞(离骚))
11.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12.满招损，谦受益。(《尚书》)
1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左传僖公十年》)
14.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
15.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左传僖公五年》)
16.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至三十三年》)
17.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
18.亡羊补牢，犹未迟也。(《战国策楚策》)
19.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
2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六十四章》)
21.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
22.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老子七十三章》)
23.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
24.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易经》)
25.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
26.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
27.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
28.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29.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30.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两》)
31.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
32.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33.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
34.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
35.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论语》)
36.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
37.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论语公冶长》)
38.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
39.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管子权修》)
4O.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谁北则为枳。(《晏子春秋》)
41.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
4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下》)
43.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
44.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上》)
45.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
46.生于优患，死于安乐。(《孟子告于下》)
47.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
48.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
论语十二则范文5
一、天地之性与本心
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东西。人与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因而人性应该是一个有着具体内容的实在。而人性论则是对于人的本质规定的看法，是从社会生活出发对于何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认识的总结。所有的人性论都是抽象的，因为它是对于人性问题的哲学概括；所有的人性论也都是具体的，在抽象的理论或观点背后，反映着具体的和丰富的社会生活。就此而论，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性理论冠之以"抽象人性论"而予以鄙薄，是一种狭隘和独断的做法。
在历史上以及在不同的个体之间，人们对于人性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因而人性论在时间上是在不断地演变的，在空间上是多样存在的。在哲学发展的童年时期，人们往往把人的自然属性当作人的本质规定，而在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的社会规定性。中国儒家哲学倾向于把人的道德性作为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本质规定，这虽然已是以人的社会性来规定人的本质，但其将道德涵盖人性之全部，则甚有偏颇与局限。而今人则认识到"人的根本就是人"，用人的实践、人的生活来说明和看待人的本质。这都标志着人们对于人性问题的认识上的变化与进步。由于儒家主要从道德上来说明和规定人的本质，所以我们可以把儒家的人性论称作道德人性论，并以此分析朱陆对于人性与道德问题的理论和观点。
1、性即理与心即理
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朱陆在道德人性论问题上似乎大相径庭。实际上，朱子与象山在与人性有关的许问题上看法都极其相似。
第一、朱子与象山都主张性善论。朱子说："人之性皆善"（《朱子语类》卷四），象山说："人性本善，其不善迁于物也。知物之为害，而能自反，则知善者乃吾性之固有，循吾固有而进德，则沛然无他适矣。"（《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第二、在人性的根源上，朱子与象山都认为"性"来自于"天"。朱子说："性者，人物之所以禀受乎天地也。……自其理而言，则天以是理命乎人物谓之命，而人物受是于天谓之性。"（《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中庸章句》）所谓"性"，是人从"天"处所受之"理"，就此而言，可谓"性即理也"。
朱子言"性即是理"，又讲"天"讲"命"，此"天"与"命"、"性"与"理"四者如何区别？朱子同意将四者作如下区分："天则就其自然者而言，命则就其流行而赋于物者言之，性则就其全体而万物所得以为生者言之，理则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其则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则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朱子语类》卷五）此四者之关系，"从本质上说，是实同而用异。"（同上）此外，"天"、"理"和"性"、"心"还有这样一种关系："大抵言性，便须见得是元受命于天。"（同上）"性与气皆出于天，性只是理。"（《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理在人心是之谓性。……性便具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朱子语类》卷九十八）因此，就"性"之来源而言，其来自于"天"；就"性"之本质而言，"性"乃是"理"；就"性"之担当者或主体而言，其属于"心"。
