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畜牧业市场规模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畜牧业市场规模范文1
关键词：牧区合作组织；中小企业；合作
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必要性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有利于增加牧民收入。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的难点是“三农、三牧”问题，重点是增加农牧民的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通过发放贷款能解决农牧民想发展与资金缺乏的矛盾；通过签订购销合同，能够解决农牧民买难、卖难的问题；通过制定保护价降低畜牧业的市场风险。所有这些必将加快畜牧业的发展，有效地增加农牧民的收入。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有利于保护草原生态环境。国家西部大开发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首位，强调西部大开发要科技领先，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营方式，在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前提下发展畜牧业。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发展高产饲草料种植，扩大舍饲，可减轻操场压力，加快植被的恢复，促进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实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有利于加快牧区工业经济发展。以牧区为主的旗县工业基础差、底子薄、存量不足、增量有限。目前，工业企业较少且技术水平低，很难满足畜牧业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可以培育壮大畜牧业龙头企业，促进畜牧业产品加工产业升级和畜牧业产品的结构调整，将肉类加工、皮革、毛绒等企业联动起来，加快以畜牧业为主的旗县工业经济发展，盘活现有存量资产。这对于增加地方收入、扩大就业、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具有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牧区合作组织通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通过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加快推进具有畜牧业旗县地理标识品牌的畜产品推广力度，充分依靠地方品牌效应，努力创建国家知名品牌，实现品牌和效益最大化。
二、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的制约因素
（一）直接制约因素
1.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牧民是自主经营的经济活动主体，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经济人”。牧民是以提高经济效益、追求利润为根本目的的。这与合作组织和中小企业合作的“共享利益、共担风险”存在矛盾。
2.风险。“三牧”属于风险比较高的产业。而目前牧区牧业保险严重滞后，尤其是缺乏政策性保险制度。所有这些导致牧民不愿意冒险经营，但在特殊情况下，如经济困难或利润极大时，也会“铤而走险”，从事经营活动。因此，风险对牧民的经济活动行为的制约作用影响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的合作。
3.资金。资金是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物质基础。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中，大量的信贷投入提高了畜牧业产品深度转化的能力和附加值，推进了畜牧业优质、生态、安全畜产品精加工，加大了对奶牛、肉牛和肉羊标准化养殖小区的建设。但是，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针对牧户的信贷品种主要是小额信用贷款、联保贷款和担保贷款等少数几种。信贷品种的单一性很难满足“三牧”经济的长期大额资金需求。
4.技术。技术是牧区牧民进行经济活动的一个直接制约因素。牧区合作组织与中小企业合作，并对优势特色畜牧业产品良种的研发和繁育、疾病防控、防灾减灾等进行科技创新，但是牧民没有技术，也没有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畜牧业前沿性科研成果转化为项目的过程很慢。畜牧业生产科技化程度低，仍然处于低效益、粗放式经营阶段。
（二）间接制约因素
1.信息。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产品，是与加强畜牧业、发展牧区、富裕牧民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牧区大多处在半封闭状态，牧区信息服务建设在基础设施、信息资源、技术手段、组织管理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牧区合作组织对于信息服务发展的要求。因此，信息不畅是制约牧区合作组织发展的原因之一。
2.竞争。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竞争的经济。竞争机制的存在产生优胜劣汰，使市场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畜牧业产品市场自然服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而且畜牧业产品市场是具有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牧民经济行为的趋同性使畜牧业产品的竞争十分激烈。作为畜牧业产品市场主体的牧区合作组织参与市场竞争有利于提升效率。然而，竞争者跟牧区合作组织直接争夺资源和市场，可能阻碍牧区合作组织的发展。
3.政策。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对经济的指导是长期的、深远的。牧民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国家在相关政策上给与扶植、优惠。与一般营利性企业相比，牧区合作组织不能完全适应和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因而，国家政策的任何调整、变化，都会影响到牧民的既得利益。
4.环境。“三牧”作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发展。当前，畜牧业产业化、宏观政策支持、政府行为的介入、文化影响等方面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阻碍合作组织发展的环境因素。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深深地影响牧民的经济行为。根据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是牧民必然的，也是正确的选择。牧区合作组织作为新生物在内部环境方面也存在着制度不完善、管理机制不健全、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
三、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经济组织提供服务的建议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育和开拓市场，引导牧区合作组织按市场需求组织生产、加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增强市场的配套功能；拓展市场空间，逐步实现生产与需求相连接，开拓外阜市场和国际市场，增加市场竞争力。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建立和建设商品基地。为了加快畜牧业产业发展，必须改变传统生产方式，通过定向投入、定向服务，加强基地建设。在牧区合作组织内重点搞好种源基地建设，商品基地建设，形成若干个专业苏木、专业嘎查，理顺产、加、销三者的关系，通过市场―中小企业―农合作组织的运作方式，中小企业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牧民，是整个环节中的重要环节，它既是企业原料市场供应者和组织者，又是牧民走向市场、进行蓄牧业产品交易的销售者。因此，抓好中介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其作用，把分散的牧民组织到主导产业行列中来，形成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商品基地，提高牧民组织化程度，加快畜牧业产业化进程。
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育龙头加工企业。龙头企业是蓄牧业产业化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龙头，蓄牧业产业化的进程才能加快。因此，必须把持扶和发展龙头企业作为推进畜牧业产业化的首要工作来抓。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和特色经济的总体要求，畜牧业产品的开发思路是通过综合深度开发，促进牧区畜牧业产品结构调整与升级，彻底改变目前小冷库、个人小作坊分散加工条件差及产品档次低的局面，改变现有科技含量低、市场占有量低、经济效益差的局面，促进畜牧业产品资源优势转化，形成带动牧区乃至相关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中小企业将为牧区合作组织提供融资服务、技术服务。中小企业帮助牧区合作组织积极争取支牧资金，完善多方式、多渠道、多元化畜牧业投入机制，增强畜牧业发展后劲；中小企业为牧区合作组织培养指导有技术、有素质的畜牧业生产队伍，推广现代科技，引入新品种、新技术、提高畜牧业科技含量，改变传统生产模式，建立生态养殖模式等。
参考文献：
[1]杨青贵.农民专业合作社限制市场竞争力行为探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0（08）.
[2]吴光宇.农村牧区经济合作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研究[J].牧区经济，2011（03）.