象山也同样把"性"的根源归之于"天"，他明确提出"在天者为性"的论断。象山弟子问："如何是尽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别？"象山答道："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又问："莫是同出而异名否？"象山曰："不须得说，说着便不是，将来只是腾口说，为人不为己。若理会得自家实处，他日自明。若必欲说时，则是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何为"在天者为性"？张立文先生认为，此即是有"天命之谓性"的意思。象山说："'成之者性也'，又复归之于天，天命之谓性也。"（同上）人性的根源就在于"天"。
朱子与象山把人性的根源都归结于天，从学术源渊上来说，他们都接受了《孟子》、《中庸》中把"性"推之于"天"的路线。《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而《中庸》开篇则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朱子在《四书集注》中对此也都有解释和发挥。而象山也多援引上文。如曰："孟子言'知天'，必曰'知其性，则知天矣'；言'事天'，必曰'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中庸》言'赞天地之化育'，而必本之'能尽其性'。人之形体，与天地甚藐，而《孟子》、《中庸》，则云然者，岂固为是阔诞以欺天下哉？"（《天地之性人为贵论》，《陆九渊集》卷三十）
第三、人性是关于人的类的本质，而在说到具体的个人所具有的人性之形成时，朱子与象山皆操"气禀"或"资禀"之说。
朱子持"气禀"之说："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无气禀，性便无所寄搭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人性是共同的，但作为每个个人所具有的人性，却是有差别的，这差别的根源，则在于气禀之不同。象山对于具体人性的形成，持"资禀"之说。他说："资禀好底人阔大，不小家相，不造作，闲引惹他都不起不动，自然与道相近。资禀好底人，须见一面，自然识取，资禀与道相近。资禀不好底人，自与道相远，却去锻炼。"（《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象山所说"资禀"，和朱子所言"气禀"相同，都是以禀气之如何来说明人性之差别。"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心有智愚，行有贤不肖。必以二涂总之，则宜贤者心必智，气必清；不肖者心必愚，气必浊。而乃有大不然者。"（《与包详道》，《陆九渊集》卷六）个人根性之差别，也同样是由于气禀不同所致。
以上是朱陆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相同之点。而上述相同点的背后，又有着理论指归上的根本不同。人之性本善，人之性虽然皆来自于"天"，人之具体之性也皆是由气禀所致，但人性的本质却有所不同。
在朱子看来，人性的本质或曰本质规定是"理"，亦即其所云"性即理也"。朱子对此论述甚详。如其曰："性只是理"。（《朱子语类》卷四） "吾之性即天地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性者，人所禀于天以生之理也。"（《孟子集注·滕文公上》）
朱子"性即理"，实是承自程颐。他对小程夫子"性即理"一句评价甚高。二程讲"性即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二程全书·遗书》卷十八）朱子对此评价说："伊川性即理也，自孔子孟后无人见得到此。"（《朱子语类》卷五十九） "伊川'性即理也'四字，颠扑不破。"（《朱子语类》卷四）
何谓"性即是理"？朱子言："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为性，同得天地之气以为形。"（《孟子集注·离娄下》）此所言"性"，乃是人人所俱有的共同人性，亦即"天地之性"，或曰"天理之性"。人性的本质在于"理"。如果"性即是理"，那么何以不谓之理而谓之性？朱子弟子陈淳曾释之曰："盖理，是泛言天地间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这道理，受于天而为我所有，故谓之性，性字从生从心。是人生来具是理于心，方名之曰性。"（《性》，《北溪先生字义》卷上）朱子本人解释说："性即理也，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朱子语类》卷五）可见，"理"是人性的本质，并且"性"是"理"这种本质在人心中的显现。
"性即是理"，但具体个人之"性"又各不相同，除极少数圣人之外，个人之性又绝非全是"天理"。其原因在于人的气禀不同，气有清有浊，人所以有贤与不肖之分。但气禀如何，人与人在禀受"天理"方面只是多少程度之不同，而都具"天理"却是共同的。朱子以"理"来说明人性的共性，以"气"来说明人的个体之"性"的特殊性。
象山也讲"天命之谓性"，认为人性之来源在于"资禀"。"资禀"虽然在禀"气"方面与朱子"气禀"之说相近，然而其内在本质规定则说得不明。象山有时也称人"资禀"之"性"为"资性"，认为"人资性长短"（《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不同。但人所由"气"而"禀"者为何？朱子明确地讲为"理"，而象山则对此并不言及。朱子以"理"为本体，以"天"为人性之源，而人性乃为"得天之理"（《孟子集注·告子上》），是以"天"与"理"不二。象山以"心"为本体，也以"天"为人性之源，但象山认为"心即理"，更主张"心外无理"、"外心无道"，而"天"与"心"又不相同，故象山不问所禀者为何，也无法回答所禀者为何。这是朱子与象山在人性来源问题上的差别。
象山不言所禀者为何，是否表明象山哲学体系在这方面存在着漏洞或者缺陷呢？恐怕也不能如此说。朱子讲"气禀"于"理"而象山不讲"气禀"于何，是由于象山哲学与朱子哲学在本体上的根本不同所致。朱子用"理"与"气"杂，来说明个体人性之不同，说明人性之差别本是"理"同而"气"异。象山虽用"气禀"来说明人之资质不同，而其同者，则不为"理"而为"心"。如果说象山哲学中可与朱子"性即理"真正相对待的观点，与其说是"心即理"，不如更直截地说是"心即性"。朱子所说之"性"，乃"在心唤作性，在事唤作理"（《朱子语类》卷五），而象山所云之"性"，"在天者为性，在人者为心"（《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在朱子而言，"性"与"理"不二；在象山而言，则是"性"与"心"不二。不仅如此，"性"之于朱子与象山，一在"心"，一在"天"。在"心"则是用"理"来说明"性"和规定"性"，而在"天"则是用"性"来说明"心"和规定"心"。
象山以"性"来说明和规定"心"，这便使"性"有高于与凌架于"心"之嫌，从而有妨于其以"心"为最高本体。这可以说是象山哲学中的一个不太明显的矛盾。因为象山对于"性"强调不多，并不过分重视。究其根源，则是来自于象山对孟子学说的继承和改造。象山继承了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思想路向，而在孟子思想中，"天"与"心"保持着一定的张力。孟子用"心"来说明道德的根源或人的道德能力，诸如"四端"；与此同时，孟子又把道德的根源推之于天，把人所具有的道德能力或种子、倾向说成是先天具有的。孟子哲学尚不存在哲学本体的问题，而到象山时，哲学本体论问题已经突显，故象山提升"心"之地位，赋予其大本大原的本体地位，从而对孟子关于"心"的学说作了改造，而对孟子学说的另一极"天"则未予以很好地清理，只是顺着孟子而言"天所予我者"等。这也就是说，象山在接着孟子讲"心"并把"心"提升为本体的时候，把孟子的"天"也接着讲下来，而没有很好地考虑和处理"天"与"心"的关系问题。
2、天地之性
朱子与象山都主张性善论，以性善论来引出道德之可能。但朱子与象山并非向先秦儒家那样，只说明人性为善，而是要从哲学上论证人性如何为善，为人性问题作出形而上的论证。
朱子以"天理"为性善论之根据，而"天理"所体现之人性，他称之为"天命之性"或"天地之性"。何谓"天地之性"？朱子解释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朱子语类》卷四）朱子认为，天地之间，一理而已，故所谓"天地之性"，亦即指"天理之性"，或曰"天地之性"的本质即是"理"。"天地之性"与"理"相应，则是人的先天的本性，是人的本体之性。这本体之性属于朱子的理想世界，它是个人人性的本原与根基。而个人之人性在真实存在中所直截表现出的形态并非"天地之性"，而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阴阳五行处，便有气质之性。"（《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若以"天地之性"为"体"，则"气质之性"是"用"，是"理搭于气"随阴阳五行之发用而成于万物之性，就此而言，"气质之性"是指人的现实性，是朱子的现实世界。
"天地之性"也称之为"天命之性"。"《谷梁》言天而不以地对，则所谓天者，理而已矣，……子思所谓天命之性是也。"（《天问·第三》，《楚辞集注》卷三）"天命之性"之得名，大概是得自于《中庸》"天命之谓性"。"天命之谓性，是专指理言，虽气亦包在其中，然说理意较多。"（《朱子语类》卷六十二）但"天命之性"与"天地之性"也略有区别。"天地之性"，则专以理言；"天命之性"，既曰"天命"，则不能不包气。"气禀之性"，虽由"气禀"，然这"气禀"，也非是个人能作为主体自作主宰的，也同样是与生俱来的，岂能说不是由于"天命"？所以朱子讲"天命之性"，便有二意："一是'理意较多'，二是气不杂于理，理自理，气自气。即使这样，也与专指、只是相抵牾。可见，朱熹在《语类》中说的话，前后是有冲突的。" 这个问题的产生，在于朱子未能很好地去区分先天的与先验的。"天地之性"在本质上乃"天理"，是先天的。先天相对于后天而言，它在人生之前是完满的，在人生之后则"理与气杂"，而不完满；"气质之性"则是后天的，它是人生之时由"气禀"所致，是人生之时及人生以后的现实之性，但它又是先验的，先验相对于经验而言，是在人经验之先而形成的。朱子对此分别不详，故在论述"天命之性"时，便不甚清楚，此中困难实在于"天命"二字。
朱子言"天地之性"，并把"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加以区别，是接着张载和二程讲的。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张子正蒙·诚明》）关于"气质之性"，《朱子语类》载："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朱子语类》卷四）"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盖本然之性，只是至善"。（《朱子语类》卷五十九）"天地之性"是至善之性，其为至善之根据，则在于"理"。"然其本然之理，则纯粹至善而已，所谓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谓性善，程子所谓性之本，所谓极本穷原之性，皆谓此也。"（《论语或问》卷十七）儒家性善论发端于孟子，朱子在继承孟子以来的儒家性善论的同时，又用自己的"理"来改造和解释孟子的性善说。他讲："孟子说性善，便都是说理善。"（《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以"理"来说性善，此中有着特别的意义。朱子的"理"，就其实际内涵而言，则是指儒家的伦理纲常，以"理"来说"性"，以此作为道德的根据，则是把伦理与道德整合在一起，使伦理与道德为一，而且是用伦理来规范道德。这是朱子道德学说的特色。
人性本善，而现实中那些经常为恶的人，是否也是性善的呢？朱子认为是的。那些作恶多端的人，虽然其气禀得偏了，但也须有天理在其性之中。因为人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因而既有"理"，又有"气"。资质不好的人只是"气"多而"理"少而已。朱子强调"天地之性"乃人之善性，又以"气禀之性"中有"理"有"气"，从其对于道德学说的意义而言，它说明了人的道德性的共同基础，说明的人的道德性之普遍性，即使那些气禀甚为不好的人，也有道德的可能性存在，因而道德是每个人所不能回避的，也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向上的可能。朱子有时按气禀清明与否把人分为四等，至于最末一等，他说："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论语或问》卷十六）从朱子对最下等的"下民"的区分可以看出，此一类人不仅气禀甚偏，而且更重要的是其"终不知学"，亦即不肯去把自己道德的可能性用对于道德的学习与修养来变成现实性。自我毁弃道德可能性的人，最终不能"变化气质"，沦为"下民"。
3、本心
象山之性善论，也是承自孟子。象山强调："见到孟子道性善处，方是见得尽。"（《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朱子以"性"或"理"来说明性善，而象山藉以说明性善者并非是"性"，而是提出了"善非外铄"（《与诸葛受之》，《陆九渊集》卷三），用"心"来说明性善。"仁，人心也，心之在人，是人之所以为人，而与禽兽草木异焉者也，可放而不求哉？古人之求放心，不啻如饥之于食，渴之于饮，焦之待救，溺之待援，固其宜也。学问之道，盖于是乎在。"（《学问求放心》，《陆九渊集》卷三十二）张立文先生由此把象山对于人性本善的观点称作"心善论"。 象山所说"心"乃是义理之心。而义理之心乃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所在，从而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而这一思想，就其来源而言，仍然是对于孟子思想的发挥。象山曾引孟子之语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之者，去此心也。故曰：'此之谓失其本心'。存之者，存此心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以与我者，即此心也。"（《与李宰·二》，《陆九渊集》卷十一）这里，象山提到"四端"，并把"四端"作为"心"的核心。
象山也常常把人所具有的能够为善的心或称可作为道德可能性的心为"本心"。"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刚柔，在人曰仁义。仁义者，人之本心也。"（《年谱》，《陆九渊集》卷三十六）人性之所以为善，其根源在于"本心"无不善。这正如象山弟子袁燮所说："学问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尝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 "本真"即是"本心"的真实状态，"未尝不善"则是"本心"的本质属性。由此，象山也顺理成章地接受了此相对应的孟子的道德修养学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斯言，谁为听之不藐者。"（《象山先生文集序》，《陆九渊集·附录一》）"本心"乃是善性的根据，而"本心"所以为性善的根据，在于"心"具"四端"。
象山又把具有"四端"的"本心"称为"良心"。象山说："良心正性，人所均有。不失本心，不乖其性，谁非正人。纵有乖失，思而复之，何远之有？"（《与郭邦瑞》，《陆九渊集》卷十三）"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于声色宝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象山所云"良心"，即是孟子所云"良知"、"良能"。
象山在用"本心"或"良心"来说明人的善性，从而为道德提供可能性之根据时，也同样要遇到一个与朱子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即是否"恶人"也有善性的问题，这也同样关系到人的道德可能性的普遍性。象山的回答同朱子一样，也是肯定的。他认为："良心之在人，虽或有所陷溺，亦未始泯然而尽亡者也。下愚不肖之人所以自绝于仁人君子之域者，亦特其自弃而不之求耳。诚能反而求之，则是非美恶将有所甚明，而好恶趋舍将有待强而自决者矣。移其愚不肖之所为，而为仁人君子之事，殆若决江疏河而赴诸海，夫孰得而御之？此无他，所求者在我，则未有求而不得者也。'求则得之'，孟子所以言也。"（《求则得之》，《陆九渊集》卷三十二） "义理所在，人心同然，纵有蒙蔽移夺，岂能终泯，患人之不能反求深思耳。此心苟存，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也；处贫贱、富贵、死生、祸福一也。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邓文苑求言往中都》，《陆九渊集》卷二十）象山同孟子一样，反对人们自暴自弃。
二、气禀之性与物欲
朱子与象山分别以"天地之性"与"本心"论证了性善论，并以此作为道德可能性之根据。然而，仅说明人性皆善，对于道德的根据而言，尚不充分。既然人性皆善，那么又何必非要道德存在呢？这就涉及到道德的必要性问题。道德之所以必要，在于有善的对立面"恶"的存在。"恶"的存在是道德必要性的根据。
朱子与象山同多数儒家学者一样，在人性论上主张性善论，而不主张性恶论。主性恶论者，必以说明人性本恶，何以有善。同样，主性善论，则必须说明既然人性本善，则何以有恶。朱陆二人分别从自己的体系出发，对于作为道德必要性根据的"恶"作出了哲学的说明和论证，包括"恶"的来源和对"恶"本身的分析。不仅如此，既然人性本善，善是人性之共性，那么具体的个人之性又为何是如此参差不齐，以至有天壤之别呢？朱子与象山在理论上还要从人性本善这一共同性出发，说明具体个人之性的差别和特殊性。朱子用以说明以上诸问题的范畴是"气禀之性"，而象山用以说明以上诸问题的则是"物欲"。
1、气禀之性
人性皆善，何以人有善有恶？朱子认为，"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恶的，此是气禀不同。"（《朱子语类》卷四） "天地间只是一个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缘气质之禀，各有清浊。"（同上） "人性虽同，而气禀或异。目其性而言之，则人自孩提，圣人之质悉已完具。……善端所发，随其所禀之厚薄，或仁或义或孝或悌，而不能同矣。"（《中庸或问》卷三）朱子用气禀来说明个人善恶之差异。