畜牧业市场规模范文2
关键词：生态畜牧业；西部草原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S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态畜牧业理论和实践
中国现有264个牧区和半牧区县（旗），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宁夏、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等12个省区，土地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0%，大多处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生产和社会文化功能极为重要，一直被认为是“草原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维系我国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近十年来，我国“三牧问题”（牧区、牧业、牧民）也比较突出，表现为：草原生态持续退化，牧业成本不断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牧区贫富差距正在加剧。“三牧”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134亿元，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加上一些人为因素[1]，中国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可供牲畜食用的优良牧草比例减少[2]。草原生态退化直接影响到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发展。如何既能保护好草原的生态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们生活条件是很多专家学者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国内的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对中国西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有利于牧民们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沙尘暴的出现。但现实情况是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并未做到实处。杨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领导，误把资源优势当成产业优势，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招商引资使得牧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这些开发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反而加快了草场资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据杨德亮的报告，青海省祁连县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和小煤矿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矿业公司正式收购兼并了祁连县多隆煤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采金活动在20世纪 80年代初恢复， 80年代后期采金达到顶峰，过度采矿致使祁连县方圆十几公里散落着一堆堆的石头，遍布着一个个大坑，湿地迅速恶化为沙石滩，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坏[4]。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工矿产业采挖和开发是近20年来日益加剧草原破坏因素。草原牧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稀土、铜、铅、金、银等许多矿产储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开发商追逐利润，纷纷到草原开矿产办公，当地政府为了尽快脱贫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项目一起上， 还大搞招商引资，开发和掠夺资源。这些项目有许多是一哄而上，并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经济评估论证，因而带来许多生态环境灾难。工矿企业开发，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场土地，其次工矿企业要严重污染环境，特别是污染牧区宝贵的水源，对大气污染也不可忽视，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废水，废气的污染，土壤的酸碱度发生了变化，也影响了植被的演替，矿山大量剥离物和废渣推积也污染环境。工矿业开发要破坏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严重的植被破坏，有些根本无法恢复。”[5]
除了尽量减少对草原矿产的过度开发，为了避免对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坏，学者杨德亮倡导实施“生态购买”，通过国家购买生态，把牧民实行地域性转移，进而减少人类干扰 ，减少放牧，从而实现植被、 地表水、 地下水等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良性循环。他指出生态移民一方面既保护了自然生态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变生产模式，实现致富。但是，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杜发春以青海三江源为例指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了退牧还草及生态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迁后对草场进行禁牧，使草场休养生息，自然恢复。但由于没有专门的草场管护人员和足够维护资金，导使禁牧草场超载无人监管，加之禁牧草场不是连片集中，而是呈镶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户跨区放牧、侵占草场现象也屡有发生， 并没有真正达到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户多以老年牧户、无畜/少畜户为主 ， 分别占移民户总数48.5%和 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户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过移民实现草地载畜量明显减少的目标很难实现。
在对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后，国内的一些学者对牧民实行迁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生态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论”的假设，即生态系统是平衡的，系统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过多和过度放牧引起的。但国外的一些学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论”，认为草原生态系统并非是平衡的，简单的控制牲畜和将牧民迁移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草原的生态平衡。奥巴等总结了平衡与非平衡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区别。（见表1）。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书中指出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两个理论“平衡理论”和“非平衡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论”依靠一个固定统一的承载力，不适合多变的放牧系统，从而制约了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而“非平衡系统理论”强调放牧影响不是特别重要，对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指导也有局限性。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平衡理论”提出牧民定居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来既是牧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据“非平衡理论”，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单方面的要求牧民们放弃自身传统的文化体系，是对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种变相压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游牧文化，又能实实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和维护草原的生态是一个新的挑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对如何发展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提供了参考性的理论框架。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在《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探讨了“资源环境经济理论”。根据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的定义，该理论强调科学地处理产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立足于资源与环境的现状，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颜景辰提出在传统畜牧业粗放、链短、低效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理论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进而论证了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可行性。生态畜牧业结合了市场目标，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充分体现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衔接[7]。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 采用系统工程方法， 吸收现代科学技术， 以发展畜牧业为主， 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 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生态型畜牧业主要包括生态型动物养殖业、生态型畜产品加工业和废弃物的无污染处理业[8]。学者雷华和穆晓峰提出了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四个类型：（1）资源配置型，进行畜牧业季节性生产。（2）多级利用型，在养殖技术中， 通过食物链循环， 实现物质能量多级利用， 以增加物质产品产出量。（3）综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产技术。（4）系统调控型，依反刍家畜 （牛、羊） 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 充分利用粗纤维饲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学特性， 通过秸秆氨化、青贮、微贮等技术， 利用 3/4 的秸秆、糠、麸、饼、渣及牧草等光合产物， 饲喂反刍家畜[9]。
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畜牧业建设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34号），是一个指导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整套针对藏区实际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主要任务、重大项目和支持政策，对于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08年起青海省开始在三江源区试点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国家政府给予农牧民一定的补助， 支持和鼓励冬春草场人工饲料基地的建设、 对草原围栏、建立牲畜暖棚圈、 免疫注射等等，实现标准暖棚舍饲养畜、 人工饲草料种植储藏、 围栏草场划区轮牧、水电路条件配套四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体实现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围栏、 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贮草的目标 [10]。
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从2008年起青海省牧区7个县逐步实施开展生态畜牧业试点工作，以合作社为平台，努力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根据不同的生态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劳动力素质，探索出以门源县苏吉滩乡苏吉湾村、天峻县新源镇梅陇村、河南县优干宁镇吉仁村为代表的以牲畜、草场作价入股，实行股份制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共和县倒淌河镇哈乙亥村为代表的以分流牧业人口、草场合理流转、大户规模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治多县治渠乡同卡村为代表的以联户经营、分工协作、优化畜种畜群结构为特点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总结试点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3年时间，在牧区30个县的883个牧业行政村全面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全覆盖。2010年5月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各试点地区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开始落实农牧厅下发的《关于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复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广可持续发展集成技术，引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以下是一些学者们对中国西部畜牧业转型以及实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可行性提出的观点。
二、草原游牧文明与畜牧业经济转型
中国西部牧区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视媒体中被刻画出一幅贫穷落后和无知的印象。国家对西部的整体建设概念是“发展西部”，其中蕴含在背后的哲学理念中不免带有以人类的不断进步为前提的单向线性历史观，将传统的游牧文化视为是不适应时展趋势的。在如今中国大力市场化和经济化的整体时代背景下，从单纯的经济收入视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趋势的。然而，从深层次的哲学意义上讲，落后与否不能简单的从经济收入来衡量。在思考如何发展中国西部牧区的解读过程中应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简单的将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个文化体系的底端。相反，应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哲学理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本土生态知识的价值日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并且得到主流学者的充分认可。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综合了西方学者对本土生态知识不同的定义后，总结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套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践与信仰的累积性的体系。它在人类适应性生存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在文化传播中代代相承。它是关于生物和其他环境现象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也是一种当地人的本土实践，更是一种凝结于人们关于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观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识是长期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关系到传统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也关系到引导、组织和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精神结构。”[12]他们进一步指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种知识-实践-信仰的复合体。从实践经验知识的层面上看，牧民们对他们祖祖辈辈所生活的草原环境里一系列关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观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教科书上科学家们所列出的知识结构，是历代牧民实践总结的实地知识，具有宝贵的实际科研价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识体系。当地的牧民们对长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不定的雨量有着敏感的认知。并且他们会根据不同季节、养分质量，地形与海拔、方位、生态区域和植物群落、颜色、土壤性质、水质水量、距离营地的远近等要素对草原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与之相应，牧民对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长周期，对牲畜的适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着详细的分类。对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们，草原不是简单的被植被覆盖的土地，而是蕴藏着各种宝贵的自然知识，并且载畜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恒定的绝对值。具体丰富的经验知识经过总结后，可以更好的帮助当地的牧民进行冬夏季草场的迁徙，对牲畜进行管理和适度调整。草原牧民们的生产习惯事实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态的“不确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并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效益去衡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内容，有部分学者认为当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观引导和自然规律性感悟及其传承，而缺乏理性。