那么，人之气禀何以会有差异？朱子解释说："且如天地之运，万端而无穷，其可见者，日月清明，气侯和正之时，人生而禀此气，则为清明浑厚之气，须做个好人；若是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皆是天地之戾气，人若禀此气，则为不好底人何疑。"（《朱子语类》卷四） "人性虽同，禀气不能无偏重。有得木气重者，则恻隐之心常多，而羞恶、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有得金气重者，则羞恶之心常多，而恻隐、辞逊、是非之心，为其所塞而不发。水火亦然，唯阴阳合德，五性全备，然后中正而为圣人也。"（同上） 气禀之所以有偏有全，则与人生之时的自然条件有关。常人只能禀得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一偏，而圣人则"阴阳合德，五行全备"。看来，朱子气禀的思想与其以气来说明天地万物之生成的生成论思想是一致的。
气禀而得之性，便是"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纯然是理，而气质之性则不然。朱子说："论气质之性，则是以理与气杂而言之。"（《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为了解释"气质之性"如何是"理与气杂"，朱子有时也以水为比喻。《朱子语类》载："先生言气质之性。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净器盛之，则清；以不净器盛之，则臭；以污泥之器盛之，则浊。本然之清，未尝不在。但既臭浊，猝难得便清。故是愚必明，虽柔必强，也煞用气力，然后能至。'"（《朱子语类》卷四）这说明，理本是清明纯粹，无有不善的，但理搭于气中，气犹理之容器，理与其所存之器相杂，而人有各种不同之性。
性有"天地之性"，有"气质之性"，二者有何关系呢？除前云一为人性之普遍性，一为人性之特殊性或差别性之外，二者之间的关系还类似"理"与"气"的关系。"理"必须搭于气上，必须挂搭于气，否则便无个安顿处或顿放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关系也是如此。"天命之性，若无气质，却无安顿处。"（同上） "才说性时，便有些气质在里，若无气质，则这性亦无安顿处。"（同上） "所谓天命与气质，亦相滚同。才有天命，便有气质，不能相离。若阙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须是有此气方能承当得此理；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同上） "天命之性"须顿放于"气质之性"，因为"天命之性，非气质无所寓。"（同上）这种关系就如同水与盛水之器的关系。"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则水无所着。"（同上）所以朱子认为："性离气禀不得，有气禀，性方存在里面；无气禀，性便无所寄搭了。"（《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而"气质之性"亦离"天地之性"不得。"如有天地之性，便有气质，若以天命之性为根于心，则气质之性，又安顿在何处。"（《朱子语类》卷四） "有气质之性，无天命之性，亦做人不得；有天命之性，无气质之性，亦做人不得。"（同上） 所以"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关系。"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同上）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就如同"理"与"气"的关系一般。在朱子思想体系中，"理"范畴与"气"范畴的关系形成一个逻辑结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形成一个逻辑结构，而两个逻辑结构，则具有同构性。这反映了朱子思想的一致性和严密性。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虽如同"理"与"气"的关系，但并不能就认为二者与"理"、"气"是直接对应的。"天地之性"自然浑然是"天理"，可与"理"对应，而"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气杂"，既有"理"，又有"气"，不可与"气"相对应。
"性非气质，则无所寄；气非天性，则无所成。"这句话表明了"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间的关系，同时在道德理论上也表明善与恶分别作为道德可能性与必要性的根据，在道德成为现实性之根据方面是缺一不可的。也正是由此出发，朱子对于以往儒家的人性理论作了评判，认为孟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荀、扬则是"论气不论性，……不明"（《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孟子论性不论气，何以"不备"？朱子认为，孟子性善论的不足在于没有说明"恶"是如何在性善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此理却只是善。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孟子之论，尽是说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是说其初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朱子语类》卷四）在朱子看来，孟子道性善，又以不善在性善之后，这都是对的，只是没有从"气"来说明不善的根源，而用"陷溺"来讲不善，在理论上有些不完备。他对于孟子的性善论是持肯定态度的，只认为略有不足，因而说："论性不论气，孟子也，不备，但少欠耳。"（《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对于荀子和扬子，朱子的批评则要严厉得多。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扬雄则认为"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法言·修身》）朱子对于荀、扬之人性论评论说："若荀、扬则是'论气不论性'，故不明。既不论性，便却将此理来昏了。"（《朱子语类》卷四） "论气不论性，荀扬也。不明，则大害事。"（《朱子语类》卷六十二）说其"性恶"论或"善恶混"为"甚害事"，主要是因为它否定了儒家道德学说的基础。诸如荀子，主张"性恶"最明显，其学说便由人性论开出了法治来，主张"礼法并用"、"王霸兼施"，而此与孔、孟唯道德主义的传统不类。朱子有时把唐代的韩愈的"性三品说"也放在一起加以评论。"孟子言性，只说得本然底，论才亦然；荀子只见得不好底；扬子又见得半上半下底。韩子所言，却蠊得稍近。盖荀、扬说既不是，韩子看来端底见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说，然惜其言之不尽。"（《朱子语类》卷四）何以说韩愈之说"不尽"呢？朱子说："就三子中韩子说又较近，他以仁、义、礼、智为性，以喜、怒、哀、乐为情，只是中间过接处少个气字。"（同上）朱子的意思，可作如下理解："所谓较近，是指距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说法较近。在这里，也可窥见为什么韩愈成为开宋明理学的端倪的痕迹。" 韩愈以"仁、义、礼、智"为"性"，则相当于说人性善，则可以之为道德可能性之基础；讲"喜、怒、哀、乐"为"情"，则说明"情"有不善而"性"无不善，则可以之为道德必要性之根据。所谓"中间过接处少个气字"，只是讲韩愈之说尚粗，未能用"气禀"之说来为何以性善而情恶作出一个哲学的论证。
从对于道德根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论证出发，朱子认为主张性善而又发明"气质之说"的张载、二程，则理论甚为完备。他说：自孟子道性善之后，"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了。"（《朱子语类》卷四）朱子对于张载和二程的"气质之说"推崇备至，《朱子语类》载："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同上）朱子对于"气质之说"有如此高的评价，在于其从理论上对于"恶"的问题给予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明。这个说明的合理处在于，第一、保持了孔、孟所持的性善论立场。孟子道性善，孔子未尝直截言性善，但孔子以仁为人的根本属性，则相当于持性善论。第二、用气禀说明了"恶"的产生。第三、在说明"恶"的时侯，与荀、扬不同，并不损害孔、孟的性善论。由以上三点，其为儒家的道德主义立场作出了合理性的论证，为儒家道德找到了现实性的根据。鉴于这种评价，朱子认为有张、程"气质之说"出，儒家上千年来关于人性善恶的是是非非都可以一并结束了，从理论上给予了最终的解决。"诸子说性恶与善恶混，使张、程之说早出，则这许多说话，自不用纷争。故张、程之说立，则诸子之说泯矣。"（同上）"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同上）
"气质之性"的作用，不仅在于说明"恶"的根源，而且说明人在道德根性上的差别。"气禀之殊，其类不一。……今人有聪明，事事晓者，其气清矣。"（同上）朱子根据《论语》所云"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困而不学"把人分作四等："人之气质不同，大约有此四等。"（《论语集注·季氏》） "其所以有是四等者何也？曰：人之生也，气质之禀清明纯粹，绝无渣滓，则于天地之性无所间隔，而凡义理之当然，有不待学而了然于胸中者，所谓生而知之，圣人也；其不及此者，则以昏明、清浊、正偏、纯驳之多少胜负为差，其可得于清明纯粹，而不能无少渣滓者，则虽未免乎小有间隔，而其间易达其碍易通，故于其所未通者必知学以通之，而其学也则亦无不达矣，所谓学而知之，大贤矣；或得于昏浊偏驳之多，而不能无少清明纯粹者，则必其窒塞不通，然后知学其学，又未必不通也，所谓困而学之，众人也；至于昏浊偏驳又甚，而无复少有清明纯粹之气，则虽有不通而懵然莫觉，以为当然，终不知学以求其通也，此则下民而已矣。"（《论语或问》卷十六）人以气质不同而可分此四等。朱子有时也把此四等分为两类："生而知者，气极清而理无蔽也；学知以下，则气之清浊有多寡，而理全缺系焉耳。"（《答郑子上》，《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六）前一类为圣人，禀气之清，全系天理，而后者，则是气之清浊不同。朱子有时也把人分为"圣"、"贤"、"不肖"三等："气之为物，有清浊昏明之不同，禀其清明之气，而无物欲之累，则为圣；禀其清明而未纯全，则未免有物欲之累，而能克以去之，则为贤；禀其昏浊之气，又为物欲之所蔽，而不能去，则为愚为不肖。"（《玉山讲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以"气禀"来说明人的差别，而此差别往往不局限于人的道德范围，"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于其中。"（《朱子语类》卷四）"气禀"也用于说明人的社会地位、命运之不同，则尤为谬误。
在朱子看来，由"气禀"之论，则于儒家人性论问题有了一个根本的解决。然而朱子本人在论述"气禀"之时，也不能不暴露出"气禀"之说所无法解释和克服的矛盾。朱子接着张、程讲"天地之性"皆善，而"气禀之性"中有善有不善，为"理与气杂"。而"理与气杂"，不等于说"理"为善，"气"为不善，而是"气"有清浊，把"气"之清浊作为个人根性善恶之根源。然而，如果进一步对此进行追问，则须说明何以"气"有"清"与"浊"之分。"理"为全善，"理"又无所不在，何以"气"会有如此差别？对于此，朱子的回答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讲："气有清浊，故禀有偏正。"（《延平答问》，《朱子遗书》）另一方面，他又说："二气五行始何尝不正，只衮来衮去，便有不正。"（《朱子语类》卷四） "人所禀之气，虽皆是天地之正气，但衮来衮去，便有昏明厚薄之异。"（同上）"气"如果开始都是"正气"，如何"衮来衮去"便"不正"、便"有异"了？对此，朱子并没有回答，恐也难以回答。就此而言，"气禀"之说，只是给"恶"的产生在性善论的基础上找到了一个与人之共同本性不同的来源，以此既说明"恶"，又不妨害性善。而这个作为"恶"的来源的"气"，却并不足于从根本上回答和解决"恶"的来源的问题。
2、物欲
"本心"是纯善的，然何以有恶？象山认为，善是人性的本质规定，而不善虽有，但不是人性上存在的本然。他说：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今人多失其旨。盖孟子道性善，故言人无有不善。今若言人之不善，彼将甘为不善，而以不善向汝，汝将何以待之？故曰："当如后患何？"（《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这即是说，为了强调道德，应该主张人性本善，而不以恶为人性之本质。但道德若要成为现实，仅讲性善是不够的，还必须为道德的必要性找到根据，作出说明。象山以"本心"来说明性善，用"物欲"来说明"恶"。
象山有时也用"气禀"来说明人与人的差别，但其用以说明道德必要性根据的"恶"的问题的，并不是"气禀"，而是与"本心"相对的"物欲"。"物欲"，象山也称之为"利欲"。"人无不知爱亲敬兄，及为利欲所昏便不然。欲发明其事，止就彼利欲昏处指出，便爱敬自在。此是唐、虞三代实学，与后世异处在此。"（《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人之"本心"本是一个有"良知"、"良贵"的善心，不善来自于"物欲"对于人"本心"之"害"。象山把物欲对于本心的侵害称作"陷溺"或"蒙蔽"。"陷溺"、"蒙蔽"都是就"心"而言，"惟夫陷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则其所贵者类出于利欲，而良贵由是以浸微。"（《天地之性人为贵》，《陆九渊集》卷三十） "人要有大志。常人汨没于声色富贵间，良心善性都蒙蔽了。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本心"是善的，而不善在于"物欲"对于"本心"的"陷溺"或"蒙蔽"。
"恶"是与"善"相对立而存在的，"有善必有恶，真如反覆手。然善却自本然，恶却是反了方有。"（《语录上》，《陆九渊集》卷三十四） "恶"既来自在于"物欲"，那么"善"与"恶"的对立，也就是"物"与"我"的对立。象山以《易》之《履》、《谦》二卦发明之：
"《履》，德之基"，是人心贪欲恣纵，《履卦》之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其成既定，则各安其分，方得尊德乐道。"《谦》，德之柄"，谓染习深重，则物我之心炽，然谦始能受人以虚，而有入德之道矣。（《语录下》，《陆九渊集》卷三十五）
"恶"是由于"心"受到"物欲"的侵害，是"人心"的一种病态，所以象山说："某之所忧人之所病者在心"（同上） "心不可汨一事，只自立心。人心本来无事，胡乱被事物牵将去。若是有精神，即时便出好。若一向去，便坏了。"（同上）
象山以"本心"是否陷溺于物欲来区分圣贤与常人。他说："生知，盖谓有生以来，浑无陷溺，无伤害，良知具存，非天降之才尔殊也。"（同上）普通之人，则是心受到了物欲的侵害。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也在于此。"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夫权皆在我，若在物，即为物役矣。"（同上）
象山以"物欲"来说明"恶"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理论在思辩性上虽不及朱子"气禀"之说，但其思想有胜于朱子"气禀"之说处。朱子以为人之根性之不齐，乃在于"气禀"，而人一旦出生，其根性便由"气禀"决定了。象山则以人皆有至善之"本心"，不善的人只是被"物欲""蒙蔽"了，待其去此"蒙蔽"，则复见其"本心"。由此，他对"气禀"有定之说作了批评，这可从他对于《五行书》的批判中见出："《五行书》以人始生年、月、日、时所值日辰，推贵贱、贫富、夭寿、祸福详矣，乃独略于智愚、贤不肖。曰纯粹、清明，则归之贵、富、寿、福；曰驳杂、浊晦，则归之贱、贫、夭、祸。关龙逢诛死，比干剖心，箕子囚奴，夷、齐为饥夫，仲尼羁旅，绝粮于陈，卒穷死于其家，颜、冉夭疾，又皆贫贱，孟子亦老于奔走，圣贤所遭若此者众。闒茸委琐，朋比以致尊显，负君之责，孤民之望，怀禄耽宠，恶直丑正，尸肆谗慝，莫知纪极。又或寿老死箦，立伐阅，蒙爵谥，以厚累世。道术之纯驳，气禀之清浊，识鉴之明晦，将安归乎？《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长，各有盛衰。纯驳、清浊、明晦之辩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顾略于智愚、贤不肖，而必以纯粹、清明归之贵、富、寿、福，驳杂、浊晦归之贱、贫、夭、祸，则吾于《五行书》诚有所不解。"（《赠汪坚老》，《陆九渊集》卷二十）象山在这里批评了《五行书》以"气禀"来论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命运的差别。这个批评虽不是针对朱子而发的，但就其所批判的思想而言，朱子也是可以对号入座的。例如他曾说："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长久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 此种言论，直和《五行书》一般，此为其不及象山处。
3、"恶"
朱子与象山二人对于"恶"之来源有不同的见解，一曰"气禀"，一曰"物欲"，然而其对于什么是"恶"的解释却大体相同，二人都把"欲"作为"恶"的本质内容。这反映了理学中道学与心学两派在制欲主义立场上的一致性。