该项目研究报告同时指出对待宗教文化应需持尊重的态度。游牧生产方式是孕育藏传传统文化的土壤，藏传佛教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牧业社会的一个文化载体。从抽象层面讲，宗教是一种宇宙观，是当地牧民对本土生态知识体系中较为复杂和抽象的。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种本土知识体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内核通常体现在宗教仪式上。藏传佛教的教义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这种核心理念价值是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牧民们积极地参与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可以为牧民的畜牧生产和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存提供一个很好的文化价值体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众有经营畜牧业的丰富经验，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环境艰苦的草原牧区 ，世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积累了一整套经营管理草原畜牧业的丰富经验 ，这些是中国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主要实际操作知识。但一般来说牧民们对土地退化理解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过程，或者认为只是暂时的可逆转的现象。因此牧民们可能缺乏必要的动机来重新认识草原，需要新的知识结构的补充。总体来说，牧民们缺少相应的文化科普知识，这对发展生态畜牧业不利。因此需当地政府应在结合当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对牧民们进行一些关于生态畜牧业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的科普宣传。政府如何对牧民们进行科普教育需要一个科学、 完整的培训方案，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对此进行实证性的探讨研究。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青海省科技厅已在贵南草业公司建立起相应的培训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周边牧民实用技术培训，共培训果洛新村、同德县的2个移民村，贵南县的2个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众从事生态畜牧业的信心明显增强。
三、关于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
青海、内蒙古、新疆三省区的牧区分别占本省区土地总面积的96%、66%和50%。甘肃、宁夏的牧区面积各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30%左右。西北牧区基本都地处陆地边疆，是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广阔的草原上居住着蒙古、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温克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总体来说牧区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较为复杂，干旱缺水，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国家在大力发展牧区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实际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参考性意见。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性较大。
1.西部牧区人工种草的可行性
学者周海虹和陈玮都提出鼓励农牧民从事高效农业、养殖业、种植业等，进而提出鉴于西部地区的饲料生产能力差的实际情况，人工种草是解决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过播种或补种优良牧草的办法来改良草原，并培养人工或半人工草场， 通过灌溉、施肥以及防止兽害和虫害等办法提高草原的生产能力。陈玮认为人工草场可大致提高产草能力8倍，在其他条件同样的情况下 ，草场的载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单位牲畜所需草场面积则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过试点建设初步形成的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为代表的依托退耕还草建植人工草地，发展种草养畜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启动了“青海省种草养畜及有机畜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天然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和传统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进而提高畜牧业生产科技产量。该项目总经费1030万元，科技资助经费540万元。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在适宜的地区建立主要依靠种植人工草地，加工草产品。项目拟在青海省的农牧交错处（同德、贵南等）和适宜种植人工饲草的地区，种植优质牧草，将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种草。项目初步设计种植15万亩各类饲草料生产基地，加工牧草12.5万吨，可为22万个羊单位提供1年的饲草量，有效减轻项目区及周边地区300万亩天然草地放牧压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万亩人工草地，相当于116万亩天然草地产草量，或7.7万个羊单位1年饲料量。120饲草资源置换模式在三江源地区建植优良人工草地可以为当地的牧民们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极端缺乏的冬春季节为畜群提供饲草。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国西部牧区的土壤条件较为脆弱，不宜过度开垦种植草场。学者刘红梅质疑了人工种植草场在西部牧区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层较薄，土壤沙砾含量重，极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种草需要非常谨慎。在中国西部高原地区比如三江源地区，人工种草会导致土地沙化，种的草也会很快退化，因此绝不能仿照农业区大力发展舍饲畜牧业，这会导致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区草原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大面积种草，也不允许大面积开荒。从长远来看，舍饲会对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质量造成影响。人工草场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资源是有限的。可开采的地下水中，动储量不多，因为草场均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较少，河流少，流域面积也小。地下水资源为静储量，过度开采会导致水资源枯竭。”
2.围封草场的实效性
在国家实行生态移民的过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护的目的，被人为的围封。但围封草场需要考虑到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围封应根据草场的类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场的利用方式而异，封育可采用围栏封育与人工管护封育相结合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围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户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场都围起来就能达到保护草场的目的。实施退耕还草和生态移民后，大量草场的管护问题也颇为棘手。由于被围封的草场缺乏监管，并未真正意义上达到了畜牧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些自然科学家论证了事实上轻中度放牧对植被有促进作用。首先，在轻牧条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烂叶，使得植物在生长季节，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较旺盛的光合能力，维持自身消耗，促进植物在后期的生长[14]。其次，适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优势种在竞争中的作用，为其他物种的发展创造潜在的生态位，从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样性。通过连续移走植物活组织和减少死亡物质的积累，牲畜发挥着刺激和保持新物质生产的功能，在轻中度放牧条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活的生物。相反，围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没有有蹄类动物的生态互动，难以实现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进展演替。缺乏动物对草原的干预，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环很难维系，也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地方优良畜种的消失。
四、牧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西北畜牧业历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区基本还保留着是游牧半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单纯经营畜产品原料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草原的严重退化，当地牧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滞后。学者韩俊指出：“牧区贫困与草原退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牧区贫困也促使牧民对草原进一步掠夺，更增进了草原退化，最终形成草原退化-牧区贫困-草原进一步退化-牧区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草原畜牧业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基础，畜产品是牧民们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牧区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牧区工作作出重要决策和部署，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原因，牧区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特殊的困难和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浪潮下显得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分析了在中国西部牧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一些主要问题。
1.牧区畜群结构不合理
我国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数量来显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栏牲畜，把牲畜作为财富直到养死为止，老残畜比例过大，畜群结构不合理。然而发展畜牧业经济， 需要抓好畜牧品种的改良， 这既是发展牧区经济的前提，也是基础。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牧区的畜种结构和品种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西部青海的7个试点村共淘汰劣质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头，引进藏系种羊1916只、大通牦牛种公牛57头、半细毛种羊70只，使藏羊选育达到4万只、牦牛复壮达到2000头、半细毛羊改良数量达到2万只，从而使畜群畜种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性能进一步提高。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内容，为了促进牧区经济发展，制定了欧拉羊繁育、选育、饲养管理和生产性能测定。在海北州青海湖农场、刚察县哈尔盖镇察拉村和海晏县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户示范户中开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选调陶赛特，优质藏系种公羊36只，与当地1150只藏系羊杂交。在河南县试行了以生产欧拉羊种羊。欧拉型藏羊生产性能得以提高，项目区以欧拉型藏羊为主。然后，一些学者意识到畜群结构的改良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短期内牧民的收入通过畜群结构的调整得以提高，但从长远地角度看，应尽量避免将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学者刘书润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问题，家养动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会越来越高，所以牧民养畜时，隔若干代就要让畜种和野牛、野马、大头羊再配种，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现在为了高产引进的是完全不适应当地的外来种。完全舍饲，不让羊掉膘，羊吃得太饱，羊绒会变粗。”
总体上来说，我国西部牧区还需继续强化牧区畜种改良和选育工作，国家和当地政府应积极配套资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细毛羊等品种种畜引进力度，切实扩大改良范围，加快畜种结构调整进程。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畜群改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区生产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国西部大部分牧区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内很难真正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增加畜牧业产业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引进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备相应的硬件设施条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专业的学者进行沟通，单纯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学者很难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而非品牌和科技优势。
3.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市场辐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区较为偏远，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单一，导致牧区的产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不少畜产品生产和销售脱节，市场体系建设滞后，缺少龙头企业。牧区与畜产品联系在一起的储藏、加工 、分级 、包装等环节很不健全，产品的附加值不高，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把优势畜牧业资源开发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识和效益观念不强，惜售思想比较严重，认为发展畜牧业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场销售，因此开拓西部地区畜产品市场的力度不够，西部牧区的畜产品不能及时的对外销售，导致商品化的经营无法有效地实现。
4.西部畜牧业信息化建设滞后
滞后的信息系统和市场预测系统不能满足西部畜牧业生产的需要，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社会化和商品化生产。学者郭映义和才让吉指出，目前青海省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类分级、收集渠道和信息应用环境等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发展生态畜牧业需要健全的信息资源网络。总体来说，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的信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门难以及时分析和甄别信息，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整体发展。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从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区的牧民们缺少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贴近实际、可操作的个性化的信息内容。当地牧民们主要是靠流动的商人获取市场销售信息。牧区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是单向性的，缺乏牧民与商贩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因此这种单向方式的信息传播很难真正解决牧民出售畜产品的实际问题，进而影响了牧民的经济收入。
尽管当前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传统媒体不可取代的优势，但短时间内互联网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区普及。大量的牧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置个人电脑等高端电子类产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对于操作电脑的知识几乎为零，因此互联网信息目前还不能很好的辅助于牧区的经济建设。总体上说中国西部地区的牧民们获得的信息时常是滞后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的，这影响了畜产品出卖的价格。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有关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牧民们基本上是通过口头得知的。和机械维修、金融信贷、兽医服务相关的信息基本上来自当地的业务部门，天气预报主要来自于广播，牧民们很少从电视和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虽然做牧区信息沟通工作的部门很多，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础建设滞后