朱子说："天理有未纯，是以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尽，是以除恶常不能去其根。"（《戊申延和奏札五》，《朱文公文集》卷十四）这里，"善"与"恶"对举，"天理"与"人欲"对举。"人欲"即是"恶"之内容。所谓"恶"，是就是指有"人欲"存在。而这个"人欲"，朱子也同象山一样，把它叫作"物欲"、"嗜欲"或"私欲"。如：
众人物欲昏蔽，便是恶底心。（《朱子语类》卷七十一）
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朱子语类》卷十三）
只为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齐昏了。（《朱子语类》卷八）
然人有是身，则耳目口体之间，不能无私欲之累。（《论语或问》卷十二）
况耳目之聪明，得之于天，本来自合如此，只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朱子语类》卷四十六）
朱子对于"人欲"甚为贬低，"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而且邪。"（《辛丑延和奏札二》，《朱文公文集》卷十三） "人欲"虽有如此之害，而人有耳目之官，人生于天地间又不能无欲，虽圣人也当不出于此。于是朱子便对人的合理欲望和"人欲"作了区分。"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同上） "此寡欲，则是合不当如此者，如私欲之类。若是饥而欲食，渴而欲饮，则此欲亦岂能无？但亦是合当如此者。"（江永：《近思录集注》卷五。见《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后录》）在这里，朱子将人的本能和人的本能之外的欲望作了区分。人的本能是合理的，是人"合当如此"，这不仅不是"人欲"，而且还是"天理"，本能之外的欲望，则是"人欲"，则属于"恶"。
象山对于"恶"的认识，也是把人的欲望当作"恶"的内容。其所谓"欲"者，仍是"物欲"。"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然则所以保吾心之良者，岂不在于去吾心之害乎？"（《养心莫善于寡欲》，《陆九渊集》卷三十二）"欲"有时也与"道"对举。如："道可谓尊，可谓重，可谓明，可谓高，可谓大。人却不自重，才有毫发恣纵，便是私欲，与此全不相似。"（《论语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一） "主于道则欲消，而艺亦可进。主于艺则欲炽而道亡，艺亦不进。"（《杂说》，《陆九渊集》卷二十二） "部蠡、管之见，荡其私曲，则天自大，地自广，日月自昭明，人之生也本直，岂不快哉！岂不乐哉！若诸公所可喜者，皆是专于向道，与溺私欲不同耳。"（《与包敏道·二》，《陆九渊集》卷十四） "欲"与"道"对立，直是"善"之对立面。
朱子与象山都把人的欲望作为"恶"的内容，或者说都和人的欲望过不去，这在思想渊源上与孟子有关。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上》）然而，朱陆用"人欲"来说明"恶"，却又与孟子思想绝不相类。这是因为：
第一、孟子虽讲"寡欲"，但并不否定人的欲望的合理性。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性也。"（《孟子·尽心下》） 程子解释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愿，则是命也。不可谓'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朱子《孟子集注·尽心下》引程子语）即按程子解释，孟子也并不否认人之欲望之合理性，而是认为不要过分地去勉强追求得不到的、实现不了的欲望。就在"养心莫善于寡欲"之下，《孟子》书又载孟子谈论"曾皙嗜羊枣"一事：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公孙丑问曰："脍炙与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孟子·尽心下》）
按朱子《四书集注》解释："羊枣，实小黑而圆，又谓之羊矢枣。曾子以父嗜之，父没之后，食必思亲，故不忍食也。"（《孟子集注·尽心下》）观孟子所言，何曾以曾子"食脍炙"而加半点谴责。
论语十二则范文6
摘要：《史记》中的成语历来是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但多是讨论《史记》中成语的形成方式以及句法构成，在讨论《史记》中成语的来源时缺少具体而明确的语料支撑，也忽视了成语的使用对《史记》所起到的作用。因此，本文即从《史记》中的成语入手，先考证其成语的具体来源，再论述其作用。
关键词：成语；《史记》；来源；特点；作用
司马迁的《史记》作为中国文学作品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撼动的重要地位。《史记》相比前代的史书作品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其最大的文学成就在于司马迁对人物的刻画，作为纪传体史书的开端，司马迁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的语言神态、行为动作、思想品质、生平遭遇等几个方面入手，展开历史的画卷，将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统一起来。而在对人物的刻画过程中，成语的运用不得不说是其中的一大亮点。司马迁以高超的语言技巧，用简洁而凝练的文字，或承袭前人引据史料，或自成体系善于创造，将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
一、《史记》成语的来源
《史记》中的成语来源于前人著作典籍据统计有五十二个，绝大多数来自于《史记》之前的史书如《尚书》、《左传》、《战国策》等，也有少部分取自于前人优秀的散文奏疏如贾谊《过秦论》、李斯《谏逐客书》等。下面就笔者的统计逐一作以说明：
（一）《战国策》
1.百发百中（《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出自《战国策・西周策》：“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
2.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出自《战国策・赵策一》：“前世之不忘，后事之师。”
3.以一当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战国策・齐策一》：“必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
4.废私立公（《史记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第四》）
出自《战国策・燕策一》：“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正父子之位。”
5.犹豫不决（《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出自《战国策・赵策三》：“平原君犹豫未有所决。”
6.披坚执锐（《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二》）
出自《战国策・楚策一》：“吾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
7.天府之国（《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出自《战国策・秦策一》：“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8.痛入骨髓（《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出自《战国策・燕策三》：“樊将军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于骨髓，顾计不知所出耳！’”
9.前倨后恭（《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第九》）
出自《战国策・秦策一》：“苏秦曰：‘嫂何前俾而后卑也。’”
10.势不两立（《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出自《战国策・楚策一》：“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
12.不遗余力（《史记卷七十六・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出自《战国策・赵策三》：“秦之攻我也，不遗余力矣，必以倦而归也。”
13.图穷匕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出自《战国策・燕策三》：“秦王谓轲曰：‘起，取武阳所持图。’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
14.无可奈何（《史记卷一百二十・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出自《战国策・燕策三》：“太子闻之，弛往，伏尸而哭极哀。既已无可奈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
（二）《左传》
1.退避三舍（《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第九》）
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2.唯唯否否（《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第十三》）
出自《左传・昭公二十年》：“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
（三）《礼记》
1.亡国之音（《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出自《礼记・乐记》：“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又：“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
2.发扬蹈厉（《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出自《礼记・乐记》：“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
3.喜怒哀乐（《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
出自《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5患难与共（《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出自《礼记・儒行》：“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礼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
6.流言蜚语（《史记卷一百七・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出自《礼记・儒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
（四）《国语》
1.山崩川竭（《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
出自《国语・周语上》：“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
2.众口铄金（《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出自《国语・周语下》：“众心成城，众口铄金。”
（五）《韩非子》
1.一鸣惊人（《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
出自《韩非子・喻老》：“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
2.论功行赏（《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出自《韩非子・八说》：“计功而行赏，程能而授事。”
3.良药苦口（《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良药苦于口，而智者劝而饮之，知其入而已己疾也。”
4.道不拾遗（《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出自《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国无盗贼，道不拾遗。”
6.危如累卵（《史记卷七十九・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出自《韩非子・十过》：“其君之危，犹累卵也。”
7.兔死狗烹（《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下》：“狡兔尽则良犬烹，敌国灭则谋臣亡。”
（六）《老子》
1.天道无亲（《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
出自《老子》第七十九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2.无为自化（《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出自《老子》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尤物将自化。”
（七）《庄子》
1.一日千里（《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
出自《庄子・秋水》：“骐、骥、骅、骝，一日而驰千里。”
2.白驹过隙（《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出自《庄子・知北游》“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s，忽然而已。”
3.善始善终（《史记卷五十六・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出自《庄子・大宗师》：“善妖善老，善始善终。”
（八）《荀子》
1.后发制人（《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荀子・议兵》：“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
2.变心易虑（《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第十》）
出自《荀子・儒效》：“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
3.博闻强志（《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出自《荀子・解蔽》：“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
4.顺风而呼（《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出自《荀子・劝学》：“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九）《淮南子》
1土崩瓦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出自《淮南子・泰族训》：“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后幽都，师起容关，至蒲水；士亿有余万，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战。武王左操黄钺，右执白旄以麾之，则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
2.攻城略地（《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
出自《淮南子・兵略训》：“攻城略地，莫不降下。”
（十）《墨子》
1.不可胜数（《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墨子・非攻中》：“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
（十一）《论语》
1.社稷之臣（《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论语・季氏》：“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2.季孟之间（《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出自《论语・微子》：“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
3.言信行果（《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出自《论语・子路》：“言必信，行必果，nn然小人哉。”
4.无所不至（《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出自《论语・阳货》：“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
（十二）《楚辞》
1.短兵相接（《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