发展生态畜牧业经济需要一定的基础性设施，但目前西部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有待改善。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性建施投资，这是保证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比如青海7个试点村已建成了相对规模的牲畜暖棚和贮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栏50处，打水井25眼，铺设人畜饮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点2处，购置了压缩式青贮机1台、青贮袋 3000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牧民投入生态畜牧业建设的积极性，使试点村生产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防灾抗灾能力得到了增强，建设养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青海三江源地区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成了一批事关地区经济发展全局和广大农牧民福祉的交通、电力、通讯、农牧、水利、生态、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这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建设保障。根据中国科学院的项目研究报告，2008年，三江源地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2544公里，宁果公路、214国道，109国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户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亩饲草料基地，20平方米贮草棚以及草场围栏建设）为重点的草原基本建设和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三江源地域辽阔，目前仍有123个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虽有简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条件非常差，只能实现季节性通车。在通讯设施方面，三江源的广大农村牧区，除主干公路沿线外，大部分尚没有通讯设施。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三江源地区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国家电网覆盖，部分县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电实现季节性供电，广大牧区则主要依靠家用太阳能电池板部分满足照明和家用电器的用电需求。总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已成为当前制约三江源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业经济发展趋势和出路
1.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下的有机产业
总体上讲，中国西部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仍然处于传统畜牧阶段，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发育水平不高。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同时，政府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应进行可持续生态发展。发展生态畜牧业因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特点，发展不同的生产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1）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2）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应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3）生态畜牧业发展应秉持现代绿色有机生态养畜经营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饲料，做到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低耗，高校转化和循环利用；（4） 生态畜牧业应大力发展无公害饲料基地建设及持续利用技术，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气候资源、光能资源、绿色饲草料生产等资源，形成以饲草料基地建设、草产品加工、牲畜的舍饲育肥、粪便废水无公害及归田处理，太阳能利用、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完整循环生产体系和产业链。
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前提下建设有机产业区的想法。学者陈月辉指出，西部畜牧业生产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 这有利于生态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对有机无污染动物食品进行产业化。这样既能达到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又能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机产业要求草畜平衡生产、不使用人工合成产品、保持牲畜合理饲养、不破坏生态环境。依照当前世界有机食品的价格，与普通食品相比， 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区发展有机畜牧业生产理论上可以使牧民达到小康收入水平。学者芦清水和赵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收购三江源区牧民每天生产的鲜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成高档婴儿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时还可以利用当地的优质牛羊毛和牲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认为，以生产欧拉羊种羊和有机畜产品为核心的河南县初步组建了有机畜产品生产，加工与出售，并且开展了有机肥生产研究，寄生虫和幼畜疾病控制技术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价格每公斤高于市场价格，使从事有机畜产品生产的牧户增收3.7万元，提高了牧民畜产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畜牧业有机产业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实是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的基础性投资巨大，生产成本很高，国内有机食品的市场规模不大，虽然有机食品的销售价格很高，但考虑到高成本的投资和目前小规模的市场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内实现收入增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机畜牧业生产批发基地的国家级认证，但由于认证范围小， 年产出规模小， 没有龙头企业进行肉、奶初级产品加工生产， 并未能实现给牧民带来增收的目标。
另外，在发展有机畜牧食品生产的企业时，应注意到牧民和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或供过于求时，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过随意降低收购价格或者提高收购标准等方式将利益损失直接转嫁给牧民。学者朱海从企业制度层面提出了组织‘牧民协会’的建议。‘牧民协会’是牧民自发组织的经济合作组织， 既代表牧民的利益与有关有机生产单位发生联系， 又可按照有机产业生产流程去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同时朱海还提出了在企业集团现有架构基础上建立有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董事会和经理部， 作为对外联系业务、对内安排工作的管理机构，另外公司下属层面包括有机产品加工机构、牧民协会、研发部门、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牧民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低牧民的生产风险，避免企业过度压榨牧民，从而改善牧民的整体经济收入状况。
尽管中国西部牧区构建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业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同时这项工程的确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毕于运认为，根据环境洁净程度，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个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的6个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个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2个县， 都具备发展有机产业的良好条件，都可以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就目前青海各地区的条件，可选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县和泽库县， 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玛沁、达日、班玛利甘德县，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贵南和同德县， 共计10个县内予以发展生态畜牧业基础下的有机产业。李双元以梅陇个案为例， 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还处于组织化转型、产业化起步、生态化雏形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我国生态畜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国和欧洲的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品生产系统相对较为成熟。比如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详细的畜牧业有机产品生产规则。对于有机牲畜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的报告，有机牲畜必须在放牧季节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饲料必须是纯有机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刍类动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须保证30%的干物质摄取（dry matter intake）是来自草原。欧美对于如何计算干物质摄取量有一套严格的科学计算系统，但这些中国目前的有机畜牧食品生产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规定。相对于美国的有机畜牧产品的生产条件，中国西部条件较差。中国的有机食品生产系统可以参考北欧冰岛的研究。北欧学者Dyrmundsson指出冰岛的气候恶劣，天然草场由于气候的影响，并不能保证草原的牲畜有足够的天然有机食物摄取，市场上的有机饲料相对较少，成本太高，对冰岛的有机畜牧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何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保证牲畜有足够的有机食物摄取是一个值得跨领域专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瑞典学者Lund提供了一个北欧有机畜牧业生产模式图（见表2），该模式图指出，除了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外，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过程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畜牧产品的生产者应和消费者达成和谐的互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牧民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中国目前西部有机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市场化带来的直接经济价值和如何提高产量，而忽视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牧民自身幸福指数的关注。许多经验表明，能否让牧民主动地而不是被动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样性，创造性，关系到政策及其项目的实际效果。在发展目标上，生态畜牧业建设下的有机产业链是一个长期发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需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
2.发展生态旅游业
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态观光旅游型畜牧业，在国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区应大力建设观光型、生态型与市场型相结合的牧业生产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观光型的畜牧业项目，从而提高参与项目的农牧民的收入。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警惕过度开发旅游业可能会给脆弱的西部生态造成破坏。
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度开发西部牧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区具有强大市场吸引力，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带动当地建筑、金融、通信、娱乐饮食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给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三江源农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来玉树、果洛两州的游客人数达到19.93万次，旅游总收入9898.75万元，同比增长40%以上。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开始凸显，不少牧民群众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鉴于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和难以再生的生态资源，三江源区核心区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为限制开放区。尽管三江源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项目研究报告指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面临诸多问题：（1） 基础设施薄弱。三江源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线路密度低，公路等级低，路况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资源分布相对稀疏，旅游路线长，空间跨度大，可进入性差，存在着“一流资源，二流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2）环境制约性明显。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环境气候影响，不仅旅游日期短，而且对游客的身体状况也有一定限制，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3）缺乏与旅游业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链条不完整，难以形成产业优势。（4）市场化推进步伐缓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护条例
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2011年11月了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按照《草原法》的规定，维护基本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内蒙古草原保护的红线。1983年内蒙古就颁布了《草原管理条例（试行）》。1984年成为正式条例，2004年进行了修订。针对草原乱开滥垦问题，1998年还颁布了《基本草牧场保护条例》。而《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则是为了更进一步强化基本草原的保护与管理，其保护力度较以往的条例要大得多。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主要明确了基本草原的划定范围并加大了对草原的保护力度，更好地维护了农牧民利益。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其他西部牧区的草原维护和畜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意见。
综上所述，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参考文献：
[1]芦清水，赵志平.应对草地退化的生态移民政策及牧户响应分析—基于黄河源区玛多县的牧户调查[J].地理研究，2009（1）.
[2]陈 玮.青海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对策[J].青海民族研究，1993（1）.
[3]青山虎，马宾祥.制约西部边疆地区现代畜牧业发展的瓶颈及对策[J].北京农业，2011（15）.
[4]杨德亮.牧区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不适及社会环境问题——青海祁连畜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调研报告[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
[5]达林太，郑易生.牧区与市场：牧民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81-482.
[6]李燕琼，谢 华，范高林.促进西部草原畜牧业发展的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01（9）.
[7]颜景辰.中国生态畜牧业发展战略研究[D].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7.
[8]刘学剑.关于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思考[J].农业环境与发展， 2001（1）：15 -16.
[9]雷 华，穆晓峰.传统畜牧业向生态畜牧业转变是中国西部畜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J].世界农业，2006（8）.
[10]严宝兴.关于发展青海生态畜牧业的思考[J].上海畜牧兽医通讯，2009（3）.
[11]王功民.青海生态畜牧业发展的新路子[J].中国牧业通讯，2011（7）.
[12]王晓毅，张 倩，荀丽丽.非平衡性、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75-276.
[13]刘红梅.三江源地区畜牧业发展方式抉择探究[J].柴达木开发研究，2010（6）.
[14]李永宏，陈佐忠，汪诗平，等.草原放牧系统持续管理试验研究[J].草地学报，1999（3）：173-182.
Eco-husbandry： Trends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West China Prairies
DU Fa-chun1， CAO Qian2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he study is to conclude that although great challenges exist in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and no mature systematic theory or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area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could serve as a model to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ransition in West China， though its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
畜牧业市场规模范文3
关键词：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对策研究；天门市
中图分类号：S851.2+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73X（2016）01-0044-03
湖北省天门市是生猪生产、消费和调出大市，多年来，生猪出栏始终保持在100万头以上，市场规模在20亿元以上，猪肉产量达到8.8万t，在湖北省同等县市中位居前列。2015年全市年出栏500头以上规模养猪场（户）545家，出栏84.9万头，占出栏总数的77.18%。由于大规模集中养殖，容易引发重大疫情、疾病传播迅速、饮食安全等重大问题，仅以生猪死亡率8%计算[1]，全市每年病死猪超过8万头，数量如此巨大的病死猪若不处理妥善，将对人类健康构成极大的威胁，同时也将引发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在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天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指导下，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因地制宜、财政补助、保险联动”的原则，逐步建立起统一规范的运行机制、处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得到了各级领导、相关部门、养殖企业和社会各界的普遍好评和认可。
1 工作探索历程
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从2012年3月正式启动至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1 基础资料收集
从2012年3月到2012年6月，基本完成了全市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规模养殖场户的统计汇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宣传、无害化处理监管人员的培训、信息统计报送和资料整理格式的规范等一系列新任务新工作，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正常启动。
1.2 试运行阶段
从2012年7月至2013年初，在经过近一年的实施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一些困绕畜牧部门的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数量大、范围大、难度大，监管工作人手少、报酬少、经费少，再加上补助下发时间长，群众意见大、畜牧部门工作人员意见也大，导致工作阻力增加工作积极性受挫，社会面上再次出现少数养殖场户不要补助不作无害化处理随意丢弃病死猪现象。
1.3 总结经验再理思路阶段
2013年3月至2013年6月，市委政府、畜牧部门和社会各界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深刻反思和初步探索。2013年上半年，天门市政府分管领导多次到天门市畜牧兽医局来专题调研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提出要“吸取别人的教训总结自己的经验”；市畜牧兽医局工作专班先后三次赴外省、市专题学习考察，多方联系企业探讨社会化运作途径，逐步形成了全市无害化处理运作模式和管理方式的基本思路。
1.4 市场运作基本步入正轨阶段
2013年7月至今。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统筹规划、因地制宜、财政补助、保险联动”的原则，天门市畜牧兽医局通过招商引资方式按照“谁建场、谁处置、政府专项奖励和财政专项补助发给谁”的原则，打包处置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职责权限。2013年8月，拖市镇个体老板潘云平投资800万元（其中政府专项补贴100万元）建成“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积极争取政府出资100万元建成32个病死猪冷藏收集点，多部门联合行文印发《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实施方案》，基本形成了统一规范的运行机制、处理模式和管理方式，基本达到了“政府满意、社会满意、企业满意”的良好效果。
2 基本做法
2.1 成立专班，加强无害化处理工作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组织领导及长效机制建立，经市政府同意，由市畜牧兽医局牵头，与市财政局、市人保公司联合成立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小组、工作组及专家组。市畜牧兽医局由局长、分管局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从局办公室、计财科、监督所、疫控中心和财政局农财科、保险公司农险科等抽调人员组成工作专班，负责全市无害化处理工作协调指挥、无害化处理收集体系建设督导、无害化报表数据审核、无害化补贴公示公开、无害化资金划转拔付、无害化运转环节督查等工作，做到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领导重视、部门配合、分工负责、积极探索、审慎实施、整体推进。
2.2 制定方案，规范无害化处理工作基本程序
根据湖北省农业厅、财政厅《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和湖北省畜牧兽医局《建立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试点方案》文件精神，为推进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先行先试工作，构建长效机制，经报请市政府同意，我局先后印发了《天门市畜牧兽医局关于做好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相关工作的通知》、《天门市建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实施方案（试行）》，与市财政局、市人保公司联合印发了《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实施方案》等文件，用以指导和规范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各环节工作程序，确保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行得通、推得开、力度大、效果好”，切实保障全市动物源性食品安全，维护公共卫生和生态环境安全。
2.3 完善设施，推进病死猪冷藏收集体系建设
（1）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将纳入市级管理的规模养殖场列为首批冷藏收集体系建设对象，要求每场必须建一座容量20 m3以上冷库用于存放病死猪，确保市管规模猪场全覆盖、全收集、全处理。
（2）鼓励有条件的乡镇或规模养殖场（小区）选择合适区域、场所建设病死猪收储点，参与全市病死猪集中无害化处理的社会化营运服务，逐步开展全区域内的收集和处理工作。
（3）对违法弃置在本市江河湖渠等水域或其他公共场所的病死猪，要求相关乡镇、管理部门、责任单位或市无害化处理中心第一时间收集、清运、冷藏或就地就近作无害化处理。
2.4 明确模式，统分结合开展无害化处理工作
目前我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按两种模式执行。
（1）委托集中处理模式。全市市管规模猪场病死猪按要求必须委托市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集中处理；市管规模养殖场以外的其他养殖户按自愿的原则，可以将病死猪按要求做好消毒和包装后直接运送到市无害化处理中心委托进行无害化处理。
（2）自行分散处理模式。对年出栏生猪50头以上、办理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并与监管部门签定了畜产品安全责任状、建立了完整的养殖档案等信息资料的养殖户，可以选择按要求自行无害化处理本场病死猪。