出自《楚辞・九歌・国殇》：“车错毂兮短兵接。”
2.延年益寿（《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出自《楚辞・高唐赋》：“九窍通郁，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
3.怀瑾握瑜（《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出自《楚辞・九章・怀沙》：“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
4.弹冠振衣（《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出自《楚辞・渔父》：“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
（十三）《谏逐客书》
1.随俗雅化（《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出自李斯《谏逐客书》：“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悦耳目者，必出地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
2.土壤细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出自李斯《谏逐客书》：“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十四）《过秦论》
1、同心并力（《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出自汉贾谊《过秦论・下》：“且天下尝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
2.瓮牖绳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出自汉贾谊《过秦论・上》：“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m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
3.揭竿而起（《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第十八》）
出自汉贾谊《过秦论・上》：“斩木为兵，揭竿为旗。”
通过以上对于《史记》中成语来源的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史记》中有些词语首见于《史记》以前的古代典籍，这些词语在当时不一定是成语，由于以后不断地使用，就成了汉代成语宝库中稳定的一员。从《史记》如何继承和使用它们的情况来看，又分为三种情况：首先是《史记》从古代著作中，以一个固定词组的形式作为一个意义完整的单位，完全继承下来；其次是古代著作中的一个句子或一个词组，经司马迁在实际运用中加以修改提炼，后来在语言发展中约定俗成，逐渐发展为成语；还有就是古代著作中的一句话或一段话，《史记》继承其原意，文字上有较多的加工，后在长期运用中逐渐凝炼为四字格的成语。
二、《史记》中成语的特点及作用
（一）《史记》成语的特点
可以说，《史记》文学成就上的闪光点主要在于对人物的描写，作为代表着古代历史散文最高成就的文学著作，它所撰写出的一系列人物传记，以历史和当时的人物为中心，在宏观描绘历史画卷的同时，也微观地表现出个别人物的具体情态。这其中，对于成语的使用则是一大亮点。
首先，《史记》中的成语有一部分是根据故事传说而来的，这些丰富的文学素材通过书面文字的记叙或者是人民群众的口耳相承，而变得为大家所熟知，从而有了广泛的受众群体。《史记》在运用这些故事的时候，往往会对其进行文学性的加工，使得《史记》出于表意的需要，在用这些历史故事时，用最精炼的语言把它们概括成后世常用的成语典故。这一类成语使《史记》的叙述更加形象传神，因为读者一看到它们，自然而然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一个个生动完整的故事。而成语背后的故事又是那么耳熟能详，无须多费笔墨，仅靠简单的几个字，就可令人对作者所要传递的信息和言外之意能够心领神会，《史记》的语言也因此而更为简洁精炼。
其次，《史记》中的成语数量颇多，内容涵盖面广。《史记》有五十余万言，形成了成百条成语，数量颇多，内容涵盖天文、星象、地理、动物、植物等。《史记》中的内容包罗万象，使得书中各式各样的成语层出不穷。《史记》成语从内容来看，以表现人物特点为主。它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成为它的一大特色。“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从王侯到将相，从权贵到平民，从君子到小人，从政治大家到文人学士等都能在《史记》中找到相应位置，表明了司马迁对那些人物的态度。对人物细致生动的刻画，呈现出丰富的人物特点，是《史记》成语的另一大特点。
（二）《史记》成语的作用
1.《史记》中成语使用的意义
1.对前代文学的继承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道：“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于太初而讫，百三十篇。”由此可见，司马迁的著史抱负是宏伟的，他要著述的是一部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一直到当时社会的长篇巨制，时间跨度长达三千年。《史记》的思想内容和编撰体制也反映了司马迁的著史抱负：从记述的人物看，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从反映的社会面看，既有反映政治、社会生活的纪传，也有反映文化、科技、军事、经济的八书；从涵括的疆域看，既有汉朝的统治区，也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异族生活区。而司马迁要建造这样一部囊括中外、贯通古今的历史“大厦”，就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作为“砖瓦”。在当时“诗书往往间出矣”、“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身为太史公的司马迁可以“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查阅大量的文献。但是在早期发展的各民族中，它们最初的历史总是以‘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史记》通过运用成语记述等方式最大程度的保存了这些宝贵的文学遗产。
另外，先秦文献资料先天不足，后来又大量散失。如《尚书》所的各种文告，不载日月，算不上合格的历史著作。《春秋》是以鲁国十二国君为编年线索的大事纲要，它记事非常简单，类似于今天报纸的新闻标题，且还残缺不全，严格地说来，也难以称为一部合格的史书。到战国时期，史官制度渐趋完备，史料也渐趋丰富，但“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保存下来的史料极为有限。楚汉之争的战火又进一步破坏了先秦的文化典籍。司马迁的《史记》某种程度上是对于这些文献典籍的筛选和总结，其中成语的使用也可以说是对于前代文学的继承。
2.对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
《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无不令后代散文家翕然宗之。从唐宋古文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平易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把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句译成汉代书面语，还适当地引用成语，口语、谚语，显得生动鲜活。
《史记》中的成语扩大了汉语语言的词汇量，出自于史记的成语故事也成为后代文学的源泉和养料，《史记》的许多成语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元代出现的列国故事平话，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以及流传至今的《东周列国志》，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明甄伟的《西汉通俗演义》，也是大量利用《史记》中的材料。《史记》的许多人物故事相继被写入戏剧，搬上舞台，据博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杨树增，《史记》语言的艺术特征[J].东北师大学报，1988（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