两种处理模式都必须有天门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所在地畜牧兽医服务中心官方兽医人员、保险公司人员到场到点实施监督。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生猪病死率较高，难以全部无害化处理
近年来，尽管全市大力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建设，但中小型规模场（户）和散养户仍占主导地位，其养殖方式相对落后，饲养管理水平不高，防疫意识不强，动物病死率较高，病死和死因不明动物数量大[2]。据初步测算，全市每年需无害化处理病死猪80 000头左右，造成无害化处理工作任务艰巨，不能完全落实，有的虽然进行了处理但也不完全规范。
3.2 动物疫病防控意识不强，病死猪处置不规范
当前部分散养户、小型规模养殖户和贩运户法律意识淡薄，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无害化处理经验不足。生猪病死后，未按规定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有的为图方便，乱抛乱弃病死动物的现象仍然存在，甚至低价抛售病死动物[3]，导致病死动物处理的指导和监督缺位。这不仅造成环境污染，给动物疫病传播扩散留下了隐患，而且严重威胁着公共卫生安全。
3.3 无害化处理设施投入不足，无法满足当前需求
全市绝大部分乡镇没有公益性无害化处理设施，养殖户在动物发生死亡后，以挖坑掩埋处理为主，但深埋地点难以协调和落实[2]。特别在疫情高发季节出现大量的病死动物时，更难以及时有效的处置。虽然岳口、拖市、张港、多宝、汪场、石河等十个乡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购置了冷藏运尸车，经收集送往市无害化处理中心进行处理。经过近一年的运作，发现这些设施数量太少，无法满足当前对病死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的需求。
3.4 基层工作力量薄弱，监管力度不够
当前全市病死动物主要来自农村散养和各中小型规模养殖场，数量大，点多面广，但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的人员少，工作量大，工资待遇低，工作经费短缺，从而造成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难以工作长期有效开展[4]。特别是在执法过程中，部分违法行为人不愿承担无害化处理费用，对查处的病死动物及其产品，由监督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无形中形成了越执法，经费缺口越大，工作越难以开展的被动局面。
4 对策与建议
4.1 加强组织领导，构建无害化处理责任体系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是政府的一项公益事业，也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建议由各级政府牵头对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负总责，加强统筹协调，明确各有关部门责任分工，充分调动乡镇、街道、村级基层组织力量，强化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监管。畜牧兽医部门要监督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环保部门加强对公共区域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水利、海事、城管等部门按照自身职责，健全河道、湖泊、街道等公共区域病死动物尸体清理打捞制度，公安部门加大对加工、贩卖病死动物行为的打击[2]。各级政府要把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纳入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新农村建设的考核体系中。同时，按照《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明确动物养殖、屠宰、经营者是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主体责任。
4.2 加大财政投入，完善无害化处理运行体系
根据当地经济基础、动物养殖量、养殖密度、养殖方式等情况，完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体系和运行机制，按照“降低成本、节能环保”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适合各自情况的无害化处理方式。采取“政府监管、财政扶持、企业运作”的方式，进一步支持天门市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中心扩规升级，财政适当补助运行经费[5]，实行企业化运作。对养殖集中的区域配备专职人员和密封运输车等，对病死动物统一收集、消毒、运输和处理。养殖分散地区，应合理规划，分点布局，建立规模适度的定点冷藏收集场所，完善病死动物收集体系，然后运往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同时，加强对大型、标准化规模养殖场的监管，督促其建立与养殖规模相适应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设施，或与无害化处理企业签订协议实施无害化处理，由各级财政部门应安排专项经费，建立病死动物收集体系和乡镇病死动物贮藏冷库建设，安排固定人员负责日常管理。
4.3 改进工作方式，建立无害化处理扶持政策
一是将现有国家对生猪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扩大到包括散养户在内的所有生猪养殖场（户），二是将病死猪补助标准提高到100元以上，相关经费应补给对病死动物实施无害化处理的主体，提高各方无害化处理的积极性。三是将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与生猪保险相关政策有效衔接[6]，当养殖场（户）发生动物死亡时，保险公司到现场确认，经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鉴定，以无害化处理凭证作为理赔依据，引导养殖场（户）主动参与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四是地方政府建立对乱抛乱弃病死动物或贩卖、加工病死动物的举报奖励机制，一经查实的，给予举报人奖励，营造人人监督的良好氛围。
4.4 充实稳定队伍，加大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建议市政府协调编制、财政等部门，组建基层全新的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队伍，确保编制、经费满足工作需要，从体制上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人员保障、资金保障和政策保障，以适应当前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动物检疫、动物卫生监管等执法工作开展的需要。
4.5 转型升级改造，大力推广标准化规模养殖
加快转变畜牧业发展方式，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提高养殖质量；改善养殖环境条件，提高兽医服务水平，降低动物死亡率。进一步加大标准化规模养殖的投入力度，支持规模养殖场（户）、龙头企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完善基础设施，加快推动养殖业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科学化发展。通过畜牧业的转型升级，提高整体的科学管理水平，控制生猪疫情，降低死亡率，从源头上减少病死动物的数量。
4.6 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
加大对养殖场（户）的宣传培训力度，普及健康养殖和防疫常识，增强法制意识、环保意识。积极推行本地屠宰，大力推广消费冷鲜肉的习惯。通过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等多种渠道向群众宣传病死猪的危害及其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性，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构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和监管“群防群控”的长效机制。
5 小结
病死动物是动物疫病发生的重要传染源，养殖环节病死动物处理是否到位，事关畜产品质量安全，事关畜牧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事关公共卫生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单位要各司其职，互相协作，紧密配合，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确保畜牧业健康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
参考文献：
[1] 乔 娟，刘增金. 产业链视角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5（2）：102-109.
[2] 刘思华，王 琦，郑文成，等. 湖南省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调研[J].中国动物检疫，2014（12）：13-15.
[3] 孙 龙. 浅谈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动物检疫，2014（11）：40-42.
[4] 王联芳，宋新华.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医学动物防制，2008（11）：876-877.
畜牧业市场规模范文4
当前，越来越多的进口食品开始进入国人的餐桌。在进口食品高歌猛进地收割中产阶层消费需求时，国内食品厂商却困顿于萎靡不振的销售业绩。
如何搭上国民消费升级的“高铁”、应对进口食品冲击，是当下国内食品行业共同面对的问题。
电商主推进口食品入华
6月30日，美国牛肉重返中国仪式在北京举行。2017年4月，中美双方就经济合作“百日计划”达成共识。6月20日，中国国家质检总局了《关于进口美国牛肉检验检疫要求的公告》，允许进口美国牛肉，标志着美国牛肉时隔14年重返中国市场。
从2003年底美国疯牛病爆发、禁入中国，14年间中国牛肉市场迅猛增长。
据农业部统计，2016年我国牛肉消费量超过800万吨，市场规模达到3600亿元。然而2016年全国牛肉产量为717万吨。这个“缺口”正是全球牛肉生产商眼里的一块大蛋糕。目前，中国是全球牛肉第二大进口国，2016年进口量达到82.5万吨。
对此，中国畜牧业协会牛业分会会长许尚忠预测，美国牛肉在中国的终端售价可能不会太低，但应该比国内牛肉价格便宜。
特别是电子商务的兴起，使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得以涌向中国。事实上，随着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新兴中产阶级迅速崛起，中国电商生鲜市场交易规模也连年翻番。早前有调研机构预测，2017年该市场规模有望超过1500亿元。
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该地出产的龙虾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座上宾”。“以前我们属于藏着没有被中国人发现，随着加拿大政府的大力推广，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这里的龙虾。”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某渔业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相比过去中国人喜欢的暖水虾澳大利亚龙虾，加拿大龙虾是冷水虾，营养更高一些，口感和质感更好一些，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
大约从2013年开始，加拿大出口中国的龙虾激增，2016年仅新斯科舍省出口到中国的海产品就达到约10亿元人民币，龙虾占了大部分。
新斯科舍省渔业暨水产养殖厅厅长基思?科尔韦尔认为，销售额翻番应该需要4-5年时间。
国内食品困境难解
进口食品形成强势，事出有因。
据调研了解，目前国内的肉牛生产大多数是农户散养。这种小规模的饲养方式大大提升了饲养成本，牛肉品质却参差不齐。相比牧场规模化、牛肉品质标准化的美国，国内牛肉“低品质，高价格”的劣势暴露无遗。
与牛肉类似的还有国产三文鱼。
根据挪威海产局与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共同的“2025计划”，我国将逐年提高挪威海产进口，到2025年进口总额将提高至100亿元人民币，三文鱼进口将达到15.6万吨。
进口挪威三文鱼的涌入必然会强势D压国产三文鱼市场。
一家国内水产养殖公司负责人介绍，国内饲养三文鱼需要进口每吨价格高达3万多元的专门饲料，再加上温室内水温恒定16摄氏度等要求，造成三文鱼养殖成本较高。
实际上，目前国产三文鱼的市场售价每公斤只有80元左右，远低于进口三文鱼每公斤200多元的均价。即使如此，价格优势并没有为国产三文鱼争取到更多青睐。
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市场竞争却日益激烈。这不仅仅是养牛户和三文鱼养殖企业的困境。
2017年一季度，经天津口岸进口的葡萄酒共计1911万升，同比增长52.3%;巧克力及其制品进口量翻倍增长，达到2100多吨，同比分别增长87.8%和81.9%。
而几大国产葡萄酒龙头企业2016年全年的业绩表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张裕A（000869.SZ）2016年净利润9.82亿元，同比下滑4.62%;中葡股份2016年净利润1272.5万元，同比下滑17.96%;莫高股份2016年营业收入2.12亿元，同比下滑14.79%。这样的窘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进口葡萄酒的冲击，后者已经占据了国内30%市场份额。 目前，中国是全球牛肉第二大进口国，2016年进口量达到82.5万吨。
国产巧克力行业的日子更加艰难。201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巧克力市场依旧由外资企业主导，玛氏、费列罗、雀巢、好时、亿滋、雅客市场占有率高达80%。第一个高端国产巧克力品牌金帝，在2016年4月就已全面停产。被中粮以2亿余元价格出售给了国内糖果生产商好邻居。
对此，中国食品产业评论员朱丹蓬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国内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他们全方位升级的消费需求也开始对各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食品产业方面，消费者的需求早已脱离了早期温饱型、生存型的模式，转而对品质和理念有更多追求。但是在这不断升级的消费大潮之中，中国食品厂商因其落后的供给而渐渐掉队。
冲击下寻找突破口
面对进口食品的冲击，国内食品厂商也并非坐以待毙。
在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降成本”就是国内食品产业的首要任务。
许尚忠表示，我国牛肉居高不下的成本与国内肉牛养殖中母牛的存活率低、肉牛的胴体重低、培育周期长等有密切关系。任何一环上技术的突破都有可能带来整个行业的转机。
有专家也表示：“占据运输成本和时间优势的国内肉牛养殖企业，可以抓住冷鲜肉在营养价值和口感相对于冻肉的优势，深掘冷鲜牛肉市场，打差异化竞争的反击战。”
另一方面，挖掘国内食品消费的新需求也是一个潜在突破口。
牛油果的风靡就是最佳案例。随着国内中产阶层越来越关注饮食结构健康，使得几年前默默无闻的牛油果一跃成为了“水果之星”。2010年中国牛油果进口量尚不足2吨，到2016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2.5万吨。
在全球化的潮流中，中国不仅仅是全世界厂商竞相争夺的战场，更应该是强有力的竞争者。
畜牧业市场规模范文5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刚刚起步，但发展速度迅猛。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计达到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为历史最高点。从2003年中国开始公布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以来，已经12年持续增加。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是2002年的46倍，从2002到201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接近40%。中国只是近年来才开始对拉美开展直接投资，拉美在金融危机后受到打击较小，经济发展平稳，为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提供了较好机遇。
一、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现状
（一）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历程
由于拉美和中国距离遥远，历史上又没有太多的政治联系，所以中国和拉美在20世纪后半段相当长时间内没有更多的经贸关系，相互投资甚少。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中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中拉贸易首先有了较快增长。1990年中国和拉美双边贸易额仅为3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拉美的出口额为8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据中国海关的统计，中国和拉美双边贸易额快速上升为2636亿美元。短短24年，增加了接近90倍，中国已经成为了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家。
伴随着双边贸易规模的急速增加，双方了解程度进一步加深。中国作为加工制造业的大国，急需原材料和资源产品的进口。而拉美为自然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刚好可以满足中国这这一需要。而中国现在已经改变了过去只单纯靠进口，被动接受价格很多时候只能买高价品的局面。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鼓励之下，在政府相关政策支持下，大量企业已经开始在拉美投资。到2014年底，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存量接近1000亿美元。如中国和巴西以及委内瑞拉合作开发油气田，中国奇瑞汽车在巴西设立工厂，中国企业在墨西哥建立面向美国的加工制造业基地等。
（二）中国对拉美直接投资的行业选择
中国对拉美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能源相关行业、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这其中能源行业占有较大比重，其中国有大型石油企业和拉美的几个大项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石油、中海油与中石化均在拉美有大型合作项目。拉美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石油储存地区，并且拉美一直实行石油的多元化和开放战略，对中国投资拉美能源行业是较好机遇。墨西哥由于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接近美国市场，已成为中国制造企业投资海外接近目标市场的重要选择。但是已经有外国学者在《屋里的龙，中国与拉丁美洲未来工业化》一书中指出“拉美几乎所有的出口产品均受到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威胁”。流向拉美的金融服务业直接投资的数量难以估计，因为很大一部分为借助拉美离岸金融中心如开曼群岛等最终流向其它地区。但可以对比美国在拉美的投资，能源行业所占比重相对较少，金融服务行业比重较大。
（三）中国直接投资在拉美的地位
2013年拉美吸引FDI的数量为1849亿美元，保持了稳定增长，相比2012年，增长了5%。这主要是由于拉美宏观经济稳定，国内需求旺盛所致。2012年，拉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国是欧盟，而美国是单个国家对拉美投资最多的，2012年达到24%，根源在于地理位置的接近和由此带来的双方紧密和多元的双边关系。拉美内部的投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在2012年达到14%。2014年我国企业对拉美地区直接投资128.5亿美元，占拉美吸引外商投资总额的9%。虽然中国所占比重不高，但发展势头良好，已成为拉美地区外商投资领域不可忽视的新力量。
二、中国对拉美投资存在的问题
一是不熟悉当地的法律与规范。如中国铝业公司收购秘鲁铁矿，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工作，不熟悉当地工会运作模式。导致工人多次罢工，不断要求增加工资和福利待遇，导致经营出现困局。
二是投资国家过于集中，大部分投资集中在巴西、委内瑞拉、秘鲁、智利。拉美地区33个国家中急需生产性投资的墨西哥、智利等国家，却没有获得中国企业尤其大型企业的投资。
三是投资行业过于集中。中国投资拉美很大比重是能源领域，引起一些国家的反感。有一些不怀好意的国家已经提出中国在拉美是“新的殖民主义”，使拉美依附于中国陷于初级产品出口国的困境。
三、对策与建议
一是应在保持对资源行业投资基础上，多元化在拉美的投资。拉美能源丰富，有进一步投资空间。除此，拉美劳动力资源也很丰富，可以增加对其生产性投资。也可以利用拉美土地资源开展农业、畜牧业方面的投资与合作。
畜牧业市场规模范文6
内蒙古科右中旗，图什业图赛马场，46岁的满族汉子郎林牵着刚刚夺魁的赛马“蒙古风暴”，激动地拍了拍马头，马儿嘶鸣了两声作为回应。这匹高大俊美的赛马，是郎林专门从新西兰进口而来的纯血赛马，市场价值高达几十万元。像这样的纯血赛马，郎林旗下的莱德马业拥有400多匹，为业界之最。
规模只是莱德马业的一个横断面。更重要的是，这个草原马王在纵向产业链上的频频出招。其广泛的意义在于，如何用产业链上的新办法，唤醒一个传统甚至冷门的行业。
草原上的蓝海
在圈子里，郎林是一个著名的马痴。
郎林本是东北一家连锁火锅店的老板，因为爱马，他于2004年在长春市郊成立了一个马术俱乐部，以休闲农业的形式，供老百姓骑马踏青。郎林还是澳门赛马会的会员，他的马曾经六次夺得澳门赛马的冠军。一个圈子里广为流传的故事是，他甚至为一匹爱马举办过庄重的葬礼。
2006年，一次赛马比赛上，内蒙古兴安盟科右中旗的一位体育局官员找到郎林，希望他到内蒙古科右中旗的图什业图赛马场来搞投资经营，带动当地的畜牧产业发展。这正好激发了郎林的兴趣：“我做火锅店赚了不少钱，想去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这一年，他来到内蒙古的草原上，创立了莱德马业。
然而，兴趣不能当饭吃。虽然郎林搞过马术俱乐部，但这毕竟是小打小闹，在国内市场上这种马术俱乐部也并不鲜见。真正要把马做成一个大产业，郎林心里并没有底，一是因为马产业非常冷门，国内并无可参照先例；二是因为在港澳地区流行的商业赛马在内地没有市场，虽然其规模巨大，但没有参考意义。
为了真正摸清一个成熟的产业体系，郎林开始频繁地往澳门、新西兰和北美跑。“我并不是跟着感觉走，而是要经过详细考察和市场论证。”
在新西兰和北美这两个马业比较成熟的地区，郎林发现马产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链条，上到饲料下到骑具，细分环节非常完备。尤其是在美国，马产业已经成为第五大产业，市场盘子足有几千亿美元，而且绝大部分市场是休闲骑乘马与赛马，而非农用马。
而中国虽然马匹存栏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90%的马都是传统农业用马，现代马产业流行的休闲骑乘马与赛马的存栏量严重不足。按照郎林的说法，在国内市场上，这是一片“尚待开发的蓝海”。
蓝海到底该如何开发，当时的郎林并不清楚，他只是隐约地觉得：“这步棋应该走对了吧。”
谋定而后动。他并没有急于出手，而是仔细研究了马业的商业模式：“马业的上游是马匹进口和繁育，中游是马饲料种植加工，下游是马匹销售、赛事运营和马术俱乐部，这些在国外齐全的产业环节，在国内几乎都是零。”要在国内进行马业产业化，就必须通吃产业链。郎林为莱德马业找的一个样本是中粮的全产业链模式。
实际上，马业与人们生活的结合，落脚点是休闲马业，其中包括马术训练和赛马等，其亦是由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带动的产业，只不过具有一定滞后性。
“还好我等过来了，2008年时就有一个香港老板，想在内地复制香港的商业模式，于是在北京投入10多个亿搞了一个商业赛马的项目。但由于内地市场规模等限制因素，这个项目最终失败。”
生搬硬套显然不行，郎林一直在等待中国市场的时机。
聚集上游势能
2010年，随着国内中产阶层不断增多，骑马作为一种新奇且有品位的休闲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尝试。“周围玩马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朋友知道我在内蒙养马，都来向我打听买马的事儿。这个市场突然就火了起来。”
时机终于来了，郎林首先从产业链最上端的马匹进口和繁育入手。当时，在原先国内比较封闭的马业圈子里，马匹的价格并不透明，很多人花了高价，却很可能买不到真正的好马。
例如一匹纯血马在产地新西兰卖价10万元，经过各种渠道层层加码，到了国内最后一个买家手里，价格很有可能就超过50万元，价格虚高非常严重。郎林原先玩马时也曾面临着这个困惑。于是他多次到新西兰寻找一手马源，以求在产业链的上游就开始降低成本。
2012年，郎林参加了新西兰规模最大的马匹拍卖会，一口气拍下64匹纯血马。比起以往零散的国内买家，莱德马业的规模化运作，使得这批马在品质与价格上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郎林也借此机会打响了名声，认识了新西兰不少优质马源卖家。
其实，进口纯血马真正的盈利点，在于后面的繁育环节。纯血小公马可以立刻作为种马投入繁育，如果按照一匹种马一次配种费20多万元来计算，每年可配种超过150次，利润就是几千万元，而且一匹种马可以从5岁工作到25岁。“碰到一匹好公马就发财了，收益绝对顶上一家公司。”
2012年，香港的世铭投资找到莱德。虽然当时马业的市场规模很难计算，但世铭投资认为，莱德“横跨畜牧业、竞技体育业和休闲农业”，而国内马业市场即使没有大到产生很多上市公司，也足够支撑一家上市公司。最终，世铭投资斥资6000万元，让莱德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得风险投资马业公司。
获得资本支持的郎林，进一步在产业链上展开布局。根据马匹进口的相关规定，马匹进入国内以后需要在专门的场地进行隔离。为了省去运输过程中的中间环节，郎林干脆在科右中旗的马场内，修起了当时国内最大的进口马隔离场，马匹下飞机后将被直接运往这里隔离。
掌握了进口的核心渠道后，郎林开始思考：能不能把外国优良种马引进国内繁殖，这样既省去了进口马匹的运输成本，又能让上游渠道更加可控。
马匹繁育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需要很多相关设备，而且需要相关人才。于是他引进了一位国内顶尖的兽医，担任莱德公司的副总。在他的指导下，莱德投入200多万元建设了迄今最大的纯血马繁育基地，每年能产纯血马驹上百匹。
一个细节是，为了伺候这些高贵的纯血马，莱德的员工手册都被郎林配上示意图，力求文字少、图片多，不容易引起歧义，即使文化程度较低的牧民也可以看懂。手册上每个岗位的工作细化到半小时甚至一刻钟，每天周而复始、严格执行。“只有标准化才能做到工业化，然后实现量产，只有实现量产才能保证绝对利润。”
除了纯血马这个高端市场，郎林发现很多买家前来咨询买马的时候，并不需要的高端马种，他们可能仅仅需要休闲骑乘的马匹，而稍微中端一点的半血马就能达到要求，这种马的价格虽然比纯血马便宜一半以上，但需求量大。
于是郎林在自己的繁育基地，搞起了半血马的繁育试验，之后他又与当地的牧民进行合作，将纯血马与当地的蒙古马杂交，大规模繁育半血马。由莱德负责提供种马，牧民繁育出马驹后，莱德定向收购。这种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不仅增加了莱德马匹的产量，还带动了当地牧民收入的提高。
郎林希望在市场上建立一种认知：莱德大众化的马比同行便宜，高端的马比同行好。“这一招叫人无我有，人有我精。”
冲破下游壁垒
买马容易养马难。制约国内马产业发展的，还有中游的饲料环节。
纯血马非常娇贵，要想保持它们身形状态，必须要用标准的马饲料，这种马饲料成本昂贵，直接拉高了马匹的维护费用。“很多国内买家不懂行，马买过来还是像以前一样，有啥给它吃啥，要不了多久，这些马的状态就不行了。”
为了保持马的状态，郎林给纯血马喂的都是进口马料，每匹马一年要花掉两三万元的饲料费，400多匹就是上千万元。面对一项巨大的成本开支，郎林开始琢磨，莱德为何不自建一个饲料厂？这样既能降低饲料的成本，还可以通过销售这种高端饲料获利。
于是，他先在内蒙古当地承包了首期2000多亩的土地，用于种植燕麦，解决原材料问题。随后，他飞赴新西兰，找到一家马饲料生产厂家，引进了对方工业化的生产线，并与对方在内蒙古合资建设马饲料生产厂。这一项目除去生产成本，不仅每年能为莱德节约上百万元饲料费，更能通过对外销售创造几百万元的利润。
最重要的盈利来源，还是产业链下游。
在马匹销售上，郎林打破了市场原有的价格壁垒，把莱德定位于大众消费市场。“只有大众化才能做大市场蛋糕，莱德马业全产业链的优势才能凸显。”
莱德在产业上游的布局，的确成就了其在下游的价格优势。
以一匹在新西兰售价10万元的纯血马为例，运费、关税以及检疫费用合计12万元。要是别人卖，售价22万元刚好保本，但莱德在这个价位则有自己的优势。第一，莱德的马匹来自于统一采购，价格低于10万元。第二，别人买马都是10匹左右的规模，而莱德一次接近100匹，集合起来运输，每匹马分摊下来在运费上又大幅降低。规模效应降低成本，莱德的一匹马与别人的成本差价达到4万元。
国内的纯血马买主中，马匹批发商占到70%，其次是赛马机构、一些私人以及马术俱乐部，郎林的价格策略让莱德迅速冲开了市场。2013年，莱德马业一共卖出了500多匹小马与100多匹成年马。
“纯血马卖得好不好，不仅在于马的血统，同时马身份也很重要。”郎林在销售马匹的时候，还为马匹做起了包装，他希望在未来，莱德的马匹能够形成一个品牌。2013年，莱德成功举办了第一届莱德赛马会，此后这项赛事将每年举办。郎林决心把它办成一项国内顶级比赛，从而助推莱德的品牌。
在这背后，其实是圈子里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如果马匹在比赛中能跑出好成绩，那么，这匹马将比同等身体条件的马高出一倍甚至几倍的价格。“如果莱德的马经常拿奖，获益的就不是某一匹马，而是整个品牌。”
打造品牌最终还是为了助推马术俱乐部的铺开，毕竟这才是拉动整个产业链快速运转的市场终端。
